《华国锋研究资料汇编》

目录

华国锋言论与史料
 | 001 湖南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 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 003 关于提倡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通知
 | 004 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
 | 005 华国锋在湖南长沙发表的声明（大意）
 | 006 戚本禹对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的指示
 | 007 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
 | 008 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 009 李先念华国锋对参加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的讲话
 | 010 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
 | 011 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 012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 013 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 014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 015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 016 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
 | 017 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 018 阶级斗争从来没有熄灭
 | 019 敌人跳出来就坚决打击
 | 020 粉碎逆流 深入批邓
 | 021 伟大的胜利
 | 022 和华国锋等人关于文革的一段谈话
 | 023 华国锋在朱德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 024 华国锋在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 025 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 026 华国锋接见山东湖北等南京部队等领导同志的讲话
 | 027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通知
 | 028 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
 | 029 邓小平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信
 | 030 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的讲话
 | 031 耿飙关于抓四人帮情况的讲话
 | 032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 033 华国锋会见外宾时的谈话（1971-1976）
 | 034 华国锋去医院看望刘伯承时的谈话
 | 035 王震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讲话
 | 036 华国锋和中央领导听取财政部汇报时的指示
 | 037 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 038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摘要
 | 039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 040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的通知
 | 041 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 042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 043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 044 北京号召利润挂帅(1977.08.27)
 | 0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046 华国锋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 047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 048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 049 华国锋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
 | 050 邓小平华国锋在胡耀邦汇报两案审理工作时的讲话
 | 051 陈云谈免除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人职务
 | 052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 053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华国锋辞职问题
 | 054 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常委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
 | 05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056 六中全会传达提纲：七月四、六、七日在中央党校传达稿
 | 057 邓力群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058 六中全会传达提纲附录：华国锋同志的主要错误
历史记忆与评论
 | 059 华国锋年谱
 | 060 秋石客：华国锋小传
 | 061 五绝.有感华国锋掌权
 | 062 仁实：华国锋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
 | 063 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 064 章含之：“你办事，我放心”不能说明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当接班人
 | 065 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 066 怎样准确评价华国锋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
 | 067 武汉处决四人帮
 | 068 北京消息：四人帮公审游街（1978）
 | 069 广东中山县撰写批判文章325400多篇揭批“四人帮”
 | 070 杭州处决17名“极端不满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的政治集团成员
 | 071 （无德的）吴德回忆华国锋政变篡权全经过
 | 072 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
 | 073 华国锋在资本主义复辟中充当什么角色?
 | 074 华国锋与热月政变
 | 075 盖棺未必定论——华国锋死了
 | 076 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血腥无边的复辟
 | 077 带着批“两个凡是”的问题学[邓选]
 | 078 云淡水暖：毛泽东时代载树，逢酷年大旱乘凉：小记韶山灌区
 | 079 哪一方举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旗帜？
 | 080 “10·6军事政变”指挥及行动组
 | 081 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 082 “粉碎”“四人帮”筹划过程的权威记载
 | 083 范达人：口述历史——梁效往事（摘要）
 | 084 76以后为什么不再是公有制了?（兼谈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 085 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和三中全会派以及所谓老造反派
 | 086 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 087 大治声中，大开杀戒
 | 088 广州处决政治异议分子何春树
 | 089 看到清算“四人帮”的闹剧，我的大牙都要笑掉了
 | 090 读书方知李九莲是左派
 | 091 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非“四人帮”授意之作
 | 092 拘禁江青：四位当事人的四种不同说法
 | 093 中南海昔日护士专访：江青被抓时表现镇定
 | 094 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
 | 095 历史当事人评论江青
 | 096 十月政变是枪指挥党
 | 097 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 098 “你办事，我放心”的由来
 | 099 纪念"10.6"反革命军事政变29周年
 | 100 所谓一举粉碎“四人帮”，程序上不合法
 | 101 思考毛泽东的接班人
师东兵著《短暂的春秋》
 | 102 师东兵著《短暂的春秋》
附录
 | 附录 突破网络封锁
 | 附录 推荐网站
 |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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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湖南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

新华社 (1955.11.14)

新华社长沙十三日电　湖南省中共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最近纷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各级中共组织的负责人一般都了解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和各阶层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动向，从而进一步克服了在领导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修订了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步规划。

中共长沙县委书记在合心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阶级考察工作后，发现这个乡里的贫农和下中农占百分之五十七，他们中间有百分之七十五迫切要求入社。他帮助合心乡根据这个情况制定了全乡的合作化规划，使排挤贫农入社的偏向得到了纠正。于是，全乡贫农都兴奋起来，现在一百五十八户贫农中，只有六户暂时还没有入社要求。合心乡原来计划到一九五七年春天才能达到基本合作化，现在计划到明年春天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县现在正在全县十多个乡里试行制定农业合作化规划的工作。

洞庭湖滨中共湘阴县白临区区委书记范迪文去年在栗塘乡领导农民办社的时候，看到五户富裕中农常闹退社，就认为农民要求入社的情绪不高，并且叫喊合作化“冒进”了。最近他在栗塘、吉祥等乡认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没有入社的贫农中现在迫切要求入社的人占百分之九十，新下中农中占百分之七十，老下中农中占百分之六十三。贫农李正清为了要入社，曾经一连搬了两次家。他把这个情况通报到各乡党支部讨论以后，全区计划今冬明春参加合作社的农户，便由原来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扩大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中共岳阳县黄沙街区区委书记袁旦初过去认为合作社多了不好办，还会给其他的工作带来困难。这次他深入农村调查以后得到的结论说：凡是合作社多的乡，农民觉悟提高快，一切工作都好做；互助合作基础较差的乡，农民觉悟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工作就难做。

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深入农村调查以后发表文章说：长沙县草塘乡贫农占全乡总户数百分之三十四点三；湘潭县棋梅乡贫农占总户数百分之二十七。农村中真正的孤寡老弱，实际上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四、五。过去有些干部认为现在贫农少，都是老弱残废、“懒汉”，不能作为依靠对象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单位和姓名均按笔划排列）

(1964.12.13)

广东省（一百五十九人）

马大猷、马顺（女）、王仲彦、王ｆǒｕ＠①东（女）、王育才、王国兴、王首道、王铨、王鉴明、韦成栋、韦悫、区梦觉（女）、毛文书（女）、邓文钊、邓戈明（女）、邓秀球（女）、邓国、邓家栋、邓韵秋（女）、冯广仁、冯德瑜、古大存、古元、卢焕章、叶季壮、刘赤选、刘思慕、关山月、许广平（女）、许涤新、许崇清、朱才、朱明凯（女）、乔萼华、伍觉天、华凤翔、危秀英（女）、红线女（女）、沈济川、李世友、李灶、李坚真（女）、李球柏、李敦化、李善邦、杨大应、杨铁云、杨康华、吴冷西、吴灼、余本、余仲奎、余锡渠、余慧（女）、谷源松、利苏、何杰、何康、何琦、何敬真、张汉明、张均（女）、张建（女）、张桂耕、张峨（女）、陆春龄、陈心陶、陈希豪、陈其尤、陈郁、陈垣、陈秋安、陈凌风、陈庶、陈斯德、陈焕镛、陈蔚观、陈镜开、邵良础、郑天保、郑铁如、郑曾同、郑漱澜（女）、林文彪、林克明、林李明、林炎城、林岳川、林举瑞、林锵云、欧阳山、欧初、罗明ｙù＠②、金明、金淑仪（女）、周文茵（女）、周本荣、周扬、周全根、周廷珍（女）、周寿恺、周林度、周家炽、周婉如（女）、周朝松、赵卓云、赵善欢、柯麟、钟麟、容祖诰、高兆兰（女）、郭尔悫、郭汝铭、郭棣活、唐耀祖、秦光煜、钱学森、徐广泽、陶涛（女）、陶铸、梁广、梁远成、梁伯强、梁威林、梁毅文（女）、寇庆延、商承祚、萧隽英、萧焕辉、梅日新、梅益、戚元德（女）、曾生、曾志（女）、谢申、谢志光、彭加木、黄义子（女）、黄甘英（女）、黄秉维、黄洁、黄振勋、黄继芳、黄鼎臣、蒋光鼐、蒋英、覃修典、雷洁琼（女）、蒲蛰龙、鲍国宝、廖似光（女）、廖梦醒（女）、蔡廷锴、蔡翘、蔡楚生、黎顺康、戴爱莲（女）、戴策安、酆云鹤（女）广西僮族自治区（八十七人）

王大中、韦日荣、韦玉堂、韦正辉、韦国清、韦孟坤（女）、韦章平、区棠亮（女）、甘加料（女）、甘怀义、甘澄泽、石兆棠、卢昌雄、卢绍武、卢显书、卢保庭、卢燕南、叶培、田克（女）、汤有雁、汤松年、刘青山、伍晋南、任国璋、那顺和、李为坤、李任仁、杨文贵、杨东莼、杨宗德、杨浩（女）、吴中伟、张云逸、张声震、张景宁、陆榕树、陆毅谦（女）、陈此生、陈伯康、陈烟桥、陈真（女）、郑建宣、林克武、林培华、欧致富、金宝生、施汝为、赵世同、赵尔陆、赵乐群、赵明坚（女）、赵佩莹、钟夫翔、钟济新、贺希明、郭城、秦振武、班玉环（女）、莫乃群、莫寿全、莫春荣（女）、莫矜、晏秀英（女）、梁华新、麻菊妹（女）、阎光彩、银应熬、谢扶民、谢英莲（女）、谢福惠、谢鹤筹、黄汝绍、黄征、黄举平、黄荣、黄莲辉（女）、蒋在球、蒋丽贞（女）、覃应机、覃波、程瑞ｃóｎｇ＠③、蓝昌法、廖熙和、谭南鼎、潘士华、黎达愚、黎明（女）上海市（一百四十人）

丁根福、马纯古、马益三、方明、方福林、计浩然、王怀琛、王应睐、王良楣、王性尧、王淑贞（女）、王菊生、王箴、支少炎、巴金、冯德培、左淑东（女）、厉彦资、卢于道、卢鹤绂、叶企孙、江厚ｙūｎ＠④、汤蒂因（女）、刘志仁、刘述周、刘念义、刘靖基、庄孝惠、关建（女）、过静宜、朱元鼎、朱物华、朱德鑫、乔硕人、孙师白、孙洪钧、沈尹默、沈克非、沈品章、汪猷、宋庆龄（女）、宋季文、应元岳、寿进文、花义盛、苏元复、苏步青、李艮同、李国豪、李储文、李瑞林（女）、杨之华（女）、杨村彬、杨俊生、杨富珍（女）、吴中一、吴乐懿（女）、吴若安（女）、吴梅生、吴景祥、吴耀宗、谷超豪、邹元ｘī＠④⑥、张汇兰（女）、张江树、张国铨、张维桢、张祺、张瑞芳（女）、陆芙塘、陈云、陈见真、陈同生、陈秀珍（女）、陈伯达、陈望道、陈铭珊、陈植、陈毅、林兆耆、郁永康、卓碧玉（女）、金仲华、周予同、周光宇（女）、周同庆、周志宏、周信芳、孟庆元、孟宪承、施子京、施孔怀、施如璋（女）、施惠珍（女）、祝公健、赵祖康、赵超构、荣仁本、荣毅仁、胡子婴（女）、胡文耀、胡绳、胡厥文、胡懋廉、柯庆施、咸文和、钟民、姚溱、郭秀珍（女）、唐应斌、谈家桢、袁雪芬（女）、钱宝钧、徐名全、徐忠吉（女）、徐森玉、殷宏章、萨本ｘīｎ＠⑤、曹荻秋、屠开元、童村、黄佐临、黄鸣龙、蒋兰荪、蒋孝ｙī＠⑥（女）、葛和林、董承琅、韩忻亮、程门雪、傅培彬、裔式娟（女）、雷兴翰、谭其骧、谭震林、潘祖培、潘顺康、颜福庆、戴弘、魏如、瞿希贤（女）山东省（一百八十三人）

丁莱夫、丁履德、于化虎、马楚珍、方宗熙、王云生、王玉德、王幼平、王光伟、王华、王序、王佩珍、王洵才、王美恭（女）、王保荣（女）、王深林、王捷臣、王葆仁、王磊、王德明、丹彤、邓必仪、孔华轩、邝任农、冯沅君（女）、冯雁忱、石建阳、叶连俊、叶学齿、叶德备、史通、白如冰、白季眉、江青（女）、刘长胜、刘民生、刘加林（女）、刘同诰、刘先志、刘承先、刘省心（女）、刘惠民、刘智白（女）、关锋、许益蛟、许继曾、成仿吾、曲ｇēｎｇ＠⑦新、曲赢洲、吕鸿宾、朱学范、朱洪元、朱梅、任轮升、孙文明、孙云鸾、孙云铸、孙玉声、孙会生、孙怀义、孙晓村、孙鸿泉、孙湘（女）、沈雁冰、沈ｊùｎ＠⑧、宋玉庆、严中平、苏应宽、李凤英（女）、李正家、李田英（女）、李春明、李艳芳（女）、李敏华（女）、李澄之、杨汉章、杨亚超、杨得志、杨嘉墀、杨蕴玉（女）、吴士锴、吴汪乾、吴朔平、吴素萱（女）、吴德峰、余心清、余冠英、谷牧、何寿安、张天民、张公制、张兰阁、张正仪、张汝梅、张兆美、张声亚、张含英、张恺（女）、张彦、张玺、张淑梅（女）、张富贵、张普云（女）、张敬焘、张惠兰（女）、陆味辛、陈少敏（女）、陈朴先（女）、陈志静、陈浩（女）、陈雷、陈瑞泰、郑凤荣（女）、郑柏林（女）、郑麟蕃、郎咸芬（女）、金宝珍、金效先、周仁、周兴、周希来、周姜兰（女）、周祖彭、宫福城、赵丹、赵兰英（女）、郝建秀（女）、郝复俭、胡朋（女）、段毅、姚周岐、凌云、高扬文、高登岩、郭永怀、郭守明、郭聿静（女）、郭彤（女）、郭贻诚、秦杰、袁也烈、贾震、夏衍、夏鼐、顾鼎祥、顾懋林、晁哲甫、钱之光、钱昌照、钱临照、徐士高、徐文园、徐＠⑨龙、徐佐夏、徐建春（女）、徐眉生、康生、盖玉凤（女）、萧涤非、崔嵬、崔德锡、童第周、羡书锦、曾广福、曾山、曾在因、曾＠⑨奎、董边（女）、董汝勤（女）、傅圣昌、傅曾矩（女）、谭启龙、赫崇本、蔡邦华、蔡修本、臧克家、樊厚甫、薛廷耀、薛楚书、穆瑞五、戴松恩、魏斌、瞿承铨山西省（六十八人）

于载畿（女）、卫恒、马杰、王秀兰（女）、王幸生、王贵英、王躬武、王绶、王德合、邓初民、冯家升、申纪兰（女）、申泮文、田振宗、田遇奇、白涛（女）、刘邦闻、刘裕民、庄国绅、许传珩、朱文华（女）、朱长赢、任达理、李补娥（女）、李荫山、李顺达、李素珍（女）、李辉（女）、杨自秀、吴外保、吴吉昌、张万福、张龙志、张连奎、张哲、张瑾瑶、陈永贵、邵象伊、郑林、武新宇、岳维藩、周明山、赵树理、南汉宸、胡文秀（女）、胡景ｙúｎ＠⑩、凌大琦、高庆春、高向适、高进财、郭日修、郭兰英（女）、贾宝执、徐荫祥、陶桓馥（女）、姬鹏飞、康永和、曹素滨（女）、常芝青、常乾坤、程子华、傅作义、楼钦忠、臧仓、裴丽生、熊佑贞（女）、薄一波、薛耀伦云南省（九十三人）

刀京版、于一川、马坚、方国瑜、方墉、王少岩、王汝昌、毛阿卑（女）、孔志清、艾思奇、卢汉、付一之、召存信、刘林元、刘明辉、刘春、刘荣显、刘淑清（女）、刘湘屏（女）、关ｓù＠①①ｓｈｕāｎｇ＠①②（女）、邢方群、朱彦丞、阮金妹（女）、罕富有、李文东、李开荣、李扎克、李老罕、李光华、李乔、李自强（女）、李如琚（女）、李和才、李润开（女）、李桂英（女）、李能、李铣、杨阿玉（女）、杨益清、更觉、肖子富、吴作民、何腊标、张子斋、张天放、张开才、张卯均、张冲、张惠英（女）、张碧华（女）、陆发荣、林元惕、岩香砍、罗运通、金古抓达、金岳霖、竺良甫、和文华、和世生、侬惠莲（女）、孟宪民、赵九章、赵凤岐、赵钟奇、胡忠华、咪格（女）、姚贞白、高士其、秦仁昌、袁水拍、袁随善、袁绩棠、袁慧灼、徐嘉瑞、阎红彦、曹本熹、龚绶、普贵忠、曾文昌、谢富治、董福生、韩忠、雷圭元、雷春国、摆安（女）、楚图南、裴阿欠、熊世祯、熊秉信、霍志琨（女）、穆光荣、戴渊、魏崖景内蒙古自治区（五十五人）

义德新浩日劳（女）、方炎军（女）、王再天、王逸伦、云曙芬（女）、云曙碧（女）、乌日哲（女）、乌兰夫、乌兰巴干、田万生、江福利、刘奎有、齐越、关布、达理札雅、苏谦益、李风（女）、李超、李熙祖、张立范、张稼夫、陈雅芬（女）、宝音图、宝音德力格尔（女）、郑丕留、旺庆苏荣、金山、金世琳、周北峰、周荣鑫、洪朝生、赵家璞、赵斌、奎璧、昝良、高布泽博、高西布、郭以青、郭老虎、郭翠兰（女）、特木尔巴根、徐治民、通福、萨义尔、彭文和、斯琴塔日哈（女）、葛德鸿、朝克松扎布、解学恭、谭振雄、额尔很巴图、额尔敦朝鲁、额尔登扎布、噶喇藏、魏兆融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五人）

马玉如（女）、马玉槐、马寿桃、马思忠、马腾霭、冯茂、买树桐、李鸣盛、李景林、杨生桂、杨秀蓉（女）、杨静仁、姚以壮、夏似萍（女）、雷启霖甘肃省（五十二人）

丁占海、马全德、马青年、马ｄūｎ＠①③靖、马德魁、王世泰、牛才什旦、毛鹏飞、邓宝珊、孔宪武、冯玉兰（女）、白超然、江隆基、沈华生、沈智扬、汪锋、完德、李文彬、李＠①④阳（女）、李奎顺、李景兰（女）、李蓝丁（女）、李翰园、杨万林、杨明轩、杨复兴、杨澄中、吴鸿宾、何全珍（女）、何炳彦、张汉豪、张考（女）、张慧卿（女）、陈佩华（女）、陈楚平（女）、陈舜瑶（女）、郑国ｃｈāｎｇ＠①⑤、拉姆什旦（女）、罗俊、胡继宗、胡锡奎、高健君、郭孟和、夏行时、翁文波、钱予格、常书鸿、蒋次升、韩练成、韩荣鑫、潘自力、樊玉珍（女）北京市（一百零一人）

万里、王义、王永贵、王昆仑、王恺、王恺谋、毛泽东、邓小平、邓拓、田文宽、乐松生、安起、安朝俊、刘云生、刘少奇、刘白羽、刘宗悦、刘国娟（女）、刘德珍、庄则栋、朱兆雪、朱宝和、朱洪荫、朱觉、朱临、任新民、华罗庚、宋汀（女）、严仁英（女）、杜仁懿（女）、杜若（女）、李文富、李克佐、李恕、李瑜铭、李墨林、李德寿、杨士惠、杨甲三、时传祥、吴作人、吴晗、吴镜汀、张子锷、张友渔、张百发、张光斗、张怀祖、张体伦、张晓梅（女）、张奚若、张ｙúｎ＠①⑥、陆平、陈发、陈素芝（女）、范柏林、范瑾（女）、林巧稚（女）、林传光、易宗朴、罗淑珍（女）、周玉兰（女）、周发岐、周恩来、孟继懋、赵燕侠（女）、侯幼临、姚淑平（女）、贺霖、浦洁修（女）、郭树德、郭影秋、诸福棠、秦怀森、载涛、贾庭三、徐仁祥、徐庆文、徐光宪、殷维臣、陶淑范（女）、梁思成、章旭昭（女）、崔广成、谢莹、彭志忠、彭真、黄昆、黄润萍、蒋南翔、董维域、韩瑞兰（女）、舒舍予、裘维蕃、虞家锡、谭富英、蔡旭、蔡乾汉、潘文淑（女）、潘本权、魏建功四川省（二百四十人）

马力可（女）、马允武、马建猷、王文彬、王兆成、王良、王寿昌、王定一、王绍南、王彦立、王海民、王素珍（女）、王维舟、王道周、瓦扎木基、仁钦多吉、邓芳芝（女）、邓祖根、冯天铭、甘祠森、甘棠（女）、艾芜、左立梁、左景鉴、石鉴元、石璞（女）、田一平、田家英、田景琦、乐以成（女）、司徒愈旺、江晴芬（女）、安登银、刘文辉、刘云波（女）、刘环玉、刘昂（女）、刘建熙、刘承钊、刘星垣、刘恩铭、庄涛（女）、米建书、许德纪、毕德显、朱宝粹（女）、朱德、伍文才、华尔功臣烈、向光弟、牟泽衔、孙自全、孙自强、沙马乌芝（女）、沙云和（女）、沙汀、闵恩泽、克拉·门太（女）、苏新、杜琼书（女）、李大章、李开珍（女）、李井泉、李少言、李伯钊（女）、李宗林、李唐彬、李培根、李斌、李斯炽、李德铨、杨万选、杨允奎、杨兴业、杨沫（女）、杨坤朝（女）、杨尚昆、杨鸿祖、里古果各（女）、吴玉章、吴世英、吴全衡（女）、吴应琪、吴祖恺、吴雪、吴锐菁（女）、吴锡瀛、余秋里、谷志标、邱金云（女）、何文俊、何玉兴（女）、何光玖、何应麟、何其芳、何忠孝（女）、何惧、但懋辛、张孑夫、张文治、张文金、张为炯、张天翼、张云湘、张平江（女）、张如宾、张连华、张利珍（女）、张秀熟、张际春、张泗洲、张奇、张经武、张宾吾、张莉蓉（女）、张韶方、陆焕生、阿旺嘉措、阿侯鲁木子、陈之长、陈文贵、陈书舫（女）、陈辛仁、陈禹平、陈晓岚、陈离、陈湖、陈道充（女）、陈彭年、陈漫远、邵荃麟、郑兰华、郑寿、郑衍芬、郑培亮、郑瑛（女）、郎毓秀（女）、拉达、范明朗、林田（女）、林克勤（女）、果基木古、明宗秀（女）、罗文才、罗世发、罗青长、罗承烈、罗家蕙（女）、金锡如、周同璧（女）、周泽昭、周国铨、周钦岳、周晦若、周绪德、降央伯姆（女）、洪辉（女）、洛让增根、施复亮、项扎巴松典、赵世兰（女）、赵先海、赵苍璧、胡子昂、胡云生、胡绩伟、胡道济、胡耀邦、柯召、钟复光（女）、侯外庐、侯光炯、侯策名、侯德封、贺昌群、海乃石古、竞华（女）、高德厚、郭沫若、唐清泉、唐璞、索观瀛、袁志先、晋川、聂荣臻、校得·扎西拉措（女）、夏更芳（女）、夏康农、顾康乐、倪冰（女）、徐中舒、徐伯昕、徐僖、桑吉悦希、萧则可、萧华清、萨空了、曹钟梁、曹惠文、龚饮冰、笪远纶、温少鹤、童小鹏、童少生、曾一凡、曾勉、谢立惠、彭仕义、彭光伟、彭究成、彭迪先、黄汲清、黄克维、黄鱼门、黄荣昌、黄隐、蒋导江、蒋明谦、蒋金涛（女）、辜茂芝、韩惠卿（女）、税西恒、程子健、程世抚、程绍迥、傅文祺（女）、鲁波、雷从民、蒲云德、蓝田、廖志高、廖苏华（女）、谭文斌、裴昌会、熊克武、熊尚元、熊季光、缪海棱、潘清洲、樊培禄辽宁省（一百九十三人）

丁丹、卜凡、于万贵、于蓝（女）、于锡恩、万籁天、马云阁、马龙翔、文淑珍（女）、王凤恩、王凤琴（女）、王玉吉、王世宗、王达志、王秀兰（女）、王恒成、王崇伦、王鹏程、王鹤寿、支秉渊、车向忱、仇友文、凤冠绥、乌叔养、邓兆祥、宁汝济、宁武、白居（女）、司钦、安波、刘化凤、刘＠①⑦田、刘洪达、刘荣霖、刘盛田、刘斌、刘慎谔、刘慕文、刘澜波、齐桂华（女）、关文启、许兴柱、许西、许殿乙、巩天民、毕文廷、师小帆、师昌绪、吕正操、吕德顺、朱葆琳、孙孝菊（女）、沈洪涛、汪文清（女）、宋则行、宋任穷、严济慈、杜玉珍（女）、杜时松、李成君、李廷顺、李言、李学盈、李宝书、李松堂、李佩琳、李炳勋、李荒、李俊恩、李竞雄、李素文（女）、李恩业、李锡奎、李颖生（女）、李熏、杨伟（女）、杨克冰（女）、杨树棠、杨海波、杨篪引（女）、吴大有、吴大观、吴执中、吴英恺、吴集恩、余芹（女）、余侠平、何怡贞（女）、何国柱、何荫椿、佟玉兰（女）、佟昱秀、张大煜、张文春、张文裕、张玉梅（女）、张尔慈、张存浩、张全、张丽君（女）、张忠善（女）、张凯、张金厚、张洁梅（女）、张省己、张俊秀、张海兰（女）、张振发、张振华、张振凯、张勤、陆永升、陈一帆、陈先舟、陈育森、陈岱、陈恩凤、陈淑仁（女）、陈淑珍（女）、邵宇、邵象华、庞然、郑孝燮、郑锡坤、范重模、林汉达、林洁、罗越嘉（女）、金直夫、金爱濂（女）、金肇野、周明安、周家华、周ｒóｎｇ＠①⑨（女）、孟庆春、孟泰、洪宝顺、洪盈（女）、姜淑珍（女）、姜培禄、娄尔康、赵国强、赵清、赵敬党（女）、赵毓良、荣科、胡长诚、胡玉玺、胡兆森、胡国栋、胡明、胡愈之、柳文（女）、俞守仁、禹光韩、侯毓汾（女）、费广泰、贺之（女）、高扬、郭可信、唐之屏、栗德萃、顾谷同、顾金泉、顾敬心、翁心桐、钱令希、钱仲举、徐天锡、徐树刚、徐舜寿、章云龙、章用中、章守恭、章岩（女）、章周芬（女）、阎顾行、曹吉庆、尉凤英（女）、温建中、黄志千、黄欧东、黄新民、葛庭燧、韩秀芬（女）、窦立芳、雷天壮、虞光裕、解玉芝（女）、蔡昌年、翟瞻型（女）、魏曦、瞿赳台湾省（暂缺）江西省（六十三人）

丁长华（女）、万尚荫、万泉生、邓典桃、冯康、甘祖昌、白栋材、江善讲、刘之纲、刘财昆（女）、刘建华、刘俊秀、刘寅、许德珩、孙善抡、汪东兴、宋连城、李友秀（女）、李世璋、李柱、杨绍南、杨惟义、旷伏兆、吴有训、吴融锋、何世琨、张诗英、陈正人、陈劭先、陈陶琥（女）、陈翊科、邵式平、易瑞生、周志方（女）、孟宪荩、施作宇（女）、施珍、赵长生、钟毅、饶孟侃、高凌云、郭庆ｆēｎ＠②⑩、郭清泗、袁林、钱人元、徐永ｙīｎｇ＠②①、康克清（女）、曹存昌、符式ｇｕī＠②②（女）、谢光道、彭迪、黄火星、黄齐望、黄知真、黄家驷、程孝刚、鲁之俊、蔡若虹、蔡ｓｕì＠②③盎（女）、潘式言、潘震亚、戴亮侪、瞿兰香（女）江苏省（一百五十四人）

丁西林、丁光训、马可、马君寿、马溶之、计雨亭、王之江、王云（女）、王少堂、王守武、王治平、王苹（女）、王绍鏊、王恒山、王淦昌、王蕙英（女）、王懋生、卢良恕、卢衍豪、叶圣陶、叶国英（女）、叶籁士、史良（女）、史钟奇、包之静、江坚、刘公诚、刘国钧、刘树勋、刘峰、刘敦桢、刘曾达、刘静宜（女）、庄铭耕、许闻天、匡亚明、达浦生、吕叔湘、朱凤美、朱正元、朱春苑、朱夏、朱穆之、仲崇信、华兴鼐、华君武、孙本忠、沈佩华（女）、沙千里、严恺、李士英、李永锡、李庆逵、李明扬、李绍章、李维光、杨廷宝、吴公良、吴志华（女）、吴征铠、吴贻芳（女）、谷春帆、何碧辉（女）、何馥贞（女）、邹云翔、张光中、张志让、张阿舟、张ｊｉǒｎｇ＠②④伯、张钰哲、张曼筠（女）、张敬礼、陆仁福、陆定一、陈立平、陈永康、陈邦杰、陈志定、陈忠经、陈椿寿、单宗肃、范北强（女）、范存忠、范绪箕、茅以升、林遵、林ｒóｎｇ＠①⑨、罗尔纲、罗清生、罗琼（女）、金善宝、金静芬（女）、竺水招（女）、季方、周立三、周兆瑜（女）、周培源、周赞衡、周巍峙、宫维桢、赵访熊、胡乔木、胡耐秋（女）、胡萃华（女）、柳大纲、俞寰澄、侯德榜、贺文杰、高秀英（女）、高啸平、郭庆贵、诸惠芬（女）、顾青虹、顾知微、顾复生、奚元龄、钱信忠、徐玉均、徐芝纶、徐芝寅（女）、徐肖冰、徐敏（女）、章央芬（女）、章瑞英（女）、章德慎、梅藉芳、曾世英、曾昭ｙù＠②（女）、彭冲、斯霞（女）、黄力行、黄文熙、黄辛白、黄炎培、葛庭之、董加耕、惠浴宇、程开甲、程茂兰、程暄生、傅抱石、廖世承、管文蔚、潘菽、潘梓年、颜守民、薛暮桥、戴玉才、戴白韬、戴安邦、戴桂蕊、魏文伯、魏玉华、魏荣爵安徽省（九十九人）

丁继哲、于吉位、马乐庭、文芸（女）、王成、王志稼、王泽农、卢ｗù＠②⑤、叶笃正、刘季平、许杰、吕兆祥、朱伯禄、朱淇昌、朱蕴山、孙大光、孙邦昌、孙起孟、孙瑛（女）、孙景厚、孙德和、沈谷南（女）、沈其益、汪世铭、汪坤仁、汪胡桢、汪德昭、严坤元、苏知检、李凡夫、李有安、李焰松、李琦涛、李葆华、李强、杨允植、杨承宗、杨新和、吴几康、吴波、吴学谦（女）、吴茂荪、吴和珍（女）、吴溢、谷羽（女）、何东昌、何谦堂、佟元贞、张六一、张庄（女）、张劲夫、张治中、张凯、张恺帆、张涤华、陈百屏、陈自在（女）、陈学孟、陈昌华、陈鸿佑、陈基、陈登科、陈粹吾、庞明义、房师亮、范涡河、欧远方、周怀衡、周叔迦、周鲠生、孟雨、赵朴初、赵承嘏、赵敏学、胡早娣（女）、胡浩川、查夷平、贺丹成、唐元田、柴登榜、徐书明（女）、章蕴（女）、萧开瀛、戚元香（女）、戚作钧、龚澎（女）、黄岩、黄镇、蒋本沂、葛广芝、董希白、舒绣文（女）、储炎庆、傅焕光、慈昌淦、赖少其、黎锦熙、戴厚珍（女）、戴戟军队（一百二十人）

丁志辉（女）、卫小堂、马宜生、文年生、方光超、王天保、王必成、王平、王宏坤、王秉璋、王海、王银虎、王新亭、王瑞生、叶剑英、皮定均、江文、江雪山、刘少文、刘仁福、刘玉堤、刘兴元、刘有光、刘华香、刘志坚、刘伯承、刘居英、刘培善、刘善本、刘道生、成钧、毕占云、朱良才、朱绍清、向仲华、李天佑、李长林、李凤鸣、李玉亭、李寿轩、李聚奎、杨印山、杨至成、杨宗泉、杨嘉瑞、吴元明、吴兴春、吴克华、吴法宪、吴岱、吴烈、邱会作、迟浩田、张令彬、张希春、张春礼、张南生、张ｎǎｉ＠②⑥更、张逸民、陆昌荣、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明义、陈明仁、冼恒汉、庞国兴、郑维山、林月琴（女）、林彪、虎日乐巴根、罗瑞卿、岳振华、周纯全、周建华、周贯五、赵毛臣、赵仁虎、赵兴元、郝忠云、胡修道、钟汉华、钟赤兵、贺龙、郭天民、郭林祥、郭恩志、郭鹏、秦基伟、袁升平、莫文骅、钱安良、徐文礼、徐立清、徐向前、徐恒禄、陶峙岳、梁必业、萧向荣、萧劲光、萧望东、曹里怀、崔建功、曾思玉、彭绍辉、黄丑和、黄树英、黄新廷、董其武、粟裕、舒积成、傅钟、傅秋涛、赖传珠、詹才芳、廖汉生、谭甫仁、蔡萼、魏志英吉林省（七十六人）

于敏、马明方、方传流、王大珩、王玉贤、王正绪、王亚东、王湘浩、王毅（女）、毛诚（女）、毛鹤年、仁钦札木苏、冯仲云、冯铉、叶德灿、刘亚雄（女）、刘克静（女）、刘诗昆、刘金美（女）、关山复、朴伟勋、成盛三、吕荣麟、朱宝英（女）、朱既明、朱德海、孙顺理、孙殿卿、阴毓璋、纪英林、宋任远、李川江、李艺林、李永、李彤溪、李浩源、李载柔（女）、李砥平、李善馥（女）、杨敷海、吴学周、吴青（女）、张维、张德庆、张德馨、陈冠荣、陈钟、宗希云、郑万钧、林暾、金时龙、金信淑（女）、岳希新、姜兰春、赵万里、赵德贤、郝玉生、郭力、郭兰香（女）、唐川、唐敖庆、栗又文、顾又芬（女）、钱大卫、钱保功、徐寿轩、陶慰荪（女）、康镜世、崔其盛、隋铭珊、曾泽生、黄顺玉（女）、喻屏、喻德渊、傅桐生、蔡镏生西藏（二十四人）

才朗、大瓦、王其梅、丹巴坚作、生钦·洛桑坚赞、邦达多吉、协饶顿珠、多杰才旦、贡布、张国华、阿沛·才旦卓噶（女）、阿沛·阿旺晋美、拉敏·索朗伦珠、帕巴拉·格列朗杰、周仁山、洛桑慈诚、钦差、朗杰、格桑旺堆、崔科·顿珠才仁、登巴降村、错姆（女）、群配、德吉（女）华侨（三十人）

方方、方君壮、王源兴、尤扬祖、庄世平、庄希泉、庄明理、伍禅、苏惠（女）、李华、杨汤城、连贯、吴益修、吴桓兴、邱及、何香凝（女）、张国基、陈宗基、陈其瑗、周铮、洪丝丝、蚁美厚、钟庆发、唐明照、梁金山、谢应瑞、谢南光、黄长水、黄钦书、廖承志河北省（二百二十三人）

丁绪淮、于钟汉、于致远、万晓塘、马约翰、马卓洲、马国瑞、马彦祥、马闻天、马思聪、马瑞增、方先之、方璜、王之玺、王亢之、王云生、王历耕、王书堂、王兰序、王守融、王光英、王光美（女）、王同伦、王竹泉、王伟、王志琪、王芸生、王佐民、王冶秋、王昆（女）、王国藩、王顺桐、王思华、王涛江、王莘、王振铎、王健、王植、王德滋、邓恩诚、尹丁凡、尹善、尹赞勋、冯世英、冯ｙīｎｇ＠②⑦（女）、石志仁、卢珊、申庆荣、申仲义、申希礼、田间、田秀涓（女）、田章武、刘大本、刘子厚、刘长福、刘宁一、刘仙洲、刘时和、刘宝忠、刘持钧、刘涟漪（女）、刘格平、刘清扬（女）、刘淑琴（女）、齐燕铭、祁仲马、许明（女）、邢燕子（女）、戎学珍（女）、戎冠秀（女）、朱宪彝、朱剑寒（女）、朱继圣、朱康、朱梦苏、伉铁俊、阮智成、孙亚明、孙志彦、孙桂珍（女）、纪云龙、沈希＠②⑧（女）、汪寅人、沙小泉、（女）、沙梦弼、杜近芳（女）、杜孟庸（女）、李广臣、李子光、李凤兰（女）、李庄、李兆珍（女）、李宝光（女）、李枝谦、李质忠、李柏棠、李润杰、李烛尘、李耕涛、李雪峰、李培之（女）、李瑞山（女）、李德全（女）、杨玉文、杨石先、杨亦周、杨扶青、杨连坤、杨雨民、杨春林、杨家凤、杨ｌí＠②⑨瑛（女）、杨培生、吴文焘、吴中枢、吴启秀（女）、吴洁、吴钟岭、吴韫山、谷德振、邱光河、邱宗岳、何炳林、张士珍（女）、张文佑、张汉文、张永清、张玉、张本林、张庆春、张同钰、张初阳、张苏、张佐汤、张若麟（女）、张国藩、张岩、张洁清（女）、张香桐、张海泉、张竞（女）、张砺生、张铄、张琬（女）、张霖之、陈凤皋、陈顺祥、陈敏、陈博君、陈路得（女）、陈翰笙、邵清华（女）、郑天挺、郑连玉、郑恩绶、郎钟ｌáｉ＠③⑩、武振声、林一（女）、林铁、林德时、郁洛善、罗玉川、罗霈霖、周叔韬、周海元、周福祥、孟目的、施复言、祖德明、赵今声、赵以成、赵烽（女）、赵惠兰（女）、赵路、赵锡武、赵鹏飞、郝庆山、荣高棠、胡长海、胡昭衡、胡毅、俞德浚、俞履圻、俞霭峰（女）、郗占元、段凤栖、侯宝政、昝凌、姚ｘī＠③①明（女）、高树勋、高镜莹、袁复礼、耿长锁、贾桂兰（女）、顾宜孙、钱嘉光、徐光（女）、徐欣（女）、徐鸿济、徐博文、徐鲤庭、康修民、阎海登、萧长华、曹轶欧（女）、崔竹宣、谢光巨、谢震亚、彭克明、黄建中、董子桢、韩启民（女）、程范吾、虞福京、路金栋、谭真、綦秀蕙（女）、翟向东、翟英（女）、缪天瑞、潘承孝、魏鼎 河南省（一百四十四人）

丁声树、于宝榘、马鹏程、马镇西、文敏生、方子重、王万钧、王化云、王守纯、王志杰、王国权、王美真（女）、王培信、毛子莲（女）、毛萃初、邓颖超（女）、尹达、冯寅、卢凤皋、史来贺、白寿彝、刘文树（女）、刘方生、刘玉峰、刘同圻、刘名榜、刘应祥、刘祝宜、刘晏春、刘逢举、刘鸿文、齐合只、许＠①④生、许照、朱弘复、孙以瑾（女）、孙玉泰、孙香云（女）、汪庭霈、汪菊潜、宋憬、苏殿选、杜延庆、杜孟模、杜燕孙、李平一、李向甫、李来财、李波人、李春英（女）、李临洹、李俊甫、李准、李素琴（女）、李赋都、杨少桥、杨纯（女）、杨明昆、杨显东、吴绍ｋｕí＠③②、何伟、何泽慧（女）、张士遇、张文奇、张自清（女）、张杰、张昌龄、张金凤（女）、张绍宁、张炳、张树芝、张致一、张新芳（女）、张瑞华（女）、张燕刚、张邃青、陆元九、陈永贵、陈正诗、陈汝梅、陈舜英（女）、林同骥、林砺儒、尚德明、虎轩昌、金超、秉志、周士礼、赵文甫、赵凤岐、赵书阁、赵ｆēｎｇ＠③③、赵伯基、赵青（女）、赵毅敏、胡立声、胡备三、段永健、侯德原、须恺、高文彬（⑵⑶）高云峰（女）、高洁（女）、高镇五、高璐（女）、郭巧（女）、郭则沉、郭培ｙúｎ＠①⑥、秦含章、袁宝华、莫馨一、贾子毅、钱伯煊、钱端有、钱澄海、倪海曙、倪桐岗（女）、徐子荣、徐旭生、陶恩瑞、寇华亭、章汉夫、梅祖懿（女）、曹孚、曹靖华、常香玉（女）、崔洞源、屠守锷、曾传六、谢子贞、谢为杰、黄敦慈、蒋德麒、董子干、董民声、鲁定华、靳锡庚、蓝家璧（女）、蔡无忌、樊里（女）、黎兴尧、霍秉权、魏兆铭、魏巍

青海省（十八人）

马进孝、马明基、马海如、马鲁格牙（女）、王昭、巴桑卓玛（女）、札喜旺徐、生根达结、刘秀梅（女）、米福堂、先巴太、孙增荣、官保加、松布、骆世杰、高克亭、夏茸尕布、韩应选陕西省（六十九人）

万建中、山秀珍（女）、马桂馥（女）、方仲如、方自达、王受符、王秉正（女）、王炳南、王修桐、王保京、王菊人、王德彪、邓以纯、冯一航、冯勤为、史念海、江仁寿、刘文蔚、刘江汉、刘因哲（女）、刘素菲（女）、刘毓中、刘澜涛、严克伦、严信民、苏金河、苏资琛、李守林、李达、李启明、李馥清（女）、杨存富、杨钟健、张寿荫、张伯声、张金聚、张秋香（女）、陈大燮、陈雨皋、陈叔陶、陈季丹、陈俊德、陈端柄、武伯纶、林秀英（女）、周楫、赵寿山、赵伯平、胡景儒（女）、钟师统、侯宗濂、姚沃、海涛（女）、高克林、高步昆、高景德、原政庭、龚祖同、温启祥、彭天琦、韩望尘、惠中权、舒同、虞宏正、路端谊（女）、蔡子伟、熊应栋、潘铭紫、霍子乐

贵州省（六十七人）

王天贵、王由仁、王兴才、王凯、王德安、王耀伦、韦茂文、毛铁桥、孔原、龙贤昭、田兴才、田君亮、安启崇、成克、毕昌兰（女）、朱侃、汪受衷、汪福清、宋吟可、宋和海、严希纯、李仿尧、李国庆、李侠公、李贵真（女）、李顺臣、杨汉先、杨彬奎、吴实、吴通明、吴培信（女）、张光明（女）、陆庆美、纳星斋、郑义兴、郑周庆、林兰英（女）、罗星芳（女）、罗登义、周民轩、周林、宦乡、赵蓉霞（女）、胡立教、胡玉仙（女）、贺萃芝（女）、秦必相、袁家玑、顾光中、顾晓光（女）、晏珍喜、徐冰、徐运北、徐采栋、徐健生、曾宪辉、彭桓武、蒙明儒、蒙素芬（女）、赖其芳、谭学、赫建华（女）、裴桐、熊开明、潘迎华、穆欣、蹇先艾浙江省（八十二人）

丁振麟、丁舜年、方文均、方令孺（女）、计策、王一定、王季午、贝时璋、冯宾符、厉ｙù＠③④华（女）、叶熙春、刘天香（女）、刘开渠、朱颜、任一力、孙用、沈学年、沈宜春（女）、沈兹九（女）、汪ｙǒｕ＠③⑤生、严景耀、李绍元、李培增、吴又新、吴江、吴仲廉（女）、吴宪、吴耕民、邱式邦、邱清华、张方佐、张英杰、张琴秋（女）、陆士嘉（女）、陆学善、陆星垣、陈双田、陈世骧、陈有生、陈志蔚（女）、陈叔通、陈建功、邵力子、邵裴子、范文澜、罗大冈、金士宣、竺可桢、周庆祥、周坚（女）、周建人、赵忠尧、胡永财、胡德华（女）、俞凤英（女）、俞平伯、俞佐宸、侯虞钧、高小霞（女）


003) 关于提倡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通知

毛泽东

1963.12.13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另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004) 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

1964.11.12

湖南省委十一月一日来电和省人委、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同意这个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办理。

现将湖南省委来件转发各地，各地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现在大多数省，区还没有组织起各级贫协，但有些农村已经组织了贫协。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

湖南省委关于由贫协行使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权力的请示

中央：

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三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

附通知草案

湖南省委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

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

各专署，各重点县（市）人民委员会、贫协筹委会，各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工作组：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分期分批地开展，第一批重点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上述三种情况，只要查明属实，经工作队批准，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把政治的、武装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领导权统统拿到贫协组织手里，一直到选出新的领导核心，移交权力时为止。

以上通知，请各地贫协研究执行，并请工作团、队，组帮助执行。

（此件由工作组向全体社员宣读）

省长 程潜

副省长 华国锋

省贫协筹委会主任 张平化

省贫协筹委会副主任 王延春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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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时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打印


005) 华国锋在湖南长沙发表的声明（大意）

华国锋

1967.05.19

〖华国锋原是湖南“长高司”的结合对象，是“工联”的对立面。中央点名要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到北京汇报。十九日在长沙上飞机前，华国锋发表了与以前的观点相反的声明，表示支持“工联”。声明大意如下。〗

一、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悔改，接受群众批判。

二、“长高司”、“红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充当了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先锋。

三、“工联”始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支持。

四、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五、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引自清华大学《井冈山通讯》）


006) 戚本禹对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的指示

戚本禹

1967.07.25

七月二十五日凌晨，戚本禹同志对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指示：

江西、湖北的情况，你们要研究一下，湖南造反派受压制，中央是知道的，中央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你们不要走错一步棋，走错以后，就不好办了，事情不要做得过火，过火就错了。四十七军是支左部队，造反派围医学院，四十七军有不同看法，你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保证交通（包括铁路、公路、航运）不要出问题，双方要停止武斗。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007) 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

（概要）

1969.12.25

毛主席批示：照办。

周恩来等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该通知有二个附件，其一是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1969.12.18）。其二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1969.12.3）


008) 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

李先念 华国锋 余秋里

1973.08.19

李副总理：

听了几个发言，看了几期简报，会开的很好，也很必要，非开不可，开得及不及时，很难讲了，可不可以再早一点开呢？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早有指示，不仅最近讲，多少年前就讲了。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也多次讲过，每年开计划会议，总有一条大搞综合利用，消除“三废”危害，现在看来，有没有成绩呢？我看成绩是主要的，不然今天会上发言的几个同志，怎么会写出这样好的文章来？这是经过实践的，是实践中的总结，成功了嘛！当然，这个会上讲的还不多，我和国锋同志商量了一下，是不是可以把这方面的典型经验汇集一下，出一本书。毛主席历来教导，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要实事求是，不要吹牛。

消除污染保护环境，要提高到路线上来看，看你执行什么路线，你要执行资产阶级路线，就置人民健康于不顾。资产阶级有什么群众观点？他们是个人主义观点，党内反动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林彪一伙，有什么群众观点？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是要关心人民，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就是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主要的，要肯定的，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要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满足于这个现状。满足现状就危险。应该说，成绩很大，缺点不少，毛病不少，环境保护问题，还没引起大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所重视。

你们《关于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批判了几种错误观点。一种是，“哪个烟囱不冒烟，哪个工厂不排水、不排渣？”你们批判有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不了解‘三废’的危害，要么就是对广大人民健康和利益漠不关心，对国家财产的浪费无动于衷。”我看，这些人主要是不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的是身在其中，并不认识。我就不信，“三废”污染对别人有危害，对他就不危害？主要是不认识。

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还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搞“三废”？是的，忙是很忙，但从刚才几个同志的发言来看，搞了“三废”治理的单位，那一个又妨碍了生产呢？刚才有个同志在发言中，批判了把搞“三废”利用说成是“拣芝麻”的观点。这个“芝麻”还不小哩！吉林造纸厂拣的“芝麻”有多大呢？他们每年从制浆“废液”中回收烧碱二万吨，这个数量就不小，还有粗塔罗油、脂肪酸、树脂酸等化学产品。他们每年从“三废”的回收利用中，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达一千四百余万元。这怎么是拣“芝麻”呢？这明明是“西瓜嘛！”

还有人说：“吃饭总得拉屎，生产总得排污。”吃饭总得拉屎，这话是对的，但拉屎总有个拉屎的办法，总不能到处乱拉嘛！有这种观点的人，就认为“三废”无法避免。

这里有两种观点、两条路线的斗争。应当把它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不要把它简单化了，通过这次会后，我们的认识要大大前进一步。“三废”的危害很大。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松花江的白鱼、长江的鲥鱼、阳澄湖和白洋淀的螃蟹，都减少了。“三废”污染，还影响农田作物减产，生产的稻谷吃不得，吃了，要中毒。刚才有个同志说，牛吃了受“三废”污染的草，嘴都肿了。北京同志反映，因为污染影响，有些年青人头发就发黄发白了。环境问题是个重大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今天开这么个大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路线上来讲，要造个声势，要把它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同志们发言讲的很好，很有辩证观点，对工业“三废”，放之则为害，收之则为宝，我们有很多东西，一方面在进口，一方面却在白白浪费掉，作为“三废”放跑了。

这次开这个会，意义很重大，中央很重视。“三废”污染问题，只要领导重视，认真抓，认真解决，也不那么难解决。。只要加强领导，认真发动群众，把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执行《鞍钢宪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好，刚才一个同志发言中说，真心诚意地依靠群众，而不是假心假意，总可以想出办法来的。

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有的同志说的，需要好多好多投资、设备、原材料。只要靠自力更生，当然，也不是一点投资、设备、材料都不要，但只要发动工人群众，至少可以做到少花钱，多办事，而且事情办的很好，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浪费的钱不少，各部、各省、各企业都检查一下，看浪费了多少东西，譬如，造楼、堂、馆、所，中央不让搞，但有些人就是要搞，他们还有个理由，搞起来了，作个检查就行了，这要搞点纪律。把这方面的钱节约下来，用在“三废”治理上，可以办不少事情。

过去，计划方面研究过一条方针，生产增长主要靠基本建设呢？还是主要靠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我们认为，主要应当放在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上。当然基本建设也要搞一点，现在有不少工厂还没有达到设计能力。而有许多工厂不但达到了而且增产多少倍。这说明潜力是很大的，对“三废”进行综合利用，是挖掘企业潜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吉林造纸厂一年回收二万吨烧碱，这就很不少了，现在三酸两碱很紧张，分配的时候争得要死，给个五百吨、六百吨就很不错了，你自己那里就有，为什么不去搞呢？另外，全国有好多焦炉，从焦炉气中就放跑了很多好东西，抓好焦炉气的回收利用，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产品，其中有的产品如苯等我们现在还要进口。

对“三废”综合利用、保护环境的问题，我们要从路线上来认识，批判错误观点，加强党的领导，真心真意地发动群众，而不是假心假意地发动群众。

第二条：新建企业，要把“三废”治理措施安排上，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否则不准开工，不准投产。要在建设中就把清除“三废”污染问题解决好，不要等建设完了以后再去解决。这要作为基本建设的一条纲领。今后在审查、规划、设计时，要看看你的“三废”问题解决没有，卫生部门、科研机关都会化验，“三废”没有解决的，根本不让搞。

过去搞基本建设，搞什么都有钱，就是不搞“三废”治理措施，只把工厂搞起来，不消除“三废”就影响农业，农民要抗议，“你要完成工业生产任务，我要完成农业生产任务”，“我们要粮食，不要赔偿”。国家建委和省里管基本建设的单位，在审查基本建设项目时，没有“三废”治理的，就不让上。他们可能讲出大堆理由，你不要理他那套。

第三条：讲讲工农联盟，这里有一个工农关系的问题。搞工业的同志，没有农业观点，没有贫下中农观点，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观点，怎么行？我们有的同志有霸道作风，到一个地方，不惜工本把地一圈。反正我要占这块地方，省、市委有权不允许这样做。省、市委指定给你那块，你就在那里建，不占良田，少占耕地，占地的问题，以前讲过多少次了，有的人就是不管。我给吴德、杨寿山、万里都讲过，碰到这种事就顶，他愿意建就建，不建就拉倒，反正就不准占好地。

同志们发言中提到了跟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提得好。上面讲了一个少占地的问题，今后的房子要向高层发展

。

会议搞了个报告和规定，还要修改修改。总之，要提到路线高度来看。

华国锋同志：

这次会议很重要。先念同志说会议开的很好，很重要。虽然不是很及时，但也正是需要大抓的时候。

我国工农业生产二十多年来有很大发展。工业发展很快。今年钢要达到二千五百万吨，石油五千四百万吨，煤炭、化工及其他工业都取得很大成绩。化肥，今年完成的不错，可以达到二千三百万吨。但这些同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的需要来说，同我们有七亿多、八亿人口来讲，水平还低。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这样，但已经感到在发展工业中，环境污染问题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北京是首都，已经明显地感到这个问题要认真抓。东方红炼油厂在防治“三废”污染方面做出了成绩，但还需要继续抓，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不注意，对首都是有影响的。

工业要发展，污染问题要认真解决。从东北的松花江到黄河、长江、珠江、我们几大河流都发现有污染问题，有些江段污染还比较严重。就连宫厅水库也发现了污染。我们的炼油厂还不多，石油产量才五千四百万吨，发展到一亿、二亿、五亿吨时，那不就问题更大了？我看了几个材料，湖南二三四八厂也不算大，才炼油二百五十万吨，但工厂排出的废液把一万多亩水面的湖泊全污染了，鱼都死了。

废渣问题也很大。刚才株州的发言，利用废渣是有成绩的。但有的地方煤纤石堆积如山，用皮带运输机往上推，塌下来会砸死人。我们的化工还很不够，三酸、两碱还很缺，苯还进口，但化工污染在一些城市中很严重。我们工业在全国还要有大的发展，但现在已暴露出污染的严重。当然，国外象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污染就很严重。日本国内的湖泊、沿海都严重污染，美国、苏修的问题也很大。消除污染，保护环境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污染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不好解决，看了资料介绍，美国不在国内搞化工，而去苏联搞化工，把污染弄到别的国家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要发展工业，而且要尽快发展，钢、煤、石油、化工、焦炭等都要搞上去，化纤也要快点搞，所以必须注意防止污染。必须重视综合利用，它既充分利用资源，又减轻环境污染。工业“三废”弃之是害，用之为宝。解决环境污染，要变废为宝，要按主席路线来办，要提到路线高度。这个问题同志们讲了，先念同志也讲了。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为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服务。我们发展工业，是为人民造福，绝不是为了营利。资本主义只是为了利润，修正主义也强调利润原则。我们要加快国民经济建设，造福于人民。我们经营工业的思想、路线，是要为广大人民造福，绝不能单纯为了利润。

办工业必须以业为主，兼营别样。要批判那种“综合利用，不务正业”的说法。首钢，原来安排了副产尿素，但有人只抓钢铁，对生产尿素思想上不重视，结果尿素尿不出来。后来市委做了工作把尿素搞上去了。把废气综合利用起来了，造福人民，这是正业。你把废气排出去，危害自己，危害人民，不讲财富的综合利用，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我们工业应该考虑到一业为主，兼营别样，怎样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要注意综合利用。首钢产化肥，是正业，而且搞得好，是不是这样就影响我们抓主要的东西呢？是不是这样就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了呢？先念同志说，拣的不是“芝麻”，而是国家需要的宝贵财富。吉林造纸厂回收了两万吨烧碱。是很大的一笔财富，那有这样大的“芝麻”。再说，你不拣这个“芝麻”，你工业就办不下去，你放出废水，废气，废渣，危害人民健康破坏农业生产，你就办不下去。刚才说的马罢冶炼厂，试生产才几天，农民就有意见，不搞综合利用，就办不下去。株州冶炼厂原来不搞废气回收，影响周围农业生产，年年赔款，农民要把它砸掉。

搞综合利用不是副业，是正业；不是“芝麻”，而是“西瓜”，是宝贝。有的单位只考虑本身利润，认为搞“三废”治理要花钱，实际上只要依靠群众，自己动手，投资少，见效快，贡献大。株州市从废渣中回收的产品，价值达二千七百多万元，吉林造纸厂通过综合利用给国家创造一千四百万元的财富。

把问题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一种是认识不到，另一种是错误思想的抵制、干扰。要纠正错误思想，提高觉悟，依靠群众，事情就可以办好。只要真正思想上重视，照毛主席路线办事，就会有大发展。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国家还要考虑奖励综合利用的政策。对影响综合利用的政策。规章制度要修改。株州冶炼厂未搞废气回收时，每年赔钱。后来别人搞了工厂，用它的废气生产硫酸，冶炼厂却提出用它的废气要给钱。过了一段时期，看见生产出了硫酸，废气还要涨价。水口山矿务局原来把大量废渣倒入湘江，污染湘江，每年向渔民赔款，市里还要罚他。后来别人用它的废渣生产硫酸，他就要一吨废渣卖四百块钱。这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作怪。当他“三废”造成危害时，他苦苦哀求市里帮他解决问题；但当别人把“三废”综合利用后，他又要作价要钱。这怎么行呢？利用废气、废渣、不能给钱。对开展综合利用、变三废为三宝妨碍的规章制度，要修改。国家的政策应该鼓励，支持变“三废”为三宝。

这次会议，是正在需要认真抓“三废”治理的时候，中央批准召开的。这个万人大会的目的，是要全党、全国引起重视，首先是北京市要做出成绩来。

会后要大力宣传。先念同志建议，把会议上的典型和发言印成书出版。开会以后，要认真传达，认真抓，要求各个城市，所有工业企业要做到家喻户晓。把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干部发动起来。大家动手，来办这件事情。只要认真抓，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不带来污染危害，而且综合利用搞得好，工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件事，不但是这一代的事，而且关系到后代，不能叫子孙后代骂我们。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工作，争取更大的胜利。

余秋里同志：

李副总理、国锋同志对大会作了很重要的指示。省、市区同志因时间关系，只有几位同志讲了话。希望大家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大事，关系到人民健康的一个大事。主席、中央是历来关心的，总理多次讲话中作了指示。今天先念、国锋同志又参加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我们要认真讨论，贯彻执行。

会议简报我看了一下。有害物质对环境的污染，能不能改善呢？我们的回答：能改善！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有条件改变这个情况。

第一，要抓上层建筑。以批林整风为纲，深入批判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人们有了路线觉悟，这些问题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也是不难解决的。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一个斗争过程。就污染谈污染，就技术谈技术，是解决不好的。坚持政治挂帅，这些问题就好解决。

第二，是要依靠群众。不论什么难题，只要跟群众讲清楚，交给群众讨论，没有解决不了的。回避矛盾，不让群众知道，总要吃亏的，总有一天群众要起来反对你。事实证明，那些污染物质，危害人民健康，影响农业，危害人民切身利益，不解决，工厂是办不下去的。有个厂，废气的危害没有解决，稻子扬花季节，不得不停产两个月，不然农民就造反。这个反是造得对的。还有的企业，污染严重，群众砸他玻璃窗，撵他走，不准他生产。

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思想上没有很好解决。国锋同志讲，消除污染，保护环境，要家喻户晓。我们要大宣传、大教育、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要有一个运动。

第三，关键在于领导。看领导有没有革命精神。如果领导不是知难而进，而是知难而退，没有群众观点，污染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领导有革命精神，技术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刚才讲的那些典型，都证明了这一点。

先念同志讲，凡是新建的厂，在设计上都要有“三废”处理和综合利用的项目。这是设计的纲领，我们要把不搞“三废”治理，不搞综合利用的形形色色的籍口，在群众监督之下，统统堵塞掉。

主席讲，共产党就最讲“认真”。领导要认真对待“三废”治理问题。这不但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广泛开辟原料，材料来源。增加品种，保证质量，降低原材料消耗，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第四，“三废”处理问题是科学技术问题，它涉及到各行各业，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要大家动手干，才能解决。“三废”有气体、液体、固体还有放射性物质。这些方面的问题很多，大家要注意，认真研究，只要解决好了，就能为人民造福，变害为利，变废为宝。

解决“三废”污染问题，要在政治统帅下，以路线为纲，具体办法，一是革新工艺，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或少产生有害物质；二是技术革新，改造设备，加强管理，消除跑、冒、滴、漏；三是，对生产中必须排放的“三废”开展综合利用，积极回收处理。

消除“三废”是一件大事情。它关系到人民健康，关系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到城乡，关系到动植物，关系到空气、水源、土壤。

中央批准我们开这个环境保护大会，我们要认真抓好环境保护工作，大张旗鼓地来抓，这方面的好经验很多，希望大家回去后结合讨论，认真推广。


009) 李先念华国锋对参加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的讲话

李先念 华国锋

1974.04.14

〖地点：国务院会议厅。华国锋同志、余秋里、谷牧、袁宝华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接见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十五个省市主要负责人。〗

开始，先由谷牧同志汇报了这次座谈会议的情况。当谷牧同志谈到这次会议是根据先念同志批示召开的，计委给国务院的报告，洪文、小平、登奎、国锋同志都圈阅了的时候，先念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批准召开的，总理知道，主席也知道。我们要你们多开两天是为了等社论和12号文件。多留几天值得。”

当谷牧同志汇报到座谈会先务虚，后务实，以虚带实。会上有十一个省市发言，介绍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然后研究怎么把煤、钢、运促上去时，先念同志说：“车皮总是调度的不大合理。昨天晚上我在政治局讲了，津浦、京广两条干线不够畅通，只好把大同、开滦的煤绕道由大连上船运往上海。看起来不合理。但按目前情况，还是合理的。看起来不合经济核算，但总比在那里停着好。山西煤运不出去，可不可以把北京的汽车抽出几千辆去山西运煤，行不行？（谷牧同志说：公路上汽车已经排满了，现在主要靠火车运。准备用大型机车。交通部准备派两个工作组去济南、武汉。宝华同志说：还准备用内燃机车，火车在徐州不停。）这个现象是暂时的，会很快改变。通过现象看本质，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好的很”。

当谷牧同志谈到座谈会还用了半天时间议了一下轻工市场，昨天又把广交会的供应问题谈了一下。大家都表示要保证供应时，国锋同志说：广东猪肉供应紧张，解决了吗？先念同志对湖南孙国治同志说：你们湖南要支援广交会一下嘛！（孙：我们给家里打了电话）

当谷牧同志汇报到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很多问题牵涉到北京的一些部，特别是国家计委时，先念同志说：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主要来自中央部门，一机部长春会议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一机部来人了没有？请打电话找来。上海工人同志提的意见是对的，我也有责任。有的批评不那么准确，不要紧，基本精神是好的，应该欢迎。如果要求人家的批评一点出入都没有，那就不要人家批评就是了。大概秋里同志讲了一些错话（秋里同志说：我昨天下午做了检查发言，同志们批评好的很，很中肯。谷牧同志说：很多都是来自计委。如十条我们在计划会议上印发征求意见，中央批评后，我们收回来了，实际上这以前专业会议上，早就传下去了。）在怎样办好企业问题上，贯彻《鞍钢宪法》，依靠工人阶级，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的领导，还没有解决好。

先念同志看天津市委书记孙健同志发言简报时，问：孙健你多大年纪了？（孙：38岁）那里人？（孙：保定人）天津市有个工厂规定心跳200次、血压 > 90、发烧40度，才给病假。还规定工人一天只能小便两次，每次不能超过十分钟。这不是管、卡、压吗？这是那里规定的？这个问题揭的好，让他自己（指厂领导）先执行好了。（孙：我们有责任）有的同志就是喜欢压工人，根本没有群众观点。制度还是要的，但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提高工人觉悟，不能光靠你的那个制度。

先念同志说：有些省看来很乱，但乱不能怨群众，还是领导的问题。有的对群众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阶级敌人是有，斗争是复杂的，要按政策办事。

当谷牧同志谈到上海同志讲全局保重点，重点为全局时，先念同志说：全国要保重点，要保上海，上海不保怎么行呀！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攻上海。上海这样好的城市，工人阶级觉悟又高。供应全国，支援世界，就是要保。

当谷牧同志谈到大家学了《人民日报》社论及中央12号文件很满意时，先念同志说：12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也要认真学习一天，不然你们回去被事务缠住没有时间学了。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第三世界喜气洋洋，第二世界如法国一再声明赞成。甚至对东欧小修都会有影响的。连美国都表示坚决反对。苏修葛罗米柯的发言有气无力。因为真理不在他手里。小平同志的发言，主席有个批语：“好，赞同，毛泽东。”把法国、澳大利亚划到第二世界，他们感到很光荣。学这个发言和学习毛主席同布迈丁、卡翁达的谈话结合起来。要好好学一学这篇发言。整篇都是讲的战略、方针、政策、策略问题，很重要。

先念同志说：你们这次来，机会很好，正好发表社论和中央12号文件，可以好好学习。12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不要认为不要这、不要那。这样可好了。不要借此压群众。不要光看第一段，主要在第三段。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要揪军代表。当然支左中有部分同志犯了这样那样错误，也不要揪回去。揪回去有什么好处。不是给光荣、伟大的解放军抹黑吗？有的部里就提出要这个回来，要那个回来。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在那个形势下，解放军起了伟大作用。当然，也有林彪的死党，那就不同了，要肯定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要讲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怎么理解？有人说：读古书困难，董仲舒和历代儒家代表人物，都把孔孟之道加以发展，成为系统的东西，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不只是这样，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孔老二要恢复奴隶制度，以后的封建制，同样用孔孟之道作为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12号文件总的精神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党的领导就是要执行正确路线，你领导群众犯错误，大家不干。

国锋同志说：各级领导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站在运动的前列，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批林批孔。还是路线决定一切，要敢于领导，不能压群众、怕群众。不能同群众对立起来，要加强领导，就要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一个战壕里。有的地方闹经济主义总是不行吧。正确的不坚持，错误的去迎合，这不叫领导。

先念同志说：有个工厂有些人要求增加工资，去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带着他们去造劳资科的反。这怎么算党的领导？武汉有个银行，还是个很小的银行，他们对闹经济主义的就是不给开支，顶得好。中央打电话支持这个银行。你不合理，闹经济主义，就是不该发嘛！

先念同志说：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执行正确路线，执行正确的政策，人家本来不是反革命，你把他打成反革命，他怎么高兴？本来是反革命，你一风吹，这怎么行？有的一说加强党的领导，就不发动群众了，这也不对嘛！有极少数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批林、不批孔，又不联系实际，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个县委书记就是这种人，跑了四个月，每月拿工资，煽动经济主义妖风，北京就有他的联络站。还有一种情况，运动来了，干部病号特别多，有的运动一来就搁担子。本是病了应该住院，有的不是这种情况，温度37℃，脉搏70到80就住院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行吗？我们老同志，如果检查身体，多少都有些病。要表扬那些好的同志。

国锋同志说：要表扬好的同志，好的干部是多数。青岛有些同志表现很好，象郑干同志就敢于领导，淄博矿干部表现也很好。枣庄有个魏庄煤矿领导干部一直坚持指挥生产，象这样的班子和干部要表扬，要提拔。他们能团结大多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对少数极端恶劣的要执行纪律。

先念同志说：搁担子的，群众批一下也应该。批林批孔运动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贼船的，用江青同志话讲，要用一百二十吨的吊车往下吊。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十二号文件的精神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要注意总结经验，不要搞串联，一搞串联，分成两派，就把林彪、孔老二放掉了。

国锋同志说：这个文件又把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重申了一下，要讲团结，不要分成两派，有缺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有一个同志到北京，乘公共汽车不买票，让他买，他说：“批林批孔还买票，那象个革命的样子。”他忘了要遵守革命纪律。

先念同志说：他认为“满街没有大字报，不象个革命的样子。”你们回去向党委汇报要把商业抓一下。现在城乡交流有点不畅，现在不是没有猪，没有鸡，主要是没有很好的抓，对人民生活也有影响。要沟通城乡关系，加强收购工作。你们管工业的也要管管商业，经济领域修正主义回潮，强调制度多了，制度还是要的，但问题是制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能搞管、卡、压，要靠群众自觉地执行。还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冶金部有个高扬文，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对群众有刻骨仇恨，高扬文的材料可以每人发一本，有个按语，江青同志、文元同志看了，认为写的还可以。要学一学小平同志发言，关心国家大事。

商业市场问题已经讲了，农业也不错。但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可低估，极少数地区有人煽动农民进城。对银行正确的东西要支持，围、攻银行不是一个地方，要说服群众。是不是群众自发干的？不是的，背后是有走资派支持的，还有阶级敌人破坏。唐钢家属工二百多人闹经济主义，到冶金部、中南海闹，查了一下是支部书记的老婆，还有几十个共产党员的老婆。我们就通知了河北省委，唐山市委连夜赶来。我说一定有后台，这个话说的厉害了些，共产党员动员老婆闹，不好嘛！这些人就回去了。一定要把坏人揭露出来，如果现在都搞临时工转正，附加工资等，就冲淡了批林批孔大方向。

大家回去把军工抓一抓。军工有个报告文字长一些，我签了，总理也批了。有个体制问题，要规定几条，军工生产今年下放下去，北京怎么样，上海一直是统一领导，要以地方为主来管。要在定型中研究先进技术，不能等你研究好了再来定型，部队拿不到的东西。造船工业要找交通部，六机部研究一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对进口的东西要审查，如造船工业我们有基础，可以搞，就不要进口运输船，要立足于国内，该进口的还要进口，为了抢时间，港口工程船要进口，把货单审查一下是必要的，港口堵塞，外轮老罚款，影响很不好。

国锋同志说：主席讲了，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山西陈永贵同志传达了，北京倪志福同志在中央发文件前也用自己的话讲了。主席还讲了，“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为什么主席提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孔孟的书，语言文字难懂呢？恐怕主席讲的不只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先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宋朝的朱熹又发展了一下，更系统了。到元朝把孔老二吹的更高了，到了清朝就加了“大成至圣先师”等头衔。后来连不读书的袁世凯、宋哲元、张宗昌等也都尊孔，蒋介石也是把孔子抬出来搞什么“新生活运动”，现在台湾还在祭孔。盖孔庙，不仅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利用孔孟之道统治人民，就是外国人侵略中国，也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日本要在中国建立什么“王道乐土”，就是如此。林彪搞“克己复礼”也是用孔孟之道作为他的反动思想武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如此。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过去儒法两家一直斗争。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席评价很高，毛主席一直是反孔的。在毛选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批孔。这篇文章点了戴季陶，戴就是尊孔的。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温良恭俭让”，讲到“四权”，这些都是批判孔孟之道的。主席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很多文章是批孔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也都提到批孔。我们应该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老二的流毒是很深、很广的。听说日本也有孔庙，他们也读过四书五经，朱熹把孔孟之道编成课本，读书必须读它。从上层领域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来讲，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是不是这样理解，请同志们研究。

《红旗》短评提出，学、批、联三者要结合好。联系实际，查林彪死党的罪行活动，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都是对的。但是如何联，把批林批孔深入下去，还要努力。我们强调团结起来批林批孔，一搞串联，一分两派，对批林批孔就没有心思了。有人提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当时条件还不能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这个条件了，批孔是批林的关键，是挖林彪的根子，要好好理解。

中央十二号文件，总的精神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前列，大胆领导运动，如果压群众，捂盖子，就会犯错误。如果跟在群众后面跑，有人闹经济主义，人家一说增加工资，你说行，就领他们他到劳资科那里去，你非犯错误不可。

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对群众提的意见，要持欢迎态度，即要听群众的意见，纠正错误。又要坚持原则，大讲三支两军的成绩。这次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林彪、孔老二，批的好，大家都有提高。不好好学习钻研，你的话就说不深，说不到点子上。比如“人之初，性本善”，如何用马列主义观点去理解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柳下跖骂孔老二骂得好，我们现在报纸上登了女大学生嫁给农民，本来是表扬的，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写嫁给，这不是孔老二的男尊女卑吗？你写个女大学生和农民结婚不是很好吗？这也是孔老二的流毒。

我相信，通过批林批孔，一定会大大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010) 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

华国锋

1974.12.28

平化同志并省委常委同志们：

看了这两篇文章（注），很受鼓舞，尤其是社队企业局写作小组的那篇大批判文章，不管这篇文章所叙述的是否全面、准确，但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值得向每个党组织推荐。请同志们好好地读一读，认真地想一想，一定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的。

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在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支持下，社队企业有如烂漫的山花，到处开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充分显示了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正如文内所说：“社队企业是人民公社的产物，它伴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这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但我们的一些同志正如毛主席早在合作化时期批评的那种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他们瞧不起社队企业这株幼苗会茁壮成长起来，看不到那许多巨大的优越性，总是在那里横挑鼻子，竖挑眼，指责这也不像“样”，那也不“正规”，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者砍掉社队企业，搞成“清水衙门”，就“正规化”了，他就痛快了。我们劝这样的同志“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要坚决丢掉这些错误思想，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新生事物，积极地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和那些百折不挠的同志一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相信和依靠群众，全面规划，革命加拼命，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长期坚持下去，加倍努力工作，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好的广为传播，坏的引以为戒。这样，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向前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我们要更加努力作战，争取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华国锋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

两篇文章是指湖南省社队企业局写作小组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写的《社队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湖南省社队企业局一九七四年九月写的《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印发）


011) 中共中央转发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75.10.19；中发 ［1975］ 21号

毛主席已圈阅。

通 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发给你们，望认真传达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和农村党支部）

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华 国 锋

同志们：

我们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对农业学大寨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同时，研究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今天，我讲几点意见。

一、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战斗任务，就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迫切要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前列的迫切要求；又是和敌人争时间，比速度，做好战备工作的迫切要求。全党必须紧张地动员起来，统一认识，统一步伐，团结和领导全国人民，完成这一伟大政治任务。

普及大寨县，就是要把全国每个县都建设成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堡垒。这样，全国各级领导班子就会进一步革命化。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觉悟水平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更加巩固和发展。我们就可以有更强大的力量，来粉碎任何敌人的任何形式的进攻。

普及大寨县，就是要使全国每个县都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实现安定团结，万众一心地大干社会主义，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使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使农业现代化更有力地带动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大加强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备战备荒的物质基础。

举例来说，昔阳在山西，如果山西全省所有的县都建成了具有昔阳水平的大寨县，都象昔阳今年那样，每人平均生产一千五百斤粮食，提供五百斤商品粮，那么，全省两千万农业人口，就可以生产三百亿斤粮食，比一九七四年增加一倍半，提供的商品粮将达到一百亿斤，比一九七四年增加将近三倍。山西全省的自然条件，总起来说，不比昔阳差，全省达到昔阳现在的水平，应该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从山西一个省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全国普及大寨县以后粮食增产的景象。如果全国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那么，仅仅按耕作、排灌、运输等项机械作业计算，就等于全国农村增加一倍以上的劳动力。这样，全国人民公社的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都将有很大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尽最大的努力来普及大寨县，而满足于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在本世纪内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普及大寨县，一方面是当前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也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由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被摧毁，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光辉的成就，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空前提高。一九七0年以来，推广了昔阳县三年建成大寨县的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越来越快。现在大寨式社队大批涌现，全国有了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不少地区和一些省已经形成了广大群众性的学大寨的革命潮流。在学大寨的运动中，广大干部和群众向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猛烈进攻，使社会主义势力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势力大为下降。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四年来，每个冬春一亿左右的人上阵，灌溉面积每年平均增加二千四百万亩。农业机械化的速度逐步加快，近四年为农业提供的排灌机械、化肥、拖拉机等，超过了过去的十五年，并且已经出现了一批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生产大队、公社和县。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广泛开展。全国粮食亩产过了《纲要》的已经有五个省、市，四十四个地区，七百二十五个县。接近《纲要》的已经有十二个省，市。北方有三十个县过了“长江”，六个县过了千斤，南方出现了四个跨“双纲”的县。这一切都说明，普及大寨县的条件，就全国范围来说，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运动发展还很不平衡。全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县，学大寨还没有迈开大步，有些县根本没有上路。在少数地方的农村中。阶级敌人还很猖狂，资本主义活动还相当严重。对于这些地方，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坚决粉碎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同时在生产上尽快改变落后的面貌。实际上，许多落后的地方，群众学大寨的要求更为迫切。有一些县，放手发动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一两年、两三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见，只要加强领导，端正路线，认真整顿，运动很快就会发动起来，问题并不难解决。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党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党委，必须把这个运动切实拿到自己手上，实行一元化领导，教育全党，同一切对这一运动不重视、不努力、消极怠工、甚至妨碍和干扰的错误思想、错误行为作斗争，组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齐心协力，为取得这—运动的胜利而奋斗。

二、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

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深入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不断发挥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使农业生产年年发展，农业技术年年进步。建成大寨县，就是把大寨的根本经验推广到全县，使全县的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能象大寨大队那样地进行工作，使大寨式社、队在全县占到绝大多数或大多数。经过会议讨论研究，大寨县目前的标准是：（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象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县委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有了坚强的县委，才能把社队带起来。我们的县委领导班子，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很多，性质严重，甚至坏人掌权的，是很少数。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县委领导班子还存在着“软、散、懒”的情况。一部分同志还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些实际上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这些情况，对深入学大寨妨碍极大。因此，为了普及大寨县，有必要普遍进行整风，按照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切实解决许多县委领导班子存在着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在这次会后，各个县委都要结合本县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这次会议的文件，对照大寨县的标准，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批判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揭露矛盾，找出差距，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查一查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认真批判了没有？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真正树立起来了没有？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蹲点，带头革命、带头劳动，真正做到了没有？总之，学大寨真学假学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定要从思想认识上和实际行动上，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不走过场。今后五年，县委整风每年要集中搞一次，每次有重点地切实解决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通过整风使运动向前推进一大步。即使是工作先进的县，也要每年整风，不断革命，不断提高。

搞好县委整风，重点是思想整顿，在确有必要的地方，也要进行组织调整。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对整顿县委领导班子担负着极大的责任，对所属县委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做出明确的部署。对于那些领导班子问题很多的县，要亲自帮助，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内，根本转变过来。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要积极支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批评，热情帮助，鼓励他们继续革命；对于那些抱住资产阶级派性不放、屡教不改的人，必须尽快调离；对混进来的坏人，必须坚决清除。要注意充实新生力量，把那些经过实践考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成绩的优秀分子，提到县委领导岗位上来。各省委和地委要抓紧在一年内帮助县委把领导班子整顿好，特别是要把一、二把手配备好。

我们说，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不是说省、地委的领导本身没有重要的甚至主要的责任。一个省、一个地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否明确，普及大寨县的方向是否端正，措施是否切实，进度是否迅速，省、地委的领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省、地委对于县委进行的正确的工作，要给予坚定的支持；对于各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要及时帮助总结；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要勇于承担责任，并迅速加以纠正和澄清。这样，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才能够顺利发展。

三、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省、地，县委都必须认真抓好这项工作，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地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断地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由于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绝大多数农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同时要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大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因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会继续产生。在城市是如此，在农村也是如此。在农民中，小生产的传统影响还存在，一部分富裕中农还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是长期的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大量的是人民内部问题。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同时要根据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各项问题。比如，收回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组织起来；把社员超过党的政策规定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收归集体；纠正分配中的不留积累、分光吃净等错误倾向。总之，必须不断地努力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批判资本主义，斗争的锋芒要对准一小撮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给予坚决打击，并且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员，教育干部群众。

对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一定要按照政策严肃处理，在经济上要他们退赔，决不能允许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逍遥法外。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凡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地方，党内往往有他们的代理人和保护伞。必须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进行整党整风。要认真整顿基层党组织和社队领导班子，使之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要学习昔阳县的经验，以思想教育为主，下硬工夫，对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进行整顿。对一部分社队中，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的问题，要有区别地认真加以解决。在整顿中，要支持好的和比较好的社队干部，使他们大胆工作，并在工作中给以帮助。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严肃热情地进行教育，既不要姑息迁就，也不要简单撤换。要使基层干部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他们熟悉情况，对工作做出长远打算，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搞好。

在基层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应该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进行。省、地、县都要派大批干部下去，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地搞好。对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社队，县委领导要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解决领导权问题。

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

要把广大干部群众在大批资本主义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大干社会主义农业上来。

建设大寨县，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一定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重新安排河山。这是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农业高产稳产的根本性措施，必须坚持不懈地大干下去。各地大寨县的经验证明，凡是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地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就充分显示出来，小生产留下来的旧面貌得到极大的改变，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有了更好的条件。在农田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农民的集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大大增强，人们更加心向集体，建设社会主义劲头更大，“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于，越干越会干”。由于这一切，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但是，目前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地按照全面规划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还不多。为了普及大寨县，各县都要制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要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要明确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期施工，定期检查总结。要注意因地制宜，讲求实效，不闹形式。随着农田基本建设大规模地进行，跨社跨队的工程越来越多，要加强大队、公社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互助互利，搞好协作。县、社、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是改造自然、大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生事物，应该创造条件，逐步推广。

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在普及大寨县的过程中，省、市、自治区要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工业，向社队提供为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装备和其它产品。地、县也要根据自己的资源和其它条件，发展小钢铁、小煤炭、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工业，为农村提供更多适合于当地需要的农机、化肥、农药等。要向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教导，充分发挥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搞农业技术改革，有计划地逐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平，造就一支宏大的亦工亦农、掌握现代技术的农业机械化队伍。发展农业机械化，不但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广大农民腾出大量时间来发展多种经济，建设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对于发挥人民公社作为工农商学兵综合组织的作用和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对于缩小城乡、工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也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地、县领导机关，必须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快这一工作的速度，从各方面做好可靠安排，采取切实措施，逐年检查进度，总结经验，保证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

要建设大寨县，达到高产稳产，就要全面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大搞科学种田。要积极进行良种的繁育、推广和提纯复壮工作；要改革耕作制度，改进栽培技术，提高复种指数；要多方面开辟肥源，合理施肥，搞好植物保护，等等。要大力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改变目前农业科学研究远远不能适应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状况。各县都要建立和健全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同时充分发挥专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从中央到省、地、县，都要健全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加强对农业生产和技术工作的指导。要积极办好农、林、牧场，努力起示范作用。

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强大起来，有效地帮助了穷队，促进了农业生产，支援了国家建设，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它是促进人民公社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物质保证。各地党委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业等，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和大工业争原料，不要破坏国家资源。对现有社队企业要加强领导，发现了问题，要积极整顿。

人民公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正促进我国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同时，应该看到，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乃至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在更远的将来，人民公社还要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再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因此，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经济，目前虽然还相当幼小，但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五、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普及大寨县，是我们党领导七亿农民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象领导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那样，象指挥作战那样，作出全面规划和切实的部署，全力以赴，去夺取胜利。

到一九八○年，要求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其他的县也都要建成更多的大寨式的大队和公社。现在全国已有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今后五年内，除这三百多个县必须继续巩固、不断前进以外，全国每年平均要新建成大寨县至少一百个。一九七六年应完成的县数，要在这次会议上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所属各地委，都要作出自己的具体规划，确定措施，部署下去。全国所有的县委，都应把建成大寨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根据本县的情况，定出实现的时间和步骤，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力争提前完成。省委和地委要对县具体指导，及时检查，帮助县委解决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按照大寨县的标准定期评比，确定那些县已经建成大寨县。省、市、自治区党委每年要向中央写出两次关于普及大寨县运动情况的报告，夏收以后一次，年终一次。报告的内容是：规划部署，运动进展的情况，出现的问题，取得的经验，农业机械化进展情况，生产增长数字，地、县委领导班子中的问题，省、市、自治区党委做了那些工作，领导干部蹲点调查研究的情况等。每建成一个大寨县，都要由省认真考核验收，同时向中央报告。

中央各部门和政府各部门，都要大力协同，做好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农业部门要全力投入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好调查研究，及时向中央、国务院反映运动的情况和问题。计划部门、工业交通部门、财贸部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和计划生育等部门，都要就本部门如何为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拟定方案，年内报告中央，以后每年要进行一次检查总结。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普及大寨县的工作每年要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布置和分配下一年的任务。五年再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总结经验，讨论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新规划，提出普及大寨县的进一步要求。

普及大寨县是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也是一个艰巨的战斗任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忠实执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政策、方针和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任何困难就都能够克服，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共产党人、革命职工、贫下中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志气，有能力，“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发出 共印二十五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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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通知


012)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5.12.10；中发[1975]24号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中央决定，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中发[1975] 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所需文件，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学习、讨论情况，请你们综合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发出

共印四九、九六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013) 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

1976.01.31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同志任职的通知

1976.02.02；中发 ［1976］ 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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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014)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1976.03.03；中发 ［1976］ 5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三日六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华国锋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运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015)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04.07；中发 ［1976］ 9 号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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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016) 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

中共鞍山钢铁公司委员会 (1976.04.09)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作出英明决策，党中央通过两项重大决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反映了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鞍钢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怀着无比的革命激情，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心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鞍钢工人对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感到义愤填膺。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有预谋、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这就进一步暴露了邓小平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体现了新老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部队和革命群众英勇战斗，一举粉碎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恶阴谋，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我们鞍钢工人坚决支持首都军民的革命行动，愤怒声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罪行。

“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跳出来进行捣乱和破坏，竟敢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国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鞍钢工人站在高炉旁，眼望天安门，心向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分裂党中央，我们绝不答应，我们要誓死同他们战斗到底，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进一步证明了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而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进一步擦亮眼睛，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善于识别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白骨精”。当他们手中有权的时候，可以凭借种种权力，打着红旗反红旗；当他们处于不利的情况下，又会变换手法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要彻底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战胜他们。

“翻案不得人心”，搞反革命活动更不得人心。他们这样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丝毫动摇不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是他们的灭亡之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他们孤立得很，不堪一击。党中央及时把这起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公诸全国，公诸全世界，充分表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空前团结，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严防阶级敌人散布政治谣言，制造事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在第一季度创造了新的生产水平的基础上，第二季度向更高的水平迈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017) 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中共大庆委员会 (1976.04.10)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胜利开展的大好形势下，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党中央根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他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我们大庆油田各级党组织，广大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家属，坚决拥护中共中央这两个决议。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蓄意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对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表示极大的义愤！我们完全支持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对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

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表达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愿，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伟大胜利，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贯搞修正主义，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他声称“永不翻案”，但重新工作不久，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最近，又发生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我们大庆工人义愤填膺，坚决声讨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愤怒声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使我们进一步擦亮了眼睛。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要跳出来破坏捣乱，作垂死的挣扎。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要充分认识当前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情况，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锋芒始终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于一小撮搞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要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这场斗争的领导，发扬“铁人”王进喜同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旗帜鲜明，同广大职工群众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第一季度，我们油田上下，层层举办学习班，训练骨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逐步深入。革命促进了生产，已经超额完成了原油生产计划。我们要进一步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018) 阶级斗争从来没有熄灭

中共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委员会 (1976.04.10)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在全国胜利开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两个决议。这两个决议，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坚决拥护！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性和欺骗性。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他们自己就从没有熄灭过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次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再一次说明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天安门广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是全国人民、世界革命人民向往的地方。这里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记载着无数革命先烈为党为人民前赴后继的英雄业绩。一小撮阶级敌人竟敢在这里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明目张胆地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在中国重演匈牙利反革命事件，推邓小平当中国的纳吉。我们广大工人、干部义愤填膺，坚决支持对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向英勇斗争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参加这场斗争的革命群众致敬！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进一步擦亮了革命群众的眼睛，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看得更清了。它说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有力地击中了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粉碎了以邓小平为总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又一次表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还会以各种形式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回击他们的挑战。

“翻案不得人心。”蓄意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更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再拒绝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他的批判和挽救，他的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他越来越孤立了。他已经陷入全国人民大批判的怒涛之中。

我们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排除一切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生产和各项工作搞得更好，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


019) 敌人跳出来就坚决打击

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 (1976.04.10)

党中央作出决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两个重要决议，说出了我们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的心里话，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表示坚决拥护。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对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决支持。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拒不接受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一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他完全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的利益和愿望。他的问题的性质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党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非常英明，非常及时，大长了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毛主席指出：“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我们的办法是，阶级敌人跳出来就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最近，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看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并取得节节胜利，看到他们的总代表邓小平要垮台了，就狗急跳墙，公开跳出来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作垂死挣扎。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革命演说，书写反动诗词，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行凶、放火，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对此，我们广大贫下中农表示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天安门广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决不容许反革命分子在这里兴风作浪，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次反革命事件，充分说服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打中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要害；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这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敌人在哪里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就在哪里坚决地给予打击。

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首都。


020) 粉碎逆流 深入批邓

——清华、北大师生员工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

本报记者 (1976.04.12)

最近几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校园里，充满团结战斗的革命气氛。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怀着无比激动、无比振奋的心情，热烈欢呼党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同时，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深入批判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刚一露头，就引起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高度警惕和密切注视。这些坏家伙搞起反革命阴谋暴乱，广大师生员工满腔怒火，无比愤慨。他们义愤填膺地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绝不允许反革命暴徒胡作非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绝不能容忍群魔乱舞！”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武装思想，作好反击的战斗准备。四月六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发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广大师生员工受到极大的鼓舞。两校立即出现了一个反击反革命逆流的高潮。大字报纷纷贴出，批判会、声讨会接连不断。清华大学在四月六日一夜之间，就贴出了一千多张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大字报。两校师生员工纷纷表示，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四月七日，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决策的鼓舞下，两校分别举行全校大会，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行，愤怒声讨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罪行。两校的校党委领导成员、工宣队员、工农兵学员、工人、教职员、民兵和附中、附小的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家属代表，怀着无产阶级义愤，争先恐后上台发言。会场上一片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

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丧心病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罪行，激起两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慨。工宣队员和工人代表在发言中愤怒地说，这些反革命分子竟敢在首都搞反革命阴谋暴乱，我们工人阶级和革命师生气愤极了！对这些坏家伙，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出现这一事件，说明我们批判邓小平批得对，批得好。我们批在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身上，疼到了阶级敌人的心里。他们再也按捺不住，纷纷跳出来，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疯狂地进行破坏、捣乱，妄图扭转批邓斗争的大方向。这恰恰证明，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邓小平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只能是痴心妄想！我们工人阶级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同邓小平和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工农兵学员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正当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全国胜利开展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这充分说明，批判邓小平打中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要害。一小撮阶级敌人怀着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的丑恶表演，使我们更加看清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我们一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努力作战，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革命干部和革命教师的代表在大会上说，毛主席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时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再一次证明，阶级斗争不但没有熄灭，而且是十分尖锐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在前进道路上还会有阻力，有曲折。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

两校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少人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同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做了对比。他们指出，匈牙利事件已过去二十年，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一小撮阶级敌人居然又在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反革命暴乱，公然把邓小平推出来，充当中国的纳吉，其性质就更为严重。这件事是坏事，但也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作斗争。

许多同志在批判发言中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狗急跳墙，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既表现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疯狂性，也暴露了他们的虚弱性。这些家伙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形势，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靠散布谣言，制造事端，就可以保住他们的总代表邓小平，就可以颠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无比巩固，威力无比强大。党中央一声号令，从邓小平到那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党内外资产阶级胆敢继续顽抗，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更加惨重的失败！

通过回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更深入了一步。广大师生员工把邓小平的反动言行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分析，已经写出一批质量较高的批判文章。他们决心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以阶级斗争为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批判邓小平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021) 伟大的胜利

《人民日报》编辑部

1976.04.10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采取的反修防修、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喜讯传来，大快人心。首都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亿万军民游行庆祝，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致电毛主席、党中央，热烈拥护、坚决支持这两项英明决策。全国出现了一派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景象。

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长期以来，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群众批判，他表示愿意悔改，“永不翻案”。毛主席挽救他，给他重新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带头煽起了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邓小平的翻案活动，从去年十月开始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邓小平的要害，揭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

正当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指示，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邓小平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赞扬。党中央根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课。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汽车，烧房子，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它还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又是多么复杂。这些反革命分子不择手段，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制造政治谣言，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集团，欺骗群众，制造事端，何等阴险恶毒！它也告诉我们：广大人民是要革命的，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是深恶痛绝的。不管一小撮阶级敌人多么猖狂，在革命群众面前，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党中央的两项决议，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必将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批邓，批判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提高革命警惕，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看到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还会进行垂死挣扎，对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上当受骗的人要进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社论）


022) 和华国锋等人关于文革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

1976.06.15*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另一说为1976年1月13日。当时在场的有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等人。]

（原载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601页。）


023) 华国锋在朱德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华国锋

1976.07.11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年起，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对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在一九三○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一九三四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凶狠的阶级敌人面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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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976年7月12《人民日报》


024) 华国锋在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华国锋

1976.09.18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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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选集》（中央教育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编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


025) 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华国锋 叶剑英

1976.10.06

〖时间：晚十一时，地点：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出席者：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会议一开始，华国锋按照与叶剑英商定的内容向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对四人帮实行拘捕。他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李先念带头鼓掌。〗

接着，华国锋说：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叶剑英讲话：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汪东兴也作了发言：

“四人帮”在主席逝世后一段时间以来准备发动兵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026) 华国锋接见山东湖北等南京部队等领导同志的讲话

华国锋

1976.10.07

〖现将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记录稿三份发去，其中十月七日《华国锋同志讲话》、八日《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两份，是从兄弟省市抄来的。请根据这三份记录稿进行传达。内容如有出入，今后以中央印发的文件为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至八日晨，中央政治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黄振华、吴桂贤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山东、湖北、江苏、上海和南京、济南、武汉部队的领导同志，华国锋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华国锋同志说，今天，我们这个会是向大家打个招呼，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政治局决定，分别向同志们打招呼。我讲了以后，政治局其他的同志讲。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他们是四人帮，搞阴谋，篡党夺权。他们不是现在才结成的，毛主席在世时就结成了四人帮。（问丁盛同志）你听见过没有？因为这件事，主席很恼火，不满意，多次批评。毛主席在小范围内讲过，打烂他们四人帮。总理在世时，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搞总理。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别人对你有意见，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开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要注意，你要改也难。又说，她串四人帮，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主席两次讲过，她并不代表我，是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是代表她自己，不代表我。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主席在湖南给总理讲，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主席讲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摔了跤能抓爬起来也好。要江青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阁。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主席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主席当时讲修正主义是主要问题，他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把修正主义这个主要问题篡改成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报告的批示中，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提法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得，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七五年五月三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张春桥的文章和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说他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者就打。教育界、科技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医学界，还有很多，知识分子成堆，外国人放了屁也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主席又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主席讲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为什么还照样搞？为什么不和二百多名中央委员搞团结？只搞少数人的小圈圈不好，历来如此。毛主席多次讲了三要三不要。毛主席还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了这三条，这三条政治局再议一下。毛主席还说了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主席又说，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政治局讨论，形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名义，不要以个人名义。比如，我从来不用个人名义把材料送下去。江青到处送材料。主席亲自讲的，江青你没有多少学问，搞了左派名声，以左派自居。七五年七月十七日，主席讲，什么叫经验主义，江青也不懂。

今年一月总理刚逝世，马上在上海南京路上贴出大字报，要张春桥当总理。在上海还抛出政治局的一些材料，八位副总理的讲话，印到工厂、机关、学校批判，有的带到北京机关来，这是开国以来没有的。批判邓小平同志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发起和领导的，我们是拥护的。但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方针，另搞一套。中央五号文件，是主席两次批示同意的，但在北京传达时迟群、谢静宜反对传达。说五号文件是和清华唱对台戏。清华不是按主席批示办，主席批的一个精神，他们是又一个精神。今后，批邓还要继续批，右倾翻案风还要反击。但是他们一句也没有自我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洪文主持工作，钢铁、铁路那些文件，都是他送给主席批的，他一句自我批评也没有。相反的，他从上海回到中央以后，把中央、国务院、军委的文件统统调去，他想批邓吗？不是，他是要整别的中央同志。今年春天打招呼的会议，是主席批准的，我代表政治局讲的，但江青等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接见到会的人，另讲一套，大讲某某人的问题，有些材料是自己捏造的。她要周启才把她的批语印发给全国，不但这次会的要印，前次会议的还要补印。周启才不敢印，送给我，她不满意，我送给主席批。主席三月十七日批示，不应印发，此件不妥。并要人告诉江青说，江青干涉太多。江青单独召见十二省市谈话，她事前不向政治局报告，在会上到处点名训人，她点王海容、唐闻生是邓记造谣分公司，要乔冠华整王、唐，主席讲这是借刀杀人。江青在召见十二省市会议上说，她挨了整，批了她八个月。她背着主席、中央搞这么一套。没有党纪国法（先念同志：为什么对外交部两个青年干部这么恨，她知道王、唐了解他们的很多情况）。美国记者维特克，是情报局的，江青和他谈话，把中央很多东西传出去，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污蔑。现在我们还是要批邓，他们借批邓搞阴谋。今年计划座谈会上，批邓、批条条专政是对的，但是他们利用批邓，搞了阴谋，会中煽动公开说，去年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是国务院的务虚会议。会议邓小平没有参加，是先念同志主持的，其他同志参加。他们不是为了批邓，其目的是为了整人，要搞政治局的同志，会上发简报有困难，报告我，张春桥对这个问题说，让人家讲讲话嘛，不然的话，欠了债。他们这样搞，无非是要搞垮政治局的同志。计划会上有人提出，要清查总理悼词是谁让邓小平讲的，实际上，当时是张春桥提的。他们不是真想批邓，其实不是为批邓，是想搞掉所谓一伙。他们要印简报，我看到，不同意印发，如果印发，我说把这个会引向邪路上去了。如果说，务虚会是风源，那邓小平就不是风源了。

在安排我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时，我向主席说，我水平低，不能担负这个重任。毛主席批示，就由那自称水平低的人当。

（汪东兴同志：我向主席说，你选了一个好人，主席讲，你赞成吗？我说，我举双手拥护。主席讲，第一，他有一个省的全面工作经验，工业、农业、财贸等，到中央工作了几年。第二，这个人忠厚老实。第三，这个人不蠢，宣布第一副主席，主席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他们要贬低华国锋同志，抬高他们自己。他们要分裂党，搞阴谋诡计，不要“三要三不要”。）

我当了第一付主席、总理，是给他们泼了很大的冷水，他们经常不满，他们反对。主席讲，要提高思想水平，提高领导艺术，我深深感到路线出感情，他们对主席感情很差，很恨。毛主席有病，他们干扰很厉害。一九七二年有一次，江青气得主席发生了虚脱，肿到胸前。在毛主席病重期间，为了保卫毛主席，汪东兴同志挡住她不让进去，江青说汪东兴是反革命头子，在主席身边工作的都是特务，要撤换汪的工作。总理当时气得哭。毛主席讲：汪东兴有办法，把江青挡住了。

（念了主席答江青的一封信，其中有这几句：“你买了很多书，我也有很多书，你也不读，相见何益。”“我已八十一岁了，身体有病，你不体贴我。……”）

（陈永贵同志：反法权，她的法权最大，一个专列七个车厢。那天主席病重，她坐车回来，从山西到石家庄，打了七个小时的扑克，谈笑风生。郭风莲同志要扶她上车，她说：你没有资格扶我，你是听邓小平的。）

今年主席生病期间，江青硬要去小靳庄。到了小靳庄说，这次来是毛主席保驾，我冲破了国务院封锁才出来的。纯属造谣。

九月四日，江青要出去，插上耳机，要主席讲话，主席不理她。而后又写个条子，主席还是不理她，以后她又写条子要华、张画圈送主席。主席叫秘书画了。毛主席身体好时，她不敢去看主席，主席病重了，她就去干扰。毛主席血压低，不能翻身的。她一定要主席翻身，医生不同意，汪东兴不同意，她坚持要翻，一翻主席血压突然升高到二百以上。

在保存主席遗体的时候，他们搞阴谋。开始，江青要管，要王洪文组织个班子抓。王对我说，我负不了责。以后说，我负责，要毛远新参加。这时，因为听医生说，主席遗体保留可能有点问题，又因接到越南电报，说胡志明主席遗体保存上有问题，因此，江青又改口说，亲属不参与。把这件事推给我，意思是出了问题，你华国锋要负责。我去听了医生的汇报，觉得问题不是太严重，有可能保存好。准备有足够把握再发公告。江青要立即发公告，对我威胁。毛主席遗体转移，他们也不参与。毛远新要回去，我同意他回去了，同意后，江青又提出要他管理后事，写三中全会的报告。

在毛主席病重时，江青他们千方百计要窃取毛主席的材料和文件。他们去找毛主席的秘书张玉风谈话，但没有达到目的。以后，又翻过来了，说小张偷文件，要别人的东西。又要派毛远新同小张一块来清理材料和文件。我不同意。他们四人在大会堂开会，打电话给汪东兴同志，要我去。我去了，他们讲了五个小时，就是这个事。我说，主席是党和国家的，按党和国家的原则办事，由汪东兴同志负责处理。现在没有时间，可以先封存。这时，毛远新已偷走了两个文件，向他追时，他说已给江青了。材料和文件要封存时，江青大哭大闹一场。江青还伪造了两个文件，送给我，说这两个文件很重要，请你阅后送洪文、春桥……，就是没有剑英、锡联同志。

（汪东兴同志：他们怕毛主席的材料里面有批他们的东西，同时想搞点别人的东西当炮弹。）

他们大造舆论，几种报刊都是他们控制的。他们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其实是我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毛主席会见马耳他总统后把我留下。我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主席写了三张纸给我三句话，一张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一张是“照过去方针办”，一张是“你办事我放心”。我正式给政治局传达前两张，后一张没有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在告人民书里，在悼念词里他们不写，在社论里讲了。六个人改了三个字，作为临终嘱咐大做文章。当时主席逝世，我们都很忙，忽略了这个事。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二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我考虑也有道理，不要引起纠纷，因此，告外交部只许核心小组知道，并告黄华。到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用梁效的名义，文章里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陈锡联同志从唐山回来，对我说，我们都是叛徒了。

在悼词里面不提“三要三不要”，也不提“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讨论时，陈锡联同志提出要把“三要三不要”加上去，姚文元淡笑了一下，还是没有加上去。后来，汪东兴同志又向我提出，经我坚持，加上去的，张春桥表示写就写吧！

他们大造舆论，他们靠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迫不及待地插手各地。王洪文自己搞了个办公厅，主席去世，搞战备，陈锡联同志和我，各带一个秘书，在一起共同办公。王洪文带两个秘书，一个跟他，一个另搞一个办公厅，搞机密电话，同各地联系。文件，王洪文看后才批给我，我才知道，有另一个办公厅。他们插手各省，他们几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江苏打不开，说要派人去搞。

他们自成系统，自搞一套，想大换班。他们搞修正主义。搞阴谋，主席在时，他们就搞，主席病重逝世后，四人帮结得更紧了，迫不及待地搞反党活动。中央政治局为了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让修正主义在我们手里将毛主席的革命事业毁掉，政治局决定采取坚决措施，一致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然后全会通过，要大家心中有数。全国绝大多数是拥护的，陈锡联同志给解放军打招呼时，有的当场晕倒。我们相信全国是会搞得更好，有信心搞的更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拖半年受不了，国民经济也受不了。

（陈锡联同志：《光明日报》四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讲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是谁是很清楚的。四人帮砸不烂不行，筹备四届人大不是主席指示也成问题。）

（先念同志：共产党员给主席去信，反映一些问题是对的，象新华社朱穆之等三人给主席写信，反映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期间的讲话和问题，批判到现在也没有结束。朱穆之是中央委员，追悼会把朱的名字也划掉了。）


027)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的通知

1976.10.07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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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028) 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

华国锋 叶剑英 汪东兴

1976.10.08

〖时间：晚〗

汪东兴：姚文元的父亲是姚蓬子，是个反动作家，是叛徒、特务。

华国锋：这次就是，批四人帮，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四人帮是毛主席挖出来的，反复打，也打不破。主席给陈永贵、吴桂贤同志指出，钓鱼台没有鱼钓，叫他们搬出来，搬出钓鱼台。陈永贵写信给主席，主席很快就批了，陈永贵同志要求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就是学习、工作、劳动。主席对此报告，很快就批示：“报告很好，钓鱼台没有鱼钓。”很快就搬出来了。王洪文说：“他在钓鱼台钓了一个大鱼，谁说没有鱼？”同主席指示相对抗。有一段时间，纪登奎同志修房子，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时期，主席也指示，不要搞到四人帮去了，搞到四人帮去就成五人帮了。主席想打乱他们四人帮。（有人插话：原来报告想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副主席，主席很快就加上“第一”副主席，过去党内没有第一副主席的习惯，加第一是为了打乱他们四人帮，这是问题的实质。）

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主席讲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主席的原话是现在着重解决有所不足。后来他们整理送主席时，他们把“着重”两字删改了。主席在病中就划了圈。我们老同志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面，当然要解决有所不足。老同志要看到有所不足，但要解决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特别对新生事物要肯定。

这次解决四人帮问题，就是解决四人帮，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总帐。

关于军委的工作主持问题，剑英同志有病，主席批示张春桥打个问号。王洪文也打个问号，先请他们讲话，没有人听，主席要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陈锡联同志打过仗，有经验，当兵出身。

李先念：追谣有很多不是谣言，是真的。

陈永贵：江青在大寨的讲话是她讲的。

李先念：外交部她就不敢追谣，许多谣言她一追，就追成真的（王海容，唐闻生都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造谣。

汪东兴：我有一句话要插一下，想起来了怕忘掉，江青他们专门跑到海南岛，指挥炮兵阵地打了几十发，他们在那儿照相，一方面炮兵阵地暴露了，一方面把炮弹打到海里，引起国际争端，他们是资产阶级太上皇。

华国锋：七四年批林批孔，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他们的讲话录音，又经他们自己修改，准备下发。主席把它扣留了，主席批示：形而上学甚多，迟群、小谢讲话有错误，三箭齐发，开后门也有好人，不开后门也有坏人。

叶剑英：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下，十月六日、七日办了两件事。一是十月六日决定除四害。二是十月七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我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这实际上是主席生前就安排好了。这两件事是一破一立，解决了主席生前长时间要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要解决的问题。现在实现了。四人帮，主席逝世前就提出来了，党内有党这句话是主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提出的，“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别人对你有意见不好提，你自己也听不到，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不要了”。江青当时就表示，钢铁公司送给小平同志，帽子公司有错误，我改正。主席当时就抓住江青这话，让大家都听到了，你说话要算话，主席而且引用了“言必行、行必果”这句话。主席又问大家，你们听到了没有？主席指着江青说，她并不代表我，对她要一分为二，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但是错误也不好改，你改也难，主席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

七四年七月十四日讲，你们不要搞小宗派，还是九大、十大讲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四人帮，搞四人帮不好，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一块工作，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叶帅讲：主席很苦呀！主席又重复了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处分任何人（指邓小平事件出来）有人不信，不信这三条，这三条是九大、十大定了的。这是主席的谆谆教导。四人帮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并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趁主席有病，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光是四人帮，而且是党内有党、毛远新也是一个。

邓小平有错误应该批，过去批，现在批，今后还要批。但是批邓小平的时候，主席有了病，不能出来，当时就是听毛远新汇报、记录，然后向主席汇报，主席讲的又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倾向性很大，这里面有些问题，有些走了样，加了些东西。文化大权是姚文元掌握的，军委安排了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王洪文从上海回来到处调材料。他们一打一拉，说给主席送材料的张玉风同志有问题。又给她送手表。他们的总后台，后面摇鹅毛扇子的就是张春桥。张秋桥到部队也搞拉拢，给部队拍电影。拉军队，他们拉不动，他们就组织民兵另搞一套。宣传工具，民兵他们掌握，党政军他们都伸手，控制中央，政治局开会，这四人哇哩哇啦，主席去世以后，急转直下，他们感到不加紧步骤不行。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批出了“永远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他们就要下手了，他们加紧制造舆论，更加证明他们迫不及待。

华国锋同志插话：办公厅他们控制了，他们把米士奇塞到办公厅，各省有问题，向他们汇报。米士奇是王洪文带到中央办公厅的，实际把办公厅权夺了。他讲中办再调一个人，请示汪东兴说不知道，就没有再调到，他就住在紫光阁，他是冒充中央，原来想用王洪文办公室的名义，感到不好，就用办公厅名义。主席逝世后，一是等不及了，二是慌了。首先要夺汪东兴管理文件的权，办法很卑鄙，主要是内有他们的材料。开常委会不让叶帅到，拉张玉凤偷了两份文件，这里边致命的问题，是材料里边有他们的历史问题。

叶帅讲：他们已经掌握一部份中央权力，但不满足，他们要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小平倒了，按过去秩序，王洪文主持中央，张春桥当总理，结果毛主席没有给他们权。主席把这个权给华国锋同志。

主席十次路线斗争，江青吹没有参加，什么党内斗争，她没有知识，她不象王明，也不象张闻天，王明还写了个《为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张闻天也写了个（未记下）。主席还说，你不要随便说话，要守纪律。江青、王洪文要见毛主席，主席不见他们了。说见一起见，他们要搞主席的材料，东兴、国锋同志完全抵制了。

党内有帮，党内有党，四号光明日报下了动员令，这个问题就不能再等待了。在国锋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及时处理了这个问题，你不下手，他们就要下手了。他们有思想有准备，也有组织领导，他们利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下边搞乱。

当时给李先念同志讲，把四季度的革命和生产抓一下，他们在里边干扰破坏了不好搞，他们四面出击。六日、七日一破一立，看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历史，他们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主席病的时候，她到主席那里敲竹杠，向主席要钱。

汪东兴：江青比资本家还厉害，她看到主席有了病，七二年向主席要稿费（主席把钱存在中央办公厅）主席当时给了她三万。主席批这个钱时，主席哭了。气得不吃药了。江青这个时候大闹，后来又向主席要钱，嫌少了，还要。到武汉，主席没有理她，后来主席到了湖南，给了她八千，她嫌少了，不要。主席讲，都不给，三万也收回了。主席批了她，批她以后又哭又闹，向主席作检讨，八千交了，主席说，一起收了三万二。她反林彪，实际上她和林彪好得很，她要求提级别，提到东兴那里，提到办公厅。她说不必提到主席那里去了，副主席批了就可以。后来找总理，总理讲：还是林付主席批一批好，办公厅写了一个报告，送林彪那里，林把报告压了，林对江青说，你的级已经提了，已是五级。林彪事件，林彪把这个材料带上飞机，又收回办公厅，江青说，办公厅有她的黑材料，就是指这个。

苏振华：海军的服装，帽子都是她改的，经大家讨论，送主席批示，结果她现在又要改，和主席对着干，她要给女同志作连衣裙，说人大会堂对外友协都要穿，叫先念同志开这个会，先念同志不开，没有搞，后来先念见主席，主席问先念，不是叫你开什么会，开了没有？先念说，连衣裙不光是人大会堂，对外友协，这个事要考虑考虑，八亿人民有一半是女的。主席说：你这个人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搞得好。

叶剑英：江青是前台人物，张春桥是摇鹅毛扇的，原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研究过要团结他们，结果还是团结不拢，这四人不打掉，是党的癌症，搞迟了他们会动手。十月六日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一破一立，华国锋同志当主席，当我们的领袖，国锋同志民主、耐心、能听别人话，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经过实践考验的。核心是经过实践形成的。国锋同志主持这段工作，是解放以来最困难的。总理、朱老总、主席逝世了。又有这么大的运动，他们又在里边搞，对他们四人帮作到了仁至义尽。

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主席叫他们解散，他们不解散，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四人帮对党的危害。主席病时说：华国锋此人是山西文水县人（又说是交城县人），是武则天的故乡，他没有私心。汇报到军队工作，叫陈锡联同志抓一下，他打过仗，是久经考验的。

主席提王洪文，给我宣传过，开始对王洪文也是很赏识的，王洪文到长沙告总理的状，从那以后，主席对他的态度就变了。国锋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是中年人，身体好，经验多，我们宣传国锋同志，包括拍电影。但是他们尽力贬低国锋同志，追悼会的电视，我和国锋同志站到一边，中心是王洪文了。

国锋同志是我们的领袖，主席说我选对了。国锋同志在湖南湘潭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说他无私，不蠢（其实很聪明），我们要宣传，要拥护，要团结在国锋同志周围。

四人帮上海是策源地，又是根据地（先念：上海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上海就是张春桥，张春桥就是上海，这话不好，上海要和张春桥分开。

华国锋：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的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无论如何不能打击一大片，就是给他们办点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这个话很重要，不要太急了，转弯子也不要太急了。对清华的问题，同样也是如此。主席讲：清华倒是走上了正规，是讲在校党委，系党委支部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清华虽然搞了梁效的写作班子，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对的。不能打击一大片。叶帅讲的名字，不要讲，真正搞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主席讲的不足。

叶剑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全国的口径，我们的党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坚决贯彻三要三不要，自然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坚持这三条，我们有信心党不会分裂，有华国锋同志领导的党中央，我们的国家是会搞好的。

李先念：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也好，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帐，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思想，不断地把自己估价一下，有时不那么自知之明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必须肯定，打倒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又搞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这次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又搞出来了。形势确实好，只要我们掌握政策，耐心的作工作，问题我看不难解决。对省委军区、中央既然委派了，就应该支持他们工作，他们在政治局老说南京乱得不够，他们派人去捣乱，这些情况，你叫下边怎么搞好？

华国锋：我们对省委、军区，我们一定要支持，对江西也应该有个政策，既然叫江渭清搞，又不支持他，他检讨了，又不放心，该怎么办？四川有个赵紫阳，我看赵紫阳这个同志是不错的，江青定那个造反派入党，说你不介绍，这样四川就乱了嘛！我去了也不好办。江青的指示多硬呀！湖南来的人住在工会，硬是冲中南海，去年刮右倾翻案风张平化没有欠帐，十二省会议没有来，钢铁会议也没有来，在打招呼会议上江青点张平化名，说你为什么气鼓鼓的，这就是点火嘛，说张平化，你发动人在毛主席面前告状。这个事我给东兴同志提了个意见。说主席爱看湖南小戏，就到那里指了三个小戏的电影，其中有一个园丁之歌，看了以后，主席鼓掌了。江青追查这个事，问东兴同志，东兴同志说，这个事国锋同志清楚，一问国锋，记有这个事。北京的报纸批园丁之歌，湖南也批。主席鼓掌，服务员说，这是受批判片子，主席为什么鼓掌？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样湖南就为难了。国锋路过湖南，湖南同志抽国锋同志提出，一不批，二不改，后来江青就点名批判了。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还得给时间。（苏振华插话：开地震会是个大事，她在这个会上提出海军帽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改，海军的服装她是看了批阅的，主席批了，她要改和主席唱对戏。）

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解决正确对待的问题，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是篡党夺权。

李先念：四人帮揭露，群众情绪是高的，军队传达，行政科知道了主动庆祝，这两件事，有的休克了，也不要把他们的影响估计得过高。是否有少数人起来捣乱，也要注意，原来想清华大学的领导可能不通，结果他怕群众起来造他的反。我们要帮助他们，只要作好工作，没有大的问题，要有信心。主席去世，我们是悲痛的，我们要继承主席的遗志，相信党，相信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国锋同志周围。我们的国家是能够管好的。揭露四人帮是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没有来得及解决，现在国锋同志能下决心是不容易的。依靠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能够管好的。

我们一定不称霸，不搞大国主义。主席去世后只有蒋经国和苏修骂我们，包括苏哈托也说了些好话，国际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三要三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没有好下场，林彪不是不可一世吗？最后在温都尔汗报销了，刘少奇不也是不可一世吗？也打倒了，邓小平也是不可一世，这四人帮也是不可一世，都没有好下场。

这次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方针是不能用打倒一切的办法。打击面大，历史经验证明，最后的效果都是不好的。上海的问题，马老要鼓起劲，上海一月风暴要肯定，要相信上海的党和群众，上海的工作也是做的好的，民兵问题，大体倾向意见，就是军队人武部和民兵统一起来，历史经验证明的也是这样，内战时期，是赤卫军，抗战时期是民兵，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上海军队、民兵是两个司令部，不要急。先解决四人帮问题，其他问题要稳当一点，步子放慢一点，如果对上海另眼看待，也要犯大错误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

四人帮对上海也有干扰破坏，四人帮没有了，上海的工作会搞得更好，现在的形势是好的，这四人揭出来，只是我们政策是稳的，是符合毛主席路线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对武汉谢妙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恐怕谢妙福的后台也是四人帮，有些是组织上的联系，有些是思想的联系，我们还是按四号文件来办。

把福建送走以后，邓小平问主席还有什么事。主席说，你们送走后再来谈谈。有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王海容。主席讲，老中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他们删改了翁森鹤。所以这些人闹，还是他们支持的。我们要看到大多数是好的，要作工作。资产阶级派性应该批，资产阶级派性是不对的，但是邓小平没有按主席的办，采取限期调，一年调了60次。主席巡视三大区，讲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就让人家自己讲，不着急，但总要有点急。我休息了八个月，说实在的，我脑子没有休息，一方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方面在想这四人帮的问题，看你四人帮怎么办？我们要抓好革命和生产，中央不依靠省委，省委不依靠地、县委，怎么办呢？党要指挥军队，每个兵都要服从指挥，听党的领导。转弯也要有个标准。也难，怎么叫转弯，四川有个标准，造反派都入党了，升了官叫转弯，这怎么行呢？造反派也要作阶级分析，我和（纪）登奎讲过，大鸣大放大字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他们不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吗？实际上是主席讲的。五卷六卷要出版，要出版选集和全集，他们不是马列主义学得很好吗？中央已经作了决定，毛主席纪念堂，今晚十二点要广播，工作是很苦的，压不是办法，叶帅讲的，主席讲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集中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还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我们党是严肃的，但政治局的同志除开会见面外平时不见的。我和叶帅，应该是老关系了，互相也不敢见面，但是心心相印，这个空气不好。

一九七五年主席讲过，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互相不交换意见，你不知我想什么，我也不知你想什么，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四人帮联系倒是密切，整政治局同志的材料，把政治局同志的材料都收。他们说别人没问题，说他们四人就是“攻击中央，矛头对准毛主席”。每个人讲话都拿了去，一言一行他们都整理了，他们要我的材料，我说给，但不准改。一个政治局委员整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材料，这是不正常的，不允许的。整省委第一书记的材料不对，整其它书记的材料也是不对的。主席提出五不怕，应该做到五不怕，但是还有点怕，怎么能不谨慎小心呢？

邓小平还要批，转弯子还是要转，我不是袒护同志们的错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块，有些时候也得跑，我们有这些问题，要慢慢改，对打砸抢，对反革命要实行镇压，实际是他们篡改，讲这么一点意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去主席对王洪文是很重视的。后来主席说，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子，马老（马天水）估计有很多困难，但是也是可以改正的。

华国锋：解决组织问题，要慎重些，要多走一点群众路线，这样会稳些，解决不好使矛盾激化。过去上下级关系照个相，不算什么问题，王洪文如果他一向表现很坏，他就到不了中央，他一个人坏，也不能每天讲坏话，他也说些毛主席的话，要历史的看问题。辩证的看问题，邓小平、主席也说了人材难得。但后来刮了右倾翻案风，林彪开始也不都做坏事，但他后来搞“571”工程、搞政变。出林彪，就抓小林彪。出邓小平，就抓邓小平。浙江为什么出问题？就是层层抓小陈励耘，我们不能学他们。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来办，要历史的辩证的看问题。这一次也不能层层揪，你揪过去，他揪过来，人都揪完了。我开始到北京，对江青确实很尊敬，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嘛。后来，因为主席每次都批评江青，也看到一些事情，就开始变化。你们相信党中央不会点起火来烧下面的，江西检讨过不了关。你既要他在那里工作，这怎么行？五号文件主席批了两次不管用，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毛远新加了邓小平负责也是可以的。但报纸上搞就稳不住了。北京传达五号文件打招呼，他们说是和他们唱对台戏。打招呼时，江青又单独接见、讲话，你怎么稳得住呢？毛主席说，江青干涉过多。她还是照样讲，只要按毛主席的路线办，是会办得很好的。他们老是说，江苏乱得不够，就派人去乱，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党、军队、人民能办好的，要看到上海有些困难，可以个别谈一谈。

王洪文在上海，花了二万多元。

王洪文十月一日说到平谷县劳动，在那里喝得烂醉，到包谷地半小时，把好包谷带到北京吃。


029) 邓小平给华国锋和中共中央的信

邓小平

1976.10.10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的通知

1977.05.03；中发 [1977] 15号

各省市、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将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的信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给华主席并中央的信印发给你们。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好的，同志们看了这两封信会高兴的。中央希望，全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揭批“四人帮”，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

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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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央文件的翻印件；1977.05.03《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中发 [1977] 15号。


030) 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的讲话

华国锋 叶剑英

1976.10.12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晚十时到十三日凌晨一时半，华国锋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剑英、锡联、登奎、吴德、东兴、振华、志福、永贵、桂贤同志接见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同志。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审定。〗

华国锋同志先要马天水同志谈谈，马天水同志汇报了几天来的思想认识过程，表明了坚决拥护党中央对篡党夺权的“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逝世后，本来应该是轮到张春桥了，等开人大时选为总理，同时主持政治局的工作，但是，毛主席定了由华代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张、王说，“华要接待外宾，他俩没法出席，报纸没法公布。”因为华不是党的付主席和常委，名字不好排。后来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已圈阅的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付主席的文件又要回去，加上了“第一”两个字，变成了第一付主席，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的，主要怕他们抢班子。

这时，华国锋同志拿出张春桥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影印件，给了上海四位同志每人一份，要徐景贤同志给大家念一遍。

华国锋同志说：你们看，“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对主席的决定多么不满，看了这份东西就清楚了。“四人帮”总要把新桃换旧符，把我们换下去。

陈永贵同志说：他们反对总理可凶了，主席不批准七四年批林批孔的1·25会议江青、王洪文的讲话录音下发，张就当面整总理，大骂“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不开常委会。”总理含着眼泪说：“我这次又犯了错误。”我当时在旁边看到张春桥这样对待总理，气愤得不得了，我也掉了眼泪。上海的几位同志都说，真没想到他们这样对待总理，在我们面前他们装得很尊重总理。

吴德同志说：主席批发了剑英同志的一份材料，还在上面批了“三箭齐发”，开后门也有好人等，批评了迟群、小谢讲话有错误。总理按主席的批示把文件发给在京的中央委员，“四人帮”又逼着总理把文件收回。

华国锋同志说，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主席开始批四个人，因为五月王洪文要了专机到长沙，告总理的状，主席非常生气。

吴桂贤同志说：我在国务院传达“四人帮”问题，庄则栋说一九七四年王洪文要庄则栋反总理。还说：我们四个人（指王、张、江、姚）支持你，那天在国务院开会，刚传达了几句，庄则栋就揭发了。

华国锋同志说：“四人帮”要把主席的文件材料搞到手，一方面是要把主席批他们的东西偷去。另一方面是把另外一些材料拿来整别人。他们派毛远新到主席秘书张玉风那里，偷走了五件，东兴同志发现后就要追回来，这时，他们慌了，又伪造了两份经过篡改的文件，由江青写了一个条子送给我，要我批给王、张两人看，这两个文件说是七四年主席找两位军人同志谈话的原始记录，但是正文内却有江青一九七六年的注，还说什么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要进行帮助。叶群早在七一年死掉了，七四年主席谈话怎么还会这样说，显然是伪装的。所以我把它扣下了。（华国锋同志亲自把这两份伪装的文件给上海的四位同志过目。）江青要我召开的那次常委会，她说张玉风过去就不可靠，要偷主席文件，要赶快采取措施，要毛远新整理文件。张春桥说：我原想要国锋同志找毛远新、张玉风谈一下，把主席的文件登记一下。江青说：我也要参加，结果我没同意，要中央办公厅负责，同时大家商量决定先封起来。结果二十日因为忙于主席遗体的事未封，二十一日封时发现已被偷了。二十一日晚上江青大闹，说封文件是搞突然袭击，主席尸骨未寒，就要赶她。我后来对张春桥说了江青的事。张说，你要懂得江青的心情嘛，她要到主席那儿看看嘛，你要考虑江青的工作，我想：江青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还要安排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几个人已经讨论过了毛远新回去的事，开始江青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主席的后事，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她大吵，不承认她说过，其他同志都证明她说过，但她还是坚持说没有讲过，会上议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去，江青就破口大骂，说“和此事无关的统统都给我走”只留下“四人帮”和我（指华国锋同志）（汪东兴同志说：她赶我走，我偏不走，我是自己留下的）这是九月二十九日晚上的事。后来，在接见了一批医务界人员时，张春桥对华国锋同志说：“国锋同志，你要和毛远新认真谈一次，你要叫他准备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江青大吵，张春桥就出来擦屁股，批林批孔时，江青找总政文化部陈亚丁谈话，点名李德生是大军阀，大党阀，陈亚丁回去就发动总政的人把大标语贴出去。事情闹大了，张春桥又找陈亚丁谈话谈：“江青同志没有那么说，是你胡说。”摇鹅毛扇的是张春桥，这份《有感》是他的总思想，“又是一个一号文件”，他恨主席恨得很。

王洪文在十月六日要摄影师杜修贤给他照了标准象，杜问他过去为什么不照现在照，王洪文说准备“追悼会”用，这是双关语，他还年轻开什么追悼会，他有野心。

追悼会以后那几天，迟群一晚上就到江青处去三次。

倪志福同志说：十月二日，国锋同志批示“按既定方针办”避免再错传下去，把它删去以后，姚文元二号一晚上和北京的新闻单位通了很多电话，四号光明日报就登了梁效的文章对着干。

吴德同志说，据清华大学党委揭发，迟群布置大批判组写一篇刘邓死后，吕后是怎么按刘邓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说是有需要。

华国锋同志说，今年五月四日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把主席写给我的三张条子都拿去看了，而且记下了，后来他们把“按既定方针办”变成了嘱咐，清华简报上说是临终嘱咐。《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和悼词是姚文元等负责起草的，他们不写这句话，却突出放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间。梁效的文章送到光明日报，有的编辑不同意发表，问里面的“修正主义头子”究竟指向谁。

陈锡联同志说：我到唐山慰问，一路没有讲“按既定方针办”，总参，总政的同志还提了意见，我回来看了四日光明日报梁效的文章，把我们都说成是叛徒了。

吴桂贤同志说：主席逝世以后，大家非常悲痛，国锋同志在政治局会上说，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渡过这个困难时期，当时江青带头高呼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但是现在发现，她随身的皮包里带着华国锋同志的黑材料。

华国锋同志说：王洪文那里，也整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主席身体好的时候，江青不敢见主席，因为主席要批她，后来主席病重了，她就来闹。

叶剑英同志说：上海是受蒙蔽，受封锁的，主席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你们这次来了，情况就明了，张春桥的《有感》里，主要是把阵线划得很清楚，“他们”，“我们”，搞宗派历来是反党分子的作法。

国锋同志说：主席不但想打烂四人帮，而且还怕把新同志拉进去，所以在陈永贵同志报告上批了“钓鱼台没有鱼”，据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揭发：王到钓鱼台十七楼后面钓鱼，钓到了一个大鱼，他就说：“谁说钓鱼台没有鱼？！”

叶剑英同志说：第二次毛远新到北京，也住钓鱼台，主席说，不要去。

凡是反党、分裂党的，都要搞宗派。凡是政治局开会，四个人众口一词，人家有辫子，总是扭住不放。十月六号以后，把四人帮从组织上打垮了，因为主席逝世以后，他们更猖狂了。我们除了“四人帮”，使新的中央以华国锋同志为首，上海回去要知道全部情况，去做工作，决心就大了。

根据主席生前一次，二次的指示，对他们批评、教育，但他们违抗到这种程度，主席去世后，他们更猖狂。党内有党，王洪文要米士奇把全国情况向他汇报。去年他从上海回来以后，就调集所有的文件、讲话、记录，要整人，同时，到处拉人，到处拉军队，拼命搞民兵。

上海的工人、学生、文革以来，特别进步。有人如果再站在四人帮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好处。你们在上海同他们工作那么久，希望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要对他们阴谋篡党划清界限。他们骂人家是修正主义，他们自己就是修正主义。要把上海的问题好好地解决，对全国，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说过，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才叫革命，才叫根据地。四人帮对毛主席的话是东风吹牛耳，听不进。中国是推动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要全党全国来搞，奉劝上海的同志同中央一道，推动上海的工作前进。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对上海的几位领导同志寄予很大的希望。也有电报，说上海民兵有行动，中央信托你们，对你们放手，把上海事情办好，信赖你们。

华国锋同志说：这次中央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大事，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来解决。去年五月三日，毛主席说：“四人帮”一个月不行，二个月，一年不行，二年，一定要解决。后来主席又在任命找付主席的文件上，加上了第一付主席，当时主席还讲了周朝的故事。根据主席的思想，“四人帮”实在要解决。如果他们搞马列主义，我们愿意和他们团结起来，也愿意在他们领导下工作，人心，党心，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我们考虑，他们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让人家夺了权以后，今后怎么办？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路线，照毛主席的方针政策办，不让他们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打招呼会议，江青找十二省讲话，有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肯定文革的新鲜成绩，我们是赞成老中青的，但他们把浙江的翁森鹤这样的坏人，从毛主席批邓指示中删去；又把“现在要着重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的指示，根据他们自己的曲解把“着重”两个字从毛主席批邓指示中删去。

我们有信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不把“四人帮”除掉，中国党要变修，中国要变颜色，你们立场转变后，也会看出些迹象。

王洪文，后来主席把他看透了，象王洪文这样的生活作风，掌了权，将来不得了。

江青在主席病重时去大寨，七个车厢的专列，还有二节车皮带四匹马。江青平时把小护士整得要死，现在起来揭发的很多。张春桥的迷惑性大一点，现在看到“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就清楚了。

他们掌了权，我们党、中国的前途就成问题了。这次爆发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来已久，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了，不解决不行了。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要提醒你们，在他们蒙蔽下，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误，确实转变立场后，会发现一些问题。自己的问题作些自我批评。我们不会采取“四人帮”对别人的办法，乱戴帽子，乱整人。有错误改了就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毛主席的路线，以实践来检验，只要转变立场，我们是欢迎的。揭发批判，我们欢迎。有些材料要保存好，我们不会讲你们在中央篡党夺权，一时思想转变不过来，是可以理解的。廖祖康、肖木（都是王洪文秘书），要来京办学习班，他们是青年，要帮助改正错误，我们相信你们能搞得更好。按主席的思想路线办，会越办越好。我们相信上海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四人帮”解决了，全国的形势就会更好，你们过去对外省点名批评，但这次江苏对上海没有提意见，是我们做了工作，今后要注意，工作更要搞好。经济上我们一定安排好，煤铁的供应决不能减少。

对于“好八连”以及其他基层同志的努力，都要肯定，不要因为某某某送过什么东西，就否定他们，要区别开来，群众是好的。

汪东兴同志说：王洪文要给主席身边布置人，给主席发现了。主席说：“你王洪文竟然干涉我的内政。”王洪文还拿手表，拿毛线衣送给毛主席的秘书小张，江青老是去干扰主席，主席在湖南当着我们的面说，汪东兴有办法，能堵住江青。

江青七二年大闹怀仁堂，使主席水肿到胸部。

华国锋同志：主席病重时，我们在中南海值班，王洪文却在中南海钓鱼台打鸟。

叶剑英同志：张是坐过牢的，是反省院出来的，是叛徒，如果夺取了最高的领导，就再也不能查他。原上海市委统战部的陈同生听说是和张春桥一起坐牢的。

纪登奎同志：张从苏州反省院怎么出来的，康老在世时，就有新闻，这是我们几位革命老前辈（包括朱老总）都有交代的。关于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查实，需要进一步查清。

中央领导同志问上海的几位同志，你们过去听说过“四人帮”吗？

上海的四位同志回答，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今年年初打招呼会议去北京时，上海的几位同志见了张春桥，问他回不回上海，他还说：“现在国锋同志刚刚出来主持工作，需要支持他，我不能回去。”我们以为他是站在国锋同志一边的。他完全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

马天水，周纯麟同志都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

徐景贤、王秀珍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这次来北京前，把王、张、江、姚当作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代表，和马天水、周纯麟同志又通不上电话，以为有坏人把几位领导逮捕了，就在上海和军队的几位同志会合在一起，还调动了民兵，准备决一死战。现在了解了这几个人原来是篡党夺权的“四人帮”，感到极大的义愤，并表示坚决和他们划清界限，决心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华国锋同志笑着说：你们回去别人会骂你们是叛徒！你们把立场转变过来，就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

纪登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不能抹煞。

华国锋同志指示：朱永嘉同志可以照常出国，“四人帮”是“四人帮”，对市委写作组的同志还是要信任。今后你们有事可以找中央办公厅。

纪登奎同志说：有重要的事，可以找东兴同志，也可以直接请示国锋同志。

华国锋同志最后说：中央这次打招呼，今后再发正式文件。

最后，上海的四位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完）


031) 耿飙关于抓四人帮情况的讲话

耿飙

1976.10.16

“四人帮”将毛远新安插在毛主席身边当联络员，毛远新就把毛主席的言行记录下来后交给“四人帮”，在我们与外交部写的守灵人报告上来提江青，她吵着要去，写上去以后她又不去。主席去世后，第二天就不去守灵，去搞阴谋勾当去了。主席病危时，她不顾医生坚决反对，一定要给主席翻身。72年向主席要钱，去收买主席的秘书张玉风，拿出“四人帮”的材料，进行篡改销毁，唐山地震后，有人向政治局汇报震情，他们四个人一次也不去听，说什么救灾你们办，我们不参加，叶帅七十多高龄，身体也不好，每次听汇报，一坐就七、八小时，非常认真地听。“四人帮”标榜自己最革命是假，根本不管人民死活，江青更怕死，地震后专门做了一个大桌子，周围放了不少巧克力，光练习钻桌子就用了半个月时间，她去小靳庄，每次都不少人夹道欢迎，去大寨也搞专列，她骂郭凤莲，将郭风莲骂哭了，当时陈永贵就顶了她一句说：“我们大寨没有这个惯例。”上虎关山时，陈永贵怕江青摔倒，扶她一下，她居然将陈的手一摔，说什么“去你的”。陈永贵再也不理她，自己在前面走。

十月二日，“四人帮”就让新华社拍了不少像，每人搞了一张放大的标准象，要干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

王洪文在上海有一座最好、最漂亮的别墅，在钓鱼台，在西山都有他的别墅，他们盖一处别墅都要花上百万元，王洪文一人光汽车就有八辆，还有辆是专门打猎用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都没有这么多车，周总理当了廿几年，实际上是四十多年的总理，他的生活多么简朴，这些害人的四人帮还丧心病狂地攻击他，真是丧尽天良，他们（看）乱七八糟的电影，每天都要看两三部，他们把经济搞得乱七八糟，我们过去就怀疑她（江青），现在仍然怀疑她是特务。保定地区不稳定，搞武斗就是背后他们插手的，云南也是如此，目的就是一个，为了换班子，王洪文亲自给云南一派指示：“解放军打你，坚决抵抗干”，浙江温州地区把土地分到个人手里，完全是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到处鼓动一些坏人搞什么反潮流，只要跟他们走就是好的，他们反总理反叶帅，一次开政治局会议，主席拉总理坐在右边，拉叶帅坐在左边，拉着两个人的手对“四人帮”说：“你们为什么对这两个人过不去，他们不能反，一反就犯错误的，不要搞四人帮，要团结大多数，四人帮要打破，给你们半年时间，一年不行就两年。”这是73年讲的。主席当时说：“我候两年还可以，给你们二年。”就在那时讲，要安定团结，主席还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孤陋寡闻，愚味无知。”我要去开会了，讲到这里，下次再讲吧！

上次讲了一些，因为没有讲光，这次继续讲。四人帮利用二中全会，四届人大组阁，实际上已经组织了。他们派王洪文到长沙去见毛主席，报告他们的组织名单，总理是江青，副总理和各部部长都安排好了。江青的野心越来越大，主席逝世后，总理嫌小了，要当主席。他们连委员长、付委员长都安排好了，王洪文当委员长。当时找个人谈话，封官，外交部，卫生部都有这样的人，想当副总理，当时主席狠狠地批了王一顿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总理弄不到，想弄个委员长，也未抢到。主席说“总理委员长前三个都由我定。其余的都由总理定。”他们装病不出来，张查不出来病就说有低烧。

他们准备在十月七日，首先在湖南搞，反华国锋，同时在上海一起搞，他们已经准备了告人民书。准备政变成功后，上海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上海百万民兵选了十万，每人发四十发子弹，准备对抗中央，说什么打不赢就拉到井冈山去。清华、北大与一些部，他们的根据地也准备搞。这些秀才一根枪也没有，连警卫员也不听他们的，那能搞成功？大家觉悟提高了，早就把四人帮看透了，群众是高兴的，东单有人去买螃蟹，只要四只，单要一只母的，用绳子绑上，边走边喊：“三个公的，一个母的。”

文件提到了二月三日张春桥有感，意思是去年第一号文件不应该有，这个文件是主席批发的，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他们搞阴谋诡计，到处安插他们的人，秘密联络点设在工会大楼。我们利用地震将工、青、妇的同志从大楼撤出来，不和他们弄在一起。

有个张铁生是小王八蛋，到处瞎嚷嚷，要把所有中老干部一扫而光，讲起话来杀气腾腾，现在已把他抓起来了。他们所干的事与主席的方针不一样，他们控制舆论工具、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电视台，红旗杂志，报上讲的事与主席不一样，进行歪曲报告，主席讲老中青三结合，他们从不讲老的。连“老同志还有点用处”这句话也不高兴，报上从来未用过。利用批林批孔整人，整掉别人，安插他们的人，江青批林批孔整我，没有整倒。我与她从不握手，守灵时，她与别人一一握手，走到我面前，一扭头就过去了。当时有人见后就问我，江青怎么不与你握手呀？我说她不跟我握手更好。

金祖敏调到北京很早，批林批孔时到我们这里搞阴谋，还吹牛，王要到政治部当主任，他要抓组织部，要把郭玉峰搞下去，让他当组织部长，不让他当中央读书班支部书记，准备好的中联部长八月初就调来了。他们从来不讲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只要谁写一封信拍马屁就可以提升，谁说了他们一句坏话，就一脚踢开，他们也不想一想这些老干部整那么多，就是整不垮，现在舆论工具我们掌握起来了，由中央直接控制。

文件还讲到江青等人崇洋媚外，外国人出了一本书叫《红都女皇》就是江青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谈话后记录，作者威特克原以记者身份访华，有的单位查清他是特务，江青知道她是特务的背景后，特感兴趣，拚命找她谈，临走时还赶到广州去谈了好几天，把许多中央机密文件，甚至机密军事地图，地址让她带走了，威特克用这些材料写了好几本书，他们的历史有待清查，

张春桥，鲁迅就写文章骂他，张春桥和四条汉子一起围攻鲁迅，用狄克作笔名，毛主席对他们早有警惕，四届人大张春桥一个副总理，只让他管两个部，文化部，教育部。不信他。……另三个均未给职务。姚文元的权是自己篡夺来的，70年中央决定成立宣传组，康老任组长，张、江、姚是组员，71年康老病了，越来越厉害，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就慢慢抓住了。他们总想抓实权，到处插手，想把中联帮，组织部都抓去政府机关，想把外交部、外贸部、公安部抓去，他们安插到公安部的人（祝家耀）已扣起来隔离审查。

主席说：“江青不要出面……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主席已对她很生气，熬不住了，不愿看到她，一见她就生气，江青写信要见主席，所以主席讲：“不见还好些，多见何益……。”他们提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与主席讲对台戏，张春桥当总政主任，上任第一次讲话，就大批经验主义，上海开了一万七千人大会，批经验主义，要印发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我不让印，政工组有人提出质问，为什么不让印，我说就是不让批经验主义。有人把张58年写的文章不经我批准，滥用核心小组的名义到外文局去印。还带回300份在部里发，我发现后制止了。

四人帮要批经验主义，主席知道了，召集政治局会议，讲了一个钟头，主席拉总理坐右边，拉叶帅坐在左边，拉着他们的手，指着四人帮说：“你们怎样搞的，怎么对他们过不去，周、叶不能批，你们要批的话，就要犯错误。”主席这样说了，他们还是搞阴谋，想通过批经验主义，把年岁大的一批老干部都打下去。主席说：“经验是宝贵的，不是有经验就是经验主义，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要总结，不能批……。”还讲：“经验主席和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又说：“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主席有两篇文章，说教条主义使红军损失90％，1934年春天福建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楷反蒋介石，组织了福建人民政府，而且联合了广西、广东的军阀，还派代表和我们红军合作，订立了秘密军事协定，主席支持搞这个统一战线，说有好处，可是教条主席者反对，主要是张闻天。王明在莫斯科遥控了中央，那时蒋介石的军队从浙江开到福建去，我们红军部队在汕头，看到了他们都过去，就是按兵不动，教条主义者的政策叫做：“坐山观虎斗”，说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在打受伤者，可是蒋的部队打败十九路军后，回过头来打我们，打得可厉害了，林彪这些人搞什么短促突击，使红军损失很大，结果统一战线也没了。广东、广西军阀拚命打我们。长征开始前，在江西有廿多万部队，红军到遵义只剩下五万人，草地全会时三万人，到达陕北只剩下八千人。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多大。在军事上搞教条主义，搞来了李德压毛主席，他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主席反对他们那套打法。这些教条主义者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长征途中大家想念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出来领导才有转机，打了不少胜仗，到了陕北为抗大训练干部，进军山西补充部队建立根据地才有了今天。整风就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与四人帮一样也是整人，口号“左”得很，队伍搞掉那么多，口号还喊得左得很，什么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还能战斗吗？口号很不科学，主席让政治局讨论，批了教条主义，政治局开了几次会，别人都作了检查（李、华、汪、陈当时未反对……也划了圈）可是四人帮开会眼睛盯着天花板，不发言，邓小平主持会议，做了东郭先生，犯了大错误。邓报告了毛主席说：“他们不发言就不开了吧，”主席说照你的办。当时邓小平隔半个月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把他们……要这样搞，现在屁事也没有了。

江青到大寨是想找材料挑大寨，将大寨压下去，然后将小靳庄再抬上来，与主席唱对台戏，去大寨带了五十个演员和作家，带许多电影片子（外国坏片子）给那些人看。她到天津小靳等地就让人夹道欢迎，哪里欢迎得不好就是挨批评。大寨就几个人欢迎，江青痛骂说：“你们看不起中央，看不起我江青，看不起毛主席，反对我就是反革命，你们受修正主义影响太深了……”等等。

他们将毛远新调来组织一个班子，在上海策划三中全会，将全会报告也写好了，准备十月中旬政变后接着就开，各部部长以上52名名单已经安排好了，都是四人帮商量好的，这些东西都抓到手，将来这个材料要公布。

江青过去是对“水浒”吹捧的，曾推荐日本右派演《水浒》戏，她说我推荐主席看《水浒》，说这本书好。主席看了说：“没有什么好，好就好在投降派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她着急了就赶紧批，他们批的与主席意思不同了，主席主要说：“这本书没有什么好的，宋江与高俅是内部派别斗争，是一丘之貉。”她歪曲为宋江架空晁盖抢位子，借此批邓小平。他们评论法家也乱来一气，主席从来没有讲过那么多法家，你不能说的那么好，把人弄糊涂了。所以好多人对舆论工具不怎么相信了，不太看报了，主席所以批“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现在不是水平低看不出问题，看文章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扣，现在形势确实很好，各处提交材料很多，他们搞了很多阴谋诡计。前不久还布置写文章，要“梁效”写作班子研究，写吕后传，要搞什么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的。刘邦说“周勃忠厚少文”，主席选华国锋当总理，引了对周勃的评价，说刘邦看中这个人说：“扶（？）刘氏者必勃也。”所以选择华国锋当总理。

华当时说：“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水平都不够。”主席说：“你知道不够就选你这个人。”华国锋抓四人帮是果断的动作。材料一宣布确实有点吓人，只有几天时间，将四人帮一抓，材料一宣布，群众都讲早知道。流传一句顺口溜：“出了刘少奇路线，觉悟不高，出了林彪吓一跳，出了邓小平莫名其妙，出了四人帮早就料到。”全国上下哪里不高兴。想了一肚子气，好几年，多年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了。古话“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

我们要照毛主席政策办，揭发四人帮要注意政策，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大多数是受影响的，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少数人陷得很深，犯了路线要觉悟起来，你们不说也要替你说出来，这样不被动，大不了是跟“四人帮”上了去，有点私心杂念而已。


032)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1976.10.25

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全国各地亿万人民连日举行盛大游行，首都北京百万军民昨天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喜事。毛主席无限信任、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华国锋同志作我们党的领袖，使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为我党消除了一大祸害。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由来已久。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一再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批评王张江姚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同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警告他们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同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待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四人帮”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不仅毫无悔过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使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危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极大。他们完全背叛毛主席谆谆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抱成一团，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到处插手，煽风点火，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颠倒是非，制造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捏造罪名，乱扣帽子，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采取种种手法，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四人帮”结党营私，篡党夺权，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中国人民将陷于严重的灾难之中。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一年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是我们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我们党就能步调一致，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谁要是违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就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不得人心，身败名裂。过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十次搞分裂，十次都失败。这次，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人心丧尽，极端孤立，同样遭到可耻下场。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在欢呼我们党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

除掉“四害”，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祖国大地到处莺歌燕舞。“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这样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的步伐。我们一定能够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宏伟规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社论）


033) 华国锋会见外宾时的谈话（1971-1976）

纪登奎华国锋杨立功王国权张香山会见日本农村活动家友好访华团 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 (1971.11.14)

新华社十三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中共中央委员华国锋、农林部副部长杨立功、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中联部有关负责人张香山，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团长关川一雄、秘书长若林义夫率领的日本农村活动家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访华团团员有：中野善ｙòｕ＠①、古屋秀夫、竹田香苗、高原修、高桥良藏、大友恒治、清田和夫、石原辰藏、山本道雄、森当、德山达义、犬饲勤、江田弘、山口茂，随员森繁。

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徐明、张雨、周密、刘耀民、金苏城、陈蕙娟，会见时在座。＊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礻加右

（附图 [r711120]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中共中央委员华国锋、农林部副部长杨立功、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中联部有关负责人张香山，十一月十三日会见了由团长关川一雄、秘书长若林义夫率领的日本农村活动家友好访华团全体成员。这是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郝中士　　会见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

新华社 (1973.05.08)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五月七日讯　中共中央委员华国锋、中国农学会代理事长郝中士，今天下午会见了以日本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理事、全国离农求业联合会会长贾林三郎为团长，日本社会党农渔民局长山口太郎为副团长，山形县农民组合联合会书记长饭野荣儒为秘书长的日本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全国代表访华团。

会见时，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王晓云、李永凯、任志、李福德、韩炳培等。＊（附图 [r730510]华国锋、郝中士会见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全国代表访华团。这是会见时合影。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沙风会见日本朋友

新华社 (1973.09.11)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农林部部长沙风，今天下午会见了日本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友好访华团，同松泽俊昭团长、和田金次副团长、石水伴清秘书长和代表团其他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参加会见的有中国农学会、中日友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沈其益、孙平化、马凌、孟昭宇、胡钦岭等。＊

（附图 [r730923]

图为会见时合影。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　沙风　　会见日本农业记者访华团

新华社 (1973.10.07)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农林部长沙风，今天晚上会见以团野信夫为团长、寺山义雄为副团长的日本农业记者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并且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会见时，沈其益、彭华、郑重、胡钦岭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座。

日本农业记者访华团是九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的。访华团成员先后参观访问了山西大寨大队和北京、石家庄的人民公社、工厂、医院等单位，游览了名胜古迹。在北京期间，他们还参加了首都人民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访华团将于明天前往上海、苏州、杭州、广州继续参观访问，然后回国。＊（附图 [r731029]华国锋、沙风会见日本农业记者访华团，图为会见时合影。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肖鹏会见日本农村活动家友好访华团

新华社 (1973.11.29)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农林部副部长肖鹏，今天下午会见了由团长小野寺定雄、顾问菅沼正久、副团长驹口盛、秘书长横川伸率领的日本第四次农村活动家友好访华团，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王晓云、张雨、李铁英、高振东等参加了会见。

访华团是于十一月七日来我国访问的。在中国期间，访华团曾访问了长沙、韶山、郑州、新乡、安阳、林县、大寨。访华团将于明天离开北京去广州访问，然后回国。＊（附图 [r731160] 华国锋、肖鹏会见日本第四次农村活动家友好访华团，图为会见时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沙风会见日本朋友　　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 (1974.03.19)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农林部部长沙风，今天晚上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众议员、日本中国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会长八百板正，日本中国农业农民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大岛清，以及由米内山义一郎、堀江真一郎率领的日本中国农业农民交流协会代表访华团，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中国农学会代理事长郝中士、中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中国农学会副秘书长马凌，中日友协理事李福德等，参加了会见。

华国锋同志会见日本客人

新华社 (1974.10.14)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以木村操为团长，片冈、鸭下、赤木、门田、花田为副团长，内田为秘书长的日本昭生议长会代表第二次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有关方面负责人岳岱衡、王晓云、李铁英、段云、戴智潮、车承丕、闵曾瑜等，参加了会见。

访华团是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于十月四日到达上海的。日本客人在我国期间，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和中国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岳岱衡曾设宴招待了他们。访华团曾访问了上海、南京、北京等地。今天晚上，访华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附图 [r741040]

华国锋同志会见日本昭生议长会代表第二次访华团。这是会见时合影。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同志会见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

新华社 (1974.11.01)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以曾我ｙòｕ＠①次为团长、赤松康稔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秘书长孙平化，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王晓云、金苏城、单达圻、叶启＠②、黄世明等。

字库未字字注释：

＠①原字示加右

＠②原字氵加庸＊

（附图 [r74110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十月三十一日会见以曾我ｙòｕ＠①次为团长、赤松康稔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图为华国锋和曾我ｙòｕ＠①次团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副总理　　会见日中友好渔业代表团

新华社 (1975.01.25)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以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顾问、日中渔业协议会会长德岛喜太郎为团长，日本远洋底拖网渔业协会理事岸龟吉为副团长，古谷庄一郎为秘书长，中西虎吉为副秘书长的日中友好渔业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农林部副部长郝中士，有关方面负责人鲍光宗、王晓云、李永凯等。

华国锋副总理会见　　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

新华社 (1975.10.28)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以曾我ｙòｕ＠①次为顾问、莲尾信治郎为团长、新妻瑞则为副团长、赤松康稔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全体成员，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日友协副会长张香山、秘书长孙平化，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晓云、李福德、单达圻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右

（附图 [r751072]

华国锋副总理会见以曾我ｙòｕ＠①次为顾问、莲尾信治郎为团长、亲妻瑞则为副团长、赤松康稔为秘书长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全体成员。新华社记者摄）

华国锋副总理会见日本朋友田村三郎

新华社 (1975.12.31)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今天晚上会见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田村三郎和他的夫人田村广子，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农学会代理事长郝中士，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华清，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晓云、马凌、朱永行等。＊

（附图 [r751235] 华国锋副总理会见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教授田村三郎和夫人田村广子。 新华社记者摄）

在老挝党政代表团告别宴会上　华国锋同志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3.19)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讯　华国锋同志在老挝党政代表团告别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凯山·丰威汉同志，尊敬的奔·西巴色同志，同志们，朋友们：

由凯山·丰威汉同志率领的老挝党政代表团在北京的访问就要结束了。今天晚上，我们应邀参加这个盛大而亲切的宴会，再次同老挝战友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刚才凯山·丰威汉同志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代表团在北京访问期间，毛泽东同志会见了凯山·丰威汉同志，奔·西巴色同志，西宋喷·洛万赛同志等，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我们两国党政领导人还就加强两党两国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国和老挝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这些，充分显示了中老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深厚友谊。

代表团在北京参观访问了工厂、学校和农村，所到之处都受到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代表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老挝人民的胜利喜讯和兄弟情谊，使中国人民深受鼓舞。凯山·丰威汉同志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访问期间讲了许多感谢中国人民援助的非常热情友好的话。我们一向认为，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我们尽自己的能力支援兄弟的老挝人民，是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中国人民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代表团这次对我国的访问，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老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明天，代表团将去我国南方继续访问，我们祝同志们旅途愉快，访问圆满成功。

最后，请你们回国后，向兄弟的老挝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亲切问候，并祝他们在今后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现在，我提议：

为中老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

为苏发努冯主席的健康，

为凯山·丰威汉同志的健康，

为奔·西巴色同志的健康，

为老挝党政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健康，

为各位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在布托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5.30)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布托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布托总理阁下和夫人，尊敬的巴基斯坦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晚我们应邀参加布托总理阁下和夫人举行的盛大的宴会，有机会再次同巴基斯坦朋友们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对总理阁下刚才所作的热情友好的讲话，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布托总理阁下这次访问我国，时间虽短，但取得了圆满的成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布托总理阁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加强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诚挚友好地交换了意见，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和信任。在布托总理阁下访问期间，将签订中巴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总理阁下的这次访问为增进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布托总理和其他巴基斯坦朋友们总是热情赞扬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和援助。这是对我们的很大鼓励。我们一贯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援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世界各国应当加强团结，我们把支援巴基斯坦的正义事业看成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由于中国也是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援助是有限的。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希望对世界人民能作出较多的贡献。多年来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在各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愿借此机会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巴友谊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相信，中巴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必将继续不断地获得巩固和发展。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查谟—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正义斗争。

布托总理和夫人即将结束对我国的访问。请贵宾们回国后，向贵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良好祝愿。

现在我提议：

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

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为伊拉希总统阁下的健康，

为布托总理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巴基斯坦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在欢迎比兰德拉国王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6.03)

新华社成都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电　华国锋总理在欢迎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尊敬的殿下们，尊敬的尼泊尔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应邀前来我国四川、西藏地区进行友好访问，带来了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国王陛下是中国人民尊敬和熟悉的老朋友，今天，我们有机会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四川省，接待国王陛下，同尼泊尔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叙友谊，感到格外亲切和愉快。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王陛下以及全体尼泊尔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尼泊尔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勤劳勇敢的尼泊尔人民有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荣传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并高度赞赏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在比兰德拉国王陛下领导下，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英雄气概和坚强决心。国王陛下特别重视优先发展农业，宣布本年度为农业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粮食生产方面，尼泊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尼泊尔对外坚持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国际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尼泊尔同愈来愈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关于宣布尼泊尔为和平区的建议，反映了尼泊尔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这一正义主张。在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同志们，朋友们：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十分令人鼓舞。世界在动乱中前进，人民在不断觉醒。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团结前进，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两个超级大国加紧争夺霸权，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但是，它们失道寡助，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近年来，南亚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南亚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令人高兴的是，近来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有所改善。我们热诚地希望南亚各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真正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中国政府也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同南亚各国的友好睦邻关系。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国内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通过这一斗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更加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更加蓬勃发展，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也必将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乘胜前进，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朋友们：

中尼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尼两国友谊的纽带。中尼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中，一贯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我们满意地看到，中尼建交后，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加强。最近，中尼双方又决定将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交通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协定延长十年，这表明中尼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光辉范例。毛主席曾经说过：“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中尼建交二十余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尼关系是十分亲密友好的，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是真诚的朋友。比兰德拉国王陛下一贯致力于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国王陛下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对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一九七四年，国王陛下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解除了逃往尼泊尔的一小撮西藏达赖叛匪的武装，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彻底粉碎了他们破坏中尼友谊的阴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赞赏和十分感谢国王陛下的这一果断决策。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国王陛下这次飞越喜马拉雅山前来我国进行访问，开辟了中尼之间的直接空中通道，在“世界屋脊”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架起了中尼友谊的空中桥梁，为中尼友谊史上增添了新的篇章。比兰德拉国王陛下将是访问我国西藏自治区的第一位外国国家元首，这使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人民感到特别荣幸和高兴。我在此衷心预祝国王陛下访问圆满成功。

现在，我提议：

为中尼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为尼泊尔王国的繁荣和人民幸福，

为比兰德拉国王陛下的健康，

为殿下们的健康，

为尼泊尔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在欢迎拉齐拉卡总统的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6.12)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欢迎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迪迪埃·拉齐拉卡总统阁下和夫人，尊敬的马达加斯加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迪迪埃·拉齐拉卡总统阁下是中国人民一位熟悉的朋友，阁下曾两度访华，新自签署了中、马两国建交公报。今天，总统阁下应邀前来进行国事访问，再次给中国人民带来马达加斯加人民的深情厚意，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和高兴。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拉齐拉卡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马达加斯加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是伟大非洲的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马达加斯加人民富有反殖反帝斗争的光荣传统。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在拉齐拉卡总统的领导下，为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国际事务中，马达加斯加政府坚持不结盟政策，主张非洲团结，反帝、反殖、反对大国霸权主义，主张印度洋建立和平区，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祝愿你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同志们，朋友们，

当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是世界继续在大动乱中前进，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有利于各国革命的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面对超级大国争霸和新的战争危险增长的严酷现实，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人民的觉醒日益提高，革命斗争正在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最近在非洲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贸发会议，挫败了超级大国的破坏阴谋，通过了有积极意义的决议，为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的团结反霸斗争作出了新的贡献。

当前，非洲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南部非洲地区特别是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正不断地给予沃斯特和史密斯政权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它们正在进行挣扎。超级大国正日益加剧对南部非洲的争夺，尤其是那个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旗号的超级大国，对非洲进行侵略、干涉、颠覆和分裂的阴谋活动更为露骨和嚣张。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日益认识到超级大国在非洲的争夺是非洲国家独立和安全的主要危险。我们坚信，日益觉醒的非洲人民加强团结，拒狼防虎，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赢得整个非洲的独立和解放。

同志们，朋友们，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决心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更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中、马两国同属第三世界。自从中、马建交以来，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我们相信，总统阁下的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预祝总统阁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现在，我提议；

为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

为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发展，

为迪迪埃·拉齐拉卡总统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全体马达加斯加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在欢迎弗雷泽总理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6.21)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欢迎澳大利亚弗雷泽总理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弗雷泽总理阁下和夫人，尊敬的澳大利亚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弗雷泽总理阁下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远道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澳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感到十分高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总理阁下和夫人，以及全体澳大利亚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中澳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是两国人民一向相互友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不少中国劳动人民远涉重洋，侨居澳大利亚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同勤劳、智慧的澳大利亚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播下了中澳友谊的种子。一九七二年中澳两国建交以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建交以来的短短三年多时间中，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断增加，两国贸易和科技、体育、文化交流也在迅速发展。这些都加强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我们相信，弗雷泽总理这次访问，一定会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世界人民都清楚地看到，当今这个世界很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遍及全球，尤其那个“缓和”调子唱得最高的超级大国，为了达到其称霸全球的目的，更是处心积虑，有空就钻，到处进行捣乱，到处进行扩张。它已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但是它尽管野心很大，本质却十分虚弱，正象一切帝国主义一样，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只要各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敢于斗争，就一定会挫败它的一切阴谋活动。世界人民正在动乱中前进，世界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是任何超级大国所阻挡不了的，超级大国的任何捣乱是注定要失败的。瞻望未来，我们对世界前途充满信心。

朋友们，同志们：

中国和澳大利亚社会制度不同，对一些国际问题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们都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我们都关心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我们都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近几年来，亚洲—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表示，反对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争霸，尤其对那个“缓和”调子唱得最高的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渗透、扩张活动提高了警惕。最近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公开谴责那个超级大国的扩张行径，对此我们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为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而进行共同斗争。

同志们，朋友们：

我国国内形势一派大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在全国亿万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参加下，正在胜利地深入开展。我国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蒸蒸日上。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风展红旗如画”，一片兴旺景象。我们决心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坚信，通过这场伟大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将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必将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

我们认为，通过总理阁下这次访问，使我们有机会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广泛地交换意见，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们也将有机会亲眼看看我们的国家，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增进我们的两国关系，而且也有利于为推进国际局势的发展继续作出各自的努力。

现在，我提议：

为澳大利亚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为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弗雷泽总理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全体澳大利亚贵宾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在弗雷泽总理举行的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6.24)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弗雷泽总理阁下和夫人，尊敬的澳大利亚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全体中国同事，对弗雷泽总理阁下邀请我们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对阁下刚才的友好讲话，表示衷心的感谢。

弗雷泽总理阁下在北京访问期间，我们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这对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是有积极意义的。尽管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双方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两国都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的，到头来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失败而告终。我们相信，亚洲—太平洋地区人民的联合反霸斗争，同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一样，必将不断取得新胜利。

在会谈中，我们还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双方对目前两国关系现状感到满意。刚才，两国政府还签署了中国出土文物赴澳展览的协定和协议。我们深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今天晚上，贵宾们就要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参观访问。你们在访问中将看到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情况和中国人民对澳大利亚人民的友好感情。请总理阁下回国以后，转达中国人民对澳大利亚人民的友好问候。

祝贵宾们旅途愉快。

现在我提议：为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为弗雷泽总理阁下和夫人的健康，为澳大利亚贵宾们的健康，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为在座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干杯！

热烈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　　毛泽东同志华国锋同志致电金日成同志朴成哲同志

毛泽东;华国锋 (1976.07.11)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七月十日打电报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朴成哲同志，热烈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电报全文如下：平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　金日成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政务院总理　朴成哲同志：

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朝两国人民是战友和兄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条约签订以来，中朝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和深入的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中国人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中国人民热烈赞扬兄弟的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条战线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坚决谴责任何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活动。我们相信，英雄的朝鲜人民必将排除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完成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在克雷库总统举行的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7.21)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克雷库总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马蒂厄·克雷库总统阁下，尊敬的贝宁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高兴地参加克雷库总统阁下举行的盛大宴会，又一次同贝宁贵宾们欢聚一堂，共叙友谊。我代表在座的中国同志，对总统阁下的盛情邀请和总统阁下刚才热情友好的讲话，表示深切的感谢。

几天来，我们同总统阁下和贝宁国家代表团，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见，并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诚挚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双方还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等文件。贝宁贵宾还在参观过程中同我国人民进行了友好接触。总统阁下这次访问，时间虽短，但为进一步发展中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统阁下访问期间，对我国讲了许多热情友好的话，提到了中国对贝宁的援助。这是对我们的鼓舞。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我们一向认为，援助从来是相互的；我们反对把援助视为所谓单方面的“恩赐”，反对以援助之名行控制之实。当前，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斗争中，我们同贝宁人民，同第三世界以及全世界人民利害与共，休戚相关。中国对贝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提供的有限援助，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贝宁人民和非洲人民坚持反帝、反殖、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伟大斗争，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巨大支持。

朋友们，同志们：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当前，全国人民正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团结起来，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我们相信，这一伟大斗争必将进一步加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必将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

总统阁下和贝宁贵宾们就要离开我国。请你们回国后，向贝宁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和亲切问候。

现在，我提议：

为中、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为贝宁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幸福，

为克雷库总统阁下的健康，

为全体贝宁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在欢迎卡马总统的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7.28)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欢迎卡马总统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塞雷茨·卡马总统阁下和夫人，尊敬的博茨瓦纳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塞雷茨·卡马总统阁下和夫人，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不辞辛劳，远涉重洋，从战斗的南部非洲来到北京，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博茨瓦纳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感到十分高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总统阁下和夫人以及全体博茨瓦纳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博茨瓦纳是南部非洲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勤劳、勇敢的博茨瓦纳人民具有反帝、反殖斗争的光荣传统。一九六六年独立以来，博茨瓦纳人民在卡马总统的领导下，为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自己的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博茨瓦纳政府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积极支持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反帝反霸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对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并衷心祝愿你们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朋友们，同志们：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加紧争夺，遭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它们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

非洲形势十分令人鼓舞。伟大的非洲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战斗，阔步前进。已经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南部非洲未独立地区人民正在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战。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在非洲国家的支援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给予沃斯特和史密斯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它们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南罗和南非反动当局都在加强法西斯统治，扩军备战，加紧镇压非洲人民的斗争。不久前发生的索韦托惨案，就是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对非洲人民犯下的一次新的滔天罪行。当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个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它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多方为种族主义政权撑腰。另一个自称是非洲人民“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为了控制南部非洲这一战略要地，打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更加狡猾地向南部非洲扩张和渗透。非洲人民的斗争任务仍然是艰巨的。但是我们深信，不管是种族主义者的垂死挣扎，也不管是超级大国的插手和破坏，都阻挡不了非洲人民前进的步伐。伟大的非洲人民提高警惕，国强团结，坚持战斗，就一定能够赢得整个非洲大陆的完全独立和解放。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永远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坚决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朋友们，同志们：

当前我国国内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胜利地深入发展。这一伟大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我国人民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朋友们，同志们：

中、博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我们都曾遭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当前又都面临着反对外来侵略、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当前共同的战斗任务，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们一直互相同情，互相支持。我们高兴地看到，自从中、博建交以来，两国的友好关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我们相信，总统阁下这次访问中国，必将对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预祝总统阁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现在我提议：

为博茨瓦纳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为非洲人民团结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新胜利，

为中、博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为塞雷茨·卡马总统阁下和夫人的健康，

为全体博茨瓦纳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在欢迎马列托亚殿下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9.04)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欢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马列托亚国家元首殿下，尊敬的西萨摩亚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马列托亚国家元首殿下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带来了西萨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国家元首殿下以及全体西萨摩亚贵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西萨摩亚是南太平洋一个美丽的岛国，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被誉为波利尼西亚“摇篮”。勤劳、勇敢的萨摩亚人民具有反帝、反殖的光荣传统，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赢得了国家独立。独立以来，西萨摩亚政府提出了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本国资源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西萨摩亚政府重视发展同南太平洋各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国际地位正在迅速提高。中国人民对西萨摩亚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今年独立节时，殿下号召要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真正独立的西萨摩亚”。我们祝西萨摩亚在前进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同志们，朋友们，

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于世界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日益加强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同世界上其它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配合，猛烈地冲击着旧秩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剧烈角逐，它们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尤其是那个自称为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超级大国，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但是它外强中干，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亚洲—大洋洲地区，同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团结反霸形势不断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势不可当。我们高兴地看到，大洋洲各国人民对“缓和”调子唱得最高的那个超级大国，向南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和扩张，保持着警惕。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我们一贯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我们历来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现在或将来决不做超级大国。

同志们，朋友们，

我国国内形势也是一派大好。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国亿万人民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革命推动生产，整个国民经济蒸蒸日上。我们坚信，通过这场伟大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必将更加巩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最近我国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我国英雄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灾区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深入批邓、抗震救灾，到处是一片改天换地、朝气蓬勃的景象。这充分说明，我国人民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我国人民决心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借此机会，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西萨摩亚以及世界其它国家政府和人民对我们所表示的深切同情和慰问。

朋友们，同志们，

中国和西萨摩亚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我们两国虽远隔重洋，但共同的历史遭遇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纪初，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败卖的华工曾经同萨摩亚人民共同劳动、共同斗争，播下了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之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西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为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们相信，这次国家元首殿下来访，必将进一步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并把中、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向一个新阶段。我们衷心祝愿贵宾们的访问圆满成功。

现在我提议：

为西萨摩亚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为中国、西萨摩亚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马列托亚国家元首殿下的健康，

为全体西萨摩亚贵宾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在马列托亚殿下举行的宴会上　华国锋总理的讲话

新华社 (1976.09.09)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讯　华国锋总理在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全文如下：尊敬的马列托亚国家元首殿下，尊敬的西萨摩亚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晚，元首殿下邀请我们来参加盛大的宴会，使我们有机会再次同西萨摩亚贵宾们欢聚一堂，畅叙友情，感到十分愉快。对元首殿下的盛情邀请和亲切友好的讲话，我谨代表在座的中国同事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这次是元首殿下和其他西萨摩亚贵宾第一次访问我国。由于中国和西萨摩亚过去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类似的历史遭遇，所以我们容易相互了解、相互同情。尽管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都有增进友谊、发展关系的真诚愿望。在访问期间，我们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交换了对许多共同关心问题的看法。我们还就发展两国关系问题，包括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两国政府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我们深信，经过双方共同努力，中国、西萨摩亚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必将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元首殿下和其他西萨摩亚贵宾在北京、桂林、上海访问期间，参观了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游览了名胜古迹，同我国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促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西萨摩亚贵宾们所到之处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有如太平洋一样，深厚而又广阔。

元首殿下的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为增进中、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天，你们就要结束访问，离开我国。我预祝你们旅途愉快，并请你们回国后，向西萨摩亚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

现在，我提议：

为中国、西萨摩亚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的发展，

为马列托亚国家元首殿下的健康，

为西萨摩亚其他贵宾的健康，

为在座的各国使节和夫人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034) 华国锋去医院看望刘伯承时的谈话

华国锋 刘伯承 邓小平

1976.10.26

华主席去看刘伯承时，邓小平也去看刘伯承，华一进屋，邓对刘老说：“华主席看你来了。”刘老说：“谁呀？”工作人员又告诉刘老说：“是华主席看望你来了！”刘立即伸出双手说：“欢迎，华主席这样忙，还来看我啊？我这双目失明的人，也看不见，请坐吧！”华主席坐下后，邓说：“华主席，我该走了！”华主席说：“邓老，你不要着急嘛，咱们和刘老在一起谈谈嘛！我还能赶你吗？”刘老说：“对，对，对！现在四人帮的时代消失了，我们还要团结起来打仗嘛！我82岁的人了，这几年来，我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痛快，要是陈老帅、朱老帅、贺老帅今天也在，那也会高兴得扭秧歌呢！”华主席、邓、刘三人都大笑了。

华主席：“很好吗？”刘老说：“当然啦，有华主席来看我，我能不高兴吗？”华主席：“邓老是九死一生呀！”又说：“刘老，我年纪轻，社会经验也不丰富，对这八亿人口的国家，我真有点力莫能及呀！”刘老说：“华主席，毛主席选你当接班人，这是正确的，我们一万个拥护，坚决支持，毛主席对你办了放心，我们也一万个放心。”邓小平说：“就连我这个老走资派也是欢迎的，高兴的，支持的”。华主席笑着说：“邓老话差点，走资派是四人帮搞的，我和毛主席事后才知道，有缺点错误，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四人帮以中央办公厅名义纂改毛主席指示，想搞他们那一套，把你搞成这个样子，连总理也让他们气死了，还在邓颖超身上下功夫，逼着她要周总理的材料，邓也差点被他们气死了，邓拉着我的手，告诉我说：“这样下去要气死好多人，我告诉她要顶住，坚强的活下去，我就不信，这股风还能把地球刮毁，人民也不会让他们安宁的。”

华主席又说：“刘老、邓老，你们还有经验的，你们对今后有什么看法？”刘老说：“要在关心人民身上下功夫。”邓老说：“首先抓农，轻为重点，重工业也要抓的，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我还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的那几话，农民吃不饱肚子，粮食是生产不出来的，实现农业机械化也是空的，只有这样，才能站住脚，才能巩固政权。”刘老又说：“要会用有用的人，不用人言，花花艳语是不行的，听了要坏事的。”华主席点了点头“刘老还有什么要求吗？”刘老又说：“有一条要求，我今年是82岁的人，身体又不佳，早晚是要死的人了，我死后，要邓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我什么也不要，我和邓小平共事快50年了，我是了解他的，他这个人有真心，没有坏心，有忠心，无野心，如果不是小平主持这个会，那我也不用八宝山，叫孩子们把我拉到野地随便丢掉就行了。”华主席看看邓小平笑了笑，邓说：“刘老不要这么说，华主席那么忙，不要再添麻烦了，我是犯了错误的人，今后还要批邓嘛！”华主席笑着说：“邓老气还没有消净呢。”又说：“这个要求叫政治局讨论。”


035) 王震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讲话

王震

1976.10.31

周荣鑫同志死掉了，他有心脏病，又天天斗。我反对这样搞法，我的子子孙孙也不要象“四人帮”这样做。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学文化，怎么能不学文化？毛主席：“不学文化，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拥护华主席，他是我们英明的领袖，我很同意叶付主席对他的评价。华主席是英明的，叶付主席也是英明的。华主席有丰富的经验。“台阶论”是邓小平的提法，我赞成“台阶论”，你们赞成吗？

我们党内十九世纪的没有几个了，叶帅是一个，刘帅是一个，但刘已经不省人事了，有人说还有几个老帅，邓小平如果不在地方工作，也是一位老帅。数下来66岁的到75岁，56岁的到65岁，这些同志经历了很多大事变，有宝贵的经验。还有46岁到55岁的也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经验。

乔木同志我跟你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在拖拉机旁边照过相，你忘了？你的检讨我看了，我不满意，过了火，过了头嘛！不是你的错误你就不要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写了500字的检讨，还有几句过了点头，总理给我划去了。

我不懂铁路，我赞成万里同志。

现在我管工业，根据马克思主义，应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这就是要发展社办工业，最远我请教陈永贵同志，搞社办工业用记工分的办法行不行，陈永贵同志说，社办工业就是记工分。你们下去调查一下，社办工业行不行，你们要下去看看。


036) 华国锋和中央领导听取财政部汇报时的指示

华国锋

1976.11.05

〖时间：1976年11月5日下午3∶10-6∶20，地点：国务院会议厅。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财政部汇报1976年财政问题。听取汇报的领导同志：华主席、先念、锡联、登奎、桂贤、亲文、连蔚、王震、秋兰、谷牧、孙健同志。参加的还有国务院办公室吴庆彤同志。国家计委袁宝华、段云同志，财政部由张劲夫、王丙乾同志汇报。〗

华主席：这次财政会议。中央批发了十九号文件，现在全国形势大好，有些我们予料到了，有的比预料的还有好，粉碎“四人帮”纂党夺权的阴谋，还不到一个月，广大群众、人民解放军、干部情绪是好的。上海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的多，上海广大工人、干部、军队知道“四人帮”搞阴谋诡计后，一下子就起来了。工人起来后，对他们的冲击很大，砸了民兵指挥部、砸了总工会。上海一条船到大连港，当时大连对“四人帮”问题还未向基层传达。船上有打倒“四人帮”大标语。大连港不让进港。上海的船硬是开进去。进去以后，很快地把“四人帮”问题说了。说明上海工人觉悟高，我听了很高兴。过去王洪文说“不打就倒，一轰就跑”，他们就是不打就倒，一轰就跑。上海市委给中央打电话，要求赶快派人，我们就派去三位同志。现在上海形势发展得很好，十万民兵游行。全国揭发批评“四人帮”的材料越来越多。江青被捕的历程具体有一个教员是和江青一块进监狱的，前几天他们说材料多得很，把他们的材料收集起来，看江青讲话讲了些什么。

姚连蔚：江青说，生产力就是人，人有男人女人，男人是女人生的，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女人。

华主席：看看江青讲话讲了些什么，将来女人当权。

纪登奎：王洪文有汽车十三辆。

华主席：金祖敏的秘书都有专车。

吴桂贤：金祖敏出来叫秘书开车到王洪文那里去。

华主席：政治上这些人问题很多，张春桥历史问题突出。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江青历史上被捕，共产党员不一定是，说是李大章介绍，李大章马马虎虎。

先念：李大章哼哼，不点头。

锡联：总参有一份揭发材料，江青和马科斯夫人有一段对话，江青说，我是当然的接班人，只要主席说一句话。马科斯夫人回国以后，要马科斯写个条子，她也要当接班人。

华主席：打倒“四人帮”，全国广大人民、干部、军队，都是皆大欢喜，一个月不到，绝大部分工厂开工了，形势空前大好，所有国际舆论，除了蒋帮、苏修以外，反映都是好的，所以说形势大好。确实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给我们造成了暂时困难。有些问题当时无法解决，如保定，当时能解决吗？王洪文在那里挑动。江西能解决吗？南京他们还嫌乱得不够。山东派人去串连。

财政困难应当看到，也要看到是暂时困难，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搞好。

会上（指财政碰头会）你们不要尽讲困难。要批“四人帮”鼓舞人心，使大家知道，毛主席缔造创建的党，缔造创建的军队，缔造创建的国家，除了“四害”以后，大有希望。不是说会议没有斗争。我们有信心搞好。有困难大家分担，这是暂时的，要看到大好形势，看到“四人帮”的破坏。“四人帮”爱什么国民经济呀？爱什么人民生活呀！他们那一个爱！江青爱吗？

先念：他们什么也不懂。

宝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把高压线埋在地下。

华主席：他们那里是批洋奴哲学，是批毛主席，那是毛主席批准进口的原因，对某些国家出口石油，是经毛主席批准的，有一件上，毛主席还加了一个○，江青要把大庆化肥厂拆掉，他们搞起洋奴哲学才厉害呢！文化部什么都走进口的。张春桥一次批了1700多万美金。

登奎：别人还不能过问。

华主席：他们才崇洋媚外呢！

锡联：国产电影拍了他们不看，看外国的。

华主席：江青买假发，要和马科斯夫人比美。江青在天津，一次做了二十几条裙子。

先念：外国进口的二十几种毛料，江青只看中一件。

华主席：我们要狠批“四人帮”，他们破坏，我们有信心搞上去，我们的困难一定能克服，在有困难时，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不要搞得乱七八糟，商业要考虑，财政也要考虑。我刚才反复问你们，就是想澄个底。这次开会要把思想弄清，把底澄清一下，摸摸清楚，和大家研究措施。我想，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要把会开得活跃些，信心百倍，抢着担困难，把暂时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基建必需的要搞，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刀切，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防止有人故意扩大问题：要警惕阶级敌人制造混乱，要警惕有人采取不正当的措施，引起群众不满。脑子里要有阶级斗争，揭发批判“四人帮”是阶级斗争，解决财政问题也要抓阶级斗争，不要忘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要放松警惕。浙江把赖可可抓住了，他说：“毛主席的七条指示，不像主席的笔迹。”群众把他弄住了，问他什么用意。

谷牧：从来不是好人，经常给王洪文写信。

先念：这个人老早就应该弄住了。

登奎：他是单线和王洪文联系，说省委只有一个半左派，其余都是走资派。

华主席：我们做这个工作，不能放弃阶级斗争，不能放松警惕。同意同志们提出的，搞了“四人帮”这样的大事，全国非常稳定，没有响一枪。我们不到一个月，全国形势这样好，生产已经起了些变化，一下子就很好不大可能，后两个月认真抓，生产会上去。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同意解决，保定的问题正在解决。我们有决心解决“四人帮”，也有信心有能力解决郑州铁路局，而且要果断。国务院的同志搞个小组，研究一下，所有什么办法，今天先不定，要研究一下，请河南同志来，听听他们的意见，解决快一点。

谷牧：郑州铁路局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了一大半，大不一样。要抓紧解决。不要一般议论。

华主席：太原也要解决，铁路局出了问题就要解决。我也同意刚才提的，明年市场，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些，请计委考虑。先念意见外贸支持内贸，回笼货币。我们想点办法，进口二十万吨粮，可回笼货币五亿元，如果进口四十万吨糖，可回笼货币十亿元。

先念：起码进口×××万吨或×××万吨。

华主席：只要是外汇今年基本平衡就可以干。进口×××万吨糖，过春节市场可以热闹一些。打倒了“四人帮”春节过得好一点。油还紧张一点，怎么解决好。

李素文：也要外贸支持一下。

华主席：最近生产要抓紧，特别是轻工这两个月不要放松，大家积极性高了，可多弄点。交通是关键，要抓交通。

段云：现在化肥最便宜，五十元钱一吨，也能回笼票子。

先念：你们可以排一排。

华主席：研究财政补窟窿，不是消极，是积极的。把工作想细一些，把人民生活、市场、经济生活搞得好一点。

先念：现在说话有人听了。

华主席：至于你们批“四人帮”，要批得恰当，说清楚大家高兴。暂时困难，大家分担，可以搞得更好。

登奎：我看了两期财政简报，大家都支持冻结。

华主席：不要让有些人故意扩（大）困难，有困难大家想办法，可以解决。发一些票子，要研究回笼办法，要研究的细一些，请大家来澄个底，从多方面想办法，解决好一些。不要只顾一面，要考虑全国一些，你们讲话，要让大家听了后，认识到困难，都信心百倍就好了。

先念：现在是团结起来争取胜利，以前是分裂起来争取失败。

华主席：我就讲这点想法，具体讲不来，请大家来开会，进一步弄清情况，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

先念：完全同意拥护华主席的意见。困难是有一点，是容易克服的，有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四人帮”出来后，除极少数以外，八亿人都高兴，没有转弯子的问题。现在不是转弯子的问题，而是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犯错误。在这个方面打个招呼好。

华主席：我们取得初步胜利，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巩固发展这个胜利。

先念：现在开会扬眉吐气，过去谷牧讲话没有办法。我们有生产能力，“四人帮”出后，打破了反动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调整，生产会搞好。

华主席：外国人都看出中国生产要大上。铁路的问题要抓紧解决，群众热情很高，后两个月不要放松。江青要唐XX当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生产怎能搞好？

先念：要把轻工业搞上去。

华主席：今年进口糖，还有两个月，赶上赶不上？

段云：先用库存，明年进口补上。

登：宁愿挖库存，不要影响人民生活。

谷牧：十二套化肥设备高峰过去了，明年订合同怎么进行？

先念：要很好的研究，轻工生产要及时安排，明年要进口一些化工原料，……亿的票子活动起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如何要消除。解决好市场，重工业发展会更快，人民心情舒畅，我建议商业部门开个会。

华主席：明年工资要解决，冻结要注意两个积极性，不要搞条条专政，一个大省，没有一点机动不行，两个积极性非说不可。有困难，说清楚，共同克服困难，不然省里会有意见。财政会议情况，要向中央反映一下。


037) 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华国锋

1976.12.25

同志们！

我们的会议就要结束了。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陈永贵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很好的报告。许多同志在会上发了言。大家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充满胜利的信心。这次会议，是在七亿农民中深入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动员大会，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促进大会，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和行动的大会，是团结胜利的大会。

我们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应当认真地深入地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基本方针，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会议就是贯彻执行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

我相信，会议之后，在全国广大农村，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必将迅猛兴起一个新高潮。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同志们！

一九七六年即将过去，一九七七年就要到来了。全国的形势和任务，是同志们所关心的。我想在这里简略地回顾一下一九七六年我们的战斗历程，展望一下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战斗任务。

一九七六年，在我党历史上，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是我们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大搏斗，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使我们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一九七六年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这场历史性大决战，是在毛主席逝世，我们党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具有特殊的严重性。

这一年，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党我军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在去年，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员长逝世。这样短的时间里，有这样多的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确实给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悲痛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这一年，我国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每年总有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但是今年不仅一些地区旱、涝、低温、早霜等灾害相当严重，而且龙陵、唐山、松潘地区发生六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特别是唐山地震，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历史上少有的。党中央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抗震救灾的英勇斗争。

就在这样的时刻，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却丧心病狂，利用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妄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毛主席逝世以后，他们以为时机已到，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举行了空前猖狂的进攻，妄图一巴掌把党和人民打下去。如果他们竟然一时得逞，那就会造成党和国家的大倒退、大分裂、大内战，他们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依靠侵略者的刺刀来维持儿皇帝的宝座，这样就会内乱外患一起来。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资本主义复辟的十分现实的危险。中国的天空一时乌云乱翻。这样严重的局面，建国以来所未有，建党以来所罕见。

当时，国内外阶级敌人是兴高采烈了。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同志，以及我们的外国朋友和同志，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担心。大家在想：过去有毛主席亲自掌舵，千难万险，我们不怕，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能不能顶得住王张江姚这一帮的猖狂进攻呢？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呢？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呢？这种种忧虑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经过一九七六年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决定性战斗，我们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形势非常稳定。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自以为统治很稳固了，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四人帮”的压迫和欺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埋藏在他们心头的愤恨，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其势迅猛异常。上海已成为埋藏“四人帮”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四人帮”策划反共右派政变阴谋还没有得手，就迅速覆亡，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中国人民满怀胜利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胜利了！

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还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这是我们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党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

“四人帮”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竭力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一贯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人们这几年总是在想：为什么他们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肆无忌惮地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封锁和歪曲毛主席指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呢？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欲打倒，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为什么他们对几十年来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敌视，千方百计地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呢？为什么他们对我们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这些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忠心耿耿为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的领导骨干，那样恨之入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为什么他们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青年同志，那样不择手段地镇压和迫害呢？为什么他们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子打死呢？为什么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面内战，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呢？为什么他们要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呢？为什么他们总是依靠象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为什么他们对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那样恣意践踏，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群众死活呢？为什么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呢？为什么他们打倒一切，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丑化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呢？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所谓“四人帮”，就要由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自成系统，搞党中之党，一切为了他们那个“帮”，一切为了篡党，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又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剥开他们的伪装，弄清他们的来历，他们那样仇恨革命，那样疯狂地反共反人民，就不足奇怪了。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深深感到，我们能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毛主席生前不仅一再地严厉批判“四人帮”，并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了战略部署。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过刘邦看出吕后想篡权的故事，还说：“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就非常尖锐、明确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生前作出的人事安排，更是有效地预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粉碎“四人帮”，正是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实现毛主席的遗愿。

我们能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了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教育了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和锻炼，那么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高度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就是不可想象的。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充分说明，我们的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愧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同志们！

一九七六年我们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不要自满。我们要继续前进。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种种困难，特别是由于“四人帮”长期以来在政治、思想、组织、经济等等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战胜一切困难。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七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战斗任务是什么呢？

首先，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心任务。

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两个多月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普遍展开，形成高潮。明年应当搞得更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许多正确的东西被他们说成错误的，许多错误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正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必须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自己来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工、农、商、学、兵、政、党，各条战线都要以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的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弄清楚自己战线的具体的工作路线，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各条战线的工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快地前进。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严格分清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着“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是极少数，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是大多数。参与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至于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错误的，更要着重于教育，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认识错误的内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是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这个方针和传统，长期以来遭到“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切实地把它恢复过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共同对敌。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要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为中心内容，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力量。“四人帮”完全背叛“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破坏党，瓦解党，结帮营私，结帮篡党。在他们严密控制和严重破坏的少数地区和单位，损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踏了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败坏了党的优良作风，入党不按党章规定，提干不按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条件，甚至把一些坏人拉进党内，塞进了领导班子。在“四人帮”的庇护下，有些人伸手要官，唯权是夺，为了一己一帮的私利，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这股资产阶级邪风，对党的肌体和党员的思想腐蚀极大，对党的战斗力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害很深。我们要在党员中进行广泛的教育，使大家真正懂得“四人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造成的危害的严重性，懂得立党为公、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允许结帮营私这个基本的道理，懂得党内不允许组织派别和秘密集团这条党规党法，懂得党的集中领导和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以及无政府状态的危害性，懂得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懂得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允许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官要权，懂得共产党员必须遵守“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做到党章规定的五项基本要求。要把“四人帮”结帮营私、结帮篡党那一套，批得臭不可闻，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从而彻底清除它的影响，使它在党内没有市场。

同时，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那些态度不端正的同志，要进行教育。

毛主席在总结张国焘分裂党的教训时指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今天总结“四人帮”结帮篡党的教训，我们也必须重申这四条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原则，要求党的一切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在实际行动中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同一切违反这些原则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

“四人帮”还极力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压制对他们的任何批评，开设“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我们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让人讲话，让人批评，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的意见，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向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很有必要。关于农村整党整风，这次会议已经作了部署。中央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整党整风运动。要在着重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认真地、坚决地、审慎地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党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的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纯洁我们党的队伍，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把各级党组织都建设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还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充分酝酿，民主协商，把符合毛主席规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真正得到群众拥护的同志选进革委会，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更好地发挥革命委员会的作用。

第三，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在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我们一定要切实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动群众，下大决心，花大气力，首先把农业搞好，也要把轻工业搞好，把市场安排好；同时抓好交通运输，抓好燃料动力、石油化工、钢铁和其他原材料等重工业的生产，把工业生产的全局搞活；还要大搞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技术革新，挖掘潜力，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积累，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务必要使我国国民经济在新的一年里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为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作好准备。

这次会议讨论和规定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全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决定，明年“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的会议，推广大庆坚持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全面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的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奋斗。毛主席树立的大寨、大庆两面红旗，“四人帮”妄想把它们砍倒，我们要把它们高高举起来。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就要落实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建设一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把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手里；就要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革命团结，搞好革命化队伍的建设；就要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干社会主义。不论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经济事业，都要实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依靠群众，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要提倡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精通业务，又红又专。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要关心群众疾苦，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帮”把这个叫做“唯生产力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对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诬蔑。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一九七五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毛主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并且指出，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这十年，是实现这个设想的关键的十年。现在过去一年了。主要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年国民经济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现在全国人民都热切期望，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决心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尽快地夺回来。一九七七年的工作如何，对以后八年的局面关系极大，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各个方面做出显著成绩。

第四，进一步把群众性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还是把党的建设搞好，或者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都必须认真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战斗，统帅我们的工作。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立即作出了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现在，我在这里高兴地向同志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久已盼望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明年上半年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对于深入批判“四人帮”，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极其伟大的指导意义，在国际上也将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的出版必将受到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深入批判“四人帮”的过程中，我们全党，从中央到地方，从思想工作部门到其他各个工作部门，都要把理论工作切实地抓起来。我们这样一个大党，指导这样复杂的斗争，不把理论工作抓好，是不行的。从当前来说，为了清除“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我们也必须把理论工作抓好。要在斗争中努力培养党的理论工作骨干，真正组织和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要把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理论学习认真组织领导好，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要搞好报纸的理论宣传，办好理论刊物，努力提高它们的水平。要办好各级党校，加强理论教育。要办好五七干校。要把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组织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第一线来，加强锻炼，发挥战斗作用。要把被“四人帮”糟踏破坏的我们党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恢复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第一把手，都要足够地重视和亲自过问理论工作。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和世界革命实践中，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全党重视，我们党的理论工作一定能够作出好的成绩。

同志们！

当前国内的形势一片大好。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主席所说的乱，是乱敌人。“四人帮”搞的，是乱党、乱军、乱人民。我们今天乱了“四人帮”，革了他们的命，我们的国家就一定能够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我们党中央作出的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战略决策。

我们相信，一九七七年将是我们粉碎“四人帮”，走向大治的一年，是我们团结战斗，乘胜前进的一年！

当前国际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我们的胜利得到全世界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和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逝世后我国会发生大动乱上，现在他们的希望已经完全落空了。他们还幻想出现一种力量改变毛主席为我们规定的革命路线和方向，现在他们的幻想也已彻底破灭了。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将始终不渝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

欺负的国家，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担当起来，进行到底。

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讯）


038)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摘要

华国锋

1977.03.14

（大意）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大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达到天下大治的八个方面（大意）：

揭批“四人帮”，统一思想，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把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好，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领导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

把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普及大寨县和大庆式企业；

继续开展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和科技战线的革命；

强化国家机器；

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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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417页。


039)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邓小平

1977.04.10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的通知

1977.05.03；中发 [1977] 15号

各省市、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将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的信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给华主席并中央的信印发给你们。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好的，同志们看了这两封信会高兴的。中央希望，全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揭批“四人帮”，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在知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 取得了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

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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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央文件的翻印件；1977.05.03《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中发 [1977] 15号。


040)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同志给党中央的信的通知

1977.05.03；中发 [1977] 15号

各省市、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华主席、党中央决定，将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的信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给华主席并中央的信印发给你们。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好的，同志们看了这两封信会高兴的。中央希望，全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深入揭批“四人帮”，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

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在知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 取得了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

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041) 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华国锋

1977.05.09

同志们！

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党中央相继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我们这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这是力争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的两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我们这次会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循毛主席指出的工业学大庆的方向，坚持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充满了团结战斗的气氛。刚才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十多天来，同志们学习了李先念同志的开幕词和余秋里同志的报告，交流了同“四人帮”作斗争和工业学大庆的经验，讨论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表达了一定要把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的坚强决心。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必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会议之后，同志们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你们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带回去，把大庆和各个先进单位的经验带回去，把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战斗在工业战线上的全体工人、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的殷切期望带回去。我们深信，经过这次会议，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揭批“四人帮”，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必将出现一个新高潮，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

同志们！

大家现在都在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一卷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的贡献，是制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包括工业战线工作的灯塔。毛主席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一整套多快好省的方针、政策、办法，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思想为指导的。

我们说：学大庆，对于我国工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红旗，是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运用于工业战线的典范，是用革命化统率工业化，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典范。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导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这就要求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大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工业战线来说，这些革命任务要落实到各个企业中来。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的各项原则，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同办社会主义工业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在企业中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革命，指明了方向。

同志们都到大庆去参观学习了，又听取了宋振明同志和大庆其他同志的经验介绍。从这些参观和介绍中，大家深切地感受到，大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鞍钢宪法，十分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十分重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了生产。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在企业中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在企业中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和战胜修正主义路线，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就要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不断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大庆从会战开始，就方向明确，路线对头，靠毛泽东思想、靠“两论”起家，打破修正主义办企业的框框，为我国工业建设开了新生面。在艰苦创业的最初几年里，大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顶住了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压力，顶住了刘少奇的攻击和破坏，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把油田建设搞了上去，在我国工业战线上树立起一面鲜艳的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同林彪、同“四人帮”斗争的关键时刻，大庆过得硬，顶得住，坚定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粉碎了他们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阴谋。特别是最近几年同“四人帮”作斗争，大庆表现得非常出色。无论“四人帮”怎样兴风作浪，大庆的领导班子动摇不了，工人队伍分裂不了，生产秩序破坏不了。对阶级敌人始终实行了有效的专政。真是做到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什么叫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看一看大庆吧，这就叫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了基层。同志们，我们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工业建设的。大量事实证明，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工业部门，凡是在斗争中坚持和贯彻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发展就迅速；凡是抵挡不了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的，发展就迟缓，甚至徘徊、倒退。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业部门，都能象大庆一样，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迷航，那就不管什么样的狂风恶浪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

大庆有一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锻炼成长的铁人式的革命化队伍，这支队伍有一种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有一种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的狠劲，有一种在任何困难面前坚忍不拔的毅力。这是最可宝贵的，最使人感动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铁人王进喜同志的这句豪言壮语，表达了大庆全体革命工人、干部和家属的雄心壮志。大庆的“人拉肩扛”精神，“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计较工作条件好坏、不计较工作时间长短、不计较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讲份内份外、不论前方后方的“十不”精神，这些都是什么精神？都是全心全意为革命的精神！都是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是大庆取得伟大成绩的力量源泉。它是从哪里来的？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靠人的思想革命化“化”出来的。大庆把毛主席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创立的建军思想和路线，把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整套传统和经验，具体运用到工业建设中来，加强人的思想改造，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队伍的侵蚀，使来自各个阶级的人都逐步“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从而建立起一支高度革命化的、又红又专的、特别能战斗的产业大军。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要求我们象大庆那样学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同志们，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就是靠小米加步枪，革命加拚命，征服雪山草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庆精神，正是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业部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有大庆这么一支革命化队伍和这么一种革命精神、革命干劲、革命毅力，那就什么困难都一定能够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分配关系这三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里，劳动过程中人和人关系的革命，还大有文章可做。大庆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好文章，形成和发展着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要求。大庆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庆的工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积极参加企业管理，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团结战斗，确实成了企业的主人。大庆的干部，艰苦奋斗，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有事同群众商量，关心群众疾苦，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大庆的科学技术人员，走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有所发明创造，受到工人的欢迎。大庆的家属，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成为建设大庆的一支重要力量。大庆还根据自己的条件，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生产，逐步扩大集体的福利事业，建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矿区。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助于防止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同志们，过去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建立起一种革命的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和发展那样一种关系。大庆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企业都能象大庆那样，保持和发展劳动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那就一定能够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大大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而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大庆通过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猛促生产的发展。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苦学苦干，一举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结束了中国人用“洋油”的历史，高速度地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油田。十七年来石油产量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的速度持续上升，现在的一个大庆等于文化大革命以前一九六五年的六个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吸取了外国的某些科学技术，又不走他们的老路，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在许多方面赶上和超过了外国最先进的水平。这个事实证明，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够做到，而且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同志们，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建设的。总的说来，现在我国的工业和经济还比较落后，物质基础还不够强大。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工业部门，象大庆那样做出伟大成绩，我们就一定能够在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大庆的各级党委，领导艺术很高明，工作方法很有创造性。他们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方面进行革命，都是在党委领导下，实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他们善于抓先进典型，大张旗鼓地评思想、比贡献、选模范、树标兵，把最广大的群众充分地动员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他们始终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合理的规章制度相结合，开展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执行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政策相结合，大干苦战同关心群众生活相结合。总之，反对形而上学，按辩证法办事。同志们，毛主席早就要求我们“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工业部门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向大庆学习，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工作方法、领导艺术上求得一个显著的进步，以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势发展的需要。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大庆坚决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做，高举红旗，“卫星上天”，成为反修防修的战斗堡垒，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四人帮”诬蔑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反对大庆，根本不是什么反对唯生产力论，而是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反对这一理论在工业战线上的光辉实践，反对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深入揭批“四人帮”，使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群众运动更好地开展起来，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整个工业战线更好地付诸实践，使我国的工业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同志们！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多次指示我们，必须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又一次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是毛主席留交给我们去实现的遗愿。全党、全军、全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努力实现毛主席的这个遗愿。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只有二十三年的时间。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是刻不容缓的了。

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从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这个问题的政治性质就更加尖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战争。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爱国者，都应当认清这个形势，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尽快地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同志们！把我们的国家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变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从这个世纪的第二十一年开始，毛主席创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又有二十八年了。在这个时期中，毛主席领导我们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取得了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我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二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过去二十八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成绩是世界公认的。我们的农业以不到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面积养活了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们的工业发展，用二十八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用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二十八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建设的成绩还不够大，没有达到我们曾经预期达到的速度。这是坏事，又可以变成好事，我们可以从中取得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全党为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学会走毛主席指明的中国自己工业发展道路，也付出了学费。今后二十三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不能比过去二十八年更快更好一些呢？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有了二十八年中建设起来的物质基础。我们有了二十八年中取得的经济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最重要的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全党的团结更加坚强了，全国人民的觉悟更加提高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振奋起来，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由于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今后的二十三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将比过去的二十八年更快更好。当然，我们应该充分地估计到，今后的二十三年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将是很复杂的，我们要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加倍努力。我们相信，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达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定能够更加光辉灿烂地显示出来。

要问我们这种信心有什么实例可以证明，在工业战线上，大庆红旗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大庆能够做到的，别的企业也应该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中央要求，所有企业都要认真地学大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特别要注意那些重点企业。普及大庆式企业，关键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工业部门也要加强领导。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们，我建议大家认真地想一想，议一议：我们对于大庆经验的伟大意义，对于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同志们所在的那个地区、那个部门，同大庆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打算怎么办？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同志们的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有什么设想，准备作出什么贡献？我希望，大家在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来一个比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大庆还要向更高的目标进军。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斗争。所有企业，都要努力向大庆看齐。各个工业部门，都要努力向石油部门看齐。各个省、市、自治区都要不断地向新的高峰登攀。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拚命，无往而不胜！

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二十世纪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吧！


042)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通过)

1977.07.17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后，在我们党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进行激烈斗争的非常时期，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做出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十届三中全会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议，一致认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中央政治局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作出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非常适时的，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这个决议，不仅对当时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稳定全面的局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巩固我们党的领导，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具有伟大的深远意义。

（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043)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华国锋

1977.08.12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报告，八月十八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首先，我提议：

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

为悼念十大以来和以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董必武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贺龙同志，

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

全体起立，静默致哀。

同志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将近一年了。在半个多世纪中，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在同党内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接着又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的激烈的较量，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锻炼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缔造和建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五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历史表明：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毛主席的旗帜，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

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席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赢得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是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共产党人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最新财富，是毛主席贡献给我们时代的最宝贵的遗产。

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为中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

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胜利保证。我们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样做。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让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光辉，照耀千秋万代！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情况下， 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提前召开的。今年七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全会通过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四项决议，巩固和发展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召开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次生死大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妄想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他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法，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搞突然袭击，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及时地批评“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并为纠正他们的错误向全党批发了文件。“四人帮”抗拒毛主席的批评，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搞批“周公”，批所谓“现代大儒”，批所谓“孔老二徒子徒孙”，在我们的军队里大搞什么“放火烧荒”，矛头是针对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毛主席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就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问题提了出来，当着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同志的面（除因病不能到会的以外），向“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他们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前加紧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背着政治局派王洪文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由江青出马，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十一月十二日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又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好自己作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二十四日，毛主席又一次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毛主席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总理负责，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人帮”不甘心于失败。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教导，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打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公然提出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江清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发表文章，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还在一份宣传计划中塞进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妄想骗取毛主席的批准。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四月二十三日在这份宣传计划工作了重要批示，批判了“四人帮”的错误。毛主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严肃地批评了“四人帮”。在这前后，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作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谈话。七月二十五日，对电影《创业》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创业》是一部反映大庆工人革命精神的好影片。“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在《创业》作者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强烈谴责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四人帮”在受到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以后，时刻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对《水浒》这部小说作了精辟的评论。“四人帮”以为有机可乘，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大肆进行诬蔑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的恶毒宣传。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记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主席知道了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且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和诬陷。“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公开贴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王洪文私下准备了上台主持中央工作的演说稿。我们的毛主席十分明确和坚决，就是不让“四人帮”当总理，不让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来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二月二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关于决定国务院代总理的中央文件。四月七日，毛主席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即使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情况下，也不致落到“四人帮”手中。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后来我们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

对于毛主席确定的上述大事安排，“四人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桥躲在阴暗角落写下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就是一个铁证。他们遭到严重失败，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扑过来，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他们在报刊上和讲话中，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煽动，制造舆论，组织力量，企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统统打倒。

毛主席预见到在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势转重以后，“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果然更加肆无忌惮。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影响毛主席的健康，顾全大局，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九月十一日，他们背着党中央，私自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他们公发动员和秘密串连，要人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江文私拍了上台时要用的“标准像”。他到处活动，制造谣言，刮阴风，烧阴火，煽动反对党中央，并且准备要庆祝他们上台的“盛大节日”。十月初，张春桥在亲笔写的提纲中，提出了要“镇反”，要“杀人”。他们在上海突击下发了大批武器弹药，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更为险恶的是，他们伪造一个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塞在党报社论中发表出去，接着就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而对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却拒不宣传。当党中央在十月二日戳穿了他们的伪造之后，他们竟在十月四日抛出所谓《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公开发出了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他们果然要闹事，要政变了。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实现了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遗愿。

“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关于“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和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材料，已经发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些材料，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充分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一致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家知道，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末，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彻底粉碎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党”、“全民国家”之类的修正主义谬论。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后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主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学说。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要紧密团结和依靠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团结和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同时还要争取和团结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以及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经过工作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系列光辉著作，为这种阶级分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毛主席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这种阶级分析。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提出了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完整学说。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等问题。

“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在党内走资派这个问题上，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制造了许多混乱。他们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最集中的表现。现在我们来看看，在党内走资派问题上，毛主席究竟是怎样论述的，“四人帮”是怎样歪曲和篡改的，又是怎样利用这些歪曲和篡改来推行他们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的。

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论述，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状况和特点的深刻分析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这样就会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老的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还经常滋长资本主义势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断产生。新老资产阶级，就其活动能量和影响来说，在社会上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他们总是要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毛主席指出：“社教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总结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斗争的经验，总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总结我们党内反对走资派斗争的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在强调同走资派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干部中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早在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就说过：“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毛主席还把划分两类矛盾的学说运用于同走资派的斗争，指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这是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建国以来党内斗争的实践表明，走资派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混在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阶级敌人；另一部分是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不赞成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包括那些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这后一部分人犯走资派错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少数是死不改悔的，属于敌我矛盾人多数是愿意并且可以改正错误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这些同志一定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反复重申了这个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准确地识别走资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包括犯了走资派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彻底孤立和集中打击象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正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四人帮”接过了反对走资派的革命口号，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对于我们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骨干，凡是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愿意追随和投靠“四人帮”的，不论是老是中是青，都要统统打倒。对老干部和中年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对青年干部，他们给扣上“投降派”的帽子。“四人帮”的主要锋芒，是针对着担负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革命老干部。从批林批孔中搞所谓“批党内大儒”，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搞所谓“反经验主义”，都是要搞干部。后来他们又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这些老干部在我们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对我们党的老干部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无耻诽谤。

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是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个资产阶级。只有象苏联那样，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形成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党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同走资派作斗争，正是为了防止走资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们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警惕犯走资派错误。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入党时虽然带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下，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有一批人也还存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经过学习和实践的锻炼，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民主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走资派，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只是极少数。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四人帮”胡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胡说走资派在我们党内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不是极少数，而是形成一个“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还诬蔑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什么“军内走资派”，形成所谓“军内资产阶级”。按照“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谬论，我国的民主革命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建立的国家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岂不是根本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军队岂不是也成了资产阶级的军队？我们的党岂不是历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党，现在又成了苏修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党吗？这真是理论上荒谬透顶，政治上反动至极。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对走资派，而是根本否定我们、我们军队和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根本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党我军我国的统治地位，根本否定五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艰苦奋斗的全部革命历史。就是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

“四人帮”还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旗号，大做反革命文章。正如他们把参加过民主革命而现在又担负领导工作当作划“走资派”的政治标准一样，他们荒谬地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经济标准。他们故意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这一套，不过是他们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调动他们操纵舆论工具，竭力煽动层层揪所谓“民主派”、“走资派”。他们御用的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他们抓教育，鼓吹什么“只有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妄图蒙骗青年充当他们的打手。他们还打着“反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攻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干部是“走资派”，诬蔑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生产、大干社会主义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国民经济。他们甚至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叫嚷要“镇压”和“枪毙”他们所谓的“民主派”、“走资派”。他们还公然鼓吹要取消我们党，用他们的“群众组织”来代替我们党。他们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搞阴谋，搞分裂，反党反军，妄图搞乱全国。

“四人帮”在“走资派”问题上制造了这么多荒谬理论，借这个题目进行了这么多罪恶活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明目张胆地宣扬：“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这就赤祼裸地暴露了他们这伙新老反革命，对我们党、对我们军队、对我国革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喊出了被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心里话。他们不但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还乡团”。我们党有一套从建党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的经过考验的老中青干部，我们党有一支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军队，这都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四人帮”要打倒我们党、我们军队的这一套干部，就是妄图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张春桥所说的“改朝换代”，“总把新桃换旧符”，另立他们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这是他们在“走资派”问题上一切谬论的要害所在。

“四人帮”根本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抛出一套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荒谬理论。他们所谓的“新变动”，就是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象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则是他们依靠的所谓“先进分子”。这样，他们就全面地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放在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

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上层建筑保护旧的生产系，破坏新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就要起来推翻它。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尽管他们猖獗一时，但是，既然他们这种上层建筑是如此尖锐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对立，搞得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机器也不高兴，因为使牛、开机器的劳动人民不高兴，那末，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推翻他们，革掉他们的命。他们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是我们党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是得来不易的。“四人帮”是同林彪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长期隐瞒历史，极其狡猾地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钻进党的领导核心，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个事实，尖锐地说明了反革命两面派的极端危险性。毛主席病重和逝世这种特殊情况，“四人帮”据有的地位和权力这种特殊条种，使这次路线斗争更为复杂和艰巨。但是，不管“四人帮”伪装得多么巧妙，隐藏得多么深，我们党终于把他们揭露出来，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使我们国家避免了一次由“四人帮”预谋策划的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革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使中国这个世界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坚强。这不论对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我们党不愧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愧是毛主席亲自创建和教育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愧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

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形势和任务

同志们！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

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内大见成效。做到了这一步，就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在本世纪内的历史使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志们！十大以来，我们党在对外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我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是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几年来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许多国家的革命群众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又有一批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赶走了外国侵略者，获得了独立和解放。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干涉、颠覆、控制、欺负的国际统一战线正在广泛开展起来。苏美两霸困难重重，危机四伏，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过去几年中，破坏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争，使用雇佣军干涉安哥拉和入侵扎伊尔，阴谋颠覆苏丹政府，干涉许多国家内政，挑拨和破坏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它的侵略扩张面目进一步暴露，遭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打击。事实表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国际形势的主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毛主席近几年来反复提醒人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去年初，毛主席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想称霸世界，到处争夺，搞得世界很不安宁。他们这样争夺下去，总有一天要打起来。他们到处吹“缓和”，越吹越不缓和。他们拚命喊“裁军”，越“裁”军备越多。他们天天讲“和平”，实际上天天准备战争。全世界人民希望和平，中国人民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不是世界各国人民要打，不是中国人民要打，而是超级大国要打。这是他们帝国主义本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的和平。

苏美两国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前苏美争夺的战略态势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采取攻势，美国帝国主义居于守势。苏修打着“社会主义”、“支持民族解放”、“和平合作”的旗号，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非洲拿到手。苏美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洲。西方有一股绥靖主义的思潮，幻想用妥协退让的办法保持和平；还有人甚至想把新沙皇这股祸水推向东方，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走张伯伦的老路。这种做法，只能助长苏修的扩张野心，加速战争的爆发，到头来，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世界大战，有两条，“第一条，反动，第二条，不怕”。苏修、美帝都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很大，但它本质虚弱。它到处侵略扩张，把自己放在同各国人民为敌的地位，正起着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只要各国人民提高警惕，紧密团结，做好准备，进行不懈的斗争，有可能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而且一旦打起来，也将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世界前途充满信心。

毛主席一九七四年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毛主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组，以及各国在国际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对当代世界的战略态势作出科学的概括。苏美两霸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最深，反抗最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第二世界国家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压迫、剥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两霸控制、威胁和欺负的一面。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主要的敌人。这样的战略规定，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当代斗争的战略要求的，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当代斗争的战略要求的，也是符合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战略要求的。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一理论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显示出更加强大的威力。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同时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列宁说过：“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要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当今各国人民反霸斗争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们是共产党，当然要支持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同时。我们也从来认为，各国的共产党是独立的，自主的。各国的革命要靠本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人民来完成，革命不能输出。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党同很多共产党有关系。这种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两回事。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坚定地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

我们支持欧洲、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支持他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

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存在根本的分歧。一九七二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海公报指出，双方都不应谋求霸权，也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只要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根据公报的精神，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必须断绝同蒋帮的所谓外交关系，撤退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将帮的所谓“同共防御条约”。台湾省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团。如果苏联领导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们要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在对外工作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当前国内形势大好。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就是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

在反对“四人帮”这样一场尖锐、激烈的伟大斗争中，群众动员这样广泛而又这样有秩序，运动发展这样迅猛而又这样健康，充分说明了党心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十个月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集中揭批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他们的罪恶历史，揭批了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清查了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打击了他们支持、纵容和包庇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十个月的激烈斗争，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我国阶级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深刻变化。

革命促进了生产。打倒“四人帮”以后，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的努力，我们就扭转了由于“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造成的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今年三月以来，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品购销、财政收入全面上升，并且相继超过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创造了新的纪录。一些长期被“四人帮”严密控制和插手破坏的地区，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六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历史上最商的月水平。农业生产尽管遭到了罕见的严重干旱和其他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广大社员的努力，大大减少了损失，许多地区夏粮仍然取得比较好的收成。广大干部和群众决心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大显身手，大干一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不但在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而且在部门之间，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开展起来。一个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

在各个文化领域，广大群众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逐步克服“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推动科技战线的革命和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向前发展。

总之，形势大好，人心思治。十个月来国内形势一切变化和发展完全证明，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是当前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根本动力，党中央作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

在今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代表党中央提出达到天下大治的八项要求，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赞同。中央认为，这八条，就是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主要的战斗任务。

首先，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少数地区和部门领导仍然落后于群众的情况，必须迅速改变。同时，运动越深入越要注意党的政策。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斗争已经形成高潮的地方，各级领导更要十分清醒，时刻牢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所说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指“四人帮”和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当中，属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的，只是极少数。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对于一切可以争取的犯了错误的人，要认真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开。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还要注意，狠狠打击那些仇恨社会主义，在“四人帮”及其余党支持和纵容下实行阶级报复，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抓紧进行，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要根据情况，争取今年内或稍长一点的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

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肃清其流毒，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密切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我们一定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上，总结经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

第二，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

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根据毛主席的建党学说，根据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认真解决由于“四人帮”破坏而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这是把我们党整顿好、建设好的中心任务。

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经得起任何严峻考验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应当看到，“四人帮”那一套，对党的肌体和党员的思想腐蚀很大，对党的团结、纪律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危害很深，对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传统破坏严重。在整党整风中，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破坏党、瓦解党、实行篡党的严重罪行，批判他们煽起的那股资产阶级邪风。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整党整风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的建设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普遍地、深入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党的问题。毛主席在一九七○年十二月指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下大决心，花大气力，进一步改造全党的学习，力争几年内使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大大前进一步。

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当前特别要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要继续学好其他各卷。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提倡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要切实办好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发挥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的战斗作用，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全党同志，各级干部，都要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学业务、学技术，做到又红又专。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奋发努力，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的专家。

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党的观念，增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搞好党的整顿和建设的重大问题。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那种否认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纪律，闹资产阶级派性，搞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和纠正。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决不容许任何派别活动。党要管党的工作。党要管干部的工作。入党要按党章规定，提干要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要搞五湖四海。要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的队伍，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使我们党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钢铁般地巩固起来。

要真正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必须整顿党的作风，在全党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优良传统的再教育。在毛主席的培育下，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毛主席历来倡导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历来倡导实事求是，科学态度，老老实实地办事。“四人帮”确实把我们党的风气搞坏了。在我们党内，滋长了脱离群众、弄虚作假、看风使舵、投机取巧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作风，这是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和纠正的。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把毛主席亲自倡导和培育的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那末，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一定能够更加紧密，我们党的战斗力就一定能够更加增强。

要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把这些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我们这次大会之后，结合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整党整风运动就要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经过整党整风，我们的各级党组织，一定能够进一步发挥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先锋队作用。

第三，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

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经过整顿，把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建设成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和指示，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团结战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精干的领导班子。

“四人帮”招降纳叛，结帮营私，使一些领导班子严重不纯。对这些领导班子，从组织上加以整顿和清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就绝大多数领导班子来说，则主要是思想整顿的问题。要在党内展开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借以达到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的目的，重在教育。在思想斗争中，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

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老干部应当以极大的热忱帮助青年、中年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没有广大的青年、中年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党的事业就会中断。无论新干部、老干部，犯点错误都是难免的。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干部的一贯方针。这一条，无论对新干部、老干部，都是适用的。老干部也要自觉地整一整风，给青年干部做个榜样，搞好传帮带，把毛主席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真正传下去。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我们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是高级干部，一定要认真记取。

第四，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下迅速发展生产力，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从长远来说，也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条件的需要。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领域之所以还要继续革命，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深刻说明，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抓住学大庆、学大寨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能够发生多么巨大的威力。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深入地开展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备战、备荒、为人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要奋战几年，按照原定规划，按照大庆式企业和大寨县的标准，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内，把全国三分之一的企业建成大庆式企业，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做到这一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将大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也将大为繁荣。

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是一场重的斗争。几年来，在“四人帮”支持和包庇之下，一些地方和单位资本主义泛滥，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猖狂进攻，使一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极少数单位蜕化变质。应当在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斗争，还要长期地继续下去。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打倒“四人帮”，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真正把干劲鼓足，并且精心地加以组织。要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人员，加强生产第一线。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把冲天干劲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力争上游，上游在哪里？大庆、大寨就是上游。争上游就是要象大庆、大寨那样干革命、干建设，干得多快好省！到一九八○年，要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林牧副渔五业都要有较大增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业要搞好轻工业，同时大力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集中力量打几个高速度发展基础工业的歼灭战，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

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却落在后面。这个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必须认真抓起来。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要交流经验，制定规划，表扬先进，特别要表扬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把科技战线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

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针，必须坚持贯彻执行。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我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以前是好多了，但水平还低。我们各级领导任何时候都要关心群众疾苦，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我们的人民是很讲道理的，他们懂得，只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尽快地发展生产，才能使大家的生活不断地有所改善。

第五，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

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两次重要谈话中尖锐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主席还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毛主席的指示，是对“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厉谴责，同时又是对广大文化学术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战斗在社会主义文化战线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应当动员起来，立大志，鼓干劲，遵照毛主席的遗愿，认真搞好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创作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

社会主义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推陈出新的方针。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毛主席近几年来反复强调并亲自倡导在各个文化领域贯彻这些方针。还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就对出版学术刊物和整理古代文化遗产问题，作了多次重要指示。特别是在一九七五年，毛主席不但对电影《创业》问题和《水浒》研究作了著名的光辉指示，而且亲自过问小说、戏剧、电影的创作，亲自批准关于研究和出版鲁迅著作的建议，批准出版《诗刊》、《人民文学》等文艺、学术刊物，批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肯定和支持湘剧影片《园丁之歌》，等等。毛主席这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指示，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教育战线，也是我们党同“四人帮”激烈争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战线。要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四人帮”根本违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鼓吹什么“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愚民政策我们一定要通过揭批“四人帮”，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应当看到，建立一个充分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适合我国情况，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创立这样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而努力。

建国以来，尽管我国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受到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卫生工作者辛勤劳动，为人民出了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是新社会培养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虽然总的说来，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四人帮”根本抹杀建国以来我们党培养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巨大成绩，打击和扼杀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他们一面收罗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一面却把广大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诬蔑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针对“四人帮”这一套，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毛主席又指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毛主席还指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毛主席还以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为例，尖锐指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吆，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要他们爱国，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工作。同时，我们又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热情帮助和鼓励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坚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逐步无产阶级化，做到又红又专。教育和改造，是从爱护出发，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正是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着重点。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是我们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都应作出规划，抓紧落实，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努力。

第六，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

人民解放军当前的任务，就是抓纲治军，把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引向深入，促进战备工作和部队建设，进一步加强革命化和现代化。

“四人帮”根本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建军原则，妄图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破坏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统一的武装力量体制，阻挠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抓纲治军，必须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为指针，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最近，全军抓住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的十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大力发扬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和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和“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推动了战备训练，出现了朝气蓬勃的革命气象。我们要继续努力，把我军革命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我们面临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要遵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的指示。要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不论敌人早打晚打，小打大打，打常规战争或打核战争，我军都要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随时准备粉碎一切敢于入侵之敌。“四人帮”把国防现代化诬蔑为“单纯军事观点”、“唯武器论”，破坏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妄图使我军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我们要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战备的罪行，从各方面切实地加强战备。特别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的教导，大力加强军事训练，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要努力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各级军政领导骨干和技术人材。同时还要大力加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国防工业生产，把我军装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民兵工作很重要。要按照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贡献。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

要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要彻底清除“四人帮”颠倒敌我的种种谬论的流毒，分清敌我，把专政矛头对准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以及一切卖国贼。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打砸抢者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要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保护人民利益，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第七，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毛主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一封批评江青的群众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在这之后不久，毛主席又针对“四人帮”的专横跋扈，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象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一方面恣意践踏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乱打棍子，乱扣帽子，凌驾于党之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他们又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砸烂一切规章制度”，“越乱越好”。他们既破坏无产阶级的民主，又破坏无产阶级的集中。在深入揭批“四人帮”中，一定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

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教育我们的同志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一方面，要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一方面，要防止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扬民主，是为了更好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而决不是要削弱以至破坏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削弱以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还必须坚决反对一切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毛主席所倡导的这种政治局面。

第八，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是我党历来的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要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必须消除“四人帮”干扰破坏在各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毛主席为我们党制订的无产阶级政策。无论干部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作出适当的安排。毛主席的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我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掌握，更好地付诸实践。

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同时，我们的同志，尤其是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做好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工作，十分重要。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要认真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切实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经常地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的教育，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各族的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我们要坚持这个方针，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

以上所说的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要进行大量的艰苦工作，使各项任务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它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大好形势，巩固和发展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成果，推动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地完成抓纲治国的各项战斗任务。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还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我们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调动起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共同奋斗。

同志们！

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展望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我们对夺取更大的胜利，信心百倍。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这个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正如毛主席所说：“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我们党取得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就是全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越来越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并且据以制定和实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过程。可以预期，经过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经过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和全党整风运动，我们党必将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思想上更加一致，在组织上更加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大踏步地胜利前进。

当然，道路总是不平坦的，革命总是波浪式前进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按辩证法办事。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不屈不挠，胜利的时候要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戒骄戒躁。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团结战斗，我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人世遭逢的任何困难，创造人间奇迹。全世界会看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不但善于战胜国内外阶级敌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将善于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来源：（新华社1977年8月22日讯，8月23日《人民日报》）


044) 北京号召利润挂帅(1977.08.27)

(1977.08.27)

在党的十一大精神鼓舞下，全国到处是热气腾腾的喜人景象，国民经济正在出现新的跃进局面。许多企业努力增产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作出贡献。大庆油田是勤俭办企业、为国家增加积累的典范。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中，一批高产、优质、低消耗、多积累的先进单位涌现出来。为了实现今年初见成效的要求，特别要在提高质量、降低消耗、增加积累这三个方面做出显著成效。因此，改进企业经营管理，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各级财政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的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企业要不要盈利？国家要不要积累？这是一个被“四人帮”搅乱因而必须澄清的大是大非问题。恩格斯指出：积累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３５０页）列宁也说：“使每个国营企业不但不亏损而且能够盈利”。（《列宁全集》第３３卷第１５６页）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企业要经济核算，要“增加积累”。积累是社会存在发展的必须条件。社会没有积累，社会的生产就无法扩大，社会就无法进步。我们要在本世纪内，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从那里来？唯一的办法，是靠我们国家内部积累，靠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增产节约，为国家增加积累。社会主义积累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而国营企业利润又是积累的主要来源。企业是不是有盈利，不仅影响到企业本身能否继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物质基础。它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对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极大。企业上缴利润多，国家积累多，基本建设就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就有了物质基础。应该正确地认识增加积累的重要意义。从长远观点来看，增加积累正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更好地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所以，扭亏增盈，增加积累，表现出来是财政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说则是政治路线问题。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企业实行经济核算，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诬蔑为“利润挂帅”。散布什么“只要路线正确，亏损也不要紧”等谬论，形成“亏损有理，盈利有罪”，搞得谁也不敢抓财务、讲核算。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一些企业盈利下降，有的还发生亏损。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家底搞光，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搞垮，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以便乱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必须广泛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揭发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是工人群众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提供消费基金和积累资金的表现。这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企业盈利是维持再生产和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改进企业管理，增加盈利，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 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利润挂帅”是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利润为中心，不顾党的政策，不顾产品质量，不顾国家利益，搞资本主义的邪门歪道。“四人帮”干扰和破坏严重的地方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必须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切企业单位，除国家允许的政策性亏损以外，都必须有盈利，不许亏损。我们一定要努力为社会主义增加积累，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为国家增加积累的重要性，表扬那些一贯增产节约以及扭亏增盈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要使“为国家积累资金光荣，亏损可耻”的口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把为国家多盈利、多积累、多贡献，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

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是贯彻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加强对扭亏增盈工作的领导，把这项工作摆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认真贯彻执行。要指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财务工作。各级领导都要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抓扭亏，抓盈利，抓积累；而且要大抓、狠抓，抓紧、抓好、抓出成果来。为此，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典型，树立标兵，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企业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在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既要抓好生产，又要抓好财务，坚决克服只抓生产，不抓财务的错误思想。对国家规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必须逐项进行考核，全面实现多快好省。不能为国家盈利，甚至发生经营亏损的企业，不能选为大庆式企业。盈利企业要继续挖掘潜力，努力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目前有的企业，政策性亏损掩盖着大量的经营性亏损。要严格区分亏损的性质，属于经营性亏损的部分，至迟要在明年上半年基本消灭，政策性的亏损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

国家的积累，企业的盈亏，直接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有企业单位，都要把扭亏增盈工作纳入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规划，作为整顿企业管理、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毛主席说：“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所有企业都要把盈亏情况和国家的要求，原原本本向群众讲清楚，发动群众，当家理财，大家动手，揭矛盾，查原因，订措施，堵漏洞，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要实行财务公开，经济民主。广泛开展群众性经济核算活动，充分发挥群众性经济监督组织的作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为保护社会主义积累不被随意挪用、侵占，必须严格财经纪律。国营企业实现的利润和税收，必须及时足额地缴入国库，任何地区、部门和企业单位，都不得擅自挪用、挤占和留用。所有企业都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不得把不属于成本开支范围的支出，列入成本。所有地区和部门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向企业摊派资金和物资，不得抽调和占用企业的劳动力。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模范地遵守国家财经纪律，要树立部分服从全局的整体观念，坚决同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全国形势越来越好。革命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我们一定要抓紧有利时机，努力发展生产，切实做好扭亏增盈工作，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积累，为实现抓纲治国战略决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9月16日号，摘自1977.08.27《人民日报》“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文）


045)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华国锋

1977.10.10

同志们：

中央党校今天开学了，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的党校，停办了一个时期。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恢复和办好中央党校很重视，整顿和加强了中央党校。最近，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这是遵照毛主席的历来教导，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党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毛主席历来重视培养干部的工作，重视党校工作。在我党幼年时期，毛主席就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骨干。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先后创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课，为党培养了大批领导抗日战争的军政干部。一九四二年，中央决定加强中央党校，毛主席亲自兼任校长，集中了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在党校进行整风学习。毛主席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这次整风，通过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为我们党争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的和思想的基础。建国以来，毛主席总是不断地强调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努力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艺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现在，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我们党在这个新时期的路线。这就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粉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这三个反党集团以后，我们的党比过去更加强大了，更加团结了。整个形势很好，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前进。但我们还有缺点，还有困难。从党的建设方面来说，“四人帮”在思想上作风上和组织上给我们党造成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央认为，现在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学习，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切实整顿好党的作风。这件事情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大前进一步。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列宁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部队中最善于学习的先锋队之一。毛主席用了毕生的精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当代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根本的，就是要努力学习、运用和捍卫这个百战百胜的武器。

党校在这方面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来党校学习的多数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领导同志首先学好了，就能够带动全党，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当作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几门学问，我们都要弄懂弄通。对这几门学问，毛主席都有重大的发展，都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新思想、新结论。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成果，就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认真地学好这个理论，是我们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确实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多年的事实证明，不仅广大的新党员、新干部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老同志也需要重新学习这些基本原理。具体政策、工作指示的学习当然很重要，但不能代替基本原理的学习。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受骗上当，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在头脑中真正扎根，被风一吹就吹掉了。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养成读书的习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理论宝库，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在学习中，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掌握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作了一辈子斗争。每当这种坏作风盛行的时候，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受损失，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这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搞乱了很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也把党的优良学风给破坏了。我们必须用大气力把它纠正过来。我希望同志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中，毛主席为我们党培育了一整套优良作风。这一整套优良作风，同样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党的学说的发展。正是由于我们党有了这一整套优良作风，使我们党同我国人民血肉相连，使我们党充满着革命朝气，使我们党能够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提出应当注意“四人帮”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破坏的严重性，并且提出，来党校学习的同志能否在党性方面、作风方面有一个明显的提高，是衡量党校办得好与不好的一个主要标志。

在作风的整顿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遇事不调查、不研究，主观武断，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不相信人民群众，不倾听群众呼声，不依靠集体智慧，迷信自己，独断专行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民主作风，坚持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那种听不得不同意见，搞“一言堂”，对提批评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和那种无组织无纪律，向党闹独立性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贪图享受、搞特殊化、挥霍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歪风。

应该大力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坚决反对那种争名誉，闹地位，拉山头，搞派性，做官当老爷，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歪风。

整顿好我们党的作风，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不利于人民的一切缺点错误、歪风邪气，都要敢于彻底揭露，坚决改正。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把我们党的作风整顿好。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整顿好，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我希望中央党校的同志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学习中走在前头，学得好一点，用得好一点。同志们提出，要响应中央的号召，把党校建设成为学习、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模范。这样很好。只要大家努力这样做，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达到的。

预祝同志们获得成功。


046) 华国锋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华国锋

1977.10.23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请大家审议。

中共中央提出这个建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去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非常的事变，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也与世长辞了，我们党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阴谋。粉碎“四人帮”，党心军心民心大快。这场政治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大制定的我们党在这个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大家精神振奋，生气勃勃，各条战线的工作都在胜利前进。为了进一步清除“四人帮”在国家政权中的流毒和影响，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成果，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做，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大好，召开这次大会的条件也是成熟的。

在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先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这次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选好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要选好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这是开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保证。

搞好政权建设，搞好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是抓纲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特别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混进了一些坏人，还有些成员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又坚持不改，脱离群众，丧失了代表性。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又长期没有召开，革命委员会没有及时改选。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没有能够很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各省、市、自治区即将召开的新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选举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团结战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精干的革命委员会。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包括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各界的代表人物。要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为群众公认的优秀分子，把那些在群众中确有威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有贡献的先进人物选进革命委员会，而决不要把那些打砸抢者、“闹而优则仕”的人物搞进来。总之，一定要选好革命委员会，使群众一听到新选出的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就高兴，就拥护，就受到鼓舞。这样，就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革命委员会也就能够确实发挥它的作用。

在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要经过充分讨论，民主协商，把各方面的优秀人物和有代表性的人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了先开好省、市、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作好五届全国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共中央认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明年春季召开是适宜的。

中共中央意见，在召开五届全国人大的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革命统一战线。

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召开，将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抓纲治国，达到天下大治的一件大事。通过这两个会议，我们要把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国人民中恢复和发扬起来，逐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样做，有利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克服“四人帮”造成的困难，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兴旺，一定要强大，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让我们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续革命，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共同奋斗吧！


047)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华国锋

1978.11.25

摘要：

在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志们提出了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和地方遗留下来的比较重要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过去多次议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讲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江苏、浙江、河南等省的省委，对同类事件，也做了类似的处理。

（二）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1975年发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1976年发的二、三、四、五、六、八、十、十一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为了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个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在“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破产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了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总理和叶帅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帅走进会场时，毛主席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毛主席多次讲过：“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这就是说，毛主席在那时候，就已经为“二月逆流”翻了案。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该作废。

（四）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曾经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做过重大贡献。他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但是，经过审查，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彭德怀同志于1974年11月29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杨尚昆同志违犯纪律，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以上讲的，是中央对几个重要案件的处理。至于同志们提出的其他几个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的平反问题，不可能都在这次会议上一一予以解决。中央决定，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包括原中央专案二办）和“五·一六”专案联合办公室都要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未了案件，由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处理上述案件的精神，抓紧复查，作出相应的结论。各级党委设立的专案组也应逐步结束工作。它们审查的案件，属于党内问题的，移交给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党的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移交给政法部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八）关于康生同志和谢富治同志的问题。康生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有很大的民愤，党内干部和群众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情合理的。有的同志提议设立专案组审查他们的问题。中央意见，不设立专案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可以送交中央组织部审查。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最近，有的地方提出了某些重大事件需要重新处理，比如，武汉的七·二零事件、河南的七·二五问题、四川的产业军问题等等。中央决定，这类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中央批准（湖北省委关于为七·二零事件平反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处理这些问题时，可以开群众大会，可以发文件。但不要登报，也不在电台广播。这些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重新引起派性斗争。毛主席早就讲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们要本着毛主席教导的精神，积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做好团结工作。

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讲。一是在三支两军中有些同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这个问题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三支两军是中央决定的，对于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加上情况复杂，有些同志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是难免的，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不要追究个人责任了。至于少数人严重违法乱纪，贪污盗窃，情节恶劣，可以另案处理。一是在周总理逝世以后的悼念活动中，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发过一个电话通知，通知中说，各省市自治区不要派人来京参加追悼活动，各地不组织吊唁、开追悼会、带黑纱等活动。这个通知是在“四人帮”当道的情况下政治局通过的，执行这个通知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

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即将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次会议上郑重地处理上面这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按照这个方针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能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对于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培育的我们党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也具有重大意义。


048)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

1978.12.13

摘要：

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持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主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却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简单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五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五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论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049) 华国锋在中越边境作战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

1979.03.16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下午

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曾经举行了一次报告会，请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参加，请邓小平同志讲关于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的问题。那次报告后，中央发了关于进行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的通知，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二月十七日开始，三月五日宣布，预期目的已经达到，中国军队开始从越南境内撤到我国境内；从十七日到三月五日，自卫反击战进行了十七天，按我们原定计划时间进行的，而且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三月五日宣布撤军以后到今天凌晨六点，中国军队全部撤到中国境内，今天党中央再次召集报告会，内容是讲讲自卫反击战的情况和收获。

现在在请王尚荣同志讲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王讲后，华讲）

同志们，方才王尚荣同志介绍了，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情况，传达时参战部队的数量、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目的不要传。

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很重要，对我们这次自卫反击战，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刚才小平同志分析了几点，这些胜利，不仅目前，长远来说要发生作用，有些作用现在还看不准，今后还会在斗争中显示出来，这次取得重大胜利意义深远。小平同志讲话很重要，希望同志们传达、讨论。

中共中央关于结束自卫反击战斗还要发一个通知，文件分三稿：

第一段主要讲自卫反击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小平同志讲话作了深刻分析，文件中提到五点收获，配合小平同志讲话，认真讨论。自卫反击战证明，党中央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军委对越南军事政治情况，对苏修情况及国际情况变化，事前作了科学分析，作了比较正确的判断，正因为经过反复思考，认真讨论，判断正确，下了决心，结果比我们预期的要好。比如对北方反映的担心，苏修不敢大动，正象小平同志讲的，掂了掂他们的分量。开始时，它十八日声明，提要我在为时不晚时撤军，对我们骂是骂了，吓也吓了，但调子没有超过十八日声明，我们也发现他们同越南存在一些分岐。越南要把它拉下水，在纪念苏建军节会上，文进勇讲话同苏驻越武官讲话的调子不同，后来推迟发表，大段删节，卡斯特罗弟弟讲得很尖锐，苏修发表时大删，我们宣布退兵，它说看来中国领导人头脑开始清醒了，是它下楼梯的话，暴露了他们那个苏越友好条约的第六条，我们真正教训越南，他不敢动，外国人说，打在越南人身上，羞在苏联人脸上。这次我们自卫反击战意义重大，小平分析了，推动了反霸统一战线，我国的威望提高了，将来还会发生作用，在军事上要认真总结，要发生深远的影响。

《通知》第二、第三个问题，第二是要需要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一个风平浪静的环境，需要一个和平的边界。但有霸权主义存在，不能由我们决定，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大小霸权勾结，对我要进行破坏。我们不能埋头搞建设，必须制定正确的对策，实现四个现代化同保卫四个现代化密切结…，不能分开。还是要提高警惕，战争可以推迟，但不可避免。

第三，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局面，国际和国内都需要这样。特别小平同志谈到毛主席的旗帜问题、安定团结中出现的问题，要敢于抓，希望党政军各单位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王尚荣同志报告和文件，结合讨论，好好学习。散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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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记录整理的手抄稿


050) 邓小平华国锋在胡耀邦汇报两案审理工作时的讲话

邓小平 华国锋

1979.09.03

〖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四人帮及林彪集团两案审理工作，邓小平、华国锋讲话摘要〗

邓小平：

……应该判刑的人中，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判刑人的多少、判几个人要看罪行。黄、吴、李、邱，还有陈伯达可算一案。王、张、江、姚也作为一案。把他们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案子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判，按集团案把起诉书写出来。审判的时候要注意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即祸国殃民的罪行写出来就行了。其他小的罪行不一定写那么细。不在于列多少条的罪行，关键在于他们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

华国锋：

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对于两个案子，不管判刑也好，党纪处分也好，总的精神要把我们党的传统发扬起来，就是要我们对这些人的处理站得住脚。

将来究竟用什么方式审判？审判的时候，这个情况我们再研究。审判时，这些人可能胡搅蛮缠。比如江青，她说这是毛主席讲的，那是谁讲的，甚至可能攻击中央的一些同志。

当然，我们不怕这个……但为审判效果好，要仔细想一想。

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就是在审判之前，估计到张春桥会怎么样？姚文元会怎么样……以便好好对付。

胡耀邦说：

我们起诉，就是要起诉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篡党夺权，祸国殃民，这是由头。


051) 陈云谈免除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人职务

陈云

1980.02.00

〖地点：人民大会堂。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地寄到中纪委……

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052) 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年九月七日）

华国锋

各位代表：

我们这次会议已经进行了九天。姚依林同志和王丙乾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分别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决算的报告。彭真同志、江华同志、黄火青同志、武新宇同志、顾明同志分别就人大常委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和几项法律草案作了报告或说明。我现在主要就政府工作说一些意见。关于计划和财政，大家认为，计划报告提出的今明两年经济发展速度和各项指标比较恰当，有利于继续调整国民经济，有利于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财政报告中说明了１９７９年出现财政赤字和今明两年仍将出现赤字的原因，提出了进一步缩小以至消灭赤字的办法，大家认为，经过努力，逐步恢复收支平衡是可能的。今明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收入计划都力求切合实际，但是为了加以实现，仍然需要全国各族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广大干部和全体爱国人士的同心协力，积极奋斗。我国一些地区去年以来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在这里谨向全国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和英勇救灾抢险的干部、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和代表们一样，深信全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其他的暂时困难，而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新的光辉的成就。

在这几天的讨论中，代表们还对一年多来的政府工作和其他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批评和建议。我代表国务院衷心感谢代表们对政府的信赖。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应该认真研究代表们的批评和建议，该办的必须努力办，该改的必须努力改。

五届人大的上一次会议是在一年多以前召开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全国工作的着重点已经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历史遗留的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继续得到处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尽管需要注意解决的问题还很多，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政治社会环境基本上是好的。由于公安部门、司法部门、教育部门、思想文化工作部门、青年团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了，我们的道德风尚也开始显出令人欣慰的进步。在这个基础上，各级政府部门开始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探索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面迈出了切实的步伐。

我国的国民经济，经过一年多来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出现了不少的新景象。重大的比例关系逐步朝着协调的方向发展，农业生产长期落后的局面近两年开始有了转变，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了重工业，重工业在调整产品结构、为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方面有了进步，由国家拨款的基本建设规模得到控制，过高的积累率开始降低，城乡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经济体制作了一些初步的改革：保障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扩大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权限，部分地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鼓励企业之间在社会主义所允许的条件下的竞争和联合经营，扶植城镇集体经济的发展，允许合法的城乡个体经济的存在和一定限度的发展，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体制。这就开始改变了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过分集中的状况，整个国民经济比过去活了。企业的整顿取得了进展，许多企业的领导班子得到了充实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有了发展，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有所进步，因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亏损现象有所减少，在用较少的劳动力和物资消耗创造较多的社会财富方面开始取得较好的成就。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加强了对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的培训，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的教育，部分地开始了以节约能源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组织管理和生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以上所说的这些工作都还处在开始的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它们继续进行下去。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执行，标志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的经济工作在许多方面有左的倾向。我们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和轻率决定高指标。结果是：能源、交通以外的重工业投资过多，建设规模过大，不但速度和效率很低，而且严重妨碍了能源、交通、农业、轻工业、商业、科技、文教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往往也严重影响甚至破坏了环境和生态平衡。体制上统得过多过死，压抑了基层管理机关、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运转。投资方法、工业收入分配、劳动管理、分配原则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严重缺陷，有的实际上不是鼓励节约而是鼓励浪费，不是鼓励提高质量而是鼓励粗制滥造，不是鼓励先进而是鼓励落后，不是鼓励勤奋而是鼓励懒惰。这一切都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肃清左倾思想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在经济建设中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使一切经济活动比较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实践已经证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正确的，它赋予我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着我国经济转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年多来，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有了改善，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科学普及工作也得到加强。在教育工作方面，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学质量一般都比一年多以前有所提高。中等教育结构开始了一些改革，中等专业学校正在继续恢复。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等有所增加。文化事业、卫生事业、体育事业都取得了新的重要成绩。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战线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一年多来，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的风气发展了，敢于办过去该办、想办而不敢办的事情了。不少政府机关进一步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个法律的实施，对于发挥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打击刑事犯罪，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正在发挥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发展经济的需要，经济立法工作和经济司法工作逐步开展。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颁布了四十多个经济法规，正在拟订或审订的有二十多个。这方面需要进行的工作很多，现在还只是开始。

这里，我想特别讲一下维护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其它有关政策，使得许多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和其它民主权利受到践踏，经济、文化遭到摧残，群众生活困难。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党和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便这些地区的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使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我们大家坚决相信，依靠我们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医治过去遗留的不幸创伤，使我们各族人民的亲密友谊和团结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

一年多来，我们积极开展对外工作，发展了同一系列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增进了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从政治、经济、科教、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各级政府、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得到了或正在得到努力执行。今明两年的主要工作，总起来说，就是继续发展当前的有利形势，继续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按照国务院向这次会议提出的计划，在现有基础上把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推向前进。这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任务，要做很多工作，解决很多问题。现在，我就下面五个问题，讲一些意见，请各位代表审议。

（一）制订长远规划。制订长远规划是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前提。建国以来，紧接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之后的我们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制订到执行都是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内容也比较好，但是很可惜，由于受到１９５８年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和１９５９年９月以后的“反右倾”的冲击，没有能够起应有的作用。１９６１年以后的几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工作，进展顺利，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基本上是恢复性质，没有制定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１９６６年以后，整个国民经济连同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的工作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制订计划所必需的资料和机构都遭到破坏，计划工作几乎无法进行。因此，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８０年十五年中的第三、第四、第五个五年计划，都只提出了纲要，不可能制定完整的计划。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的国民经济一直缺乏一个既有雄心壮志、深谋远虑，而又目标明确，步骤谨严，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的长远规划。由于全国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的辛勤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做了很多艰巨的工作，在这十多年间仍然取得了不少卓越的成就。但是终究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无法实现正确的计划性，无法避免这样那样的盲目性，这就难免造成一些不应有的重要损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就很难表现出来。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比之资本主义有它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历史证明，为了发挥这种优越性，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这种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下制订正确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了实现现代化，制订长远规划或长远规划纲要的任务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制订长远规划纲要在目前条件下困难还是很多的，但是又非制订不可，因为这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南。

我在本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对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的十年规划纲要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订。国务院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艰苦工作，拨乱反正，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当时大家想要尽快地把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种革命积极性是应该肯定的。但原订的十年规划纲要，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对林彪、江青一伙和他们的极左思潮长期破坏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困难估计不足，对３０年来经济建设正反面的经验教训认识不够，有些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许多项目没有经过综合平衡。这次会上，代表们对原定纲要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批评意见。但是这个十年规划纲要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年多，再修订也已失去意义。因此决定不再修订原来的十年规划纲要，而着手制订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的十年规划纲要，并据此制订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５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

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制订好长远规划，一定要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出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现实和客观的必然。当然，我们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的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

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在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规定的范围内，企业应该有权按照社会的需要和价值规律独立地进行生产、交换等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一定时期内，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劳动者的受国家指导的少量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这几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局面将来如何变化，只能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过去我们经济工作中左倾思想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否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上述几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仍然有它的历史作用。在经济体制中统得过多过死的种种做法，不是努力扩大而是企图较快地缩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不是把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是不顾客观实际，企图消灭必要的个体经济并尽快促进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思想，过去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现在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困难。我们在制订长期规划时，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倾思想和其他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影响，切实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

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我国幅员辽阔，资源比较丰富，但各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富有智慧，但科学文化水平低；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规模，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很低，商品经济不发达，技术和管理落后。我们制订十年规划纲要时，对于我国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这些特点，必须充分加以考虑。一定要尽量利用我国的有利条件，广开生产门路，发挥优势，同时努力克服弱点。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今后十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十年以后能够达到什么水平，我们的主观努力是否积极、充分和有效当然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努力的作用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我们的努力所能依靠、利用和创造的条件，不能由我们的主观愿望任意决定，而只能由客观存在的实际决定。因此，在这次会议以后，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将继续对我国的国情，对今后十年可以利用和开发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路子如何走，进行认真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使我们的十年规划纲要尽可能建立在科学的切实可行的基础上。

充分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国务院在着手制定十年规划纲要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把规划生产的发展同规划人民生活水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密切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十年规划纲要成为一个包括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完整的综合平衡的规划。当然，为了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有一部分工作看不出同改善人民生活的直接关系，而这些工作却是改善人民生活所决不可少的。例如，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防，保卫我们的和平建设，就是这种决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某些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使生产发展的最后结果在全体人民生活的改善上得到应有的实际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就能从规划中看到，在未来的十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发展，自己的生活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善，从而了解现代化建设同自己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人人都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加以实现。

重视智力开发，积极发展科学、教育事业。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的智力开发的水平如何。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科学研究要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要解决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问题。要从管理体制、经济利益和思想认识等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使科学研究成果，广泛迅速地得到推广和应用。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关系到现代化建设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包括全国城乡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熟练程度、纪律精神和道德品质，关系到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科学是生产力，教育作为培养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的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力。靠文盲半文盲是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科学教育事业，尊重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和科学家，要尊重他们的崇高而艰苦的劳动，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９月２日，叶圣陶等８位代表写信给《人民日报》，对大连两个饭店某些工作人员轻慢小学教师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且向社会各界呼吁尊重小学教师。我完全同意和支持这封信。希望政府工作人员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使尊重一切教师和一切科学家成为我们全社会的风气。不重视科学、教育，甚至认为可有可无，是过去左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已经使我们受了很多的损失，必须坚决纠正。因此，科学、教育事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必须在十年规划纲要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国务院准备在今后的十年中，逐步增加科学教育经费，并且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政府也这样做。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努力使科学、教育事业获得较快较好的发展，以便能够逐步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技能、有健康身体的一代一代的劳动者，培养出适应四化建设要求的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组织管理、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一批一批的专家。

计划生育要列入长远规划。人口问题是目前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制订长远规划，不仅要规划物质生产的增长，并且要规划人口的增长，使两方面互相适应。由于过去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在６０年代），放松了计划生育的工作，以致人口增长过快，今后还将继续大量增长。现在全国３０岁以下的人，约占人口总数６５％，达６．３亿人左右。他们一部分已经进入生育年龄，其余大部分在今后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内将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如果不加控制，就将出现一个人口增长的特大高峰，使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无法适应。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１２亿。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发达国家很平常，在我国农村中却确实是一场移风易俗的大事。要提倡这个要求，主要是靠宣传和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靠思想政治工作，而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应该指出，从７０年代开始，特别是近几年来，计划生育的工作，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各级干部，尤其是直接参加这一工作的各级妇女组织和卫生、计划生育等部门的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必须充分加以肯定。但是也要看到，在一些地方，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的现象，这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国务院向全国人民宣布：为了全国人民自身的利益，计划生育的工作一定要继续进行，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党团员和干部要坚决带头。执行这一任务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当，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说服教育，并且要保证节育技术的安全。我们希望，经过耐心的宣传教育，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能够认识到整个国家的利益，热烈响应这一重大号召。

群众路线，这是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个基本方法。我们要采取上下结合的方式，广泛发动各级政府部门、各企业事业单位、广大工农群众和各方面的专家参加制订规划。社会主义经济以至每一个大企业、大工程都是由各种因素结合成的一个整体，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可能造成的利害得失，是非常复杂和影响深远的，大都不是一眼可见，必须经过精密的计算和科学的预测。因此，无论重大项目、重大方案的决定，年度计划特别是长远规划的制订，都必须在多数专家进行反复调查、测算、研究、论证、争辩、对比之后，然后再由主管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讨论决定，决不能仓促从事。错误、损失虽难以避免，但是一定要尽一切努力避免。为了充分发挥各方面专家在制订十年规划纲要中的作用，今年三、四月间召开的长远规划座谈会，我们曾邀请包括经济学家、技术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和自然科学家在内的各方面专家参加。今后应该继续这样做。

（二）继续推进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包括财政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价格体制、物资管理体制等等，很大部分是在我们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把外国的办法搬过来的，也有一些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做法沿袭下来的，一直没有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具体情况和社会主义的科学原则、民主原则加以必要的改革，以致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统得太多，统得太死，不承认社会主义企业活动的必要的独立性，滥用国家政权（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直接决定和行政干预的手段，管理工作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使企业很难建立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和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把经济管理体制中一些束缚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的办法，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提倡和坚持，而不是加以改革。与此同时，也不承认工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利。结果使得企业（包括工业、交通业、商业、服务业、国营农业和占人口最多的集体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发展缺少内在的动力，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受到束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由于我们既忽视对于干部和职工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教育，又不重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致使瞎指挥盛行，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都难于提高。十年动乱，林彪、“四人帮”又把我们在长期经验中积累起来的多年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和政策破坏殆尽。他们在经济工作中推行的极左路线，以及与这条路线相适应的一套政策和做法，把本来已经存在很多问题的我国经济体制搞得混乱不堪。经过三年多的整顿，整个经济状况虽然有了重要的改善，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总之，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许多缺陷和弊端，严重地妨碍四化建设的进行，必须认真地加以改革。

我们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改变过于集中的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管理体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企业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力；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把主要依靠行政组织、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依靠经济组织、经济办法和法律办法管理经济。一年多来的改革只是沿着上述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今后，我们对已经证明有效的改革，要加以保护、健全和完善，并且在已取得初步成就的基础上，把这一工作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但是，必须指出，体制改革非常复杂，牵涉面很宽，一定要作周密的考虑和准备。我们要制订出全面改革的方案，经过试验，审慎地、有步骤地加以实行。

改革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在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要及时地进行调查研究，认真解决，但是不能因此惊慌失措，以至在改革的道路上止步或后退。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满腔热情地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在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既勇于创新，又谨慎从事，继续把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向前进，改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种改革是为提高经济工作效率服务的，是为促进现代化服务的，是为巩固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归根到底，是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因此，我们相信，这个改革的事业必将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三）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政府工作。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各级政府的工作。当前，在各级政府机关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现象有很大一部分是同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将克服一大部分官僚主义现象，但官僚主义又将妨碍经济体制的改革，甚至在新的体制中继续为害。因此，克服官僚主义必须同改革经济体制相辅而行。官僚主义不但妨碍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的进行，而且妨碍我们的一切工作，早已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不从制度上清除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我们的各级政府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有威信的工作系统，不可能充分发挥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关于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我想稍为多说几句。

官僚主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同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又有本质的区别。旧社会的官僚主义是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剥削和压迫服务的，是旧社会所不可能消灭的，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发挥，是违背社会主义制度利益的，社会主义必需克服它，也能够克服它。造成和助长我们政府机关中现在这种官僚主义现象的社会原因，除了旧社会恶习的遗留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很不成熟。尽管我们历来作过多次努力反对官僚主义的现象，但是成效很少。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主要只是进行思想教育，只看到它是旧社会的遗留的一面，而没有从我们现行的各项制度中寻求产生它的原因和克服它的办法。事实上，在目前还很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政府机关不适当地用行政方法管理着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负担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繁重复杂的任务，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不但不可能集中力量清除旧式的官僚主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新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关于旧式的官僚主义恶习，关于平常所说的官僚主义的对待群众的种种恶劣作风，我现在不准备多说，我想着重说一说我们现有的国家管理制度中存在着的产生官僚主义现象的严重的缺陷和弊端。这些缺陷和弊端，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各个企业、各个生产单位没有独立地进行经济活动的合理权力，许多重要权力集中于这些企业、生产单位之上的多层次的行政管理机关，这就往往会发生离开生产活动越远、权力越大、机构越多、工作越难的现象。这种把企业、生产单位的权力不适当地集中于政府部门，地方的权力不适当地集中于中央，政府部门的权力不适当地集中于党委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地妨碍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效发展。经济以外的事业，情况也大体相似。诚然，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是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管理工作一定的集中是必要的。本来，按照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行必要的统一管理，用行政的和党的统一领导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但是权力过分集中了，事情就走向反面。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下面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常常不能做应该由他做的决定，上面不太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却常常要在来不及了解必要情况的条件下做决定。这不仅降低了工作的效率，妨碍了下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降低了上级工作人员的领导水平，使他们在工作中必然要犯错误。他们过多地被一些本该摆脱的烦琐事务所纠缠，却没有充分的时间对于重大的问题来进行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以便作出妥善的解决。由于远离错综复杂的实际生活，在处理下面的具体问题时，也往往很难避免简单化、绝对化、一刀切的弊病。我们现实生活中新产生的许多官僚主义现象，就是出于这个重要原因。

二是权限职责范围不明。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制定出系统的切合实际的行政法规，对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以至各个人的工作范围、工作权限、办事规则，没有明确的划分或具体的规定。这往往使得各部门、各单位在遇到某种缺少惯例的时候感到无章可循，不明职守，只好向上请示报告。这就造成了层层报批、公文旅行、报告成灾、会议成灾、互相扯皮、办事拖拉的一类现象。

三是干部制度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需要。各级政府对于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培养、奖惩、淘汰等等，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各部门、各单位吸收使用干部很少采取严格的招考、招聘的方法，量才选用，大都由组织、人事部门委派。这种制度的形成有它历史的原因，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化的任务了。干部的培养缺乏切实的计划，往往同工作需要脱节。对于干部的工作状况缺乏经常的严格的考核奖惩，干好干坏一个样，合格不合格一个样。一个人当了干部就终身有了“铁饭碗”，即使工作得很不胜任，很不尽职，但除非被开除公职，也仍然是个干部。确实，这种制度可以防止一部分人的失业，保持他们的生活安定，但是所费的代价太大了。这种状况再不彻底改革，怎么能实现现代化呢？

四是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人浮于事，副职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落。以上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工作职责不分明、干部制度不适当的三种状况，都必然造成机构臃肿。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使官僚主义的许多弊病更加发展起来。我们的行政机构往往设置重复，固定的和临时的机构以及机关工作人员都已超过了历史最高数字，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现在是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时候了。

我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我们的多数行政机关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确是进行了大量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的一切成就同它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就在今后，我们仍然必然要有强有力的国家机构，必须要有有权威的政府，而政府必然离不开各种必要的行政工作，这些工作根本上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还要着重指出，我们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任劳任怨、克己奉公的，而且，很多人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实际经验，经常深入现场、善于联系群众。我们批评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要是要研究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是要改善我们的工作制度。不好的制度常常使我们的很多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有力无处使，或者进行了许多效果很少的劳动。责任当然不在他们。确实也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思想作风不好，但是制度不改，要改掉他们的弊病也往往难以奏效。要克服官僚主义，关键首先在于切实改革国家管理制度、机关工作制度、干部制度和机构组成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具体办法是：

第一，要对企事业单位实行权力下放。要让各个企业、各个事业单位拥有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真正独立经营和独立活动的必要的自主权。这个试验，在去年已经在一部分企业中进行，效果一般很好，今后要逐步推广，还要继续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事业单位中，还只有少数单位试点，需要总结经验，稳步推广。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权扩大了，许多行政部门的工作就可以大大减少。有些行政部门可以改为企业或事业组织，有些可以合并。这样，机构可以大大精简，可能产生官僚主义现象的地盘就大大缩小了。当然，自主权不能仅仅交给企业、事业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而必须同时交给它们的真正能代表广大职工的适当的民主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权力下放一定要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各企业、事业单位要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重大问题，有权选举、建议任命和建议罢免本单位的行政领导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凡是同广大职工切身利害有关的问题，一定要取得工会的同意和合作。权力下放，决不能削弱必要的统一管理。但是，这种统一管理的工作，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把过去那种主要用行政办法管理的情况，改为主要用经济办法管理。在企业内部，在实行民主管理的同时，无论在生产方面、技术方面、经济方面，也都必须有必要的统一管理和集中指挥，这是毫无疑义的。对于事业部门，原则上也是如此。

第二，要用行政立法来明确规定各个行政机构和各机构内各单位各个人职责范围。这个工作要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是各部门、各单位发动群众自己规定各种规章、条例，建立各种岗位的工作细则，使得人人明确应负的责任，事事明确应负责任的个人。如果人有多余，可以离职训练，或另行分配。现在有些单位已开始这样做了，实践证明很有成效。二是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要组织专门的力量，制定系统的行政法规，明确划分各部门、各单位的职权范围和各种职权的行使原则，以及某些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有了这样的法规，请示报告就可以大大减少，大量的事情就可以由各部门、各单位按照自己的权限和工作原则独立解决。职权具体落实到各个单位、各个工作人员以后，就要建立严格的检查制度，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严重失职的人员一定要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要努力改革干部制度。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级各类干部的任用、考试、考核、奖惩、训练、提拔、调动、退休、解职等等，制定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尽量使所有工作人员在生活上有必要的保障，在他们应该退休、解职的时候，要作出妥善的安排。

第四，要建立和健全检查、监督制度。实行了以上所说的三条办法，就不但可以消除权力过分集中、权限职责范围不明、干部制度不健全的现象，而且也就可以消除机构臃肿的现象。这就会大大减少官僚主义现象的发生。但是，官僚主义既然是一种历史现象，同它的斗争也必须依靠持久而顽强的努力。对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必须进行经常的严格的检查、监督。现在，对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的形式、渠道、制度还不完备，人民群众实际上行使监督权还很不容易，很不普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为了检查和监督各级政府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除了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以外，还要认真处理群众的来信来访和适当地运用报刊的揭发批评。人民代表的检查、上级政府的检查、下级政府的检举，都有很大的威力，值得多多提倡。有些机关试行对于干部的群众推荐、群众评选，也是一种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广。总之，各级政府要继续集中群众的智慧，努力创造出更多更便利更有效的检查、监督制度，以利于真正按照人民的意愿及时表扬、奖励、提拔那些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显著成绩的干部，同时揭发和纠正那些有过失错误的干部，以及撤换、罢免严重失职的官僚主义者。

我要声明：我在这里说的官僚主义的产生原因和克服方法都没有说完全。而且以上所说的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一部分是可以较快做到的，有相当大部分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做到的，这需要对我们的工作制度以至组织制度进行比较全面彻底的改革，因此需要有一定的准备。但是我们既然下决心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下决心进行这些改革，否则我们的现代化计划必然被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拖住后腿。当然，旧社会官僚主义习气的遗留，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同人民和干部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关，所以彻底克服官僚主义的一切表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各级政府充分认识了它的危害性，抓住了改革国家管理制度，改革各级行政机构工作制度，改革干部制度，加强干部检查、监督制度这四个基本关键，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切实解决，同时加强有关的教育训练工作，官僚主义的主要弊病和其他弊病是一定能够克服的。它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一定会成为一种生气勃勃的制度，至少我们在中国一定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本来就是这样要求的，我们又有群众路线的长期革命传统，我们能够依靠最广大的群众，这就使我们一定能够达到克服官僚主义的目的。我们把应该下放的权力切实而又稳妥地交给基层，交给群众，他们一定能够帮助和监督我们的政府进行各种必要的改革，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直至建成为一个历史上比较精干的、负责任的、有效率的、接近群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府。

（四）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建立和加强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人民群众能够有效地行使管理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权利，而使任何妨害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法活动受到迅速有效的制裁，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

我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改变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状况，增加地方和基层应有的权力，对企事业单位实行权力下放，扩大企事业单位独立经营和独立活动的必要的自主权，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民主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加强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我们发展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以及其他民主权利；我们反对官僚主义，改善政府领导，加强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工作的检查监督；我们废止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在各级领导机关中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这些都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步骤和重大措施。

我们要真正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还需要继续进行巨大的努力。修改宪法，就是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政府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据。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曾经作了修改，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来得及彻底清理和消除十年动乱中某些左倾思想的影响，以致现行宪法中还有不少不适当的地方。而且，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现行宪法的许多规定也不够完善和明确。因此，中共中央建议本次会议考虑和着手对现行宪法进行全面修改，使之能够更好地体现我国历史发展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需要。

真正做到以法治国，这不仅是巩固和发展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的需要，而且也是保障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这就要求继续加强立法和司法工作，首先是制订出比目前完备得多的法律，特别是在经济立法方面要做大量的工作。为此，建议人大常委会召集必要的人才，陆续把民法、民事诉讼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计划法、工厂法、劳动法、合同法、能源法等重要法律制订出来。国务院也将积极参加有关法律的起草工作，并陆续制订和颁布各种法规，特别是各种规定各机关权限职责和改革用人制度等行政法规。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也要按照法定原则，制订和颁布各种地方性的法规。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各个方面办事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对于已经颁布的法律、条例和命令，各级政府要坚决保证实施。最近，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县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和由直接选举的县级人民代表产生县的领导人员，正在全国普遍进行。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各级政府一定要认真把这项工作做好。

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带头遵纪守法，切不要以为自己有权有功，就可以把法律纪律置之度外。同志！那样是会犯大借误的！愈是权力大、功劳大的人，愈有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责任对人民、对下级工作人员、对子孙后代作出模范，带头使全国上下一心地树立一代的革命风气。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掉官僚架子和特权，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风气。这是我们对人民对青年的神圣职责，那些只知追逐个人和子女亲友的私利而不惜危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人，终究会受到法律和纪律制裁的。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同那些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等恶劣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公民”逍遥于法律和纪律之外。我们要切实保证公安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使社会主义法制真正成为保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革命武器。

为了使得我们现在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各方面的改革得到正确有效的执行，我们要在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革命传统的教育、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教育，努力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影响，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应当看到，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多，在一些人中受外国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崇洋媚外、丧失民族尊严的可耻行为也有所抬头。这是我们所必须警惕和反对的。清除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不仅现在而且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

（五）实现各级政府领导人员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专业化。全国工作重点开始转移以后，各级政府领导班子存在的许多同志年龄过大和缺乏专业知识的状况，与四化建设的要求越来越显得不能适应。现在，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要分开，各级政府和各企业事业负责人直接担负着组织人民群众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繁重工作。如果不把大批坚持四项原则、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改变目前领导班子的状况，那就会严重影响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各级政府领导人员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专业化，直接关系到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去年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决选拔一大批坚持党的路线、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这个精神，也适用于各级政府。就全国来说，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进展得不快，步子迈得不大。现在我们必须抓紧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这三条标准，并不复杂。只要解放思想，走群众路线，按照这三条标准把合格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并不那么困难。３０年来，我们自己培养了三百多万大学毕业生和五百多万中专毕业生，此外，还有一大批工农出身的中青年干部，他们在长期的复杂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科学文化水平掌握了一些专业知识。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人才有的是，问题就是很少去选拔。很多人才用非所学，长期被压抑，但是主管人员置若罔闻，这是国家多大的损失！这也说明继续清除多年来流行的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左倾流毒是多么重要。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讲到选拔经济工作干部的时候曾说过：“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这句话说得实在好，现在对于我们还是完全适用。

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我们的老干部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们的大批老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出生入死，艰苦奋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应当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我们说的干部年轻化，就是要在领导层中增加年轻的人，逐步使年轻的人占多数，并不是要把所有年纪大的人都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而且对各级领导干部年龄的要求，也应有所不同。能够继续工作的老干部仍然是我们的领导骨干。但是，有一部分老干部，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差了，精力不够了，自然规律不饶人。要求这些老同志当参谋、当顾问是可以的，要求他们象当年那样在第一线担负紧张繁重的工作，就困难了。因此，我们要认真负责地安排一大批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第二线或第三线，保持他们原有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使他们在有生之年能继续为人民作出贡献。我们的老干部具有识别、选择、培养人才的丰富经验。积极地去发现和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主动把位子让给年富力强的同志，鼓励、支持和帮助他们大胆工作，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老干部无上光荣的重任，也是老干部为四化建设作出的一项最好、最宝贵的贡献。我们深信，我们的老干部一定不会辜负全国人民殷切的期望！

为了使大批在职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各行各业的干部，掌握和提高四化建设所必需的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应当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包括举办正规的专业学校和采取其他各种脱产的或在职的学习形式。在这方面，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建国初期，我们曾经运用多种形式来培训工农兵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可惜后来竟被抛弃了。现在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恢复起来，并加以发展，使一切能学习的工农兵干部都有条件采取各种可能的形式刻苦地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政府各级领导人员和广大干部，一定要用顽强的进取精神，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我们相信，在这些同志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各行各业的又红又专的专门家！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在取得全国胜利后，我们曾经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今天我们在新情况下，为了实现现代化，再一次面临着类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各位代表！以上所谈到的几个问题，都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新情况下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认识还是很粗浅的。现在请代表们共同来讨论，以求得共同的正确的认识。应该说，这些问题还只是提出，要解决，还必须作十分艰巨的努力。在这次会议以后，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应该采取有效办法，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针、政策和措施。各级政府的工作要首先厉行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真正成为领导四化建设，为人民服务的国家行政机关。

在这里，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对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问题作一说明。

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了若干重大的措施，如努力吸收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各级领导工作，加强集体领导，废止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这些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加强和改善政府的领导工作。为了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和兼职过多，为了把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切实地明确地分开，中共中央决定，党委第一把手一般不宜兼任人民政府的省长、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县（市）长，以便这些同志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处理党的重大问题，使国务院以下各级政府能够建立起从上到下的完善有效的工作系统。根据以上的原则，我向中共中央提出并经中共中央决定，我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同时决定，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党内的五位老同志 ——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陈云同志、徐向前同志、王震同志，都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同志已担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现在一并提请大会审议。还有，陈永贵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已经中共中央同意，也请大会予以审议。

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向大会提议赵紫阳同志为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认为，赵紫阳同志任国务院总理是适当的，是可以信赖的。请大会审议决定。

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是改革我国的政府领导制度的一个良好开端。我们相信，通过这次调整，必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政府的领导，提高政府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各位代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苏联霸权主义直接出兵占领阿富汗，支持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不仅直接危及波斯湾、中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威胁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并将一如既往地坚决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社会主义祖国和四化建设的忠诚保卫者，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力量。最近几年，国防费用不可能有大的增加，但是国防建设仍然必须加强。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加强军政训练、干部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各项防御侵略的准备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巩固和提高战斗力。要继续搞好民兵建设，继续搞好各项拥军优属工作。各界人民代表，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要关心、爱护自己的子弟兵，积极支持和帮助解放军完成各项任务。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军队建设成为伟大的钢铁长城。

我们要大力促进台湾归回祖国，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去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已经在台湾上下、海外侨胞和各国人士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台湾的爱国同胞和世界各地的侨胞，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祖国的统一，作了很积极的努力。海峡两岸的同胞，尤其希望尽快实现大陆和台湾通邮、通航、通商。我们相信，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祖国统一的神圣目标是必然会实现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一贯立场，也是中国和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所谓“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论调，都必然受到中国政府和海内外全体同胞的一致反对。

同志们！朋友们！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形势证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事实现在更明显了。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全国爱国同胞都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之下。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的团结一致，从来是、也永远是我国革命事业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我国各民族永远亲密地团结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家庭中，无论什么力量也不能破坏我们经历过长久考验的崇尚的兄弟感情。我们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近几年中为祖国的富强进步作了新的重大贡献，今后在四化建设中，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将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准则。爱国的宗教界领袖人士在领导全国各宗教信徒在爱国立场上维护信仰自由方面作了宝贵的努力。在祖国事业胜利前进的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巩固和发展我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统一战线。我们要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1 9 8 0 0 9 1 5 第1 版）


053)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华国锋辞职问题

胡耀邦

1980.11.19

国锋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一个老同志了。昨天我查了一查，一九三八年以前的干部，剩下大概七万人左右；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只剩下一万八千人了。国锋同志也是一级一级上来的，确实是由区的工作、县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四十多年来，国锋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

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

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

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我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054) 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常委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

1981.06.23

胡耀邦：讲《关于决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改意见。

邓立群：把晚期错误改为晚年，增加了一千多字，修改53处。

邓小平：西安事变张、杨要提一提，推动抗日战争起了重点作用。大家要求把邓、陈、胡得贡献写上，乔木说明邓等不赞成我写上，很容易引起国外影响挑拨。

华国锋讲了一段话。

邓小平：又提了好多意见，没有时间了。这稿子要定下来，有些问题不放在这个文件中解决。总的说来，文件是个好文件，决议是个好决议，稿子是个好稿子。原来设想，评价毛主席功过，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起到上次决议的作用。这个稿子可起到这个作用，总的基本论点、分寸，不要再作大的修改了。全国四千人，几百人，政治扩大会议，这次讨论，相当认真。对文革没有问题，对毛主席要讲分寸。比如路线，毛主席并不无路线错误？过去用的不准确，而且乱用的多。

陈云：乔木是第一次主张用路线错误的。我赞成，紫阳、小平也赞成，后来考虑，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先念，还有好多人。

邓小平：过去讲路线斗争，好多推翻了，彭罗陆杨就推翻了，十次路线斗争，有二次推翻了，高饶维持了，罗章龙比路线更严重，高饶也类似，当然不是另立中央。

赵紫阳：刘邓路线也推翻了，推倒三次了。

邓小平：立三三个月，瞿秋白不到半年，好多评价并不准确。党内一有错误就是路线错误。十一大，文革都不谈路线，文革超过了路线的概念。

胡耀邦：全面性的，长期的错误。

邓小平：毛主席路线，讲路线也可讲，讲不清楚，同时要讲，大家都不赞成。这话也好说，不讲路线比较不利，不是路线两个字不可用，比如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可以讲。总路线有，现在也有，比如四化，党内斗争一般不用，特殊情况也用。这个文件用了一两次，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比较恰如其分。有意识地对毛主席讲得轻一点，对党的形象有利。其中内容之一，过去责任集体承担一下：“我们”。“我们”这个提法就是，真正的情况，毛主席负主要责任，那时候，起码我们两个（指小平，陈云）是常委。也没有反对，加一个领导上，就是地方上没有责任。

胡耀邦：路线也是上面的，下面有什么路线。

陈云：应当承担责任，黄克诚文章，不是讲举过手呀！

王任重：“五一六通知”举过手，十中全会也举过手，对主席评价，实事求是，就是降温。

陈云：讲毛主席太厉害了，老工人老农民通不过。

邓小平：国际上也通不过。

李先念：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讲多了不利，基本调子不能变动了。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决议中是否提华国锋的名字，恐怕不提不行了。对华要和去年4号文件衔接但决议的稿子的措辞，要比4号文件温和一些，要好的多。历史决议要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如对华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的工作。照理现在在政治局势来说，也有必要，现在“四人帮”残余，不同政见者，打谁的旗子？天津炮团、大连海军，都是用“中央”“华国锋”的名字。过去打“四人帮”的旗子，现在打的旗子？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就是指我们这些人。

王任重：新疆反动标语：“还我华国锋”。

邓小平：包括军队的领导人，（66军）确相信过有这样一个中央，不仅仅是炮团的干部，还有打倒我的标语，还有“新四人帮”（邓赵胡陈）这些人都是辩护华国锋的。

秦基伟：66军军一级也不是没有是非，他们真相信以为对“四人帮”一样，把邓抓起来了。

邓小平：对华点名，不简单。我讲的是社会动态，不是华有什么活动。因此，点名批华对党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对小资产阶级问题，值得研究，说不清楚。

陈云：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搞不清楚，这个文件不扯这个问题。这里批判的是搬列宁的“小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搬错了，列宁也讲的不对，一讲根源，就是思想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

邓小平：这个决议就是不搬这个，是否由常委定稿（大家表示同意），不定稿，以后定稿。样样都说到，这个文件就坏了。任何文件都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邓小平：有一个问题，议题是主席人选，赵排到前面一点，至少是打破论资排辈，王建安身体好，一天突然就完了，我们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陈云：在座的都差不多了。

邓小平：早解决比晚的决好，比不能解决的时候再的解决好一些。胡赵放到第一线，我们放到第二线要好。叶、李、陈，我还可起作用。书记处建立以后，实际证明胡、赵是合格的。第二，华继续当副主席，名次排在最后。这是体现毛主席处理党内问题的方法，后来违背了，毛主席处理了一系列这样的问题，毛主席说如林不跑，还要他在中央，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比较好。

陈云：华要摆付主席，不摆上不利，摆上有利。至于华在11月发言，不怎么好就是了。八人照片，大家可看了，考虑一下，杜修贤拍的，外边人讲，华一有功，二谦虚，三经验不足，老同志帮助帮助么！八人照片可以看看。

邓小平：不要每人一份，看看，可增加点知识。写“四人帮”以后，有人提要写我们的名字，除乔木讲的理由外，活人少写好，还要通过实践。

陈云：华检讨印一下，害处不大，同时还可以当付主席。

胡耀邦：要选上。

宋任穷：一是大是大非讲清楚，一是要选上。

华国锋：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应归功于劳动人民，集体领导好。老同志参加起了作用。“两个凡是”，经济上“左”，个人崇拜，我辜负了大家的期望。自己感到一责任大，二不胜任，我提辞去党内其他职务，我过去提一切职务，同志们说不要。党可以管主席，从我做起。如十一大我提出来就好了，有自知之明了。我在政治局检查说明，大家不满意，我有顾虑，全会讨论我的问题就不好了。我相信我的问题，党中央可以查的。八人照片，可以印，我同意。照相时，斗争紧张了，我想稳住一下，这时已约李、叶商量过了，毛主席9号去世，11号我就要李去西山找叶帅。14号李去了，所以照相时间，已是要粉碎“四人帮”了。

XXX：为什么照相只有8个人？该有其他常委？

（八个人：四人帮、华、汪、陈、毛远新）

华国锋：对邓大姐、陈云、王震进政治局的问题，我问邓，邓说这次不动了。邓提的，也是他同意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以后又讲。陈云、胡耀邦进政治局，我倾向4位，大家同意。陈云当付主席，是我同邓商量过，照小平意见提出来的。我的错误很多，解释多了，会引起会上议论纷纷，对会议不利，我再次表示辞职，我不当付主席是大局。

对我的那个4号通讯，我退乔木读过。说阻碍老干部出来，我阻碍了那一个？我不提意见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李先念：决议我赞成，对毛的评价，30年成绩是主要的，不要纠缠了，华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过一次话，经济问题他也有责任。

华国锋：10个大庆，4个一点，我有错误。

李先念：陈云出来我讲过两次，我坚持我在政治局的讲话。

邓小平：从十一大，陈当纪委主任，任政治局委员比较好，我同李讲的，华不吭气，以后一有机会我就提，至少七、八次，肯不肯定。

李先念：我把王震意见都转告了他。

邓小平：三中全会，工作会议，大家闹起来（要陈出来）我同华讲，挡不住了。华说，没有挡的必要，问题是华的精神状态，你想一想，什么思想状态。我出来工作，要我写了检讨，包括挂像，个人崇拜的问题。

李先念：小平出来，粉碎“四人帮”后，没有多久，叶帅就提出来了。

胡耀邦：我在中央会上讲了10条事实，比如挂像，少宣传个人，大家以为是华提出来的，其实不是，是胡乔木提出来的。同我商量过的，我向你提过两次，华两次不赞成。

李先念：我在电话上给小平把少宣传个人谈了，挂像也谈了，交城歌也谈了，你说阻碍老干部没有阻碍一个，比如王任重，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事实。

邓小平：检讨一下好，如有委屈，就不象话。当然不讲也可以。单个人迷信，就不象话，一个晚会上，老实说，我就坐不下去，能说谦虚？

陈云：抬轿子的人客观存在，问题是你高兴坐轿子。

胡耀邦：像你是如何挂出去的，听说东兴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

李先念：粉碎“四人帮”开庆祝大会，把像挂出去了，大家高兴，没想到这点。你说不挂就解决了。

邓小平：对老干部的平反，你的态度怎么样？你提的，还是别人提的？对整个老干部态度如何？你要这样想问题，否则总觉得受委屈。

陈云：陶铸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审查。我给华国锋打电话，秘书说，华在看国外资料，十分钟以后才答覆，我说不要秘书专政。

邓小平：究竟自己分量多大，那时候你头脑相当膨胀就是了。我同叶、李说（那是你干了才三个月主席时）在这样制度下，毛主席可推向反面，将来华如何？华能容忍那些口号，挂像，紧跟，那能真谦虚么？你不要讲枝节问题，要考虑你的精神状态。

胡耀邦：我同意决议的调子，华检讨也好，不检讨也好，还是当选付主席。同华熟的人，紫阳、秋里，可不可以同华谈谈？

邓小平：李新起草的文章中，写天安门是反革命事件，要我检讨，抓我的辫子，“永不翻案”我是7月参加工作。

胡耀邦（疑为邓小平）：9个月，不简单，华曾提出我当总理，你提出来我也不干。

赵紫阳：农业学大寨会，我找叶帅，叶说希望邓出来，有困难。

邓小平：78年4、5月海军那件事，华说是技术问题，不能那样看。后来我到东北，一路讲政治路线，组织路线。

胡耀邦：海军问题材料我赞成发，杜的信照片不一定发，因为华讲的是事实，要动手时照的像。

李先念：这个我可以负责。11号，他到我那里去讲同“四人帮”的斗争，考虑时机，方式。

胡耀邦：这个问题去年我讲过一篇话，不是一个“左”的错误，是一个意识问题。现在我们决议只讲“左”的问题，是留有余地的。发动抓“四人帮”，是华的功。功讲够了，错误留有余地，华不能纠正“左”的错误，在某种意义讲，本质的问题是意识，党性问题，能不能联系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问题，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检讨几句不难么！

李先念：粉碎“四人帮”，华作了他做的事情，我始终怀疑毛主席是否要把“四人帮”搞掉。毛主席不管真假，但毛的话起了作用，而华对自己讲的过分了，过多了。

邓小平：“四人帮”也把华搞得混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因素。

李先念：毛去世后，“四人帮”对着谁？我、叶帅都休息了，

“四人帮”触及华的利益，我同华也可说是老战友了，望检讨几句有好处的。

陈云：我说，要选上华，这是一件大事。

会至此，华国锋不讲话，散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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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会议记录稿打印


05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06.27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1）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

（2）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九一一年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

（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党仍然顽强地继续战斗。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起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江西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不久就到井冈山会师。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在艰苦的条件下，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织，展开了群众革命斗争。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红军各个方面军曾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相会合。第二、第四方面军也先后经过长征转战到陕北。红军主力撤离后的一些南方根据地，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地发展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战斗。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这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才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并同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互相支援，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份说明：

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中国各民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这个事实，从而在党的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政治团结。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我们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取得的。没有这样一支人民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四、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

五、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革命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革命失败后，他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二年中，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制定和领导执行了使革命由惨重失败转为伟大胜利的总的战略和各项政策。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6）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7）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五十多个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各爱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通力合作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8）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9）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份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10）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11）一九五二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在它们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它们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

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12）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份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份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14）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5）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6）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一九六六年同一九五六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一九六五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七年的四点九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党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份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份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全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份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1）"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份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23）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份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从领导思想上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这就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这样，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二、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历史的伟大转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份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宗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份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一、在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党及时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的原理，并指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基本事实。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既充份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一九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余毒的历史性任务。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对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

二、党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党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前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在这些方针指导下，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内部结构正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财政分级管理等在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正结合经济调整有步骤地进行。党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两年的粮食产量是建国以来最高的，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由于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三、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遭受冤屈的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族各界的领袖人物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树的历史功勋。 四、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份。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得到加强，省、县两级人代会增设了常设机构，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正在普遍实行。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正在健全。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权力正在逐步扩大。取消了不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制订和施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包括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制订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的工作。打击了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公开审判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六、党大力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五中全会增补政治局常委委员，成立中央书记处，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建立，《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其他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纪律检查机关为纠正不正之风所做的工作，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党的舆论机关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份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由于调整了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和实行党政分工，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得到加强。

此外，党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工作，民族工作，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军事工作和外交工作等方面，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重新蒸蒸日上。我们的工作中还有失误和缺点，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胜利前进的航道已经打通，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正在日益提高。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份，一部份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份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份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份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份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份；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当然，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2）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还要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进一步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伟大目标上来。四项基本原则，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一切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切否定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不能容许的。

（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各族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也是建国三十二年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成就，初步地但又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并且坚决地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活动作斗争。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份地显示出来。

（34）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历史使命的，有严明纪律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党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没有这个党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艰苦细致的有成效的工作和由此而享有的崇高威信，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必然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而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状况、领导制度以及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点，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只要我们认真坚持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就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

（35）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采取科学态度，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认真听取各方面干部、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这个基本事实，同时又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扩大等国内国际的有利条件，并充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

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七、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民族问题上，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尊重不够。这个教训一定要认真记取。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坚决反对一切破坏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言论和行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八、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民兵建设也要进一步加强。

九、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十、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必须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清除那些欺压人民的腐化变质分子。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经济、文化、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其他组织的关系，从各方面保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文联等群众组织主动负责地进行工作。党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在国家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认真协商，尊重他们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36）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份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

（37）经过建国三十二年来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特别是经过近几年来的思考和总结，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程度，显然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而我们党和人民由此得到的锻炼，我们党经过长期斗争形成的骨干队伍的更加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更加显著，要求祖国兴盛起来的党心、军心、民心的更加奋发，则是长远起作用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伟大的前途，我国各族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38）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全党紧密地团结一致，并且同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虽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总的趋势必然会日益兴旺发达。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全会号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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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 [内部出版]，1982年


056) 六中全会传达提纲：七月四、六、七日在中央党校传达稿

1981.07.04-07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共分三小部分：

一 、会议概况和重要意义

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第一部分：会议概况和重要意义

有关这部分的内容，公报作了高度概括，大家都看了。这里再介绍些情况。

全会的议题是两项：一是审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本来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如陈云同志亲自调查起草的关于提拔培养青年干部、安排好老同志的两个材料，需要研究，为了使全会集中精力解决好这两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议题，没有列入全会的议程，留在全会后专门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讨论。

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预备会议，从六月十五日开始，到二十五日结束，共十一天，其中八天分组讨论决议，三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问题。第二段，正式会议，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始；到二十九日结束，共三天，其中第一天通过决议，第二天进行选举，第三天通过公报。并决定六月三十日发表《公报》，七月一日发表《决议》，七月二日发表耀邦同志在七一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些都在前一天晚上广播。中央常委要求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预备会议期间做好，正式会议只开三天。会议按预定计划，如期完成任务。

在会议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了三次各组召集人会议。

第一次是六月十四日下午，胡耀邦、赵紫阳同志受常委的委托主持召开的。会上，耀邦同志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时间安排和怎样把会议开好等问题。

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二日，常委请各组召集人开会，讨论怎样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对决议进行修改和怎样讨论第二项议题的问题。会上，邓力群同志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小平、陈云、先念、耀邦、紫阳同志针对大家提的问题讲了话。

第三次是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常委就选举程序，中央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等问题，召开了各组召集人会议。全会充分发扬了民主，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讨论决定中央领导人选过程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到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的同志普遍反映，这次全会是继三中全会以来又一次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会议，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重要问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重要文献由全会宣读表决通过，重要人事更动无记名投票选举决定。公报说，这生动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坚强团结，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事业发达兴旺。

全会的三次正式会议，分别由胡耀邦、李先念，邓小平同志主持。由于一切重大问题，都是由常委共同决定，所以公报说“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这种做法，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原则。

叶剑英同志高龄有病，老人家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亲自给中央常委和全会的同志写信，表示赞成决议稿、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亲自参加全会的开幕式；亲自到会参加投票选举。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同志致全会的信时，全场报以热烈的鼓掌。下面宣读剑英同志的信。

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体亲爱的同志们：

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中央的人事更动，我也是同意的。

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

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

我希望通过这次全会能更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把经济工作以及其它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此 致

敬 礼

叶 剑 英

二十六日

会议闭幕时，耀邦、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先后作了简短的重要讲话，全文传达如下，（读文件，略）

小平、陈云、耀邦同志的讲话，对这次会议作了高度评价，指明今后中央领导核心的格局和工作方向。

第二个部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部分，准备讲讲决议的起草过程，决议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在决议条文中的体现。中心是决议的指导思想。

一、决议的起草过程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具体来说，中央常委委托小平同志指导，由乔木同志具体主持。参加起草工作的有二十多位同志。

起草工作从去年三月开始到这次全会正式通过，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如果从一九七九年五月起草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算起的话，则是二年多一点时间。在一年零四个月中，大的讨论和修改有七次：

第一次，去年七月三日，起草小组提供了一个稿子，书记处进行了讨论；

第二次，去年十月十一日，起草小组提供了第二个稿子，全党四千位高级干部进行了讨论；

第三次，今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草小组根据小平同志针对去年十月的稿子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所作的指示，改了一个稿子，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位同志中征求了意见；

第四次，今年五月十九日，在有七十五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第五次，七十五人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根据大家提的意见，又改了一个稿子，印发书面征求意见；

第六次，六月十三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六中全会审议。

第七次，六月十五至二十二日，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六月二十六日，根据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意见进行修改，提请全会正式通过。

与此同时，提请全会预备会议审议的稿子，还征求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参加去年四千人讨论的近一千人的意见，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这个过程说明，起草工作是充分发扬民主，走了群众路线的，最后通过的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二、决议的指导思想

决议起草工作，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有四个：第一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毛主席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犯的错误。毛主席的理论自己同自己打架，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第二是，建国二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

对这样一些问题，党内外、国内外都有不同的认识，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意见也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

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党、军队、国家和人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沿着正确的政治航向胜利前进；处理不好，就要造成极大的混乱，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走向错误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搞乱。

这不仅是中国国内的问题，而且是个国际范围的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各国工人政党和革命组织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反霸统一战线；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对这样一类问题的错误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发生过，这就是五十年代，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处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给苏联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四、五十岁的同志都是身临其境，记忆犹新的。

为了正确处理我们党遇到的这些问题，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邓小平同志，一开始就对决议的起草工作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并且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最终实现了这三条基本要求。

这三条基本要求是：

第一、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明确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批评。但是不能认为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犯了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不能认为错误的责任全在毛泽东同志，其他人没有份，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是个人品质问题，要明确他的错误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

第二、要肯定三十二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我们党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能把建国二十二年的历史写成黑漆一团，也不能认为三十二年错误是主要的。在此基础上，对重大历史事件、有关领导人的是非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三、在前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协力搞四化。 这三条基本要求，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第一条。为了使同志们深刻了解上述指导思想，需要向大家比较详细地传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有关的一系列指示。这部分的份量比较多，让大家知道是很有必要的。有少量在过去发的中央文件中下达过，现在重新回顾一下，也很有意义。

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一个时期以来，外面宣传小平同志搞什么“非毛化”，党中央搞什么“非毛化”，国内也有人有误解，别有用心的人还恶意挑拨、攻击。这是极大歪曲。《决议》的发表正是对这种混乱思想的一次十分必要的、及时的澄清。为了帮助同志们深刻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简略地回顾一下，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到起草决议以前有关的讲话，按时间顺序传达：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时，就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两个凡是”的社论和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的做法，在给中央写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小平同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准确”、“完整”这一提法的含意。他指出，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指出，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

紧接着，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准确地、完整地掌握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拨乱反正，解决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如肯定“文革”前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推翻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积极性，迅速改变了社会风气。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批判了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真正恢复和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小平同志出访朝鲜回到东北时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搞不好，要损害毛主席”。

一九七八年冬，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针对“西单墙”出现的全盘否定毛主席的大字报，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三中全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为了引导大家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他代表党中央及时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心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他还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这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第二位的东西，他对人民的贡献是不朽的。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也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党和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一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这就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工人阶级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小平同志在这次讲话中，非常坚定明确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根本立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条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

下面传达小平同志对《决议》起草工作的直接指示。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针对起草小组设想的《决议》的起草方案说：“这个《决议》，整个文字不要写成一种文章式的东西，不要展开论证，要多用些论断性的语言。这些论断性的语言，要力求准确。

中心是三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是指今天，而且是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五中全会关于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必须明确地对这种混乱思想加以澄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左派党关心我们的态度，许多朋友也在看我们怎么说。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这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完备。那个《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了一下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这一次，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个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第一位的问题，关键性的问题。

第二，对解放后三十二年来，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前，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功在什么方面，过在什么方面，是和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时候，还是过去所说的，宜粗不宜细。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内的思想明确起来，认识一致起来，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就基本结束了。要力求这个《决议》通过以后，不要象现在这样，一有机会就面向过去，对过去的问题议论得没完没了。《决议》作了以后，就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因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大家分歧很大，意见很多，但是要努力做到。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将来的议论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决议》要力求做好，能够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至于在《决议》通过之后再发生大的分歧。要做到，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说了。要说，也只是对《决议》的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说来，总的要求，或者说是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一条。”

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和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时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针对十月十一日稿和四千人讨论的情况，谈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写不写，怎样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决议》里头，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丢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子，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去年西单墙有人贴这样那样的大字报，中央提出四个坚持，得到绝大多数人民、干部的拥护，才把局势慢慢稳定下来。如果这次的《决议》离开四个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很不妥当的。那将对整个局势的稳定发生不利的影响。有的同志提出非常尖锐的意见，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比斯大林的错误严重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如果作这样的估计，那就势必得出结论，我们不如勃列日涅夫，这样，问题可就大了。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部分根本不要。不能够不要。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内、国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这部分，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表述的方法，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但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对我们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老人家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中全会以后所坚持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点，还是毛主席思想中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但是基本点还是毛主席给我们规定了的。这次《决议》稿中没有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样提是对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些提法完全对。我们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的一代人干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党不存在了。党员的组织生活确实停止了，但党在实际上还存在着。否则怎么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不仅要拨林彪、‘四人帮’之乱，而且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三大改造以后左的错误，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写进《决议》，我们过去和今后要进行的革命、建设的份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这次，小平同志还指出：“要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这个问题一定要慎重考虑。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了，写过头了，给毛泽东同志抹黑，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把我们党、国家的形象搞得很不好，离开历史事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建国以来，我们的事业是前进的。过去是这样，更不要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几年了。”

“《决议》的结构可以改，但基本的调子、基本的论断不能改。”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也决不能说成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同样，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也谈到《决议》：

“这个《决议》，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要这样急于搞。不行，需要搞，因为大家都在等着，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他总是议论。议论是多方面的，而且有很多猜测。国际上也是这样，也在等。拿不出来，人家就说，你们是内部纠纷，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派那一派，得不到一致的意见。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包括这个文件是拿得出来还是拿不出来，是早一点拿出来还是晚一点拿出来。所以，不能够再晚了，晚了不利。特别是非洲几个国家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最关心毛泽东思想，反应非常强烈。尼雷尔提这个问题，津巴布韦穆加贝也是这样。譬如我们给尼雷尔解释‘文化大革命’，他能够接受，因为他历来就不赞成‘文化大革命’，但是，他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毛主席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外面宣传我们现在搞‘非毛化’，我们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准备写一个决议，决议的主要调门怎么样，他理解，他说这样好，人都死了，不要批了。

……现在这个稿子写得比较好。比一九四五年延安搞的那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清楚一些。这个文件拿出去不能太晚了，设想就在我们党的六十周年发表，七月一日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作什么更多的文章了，当然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决议》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不是讲四个坚持吗？其中一个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决议》要体现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实现这个要求，或者实现这个要求困难重重，宁可不写这个《决议》。第二个要求，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不但要实事求是，而且要恰如其分。第三个要求，就是在上面讲的两条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决议》作了以后，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于历史的问题也好，就不再纠缠了。以后就一心一意向前看，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地研究、解决新问题。当然，有些同志的意见没有采纳，他们不满足，但是要完全满足也不可能。有个统一的语言，有个统一的思想，定下来了，就不再纠缠过去的问题了。这个《决议》是根据这三个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也是合乎这三个要求的。

总之，中心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些错误是毛主席一个人犯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也要承担一点责任。恐怕这个比较合乎实际。另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涉及到毛主席个人的品质问题。毛主席犯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从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可以看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小平同志关于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段，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段，针对社会上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第三段，通过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全面阐述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评价和正确态度，批判两种错误倾向。

小平同志所坚持的正确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决议的第31条中，有个集中的概括，这就是：

“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总之，“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小平同志一直反对的两种错误态度是：一种是否定一切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它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话，写的文章，做的指示，句句是真理，错了的也要遵循；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件件都正确，错了的也不能改正，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而且还要继续坚持。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到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形成，花了十年时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正确解决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次，我们只花了四年多时间（从起草工作来说，比第一个决议时间长），形成了现在的“历史问题决议”，正确解决了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影响全世界的重大问题，为统一全党思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而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同志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指导。

陈云同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提了四次意见。主要是：

对三十二年的错误，一定要把它写得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敲定”。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是大错误就是大错误，是小错误就是小错误。是全局性的、局部性的、部门性质的，都要分别不同情况，一个一个地把它敲定下来。

这个《决议》要树立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但是，要真正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里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在这六十年中间的贡献。因此，要写一写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的回顾。有了一个整个党的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从遵义会议到抗战胜利，毛主席的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这一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极大的一件事。这是第一点。第二，解决西安事变，制定抗日战争的路线、政策，确定同国民党斗争的一整套方针，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策略上有理有利有节，包括写了许多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得出来。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毛主席提倡学马列，特别是学哲学，这对于我们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第四，对实事求是的体会是从哪里来的？把毛主席的主要著作、重要文电统统看一遍，由此得出结论，一定要实事求是。第五，老人家这一套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六，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周总理，都比不上毛主席。彭黄张周，被整的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的老干部，整的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原因就在这里。确实毛主席把这些人教育过来了。没有受过毛主席亲自教育的，同毛主席的感情是不一样。老一代的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

我们党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成立的。共产国际在我们党成立的初期是起了好的作用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出兵打垮了关东军。没有这个帮助，我们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象这样的东西，我们《决议》不能不写。不写，人家会说我们党是不公正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小平同志在六中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说：“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主席的功过是非，通过这个决议，起到上一次若干历史决议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因此，总的轮廓、基本论点和各个问题的分寸不要再大变动了。”

耀邦同志在近二、三年中也讲了一些重要意见：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耀邦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是不能背离的。如果背离了，就要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

一九八○年七月，耀邦同志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以怎样正确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为轴心。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问题。所以，全党必须十分谨慎，十分严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我们要讲够，他的严重错误，也要说透，话不一定多。不能感情用事，个人意气用事，要向历史负责，向人民负责。”

耀邦同志还批评那种主张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观点，是不妥的。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历史上形成的，为全党所公认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只有说清楚这两个方面，才是公公道道的，才是实事求是的。

对这样的指导思想，其他常委同志，也讲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里不一一讲了。

全会一致认为，中央常委对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符合客观历史实际，反映了党心、军心、民心和一切国际进步友好人士之心。六月二十七日六中全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全文宣读之后，于下午五时，到会的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这个伟大历史文献。

为了贯彻这个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同志还对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指示，也向同志们作一个传达。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一、对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为了合乎三条要求，对三十二年的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毛主席的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个话，我们从一九七七年讲起。这个《决议》的稿子还是本着这个精神写的。有许多问题，看起来好象没有回答。实际上有些问题不宜太细了，只能够粗一点，有些问题只能够略而不提，提了倒不一定有好处，而且也不容易说清楚。现在，这个《决议》稿子合乎这个宜粗不宜细的要求。

二、有些意见没有接受。这个文件是在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面都吸收了。比如前面要加上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写了一段前言，就是讲的这二十八年。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有些意见这次修改时没有接受， 比如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又比如：有的同志讲，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请大家注意一下，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开头七年，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就是后来的十年，五七年到六六年，大家的看法还有些不同，因为这里面有“大跃进”，有五七年的反右，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后来又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文件。有些同志由此认为五七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这个论点没有接受。又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还比如说，有的同志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文化大革命”是内乱的提法，这个意见也没有接受。再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这个说法不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始终有党的领导，始终有我们的党。如果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里面党没有了。这很不好。这个意见没有接受。大家知道，毛主席评价六届四中全会时，也不同意“不合法”的提法，认为是合法的，只是组织手续不完备。（见《学习与时局》）还有一种意见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剥削制度的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还有的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整人开始，整人结束。还有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品质，说他是为了树立个人迷信，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怕去世以后有人出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还有的同志提出，说毛泽东同志前期是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共产主义者。还有的同志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 中间的错误，统统都应该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所有这些意见，都没有接受。

在全会预备会的各组召集人会上，小平、陈云等同志对决议中没有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的路线错误，没有讲这个错误的阶级根源等问题作了说明。

小平同志说：“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通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几十人的讨论，以后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全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核心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对毛主席，确实要讲分寸。”

一、关于路线问题。小平同志说：“我们说不提路线，从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这样的错误算不算路线错误？从这里考虑到，过去我们好多‘路线’用得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陈云同志：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用路线错误的。那个时候，他跟我来讲，要讲路线错误，我赞成，赵紫阳也赞成，姚依林也赞成，你［记录注：指小平同志］也赞成。翻来复去想了之后，乔木讲，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头上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用得就更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因为过去我们讲的路线，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明显推翻的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这个叫第几次？过去晓得叫第几次，反正叫十次路线吧，总是八、九次吧。十次路线，两次推翻了。高饶事件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如果说得更早，说罗章龙是个路线问题。

罗章龙就是搞派别斗争，就是分裂党，另立中央，说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他的性质比路线错误更严重一点。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因为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已经推翻了两次了嘛。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赵紫阳同志，还有刘邓路线。）推翻三次了。过去罗章龙算路线斗争？瞿秋白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胡耀邦同志：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十一月份，四中全会一月份。三中全会还有一条路线，叫调和路线。）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性质，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的概念。（胡耀邦同志：全局性的、长期的错误。）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同时，我想大家都不赞成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们不讲路线问题比较有利。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譬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范围的问题还是可以用。譬如制定了正确路线，制定了方针、政策，还是可以用。但是，千万不要用之于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譬如以后还有总路线，现在我们还有个总路线。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讲四个现代化是总路线，是不是可以用？还是用，并不是完全不用这两个字。有些拿路线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还可以用。但是，党内斗争原则上不再讲路线斗争。总之，这次文件就保持这个限度。路线这两个字，这次决议也用了，不是没有用。这是第一点。”

二、由集体来承担一些责任。小平同志说：“为什么说我们这次恰如其分？就是有意识地把毛主席有些问题讲轻一点，过去有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既比较合乎实际，也比较有利，对我们整个国家有利，对我们整个党的形象有利。其中内容之一，就是有些过去的责任由集体承担一下。刚才任仲夷同志讲的稿子中有些‘我们’、‘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真正按实际情况来说，毛主席负主要责任。我们说，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大家吹得厉害，完全归功于毛主席一个人。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我们是负有责任。那个时候起码我们两个（记录注：指小平同志自己和陈云同志）是常委。当然，那个条件下难于反对就是了，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胡耀邦同志：加‘领导上’几个字。）加一个‘从领导角度上说’，就是说地方上没有责任。决议总的意思就是把毛主席的问题，降低一些分量。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我看这个合乎实际，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主席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降温，温度要降一下。（陈云同志：讲毛主席太厉害了，老农民、老工人通不过。） 国际上也通不过，第三世界通不过。（李先念同志：干部中间也通不过。）不利。所以，这个基本调子不能再改动了。

三、“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小平同志说：“提了说不清楚。这个文件不涉及这样的问题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批判的，就是说我们搬用列宁的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无论如何是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都一定有叫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看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方面就有些缺陷，每一个都是政治上的原因，组织上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都要讲这么几个。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众：同意。）有些不完满，以后再完满；有些问题没有说到，以后再说。这次不可能都说到。什么都说到，这个文件就写不好了。任何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于不可能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稿子解决了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够了。”

在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上述指示后，请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总结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过程中，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正常的，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够比较短的时间统一了大家的认识，这符合认识的过程，正是我们党团结强大的标志。

三、指导思想在决议条文中的体现

中央常委的上述指导思想，象一条红线，贯串在整个《决议》中间，尤其在《决议》的第七节得到了全面的、集中的表现。

《决议》共有八节，第一节是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第二节是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第三、四、五，六等四节，按照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证；第七节，在论列了六十年的历史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专门讲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的高峰，这方面确实超过一九四五年的历史决议；第八节，把毛泽东思想中对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直接的长远起作用的原则，概括为十条，要求全党认真执行。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下面逐节作一些简要介绍。

第一节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

这一节是根据陈云同志的建议，在今年五月提请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稿子上加的。加这一节的目的，就是为了树立我们党、军队、特别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高大形象。是针对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人不了解这段历史而加的。加上建国前二十八年的回顾，这就把我们党六十年的历史放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使大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一节通过近百年的历史回顾，在第4条中得出五条重要结论，其中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放在第一条，就体现了这个目的。这里特别是通过两次严重失败的痛苦经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等失败）和两次胜利的历史转折（由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由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回顾，得出重要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必然，历史的结论。

第二节 建国三十二年的历史的基本估计

《决议》针对最近一个时候多次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倾向，例如有人提出建国以后应不应该搞社会主义，是不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不应该搞社会主义，说我们名义上搞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从搞农业社会主义滑向封建社会主义，说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等等，做出了回答。

《决议》列举了十条主要成就，理直气壮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同时，决议也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承认由于经验不多，认识偏差，犯了错误，这就是：“文革”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由于犯了这些错误，“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最后，决议明确指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的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只要继续采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立场，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三节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这一节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前边说过，最近一个时期，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表示怀疑的人多了起来。有的人竟公开发表文章说“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 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

针对这种情况，《决议》在指出对这七年的基本估计是“胜利辉煌”之后，专门讲了实行三大改造的必然性，讲了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讲了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任务。

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检查了这项工作中的偏差，主要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对农业、手工业、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这一节中，使用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提法，同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提法有区别。这一节重新肯定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提法（语言有所不同），肯定了八大坚持在经济建设上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的方针的正确性，肯定了八大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八大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通过这七年的回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成功地领导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语言，在这节中没有出现，而是写在第七节中。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关于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乔木同志在对决议的《几点说明》中，有一条专门作了论述。乔木同志说：

“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党多年的一贯主张，近年有同志提出异议，而党外有些人（好人坏人都有）也大肆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制度等谬论，有些文章已公开发表在对外出口的刊物上，其影响不容忽视。因为他们都援引马克思或列宁，所以颇能迷惑一些人。最近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已载文详加辩驳，故不必多说。 ［这里顺便插两句。这两篇文章都是党校的同志写的。乔木同志特意打电话要我转达他的意思，说这两篇文章写得好。党校在去年就决定要回答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并组织人集体进行了研究］。总之，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是初步），是一个根本的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决议稿中只提了一句，不可能多说。又，决议稿说建国前七年‘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也是符合客观历史的。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一九四九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三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一九四九──五二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一九四○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这不能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资产来解释，因为这个口号不但在一九四八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已经明确宣布，实际上《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即已援引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宣布了（‘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如何能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还如何区别？同样，一九四九──五二年所进行的民主革命，特别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地区的土地改革这样规模空前的民主革命，也不能解释为顺带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至于列宁宣布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必照猫画虎。但这个问题只在决议稿中提了一句，今后也没有多加讨论的必要。”

第四节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一部分，讨论中争论最多。主要是，这十年成就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关系到建国三十二年的总估计。如果说这十年错误是主要的，加上十年“文化大革命”，共二十年，就很难说三十二年成绩是主要的了。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十几年成就还是主要的。因此，决议稿中：

第一、将原来“曲折前进的十年”的标题，改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

第二、在讲了这个十年的成就之后指出：“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肯定了这些成绩之后，又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犯过很大的错误。这十年的一系列错误，主要的，在这个决议里都列举了。

第三、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节涉及的问题最多，中心是怎样评论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方面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另一方面这种批评也是科学的、有分寸的，实事求是地维护了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指明他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始终把他“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这一节还对“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是非及有关人员的功过，作了分析和评价。其中特别强调了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巨大贡献。这是根据同志们的强烈要求写上的。

在讲到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我们全国人民时，决议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即严峻的考验证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讲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决议》没有讲阶级根源，对这一点，乔木同志也有一个说明。他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我认为决议稿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超过了一九四五年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即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都简单地归因于小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决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决议稿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关于小生产者绝大多数都要变为无产阶级的说法不相容，实是各执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论，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权利并非真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只是劳动者平等互换劳动的权利的形式（马克思说是原则）与资产阶级等价交换商品的权利有某种类似吧了，更说不上政治上的等级制等等，这种等级制恩格斯早就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且资产阶级权利即平等交换权利正是与等级制完全相反的。列宁所说的小生产，是指世界上（也包括当时的俄国）的小生产，这种小生产在合作化多年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已不存在。现在开始有一些小生产，在严格管理条件下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当时并无这种问题。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内以及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但是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受到误解，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这是客观的事实，并非故意要拉上马恩列斯来为毛泽东同志开脱。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受封建主义历史的影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不是只用封建主义影响所能解释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但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六节 伟大的历史转折

这一节，是经过四千人的讨论，特别是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加进去的。

在提交四千人讨论的稿子快定稿时，中央常委的多数同志和乔木等同志，为了使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肯定和贯彻，确定增加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四年的内容，并由起草小组写了一个稿子。但是由于华国锋同志坚决不同意又撤了下来。四千位高级干部讨论时，绝大多数同志，要求把这部分写进去，经过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要写这一部分。具体内容经过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定了下来。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的拥护。

这一节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对三中全会总的评价。《决议》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请注意后面这句话。这句话非常概括地回答了为什么说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三中全会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徘徊前进的局面，而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不光是纠正了华国锋同志的左倾错误，而且开始全面纠正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

第二个内容，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评价。关于这个问题，维持了过去的说法，“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关于党的领导和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的作用，提法与过去有一些改动。过去的提法是：以华 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现在的提法是：“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决议》现在的提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不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决策，也不是他一个人一举粉碎得了的，没有党和人民的斗争，没有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直接参加决策和指挥，要粉碎“四人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有一份功劳，但是决不能把功劳归于他一个人，并且拿这点当理由，认为华国锋同志的领导职务就是永远不能动的。

首先，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步伐要夺权，简直搞得华国锋同志不能工作了，整天纠缠，日子不好过。那个时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都说，“四人帮”他们要动手，要想办法。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去找叶帅，商量怎么办。最后共同商量决定的。粉碎“四人帮”的这个过程，我们都是听过传达的，决不是一个人一举粉碎的。大家知道， 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行吗？不行。

其次，如果要讲粉碎“四人帮”的条件的话，恐怕应该还要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四人帮”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很重要。《决议》第22条、第23条论列了这一点。仅从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那一段看，那一段确实很有成效：万里同志搞铁道部，火车通了，而且正点了；胡耀邦同志到科学院，搞科学院《汇报提纲》，科学教育界都感到有希望，后来叫“三株大毒草”之一；周荣鑫同志抓教育工作，教育情况开始好转；特别是军队，小平同志出来以后，跟叶帅一起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整顿了部队的领导机构。小平同志说：“现在确实有些现象，我们很担忧”，提出“军队要整顿”，“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在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主持下制定的军委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对部队的整顿、调整和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那一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全国人民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民从实践中看到，有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同志那样有力的领导，在正确路线指导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被动局面是可以扭转的。从此以后，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间，对“四人帮”更憎恨，“四人帮”越是批邓，越是不得人心。“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全国各地怀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一方面当时总理去世了，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总理，同时，也是表示对“四人帮”的憎恨，也是表示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一次群众的革命行动，是粉碎“四人帮”的很重要的政治条件，很重要的群众基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该说那个时候，群众对“四人帮”非常不满、非常愤怒，“四人帮”已经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正象列宁同志讲的，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革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决定粉碎“四人帮”，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没有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到天安门事件这段时间人民的觉醒和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地粉碎“四人帮”。

第三，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不让他们夺取最高权力，对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决议》肯定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中间有一份功劳，但又指出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胜利。如果按照陈云同志讲的，华国锋同志是做了一件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讲符合马克思主义，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不要有错觉。有这个错觉就会产生新的个人崇拜。有人把粉碎“四人帮”全看成是华国锋同志一个人的功劳，说什么不让他当主席是所谓“过河拆桥”。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马列主义。如果要论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当然华国锋同志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决议》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这一点。

第三个内容，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到三中全会这段历史的评价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这一段党的工作，形象地说概括为“在徘徊中前进”六个字。这是什么意思？

《决议》有一段说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一个要纠正，一个反对纠正，这就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阻碍的原因在那里？《决议》说：“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关于华国锋同志的主要错误，《决议》概括了几个方面，作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下面把讨论《决议》过程中大家讲的事实，给同志说一点。 （从略）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内的广大干部，首先是我们的老干部，老同志，都是真心诚意地拥护国锋同志当中央主席的，而且有的同志曾经说过国锋同志当我们党的主席，可以搞二十年，就是可以使我们的党稳定二十年。这是不是真心实意呢？完全是真心实意的。华国锋同志年龄最轻，如果他能胜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由他来领导，当然是大家所希望的。当时大家确实是这样想的。老一辈同志讲那些话，第一代表当时老一辈同志的看法，肯定华国锋同志对粉碎“四人帮”起了很好的作用，是有功劳的；第二是代表老一辈同志的一种希望，对华国锋同志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现在看，当时这个想法对不对？是对的。说明我们老同志一心一意为党为国家的事业着想。一个是估价问题，一个是希望问题。刚粉碎“四人帮”时如果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没有这样的表态，是不可能很快稳定住局势的。这说明我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的，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但是，实践证明华国锋同志不行，有失众望。他根本不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不是积极地领导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就存在的左倾错误，而且继续坚持和推行，并且阻挠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这就造成了小平同志所说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造成了耀邦同志所说的这几年我们是“步履艰难” 的局面，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粉碎“四人帮”以后“徘徊前进”、“步履艰难”的局面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是怎样出现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和全会以后的大好形势呢？出席全会的同志认为这是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努力的结果。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都是小平等领导同志提出来的。为了证明这个问题，讲几件事：

第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党外广大党员和群众都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实际上起了取消继续批邓的作用。那时正好演《甲午风云》，街头巷尾，包括少年儿童都经常说其中的一句话：“邓大人到！”那确实反映了全国人民希望“邓大人”出来的愿望。这是人心所向。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几次坚持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可以说“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二天就提出来了。到一九七七年三月工作会议以前这半年中，提出五六次之多。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实践证明他有这个水平，有这个魄力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所以，剑英同志、先念同志的提议，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全党的共鸣，大家都赞成。这就使华国锋等同志想要批邓也批不起来了。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但主张不要批，而且还要请他出来主持工作，当然批不起来。

第二件事。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当天，北京的广大干部，首先是老干部议论纷纷，觉得这篇社论有问题，有的打电话质问。小平同志看了这篇社论以后，认为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并针对“两个凡是”给中央写了信，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不能坚持错误的东西，不能坚持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东西。大家都清楚，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么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小平同志就不能出来，毛主席晚期的左倾的理论和方针就不能纠正。小平同志的信，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从此，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也逐步暴露出来了。

第三件事。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公开提出要小平同志出来，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据说那一次工作会议搞的很紧张。当时不让陈云同志、王震同志的发言登简报，要他们修改，他们说不修改，我们的意见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考虑过的，不能修改。大家记得《二七社论》发表的同时，还发了一个中央五号文件。华国锋同志、吴德同志还讲了话，都说“批邓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还是反革命事件”。那一段时间，要追查“谣言”，确实有点杀气腾腾，周总理逝世周年还抓了人，说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贴吴德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就抓起来。他们还制造了一个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同案的都被抓起来了。关于这件事，在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中搞了假证据。广大群众对吴德同志、汪东兴同志，实际上也包括华国锋同志十分不满。陈云同志、王震同志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响应，真正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第四件事。一九七七年四月，小平同志正式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后来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这时，报纸上开始宣传，提出了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大家逐渐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假高举，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才是真高举，实际上戳穿了“两个凡是”的用意，在许多于部面前把“两个凡是”否定了。

第五件事。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许多老同志，包括叶帅、陈云同志、聂帅、徐帅，还有谭震林同志好多人，一起出来宣传党和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此就展开了全党性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时不是说揭批“四人帮”有一个三大战役吗？第一大战役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第二战役揭批他们的历史问题，第三战役揭批理论上的错误。第三个战役怎么搞，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有一个框框，就是只揭批这一条：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怎么就是这一条呢？多的是。七八年五月以后，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更多了。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理论动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受到华国锋、汪东兴同志的阻挠。六月二日小平同志在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公开肯定这个讨论。《解放军报》六月二十四号发表了《理论动态》的第二篇文章。这样就展开了我国理论界、思想界三十年来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为三中全会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七七、七八年这一段，理论界、思想界是很活跃的。我们可以说句公道话，地方的、中央的报纸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立了功的。那个时候宣传工具控制在华国锋、汪东兴同志手里，报纸发社论要报他们审批，拨乱反正的重要文章发不出去，怎么办。胡耀邦同志想了个办法，在党校办个《理论动态》，开始只送给思想理论界和中央各部门一些领导同志看，发三百来份。报纸上要登《理论动态》的文章，用社论形式发不行，这才又想了一个办法，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不送汪东兴同志批，又引起广泛重视。许多拨乱反正的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包括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把李鑫、汪东兴、华国锋同志他们头脑里所设想的第三战役的框框冲破了。与此同时，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的研究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解放军报》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一文，是讲真理标准的第二篇文章，罗瑞卿同志坚决支持，亲自领导修改了三遍，花了很大的力量。

第六件事。七七年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党校三个人署名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的是非纠正过来》。这一篇文章是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写的，是大批解放干部的先声。文章一发表几乎所有的省市都打电话来问。据说一个月中间接到一万多封信表示拥护。所以，平反冤假错案是从七七年冬天开始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了干部路线的拨乱反正，真正解放干部从那个时候开始。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就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三中全会平反了几个大案子，如六十一个人、天安门事件等，迅速推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六十一个人平反的问题，是小平同志首先提出来，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才实现的。华国锋从来不赞成平反冤假错案，当然也不赞成给六十一人平反。

第七件事。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些错误提法，仍然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的重点。这些，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都反映得很清楚。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小平同志到东北去考察，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要准备转移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所以关于工作重点转移，是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纠正了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重点的左倾错误。

第八件事。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七九年一月，小平同志访问日本，访问美国，再访日本，开始打开了联合反霸的外交总格局，同时决定对越的自卫反击战。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没有一点魄力，没有一点战略思想是不敢发动自卫反击战的。一个同美国、日本搞反霸统一战线；一个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外交战线两大决策。

第九件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会平反了十个大的冤假错案，什么“二月逆流”，什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都平反了。当时还增加了九个老同志为中央委员，增补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决定少宣传个人。

第十件，三中全会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了。集中概括在他的科学著作中。讲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马列主义的杰出贡献。

第十一件事。从三中全会以后，提出我们党的权力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危险的，准备取消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三中全会以来一直酝酿这个事情，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正式确定修改党章，在新党章中要把这个问题写上，提交十二大讨论。

以上这十一件大事可以看出，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都是我们的老同志提出来的。我们的老同志，老革命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不能抹杀的。耀邦同志在全会闭幕式上说粉碎“四人帮”以来谁的贡献最大？小平、剑英、先念、陈云四位老同志的作用最大。这是实事求是的。没有老一辈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做的工作，就没有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就没有三中全会以后大好形势的发展。

从这些大事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华国锋同志作为党中央主席，不但没有提出什么正确的方针，反而对贯彻正确的方针起了阻碍作用，他的“左”的错误对我们国家造成了新的损失，越来越显得不称职。所以，《决议》写进三中全会前两年这段历史，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功过，六中全会选举改变他的职务，是历史的必然，是顺乎党心、军心、民心的。

第四个内容，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和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决议》的第26条作了概括的论列，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也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联系实际学习讨论，这里就不在一一说明了。

第七节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这是《决议》最关键的一节，按照中央常委要求超过前一个决议的指示，共列了五条，分别论列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决议》首先给毛泽东同志以四个崇高的称谓，这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接着讲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功绩第一位，过失第二位。讲他在四个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

这一节的第二、三、四条讲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客观历史根源，形成、成熟和发展过程。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集体奋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这一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思想 最后，《决议》讲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倾向，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发展这些成果，以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第八节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这一节是最后一节，共七条，讲的是根据三十二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了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接受十条经验教训，鼓舞革命信心。

《决议》列了十条必须遵循的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进行完善，使我们各个方面的制度，各项政策、种关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经过若干阶段，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讲完十条以后，讲了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也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以后，着重讲了我们还要坚持革命。因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和彻底的伟大革命，只有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敌情观念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关于《决议》中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乔木同志作了重要说明。他说：“革命本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1、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最后说，“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有阶级甚至某种范围的阶级对抗（反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但已不存在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否则势必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文化大革命正是如此）。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沿用乔治·桑的说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结果必然不能找到任何出路。至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另一问题，用阶级斗争的说法亦不易讲通。他们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重用他们的毛泽东同志更不是如此。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由质变阶段转入量变阶段，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转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此外还可讲技术革命等等，但那更是革命的转义，是一种比喻，可以暂不置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的提法，就是把革命的不同意义混在一起，把不同性质的事物混在一起。）但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马恩也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的口号，意指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并未加以明确论证，而且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没有明确区分，故后来招致种种误解或曲解。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八年讲不断革命时即指革命的各种转义，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改为第一义）既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解释，用作口号就有危险，何况文化大革命时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在三中全会后已经停止使用，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而林江残余、托派、其他主张“第二次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加以利用。故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这已为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历史所证明，决不能再蹈覆辙。因国内主要矛盾已改变，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注意：只限于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大量社会矛盾并非阶级斗争，故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已讲不通，实践上也不免与三中全会的决策相违背，并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新的扩大化，社会上的不逞之徒还将用来作为发动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借口。为了防止各项工作和工作人员、公民在资本主义影响下走入歧途，建议恢复使用“政治工作是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的口号，这与政治挂帅的意义不同，只指保证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或坚持四项原则。这比“以阶级斗争为纲”妥善得多。”

第三部分：关于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

全会的预备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洽局关于中央人事更动的建议。

六月二十八日正式会议，通过《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的决定》，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个部分，主要传达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二是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

关于华国锋同志领导职务的更动，在这次全会上有三个文件讲到。

一是《历史问题决议》中有一段话，大家一定都注意到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二是全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批准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 《决定》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了政治局一九八○年十二月五日会议一致通过的《政治局会通报》中的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职的请求，免去他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三是全会《公报》中说：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为了便于了解中央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把中央常委在全会预备会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的有关讲话，向大家传达。

邓小平同志：“过去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前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通报，即今年年初的4号文件相衔接。刚才好多同志提出要衔接，但是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措辞比4号文件里面的许多措辞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出，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如，政治局决议（4号文件）正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继续说：“下一个议题就是讨论人事。人事没有多的话讲，包括主席的人选，名次的排列。这个问题，过去好多同志听到过，我们大家议论过，推荐胡耀邦同志当主席，赵紫阳同志排在名次的比较前面一点。这至少是改变了一下我们论资排辈的风气。还有，这样的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比到不能不解决的时候再来解决好得多。当然，耀邦、紫阳也不算很年轻了，但总算比较年轻，比较有精力，早点放到第一线，我们这些人退到第二线，比较好。陈云同志、剑英同志、先念同志和我，我们这些人起的作用还是继续可以起。耀邦、紫阳同志是合格的，书记处建立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紫阳同志当了国务院总理以后的实践证明了嘛，总不能说他不合格、不称职吧。不单是这个，早一点解决更有益处。这是一。

第二，华国锋同志还继续选他做副主席。当然，名次放在最后。这是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相当一个时期处理党内问题的办法，其中包括王明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当多的问题。后来毛主席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李先念同志：他讲过这样的话，张国焘如果不跑，还是政治局委员。）他处理了一系列这样的问题。林彪死了以后，他还说过，如果林彪不跑，还是在中央。但是，后来毛主席自己违背了他开创的好的党风。处理党内问题，无非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照这样一些原则办事比较好。所以，我 们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陈云同志：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名字要摆上，不摆上对党不利，摆上有利。

邓小平同志：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写不写我们的名字问题（指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同志的贡献问题），除刚才乔木同志讲的理由外，活人少写好。 当然，个别地方写也可以。

陈云同志：一定要选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胡耀邦同志；同大家讲清楚，要选上华国锋同志当副主席。

关于中央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问题，先念同志在主持选举的全体会上说：“把胡耀邦同志放在最前边，把赵紫阳同志放在稍前一些，目的是让中央常委中年纪比较轻，精力比较充沛、实践证明够格的同志，到第一线主持中央的工作，体现了中央最高领导机构准备交接班，带头改变‘论资排辈’的习惯”。先念同志这翻话，代表中央常委中几位老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小平同志说这个名次排列很有学问。

会议期间和前些时候，剑英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小平同志后边，先念同志提出他的名字放到陈云同志后边。小平同志坚决主张不变动，陈云同志也主张不变动，“以不变应万变”。常委一致同意小平、陈云同志的意见，认为小平同志关于以免引起国内外的不必要的猜测的意见非常对。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列席同志，对几位常委中的老同志，亲密无间，互相尊重，完全以党的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深为钦佩，受到极大的教育。中央委员在正式会议上，一致投票赞成政治局这个建议。

关于这次中央人事更动的重大意义，《公报》中有一段话，请大家注意领会。

最后，讲一讲怎样学好《决议》的问题。

《决议》公布之后，党内党外，热烈拥护，信心大增，国际上也一致好评。党校有的学员说，六中全会有四个好，“会议开的好，《决议》写的好，领导班子选的好，讲话讲的好”。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决议》既科学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又正确地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国外的反映，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普遍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许多外论一致认为，《决议》是个最实事求是的决议：一是对毛主席的是非功过和责任实事求是；二是对华国锋同志的功过、是非和处理实事求是。

日本时事社播发评述说：

“这次六中全会拉上了一九七六年秋天以来的“华主席时代”的帷幕，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里的经验，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作为改进党的领导、推进经济现代化的新起点，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英美报刊报道，

“六中全会标志着从意识形态时代转变为务实时代的开端。”

《决议》把毛主席的错误集中在文化革命上，同毛主席对长期革命领导和理论的贡献分开来，并提出了最有勇气的评价。

《决议》宣告同左倾路线决裂，说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未来了。

马达加斯加大使拉科托菲林加说，

“ 六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四化步子将会加快”。

“ 中国强大了，也就等于我们强大了，我们只能感到高兴。”

英美报刊：

认为六中全会确定了集体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组，是在人事方面同文革后遗症完全决裂，肯定比过去更加稳定而又强有力。报纸只登集体照片而不刊登胡主席标准像明显地反映了重视集体领导。

《决议》使人感到党中央要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干劲，今后将以经济稳定为课题，走安定团结的路。

香港《快报》发表社评说：

“现在的中共六中全会，改换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和改组了最高机构，把三中全会剩下的那条极左路线尾巴正式割除”。这次会议还使党“从独断独行、不顾客观事实的极左路线转为一种群策群力、不容许以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新路线。”这次会议对于中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报》的评论说：“我们认为邓小平的唯实政策”，“最主要的是从实际表现上获得大陆老百姓和海外人士的普遍欢迎。‘得民者昌’，这句成语一点不错。 ”

还有不少报刊在评论中说，这次会议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共领导层的‘安定团结’，更意味着‘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新政策将可以排除左派困扰而畅行无阻”，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极为有利”。

耀邦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六中全会的成果会产生这么个影响呢？ 我觉得，主要的经验是两条，一，我们的历史决议也好，主要领导人的调整也好，都是实事求是的。对三十几年来毛主席的功过是非，是实事求是的；对我们的成绩、错误的看法也是实事求是的。对华的处理，现在来看，如果不下来， 对安定团结是不会有利的，但是，如果不要他当副主席，也是不利的。所以，我觉得，凡是我们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就好办事情。二、历史决议和人事问题这两个问题处理的过程是有步骤的。假使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同改选是半年以前做，没有现在这么顺当。假使我们再推后半年、一年，国内国外的舆论可能也很多。今年七一以前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小平同志坚持了好几次。现在看来，时机是很好的。所以有步骤，时机、分寸是好的。我们现在能够达到这么安定团结，大家都比较高兴。”

为了及时指导学习，中央已经批发了中宣部的通知，《人民日报》在七月六日也发了社论，请大家按照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办。

为了帮助同志们领会通知和社论的精神，向大家传达一下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因为通知和社论都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写的。耀邦、紫阳同志，对这次学习决议的要求，总的有四句话，这就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搞好生产”。

首先谈谈统一思想问题。统一什么思想，在什么问题上统一思想？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科学评价上；第二是在建国三十二年的是非功过上；第三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上。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个问题。对此，《决议》都作了正确解决。紫阳同志说，现在，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最有利的条件、最有利的时机，应当好好抓住，办法就是组织大家学好《决议》，学好耀邦同志七一讲话。不要走过场，只要我们在这三个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就会大大促进党内的团结，党和人民的团结，人民内部的团结，真正做到同心协力搞四化。

第二谈谈加强团结。大家一定要明确，学习《决议》的目的，是为了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加强团结。 耀邦同志在省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六中全会两个重大的决策，是能够大大促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六中全会文件发表以后，国外的反应，除了苏联讲我们的坏话以外，在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在美国从现在看到的，评价都是很好的。国内绝大多数人，初步的反应是很好的，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形势。可以这么说，可以大大促进党的安定团结。假使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一些，可以极大地促进党的安定团结。这个问题不要低估。”

耀邦同志还对干部现状做了分析，指出进行团结工作的途径。耀邦同志说：

“我们干部队伍情况有很大好转，但确实问题还不少。看不到问题，我们可能要吃亏。请同志们想一想，是不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干部队伍里面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立场、政治思想上对党相当的不满。 你说是‘四人帮’的余孽也好，你说是‘持不同政见’也好，横直是政治上不赞成中央这一套。……不宜估计太多，但是会有一 个数量。 ……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有些人根本不好好地做工作，胡来一通，极不负责任。党委开会决定的东西，他可以推翻，他搞他那一套。 ……为什么我们有些党委领导没有力量，办不成事情呢？就是有这么少数人顶着。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违法乱纪，比如走私……还有贪污，盗窃，搞打击报复。”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领导责任在那里呢？……我觉得，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我们的批评教育太少”，该调动的没有调动。

耀邦同志强调指出：为了增强团结，“对干部还是着重看现在的表现，一般的不是再查‘文化大革命’初期怎么样怎么样。”“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不能用，必须坚决这样办。但对于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错事，说的错话，要做历史的分析。

赵紫阳同志说：“团结大多数，使党内安定下来，这是一个基本方针。”对中央不满的人要做分析，“严不满的有三种人，一个是帮派体系骨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第三就是“凡是派”，这三种人是很少的。“另外，还有三种人，数量相当大，一个是‘文化大革命’中犯过这样那样错误，……占干部中相当一个数量；第二种是长期受我们党的左的教育，对三中全会很多东西不大通，这也是大量的；第三种，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这六种人中，有两种人，‘持不同政见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是从右的方面反对的，其他主要是认为三中全会右了。”一定要把现在思想不通的人同帮派骨干区别开来。对现在思想不通的人，要通过教育，通过实践来解决，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通过教育和实践是能够转变的。因此，对现在思想不通的大多数，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说服教育的方针。

耀邦同志说：“六中全会文件将大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如果把工作做好，将极大地促进党内安定团结。” 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实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

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

（1）对待具体历史问题，要贯彻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上。

学习《决议》，不能不回顾历史，但切不可在一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枝节上纠缠，更不要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历史事非进行群众性的争论。

（2）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同的认识，甚至某些错误的意见，对不同的认识，要进行同志式的平等的讨论，对错误意见；要耐心地做工作，摆事实讲道理。

第三，谈谈振奋精神。这次《决议》的公布，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增选和改选，使大家看到，现在的中央，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妥善地解决了两个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问题，本身就极大地振奋党心、军心、民心。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的学习，进一步振奋大家的革命精神。

振奋革命精神，在当前要突出强调两条：第一条，在指导思想上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些问题；第二条，在实际工作中，要敢于根据中央已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主动去解决问题。这两条都是耀邦同志最近讲的，现传达如下：

耀邦同志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在指导思想上，我们要敢于跳出圈子想一些问题。假使我们不跳出圈子搞农业，农业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在工业上能否跳出圈子想问题。工业上也可以联产计酬，机关也可以联工计薪。我们往往有两个东西束缚：一是习惯势力的束缚；二是受周围舆论的影响。想问题不能关闸，做决定要慎重。”

耀邦同志在一个批示上说：“革命队伍中应充分发扬工作中的主动性，争先恐后地做工作。”“现在大家都在喊反对官僚主义，其实官僚主义这个幽灵每天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游荡。”耀邦同志希望各级党的干部，更好地发挥工作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做驱赶官僚主义的模范。

最后，谈谈搞好生产。

关于这个问题，耀邦同志在闭幕会上讲了，在省委书记座谈会上再一次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已经结束了。中央和地方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今明年的经济没有一定的速度，明年的十二大不好开。虽然困难很多，但潜力还是有的。粉碎‘四人帮’四年半，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再有四年半，到一九八五年，我们能不能使经济工作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这是一种算法。另一种算法，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实际上只有两年半，能不能也用两年半，到一九八三年，就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使经济工作走上正轨。”

耀邦同志说：“学习六中全会文件，千万不要放任下面评头评足，最重要的是把决议学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集中力量搞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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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057) 邓力群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邓力群

1981.07.07

〖1981.07.07～1981.07.0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和主要内容的介绍

华楠同志要我来讲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老革命、老前辈，革命经历比我长得多，经验比我丰富得多，对革命斗争的历史、党的历史比我知道得多，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很高，是非的判断能力也都比我强。所以，要我在这些老前辈面前讲话，实在有顾虑，有犹豫。但是就《决议》起草这件事情来说，因为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接触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听到他们的指示，了解起草和修改的过程，看有关材料比较多些，把这些向同志们介绍一下，或许会对大家学习、领会和贯彻《决议》的精神有些用处，而且我讲得不对，还可以接受大家的批评，所以就鼓起勇气来了。

党内外、国内外对《决议》反应是好的

据我所接触的情况，六中全会到会同志对于《决议》普遍都表示满意，说会开得好《决议》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补充之后，改得好。同志们认为《决议》稿原来的基础就不错，经过这次的修改，大家都满意了。小平同志自己也表示了这个意思，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六中全会以前和全会期间，他先后两次重新看了一九四五年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比较，认为这个《决议》比那个《决议》写得好。叶帅因病没有到会，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议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耀邦同志对于《决议》的评价，见于他建党六十周年的讲话。其他几位常委，也都对《决议》作了充分的肯定。

《决议》公开发表以后，党内的各级干部，普通党员，党外的民主人士，广大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都是很高兴的，很满意的。新疆乌鲁木齐一些居民小院有这样的反映。许多人都说，现在对毛主席的功过分清了，理直气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位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对记者说，“过去毛主席住在天上，他是神，我们敬他，可就是觉着离他远；如今党中央通过了《决议》，把他的功过讲活了，就象把他从天上请到人间，和我们百姓住在一起，我们都感到他老人家也是人，离我们近了，我们对他老人家更亲啦！”。话虽不多，但是确实代表了一般群众、基层干部的心理，语言亲切，感情真挚，寓意深广。

南宁一小工厂的团支部书记说，“就象党的七大预示着中国革命就要胜利一样，我们从六中全会进一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位大学教授说，“文革中党犯了错误，但共产党有错误敢于承认，勇于改正，其他政党都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从这一点，我坚定地相信党，愿意跟着党把中国建设好。”另一位大学教授指出：“我们党在这样重大、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处理得这样恰如其分，说明我们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人曾说中国共产党光荣、伟大，但不正确，这种观点很幼稚。”这只是举几个例子，但这些例子是很有代表性的。

《决议》在国际上反应也很好。兄弟党、国际共运的同志、我们的朋友、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知名人 士和各种报刊，普遍反应都好。苏联、台湾当然还是老腔调。许多国外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有勇气，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很严厉，很严肃，对他功劳的评价又很公正，合乎历史事实。

为什么《决议》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第一条，党中央有正确的、坚定的指导思想。

《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始终是在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去年三月，起草小组经过一段准备，提出一个粗略的设想。小平同志看了这个设想，三月十九日找我们去谈，说他对这个设想不满意，明确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项基本要求，即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一）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对解放三十二年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三）总结过去，宜粗不宜细，争取《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群众思想明确了，认识一致了，然后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总起来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从那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或者同起草小组谈话，或者在会上讲，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这三项要求办。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几次讲话的时候，一再进行阐述、发挥，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包括各种反对的意见出来以后，除了说服教育，也进行适当的批评，其目的还是为了要坚持这三项要求。陈云同志也多次提出实现这三项要求的重要意见。这三项要求体现在《决议》的整个结构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体现在每个重要提法甚至于字句的斟酌上。现在越看越清楚，如果不是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规定指导思想，而且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指导思想，《决议》很难收到这样的效果，得到这样的好评，真正使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思想的一致，认识的一致，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如果相反，采取另外的一种指导思想，接受了那些反对乃至错误的意见，其结果就不是消除思想混乱，而是增加思想混乱，那就不会是加强团结，而只能是妨碍团结了。

在讨论过程中间，听到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起草小组对于三项要求的理解和准确地表达，也有一个过程。小平同志每看一次稿子，就指出哪些部分大体上可以了，同时也提出批评，说哪些地方没有实现或没有很好实现这三项要求。直到后来，他才说三项要求已经达到了，基本论点可以不再改了，基本结构也不再改了。有利于体现三项基本要求的好意见，不管大意见、小意见，统统接受。不利于体现三项要求的，或者有违于体现三项要求的，一概不接受。对于各种意见，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都是这样，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错议的一面。不管你讲什么理由，只要离开三项基本要求，尽管道理讲得很多，就是不接受。六中全会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时候，小平同志讲，哪些意见接受了，因为它能体现三项基本要求，还有多少条意见不接受。他多次讲过，这个《决议》里头，最关键、最根本的，是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如果写不好，情愿不作这个《决议》。这一条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我们党成立那天起，到他逝世那天止，整整五十五年，同我们党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问题，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全国的、全局性的问题，世界性的问题。耀邦同志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补充小平同志的意见，支持小平同志的意见。对于那些不利于体现三项基本要求的意见，耀邦同志也是旗帜鲜明的，也是多次告诫我们，说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是不能够接受的。

对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基本原则，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都一致同意。

党中央有正确的，坚定的指导思想，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在中央常委的集体领导下，中央内部以及不同范围对于《决议》的讨论、修改、补充，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共同负责，集体修改，集中大家的智慧，进行集体的创作，使《决议》真正体现我们党的最高的领导水平、理论水平。乔木同志讲，不但起草小组内部分不清楚这一段是谁写的，那一段是谁写的，就是整个《决议》要说这个意见是谁提的，那个意见是谁改的，也确实交代不清楚了。

《决议》稿子在正式通过和发表以前，曾经多次提交集体讨论。 去年七月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一次， 提了很多意见，然后进行了很大的修改，十月提交全国四千人范围讨论。这次讨论，多数高级干部都参加了，提了很多好的意见，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不能接受的意见。包括对三十二年的评价问题、对毛泽东同志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看了简报，找我们去谈，指出：总的说来，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党犯过错误，但是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使我国在世界上站住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小平同志多次说，不能把错误都归到毛泽布同志个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如果这样，很多问题是解释不了的。他又说，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说过头，给毛泽东同志脸上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就会离开历史事实，会损害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有些意见不能接受，但是对于促进《决议》的改善，也有好作用。就是要使我们考虑，怎么进一步讲清楚道理，说服这些同志。这次讨论，总的来讲， 对《决议》结构、论点的完善化，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四千人讨论中，同志们普遍反映《决议》应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工作做出总结。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

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一个稿子，于一九八一年三月提交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部分老同志共五十几人征求意见。老同志熟悉党史，经验丰富，提了很多好意见。有的同志还提出，说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还不满足，希望能够进一步核对事实、斟酌文字。

今年五月，修改稿提交由七十五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讨论了差不多十个半天。根据大家意见修改了以后，又请每个同志在新的修改本子上把自己的意见加上去。六月十三日，又把集中了这些意见的修改稿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如果加上六中全会期间根据大家意见作的一次修改，前后较大的修改已经有七次之多了。至于起草小组自己的修改，就更多了。

六中全会预备会讨论了八天，其中包括阅读文件的时间。会议期间实际上有两次修改稿。粗略估计一下，这两次修改，接受大家的意见共一百多条。会外，还给一千名参加过四千人讨论的同志发了稿子，征求意见，也征求了一些党外人士的意见。

讨论中间的意见，大体上有四类情况：

一是补充和修改的意见。这是大量的，占绝大多数。

第二类，没有谈具体改法，但是表示对某些地方不满意或不满足，要求起草的同志认真斟酌。这种意见很重要，逼着起草小组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考虑。

第三类，不赞成的意见。小平同志反复讲，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一定不能丢。可是确有一种意见，主张不提毛泽东思想，说很难写出多少东西来。原来稿子中提的是三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很多同志说好，也有同志不同意。如说实事求是，我们汉朝就有这样的语言，很难说有什么创见，群众路线是我党的创造，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你不过用另外几个字表述这个意思，说不上是什么新东西；至于独立自主，无非是一个对外关系的原则，哪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同样要独立自主啊，这算什么毛泽东思想的贡献。针对这些意见，小平同志反复讲，毛泽东思想丢不得，这个旗子必须举，《决议》必须全面地，概括地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四类，错误的意见。小平同志讲，讨论中间众说纷纭，确实是百家争鸣，有些意见提得很尖锐。对于这种状况，中央采取了冷静的、科学的态度。三十二年复杂曲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很严重，要大家的意见一下子都一致，都正确，不可能。各种各样的意见说出来并不奇怪，也有好处。允许发表，不作批判，在组织的范围讲的，这是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但也要分别情况，进行分析，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使人信服。

总之，《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下的党内民主生活的高度活跃。我入党的时间比同志们晚，到中央机关工作更晚。根据我所接触的情况，讲集体领导，讲民主集中制，讲民主生活的活跃，这次讨论《决议》，恐怕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我们党中央政治上的成熟， 表明我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发扬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确实做到了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高度的集中。

第三条，起草小组下了苦功夫。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是胡乔木同志。

他在《决议》上花了很大的精力，花了很多的心思。他身体不好，还病过几次，始终振作精神，负责地把《决议》写好、改好。六中全会前乔木同志进医院动手术，照样关心《决议》的修改，从简报上仔细研究大家的发言，多次打电话提这个意见、提那个意见。刚一下床就把我找去，说这个意见应该考虑、那个意见不能接受。一九四五年的《决议》是他负责起草的。这个《决议》也是他当起草小组的组长。每次修改的设计方案都是他提出来的。拿出去讨论之前他都要认真地修改一遍。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亲自写的。所以，小平同志讲，写这个《决议》确实不容易，起草这个《决议》的同志，乔木同志，确实是煞费了苦心。没有这一条，要完满地实现三项要求，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使《决议》有现在这样一个面貌，是难以做到的。

下面依次说一下《决议》的各个部分。

关于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最初的几次稿子没有这个部分。这是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加上去的。

小平同志从一开头就讲，要使《决议》既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功过是非，又能鼓舞革命精神，使人们提高干劲，增强信心。但是，在没有写这部分之前，这样改，那样改，总是显得低沉。建国以后共三十二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前是二十七年。这中间，“文化大革命”十年犯了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中，有“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对国内阶级形势的错误估计越来越严重。对这十年，大家看法很不一致。大家一致认为工作做得好、取得了辉煌成绩的，是开国以后的七年。《决议》应该对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尽管二十七年中也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用这代替对他一生的评价，显然是不公正的。如果只就这三十二年来评价他的功过是非，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不少同志觉得难以信服。

考虑到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建议，《决议》要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需 要写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有了整个党的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能够很好地说服人了。

把建国以前二十八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写上去，从建党到毛泽东同志逝世的五十五年中，他的历史地位就清楚了。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功绩就一目了然了。这样写，党内可以通过，人民也可以信服。陈云同志提了这个意见以后，小平同志、耀邦同志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指示起草小组体现陈云同志的精神。这一部分，全会以前的稿子叫前言。经过全会讨论，改成现在的题目。全会以前大概只有二千多、三千字，现在已经五千多，增加了将近一倍。下面分四个方面说明这一部分的内容。

首先，要从全部历史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平常说，看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看毛泽东同志，也要看他的全部历史。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前二十八年中，他提出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我们党从小到大，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直至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是谁都承认的。加上建国以后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同他“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来比，说他的功绩远远超过过失，大家就都信服了，要否定这个评价，也就站不住脚了。

其次，从全面的观点来评价他的功过，就是说要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活动和党的全部工作来评价。过去的稿子中，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写了他在大革命时候重视农民运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制订一系列军事战略，组织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以及遵义会议挽救危机，抗日战争中提出和制定统一战线政策。因为只是孤立地写他个人的贡献，没有放在党的全部历史中、全部工作中，缺少全面的观点，所以不能把他的历史地位充分显示出来。现在通过的稿子既讲了根据地也讲了白区，既讲了武装斗争也讲了群众运动。讲根据地，讲了井冈山，也讲了其他许多根据地。讲红军既讲了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也讲了其他根据地的部队。十年内战时期，“群雄并起”，凡是想革命的人，不愿意接受蒋介石屠刀政策的人，到处搞武装起义，到处组织红军，到处建设根据地。正是由于全面讲了各个方面的情况，也就很自然地把毛泽东同志的作用突出出来了。

很多老红军、老革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都一致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自己虽然也搞了红军，也搞了根据地，但是比来比去，还是毛泽东同志那一套最正确。好花需要绿叶扶，光只是一朵孤零零的好花，你不管怎么称赞，没有比较，就显不出好来。有了绿叶扶持，花就显得更美了。在创业的时期，每个人都贡献了一份，写上了党的《决议》，表明党、表明历史不只是承认领导者个人的功绩，而且承认这块根据地、这支红军和全体根据地人民、全体指战员的功绩。当然，因为限于篇幅，有些应该提到的，后来没有提到。比如宁都暴动，邓大姐提出，小平同志也同意，说应该提一下。这就是指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的部队经过我们地下党同志的工作，赵博生同志、董振堂同志领导的二、三万人的起义。后来考虑，宁都起义如果写了，暴动还多得很，象蓟南暴动、渭南暴动，等等，起起伏伏，有成功的有失败的，前前后后几十次，加一个名字，篇幅就会拉得太长。所以，后来只写了几次有代表性的起义。南昌起义是必须写的。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也写了。有的同志提出，不是还要写湘南起义。因为写了朱德、陈毅同志的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把湘南起义的意思包括进去了，湘南起义这四个字就可以不出观了。

第三，从历史发展转折的重要关头来评价毛泽东同志的贡献。稿子中比较突出的历史转折关头是两类。

一类是从失败转到胜利。大革命失败以后，怎样从失败走向胜利，是一次很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这次转折中，大家都有贡献，而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说，就是走出了一条井冈山的道路。另一次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是我们从失败转向胜利的第二个重要关头，也显示了毛泽东同志的突出作用。

另一类是从胜利进到新的胜利的重要关头。《决议》也写了两次。一次是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到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战发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制定了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今天各报发表了一组毛泽东同志抗战初期关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的电报。这些电报非常重要。《毛泽东选集》里就是几句话，说明要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或者从理论上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但是，要了解具体的部署，形势的估计，和蒋介石部队、阎锡山部队的关系，还是要看这四个电报。第二次从胜利转向更大胜利的关头，是延安整风和“七大”的召开。两个从失败到胜利，两个从胜利到新的胜利，都是二十八年中间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杰出作用。毛泽东同志作为领袖、作为导师，确实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在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上，发挥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了高度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这样一写，人们就明白了，毛泽东同志的功劳和领袖地位不是写文章的人写得出来的，而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这部分实际上还写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转到人民解放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打到外线去，指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及七届二中全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了战略决策和理论上的准备。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同志确实比别的领导同志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最后，从思想上、理论上的贡献来看。阐述毛泽东思想那个部分，列举了很多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其中大部分是建国以前写的。选集五卷中有四卷是解放前写的。陈云同志讲，这些著作，在我们党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得出来。只有毛泽东同志有这么丰富的经验，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平，能够写出这样一些好的著作来。陈云同志又讲，毛泽东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用他的科学著作，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说这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三八式”的干部在内。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极大的一件事。耀邦同志也说，“在长期斗争中，我们全党同志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党的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

有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段，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陈云同志讲，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可能我们现在还在作秘密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领袖的作用绝对不能低估。有正确的领袖同没有正确的领袖，尽管其他条件差不多，但是革命成功的早晚和成果的大小就会很不一样。

《决议》接着讲，“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很快要发表一篇毛泽东同志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我们学习《决议》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其中就讲到，近代中国人民斗争了一百多年，受压迫了就要起来反抗，各种方法都试验过了，各种道路都寻找过了，只有到有了共产党以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所以，我们党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也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在我们党内，经过正面的经验、反面的经验，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大家都公认，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陈云同志讲，彭黄张周，被整得那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间，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毛主席，老一代人拥护毛主席是真心诚意的。彭真同志有次发言也讲到，我们解放初期，毛主席的形象，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你说是靠我们宣传造成的？宣传也宣传了一些，不过那时广播有限，电视还没有，报纸也有数，写文章写得好的人也不多，主要不是靠宣传，主要是靠我们二十八年的斗争历史，在人民中间自然地形成的。

二十八年用四、五千字，应该说已经很短了，可是内容确实很丰富。有了这一段历史的回顾，再来反驳《决议》对于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评价，人民也通不过。陈云同志还讲，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学了哲学，受益很大，提倡我们学点理论，特别要学点哲学。小平同志讲，学理论，学哲学，还要加上学历史，首先是党的历史。很多问题，不学历史，认识就不全面，学了历史，很多间题就解决了，不那么明确的就明确起来了。历史的确是最有说服力的。

关于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这里首先列举三十二年的主要成就，内容基本上同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有关部分一致。叶帅讲了五段，这次分成十项，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这个写法，对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增加自己的信心有好处，而且易懂、好记。同时加了一些经过反复核对的数字。光是概括的语言，没有确凿的数字来比较，对我们成就的认识和估价，印象就不那么鲜明。数字一列；一目了然。三十二年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成绩相当可观。

本来还有一两句话，说同我们解放初期、或者解放前条件差不多的大国相比，他们独立后取得的成绩，远远不如我们。这是事实，也是国际上和这些国家自己的学者也承认的。讨论中间有同志说，固然我们现在比他们好，可是我们如果不犯错误，不是更好一点吗？所以，这样的比没有多大意义，就把它删掉了。如果没有重大的错误，我们可以取得比现在大得多的成绩。这是完全合乎实际的。

整个这一段，都是用正面叙述的办法来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总的结论，成绩还是主要的，没有用批评的口气，也没有用论战的方法。当然，写这一段的时候，也还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低估甚至抹煞我们的成就观点。有必要用正面肯定叙述的方法，来回答和澄清一些错误意见。这里特别指明，我们三十二年的历史，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这是对那些错误观点的一个正面的回答。因为按照那些观点，我们就没有什么成绩或者成绩很小。据说原因是搞了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我们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了。我们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要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难免犯错误。问题是应该怎样对待错误。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有没有战斗力，我们党是不是一个郑重的党，是不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党，并不在于犯错误不犯错误。在这么一个情况复杂、人口众多的古老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不犯错误是不能设想的，问题是正视错误还是不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坚持错误。在这样一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有两方面的经历，两方面的教训。有时候犯了错误，改正得很快、很坚决，有时候犯了错误就一直坚持下去。这在下面各段的分析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里有几句话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意见改的。这段末尾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种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也是历史的总结。大革命失败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还不是这样？“大跃进”以后，到后来的三年困难，三年调整，还不是这样？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还不是这样？所以说，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所谓坚持真理，很重要的一点，是保卫人民已经取得的阵地，保卫人民已经得到的利益。所谓修正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党的部分讲得很清楚。什么叫错误？为什么要修正错误？妨碍了人民的利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错误。共产党要对人民负责，既然发现错误，就必须改正。问题还必须归结到对待人民的态度。抹煞我们党的成就，实际上是藐视人民，否认亿万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三十二年的成就，光靠三千多万共产党员是干不出来的，这是几亿人民的功绩。我们的伟大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付出了无数的劳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十二年的成就，凝结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智慧、创造性劳动和献身精神。不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不去面对基本的、全面的事实，而是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个人得失，这个不如意，那个不如意，然后就得出结论，说这也不是成就，那也不是成就，用一种轻俏的语言，嘲笑和否定几亿人民三十二年的奋斗成果，显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我们需要理直气壮地回答这种错误的意见。这不只简单地是维护共产党的威信的问题，而且是维护人民利益的问题。我们党犯了错误，就立即改正。《决议》能够得到国际国内的普遍好评，得到党内党外的一致称赞，就是因为我们党采取了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自己有错误，哪怕是我们的领袖有错误，也毫不含糊地进行严肃的批评，坚决地加以纠正。

关于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决议》（9）节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耀邦同志建党六十周年讲话中说，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两句话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说，建国以后，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三大改造，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我们过去的一个提法就要修正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讲，我们是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有些文章，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说这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现在看，还是应该讲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比较准确。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理论，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

过渡时期分为两小段。一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二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段主要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在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全部没收，变成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少奇同志说，当时我们的主要敌人还是三大敌人。但这段也已经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发布农业互助合作决议，说明已在老解放区开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实行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开始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如加工定货、五反、工人监督生产。这都还只是开始，是个别地区的、试点性质的。第二段是五二年底到五六年。总路线公布以后，我们开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五六年底基本完成。多年来我们叫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把这个提法改变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更能准确地表达三大改造的任务和性质。“所有制”是一个抽象的用语。有社会主义的全民的或集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个体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公有的，也有私有的，公有制中也还有这种形式、那种形式。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今后还要继续进行改造，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原来的表达方法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我们的所有制不需要再改造了。完成三大改造以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绝对优势。

这一部分在几轮讨论中大家是一致同意的。只有极个别同志提出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开国以后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后来，对于是否应该搞三大改造，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一家大学学报去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文章不但对我们的三大改造，而且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对我们的党，可以说都提出了根本否定的意见。在我看到的文章中间，这篇是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中的观点，不只是作者个人的观点，而是东抄西抄，拼凑起来的，经过集中、加工、提高，确实走得远了。学习《决议》，对照看看这篇文章，很有好处。这篇文章集中批评毛泽东同志。说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狭隘经验论，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另一方面又在偷偷地宣扬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文章说，“《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和毛选出版委员会认真修订过的，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的观点，已经不是反映三七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看法了，而是反映了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共同认识了。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暴露出我们理论上的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我们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或者由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统治，在小农乌托邦幻想的形式下，使我们的国家沿着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的道路向封建主义滑行。”“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关口，必然会在我们党内孵化出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现代中国的大工业的发展一定会锻炼出同这个派别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战士，他们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长期教育，通过对客观实际的调查研究，一定能够用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农业社会主义。”这是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语言。这里说得很清楚，不是指毛泽东同志某一段、某些问题上有错误，而是对他进行全部的评价，不是说毛泽东同志个人，而是说党成为那样一个派别，也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什么缺点，而是。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因此，才号召人们起来战而胜之。对文章的作者，对有这样观点的同志，还是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以理服人的态度，进行批评教育。可是文章提出的

问题确实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考虑到上面这种情况，《决议》必须写清楚，我们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正确的、成功的，而且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决议》不得不为此专门增加这样的内容。具体行文，起草小组的同志搞了多少遍，都没有搞好，最后是乔木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

下面我就（11）、（12）两节的内容，解释几个问题。

我们有些理论文章，包括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反复引证马恩列斯的著作，说明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搞社会主义，我国生产力很落厂后，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搞了，也不是真主的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能不回答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确说过，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于，生产关系也好，生产力也好，都不是可以简单地、机械地规定某种数量界限的东西。《资本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集中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从各方方面论证了这一点。但是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上，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讲，革命形势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进行了，但是都没有实现和得到证实。绝不能由此否定他们理论的正确。最近有的同志查了一下，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是个什么样子呢？一八七○年，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四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各国，钢产量为五十二万吨；铁一千四百万吨，石油八十万吨。我国一九五二年钢产量就达到了九十多万吨。我们一九五七年钢和石油的产量，都远远超过了一八七○年世界的总产量，钢达到了这个总产量的十倍。列宁说，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那么一九零零年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如何呢？美国：钢一千零二十万吨，铁一千三百八十万吨，煤二亿四千多万吨。英国：钢五百九十八万吨，铁九首一十万吨，煤二亿二千八百八十万吨。德国：钢七百三十七万吨，铁八百五十二万吨，煤一亿四千九百八十万吨。法国：钢一百九十三万多吨，铁二百七十万吨，煤三千三百四十多万吨。一九零零年世界钢总产量二千八百三十万吨，铁四千一百万吨，石油二千多万吨。我国一九七八年生产力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列宁所说的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每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引用这些数字只是想说明，单纯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产品的产量来判断该不该搞社会主义，是很不科学的。革命当然归根到底有其经济动因，但它并不是纯经济的过程。就一个国家来说，是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加上国际条件的作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造成的一种结果。列宁讲所谓革命形势主要是三条，一是旧的统治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二是革命的阶级和团结在他周围的群众，再也不愿意被压迫、被统治下去了，非起来革命不可；三是中间的力量发生了动摇，起码对革命不是采取反对的态度，而是采取中立的甚至于同情的态度。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讲，为什么在俄国首先搞了二月革命，接着搞了十月革命呢？为什么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呢？他分析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分析了俄国的各种矛盾，指出尽管俄国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生产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可是，由于它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间的一个最薄弱环节，利用这一条，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当然和俄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使帝国主义削弱了。从国内来说，各种条件也成熟了。所以，只记住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搞社会主义这么一句话，对它进行孤立的、简单化的理解，根本不考虑多种因素的作用，是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的。

第二，有一种意见，说三大改造开始后，我们把国家工业化忘记了，只搞阶级斗争去了。这首先不合乎事实。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搞了一百五十六个大项目，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一九五六年，陈云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首先提出，我们的建设中出现了左倾冒进的倾向。最近陈云同志讲，从一九五六年以后，我们经济建设中指导思想上的主体的错误是左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我们经济工作上要改正的错误主要的还是不量力而行，搞得太多，因此要调整。这是事实。我们过去不是不搞工业，而是搞急了，不量力而行了。其次，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国家政权之前，以及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进行三大改造的时期，用主要力量来抓阶级斗争并没有错，抓革命、促生产也没有错。抓三大改造，对于解放我们的生产力，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确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在这方面的失误，是发生在三大改造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以后，长时期内把阶级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没有集中主要精力搞建设。

第三，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批评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章说这是“对农民阶级自发性的崇拜”，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对于农民阶级的科学分析的”。文章引列宁关于农民有二重性的论述作为根据。但是文章作者忘记了，列宁说农民有二重性，毛泽东同志说“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从不同方面提出问题的，并不是同一个命题。说农民的革命性“绝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觉悟”。但是，难道工人不是也不能自发地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吗？列宁在《怎么办？》这部著作里，就批判了经济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崇拜。列宁说，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自发形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间去。

这篇文章的作者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党从大革命后期，一直到全国解放以后，领导农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用先进的思想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农民本身有倾向社会主义的要求，加上无产阶级政党用先进的思想来启发他们，教育他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说中国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工农联盟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说，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的支持。列宁也讲过，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但是，应该说，在实现、巩固、发展工农联盟的理论及其实践上，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先辈，我们工农联盟的巩固程度，比苏联好得多。几十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在长期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无比巩固的工农联盟，使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以主要力量领导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这种改造，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个胜利，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工农联盟问题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贡献。因为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依靠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和农民建立了异常密切的联系，为实现广大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在斗争中引导农民一道前进，广大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充分发挥了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可以说起了带头作用。对于亿万农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采取一笔勾销的态度，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也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有严明纪律和严格组织、战斗力很强的革命军队。我们长期搞农村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从农民中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文的优秀干部，一直到今天，这些干部还占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我们党领导农民从事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奇迹，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的将领，我们的领导人员，我们的大批干部，我们的很多英雄模范，相当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我们党用先进思想教育农民，领导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难道说一句他们中间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不可以吗？直到现在，农民还在我们人口中占多数。他们相信党、拥护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最近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紫阳同志讲，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坚定的，农民不但过去，而且现在都有一种很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现在不少地方搞包产到户，搞大包干，人们中就出现了一种合理的担心，这样会不会滑向单干？个别地区因为领导不力，也确实不顾自己那里的实际情况，出现了分田单干的现象。中南海的一位服务员同志讲，他们的家乡在前年曾经搞过一次分田单干，搞了一年又说不行，还是回过头来搞责任制了。现在很多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地方，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跟着在农民中间也产生了走向新的联合的强烈要求。因此，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把私有制改成公有制这一条，无论如何不能够动摇。特别可贵的是，广大农民不愿意动摇。有的同志说，我们搞新民主主义时间太短了，搞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了，太早了，要回过头来搞五种经济成分。可以设想，土改以后，如果土地私有再延长三年、五年，土地的买卖。出租，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土地，由于阶级分化又重新卖掉，阶级分化大发展，肯定会相当地严重。所以耀邦同志讲，我们要分清两个问题。一个是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要肯定，不能动摇，我们是搞得对的，今后也一定要坚持；再一个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如何搞好经营管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错误不在前一条，主要在后一条。

第四，《决议》在充分肯定三大改造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三大改造后期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现在的写法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曾经有同志提议，是不是加上三大改造的后期，我们出现了左倾错误的萌芽。经过反复考虑，觉得现在这个说法更切合实际。如果加上“左倾错误的萌芽” 这样的语言，反而把问题搞抽象了。

顺便说一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联系到了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讲话的评价。起草小组同志重新读了这篇讲话，认为内容的大部分还是应该肯定，当然也有缺点。文章一开头批评“小脚女人”，后来讲到工农联盟的时候，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说正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合作化应该“上马”，因此，主张“下马”就是资产阶级，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这个说法起码提得高了一点。邓子恢同志并不是主张不搞合作化，而是主张稳当一点，不要搞得那么快。所以，如果说有争论的话，不是搞不搞合作化的争论，而是快慢的争论。

《决议》肯定八大是开得成功的，说八大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八大关于主要任务的提法也是正确的。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了，可是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基本任务已经变成了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生产力。你的阶级斗争搞得对不对？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还是没有保护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一部分，几次讨论中意见最多，争论很大，稿子的反复次数也很多。直到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几次修改稿。小平同志都不满意。从起草小组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来讲，主要是被“大跃进”，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三年困难，以及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同志有关阶级斗争的一些错误观点的逐步提出和逐步升级这一类问题，把脑子束缚住了，看不到全局。打不开思路，看不清十年发展的整个过程。所以，这一段从题目到每一个段落的表述，都没有搞好。讨论中间，已经有同志认为，说这十年的成绩是主要的难以成立，表示不同意。有的同志讲，从五七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一条左倾路线贯彻始终，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们党的左倾路线长达二十年之久。在几次修改稿中，我们曾经用过这样的题目，《曲折中前进的十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十年》。在讨论中，有的同志说，什么“曲折中前进”，应该老实承认，是“曲折中后退”。小平同志几次谈话，亲自提出这一段应该怎么改。乔木同志亲自动手，首先从题目改起，改成现在的题目。这个题目出来以后，也还有同志表示不同意，可是中央和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是合乎实际的。

小平同志对这一部分的修改意见，归纳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首先要肯定成就，然后再来写这些成就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取得的。现在的稿子，基本上是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布局的。

（16）节就是肯定我们的成就的，扼要地说，一是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二是我们经济文化建设的干部，包括技术人员、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出来的；三是我们的建设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积累起来的。

（16）节列举了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朱德同志、邓子恢同志分别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意见，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里列举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同前七年相比，在文章的写法上、语句的表达上不大一致。前七年都是讲党中央。当然也讲毛泽东同志，其他同志就没有列举了。这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前七年我们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是健全的，领导核心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央内部的分歧，是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反冒进是对的，毛泽东同志不太满意。五七年杭州会议，他第一次提出，说五六年反冒进使他心情很压抑，不舒畅，泼了群众的冷水，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讲到“八大”时候有一句话，说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原来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就是右倾保守的倾向。到了陈云同志、周恩来同志提出，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才在“八大”报告中写进了反冒进的内容，到定稿时确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么一个方针。现在的表述，有这样一个背景，把反冒进写在“八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上，后来作决议也同意了这一点。这对于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以至于做好一九五七年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所以，在文字的表达上，前七年除了提到毛泽东同志，没有列举其他的同志，到了这十年，除了这一段以外，也列举了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的名字。文字上这点细微的差别，不注意也可能想不到，实际上是说明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逐步表面化。

这中间有分有合。八届三中全会重提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的提法，中央的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到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其他中央同志也没表示反对。这是多数同志接受毛泽东同志看法的情况。

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向多数同志靠拢。最明显的是七千人大会，以至于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接着是后来的西楼会议，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提出渡过困难时期的方针政策，常委讨论的时候，一致同意。那次毛泽东同志在武汉，后来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把会议讨论的文件带到武汉，向他汇报。毛泽东同志表示，多数都赞成，我也赞成。所以，有分歧。但是主要的是这两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毛泽东同志首先闯了乱子，大家也跟着他犯错误，又是他首先发觉并且纠正错误。最明显的就是“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五风”。毛泽东同志首先发现并提出纠正错误，开始的时候， 还处于少数地位，多数同志还头脑发热。

总的说，这十年中间，中央的集体领导，基本上还保持了。政治局的工作、书记处的工作、国务院的工作，基本上还能够正常进行。正因为这样，才能完成调整时期的任务，使得我们不但很快得到恢复，而且重新走向发展，取得前面所说的这些成绩。

肯定成绩以后，《决议》按照历史的面貌，指出这十年确实有曲折，有时候错误严重，有时候纠正错误，重新走向正确的道路。这里讲了毛泽东同志的责任和在纠正错误中的作用，也讲了其他同志的责任和在纠正错误中的作用。

然后讲毛泽东同志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错误思想逐步发展，越来越严重，也指出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这里最明显的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公报也这样讲，他的讲话更尖锐。后来所说的基本路线，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来的。“阶级斗车，一抓就灵”，以后讲得越来越多了。整风会议主要讨论的是阶级斗争问题。可是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讲了几句话，关系非常重大。大意是说，我们这次全会重提阶级斗争，讨论阶级斗争，批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右的倾向，可是这个问题在这个全会上讨论就行了，不要向下传达，接受一九五九年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在中央全会上批评彭德怀同志，如果不往下传达，层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不会中断纠左的过程。所以，这次全会讨论了就行了，回去不要传达，以免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经济调整工作照原来计划进行。正因为这样，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主要的精力，还是搞经济调整，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但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要论点很不相同，只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不是、不等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个区别很重要。小平同志讲，我们这次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恰如其分，分寸掌握得很好。其中就包括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因此，这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在“大跃进”、“反右倾”、阶级斗争等问题上的错误，虽然是严重的，有的是越来越严重的，但是终究属于一般性质的错误。

小平同志对原来这一部分稿子最不满意的还有一点，是说写来写去，给人家一个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错误，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的错误都要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小平同志说，这个不合乎实际，不公正。他反复表示，这个时期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讲头脑发热，他说自己也头脑发热。对阶级斗争的这些错误观点，当时大家都没有反对，都接受了的。在经济建设上，小平同志讲，高指标主要是没有经验。大家知道，对于高指标，陈云同志是一向不赞成的，他对钢铁翻一番到什么时候才怀疑呢？才不赞成呢？是在北戴河会议以后，他同先念同志到西北考察，发现用小高炉那些办法炼钢炼铁不行，才不赞成钢铁翻一番的。所以，《决议》这一段最后是按照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意见写的。说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次《决议》发表以后，普遍反映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分析是公正的，与这些写法关系很大。

关于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部分，是乔木同志去年七月写出并基本定稿的。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认为很好。昨天起草小组同志交换意见，说原来这一部分写来写去，中央不满意，其他看了的同志也不满意，归根到底是起点太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乔木同志重新写过，起点就很高。这里首先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全部列出来。列的时候，反复对照了他自己写的文章，自己讲的话，自己批的文件，批的文件只用他自己的话，别人的话都没有用。这些主要论点一列，就可以看得清楚，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观点比，完全是一种新的面貌，证明他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套思想已经形成一个体系了。

原来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到这些论点出来以后，就不能不支配全局了。这些论点，最核心的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不只是要进行一次，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出来之后，别人把它们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这个概括，毛泽东同志是认可了的，同意了的。后来长期使用这样一种概括，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有发展，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可是只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才被认为是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决议》列举这些论断之后，写道：“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东西，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些主要论点不属于毛泽东思想。

起草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跟自己打架。如果自己原来错误了，后来自己改正了错误，这种打架是前进了，好处理。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这套理论一出来，就否定了他自己过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而且一直坚持下去。六中全会期间请党外人士对《决议》草案提意见。有的党外人士认为，《决议》是一个杰作，表现在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起草小组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找到这个出路的。小平同志再三说，如果树立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乔木同志煞费苦心，写来写去，改来改去，深思苦虑，最后形成了上面那段文字。讨论中间和《决议》发表以后，许多人讲，这样一来，更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谁违背了也要犯错误，毛泽东同志自己违背了也要犯错误。这样说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顺理成章了，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就更能为大家接受了。

（20）从四个方面批评这些主要论点。用语很重、很有分量，又是科学的、有分寸的，甚至用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语言，用他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的错误。

第一条说没有事实根据，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这个“混淆了是非”，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话。一个领袖，把是非都混淆了，这还不严重？可是没有用“颠倒”是非这个话，又是很有分寸的。

第二条，这种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敌我的混淆”，也是他的语言。领袖混淆敌我，确实严重，可是并没有写成颠倒敌我，更没有写成认敌为我，认我为敌。

第三条，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给斯诺讲，说这里也是独立王国，那里也是独立王国，只有直接诉诸群众。但是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讲的是“脱离”，没有讲摧毁了党的组织，打乱了党的组织，反对了群众，压迫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到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小平同志再三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事实证明，对这样的评价，反应是很好的。

讨论中也有的同志讲，现在的批评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旧社会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这一段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不是遵循旧的道德观念。该批评的都批评了，有些细节略而不写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是事实，《决议》里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要是有人问，为什么重用？这就属于枝节问题。批林批孔，结果批评周恩来同志。《决议》讲， 毛泽东同志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讲到这里就行了，其他也略而不提了。

这里涉及到用不用“路线”的提法，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小平同志讲，这里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经过反复考虑、反复讨论，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关于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几点说明中详细谈过了。内战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有同志主张，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不好吗？现在没有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观察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错误，难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提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三十万减少到三万左右，党员从三十万减少到四万左右。

“文化大革命”的三段，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这里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的斗争，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抵制。这部分按照历史的情况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哪一段里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做过好事，对党有过贡献，不能因为有严重错误就忽略这些东西。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有的外国友人说，一方面讲错误，同时讲贡献，表示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而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面貌，严重错误不含糊，可是做了好事，对党对人民有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第（23）节有二、三百字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全会讨论过程中间，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出于好心，想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出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本来想列点数字。讨论的结果决定不列了。 固定资产增加了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而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这些原因和条件消失以后，再象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很困难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有的同志觉得不容易理解，但是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写得比我们过去的认识深刻多了。篇幅很短，把很多意思浓缩成为千把字，要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确实比较费力。要真正把这些道理说通说透，需要有若干篇有分量的文章来详加论述。

第一个原因提出了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搞社会主义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难免犯错误。有同志说，一九六六年总比开国的七年经验多了，那时候经验更少，为什么搞得很好，后来倒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呢？所以，光讲这一层还不行。

其次，意思是，毛泽东同志不愿意停步，不断地探索，党很难抵制他的左倾错误，很多同志反而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的，熟悉和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对于新的情况却很不熟悉。所以，在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理以后，尽管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是总还是想办法跟，后来就一步一步接受了。

再次，我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提倡我们读马列，庐山会议以后讲，庐山会议闹了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他反复要我们读《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他自己也从这些著作中找理论根据，用他的探索来证明这些理论，又用这些理论来证明他的探索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是有马列主义理论根据的。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列主义的修养上，水平比我们高得多，因此相信他，相信他对马列主义的解释。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

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能受欺负，才被迫应战。但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接着毛泽东同志就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于是国际斗争引到了国内、党内。没有这个危险吗？所以，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你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对这么高威望的人发出的这么一个问题，脑子里头不想一想？想一想是完全合乎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这几个层次的因素凑在一块，尽管“文化大革命”初期说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但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想办法紧跟。既然不理解就想办法理解吧，既然不得力就想办法得力吧，既然不认真就想办法认真吧。至少绝大多数的人，不论是被打倒的、被打倒以后又出来工作的，还是一直工作的， 都相信毛泽东同志那一套是对的。即使被抓到监狱里头了，隔离起来了，也都是诚恳地作检查、作交代，作自我批评。那个时候有两句话，从路线上找错误，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慢慢地，先承认错误，然后承认右倾错误，然后承认修正主义错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然后自己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同志说，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我那时还隔离着，听到传达，心里感到，总算有希望了，有出头之日了。从此有了走资派和犯走资派错误这样两种提法。我觉得，能够给个犯走资派错误的结论，就心满意足了。这些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单由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作用能够完全说明的。它是当时党内、国内以至国际上的各种条件互相起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第二条原因，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骄傲，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个人，等等。这里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给我们的消极影响。起草过程中间，看了一下第一国际的章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写信表态，他们不高兴个人崇拜，但是那个章程中各个支部和国际的关系，国际和领袖的关系，是搞得很集中的。共产国际比那个时候更集中了，各国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下级服从上级这一条，把各国党管得死死的。列宁很注意发扬民主，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也说，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斯大林更厉害。所以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很好地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我们接受了这些东西，对党的建设，不能不发生影响。去年八月讨论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的时候，讲到对封建主义在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遗毒不可低估。乔木同志提出，我们党内的问题、党内的关系、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影响这一个因素，还应该看到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个问题历来没有解决好。我们受这个影响不小。当然了，我们对封建主义的影响也确实不能低估。所以，这一段最后讲，所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造成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利过份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预防、难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关于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

这一部分写的事件，都是大家亲自经历过的。六中全会上，常委又在召集人会上作了很好的讲话。关于华国锋同志，常委在那次会上再三打招呼，批评归批评，选举归选举，无论如何还要选他当副主席。事实上也选上了。

小平同志说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动向，就是“四人帮”的残余、所谓持不同政见者，都想打、而且已经在打华国锋的旗帜。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华国锋同志没有参与这些事，这些事没有他的份。可是人家打他的旗帜，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引起注意。这就涉及到对华国锋同志的全面评价问题，对华国锋同志的全面认识问题。在高级干部中，这个问题解决了，至少是绝大多数同志解决了。在中下层干部、一部分群众中，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一个外表和实质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外表很谦虚，可是肚子里头打算盘。陈云同志讲一部分人中间反映，一是有功，二是谦虚，三是经验不足，老同志帮助帮助，何必辞职，何必调整工作。可见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耀邦同志去年十一月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非常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他指出，华国锋同志的问题，主要不是能力不行、工作上的某些失误的问题，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问题，而是把个人同党的关系、同人民的关系摆得不恰当、不正确的问题。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粉碎“四人帮”以后，离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意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突出个人，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关于这小问题，耀邦同志讲了八件事：（一）当然的继承人；（二）英明领袖；（三）挂像；四）颂歌；（五）题词；（六）照像；（七）写书；（八）搞欢呼场面。耀邦同志的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华国锋同志，有很大的意义。

下面，我想根据自己接触到的情况，介绍一些有关华国锋同志问题的材料，供大家参考。讲六件事。

第一，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四人帮”粉碎以后不几天，叶帅就向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国锋同志没有同意。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说他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让他恢复工作，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总不会跟我们调皮吧。先念同志马上表示同意，说小平同志应该尽快出来工作。可是华国锋同志不吭声。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有个讲话。讲话稿子几次送给叶帅，叶帅提了不同意见，很着急。中心是两条，一条是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冤案，必须平反。叶帅说，天安门事件有点象“国会纵火案”。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稿一直到最后，还是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另一条是对小平同志的估价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叶帅几次提出要改变讲话的提法和内容，要求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写得好一些，以利于快点出来工作，工作以后也方便。快要定稿了，叶帅看那个稿子还不满意，亲自打电话给李鑫，说他要亲自找李鑫同志，再次提出修改意见。李鑫说，请你不要来了，我们派个人到你那里去，听你的意见。叶帅又一次提了意见。李鑫同志回了一个电话，说你的几次意见我们都向华主席反映了，你的很多意见我们都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估计也改得很好了，是会有利于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可是在会上宣读和后来下达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还是继续肯定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说“四人帮”只是在批邓上另搞一套，只是在这个问题上错了。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决定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借口。他把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同“四人帮”余党反革命翻案联系在一块。这次会议还印发了一个材料，就是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这个案件去年已经查清楚，完全是一个假案，是适应，当时的需要制造出来的一个假案。华国锋同志就是用这个材料来说明继续批邓的必要性。他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尽管叶帅反复提意见，华国锋同志还是这么一个态度。那次讲话还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要等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几个同志在一起议论，觉得所谓“水到渠成”就是华国锋同志想把他的班子组织好，把他的路线确定下来，把他的轨道铺好，然后让小平同志上这个“车”，按照他铺好的轨道走。这个“车”的第一号司机是汪东兴同志，司机长当然是华国锋同志。邓小平上车以后，只能是他们开到哪里就跟到那里。意图很清楚。实际上是搞一个“华汪体制”，小平同志不过是“华汪体制”下的一员就是了。我们当时也确有这么一种看法，不管他怎么铺轨道，只要小平同志一出来工作，这些轨道都要被冲垮。这不是小平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全党全国大多数人的意愿问题。

第二，“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同志作过几句检查，但每次都说是别人提出的，他自己同意的。他只是同意了别人的意见。文献研究室过去听李鑫传达的同志有记录。实际上华国锋同志自己很早就讲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宣传口传达华国锋同志的指示：（一）集中力量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李鑫同志又布置任务，传达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的意见，布置写一篇社论，要求把对天安门事件，对小平同志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还说，现在矛头对着谁？要引导大家学文件。

社论起草过程中间，一月十四日，季鑫同志又说，汪东兴同志布置了两个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里谈谈小平同志的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所谓小范围，是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后来就变成了三月工作会议。李鑫说，“主要是讲邓小平同志问题，天安门事件也要讲，但不要展开。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有些言论很恶毒，要收集研究大字报、传单，看思想动向。”当时在毛办的有几个同志，也对我当面讲过，说为华国锋同志起草讲话，除了李鑫的传达以外，华国锋同志还找起草的同志系统地谈过一次他自己的意见和想法。那个同志讲，华国锋同志把文件从头到尾怎么样写、写些什么都讲了，给听了的同志的印象，华国锋同志是胸有成竹的，是想好了的。讲完以后，根据他的意见加以整理和修改。从这个时候起，这个理论组的一部分同志就转过来为华国锋同志起草这个讲话提纲。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李鑫同志又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是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一月二十一日讲话提纲的第三稿，就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二月三日，李鑫同志突然召集起草的同志开会，说讲话推迟，要先发社论，汪东兴同志要求把华国锋同志讲话提纲中关于“高举”的那些内容都写到社论里头去。这里头就包括“两个凡是”的意思。这样就稍加修改，经汪东兴同志决定，报送华国锋同志批准，匆匆忙忙地于二月七日发表了“两个凡是”的社论。从以上的情况就可以说明，“两个凡是”的发明权并不是起草的同志，甚至于不是汪东兴同志，而是华国锋同志。而搞“两个凡是”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清清楚楚，是为了阻挠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为了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所以说，“两个凡是”的意思不仅仅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话句句当作真理，而是有具体的政治含义的。大家批评“两个凡是”的社论时，李鑫同志还辩护，说这篇社论是有利于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我们写的时候也是为了替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制造舆论。这完全是骗人的话。直到现在，华国锋同志还没有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

第三，就是一九七七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天安门广场成千成万的群众送花圈，贴诗词，展开广泛的悼念活动。前期，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采取了很开明的措施，广场大放光明，道路两侧设了公共厕所，观礼台上也可以放花圈，同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四人帮”镇压时的情景完全两样。问题是后来，天安门陆续出现了一些大字报、打油诗，开始对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同志有所批评，批评的语气也有尖锐的。这些东西出来以后，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月二十日，汪东兴同志兼任主任的中央办公厅发出一个电话通知，说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要各地了解有没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如果有，请将情况和采取的措施报告中央。这个电话稿，是华国锋同志签发的。同一天，辽宁省委打了一个电报，说旅大市革委门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吴德伙同‘四人帮’制造‘四五’事件罪该万死！”“陈锡联与 ‘四人帮’的黑关系必须交代！”“陈锡联在辽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必须清算！”“吴德、陈锡联伙同‘四人帮’迫害邓小平同志罪该万死1”“‘四五’事件必须翻过来，为参与‘四五’事件的死难者致哀！”“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紧跟‘四人帮’必须批判！”“坚决拥护邓颖超同志为人大委员长！”“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为国务院总理！”辽宁省委报告中央办公厅，说“对此大字标语要加以覆盖，对写大字标语的人要进行教育。当否，请中央批示。”华国锋同志在旁边批了几句话：“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一下子就定成反革命了。华国锋同志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果说是认识问题，可以谅解，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一月，还把拥护邓大姐为人大委员长、拥护小平同志为总理、批评吴德几位同志用语有点过头的大标语，一巴掌打成反革命标语，实在太过份了。

一九七七年二月，经华国锋同志批发的中央5号文件、6号文件，要求各地“坚决打击政治谣言”，说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新的形势下向我们党进攻的一种手段”。所谓“已经去世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指康生；所谓“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指汪东兴、吴德这些同志。文件接着说；“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同年三月，国务院又发出30号文件，说“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那几个月里头，政治空气是很紧张的。也可以看出，华国锋同志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竟达到不可侵犯的程度，稍有侵犯都不行。

第四，华国锋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晚期的一系列错误观点采取什么态度。要求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即科学地分析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晚期的那些错误，限于当时的条件，确实不那么容易。但是，他反复肯定这些东西，完全是事实。《决议》讲，他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十一大。《决议》写得是符合事实的。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典礼上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三个坚持，都是这次《决议》中批评的。华国锋同志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不仅全面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提出党的十一次路线斗争──同“四人帮”的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所以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另搞一套”。一直到三中全会以前，他都讲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右的不能再右了。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上的讲话，又把十一大的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些都证明，他不是批评而是反复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继续坚持这些错误。

第五，关于搞新的个人崇拜。关于这个问题，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耀邦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一段很好的话，“我们的党，绝大多数都犯过对毛主席个人迷信的错误，我们吃了这个大苦头，我们得记忆犹新，华国锋同志也应记忆犹新。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国锋同志搞了双重迷信；一个是维护旧的个人迷信，一个是树立新的个人迷信。所以，有同志说华国锋同志在搞个人迷信上，比毛主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这是公道的。”接着就讲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八件事。耀邦同志又说，“搞这个新的个人迷信，一度确实成了铺天盖地的风气。这是怎么来的？我认为有三条客观原因。讲清楚这个问题，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政策。第一，初期确实有一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对国锋同志说了一些好话。老一代革命家对新上台的同志说了几句过头的、褒扬的词，应该的，可以容许的，应该理解的。我们都跟着说过这个话，我也讲了。第二，我们党确实有一些专门搞吹鼓手的人。我们党几十年来，历来有靠吹鼓手吃饭的人，专门吹喇叭，抬轿子。这种人确有个党性问题。第三种，是受空气压力的人，在上面空气压力下，不讲那么几句觉得日子不好混。绝大多数我看是这种同志。客观上存在三种情况，因此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不要追究党内同志们的个人责任。而要总结经验。”耀邦同志接着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确实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是不制止，第二是不降温，第三是还有迷恋。我要讲个历史事实，要少宣传个人是乔木同志提出来的，后来，才请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三中全会公报上写上去，后来我们的公报上才有这段话。后来国锋同志要我们几个人在闭幕时为他准备一篇讲话，我就向国锋同志提出，少宣传个人应多说几句话好，他采纳了这个意见。开了会以后，我向国锋同志提，是否把你们五位的八次讲话印到全党去？我两次向国锋同志讲过。国锋同志说，我说过，检讨了，就算了吧。还有件事情，三中全会后，党校有个学员叫王立本，写了一封信，说华主席你到红星养鸡场去，场里把你用过的东西摆起来，不好，应取下来。这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的，国锋同志延长了半个来月在一月十六日回了封信，是回他本人的。说什么王立本同志，你的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对红星养鸡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品撤去，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一定要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以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你叫那个王立本怎么照此办理呢？你应该写一封信让中央转发一下嘛。接到这封信以后，我用了一番心思，在党校的毕业典礼上大讲了一番。我说，华主席批复王立本同志这封信很好，我们结合这件事情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那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今年我们书记处又采取了几个步骤，把天安门毛主席的像减少下来，又发了一个通知。本来华国锋同志有许多机会向中央写个报告，批下去。特别是后来发生南京这个事情，搞那么大的欢呼场面。所以，纪委的同志一致的意见，用了八个字，叫‘明知故犯，阳奉阴违’。这个事情一直不制止，不降温，中央全会上提出来的，还不降温，还有迷恋，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耀邦同志接着说：“搞个人迷信这个东西，是我党的一大教训，我建议，我们的六中全会要正式做出决定，要永远严禁。搞这个东西，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为害之烈，莫此为甚。所以，个人迷信永远不能搞了。”这一段话讲得很好、很重要。可是讲尽管这样讲，华国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作出一两句真正诚恳的检查。

对华国锋同志搞个人崇拜，最起劲的是汪东兴同志。他主持筹备宣传会议，说就解决四个字的问题，一个叫“高举”，一个叫“紧跟”。高举就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紧跟就是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四人帮”粉碎以后一个多月，开了一个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汪东兴同志在这个会上带头吹华国锋同志，说“华主席很英明，内秀得很，涵养也特别好，毛主席看得准，选了个好人来接班。”又说，“毛主席要全国逐步认识华国锋。主席的遗志当然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的华国锋同志作为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作为我们的主席，我们很幸运，确实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所以在这方面要加以宣传。对这个历史意义要充分认识，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要有丝毫的动摇，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为了突出华国锋同志，汪东兴同志还讲过，“领袖就是一个，不要把毛主席、华主席、周总理连在一块。”在鼓吹华国锋同志个人迷信的问题上，李鑫同志也特别卖力，而且创造了一个名词，就是叫“中国的十月革命”。他有一次讲话，说为了反击敌人的诬蔑，我们应该在党的正式文件上充分估价华主席领导的我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

第六，关于经济调整。前两年不量力而行，《决议》里讲了。搞不下去了，一九七九年的计划很难编， 多次定不下来。二、三月间，中央常委几次开会，陈云同志首先提出经济要调整，不只调整一年，要搞三年。小平同志立即表示赞成，说要下大决心进行调整，这是最关键的事。先念同志、剑英同志都赞成。可是对陈云同志的意见，对小平同志他们的意见，华国锋同志一直采取暧昧的态度。他这个人一向的作风是这样的，他不赞成的事又不明明白白地说不赞成，而是说，光提调整行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任务呀！是不是还有别的字要加上去呀！是不是加上别的就更完整一点呀！等等。四月，为了确定调整方针，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八字方针，就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但这八个字应不应该有个中心，有个关键？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华国锋同志主主持的会上，他总是采取这个态度，说有的同志认为调整是关键，还有的同志说提出调整任务以后会妨碍积极性，怎么好呀？三番五次表示这么个态度。陈云同志、紫阳同志提出调整是关键、是中心。送他定稿，他说，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再说是中心了。最后总结讲话，总算讲了八字方针，讲了调整是关键。可是在实际工作上，他对于调整一直是采取消极态度的。八○年三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财政问题；华国锋同志有个总结讲话，提纲是他自己起草的。他在回答形势好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财政赤字这个问题时，没有讲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也没有讲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个情况估计得很不够，继续搞了两年高指标，加剧了比例失调的现象，因此很有必要进行调整。他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不按照中央通过的意见而按照他自己讲过的话讲。他整个讲话中，对调整二字根本不提，而是数了一大笔账，说提高农产品价格多增加了多少支出；提高职工工资、恢复奖金又增加了多少支出；这样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就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本来应该说清楚，提高农产品价格，改善职工生活，增加职工工资，总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积累和消费这个重大的比例关系，这些都是调整的必不可少的步骤，问题出在应该减的没有减下去，就是基本建设规模没有减下去。应该加的加上去了，应该减的减不下来，这样说明形势好，但又出现大量财政赤字，才能回答得合乎实际。他没有这样说。我们听了以后的印象，就是说调整搞坏了，不但没有把比例关系调整好，而是越调整比例关系越坏。过去还没有赤字，现在调整之后倒大量出现赤字了。后来他要我们帮他整理这个讲话记录，我们也确实用了心思，帮他整理，补充了上面说的意思，而且特别把陈云同志当时说的一段话给他加在上面，然后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陈云同志讲的是：“形势是好的，但确实潜伏着危机。吴波同志的观点基本是对的。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必须坚持。现在需要做些好事，但好事不能做得过多、过快，否则力所不及。基本建设不能形成下面铺开摊子，把上面大的要紧的挤掉了的局面。例如铁路就被挤了。财力的分配，要作好一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书记处要大力抓。”稿子整理了好几遍，然后送给他，并写了一封信，说对讲话稿作了一些整理和补充，还引了陈云同志的话。他收到这个稿子以后，打电话给姚依林同志，说没有时间看了。可是，要中办秘书局把他的录音稿送给他，自己作了文字修改，然后正式下达。

从以上这几件事情可以看出，他不仅几次阻挠陈云同志进政治局，而且在陈云同志进了政治局、选为常委、当了党的副主席以后，他对陈云同志的意见，起码应该说是很不尊重的。在中央已经正式确定八字方针以后，他对调整采取这样一种消极态度，对于造成这个问题上党内思想不统一，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小平同志在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句话，说，虽然确定了八字方针，但是认识很不深刻，很不一致。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央主席而采取消极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关于毛泽东思想，（28）节最后通过的稿子增加了两句很重要的话：“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有的同志还提出列一下现在的和已经去世的领导者的名单。后来考虑到名单一列就很长，也很难摆平，所以就没列，只用了“许多卓越领导人”这样的话。这里想解释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提法大家很满意。可是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把周恩来同志的著作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把刘少奇同志的著作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所有重要领导人的著作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说法，起草小组的同志觉得不确切。《周恩来文选》中收的还是周恩来的著作，反映他的思想；刘少奇同志的文集，是刘少奇的著作，反映刘少奇同志的思想。不好统统归到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里头去。所谓作出贡献，包括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的意见，包括他们著作里头的某些思想，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吸收，用他的语言加以概括，然后在他的著作中反映出来。所以，毛泽东思想还应该是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比如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的话，现在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少奇同志。毛泽东同志吸收了他的意见，成为现在的语言。井冈山的十六字诀，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说是他提出的，可是他肯定了，作为我们红军时期初级的、有点成型的正确的战术思想。这个究竟首先是谁提出的？有的讲是朱德同志，有的说可能不是朱德同志一个人。这就是吸收了大家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加以肯定，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同志提出，得到许多国际友人赞同的。毛泽东同志肯定了，而且在文章里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达，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至于周恩来同志的很多外交报告，尽管是正确的，也不好说成所有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我们有这么一个看法，对不对还可以讨论。

（29）、（30）两节，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讲理论贡献，一个部分讲活的灵魂，或者说是立场、观点、方法。经过全会讨论，两个部分都比原来的稿子好得多了，内容更丰富了，结构更严密了，提法更准确了，有些估计更科学了。总的来说，这两部分虽然不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概论，但是毛泽东同志理论的贡献，立场、观点、方法的贡献，精粹的东西都写出来了，逻辑上比较严紧，语言也比较准确。

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以前，理论的贡献，写了四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紫阳同志提出，只讲四项不完备，起码没有包括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的理论，而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是很高明的，有不少独到的东西，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中央、小平同志、耀邦同志都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好，要起草小组增加这方面的内容。后来增加了一个内容，战略战术、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外交工作，搞得很杂，也没有表述出在战略、策略上的突出贡献。提交六中全会，大家很不满意。经过讨论，现在就成了六个内容了。专门有一个方面，就是叫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成为第五点。最后是党的建设。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两条，更重要的是，把他在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的突出贡献，扼要地概括地表达出来了。

其他地方也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比如军队这一条，增加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这确实是我们军队同其他军队根本不同的重要之点。增加了三大民主，增加了十大军事原则。拿党来讲，原来只写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后面原来还有一句话：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讨论中间说，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也很对，可是没有充分地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完备地表达出来。有的同志提出三大作风，也加上了。这么一改，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就完备得多了，内容也充实得多了。

讨论中间认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提得很好，可是对这三条之前原来的几句导语不满意。原来的写法，是说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本来是想说明这三个基本点比那些理论更带有普遍性，需要我们今后长期贯彻执行。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重要贡献，但是我们以后不需要再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了，那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自然其他国家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借鉴作用。可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基本点，今天和以后还要贯彻。很多人讲，把这些贡献看得比理论低，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东西好象只是一个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什么贡献，因此很不满意，要求重写。几个起草的同志加了一、两句话，说这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不但今天而且将来都要贯彻执行。乔木同志改的时候，也不满意，改成了现在的样子。三个基本点以前加了二百多字：“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话加得很重要。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区别于其它工人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共产党。底下列举了几篇重要著作。最重要的是说，它们不仅表现在这些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革命活动中”。后来考虑到不要说得太满，接受了一些同志的意见，把“全部”两个字去掉了。这样一来，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重要的内容就提到很高的地位了。有了这些论断，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不仅要学《反对本本主义》等哲学著作，而且要学他自己的全部科学著作。虽然不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可是学习毛泽东同志怎么样分析、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还是会有很大教益。过去讲，学马列著作要从中找到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都还有学习的必要，还应该从这里学习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决议》贯彻始终的线索。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而且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精神支柱，用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否则，这样的民族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上最后还是站不住脚的。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思想，可以保证人民有坚强的意志、健康的情操、高尚的品德、友好合作的关系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这样，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范围之内，才能够形成统一的行动，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正是引导和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共同奋斗的思想旗帜。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干部，教育了广大的人民，过去这样做了，使得我们的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现在和今后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样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全体干部，教育全国各族人民。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要继续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吸取智慧和力量。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这是小平同志一向的主张。下面列举一下小平同志从一九七七年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一些论述。如果把小平同志从七七年以后的各次重要讲话，凡是涉及到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方面内容的，编一个材料，提供出来给我们学习，一定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四人帮”的残余、国外的敌对分子用各种形式进行造谣诽谤，说我们党、特别是小平同志搞非毛化。回顾一下这方面的事实，是对他们的最有力量的驳斥。

一九七七年《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的社论出来以后，四月十日，小平同志给中央的信中就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个“准确的完整的”六个字，对于批判“两个凡是”，在当时起了了不起的作用。

同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同几个同志谈话，说当面对汪东兴、李鑫同志说，你们这“两个凡是”提得不对，马恩列斯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他不去世，也肯定会反对你们的“两个凡是”。他说：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七月，在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小平同志讲话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了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反对林彪、“四人帮”用片言只语来欺骗人、吓唬人，实际上也批评了“两个凡是’。

十一大闭幕词中，小平同志讲要恢复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其中包括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联系群众。

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教育大会上，小平同志讲话，批评过去两今错误的基本估计，恢复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

在这期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起草按劳分配的文章。文章实际上是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起草的。他说过，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正确的观点，应该坚持。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反对当收发室、照搬照抄。这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个很有力的支持。

一九七八年九月，朝鲜访问回来，在东北多次阐明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说坚持“两个凡是”的结果，会损害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同志。

一九七八年冬天，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小平同志接见外国记者，讲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同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反对思想僵化，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对我们党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九八零年春节讲话，讲四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是坚持党的领导。

一九八零年三月开始起草《决议》。从这以后，小平同志同起草小组谈话及在中央会议上谈到有关问题，共十六、七次。其中最重要的是四次：八零年三月、十月和八一年五月共三次，六中全会召集人会上一次。八零年三月，就提出了《决议》要实现的三个基本要求，以后又反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要对毛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全面的评价，只能够实事求是地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九八零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再一次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感情用事，把错误说过了头，只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个问题。直到这次全会上， 还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要掌握分寸。从这一系列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始终批评两种错误的态度，提倡正确的态度。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扼要地讲了这个问题。过去他几次讲话中间说，我们现在正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东西改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的努力把它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么几件事。当然，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用新的结论来代替旧的结论。

《决议》表明，我们党已经从领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耀邦同志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是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决议》可以说是集中的表现。

关于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5）节的十条，在起草过程中，在几轮讨论中，曾经有不同意见，起草小组也有多次反复。直到这一次提交全会之前，甚至于曾经考虑，这十条是写好，还是不写好。最后中央决定，必须写，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可以修改。理由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很重要，是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可是怎么样坚持这四项原则，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还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这十条就是这样的规定。这十条总结了我们三十二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验教训，也是对今后方针、任务的规定。有了这十条，就把怎么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加具体化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也就更落实了。

（36）节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关于这个问题，在讨论中间也曾经有过不同意见。有些同志忧虑，觉得虽然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主要矛盾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样否定，会不会使我们的同志思想上放松警惕，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总是搞阶级斗争搞起来的，而且现在和以后也的确有个坚持革命的问题。我认为，过去我们抓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政权以前，在三大改造以前，以主要精力干这件事，没有错，否则就不会有新中国，不会有今天的成果。那个时候，抓革命、促生产，也是起了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的。但是在这以后，就不能用主要精力抓阶级斗争，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这当然不是说阶级斗争从此没有了。

小平同志在去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讲，“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实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拐卖妇女、组织卖淫时有所闻，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贩毒吸毒等刑事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露和出卖国家机密，有意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发生，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种种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反扑，有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者的破坏，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故态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不同的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于这种种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在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一定要吸取。另一个是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也是不对的。《决议》也是讲了这两个方面。因此，《决议》不能接受写上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但是，主张这种意见的同志提醒我们认识确实存在的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还是有益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其特定含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无论如何要否定。但我们还要革命，就是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是说我们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在各方面坚持革命了，实际上是说，在旧的剥削制度、旧的统治阶级已被粉碎，新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以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能有步骤地进行改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要实行革命的改良主义，再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我们还要坚持革命，一直坚持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可是进行这个伟大的革命的方法、采取的形式，列宁说过，只能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也说过同样的意思。如果忽视这一点，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耽误了同志们的时间。讲得不对的，请同志们批评。谢谢大家。


058) 六中全会传达提纲附录：华国锋同志的主要错误

1981.07.07

第一，《决议》说华国锋同志“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例如：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同志听了宣传口的汇报后指示“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 ，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批”。

一九七七年二月，华国锋同志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写在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后来汪东兴同志提出写社论，又把“两个凡是”移到《人民日报》二月七日的社论里。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又讲了“两个凡是”。

华国锋同志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才承认“两个凡是”不对。

第二，《决议》说，华国锋同志“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例如：一九七八年五月，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作了转载，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汪东兴同志说，他同华国锋同志谈过，并提出《红旗》不表态。华国锋同志说：“对，就是不表态”。九月间，华国锋同志还找人谈话，批评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还有同志揭发，华国锋同志曾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不要表态。

第三，《决议》说华国锋同志“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

例如：邓小平同志拖了九个月，才让他正式出来工作。“四人帮”一粉碎，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就立即要求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华国锋同志却要继续批邓。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特别是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是会议一开始，华国锋、汪东兴同志就向到会的同志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问题，一是天安门事件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触及，并要陈云、王震等同志修改发言稿，未达到目的就不登简报。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还说“批邓”是毛主席决定的，是对的，要小平同志做了检讨，才能出来工作。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解决。又如陈云同志迟迟不能出来工作，也是华国锋同志阻挠。大家知道，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整整拖了二年多。

第四，《决议》说，华国锋同志“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这方面的事实太多了，大家都了解，这里只介绍几件事：

有的同志说，华国锋同志到处题字，又不象郭沫若是个文人，书法家，一挥而就。一次，他题“密云水库”几个字，写了十几个，从中选出一个好些的给人家，让耿飚同志和陈慕华同志等了好久。作为一个党的中央主席，把本职工作丢在一边去练字题词，实在不应该。

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因为华国锋同志也讲过要少宣传个人的话，还以为他很谦虚。其实并不谦虚。少宣传个人是胡乔木同志提出来的。胡耀邦同志从爱护他的态度出发，劝他自己讲讲少宣传个人的问题，他在这种情况下讲了几句，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正。一九七九年初，有一次办公厅收到一封军队的群众来信，建议不要挂像。这封信送中央常委传阅，别的同志画了圈；华国锋同志也画个圈，没有下文。一九八○年夏，华国锋同志访日回来，从上海到江苏，搞专场演出。夹道欢迎，兴师动众。

一九八○年夏访朝回到大连，还给《旅大日报》题报头字，准备把原来郭沫若同志题的字换掉。

《决议》最后特别强调，由华国锋同志领导，不可能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这与华国锋自己的作风有关系，他不仅仅是个能力问题，认识问题。例如：

华国锋同志同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谈话时，几乎总是把粉碎“四人帮”的过程讲得神乎其神，吹嘘自己。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一位同志介绍粉碎“四人帮”的过程时说：决定这件事时，没有立即告诉叶帅，怕他那里走漏消息。

我一条军舰爆炸沉没，小平同志批评了苏振华同志，苏不满意，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告状，讲了五个小时，华国锋同志对苏说：“海军不过就是出个160事件，怕什么，打不倒。”为了表示对苏的支持，还决定从朝鲜访问回来，到大连检阅海军。苏仗着有华的支持，不顾在国内外发生什么严重影响和政治后果，不经过海军作战部，不请示总参和中央军委，准备动用一百二十艘舰艇，八十架飞机进行演习。这件事是被罗瑞卿同志设法制止的。苏振华从上回北京前对人说，华主席要他回北京，是帮助华主席掌握军队的。

“两个凡是”，是他亲自布置写作班子写的。但到批评他时，他却说是秀才们写到他的讲话稿中去的，他事先不知道，审稿时没看出问题来。

对老一辈革命家，表面尊敬（扶叶帅从座位上起来等），其实并不尊重。例如：对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叶帅、先念同志讲过六七次，但他拖了九个月才解决。编写党史，叶帅在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就提出来，但他一直不表态。三中全会一结束，耀邦、乔木、依林同志就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党史编辑委员会和党史研究室，也在他那里压了近一年，直到叶帅亲自再批给他才划了圈。陈云同志建议复查陶铸同志问题，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他不接让他的秘书对陈云同志说，他正在看文件，让陈云同志等了十几分钟，他都不理。

为了阻挠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不惜搬出李冬民假案。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前后，李冬民与十多个青年在长安街刷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决定，二月二十五日逮捕了李冬民，搞了个伪证，说李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三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现在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逼使中央表态，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其实，所谓“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搬出所谓“李冬民反革命集团”案，就是要杀一儆百，不准群众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去年十二月下旬，经过书记处讨论，元旦茶话会请华国锋同志主持，怕他不同意，胡耀邦同志亲自去找他谈了一次，得到他同意后才发的通知。结果九点钟开会，他秘书八点四十分打电话说昨夜病了，不出席会议了。耀邦同志又亲自到他家去，请他来主持开会，并请他照顾大局，照顾国内外的影响，他坚持不来。实际上，事先保健办公室并没有病报，事后检查身体，也未发现有什么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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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059) 华国锋年谱

作者: 愚笨到底

日期: 2007-05-22 14:12

华国锋年谱（1921.2.16—）

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原名：苏铸），男，生于山西交城县城关镇杜家庄一个农民家庭。

1923年起，生长在南街，杜家庄为第一故乡，南街为第二故乡。有小商家庭背景。

1929年—1933年，读小学。

1934年—1936年，接受初级中学教育。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冬参加抗日游击队。

1938年，10月，接受八路军120师训练并加入中党。后与苏建益等被分配赴清、太边山区开展工作。任区游击队队长，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担任晋绥边区第八专区分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参加建立抗日根据地工作。化名为华国锋，取“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的意思，以后沿用。担任交城武工队的政委。

1940年，任交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主任，后任交城县委书记，兼任交城武工队的政委。

1943年左右，奔赴山西太原北面阳曲县，继续抗日。

1945年，抗日战胜利后，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1946年，返回交城县，2月26日，交城县参政会在东社村召开，全县109名代表参加，选出柳林等82人为正式议员，罗贵波、张永清等8人为边区参议员，华国锋等3人为候补议员。

1947年1月初，交城县委、政府同八地委、专署分开办公。县委书记华国锋，县长周凤鸣。

1947年2月，交城县沙沟业余剧团自编自演话剧《刘胡兰》。刘胡兰的英雄形象首次被搬上舞台。

1948年7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20师3旅7、8、9团数千名战士攻克交城县城。阎锡山政府县长贺正泽、爱乡团长毋挟贵以下军政人员700余人被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至此交城全境解放。

1948年8月，任山西新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支前总指挥部政委。

1949年1月，调任晋中区一地委宣传部长。

1949年6月，党中央命令山西抽调部分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华国锋第一个报名，夏随军南下。

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1950、51年，领导湘阴县进行土改。

1952年6月(4月)，调任毛泽东家乡的湘潭县县委书记。9月升任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署专员。

1953年，开始搞合作社。

1954年1月，在湘潭开始建立高级社

1954年8月，任湘潭地委书记。办起了全省第一个高级社——洞庭围高级农业合作社，并夺得农业丰收。后被毛泽东称为“父母官”。

1955 年7月，写了《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文章，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是个老实人。”还开了句玩笑：“你是我的父母官哪。”

1956年，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韶山水库建成。

1957年，

1958年，

1959年，发表了《胜利属于高举跃进红旗的人们》的文章。

1959年盛夏，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华国锋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湘潭的家乡之行。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

1959年9月，即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韶山水库滴水洞别墅始1960年下半年动工，1962年竣工。1970年，由欧阳海英雄连队在别墅后修建了长100米的防空洞。

1961年，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1962 年1月15日下午，毛主席到上海，又谈到华国锋，毛华初说：“华国锋同志是南下干部，从山西调来。我从东北调来，到湘潭后，他当县委书记，我当副书记。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是小商出身，在简易中学毕业，在解放区当过区青年干事、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有实践经验……”毛泽东听了，不停地点着头。1962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经验，要华国锋执行。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寸步不让，认为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

1962 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他一次次下乡蹲点。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那里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于是，在 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毛泽东曾问华国锋，从岳阳到毛田怎么走。华国锋回答说，将近有一百公里，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毛泽东笑道：“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 毛泽东如此看重毛田，于是，华国锋又去毛田，组织写了总结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题目改成《可贵的革命干劲》。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发表华国锋写的《贵在鼓劲》一文。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要全党注意研究，定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华国锋还带领工作队前往毛泽东家乡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

1965年7月1日，韶山灌区工程正式动工，经10个月完成。华国锋调集10万民工，亲自任工程总指挥，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修建了全干渠长达240公里的韶山灌区工程，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新造农田6800亩。这10个月里，华国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地上。

1966年5月16日，正职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五·一六通知》，文革正式开始。

1966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到韶山水库游泳。

1966年10月，华国锋离开长沙，到湖南欧阳海灌区，担任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长。

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

1967年5 月9 日，为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 。

1967 年5 月19日，“工联”等造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但已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的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 “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持“工联”造反派。于是“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 31 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 等造反派。但华国锋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1967 年6 月15 日凌晨 4 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6 月20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便向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胡勇等传达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胡勇当即于20 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 月 21 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委会筹建小组负责人。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1967年9月17日，获得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黎原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龙书金、华国锋、杨大易。

1969年4月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被选为中央委员。

1969年11月12 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

1970年5月—12月，任代革委会主任。

1970年1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兼任至1977年），省革委会主任（兼任至1977年）。这是“文革”后成立的全国第一个新省委。

1971年，兼任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兼任广州军区政委。

1972年10月3 日，调到中央工作，成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类似副总理），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负责政法、公安。后任公安部长（1972年0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谢富治去世）。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中共十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8月30日，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1975年1月—1977年3月）。

1976年1月21日， 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指示：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1976年2月2日（3日），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1976年7月11日，华国锋主持朱德同志逝世的追悼会。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会，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实施政变，逮捕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主要成员，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976年10月7日，中共政治局西山会议，通过华国锋入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977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有个华政委”在全国风靡一时。就来源于此。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两个凡是”。

1977年3月2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两个凡是。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把四人帮永远开除出党，撤消一切职务。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华国锋事实上就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能力。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

1977年8月19日，华国锋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1977年8月30 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中国，华国锋接见会谈，中南两党、两国恢复关系。

1978年2月18日，华国锋主持十一届二中全会，通过国家领导人名单决议。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叶剑英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陈云在会上提出六大问题。华国锋不得不宣布两个凡是错了。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华国锋实权被削弱。邓小平、陈云实权提升。

1979年2月7日，中共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苏振华去世，15日，举行追悼会，华国锋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1979年8月29日，华国锋出席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会议。

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7日，华国锋总理对法国、英国、意大利进行正式访问。

1980年2月23日：华国锋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被新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分化，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失踪，6月23日，华国锋就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搜寻做了具体批示。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职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赵紫阳接任。

1980年11月，华国锋主动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以后在公开场合不在悬挂他的画像和题词。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被批准。会议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会议希望华留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1981 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职务。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和邓小平当选中中央军委主席。从此，离开了权力中心，华国锋执政的时代结束。短暂的五年，如流星一般划过。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华国锋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2年9月12日至13日，中共12届1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不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

1982年到2002年的四次党代表大会他都被象征性的选进中央委员会，尽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简出。

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分别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均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87年，华国锋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91年9月6日。陈永贵去世五年之后。下台十年了，华国锋要重访大寨。

1992年，华国锋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93年及以后，华国锋曾参观过福建中外合资企业野豹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997年，华国锋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唯一一个全票在十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里，只有2名年龄过了70岁的，一个是华国锋，另一个是江泽民。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不再是中共中央委员。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至此，华国锋正式引退。

2003年12月26日，82岁的原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夫人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献花。

2007年3月初，第六界世界苏姓宗亲会在福建厦门市召开，苏铸{华国锋}宗贤的儿子苏华在大会主席台就座，他特意带来了其父亲的亲笔题词，客观上向世人宣布，“华国锋”千真万确姓苏，不姓华!应潮汕苏姓代表团的邀请，苏华还与代表集体合影留念。

2007年，参加十七大。


060) 秋石客：华国锋小传

作者：秋石客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华国锋，本姓苏，名铸。

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受过中等教育。

华国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过贡献的。

1938年，17岁的华国锋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华国锋任山西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山西交城县委书记。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阴县第 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

1952年，调任毛泽东家乡的湖南省湘潭县县委书记。

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这个位置自然使华国锋容易引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注目。

1955 年7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在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基础上，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左”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在指导思想上符合毛泽东意向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1955年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不仅如此，面相忠厚的华国锋面貌以后也欺骗了他的许多政敌，如江青等，只有邓小平没有上当。

1955年10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华国锋的会议发言再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作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的班子在毛泽东眼中是靠不住了，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3年，华国锋到广东参观学习以后，写了《关于参加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的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

1964年，华国锋的努力使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仅有一百天，华国锋创造了一个奇迹。

1966年10月，华国锋离开长沙，到湖南欧阳海灌区，担任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长。

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国锋担任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4月1日，华国锋出席党的“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12月，新的湖南省委成立，华国锋任省委第一书记。

1971年10月至1975年8月兼广州军区政委。1971年11月至1977年6月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2 年，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继任刚病死的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3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参与筹备中共“十大”的召开。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会议上，华国锋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1976年，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军委主席。

1978年后先后被迫辞去总理、军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华国锋的一生，在历史上值得留下一笔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谁胜谁负的关键时刻，带头策划热月政变，将走社派斩首，为资本主义复活奠定了政治基础。

一九七六年，上天注定新中国出大事，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紧张、不安的气氛在神州大地上漫延。

一九七六年元旦，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毛泽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使毛泽东“试看天地翻覆”名句成了预言。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九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

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

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跟毛泽东、江青很紧，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选择是稳妥的，但谁能预料华国锋会叛变呢？当然，毛泽东也可孤注一掷，令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毛远新当中办主任，效果将是另一个样子，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寻求的是更稳妥的方针。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侯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毫无疑义的。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中国没有当总理又当主席的先例，党中央一把手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对华国锋来说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主席意愿，全力扶助江青，另一种是制造江、叶平衡格局，自已左右大局，第三种是自己真正掌权。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添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样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毛泽东生前顾情面，没解决汪东兴问题是一大败笔。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秘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划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副部长杨贵，用调虎离山计，陪同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左派右翼。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

今天，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热月政变改变了历史，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吧！

到今天为止并没有见到他的反思，是不可原谅的。当然，也没见他与极右派打得火热，可见他还有些令人惋惜之处。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061) 五绝.有感华国锋掌权

作者: 秋石客

英雄终是梦

壮志亦成空

仰天长叹息

庸才栋梁充

一九七六年


062) 仁实：华国锋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

仁实

一、华国锋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

毛泽东去世前钦定华国锋为接班人，这是一个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异议的历史定论。作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虽然无才无能，但其老实忠厚却是为很多人所认可的。他的这个品质也被人认为是毛泽东选中他的原因之一。但这些真的是历史的真实吗？华国锋真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人们用科学的思维和逻辑去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家为什么要选择接班人。一般来说，政治家安排接班人，从正当合理的思维出发，是为了在自己死后，或交出权力后，让后来者继承并继续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让自己的政治事业发扬光大。（当然，或者从说不出的口，见不得人的理由出发，就是为了在自己下台或者死后，保持和保护自己及其后代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和损失，甚至是为了使其隐瞒自己在台上的丑行在失去权力后不被清算）。

为了让后来者在自己身后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才把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交给接班者。为此目的，接班人就一要挑选，二要培养。而且到交接班时，一般还有一个政治遗言或嘱托。对这个答案，相信没有异议。

其次，如何选择接班人的问题。选择接班人的标准是什么？在选择接班人时，应该首重什么，首选什么。或者说要成为接班人首先必须具备什么能力和素质。从第一个问题中，认识了选择接班人的目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选定接班人时，被选者在拥有权力后，在自己失去权力后，是否能够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就成为其是否成为接班人的关键问题。而被选者是否会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呢？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愿意不愿意，即：和自己的政治认识和政治主张一致不一致。二是光愿意还不行，还必须有本事、有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即：须有能力能去实行这个相同的政治认识和政治主张。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也就是说，对自己和共同事业的忠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光有此是不行的，而有没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才是更为重要的必须考虑的方面。不然，只有忠诚，却没有能力和本领维护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就是接了班，也会失去的。那么，选这样的接班人交班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思维和逻辑，可以在三国时代诸葛亮选姜维接自己班的故事中得到印证诸葛亮为了保卫蜀家天下选择接班人时，首先选择的是什么呢？诸葛亮智伏姜维后说 “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愿尽传授生平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当尽授之，汝宜倾心而报国也！”这是诸葛选定姜维作自己的接班人的时刻。诸葛选姜维作为接班人是看中了姜的什么呢？是因为姜的忠诚吗？可这时，姜维还是刚擒伏的敌军将领。还远无忠诚可言。如以忠诚而论，蜀营中忠于刘家天下和诸葛的忠臣义士多的是，为什么不在蜀营中选择接班人呢？那诸葛选择姜维接班是为什么呢？是看中了姜维的什么呢？诸葛收姜维时，姜维在亮面前主要表现了他先败赵云，后伏兵击退诸葛本人的行兵布阵的军事能力，表现了他识破诸葛亮计策的本领。也就是说，亮选择接班人首重才能和军事本领，首先是接班人的智慧。人们一般都知道，接班人心须忠诚。但为什么诸葛亮没有选择身边忠于他的战将文臣，去“尽授平生所学”并托于重任，却要在战场上选择敌将姜维作自己的接班人呢？正如亮自己所言，“遍求贤者”，什么是“贤”：有德行的，有才能的。贤者就是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诸葛身边有德行的忠诚人士不少，但却缺少有过人军事高才的先知智士。而姜维不光贤，事母至孝，更重要的是他的军事才能非凡。所以诸葛才会抛却蜀军中的忠诚之士，选择姜维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从以上故事中，可以看出，诸葛亮选择接班人时，首重其军事才能。

第三，对待已经选定的接班人的态度问题。平日里，如何对待已经选定的接班人呢？亮对姜“吾喜爱无限“，于是，单独召见，面授机宜，尽授平生所学，尽心培养。临死时，单独召姜维：“吾平生所学，已著于书，共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将军可授之。切勿泄漏。”又告知后主特使尚书仆射李福说：“……吾兵法皆授与姜维，他日能守西蜀也。”这就是说，诸葛亮选择姜维作为接班人后，对其厚爱有加，单独召见，尽授生平所学，绝不同于其它人。那个政治家对自己的接班人不是另眼看待，厚爱有加。这虽然是从演义历史小说中摘录的情节，但它基本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政治家在选择接班人时的各种思虑、选择准则和对待接班人的态度。以上故事充分全面地体现了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通常的思虑。准确反映了对政治接班人的重视和要求和各个方面。

让接班人干什么才是选接班人的目的。假若毛主席要选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也应该是这样考虑的。要忠诚，但更要有能力，有本领。

四人帮是认可毛主席晚年思想实践的人，是真正愿意忠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信徒。他们是忠诚的，但他们的能力够吗？这也许就是毛主席没有把权力交给他们的原因吧。而在主席去世后他们的表现也证明了一点，他们的能力确实不够。他们搞政治，一句话，不行。

那么华国锋呢？或者说华的能力呢？华的能力够吗？华国锋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在进入中央前后，表现出过什么过人的智慧吗？没有，从来就没有。从地方到中央的工作，华都是平淡的无法在平淡的一个，和四人帮相比，华国锋更是能力和本领都不够的人。有人说，主席让他接班是看他老实，这更是无知，主席为什么不把权力交给更老实更忠诚的陈永贵呢？在中央，比华老实的人再没有别人了吗？其实，从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中，能够看得出，主席并不喜欢老实人，并在某种角度上把老实看成是无用的代名词。又怎么会因为华老实而把权力交给他呢？我想，任何真正有眼光的政治家要选择接班人委以重任，从智慧能力考虑，可能都不会选择华国锋的。因为单从这个方面讲，选华就意味者断送自己的事业，意味者失败。认识华的能力，并不需要在他失败以后，毛主席能认识四人帮的能力不够，难道就不能认识华的能力吗？连邓小平刚出来不久，就已经看出华的水平（不然，又怎么敢逼宫呢？）太低，主席却看不出来吗？又怎么会选他作自己的接班人呢？

作为主席没有选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的一个旁证逻辑，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就是主席对他的态度。华国锋进入中央后，毛主席对他表示过比别人更多一点的信任吗？表示过超过对四人帮的信任吗？没有，从来就没有，历史史实是：从华国锋1974年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以来，到他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他从来没有单独和毛泽东会过面。这就意味着他绝对不可能有毛泽东对他的特殊指示的条件和环境。毛主席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此人，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一点器重与特别的信任，更从来没有对他接班有过什么特别的指示和安排。这与诸葛亮安排姜维接班的过程何等的不同，诸葛亮对姜维言传身授，临死时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和兵书战策全部授于姜维，又是在后主面前保荐。表现了充分的信任与特别的关照。而且，邓小平按排江泽民接班时，不也是秘密调江进京，在邓自己家里面授机宜，特别恩赐安排的吗？而主席对华国锋呢？却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怎么能证明对他的信任有加呢？

封建时代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天下，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都要在自己的儿子中选择那些能干的，能够守住江山的儿子，都知道首选能力，刘备死时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扶不起的阿斗，还要为他安俳一个看天下的诸葛亮。难道主席竟不懂得这些道理吗？怎么会把华这个没有政治目光和政治手段的政治低能儿选为他的接班人呢？

最忠诚的接班人是对事业有执着追求的又勇敢又有胆识的人。华国锋其人是能力和本领都不够的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更是一个根本看不到政治斗争实质的低能政治矮子，政治低能儿。他甚至在政治上还不如江青等人，他看不到没有了江青这一派势力的存在，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也正由于他没有这种政治眼光，所以不光断送了四人帮的政治生命，最后也陪上了他自己的政治荣耀。毛主席怎么可能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呢？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可充分地证明，他首先是一个识人用人的大师，他难道会让张飞去诱花，却派西施去舞弄丈八长矛吗？可笑的是当主席让西施拿剑出场后。不光让对手吓的退兵十里，也让西施迷失了自己，以为自己真成了五虎上将。这也从侧面说明毛主席的威望和智慧。实质上，主席只是在自己还在世时，最后安排了一种趋势，造成了华国锋上台的趋势，但只仅仅是一种趋势，就使得当时那些走资派们不敢稍有反抗，足见他们对毛主席忌惮的程度。

所以讲，华国锋绝对不是毛主席选择的接班人。主席深知权力对于政治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几乎所有的非马列主义政治家都梦寐以求的东西，都会不择手段地想得到的东西，中共中央那些不懂马列，却权欲熏心的高层领导者（主席曾讲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那个是省油的灯，那个不想得到它。以华国锋的本领和政治智力能够保住这到手的权力吗？这些方面和问题，如果要选择接班人，难道毛主席就不会没有一点考虑吗？如果考虑，那毛主席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如果明知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他也保不住，那么还把权力交给他，难道是为了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吗？会不会是有别的想法呢？这才是一切革命者应该认真研究思考的大问题。

二、毛泽东逝世后为什么华国峰成为接班人？

当我们由上文中认识到毛主席不可能选择华国锋作自己的接班人后，我们却又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在主席去世后，华能够成为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确实是由于主席生前的提拔和刻意安排。事实上，应该说，华国锋确实是毛主席安排接班的。毛主席在去世前，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安排呢？

毛泽东生前没有留下什么重大的政治遗嘱。但在1976年6月15日，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却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主席已经知道文化大革命在他死后，必将会暂时归于失败，走资派们必定会重新掌权。从这段话中，我们还可看出，他这时倒不关心文革在他身后会被否定，或者会被如何被评价。因为他知道，这种亘古未有的历史大事件，在当代是难有最后的定论的。他深深知道，“这两件事没有完”（包括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件事）。所以他对此很坦然，倒不怎么关心。事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这种态度和那些急于对文革作出结论的事后孔明，如何新之流相对比，就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了深湛与肤浅。）他这时，倒是作为一个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政治家，更加关心如何交班，担心会出现“血雨腥风”，担心“和平交不成”。他当然想“和平交”，但也准备“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他很担心，很害怕 “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的事情出现，更担心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进行革命实践的人在他去世后的命运：“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时的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言，“人老总想身后事”，他这时不是在想自己，而是更关心中国可能会出现血雨腥风的事情，担心革命造反派们的命运如何。

他既有此担心，有此考虑，又怎么会听天由命，不作些安排和努力，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呢？这也就是他安排华国锋接班的原因之所在。当时，中央主要存在两派势力，以中央文革为主的革命造反派，和以叶陈等老革命老军辊为主的走资派。这两派在他在世时，虽然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但有他在，还能压制住，基本保持平稳。但他知道，在他去世后，这两派必然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不可避免地要最后滩牌。他估计到蜀中无大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没有他自己的话，不可能是走资派的对手。因而也就不能阻止自己死后，走资派掌权。他当时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考虑到四人帮不是叶陈邓的对手，在自己死后肯定会失败，那干脆把权交给走资派，避免血雨腥风。但这就是投降，不是毛泽东的性格，而且，还会让世人误会，误解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毛自己不能被承认文革是错误的。所以这条路是不能走的。

第二种，把权交给四人帮和中央文革。毛也许希望能够这样，但如果把权力交给革命造反派，也就堵死了走资派通过和平方式掌权的可能性，那走资派只能通过武装政变的方式夺权，那就必然要在中国打起一场内战。由四人帮的合法中央所领导的政权，和走资派在军内的势力控制的军队另立中央打一场真正的内战。这样，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革命者，又怎么会是以战争年代锻练出来的老革命为主的走资派的对手呢？而且造反派经验不足，但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和热爱革命的激情却有余。他们必然会象巴黎公社的社员一样，为维护毛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到底，血战到底。那就真的是血雨腥风，血流成河了，全国的造反派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响应号召起来革命的积极分子都会被走资派赶尽杀绝。而且，既然已经打开了内战，走资派们在取胜后，甚至会因此而解散共产党，改变共产党的政权性质。那就真的断送了革命。所以，把权交给四人帮将导致最可怕的后果。

毛主席想来想去，权不能交给走资派，但更不能交给四人帮，怎么办呢？

第三种，把权力交给无能力无本事无势力也还无派别的华国锋。这首先是一个考题。如果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是合格的革命政治领袖，那么他们必然能够看清毛去世后，中国复杂政治局势的新变化，看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新对比中，天平如何倾斜，必能够正确地进行估计，并准备相应的正确对策。防止革命的倒退，并把革命引向成功和胜利。但他们却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和估计。难道走资派明知在下一次的中央全会上，自己不可能掌权，还能安安宁宁地等待这个，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希望的合法的中央全会吗？可惜，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成天喊革命的残酷性，和敌人的狡滑，但对对手的阴谋和非法政变手段，却没有一点思想和行动上的防范与准备，落了个束手就擒的下场。

其次，这是面对当时的政局，在对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中，从实际出发，作出的一次战略退却。因为如果四人帮考不及格，走资派必要上台。上台后必要大开杀戒。但如果上台的方式上和平一些，那么对造反派的报复和反扑就会弱化一些。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的无由。这就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革命造反派。后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主席对四人帮能力的估计是正确的，当他们还在作在下一次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通过多数掌握权力的美梦时，自已却被人家用非法的政变收拾了。证明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太嫩，根本就没有一点防范对手非常手段的意识。这件事同时也证明了走资派的势力和实力，以及他们要求掌权的决心。他们为了掌权，不惜违法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可以说，如果这种不流血的政变之路行不通时，他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发动血流成河的血腥政变的，哪怕在中国打一场内战也在所不惜。

如果四人帮是合格的，他们就不会不明白他们在主席在世时，和走资派的斗争中只所以占上风，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的，而走资派是不革命的，而是因为有主席在。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主席去世后，他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后果，走资派对主席不敢作的事，却不会不敢对他们作。而不会没有一点防范和准备。如果他们是合格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那么他们就能够预先虑到走资派们的这一本性，而从组织上，甚至是军事上作些防范，甚至采取革命的行动。

那么，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会如何呢？华在中央无派无势，单靠他自己，掌握不了政权，光凭他见了江青就表忠心，就可以看出，他是个风派人物，绝不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也不是人们所说的“忠厚老实”人。张春桥也对主席表示过忠心，但他和华不同，他是有坚定理论修养的人，他的忠心和理论认识在同一方向上，有同一基础（姚文元和胡乔木，陈伯达等一样只是笔杆子，不是理论家）。而华是没有理论的人，又没有多大本事，这种忠心就只能归于风派人物见风使舵的行为了。这一点，毛泽东不会没有看到，也不会没有分析和认识。所以可以说，华在毛死后，必然是和政治势力中的强势力量走在一起。那一方如果要取得成功，都可把华作为一个可移棋子。所以他必然要和毛死后的政治强势力量走资派同流合污，必然要背叛自己和革命。假若毛死后，华坚定地和中央文革走在一起，会如何呢？我们只能客观地认识事物，任何政治和军事策略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真的如此，那就只能说明主席失算了。中国将避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内战，大屠杀。

好在主席没有看错华国锋，正象主席没有看错江青一样。主席对江青曾评价说，江青毛病很多，但有一点他相信，江青不会当叛徒。而四人帮被捕后，江青的表现，说明主席看的很准。主席能看准江青不会作叛徒，难道不能看准华国锋会作叛徒吗？

最后，还必须说明华国锋是怎样的人。主席不光看到华会当叛徒，而且也看到了他好大喜功，没有本事。华不是政治上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没有什么本事。如果把权力交给一个政治上没有信仰但却有手段、有本领的擅长玩弄权术和阴谋的人，那么，不光四人帮要完蛋，就连那些文革反对派，走资派中的相当多的人都要完蛋。因为他要巩固自己的权位，就不光要收拾四人帮，也同时要收拾走资派内那些资历超过自己的人。想一下，如果邓小平他们向华逼要权力的事情加给一个政治手段高明的人身上，会是什么结果呢？他面对政治老手邓不一定能够保住到手的权力，但也不会如华那样轻意缴枪投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不光四人帮要完蛋，走资派们自己也要火并，就又如主席说的，成了另外一种“弄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既然华国锋不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那毛主席为什么却把权力留给了华国锋呢？这是有深刻用意的，主席实质是在无耐之中，给了错误路线者们一个通过不流血政变上台的机会，就是让走资派通过不流血的方式上台，以避免全面内战和造反派被赶尽杀绝的结局。主席安排华接班，不光使全国的造反派免受蒋介石四一二那样大屠杀的政治白色恐怖，也避免了当时中国在毛泽东后的一场大内战和血雨腥风。这是毛主席在无耐中为中国人民最后操了一点心。

好在主席没有看错华国锋，正象主席没有看错江青一样。主席对江青曾评价说，江青毛病很多，但有一点他相信，江青不会当叛徒。而四人帮被捕后，江青的表现，说明主席看的很准。主席能看准江青不会作叛徒，难道不能看准华国锋会作叛徒吗？

最后，还必须说明华国锋是怎样的人。主席不光看到华会当叛徒，而且也看到了他好大喜功，没有本事。华不是政治上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没有什么本事。如果把权力交给一个政治上没有信仰但却有手段、有本领的擅长玩弄权术和阴谋的人，那么，不光四人帮要完蛋，就连那些文革反对派，走资派中的相当多的人都要完蛋。因为他要巩固自己的权位，就不光要收拾四人帮，也同时要收拾走资派内那些资历超过自己的人。想一下，如果邓小平他们向华逼要权力的事情加给一个政治手段高明的人身上，会是什么结果呢？他面对政治老手邓不一定能够保住到手的权力，但也不会如华那样轻意缴枪投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不光四人帮要完蛋，走资派们自己也要火并，就又如主席说的，成了另外一种“弄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既然华国锋不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那毛主席为什么却把权力留给了华国锋呢？这是有深刻用意的，主席实质是在无耐之中，给了错误路线者们一个通过不流血政变上台的机会，就是让走资派通过不流血的方式上台，以避免全面内战和造反派被赶尽杀绝的结局。主席安排华接班，不光使全国的造反派免受蒋介石四一二那样大屠杀的政治白色恐怖，也避免了当时中国在毛泽东后的一场大内战和血雨腥风。这是毛主席在无耐中为中国人民最后操了一点心。

好在主席没有看错华国锋，正象主席没有看错江青一样。主席对江青曾评价说，江青毛病很多，但有一点他相信，江青不会当叛徒。而四人帮被捕后，江青的表现，说明主席看的很准。主席能看准江青不会作叛徒，难道不能看准华国锋会作叛徒吗？

最后，还必须说明华国锋是怎样的人。主席不光看到华会当叛徒，而且也看到了他好大喜功，没有本事。华不是政治上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没有什么本事。如果把权力交给一个政治上没有信仰但却有手段、有本领的擅长玩弄权术和阴谋的人，那么，不光四人帮要完蛋，就连那些文革反对派，走资派中的相当多的人都要完蛋。因为他要巩固自己的权位，就不光要收拾四人帮，也同时要收拾走资派内那些资历超过自己的人。想一下，如果邓小平他们向华逼要权力的事情加给一个政治手段高明的人身上，会是什么结果呢？他面对政治老手邓不一定能够保住到手的权力，但也不会如华那样轻意缴枪投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不光四人帮要完蛋，走资派们自己也要火并，就又如主席说的，成了另外一种“弄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既然华国锋不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那毛主席为什么却把权力留给了华国锋呢？这是有深刻用意的，主席实质是在无耐之中，给了错误路线者们一个通过不流血政变上台的机会，就是让走资派通过不流血的方式上台，以避免全面内战和造反派被赶尽杀绝的结局。主席安排华接班，不光使全国的造反派免受蒋介石四一二那样大屠杀的政治白色恐怖，也避免了当时中国在毛泽东后的一场大内战和血雨腥风。这是毛主席在无耐中为中国人民最后操了一点心。

三、林彪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

林彪接班的事，是在中共九大上被写入党章的，当时，毛主席也正在台上，所以都认为这是毛主席的安排。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主席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让周总理看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摧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上文中那个“我的朋友”，人人都知道是说林彪。而“中央催着要发”指的就是刘少奇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根据群众和绝大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要把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全党，希望主席很快批转下去。”毛泽东问他：“不发行不行？”刘少奇说：“不发不好，因为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们的意见，不发就等于违背了这些同志，我们不好向革命小将们作工作呀！”

从上面那些字句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从文革初期，毛泽东对林彪的许多东西，就不同意，在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毛泽东根本不同意经刘少奇中央同意的，林彪在文革中大树特树的作法。信中明确表示了毛当时的真实思想，更明确表示了对林刘作法的不同意和反感，明确显示了对林和刘的不信任。

中国人从表面上认识问题，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在那个年代是无所不能的，对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意处置。是的，毛当时确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却并非有无所不能的神通，更不可能穷尽地知道和过问一切事情。而且，他身边也并非没有那种阳奉阴为的小人。一些人认为毛有大到无边的权力，但根本问题是，毛自己不认为自己有无限的权力，毛更不是一个滥用权力的领袖。他是一个最尊重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的人。所以他也就有了上面那些信中的认识和无耐。那封信至少表明，在人们认为毛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年代里，毛也有话想说不能说，也有许多事情想作不能作，也必须“违心地同意别人”，他也只能等待时机成熟。他清楚地知道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今天，多数人由于不能辩别别有用心的宣传，都认为毛有至高无上的无限权力，因而把那个时代的一切错误和罪责都推到毛泽东身上。但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自己很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自己也有“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也有被迫同意别人的时候。因为毛泽东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他知道必须尊重客观，客观不能违背。在六六年毛主席对林彪就有了如此的认识，和如此的不信任，就不同意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的作法，想一下，仅过了三年，毛主席却由于林作了他自己原本就不同意的事，就又变得对林信任了，以至于无比信任，并选他作为自己的法定接班人（屈服于现实而违心的同意）。

其实，林彪能成为写进党章中的合法接班人，是因为他是名符其实的大阴谋家。这个阴谋家是通过什么阴谋把自己接班写进党章的呢？

实际上，作为大阴谋家的林彪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明白，想要通过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来达到接班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党性最强，原则性最强，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达到极高境界的毛泽东，历来坚持党的组织和思想原则，一生都在反对宗派主义，从没有在党内斗争中搞过派系和山头，即使在自己失去权力受到打击的时候，既有机会和可能，也有威望搞山头和派系来重新掌握权力，但却从没有搞过，而是终生都在反对党内派系和山头主义，维护党的因结。所以，毛是不可能用培植个人势力的方法，培育自己的接班人的。林彪深深知道这一点。但他知道，毛最客观，也最尊重现实，甚至在时机和条件没有成熟时，常常向落后的现实妥协。正因为如此，林彪就采取了逼毛泽东妥协的阴谋。

人们一般认为，林彪是通过吹捧毛泽东而成为接班人的。也因此，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与崇拜，是由于林彪在文革中大树特树，大搞个人崇拜的结果。这话也对也不对。说林是通过吹捧毛成为接班人的，这话对，但说中国人民对毛的热爱与崇拜是因为林的吹捧就不符合历史史实了。实际上，毛泽东的威信并不是靠媒体的宣传而树起的，也不是四九年建国后，更不是文革后才形成的，而是在延安时期就自然形成了。老革命家　　在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中曾说，在延安时，毛泽东的威信就已经相当的高了，高到了什么程度呢？高到了有便秘的毛泽东，如果拉下一点屎，延安许多普通军民就要庆祝的程度。试问古今中外有那个人能够使人民如此地关心，能在人民心中有如此的地位。文革中又有什么事情能够证明，毛的威信超过了这个程度呢？这不是靠个人崇拜搞出来的。我们不能说中共在延安就搞个人崇拜吧，如果中共在那时，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就搞个人崇拜，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和中共了，哪个爱国青年会去投奔一个搞个人崇拜的政党呢？中共也就不可能取得全国政权了。

毛泽东崇高的威望和威信是用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不朽贡献赢得的。用周恩来的话说，开始时党中央都常常弄错方向（这是指中央集体的），但毛泽东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多次挽救红军挽救党，才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无比尊敬和爱戴（想想中国文化中，人们对救命恩人的心情）。也正因为毛在中国人民和全党全军中已经有了这种亘古未有的崇高的威望，林看到了这个威望的价值和所向无敌，因此，林不硬碰，而是充分地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定下篡党夺权的阴谋，使自己最后终于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的。林确实是通过大树特树毛泽东而成为接班人的，但实质上，必须看到，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表示忠心，不是为了取得主席的信任（他明白毛可不是那么好哄的，也从不偏听偏信，更对肉麻的吹捧有本能的反感和警惕。）而是为了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的。因为毛泽东的威望，已经使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条原则，凡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最革命的和为人民服务的；几是反对毛主席的，都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林正是看到了老百姓心中的这杆秤，才在一切公开的场合，表现他对主席的忠诚，通过大树特树毛主席，吹捧毛主席，来实质上达到吹捧他自己的目的，努力把自己包装成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人，以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这是一种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阴谋林通过表示对主席的忠心，取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也因此取得了当时政治局势中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接着，他利用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操纵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激情，把握政治方向，造成一种政治形势。即，由于林彪大树特树毛主席，才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他才操纵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他作毛主席的接班人，使全国人民和全党都接受他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造成全国人民和全党都要求他接班的政治呼声。全党和全国人民也是因为林彪处处表现对毛主席的忠诚，才支持他接毛主席的班的。以致这个错误的要求连主席本人都不能不同意，都无法反对，都只能同意。使毛泽东无法反对，只能违心地同意。因为面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和要求，这也是毛主席又一次“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的时候，是又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因为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说，林彪是利用文革初期刘邓制造的混乱造势，混水摸鱼，利用全国人民和全党对毛泽东真挚的感情和热爱之情，取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利用全国人民的政治激情和政治呼声逼迫毛泽东，使毛也无法反对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一致要求而且，成为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和战友，成为毛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忠实的接班人，这个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比信任，获得支持成为接班人；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身份打击异已，收拾政敌。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而打倒，这也就是主席说的：“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借毛泽东这个二十世纪共产党内的钟馗，来打击反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这一点上，和刘少奇邓小平没有任何差别，刘在台上时，正是用过这种方法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的。所以，主席说他自己，当了二十世纪共产党的钟馗了）。四、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

一位对毛泽东非常热爱的老革命谈了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有两个错误，第一，不该把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送了命。第二，不该把邓小平留到世上搞修正。而我却说，毛泽东这两件事一件也没有办错，为什么呢？（我是一个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分正确的人，我认为邓小平路线使中国倒退了到了1921年，中国只有走毛泽东指引的大道才能富强）。

这位老革命的意见表明了他痛恨邓小平及邓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是希望毛岸英活着继承毛泽东的权力，继续推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使中国继续向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他认为中国走上修正主义路线是因为有邓小平，他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的想法是不合乎马列主义辩证法和客观规律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先问一句，假若毛岸英真的活着，他继承了毛泽东的权力，但他能够正确地领会和理解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和大正方针吗？能够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粹和实质吗？这是一个疑问，（如果不能，那么毛岸英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权力也同样会偏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再问一句，纵使毛岸英正确地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精粹，在中国继续推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再走二十年，但以后呢，毛岸英死了以后呢？中国到那时又该怎么办？难道还要毛泽东的孙子去继续吗？这能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吗？难道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是需要依靠血缘关系才能掌握和继承吗？这和封建专制世袭制有什么区别呢？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专制社会呢？还有，说毛泽东不该留下邓小平搞修正，但就是毛把邓小平灭了，难道能保证不出王小平、张小平、刘小平……，如果毛泽东去世的当时，中国大多数干部和革命人民都真正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深刻地体会到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和伟大，能够认识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最长远利益，能够有正确的选择能力，能够为了长远和根本利益而拒绝眼前的小恩小惠，那么邓小平又怎么能够复辟得了。既然大多数的干部和人民不具有这种认识和能力，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能辨认真假马列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那么不背叛，不复辟又怎么可能。邓小平所走的路线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刘少奇当年就搞过包产到户等，仅仅因为毛的去世才使这种路线有了走的条件，因而被施行了罢了。纵是没有邓小平，但还会有类似的人走这条路的。这条路今天走成这个样子，只不过因为不负责任而又大胆无知的邓小平在台上，而有了些他个人的特点罢了，并不会因为邓小平死了就可避免不走。纵是没有邓小平施行，也会被陈云、叶剑英等甚至中共其它平庸政治家（客）施行的，虽不一定是邓小平现在搞成的这样子，但方向是一致的，最大的相同点就是背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基础，即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认识的水平所决定的，是不以革命人民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且，当时认为邓比毛高明，会治国的，不光是邓本人，还有一大批所谓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一些要捍卫自己已有特权的高层人士，他们都不服气。他们把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经验、西方、苏联的政治制度拿来，与新中国相比较，觉得毛泽东时代里，领袖和人民所探索的，对共和国的新的管理方式，是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怎么可以不靠专家与精英呢？怎么可以不依靠忠臣与亲信呢？怎么可以依靠那些泥腿子呢？执政者怎么可以教人民造反有理呢？怎么能说高贵者愚蠢，而卑贱者聪明呢？他们怀着这种无知的观念，视这种伟大的创新是难以理解的和十分荒唐的行为。毛主席在世时，他们隐藏自己的认识。而主席去世后，他们就立即要求施行他们那一套从中外古籍中学来的管理别人和下贱者的经学，自认为正确高明的，其实是十分陈旧的所谓治国方略。事实上毛泽东死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停止一个时期，甚至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乃是一种必然，是有其客观基础的。毛泽东也料到了这一点，故而他明知邓小平保证不翻案是靠不住的假话，却还是把邓小平留下来去搞翻案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显示的是毛泽东的无奈和自信。说无奈也是说毛主席对客观现实的尊重，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有拔苗助长的能力，只能等待人民的觉醒（但却可以为人民的早日觉醒创造条件，这一点，毛泽东做到了）。说自信是说毛泽东坚信真正的最后胜利，也坚信邓最终必然失败。

毛泽东是什么经历，他战胜了国内外、党内外多少强大的对手，何等的磨难，又是何等的辉煌。他是什么认识水平，对文化大革命，一句“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说明这个快要作古的老人的思维是多么的清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在“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下把邓小平打下去（也实质是把邓和文化大革命划清了界限），这又是什么勇气。以他这个识人用人的大师（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在一生中几乎没有失败，而战无不胜），在弥留之际，选择声望和能力都极有限的华国锋作为权力的继承者，更是耐人寻味的安排。他把权力交给无能无识，又无派无势的华国锋，并不把权力交给在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中更重要的一件大事中出过大力的、并且是真心实意地忠实于这件大事的张春桥、江青（相比于华国锋）等人，尤其是他明知他的这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是一件“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事情，他深知中共高层、高级干部中不理解、不支持、反对的人多且有声望、有势力的事实。他难道想不到华国锋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肯定会失去权力吗？假如他真的把权力交给江青、张春桥等人，让他们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死后，面对中共高层的奸滑政客们对这条路线的反抗，江、张等人能够胜利吗？他们和叶、邓、陈等人的对垒，在没有觉醒状态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失败乃是一种必然。而要人民群众支持，先要人民群众能够理解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巨大危害，这在当时是没有群众的思想基础的。

毛看清了代表修正主义路线的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势力和要求革命的张春桥、江青势力在对垒中的差别。修正主义者头子之一的彭真也看清了这一差别，他说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造反派要的是走资派手中的权，而走资派们则要的是造反派的命”。这是一种已经肯定了胜利者与失败者的敌对斗争情势研究这一系列的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伟大的预见的天才，他预见的眼力来自于唯物论和辩证法。中国在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一清二楚，所以他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他死后，右派会利用他的一些话去打击左派，但经过一段实践后，左派最终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去打倒、战胜右派。事实上中国这二十年所发生的现实正是他这段话中的前一个意思的全部内容。右派们正是高喊他在延安题写的“实事求是”打击左派的，用他所倡导的“解放思想”来突破左派阵地、打倒左派的。这句话的后一层意思只能留给历史去证明了。五、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和毛泽东死后必然会出现的邓小平路线——即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发生的必然性。

毛泽东生前，毛主席革命路线得以在中国施行，当然根本的原因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在施行过程中能够战胜一切错误路线并被坚持下来，重要的原因是缘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和权威的支持。在毛的个人威望和权威面前，广大革命人民坚决相信、坚决紧跟，而绝大多数干部则身体力行。同时，那些不理解、甚至内心想走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也表现了软弱的自私和不光彩的两面派，伪装出积极的面孔，因而这条路线得以在中国大地上被执行。但因为理解的人不多，不领会的人多，加上这条道路是才开始的探索，从萌芽到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和认识上的不足和不完善，因而在执行过程中损失不小，这就为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留下了指责的尾巴。因而毛泽东去世后，终因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不能认识和不理解，因失去了把握方向的人，使这条路线难以再走下去，不能不显示某种停滞的意向。但社会总要向前走，历史总要继续进行，即便是倒车、倒退。于是邓小平等必然地用另一条路继续了历史的延续。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但毛泽东作为政治强人和伟大的英雄，他并不会任凭自己死后，那条他认为正确的路线也被中国抛弃，他于是也安排了他的政治继承人，这就是培养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实践。人民走上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后，必然会因它所引出的各种各样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罪恶，而重新认识到修正主义的罪恶，这就使得人民有了反面教员。在这种反面教员活生生的教育中，回想起毛泽东时代正面的经验，在这一正一反中认识到毛泽东时代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认识到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并在比较中作出选择，在修正主义路线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之时，暴发反抗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所以说，毛泽东并不寄希望于某个强有力的政治继承人，在自己死后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因为这终是靠不住的，只能延长生命，不能改变根本命运。毛泽东认为只有最广大的革命人民正确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路线的伟大和修正主义的极大危害时，他们才能自觉地维护革命路线，驱除抵制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人民群众中的多数不能正确认识这些道理的时候，政治强人用强力去推行正确的路线永远保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广大的革命人民的认识达到了区别革命和修正主义的水平，那么革命路线才能永远地传下去。所以说，毛泽东政治路线的继承人就是广大的革命人民，而不是毛岸英或其它什么政治家的直接继承。毛泽东曾说过：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一批人，当然主要是人民，而首先进行反思的，必将是当年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过的，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过的红卫兵、老三届，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从毛泽东革命路线上败退下来的知识青年。当他们对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沉重的思索后，必将认识真理，认识教训；必将行动起来，发动、组织和带领中国人民重新走上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所指出的金光大道。

这是可以从历史中得到证明的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多多，农民起义本身反抗的就是封建专制统治，但却由于农民军思想上的认识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不能摆脱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思想锁链，故而他们每一次反抗的革命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反抗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即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取，一直不能摆脱进入又一个皇帝和家天下的封建轮回，正是由于革命的曲折道路发展到近代，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君权神授”是骗人的鬼话，是没有任何合理依据的欺骗，而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正是制造劳动人民悲惨命运和中国落后的根源，真正完成了反抗推翻封建制度的文化革命，才使得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摆脱了进入又一个封建皇帝家天下的轮回。虽然认识到这些朴素真理的人民还不是全部，而仅仅是数量比较大的一部分，就使得袁世凯恢复皇帝家天下的复辟倒退活动仅仅只进行了几十天就结束了，使中国永远再没有了皇帝。这不是什么人的功劳，这主要是人民中的多数对封建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性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达到了认识上的革命，即完成了文化革命，能够认识到帝制就是复辟封建制度，中国将永远落后。试想如果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水平还停留在初唐或明初那个时期，袁世凯的皇帝梦是不是就作成了呢？人民是不是就会欢呼洪宪皇帝的登基大典呢？人民还会风起云涌地起来支持蔡谔的护法救国军吗？袁家的天下不是又代代传下去了吗？是不是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封建道统的轮回呢？

而毛泽东正是这样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他的伟大就在于跨越了历史阶段，顺应历史潮流，掌握时代脉搏，充分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的情况下，站在时代的前面，推动历史潮流向前发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正面的经验，供人民和反面教训去作对比，使人们的认识能够飞跃式地发展到一个高级的水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实践和实现过程中的曲折性大大地减少（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灭亡过程中的曲折性而言），时间大大地缩短。试想如果中国革命人民、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这正反方面的东西，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出发，去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国以至于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毛泽东时代，有多少人能相信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会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宣传呢？而今却活生生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这就是一种最为鲜明的对比。所以，红色江山不是靠某个人用强力政治去推行，而是靠广大的革命人民用自己的思想认识和阶级利益去捍卫的。人民群众中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在认识上完成了文化革命，即正确的认识到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危害，能够正确地辨别和自觉地抵制，那么红色江山是迟早要失去的。只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在对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上，完成了文化革命，如同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对封建制度的认识水平，那时，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和胜利之时。

附带说明一下，毛死前如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故然或许有阻止邓小平个人上台的可能，但却阻止不了类似于邓小平的那种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复辟一阵（那么，阻止邓上台的意义在那里呢？）。因为对文革不满的在军中有影响有势力的、仇恨四人帮的将军和老干部是一大批，而不仅仅是一个老邓。因而如果把权力交给四人帮，带来的必然结果将是，在他身后掌权的“四人帮”和邓小平之流的全面大决战。当邓之流利用战争年代遗留在军中的势力对合法的掌权者“四人帮”进行非法的夺权时，很可能导致流血的军事政变冲突，甚至是中国的全面内战，导致更多更大的流血政变和牺牲，甚至不可避免的会动摇共产党的政权（靠政变推翻掌权的四人帮，必将使共产党失去合法的政权，而组成另外的党和政府），或者造成中华民族的大分裂。而且修正主义者从四人帮手中夺取权力，将使四人帮的个人命运更加悲惨，并且会造成全国的造反派人头落地，依靠政变上台的邓和修正主义者们，会象蒋介石进行四一二大奢杀那样，在整个中国制造一个白色恐怖，对造反派进行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所以，作为伟大谋略家的毛泽东，在他临终前作了一个伟大的谋略，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如果说邓在七四年的复出，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宽宏大量给出路的话，那么这生前最后一次打倒邓，也是为了和邓划清界线，以区别修正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路线。第二，安排华国锋上台，既是给修正主义者和邓一个利用和平政变方式（避免战争形式和血惺政变的方式）上台的机会，也是给张春桥、江青等一个考题。第三，最主要的是预计到张春桥、江青等考不及格。因而退而求次，保护全国的造反派不至被修正主义者斩尽杀绝，为未来的革命保留火种。所以，毛泽东才把权力交给了刚从地方调到中央的，没有势力没有派的孤家寡人华国锋，给邓一个和平政变的上台和翻案机会。

但毛泽东的自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人民群众有一个在修正主义路线实践中的学习，在自身生活的经验和命运的变化中学习，从自身错误行为的后果中学习的机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个群众队伍的扩大，难道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吗？这是为时不远的革命风暴快要到来了的证据。

回复本文章

仍贩卖“华国锋是毛泽东安排的接班人”的谬论是错误的！

作者: 游客久

日期: 2007-11-30 10:14


063) 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

杨正泉

1976年10月6日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耿飚和邱巍高奉命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了多年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及其所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权(以上简称“中央三台”)，控制了重要的新闻宣传舆论阵地。这一重大举措，是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一部分，在人民广播事业和“中央三台”的历史上，想是不可忘记的重大事件。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1994年我发表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1997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他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3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以后，1977年10月18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 ’，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四人帮”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四人帮”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10月6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四人帮’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华国锋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3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0月6日晚上7点多到8点；晚上将近10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 “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 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5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飙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8点过后，应华国锋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8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 时许，我和老戴（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戴临风）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见《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7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中特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杨正泉《我与广播》）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文革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6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毛主席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7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7时许”，与邓岗说的 “晚上8点30分左右”，与耿飚1977年10月18日说的“晚上7点多，不到8 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10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台时政记者刘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他：“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7点多，不到8点。”“会不会是晚上10点左右?”我进一步问。 “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10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在时间上相近，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

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关键情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抓起了“四人帮”?耿飚是在抓“四人帮”之前还是之后“进局”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他到广播局的时间。

在我听到的耿飚1977年10月18日的回忆说，“10月6日抓起来‘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据当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回忆，中央是在通知“四人帮”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先后将“四人帮”逮捕的(《我的 1976》)。可以看出，耿飚与邬吉成的说法基本一致。

按照耿飚这次说的“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6日)晚上 7点多，不到8点”。显然，他们是在抓“四人帮”以前最关键时刻来到广播局的。这与耿飚10月18日那次讲话的统篇内容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清楚了粉碎 ‘四人帮’时为什么去占电台?并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是怕 ‘四人帮’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出乱子。先把电台控制住。”他说，把广播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和控制住了中央台直播室后，他“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我就理解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依此而论，明确无误地说明是在抓“四人帮”以前了。如此看来，如果按照耿飚在后来两次回忆中所说，他们是在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的“晚上将近10点钟”才“进局”是不确切的，高潮已经过去，那不成了明日黄花?

但推论不等于事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以看出，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说得非常具体。他说：“6日晚上8 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回忆录》)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也作了指示。耿飚向华国锋要了手令后，他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

而且邬吉成在《逮捕“四人帮”亲历记》中说：“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这印证了耿飚是在抓“四人帮” 之后进局的说法。但这段回忆中有的事实与后来的实际不准确，事实上耿飚并没有 “率部队”，也没有去“接管新华社”，而只是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不是直接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偏差，并不影响他对时间记忆的准确性。

另外，武建华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长篇报告，详细记述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过程》。那时，武建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他直接参与了逮捕“四人帮”。他在回忆中有一段记录解答了这个问题。为说明起见，我详细引录如下：

武建华说，10月6日晚上7点55分，先抓了“四人帮”中王洪文，最后抓了姚文元。他说：“在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他说：“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政治局开会，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武建华回忆说：“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不多一会儿，耿飚、邱巍高奉命赶到。华国锋告知他们，我们对‘四人帮’已经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武建华说：“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是防止内部混乱；二是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然后是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耿飚提出要一个手谕，华国锋就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受命而去。”

(在此说明，根据《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记载，根据我在10月7日晚邓岗传达华国锋亲笔信的记录，华国锋手谕的全文是：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至此，对耿飚等人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事应该说是清楚了，应该是在10月6日晚8点30分粉碎“四人帮”之后，“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依然是个难以说清的谜。

邓岗是在什么时间召集局各部门领导会议的?

耿飚等人进局后，首先向邓岗出示了华国锋的亲笔信，然后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也包括了局的全体领导成员。我不是局核心小组成员，当然也无从知道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通知“中央三台”和各局机关、单位的领导11点去开会。大家按时到会，会议室在局总编室，如前所述，与邓岗的办公室对门。晚上11点零5 分，局长邓岗和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副局长顾文华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邓岗宣布了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立即清查节目，明天的广播电视中不准再出现。会议时间不长，但很重要，与会者事前已感受到局内异样的气氛，听了邓岗的布置自然会敏锐地觉察到发生了大事。为什么是晚上“11点零5 分”?因为邓岗比通知开会的时间晚到了5分钟。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准确?因为我已预感到了事情的重大，而且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这次会议，耿飚在《一次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都有记载，而且都说是在“23点40分(注：晚上11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依据我的原始记录，耿飚的回忆肯定是记忆有误。在局里开会回来后，也正是在23点40分，我召集了中央台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

控制住中央台的直播室，防止意外播出事故发生，是耿飚“进局”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收缴的直播室钥匙?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在《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当我看到电台“增设了岗哨，增设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以后，“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去了节目传送间和直播室。“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前的两个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坐等。”(《我与广播》)我前后找了半个小时，才交给他们，并打开门，请他们参观了尘封多年的直播室。然后，他们就向耿飚作了汇报，耿飚随即打电话向华国锋报告了平安无事。

我清楚地记得，交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冯铉、张香山向我布置，由我找到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一事实是不会错的，对冯铉和张香山我是认识的。什么时候交的钥匙? 我的记述不具体。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说法是，在他“进局”控制了局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并向华国锋汇报之后，觉得人手不够，才“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那冯、张到达广播局和交钥匙的时间怎么也要在晚上11点以后了，而且应该是在邓岗开会布置清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之后了。但耿飚说，冯、张“进局”之前，他已经控制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对此，张香山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也是这样回应的：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说， “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张香山说，耿飚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到直播室拿钥匙的事。但张香山在文章中却用很长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们去直播室参观的情景：“我曾抽空和冯铉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伴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二集)在这里，张香山成为交钥匙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我认为，一、交接直播室的钥匙不会、也不应该是耿飚与邓岗之间做的事；二、如果按照张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伴他们”参观的“局里的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还说：有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些都是编造的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10月6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0月6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中国国际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新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呜呼!从 1976年到2006年，事情才过去30年，有些当事人、亲历者和目击者还健在，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却有着不同的记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前后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可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难；同时期的人对同一事实有着不同的记忆，更不要说见解的分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看法又将如何?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可见写历史之艰难。历史上存在许多疑案、谜团，演绎成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实只有一个，也许真实的事实却非常简单。

文史精华 2007年第9期


064) 章含之：“你办事，我放心”不能说明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当接班人

选自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出版

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乔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

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

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

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

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

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

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

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

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

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

乔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的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


065) 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我在1986年5月，再次见到陈永贵。我请他给我介绍一下他到中央以后的情况，他说都过去了，好似一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会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一个大老粗容易吗？

你说：毛主席到底信任谁呢？根据你在中央工作的几年观察，毛泽东和张春桥究竟是怎么往来的？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录音机，摆出一付采访的架子，陈永贵把我的录音机关了。说：你说你是和我一起研究党的历史，怎么想起录音呢？我是随便说说而已，并不供你马上发表，这样会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录音机后，才认真地说：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筹。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天才，也要楸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们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

我问道：毛主席逝世后，政治局研究过江青的问题吗？哪里来得及呢！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逝世，虽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层还是有所准备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给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对我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这话他可是从来没有这样和我讲过。这时，我估计他在考虑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时江青好象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乎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并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抓具体的工作，搞经济和农业还可以，搞那些歪门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我说：有人认为华国锋这个人，其实并不老实，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些人，他的动机不是为了中国的前途，也不是为了给老干部平反申冤，而是为了他自己当党的主席，为了他自己的权力，你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之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她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这个情况我是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不要总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讲话嘛！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 你到中央后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问。

“ 我调到中央后本着一条原则，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原来以为到了中央以后，就能经常见到他老人家。谁知到了中央也很难见到他，每次见到他都要和我握手，关切地问候几句。江青道是经常见面，我每次问主席的身体状态怎样，她都回答：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几天，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谁知二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我还为此问过江青。她对我说：党内走资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体状态做文章，要是让他们知道主席的身体状态，他们会挺而走险呀！我望着主席的遗容，几次放声大哭。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怎么样？习惯吗？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到了什么工作岗位，可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革命。过去革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命，现在要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你说能革吗？”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领导，一定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问：我死了以后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没敢回答。现在想起来毛主席完全是有准备的。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么傻瓜！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写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以前我还相信他，看来他也是个鬼。

提到胡耀邦的时候，陈永贵非常生气地说：“他是一个胡日鬼，好多鬼点子都是他提出来的。我过去不知道他和邓小平那些人怎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文革没有半点感情，开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还要坏。我曾经当着他的面问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来的江山？还是你打出来的江山？”他对我说：“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这话哄鬼，千千万万的先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儿。我和他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还公开吵过架。我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会失败。”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条条出发。”唉！现在想起，我真是糊涂，人家是要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呢。我还闷在鼓里和他争论什么定义。在处理我和吴德等人的时候，胡耀邦和邓小平就一再对我们说：“你们作为一名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象当年我们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要按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比如对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而是用刑法来处理。”应该说这话对我们是有威慑作用的，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 “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

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脆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我和一些山西老乡去看他。他几次对我们说：“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想一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战争年代，他献出了六位亲人。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他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066) 怎样准确评价华国锋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

作者: 简洁然明

日期: 2007-05-07 04:30

要基本准确地把握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要求能够基本做到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掌握这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情况与作为，而且还必须要站到一个正确的阶级立场上来看待这个历史人物。

要有一个鲜明的阶级立场，其要求把被评价的历史人物放置到特定的阶级之中去考察，以及看看他的阶级地位的变化情况。

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众的这一基本的阶级立场之上，来把握和评价华国锋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就不能不对其的所做所为进行掂量和比较。

由于华国锋这个历史人物，正好是正反两个方面都占了。由此对其的深刻评价，就要比对其他人的历史评价相对要困难一些。人们可以看到，华国锋在1976年政变之前，是一个或多或少起着积极作用的一个人物，但是，当把其在1976年所搞的阴谋政变端出来加以称量，结果会发现从此以后，这个人所起的作用，完全是彻底的反动与欺骗。

这样以来，这个人也就与其他叛徒一样走过了一种基本相同的路径，从开始的革命转向到了反革命的阵营。最终走到了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罪恶的丑恶道路之中。

另一种情况也有发生，这就是一些人从刚刚开始的反革命的行动，到后来转向了革命的行列。

前者是从正面走向了反面，后者是从反面走向了正面。

当然，有的人是一贯反动，也有大量的人是一贯革命的。自然这是指他们的基本的或主要的方面而言的，就一般人来说，只是革命性强些还是弱些，或者是反革命性强些，还是弱些的问题。没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一个人既难于一辈子不犯错误，也难于一辈子总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加以改正，就仍然是一个相当不错之人。

对于华国锋，其搞阴谋政变，已经不能被算在犯错误之列，其完全属于一种历史罪恶。后来华又被邓走资们攫取了政权，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无能。逮捕所谓的“四人帮”，是1976年10月6日的事情，到了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又搞了一次“审判”。前后相隔4年多时间，而这段时间内华国锋已经大势已去。华国锋主导了逮捕“四人帮”的基本过程，原本应当由其自己来对此进行审判，以便给予一个最终的交代。但是，历史却变成了邓走资主导了对“四人帮”的审判。华国锋所始料不及的是，对“四人帮”的审判，正是自己政治生涯的衰落标志。这个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功臣，竟然变成了“四人帮”的体系残存的势力的“象征”，历史真实在进行着莫大的讽刺。

一、对华国锋的历史评价的社会联系问题

华国锋通过阴谋政变攫取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反过来也可以说其通过政变这种政治斗争取得了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也许在华国锋看来，其完全是正当的，铲除“四人帮”，是扫除其政治士途的上升的一种巨大的障碍。

谈到历史问题，特别忌讳的一种论说历史的方法，这就是用臆测的动机来断定一切。尽管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人的心理和动机，甚至目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论说方式，会产生很大的不切实际的虚幻。

每一个具有正常头脑或思维健全的人，都无法否认现在的中国已经基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到处都是大量的被雇佣的奴隶。那么，这种社会状态是怎么发生与发展而来的呢？一些人把产生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完全归咎到邓走资的头上，当然，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其中邓走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另一方面，邓走资们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到政权，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那么，邓走资获得政权首先就是从华国锋的手上接过了权柄的，当然，可以说是由于华国锋在与邓走资的较量中斗争不利所至。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至少在华国锋谋得政权的政变过程中，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也就是说，华是凭借着叶的军事权力而断然进行政变的。如果没有军方的支持与参与，即便有十个华国锋要搞政变，也会被军队剁成肉泥。政变者，没有一个不是胆大妄为的，但是，政变失败者也不计其数。

由此说明，华国锋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是投靠了叶剑英的。由于叶是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自然，华国锋就很难把其怎么样。

这就好比是被绑到了同一个战车上一样，同生共亡。

说明华勾结了叶，而叶又与邓勾结。其结果是叶邓再联手搬倒华。叶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而华成了帮人抬轿子的过河桥。

也就是说，华做了叶邓做梦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客观上也就为邓走资取得政权埔就了道路。

在“华汪叶李”这个“四人帮”中，通过此次政变，各自得到了其想要的东西。用自己的“四人帮”打倒了别人的“四人帮”。对于“华汪叶李”这个“四人帮”来说，也只是形成了暂时的联盟，过后不久，其这个短暂的联盟就开始发生了分裂，一边是华汪，另一边是叶李。单单从叶李的角度看，这两个人，不论谁也不再具有做第一把交椅的可能，但是，这丝毫不排除这二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止是以后败在华汪的手中，那么，其拉拢和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什么叶要急于把邓请出来呢？一个是两者的关系密切，另一是至少叶试图把邓请出山，至少可以与华形成对抗，起码可以对华形成相当的威胁与制约，使其不敢把叶彻底放到一边。叶已经进入到高龄阶段，其显然要为自己的后路考虑更多。不想把自己的最后前程毁在华的手上。

尽管几个都是“76政变”直接的策划参与者，但是，问题在于各人对此次政变的性质和作用的见解是不同的。对叶来说，其当然是把这一政变看成是“除四害”的必要手段。但是，出乎其意料的是华竟然要与“张、江、王、姚”反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华这个人只要在其个人需要的情况下，有可能与任何人成为仇敌。说明华要取得最高领导权，不过是借助叶这个方面的军权与军威罢了，一旦华的翅膀变硬，叶是否还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变数，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华所以还不能对叶动手，那是因为华自己在军队中还没有自己的实力。

政变成功之后，另外两个重要的军事头目陈锡联、韦国清也跟到了华的一边。后来的结果是这两个人，也被解除了军权。

对华的历史评价，必须与社会历史的变化有效地联系起来看，才能把握准确，如果没有后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彻底复辟，那么，就可以把华的政变仅仅简单地归结成为一次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但是，恰恰是在华通过政变上台之后，中国社会的航船开始发生了转折与偏转。

不是不能单看华当政时期自己所鼓吹的是什么，还要看其当政的社会及历史结果是什么。

张、江、王、姚都是文革中知名的左派。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坚决的执行者与贯彻者。相反，叶、李反而是这一革命路线的消极的执行者，或者说表面上被动赞成，实际上试图对抗与反对的。从后来所做的否定文革的决议的过程看，叶、李是赞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就暴露出了叶、李这两个人的实质。那么，尽管华文革中的大致表现也具有左派的面孔，但是从其最终选择了与靠右的人的联合而不是与文革左派联合，这本身说明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中间派，而说不好听一点，实质就是两面派。两面派这种东西，机会主义的成份太多，两边的人都不会与其真正的合作，都会最终把其排除在外，但是，左与右，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无法完全离开这种机会主义的两面派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如果叶、李要进行政变，当华要坚决反对，那么，其就无法有效得逞。叶曾经向周提出或试探过除掉 “四人帮”的问题，当场被周拒绝。尽管周在自己的经历中，曾经是地下党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人，这种身份使其对政变之类的东西，并非不了解。但是周选择拒绝，在于其必须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也由于紧跟毛主席早已是多少年来所形成的定势，一旦周起来反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线，那么，周将会使得其全部的历史被颠倒过来了，这个周是永远无法做到的。也就是说，尽管周与“文革四杰”之间已经存在很大的裂痕，甚至有相当大的矛盾，但是，根本不可能在毛泽东在世期间，来解决这个矛盾与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周是不可能把与“文革四杰”之间的矛盾当成为敌我矛盾来解决的。

所以，只有把华的政变放置到社会演变的大的方面来把握，才能看清其所起到的实质性的作用，这一作用使得中国从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华所清剿的是文革的革命左派，由此华的政变作用就是对文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屠杀与镇压。由此，华也就成了背信弃义的叛徒，是葬送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前途的罪魁祸首。

二、“76政变”的阶级实质问题

76年10月6日，“华汪叶李”这个四人帮的政变的阶级实质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走资右派联合进行的一场反革命的阴谋政变。

在这个方面，当然会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有一些人认为，在华国锋当政时期，中国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还是基本主张搞公有制的，由此，这些人坚持认为，华并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而只有邓走资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野兽。

如果这种论调，能够成立。那么，就必须要看一看，华与什么人进行了联手，以及镇压了什么人。华与叶、李进行了联手，镇压了“文革四杰”，也就是与右派联手，镇压了文革继续革命的左派。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中间派转向了反革命。

但是，这样说，仍然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单纯地从社会性质的转变上来考察“76政变”的历史作用，还不能与阶级斗争问题有效地联结在一起，对“76政变”还必须进行阶级性质的分析，这个政变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在这个政变中，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使得资产阶级攫取了政权，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与走资联合的资产阶级专政。

华国锋属于什么阶级的人呢？现在看来其属于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做为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曾经被毛泽东视作“官僚主义者阶级”做为被批判被攻击的对象，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

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认识，需要与走资派适当地区别开来。走资派也属于资产阶级，也是当权派，但是，走资派是要直接搞私有制的。而官僚资产阶级有所不同，其不会直接搞私有制，但是其的实质是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是要搞国有制的，这种国有制以国家统治集团占有资本的方式对劳动人民实行剥削、压迫与奴役。由此，官僚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把国家所有制一方面鼓吹成公有制，而实质上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官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集团私有制。

认识到官僚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也就揭示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与本来面目。从而把国家所有制进而国有制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有效地区别开来。

正确把握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那么，也就可以找到为什么华叛徒当政期间还没有完全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症结所在了，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就会按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对原有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造了，其会力图把人民公社集体公有制改变成为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官僚资产阶级阶级占有制，改造成更符合它特点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有制。

也就是说，如果华国锋不垮台，那么，人民公社也不一定会解体，甚至会发展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农业国有制方面去的。

但是，华国锋通过政变上台之后，并不能有效地驾驭全局，因为其所依靠的一个相当大的势力是走资派。而跟着华国锋跑的人，多数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是官僚资产阶级。这样以来，即便在华国锋还没有彻底失败之前，也即在1980年末之前，对人民公社的肢解过程就也已开始了。

华国锋并不是一个公有制和人民公社的捍卫者，其不过是力图捍卫其自己通过阴谋政变所得到的权力罢了。

华国锋也不可能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因为其依靠政变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特别是其投靠了走资派及右派，卖力地镇压和屠杀文革左派，使得多数人不可能不对这种出尔反尔两面派保持警惕。

三、华国锋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问题

正确评价华国锋的历史的地位与反动罪恶，自然就会联系到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问题。

历史不会因为由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推荐或提议，就可以说明华是一个什么正面人物。毛泽东在历史中曾经重用提拔和重用过许多人，包括对刘少奇、林彪的提拔和栽培，也包括对王洪文的提拔与栽培，以及对邓在平的重新启用，但是，结果是不得不将自己提拔重用的人刘、林、邓再次打倒。问题是，当毛泽东依然健在时，那么其具有这个能力把这些被提拔重用的人铲除，但是，对于华国锋的提拔重用的结果是出乎了毛泽东自己的意料。毛泽东过了不几个月，就去世了。而这个结果使得华国锋虽然并没有直接取得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但是，已经处到了比其他人职位高的地位。

不管怎样来评判，毛泽东这一次对华国锋的职位的安排，都是一个历史性的用人上的重大的错误。如果不敢于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与有效地评价华叛徒的历史罪恶。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最后阶段用人的重大失误，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惨痛的失败。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失误和错误，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历史结果。是造成资本主义从此转入复辟轨道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论说方式，带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的倾向。似乎只要错用了一人，就是导致全盘皆输的历史动因了。当然，不能这样绝对地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失败的原因的，但是，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失败也是与这些人为的失误与错误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毛泽东提拔重用华国锋，主观上希望华能够担当起必要的职务，一边较好地继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继续革命向前发展的。另一方面，把华确定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并不等于华就是天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继承人。毕竟离两个主席还有一步之遥。问题是在毛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没有为自己身后到底谁来接班进行明确。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么，谁来当毛泽东之后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要经过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最后通过表决来决定的。

总之，毛泽东既没有提议他去世后谁来担当第一把手，也没有明确谁应当具备这种资格。说明毛泽东并没有预见到其身后有关谁来当主席的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点表明，毛泽东是人，而并非是神。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谁来当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虽然华国锋已经由于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并身兼国务院总理，职位已经不低了。由于这个比他人更高的职位，使得华国锋要取得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要比他人更接近一些了。但是，没有经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和表决通过，就仍然离取得最高的主席职位还差一道程序和步骤。

如果华国锋谦虚一把送一个人情，那么，推举他人为中央主席，很显然，华仍然保持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总理的职位，就是有把握的。并且还可以再增加一个头衔，中央军委副主席。问题在于，花这个时候不再谦虚了。

而即便华要取得主席的职位，那么也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通过政治局的讨论和中央委员会的表决来达到。

但是，问题恰恰是华感觉这种正常的渠道没有把握，特别中央委员会中张、江、王、姚等的势力还相当庞大。

由于邓已经被再次打倒，叶也基本靠边，由此，叶邓势力已经不再成为华登上最高职权的障碍，唯一有可能阻止华谋得最高职权的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四人帮”了。

因此，这里显然是一场权力之争，也是一次对每个重要的领导人的重大考验。

本来，做为共产党人，应当光明磊落，对于这种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的人事变动问题，应当至少在中央政治局的范围内进行专题的开诚布公的讨论协商并诉诸表决，不应当在背后依靠搞阴谋诡计来谋权。

但是，历史就常常给人们开玩笑，偏偏就是在越不需要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时候，就越出现这种情况。原本需要大家同舟共济，认真地把党合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择放到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和争取团结的角度来处理，而实际上，被相互的不信任和猜疑以及明争暗斗所淹没。

当然，人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即便处在高层，由于相互所形成的矛盾格局和利益上的诉求的不同，而难以自持，更何况这些争斗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罢了。

毛泽东的去世，不过是把最高职位实际地空出来罢了，由此总需要一个人顶上去以弥补出现的空缺。

其实这是一个这样简单了并不复杂的问题，只要在政治局中取得一个简单的多数，就基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其结果由于华害怕自己无法取得这个简单的多数，而走上了阴谋政变的歧途。

与华的阴谋政变的不法手段攫取了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的丑行相反。张、江、王、姚虽然并不对华信任，但是他们主要防止的是邓叶的阴谋篡权，也就是主要防止的是走资派反功倒算，这样以来结果变成了阴差阳错。

唯独就没有防范华，结果就栽到了华的叛卖的罪恶之手。很显然，如果所谓的“四人帮”真的要搞阴谋夺取政权，那么，在华很有可能成为死对头的情况下，应当对华的防范超过对任何人的防范，就不会轻易地上了华国锋设置的阴谋的圈套了，至少起码保持两个以上的重要人物不能同时出现在华的视野之内。由此即便华想一网打尽，也由于慎密的防范使其无法做到，也就不会变成华的瓮中捉鳖，守柱待兔，轻易得手了。

古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张、江、王、姚“文革四杰”对华的粗心大意，使得他们走向惨败的绝对的疏忽与失误，结果酿成了全军覆没的可悲的下场。

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毛泽东的尸骨未寒，华国锋就竟然对毛泽东的夫人残下了毒手，这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说明了政治斗争及阶级斗争的残酷，另一个无非表明，华郭锋所谓的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旗帜完全是使用主义的骗人的把戏。当然，人们不能说江青就可以完全代替毛泽东，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直接迫害毛泽东的家人的人看成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代表吧，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里程中，先后丧失了数位亲人，其中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有被法西军队致残的，有被美帝国主义的炮弹炸死的，而毛泽东的“亲密同志与学生”——江青，则被华、汪叶李的反革命政变非法逮捕，被邓走资一伙进行了邪恶的审判，处以死刑缓期执行，终身监禁，并最终被迫害至死。

在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江青当成是他的敌人，而是看成文化大革命的得力助手，对江青的批评，是处于爱护与关心的角度出发的，当然，江青本身也有自己的缺点、弱点和毛病，而谁也并不是完人。另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提拔重用了华国锋，而没有直接提张春桥和江青。至少说明毛泽东对华还是信任的。

尽管毛泽东与江青在夫妻关系和生活当中存在一些矛盾，但是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很难免会发生的一些细节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政治原则性，如果江青试图与毛泽东在政治上对立，那么只要毛泽东一句话就可早已使江青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消声匿迹了。何必还需要作其他的安排而多次一举呢。根本就犯不着大动干戈。

而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提拔与重用，从正常的人情关系看，其应当对江青多加保护以及起码的最怕才是。也就是说其一旦握有重权，逮捕谁都可以理解，唯独逮捕江青不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首，第一夫人 ——江青，就这样被华叛徒打进了牢狱，不但没有得到华国锋的知恩图报，反而以残酷的镇压为酬。

这件事情，充分表明，华国锋是一个极善于伪装的无耻小人与叛徒，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不择手段的残暴的反动的恶劣品质。

很简单，在“文革四杰”的眼中，华国锋虽然被定为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但是，他们并没有由此就认为接替毛泽东的位置的就一定是华，究竟水能够当上主席，还要拿到中央委员会最终决定。没有想到的是，华这个人竟然早已开始预谋，并通过阴谋政变手段而攫取了最高领导权。

华国锋既然已经走出了依靠阴谋政变得成的无耻叛徒的道路，那么，剩下的事情也就由不得他自己来左右了。其已经与走资和右派变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只有一条道闷到黑方能罢休。

或许，华国锋突然某一天良心发现，而有可能释放“四人帮”，但是，走资派早就力图要除掉的心腹大患，借助华叛徒之手好不容易被关了起来，怎可善罢甘休，其必然要尽快处死而后快。这就是80年丑恶的审判的基本用意。只是担忧立即执行死刑会彻底丧失对“毛泽东思想”的利用价值，由此，才没有敢把事情完全做绝。

华国锋最终走上了无耻叛徒的反革命的道路，是由于其两面派的机会主义本性和个人权欲的膨胀所促成的。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死亡、酷刑、金钱、美色和权力等考验，任何一关过不去都会造成变质叛卖。或许华已经通过了前四种考验，结果在正是年富力强的具有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的当口，发生了可悲的无耻叛变。拜到在权力顶峰的诱惑之下，转眼就变成了过目云烟，落得了个千古罪人的可耻下场。

四、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关系问题

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关系是一个绕溪的问题，既有些对立，又有些暧昧。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华国锋是邓小平的部下，除了听毛主席、周总理的之外，还必须听邓小平的部署。

华国锋心里明白，张、江是邓小平的死对头，邓虽然重新占据了权力中心的位置，但是，这个文革中的第二号走资派，到底鹿死谁手，还要小心从事。在此期间，尽管华已经跃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并身兼公安部长，但是，暂时还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未来的一号。

已经透露出信息，又要开始批邓了，结局如何，还要靠毛泽东定舵。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由邓主持的批邓会议，与之前由邓主持的批江会议，也即长达两个多月的批江会议（75年4月末到75年6月末），已经颠倒过了一个个了。批邓近尽管主要是“四人帮”的事情，但是，这次有毛泽东做后台，邓是看来要倒台的，批邓是非批不可了。至少也要做做样子。

周已经病入膏肓，尽管很多人已经开始试图从周那里聚集起力量，但是，毕竟掌舵的人，还是毛泽东，由此过分地亲密周，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还是需要搞平衡术的。

毛泽东的事情，已经基本由联络员毛元心代劳。谁也得罪不起。

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15日，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未参加。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

可见，周总理去世，总理位置出现了空缺，但是邓小平遭到了批判，由此，邓已经被排除在总理候选人之外。如果邓没有遭受批判，很显然，即便代总理的差事也轮不到华国锋的头上。

主席这个时候提名华担当代总理，至少还没有酿成大错，至少可以平息一下由于罚没邓小平所隐含的危机。

也就是说在周去之后，没有启用张春桥，而偏向了华，多少带有权宜之策的印迹。如果直接启用张，那么，恐怕随后的事情会越加难以预料和控制了。

这里不去着重分析华出，邓落，及张未上的问题。而分析一下，华与邓之间的一下一上的交替关系。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同时免去邓小平职务。

华国锋与邓小平，原来并没有多少恩怨，但是，在发生“4.5事件”之中及之后，打倒邓小平已经成为定局。

“4.5事件”起初是多数民众怀念周总理，但是，发展到后期，已经有人当后台在背后开始操纵了。这其中有邓，也有叶。邓遭批判，叶被靠边。如果认为两者没有参与这次阴谋，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借悼念周总理的形式，试图对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猛烈攻击。

但是，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析，在毛主席依然活着的时候，邓、叶在背后指使来搞这种活动，能够捞到什么稻草呢。似乎并不能改变什么大局。或许只是不甘心失败而做的最后挣扎而已。

邓、叶所以要闹，还因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难以坚持多久。看出了毛泽东已经很难把握大局了，当然，企图乱中取胜。

这里不得不说，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暧昧态度的，结果这么一闹，加上江青、张春桥等看清了“4.5事件”背后的后台老板，自然再次打倒邓，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坚持开除邓的党籍呢。只能说明这个时候毛依然没有彻底看清邓走资的危害性。这就为后来邓重新起家造成了一个借口。

毛泽东在用人上存在一些问题，这包括对华国锋的器重。而对张春桥的器轻。使得整个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错误地重用了华。事实证明这造成了很大的后患。

华国锋与邓小平的过节，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由于批邓已经被明确，华国锋这才不甘示弱，也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落井下石而已。

华国锋已经主持中央工作，继续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也就奠定了邓与华势不两立的开端。本来邓被撤消一切职务，邓当总理的梦想破灭了，就很憋火。再加上遭到批判，由此华也就成了邓的眼中的狗屎。如果一旦邓再次得势，一定会把华掐死。

华虽然并非是倒邓和批邓的主力，但是，华是在坚持批邓的前提条件下获得提拔与重用的，如果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很快就取消批邓，那么，很显然，就表明了华这个人是两面三刀，由此，在华通过政变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阻止邓出来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华又无法有效地阻止邓的复出呢。这是由于华在政变之时已经投靠了叶、李走资派。如果再次失掉叶、李的支持，那么华将无法继续待在上头。

在叶反复地要求使邓重新恢复工作的情况下，如果华决义不许，那恐怕华很快就会遭受到叶、李的排挤，进而更快地失掉头衔。由此华得罪不起叶，只好让邓重新出山。

华叛徒心里很清楚，邓一旦出来，自己的位置就很难保住了。但是，当无法阻止邓再次出来时，华依然试图把邓限定在当一个政协主席这样的空头衔上。但是，华的如意算盘，还是拨错了。

邓小平已经准备取而代之了。

等华开始清醒，而已经为时已晚了。

华起初认为，如果自己同意邓重新出来，邓一定会感激自己的，邓的岁数也不小了，只要给其适当的职位，也许邓这个人很可能就已经相当满足了。然而，华国锋已经到了利令智慧昏的地步，其难道不知道正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的吗，一旦给邓重新工作并恢复原职，无疑等于直接否定了毛泽东生前所做的根本决定。

毛主席刚刚去世不长时间，华国锋不就为邓小平翻案了吗。由此可见，华国锋的所谓的“两个凡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使用主义的“两个凡是”了。毛泽东生前所确定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什么华国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公然否定了呢。

华国锋由于权欲恶性膨胀，受野心的驱使，采取了非法的阴谋政变手段攫取了党和各家的最高领导权位，与走资和右派鬼混到了一起，上了贼船，做了无耻的投降派，最终走向了背叛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可耻的罪恶道路。

当邓重新出山之后，其怎么可接受被华摆弄。何况华也是打倒邓的一大帮凶。从攫取最高同志权的需要和搬倒自己的执政朔敌的要求，这两个方面，邓都要把华排挤掉。

其结果也正是如此，华为了谋权，竟然与走资派勾结实施反革命政变，其结果是上了贼船，还能由己吗，不是被扔到垃圾桶，就是被甩到河中淹死。自然，华最终还是被邓走资所遗弃了。

五、华国锋是在保卫社会主义吗？

在毛主席亲自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到底是谁冲在了最前列，能够轮得到华国锋吗，很显然，冲在最前沿的当属“文革四杰”了。华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中派稍微偏左了一点而已。

文革左派经过坚决的斗争，方才取得了基本胜利，夺取了相当的政权。文革如果按十年计算，那么，这个期间打倒了一大批走资派和保守派，有效地防止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华国锋则是无功受禄，成了摘桃子的行家里手。

一些人，认为林彪是文革的一大左派，甚至认为林彪属于“极左”，但是林彪不能算“极左”，林彪只能算是“形左实右”，林彪实际上不过是在谋权，多数文革的实际斗争，其是不参与的，甚至也是不感兴趣的。

林彪唯一的作用，就是吹捧毛泽东。通过不断地吹捧毛，来变相地抬高自己。以便能够顺利接班，执掌大权。搬倒刘少奇，林彪是很卖力气的。如果不把刘整垮，林彪怎么能取而代之呢。从后来，林彪要当国家主席，结果就暴露出了林彪原来整刘的实际意图了。

在文革中始终有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一是要不断的革命、反复的革命、持续的革命，二就是要在把主要的“党内资产阶级”也即“走资派”清除掉，但是这一革命还包括另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还要继续把“官僚主义者阶级”拿下，文革的整个进程实际上仅仅进行了一半，也即主要把走资派打倒的差不多了，而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还没有伤多少骨，动多少筋。甚至为了集中火力对付走资派，还不得不保护、重用和提拔一些有较好表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利用这部分人，以便有效地打击一小撮。

等走资派被清剿的差不多了。那么，再系统地“清理官僚主义阶级”方能说，文化大革命次算搞得比较彻底了。也是继续革命所必然要求的行进方向。

毛泽东虽然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其并没有完成这一革命。

那么，作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继承者，必然就要求将这个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而遗憾的是，毛泽东最后错用了一人，把一个实质上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华国锋，误当成了文革左派。

毛泽东曾经要自己研究文革中不足的方面。但是，这种“不足”，其没有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

现在看来，就左派的不足而言是一部分人试图“打倒一切”，而更多的不足，恐怕是对走资势力的顽固性估计不足。

文革之中当然有坏的东西。一部分右派，就挑逗群众斗群众，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就对造反派进行镇压的。

文革之中还有一些派别，其表面上也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但是，贩卖反动的血统论，鼓吹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帐儿混蛋”，“老子打江山，儿子做江山”。这些派别都有后台。并且是跳起武斗的祸首。老子有权嘛，可以玩枪弄刀嘛。

华国锋在文革中期初属于保守派的。后来见风施舵，才站到支持左派的一边。如果没有这一出，华国锋就不可能再有什么机会，升迁到中央了。

毛泽东对华形成印象，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华在搞合作化运动中的确有自己积极的东西，另一个是华是毛泽东家乡湘潭的“父母官”，在文革之前总的把湘潭搞得不错。再一个就是由于华国锋一直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工作，由此华国锋就增加了接触毛泽东的机会。通过这些接触使得毛泽东得到了华这个人“忠厚老实”的初步印象，后来是“厚重少文”。

华国锋从县委书记到省革委会主任及省委第一书记，是一级一级的逐渐上来的。在文革期间的确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和提拔。这主要还是华最初在毛泽东家乡湘潭的工作成效所做的铺垫。并且华在67年及时转向，站队正确。

华国锋，能够走到中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1971年“9.13”事件之后，对毛泽东的打击和触动实在太大了。甚至直到去世之前，也一直未能回复元气。林彪事件，使得中央突然出现了一大批真空。结果是，华国锋得到了提升和重用，甚至连邓小平这个第二号走资派，也不得不重新启用。这说明中央的权力真空实在太大太大了。毛泽东感觉自己身边严重地缺人。

从这个现象看，说明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开始转向“安定团结”为好的趋向了。

这个趋向，也是决定毛泽东后面重用华的一个良苦用心。其很可能希望华能够站到中偏左的方面，起到平衡作用。

实际上，毛泽东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人未必能够做到，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而另一些人未必是这样。毛泽东的斗争经验和能力，在中国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可以与其相比。

在华国锋，阴差阳错，鬼使神差，通过反革命阴谋政变实现篡党夺权之后。华国锋的所做所为，还是在保卫社会主义吗？

华国锋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不得不推翻毛泽东生前所做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果断决定，堂而皇之地就把邓走资放了出来，并且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实权大为增加。

这样以来，就实际进入高了华邓之间的白热化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也就是说，华国锋自从搞了反革命的阴谋政变之后，请注意，华一直在兼任公安部长，华与汪、叶，都是拥兵自重的，由这样的三个人为主的政变，当然就是军事政变，那么，在这个反革命的军事政变之后，华与邓的斗争，实际上就变成了华企图维持和保持自己的权位的不被邓剥夺的一场徒劳的争权斗争而已。

根本与是否是在保卫社会主义无关。

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式由于华汪叶李的反革命军事政变，而被毁掉的。由于这个政变，达到了篡党夺权的目的，实现了官僚叛徒与走资联合的资产阶级专政，对文革革命左派及造反派进行了疯狂的清剿与镇压。

由此可见，华在政变之后所做的一切，除了欺骗之外，都不过是为维护其自己的罪恶的统治地位而与邓走资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狗咬狗的斗争罢了。

通过上述对与华国锋有关的五个方面的关系和联系的分析，对于准确把握华国锋这个人物的历史作用，也就是说把其放置到应当放置的历史环境与关系当中，才能基本看清华国锋的历史真面目才能比较准确地给其进行历史定位。

华国锋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少年有志，青年有功，壮年爬行，中老年有罪。

华国锋所犯的罪行，是毁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反革命罪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重大历史罪恶。与这种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恶相比较，华国锋前期所做出的那一点点所谓贡献，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比拟的，由此也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华国锋干了反革命想要而并不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由其所主导的这一反革命的罪恶政变，使得华终于变成了背叛共产主义的反动叛徒，变成了一个无耻透顶的千古罪人。


067) 武汉处决四人帮

武汉消息，1977年11月28日下午，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揭批控诉四人帮及其湖北的黑干将罪行的广播大会。大会控诉四人帮在湖北省的四人黑干将，他们是在湖北的帮派体系挂帅人物、前台总指挥、狗头军师和善于投机钻营反革命两面派。

大会有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陈丕显，省委书记张玉华、顾大椿等党军政领导干部出席。群众六万人参加。武汉部队副政委兼湖北省委书记张玉华主持。省委书记顾大椿在大会上“代表省委宣布：经省委报请华主席、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在湖北的这四个黑干将的处理决定。”

王平在讲话中首先表示处理“四人帮”的决定就是枪毙他们。处决这四个黑干将将“大快人心，大快军心，好得很！”“我们武汉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支持”。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068) 北京消息：四人帮公审游街（1978）

艾中华文

全国许多大城市，都举行“四人帮”公审大会，公审后游街，非常热闹。

通常经过公审游街的分子，都带着一顶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四人帮罪犯xxx”，有的帽子上还绘上一些丑化“四人帮”的几笔漫画；有的还在颈底下有一个述说其罪行的牌子。

犯人被绑着走在街上，也有的被绑在敞篷汽车上，前后左右由公安干部团团围住。

中共当局说，“四人帮”是比地主恶霸更坏的阶级敌人。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1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069) 广东中山县撰写批判文章325400多篇揭批“四人帮”

赵崧材

1977年12月6日，县委书记李耀祺(后蜕变为贪污分子)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37号文件的精神，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在县委、县革委的领导下，全县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便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起来。

前面提到的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还有1977年5月20日至24曰召开的县三级干部会议(有2400多人参加)，1978年1月召开的1977年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暨四级干部大会(约有1 0000人参加)，以及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揭批“四人帮”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工厂、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处处是揭批“四人帮”的战场。人们运用召开会议、办揭批专栏、写批判文章和绘制漫画等各种形式， 口诛笔伐“四人帮”。自1977年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县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声讨会、批判会就举行了2500多场，参加人数达403200人次；开辟批判专栏2300多个，写了批判文章325400多篇，特别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战斗打响后，各地中、小学揭批“四人帮”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正当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深入进行时，全县从1977年5月16日开始，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展开了清查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县委成立了领导组，由县委副书记刘文耀任组长，县委常委吴运光、陈达兴和组织部部长欧家礼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配备了专职干部，具体掌握情况。各战线和重点单位也成立了领导组。清查工作的重点是县属机关，釆取的是发动群众揭批林彪、 “四人帮”的罪行，查找线索和内查外调相结合的方法。经过一年多时间(从1977年5月16日至]978年终)，清查工作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首先通过揭批林彪、 “四人帮”，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从思想上、政治上同他们的帮派体系划清了界线。

摘自《中山文史 第53辑》p145-146页


070) 杭州处决17名“极端不满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的政治集团成员

人大开幕日宣布，也算凑热闹

据法新社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电，据杭州市公安局张贴的告示，杭州十三个“反革命政治集团”已被解散，它们的八名头目已被处决。

该告示说，这些反革命集团共有32名成员。被处决的8人，其姓名均用红墨水划上交叉，这表示他们被处刑后立即处决。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均被判处重刑。

被处决者中，年纪最大为52岁，5名由21至28岁，1名38岁，最后一名31岁。

其中一个集团，成员大部分不足30岁。它被指控“以政治纲领组织反革命活动”，并企图散发“宣传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这份张贴在杭州数区的告示说，这个集团的成员“极端不满华国锋主席领导的党中央”。

它指出，该集团的头目出身于“反革命家庭”。

另一个集团除被控私藏武器，并以武力迫使人民供应粮食。

观察家指出，这一连串新的处决行动是在中共当局认为“四人帮”势力特别强大的城市中进行。

去年三月，9名犯有差不多相同罪行的犯人在杭州被处决，可是，目前这一次却是首次明确地表示，他们是武装的政治反对者，而且是在“四人帮”被贬，其附从亦在全国运动中被整肃16个月后发生的。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3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071) （无德的）吴德回忆华国锋政变篡权全经过

作者：吴德　朱元石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党的十大也使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而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江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 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第16号文件1976，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

本文节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072) 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

周启才

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决定于当晚10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因工作关系，笔者列席了会议。时隔近30年，我根据记忆，把亲历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阅。

震惊中外的中南海之夜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微风徐徐，海水涟漪，岸边垂柳，绿色依依，路灯闪烁，车少人稀。

这是一个表象如常、景色如画的中南海夜晚。

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中南海夜晚。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晚9时左右，副局长陈恩惠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报告说：“东兴同志秘书刚刚打来电话，传达东兴同志指示，要我局立即选派四名工作人员，快速到怀仁堂集合开会，参加清理文件工作。”联系到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的斗争形势，联系到今晚8时中央常委在怀仁堂正厅开会，联系到在这样的时刻，汪东兴指示秘书局快速派出人员去怀仁堂集合，参加清理文件的会议，我们凭着长期从事中央机要秘书工作的敏感性，感到此次任务非同寻常，立即决定由陈恩惠带队，从档案处抽出三名干部迅速去怀仁堂集合，接受领导指派的任务，全力做好工作。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作者按：由于当时尚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汪东兴在电话中说那‘四个人’即指“四人帮”，下同。）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又说：“还有一件事，你走前要安排好，指定秘书局收发处一个负责人，坐镇中南海西门收发室，对京内外所有部门送给那‘四个人’的文电、信件、资料、报刊等，全部由他扣住和保管，不送文电处处理；秘书局文电处发给那‘四个人’的文件、资料等，送到收发室后，也由他全部扣住，不发不送。”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先到收发处找到处长王永年，安排好那“四个人”文件、资料的事，强调此事还在十分严格保密之中，要他表情如常，不露声色地完成任务。说完，我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车行至西郊机场路段时，我透过车窗，不断向前后张望，在视线内没有看到来玉泉山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但为了防止误事，我催司机再加快车速。

在玉泉山九号楼，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

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东兴同志在电话中向我讲了，知道一些，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我到会客厅同叶帅秘书、警卫及服务人员一齐动手，把会客厅原有的布置形式，改成政治局会议会场的布置形式。因减少了“四人帮”四个座位，会客厅原有的沙发也够用。按照新的情况，面向会场并列摆了两个沙发，每个沙发前面放了一个茶几，这是准备给华国锋和叶帅用的。很快布置就绪，我又检查了一遍。这时离开会时间还有七、八分钟。我走出会客厅，站在叶帅住地门口，迎候前来开会的政治局成员。

出于安全、保密和环境条件考虑，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车子到达玉泉山后，都在安排好的停车场下车，随员也在停车场附近的休息室休息。参加会议的每位成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九号楼会议厅。他们下车后都步履匆匆地于10时前到达了会场。一位女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会场自言自语地说：“沙发座位不够啊！”我说：“座位够，除两个主座外，随便坐。”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原定的开会时间已到。汪东兴指示我去叶帅卧室报告一下，请示华和叶帅是否按时开会？我进入叶帅卧室，向两位首长报告了上述情况。华国锋听后看看叶帅，叶帅说：“人到齐了，就按时开会，咱们去会场吧！没谈完的事，还可以在会上谈。”华国锋先从坐的床沿上站起来，并伸手扶着叶帅站起来。出卧室门时，华国锋请叶帅先走，叶帅让华先走。最后是两个人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步走出卧室，面带微笑并庄严地进入会议厅，分别坐在预先布置好的两个并列的沙发上，华国锋面向会场居左，叶剑英面向会场居右。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

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拘捕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的。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说：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叶剑英指出:同“四人帮”的斗争

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会议对党中央主席人选的讨论和确定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散会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钊等，引领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和随行人员分别进住事先安排好的各楼房间内休息。

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五号楼的繁忙活动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汪东兴找我谈话，指示我办几件事：

1、 给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打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来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找他们谈。你通知完后，安排好专机去接他们，到京后，住在京西宾馆。

2、 从今天开始，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或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领导研究决定，你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办公会议，做好各项会务工作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临时交办的各项任务。

3、叶帅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在此非常时期，中央会议频繁，开会时秘书或警卫又不能进入会场随侍左右。给你一项任务，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你要进行必要的搀扶，特别去卫生间要注意防滑，保证安全。我说：“是否事先要向叶帅讲一下。”汪说：“今天上午政治局开会时，我向叶帅讲一下。”

遵照汪东兴的指示，我首先去五号楼，查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大厅、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休息室、保密电话间、卫生间等的布置情况，达到了安全、保密、卫生、适用的要求。中央政治局今天上午在这里开会有保证。

接着，我在五号楼要总机值班人员接上海马天水和周纯麟的保密电话。先接通了马天水的电话。我对马说：“我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启才，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给你打个电话，请你今天上午来京，有事找你谈。”马问：“周局长，谈什么事，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吗？”我说：“没讲。”马又问：“徐景贤、王秀珍去吗？”我说：“没说要他们二位来。”马又问：“上海还有别人去吗？”我说：“还有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说：“我通知周司令。”我说：“不麻烦你了，总机正在给我接周司令员的电话。”我在电话中告诉马天水，中央办公厅上午将派专机去接他们，专机到达上海机场后，会同他们联系具体登机时间。周纯麟司令员是受“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排挤的。他的电话接通后，我也讲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请他来京的事，告诉他同机来的还有马天水。周司令员听后说：“好的，我等机场通知。”在给上海打完电话之后，我同中央专机主管部门联系，安排好去上海的专机，又同京西宾馆联系，安排了马、周来京后的住房。

10 月7日上午8时30分，华国锋主席在五号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来到会场时，汪东兴向叶帅讲了叶帅在会场起坐和去卫生间时，因随身秘书、警卫不能进入会场，拟安排我照顾叶帅。叶帅听后说：“好哇，谢谢。再加一项任务，‘咬耳朵’。”汪东兴问我：“你知道‘咬耳朵’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很清楚。”汪说：“叶帅年事已高，耳朵有些背，在会上别人讲话声音小时，有时听不清楚。这时叶帅会问你，你要贴近叶帅耳朵，小声讲给叶帅听。”我说：“明白了。”叶帅听后笑了。从这次会议开始，叶帅就自主不去坐沙发了，而是同我坐在一起。我坐的地方紧靠政治局成员坐的沙发外边，有一张长条桌和两把扶手高背软椅。华国锋见叶帅同我坐在一起，赶紧招呼叶帅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叶帅说：“我坐这里好，起坐方便，听不清的发言还可同小周‘咬耳朵’。”

会上首先由汪东兴汇报了今天清晨他给外地四位政治局成员通电话的情况。他说：“根据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散会后，我分别给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同志打了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昨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要决定，他们都表示赞同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同意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汪东兴还在会上讲了我给马天水、周纯麟打过电话，通知他们今天上午中央派专机接他们来京的情况和住地安排。

接着，会议研究决定了召开“打招呼”会议的事情。华国锋说：从今天开始，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原来分工，要分头迅速召集中央在京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各项重大决定。而后开始分期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地点在玉泉山五号楼，来京与会人员住在京西宾馆。

接着，把外交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召到玉泉山五号楼，由华国锋、叶剑英直接向他们进行了传达，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会上也讲了话。外交部有的负责人听完传达后，高兴得泪流满面。根据新的形势，会上研究部署了外事工作。

迅速召集上海马、徐、王来京开会，中央

决定改组上海市委

10月7日上午，马天水和周纯麟司令员到京，入住京西宾馆。当天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找马天水来玉泉山五号楼谈话。10月8日上午，靠近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党、政、军一把手被召来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他们表示衷心拥护，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会上，着重同他们研究了稳定本省局势和上海问题。

10月8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政治局同志，在玉泉山五号楼同马天水谈话，周纯麟司令员参加。华国锋在会上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中央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马天水听后，态度顽固，对抗中央决定，几次提出对“四人帮”应作为党内问题处理。马天水的错误言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判，对他也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周纯麟司令员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劝告。但马天水并无悔改之意。华国锋看了看表，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并对马天水说：“你回京西宾馆后，立即给徐景贤、王秀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来京开会。”然后对我说：“老周，派车，你送马书记回京西宾馆。”并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当时领会是让我当面看着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我会意地点了点头。送马天水到京西宾馆后，我也跟着上了楼，一进门他就对他秘书说：“给我要徐景贤的电话。” 不一会儿，徐景贤的电话接通，秘书将话筒递给马天水。马说：“我是老马，中央叫你和秀珍明天来京开会，有飞机接你们。”对方问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马说了一句“很好。”对方又在问话，马说：“来京见面再谈吧！”说完，马放下了电话。

我返回玉泉山五号楼，把马天水给徐景贤打电话的情况，向华国锋、汪东兴做了汇报。

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到京后，与马天水、周纯麟司令员一起，参加了中央在玉泉山五号楼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听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马、徐、王听后，感到大势已去，不敢轻举妄动，以卵击石。一小撮图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余党，在中央强大威力震慑下被挫败。马、徐、王在返回上海前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了上海问题的严重性，并向他们交代了政策，进行了耐心教育，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们当场表态：回上海后，一定传达、贯彻好中央粉碎“四人帮”和中央政治局玉泉山紧急会议的各项重大决定，以及这次“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做好稳定上海局势的工作。王秀珍还哭了起来，说上了“四人帮”的当，受了“四人帮”的骗，并“揭发”了王洪文、张春桥的所谓“问题”。

根据上海形势，中央政治局及时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等组成的中央工作组赴上海工作，同去的成员有中央小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等。由于中央工作组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和依靠上海广大党、政、军干部和人民群众，经过艰苦斗争，上海局势得到迅速明显好转。10月25日中央发布命令，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别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而后于1977年1月19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组成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的上海新市委领导班子。上海问题的顺利解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华国锋讲话时，手持三份毛主席的手稿

中央分批、分期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于10月14日结束。每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华国锋、叶剑英做主要讲话，李先念、汪东兴和其他与会政治局成员在会上也时有讲话和插话。几次会议主要讲话内容，大体相同，会议气氛热烈，达到了统一思想、稳定局势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华国锋在讲话中用大量充分事实列举了“四人帮”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讲了为了不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党中央执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周密策划，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非常手段，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过程；讲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做出的几项重大决定；讲了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讲了要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清查处理过程中要注意掌握政策；讲了稳定全国局势的方针和重要性等。当时也讲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讲话时，手上拿着三份毛主席的手稿。一份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一份是：“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一份是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华国锋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毛主席的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华国锋把三份毛主席手稿在会上向大家做了传达。然后，着重讲了毛主席的第一份手稿。华国锋说：“毛主席写的这件三句话手稿，是1976年4月30日晚上，我陪同毛主席在中南海主席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主席指示时主席写的。当时主席说话已经困难，有的话我听不明白，听不清楚。主席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这三句话给我。前两句是主席听我汇报工作后的指示，后一句是对我个人讲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我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四人帮’当时都在场。‘你办事，我放心。’我没有传达。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急于篡党夺权，他们密谋策划，把毛主席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工作指示，篡改、伪造成‘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纸上大造反革命舆论。由于当时全力忙于毛主席的治丧活动，对此没能及时处理。10月2日，外交部报送的乔冠华出席联合国第31届大会上的发言稿中也写上了这句话，引起我的警觉。我找出毛主席写的原件对了一下，六个字他们篡改了三个，我把乔冠华发言稿中的这段话删掉了，写了几句话，批给中央常委传阅。张春桥看后，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罪行，提出不要向下传达。”

叶剑英在讲话中，再次指出“四人帮”是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次中央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掉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是我们党取得的重大历史性胜利。但应该看到，这还是初步的胜利。今后除了从组织上做好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外，更加艰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特别是思想战线各部门，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叶帅在讲话中还强调了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稳定局势的重要性。

这里顺便讲一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司令员参加了最后一次打招呼会议。他在会上痛斥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并说：“在毛主席治丧期间，我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腰里都揣着手枪，如果‘四人帮’胆敢在会上闹事，抢班夺权，我就毙了这伙坏蛋。”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通知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10月20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成立了以华国锋主席为领导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四人帮”的罪行。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办公室主任。

12月10日，经中央政治局，即中央专案组讨论同意，向全党、全军各级党组织下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后又印发了罪证材料之二、之三。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深入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罪行的高潮。

（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


073) 华国锋在资本主义复辟中充当什么角色?

工言

当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遮遮掩掩中把中国骗入资本主义歧途后，中国经历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工农大众沦落地狱，不见天日，国家面临危亡....20 多年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已使人们在痛苦中反复不断思考:为什么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这需要从各方面去找原因:正面的反面的/远的近的/上的下的.其中一个，就是华国锋的叛变投降与欺骗，直接地/最后地/致命地招致大革命的失败.

华国锋投靠邓小平走资派后，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可耻角色:1，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打开大门，起到了邓修不能起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是从华国锋的右派政变开始的.2，打着毛主席接班人的旗号， 为资本主义顺利地进行了变天，为资本主义复辟作了成功的过渡.他打出遗照式的"你办事，我放心"，以毛主席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使他那个伪政权合法化，极大地欺骗和蒙蔽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取消了人民的反抗，熄灭了革命造反派的斗志.华在毛主席的旗号下，让毛主席的大旗倒下;在口喊坚持继续革命中，无声无息地埋葬了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和事业，在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声中让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厦安静地倒下去.

一，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叛徒

华曾在短暂的当权岁月里，宣传自己是为民除害的"英明领袖"，是老实稳重和令人放心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实际是怎么回事呢?

在华国锋最得意的岁月里，一次他与汪东兴路过他的故乡交城县，受到个人崇拜的颂扬.华说:要不是毛主席，那里会有我们今天!"汪答:"可是，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这里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也许人们会把我们当作千古罪人来谴责!"汪这里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认识到他们发动76年10月右派政变的重大罪责.

华国锋打着"为民除害"/"除四害"等旗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打算，为走资派火中取栗，作背叛革命的罪恶勾当.虽然华当时是中共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寄予期望的人之一，但华国锋其实早已与走资派暗通款曲.在毛主席病危期间整天为自己的出路打算:一边与江张王姚等继续革命派虚与蛇委，一边又走资派密商交易.他要玩弄所谓居中平衡左右派的把戏和道路.当时走资派就威胁他:你不抓四人帮，我们就抓你.华国锋为保自己最高权力地位，不惜牺牲四人帮，以昔日同志为敌，不惜冒巨大风险/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发动右派政变!其结果不但是自投走资派罗网，而且捣毁了无产阶级专政，作了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过渡!

最初，华/汪与江/张/王/姚的矛盾，还算是左派内部或毛派内部的争斗.但一当华勾结叶剑英，突然发难，以召集会议为名进行诱捕/ 秘密囚禁/镇压和瓦解继续革命派，斗争的性质就完全变了.江青是毛主席的妻子，是在毛主席支持下出来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是最能领会毛主席的指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是继续革命论的中坚，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最受毛主席赏识和培养重用的大革命中的优秀领袖人物.毛远新是毛主席的侄子也是毛主席的联络人，一切秉承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和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继续革命派.王海容是毛主席的侄女，也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他们虽然有不同程度的脱离群众的缺点错误，但断然不可以用发动政变/对他们实行专政!华的右派政变，把这些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一网打尽，反而依靠走资派/解放走资派/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打开大门，就足可见其反革命性质.

70年代，当左派力量遭到削弱后，毛主席又病重，邓小平走资派看准时机掀起了右倾翻案风，说明走资派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很大.邓小平/胡耀帮等借悼念周总理发动了天安门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挑战发难.反革命气焰日益嚣张，反攻倒算活动异常猖獗.然而由于毛主席还在，领导了全国人民坚决打退了走资派的进攻，使邓小平的韬光养晦阴谋未能得逞.叶剑英是和邓修心心相印/一个鼻子出气/善于投机的走资派.当时就受到毛主席的斥责，要他告退养病.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华国锋勾结/依靠叶剑英及其背后的走资派复辟势力，可想而知他的政变性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走资派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象一股浑浊的洪水，一经华国锋炸断大堤，这股压抑多时的反动势力就象一头顽强而又凶猛的出笼野兽，疯狂地反攻倒算，拼命吞嗤着革命事业.华国锋不但炸堤，而且跳进这股历史的浊流，与走资派同流合污，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华的"英明"何在?!接谁的班?!在这生死关头投靠走资派/认贼作父/砍倒毛主席的大旗/镇压毛主席的至亲和最信任的人，"忠于毛主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又从何谈起?!华国锋从上贼船那一刻起，就在实质上叛变了无产阶级事业成了革命的叛徒!

如果不是华国锋投靠走资派，与敌人里应外合，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就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输得这样惨重;如果不是他叛变革命，占据着所谓毛主席继承人的正统合法地位/充当走资派复辟的过渡，工农兵群众就不会被蒙在鼓里，就一定会奋起反抗复辟/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如果不是他充当这可耻卑鄙的角色，全国人民还有斗争的回旋余地，毛主席逝世后的这场生死搏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断然不至于今天这种地步!

80年，继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去后，华国锋又被走资派在政治局内撤去他的党主席和军委主席大权.他称病在家.邓小平为要他继续出面作欺骗全国的面目，而去看他.华对邓说:"在你面前我说几句知心话，......我认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28天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天，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当时只有我和东兴同志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临行动时才通知叶帅参加......想一想，我在粉碎'四人帮'时冒了多大风险，所以我即使有什么错误，大家也应该谅解了."直到这个时候，成了落水狗的华国锋，还与走资派讲知心话表忠心求宽容.他一再乞求走资派:"我检讨，我改正.请大家给我机会."保持他的最高领导地位.这说明他叛变革命/发动政变，是为走资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这就是他所说的"第一功"，也是他篡夺最高领导权的资本.华的嘴脸比当年吴三桂还丑陋，其叛徒本色比吴三桂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主席病重时说过:"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这投降派就是华国锋!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邓/叶/陈等死不改悔的人!

二，欺世盗名的大骗子

邓小平走资派之所以能在中国顺利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原因，是善于欺骗.而华国锋则在这大骗局中居功第一骗了.他以正统接班人身份发动政变篡夺最高权力，使全国感到迷惑.这就是毛主席的至亲和最信任的人被镇压时，全国造反派和广大群众为什么竟然会无声无色/没有作及时的反抗.就是连素有革命历史光荣传统/革命造反派力量雄厚的上海，也偃旗息鼓/反抗不起来.

华的正统接班人之说是个骗局，"你办事，我放心"之说是子虚乌有.没有人见过所谓毛主席的中国临终嘱咐，更没有人能证实确有这回事.华国锋的这种伎俩，与封建时代的伪造圣旨有什么两样?!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污辱/对全国人民的欺骗和侮辱.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毫不犹疑地拥护毛主席.华国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虚构出一个"临终嘱托"/制造了一个弥天骗局.在当时人们一时难以分辨真假，无法查证.当后来看到邓小平走资派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时，事实说明这接班人大有问题时，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然而恰恰是这种欺世盗名的骗局，起到邓小平走资派本身不能起的稳住全国的作用;起着麻醉人民/模糊人民分辨能力/平息人民反抗的作用.使无产阶级专政大厦安静地倒塌下来.

拿上海为例，当时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造反派都作了武装起义反抗准备了，但是由于华国锋的伪政权诱骗了上海第一把手马天水上京，软硬兼施，劝降了马天水，接着又通过马天水说服他的部下.当时伪政权就是以"你办事，我放心"为理据/以毛主席正统接班人身份自居/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劝降和施加压力的.虽然上海有相当多的工人阶级和造反派的领袖仍然坚持要领导全市进行武装起义，但却"名不正，言不顺".对发动人民坚持抵抗到底非常困难.何况当时中央军委大权掌握在叶剑英手里，上海处于军事劣势的被包围之中.孤立无援.起义队伍迅速被瓦解.使许多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悲愤异常地望洋兴叹，不得不放弃起义而束手待擒!

当年蒋介石一边镇压上海工人武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12大屠杀，抛弃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连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革命，投靠帝国主义;一边又以孙中山先生的正统继承人自居以国民革命英明领袖自居号令全国.华国锋76年10月右派政变，就是重演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的故技.这两个反革命叛徒兼大骗子，是何其相似乃也!

中国的历史悲剧一再重演，中国人民再次受骗.这都说明毛主席临终时说过的:"我们的国家的基础还是旧的，和解放前差不多，所以林彪/刘少奇一类上台很容易，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应该仅记这教导，正视现实，得到启发.

三，以个人名利地位为准则的"刘邓孝子贤孙"

华国锋自封为毛主席放心的革命事业掌舵人.实际上是个个人名利地位心极重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革命原则.有的是他自己的原则:凡事有利于他名利地位的就投机，而且不惜叛卖;一遇大风大浪/紧要关头，就暴露他个人地位第一的名利心.在毛主席逝世时，他不就是感到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逼迫他/威胁到他最高地位而不惜发动反革命政变吗?!他发动政变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地位.为此他不顾一切，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本不顾及发动政变所产生的极其恶劣的后果，完全置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于死地.

在政变前，华的表现用江青的话来表达就是"遇事兜着走，原则问题不开口."一切根据个人利益看风使舵，有利于升官的，就什么都可以做.骨子里有的是个人主义，那有什么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

至于他上了走资派贼船后，表演得就淋漓尽致了.我们可清楚地看到，他在与走资派狼狈为奸的日子里，是怎样为了他个人名利地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听任走资派的摆布，向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彻底投降，并彻底与走资派同流合污:

1，同意让邓小平从新上台，被邓很快掌握了全局.

2，认同旨在否定毛主席，为反攻倒算提供理论根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在这大是大非问题上举手投降.还举手赞成那个罪恶的11届3中全会决议和那个极其发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问题的决议"等纲领性的反革命决议.

3，批准为邓小平策动的/毛主席定性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让全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卷土重来全面复辟，掌控各级大权.4，同意为中国走资派开山鼻祖/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头目刘少奇平反，并主持平反大会.

5，在走资派强行清除汪/吴/纪/陈出政治局时，为自保而抛弃伙伴;当他自己最后被清除时，又苦苦哀求走资派.

华国锋虽然籍着发动政变镇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的"功劳"而暂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从投靠走资派那一刻起就陷于这股邪恶势力的掌控之中，走资派正是抓住他的弱点，使他彻底背叛革命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在罪恶的不归路走下去.

叶剑英首先提出停止批邓及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对华说:"四人帮是我们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现在需要安定团结.如果说，两年前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给我们的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的话，我们不能给他们的帮派体系复辟创造一丝一毫的条件."华即同意.在叶的影响/策动暗示下，支持邓小平恢复全面工作.对此华不但同意，而且还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76/77年，中央政治局中，走资派势力还未占多数.当时的人员是:华/叶/李/汪/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许世友/赛福鼎/李德生/韦国清等.但在邓/胡执掌大权后，就大刀阔斧地砍毛主席大旗，清除文革派，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夺取多数，篡夺了领导权.然后向各方面扩展，彻底清除文革派.使各级领导变成走资派的天下.

77年5月，华国锋访问朝鲜时，金日成问他:"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有分歧吗?"华答:"不，我们团结得很好.我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之间合作得很好，他们很尊重我."华最关心的就是他个人的地位!

77 年，邓小平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我以为应该考虑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应该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邓/华共商后的共识.在这里，华的修正主义和邓的修正主义根子长到一起来了找到共同点.华除了继续提清查揭批四人帮外，就大讲"四个现代化".

华不但批准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甚至还应出版社和"童怀周"的要求，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书名.这个投降派早已忘记他在毛主席领导下当公安部长时镇压"天安门事件"了.比吴三桂还吴三桂!为了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他随时都看风使舵，什么都可以抛弃/背叛，什么都可以拿来作交易.

李先念对华国锋说:"年应该看出来了，无论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是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大家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的重心的转移.而不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你.""你放心，你还是全党的英明领袖，你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通过这次会议后只会加强而不会动摇."为此，华让权邓小平代表政治局作总结，放弃代表中央的发言权.

邓/叶/李暗中预先搞出了11届3中全会的决议后，华也觉得他们对自己太过分了.但叶对他说:"像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多长时间能为党工作?他们站出来发挥余热难道不都是为党好，为国好，也为你好码?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全党信任你，老同志信任你，愿意同心同德跟着你干才要求站出来从新工作，你把他们拒之门外好吗?"于是华又在表决中举手同意了.(汪不同意).华就是醉心他个人最高地位的驱使下，被走资派诱骗，被走资派"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迅速走向垮台，使大革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可笑的是，邓小平指使华国锋出国访问，就组织策划取代华/安排接班人，华知道后说:"这本是我考虑的事，他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扯蛋，要不是我粉碎'四人帮'，他还在阴沟里乖乖地等着批判呢!现在只不过是忘恩负义，上楼抽梯罢了!"华不止一次地说，"他们敢?!""他们还真敢赶我下台?"华对走资派的认识水平低得象白痴，充满幻想.他认贼作父，而走资派对他不放心呢.华的阶级斗争道路斗争路线斗争的认识，就是修正主义那一套.

走资派为了给资本主义招魂/开道，势所必然要为刘少其平反.刘修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正是邓小平走资派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灵魂.华对此提出了"当时不了解，没参与"刘少其案件的置身度外的姿态.叶剑英听了就笑了:"这些我们都清楚，当时你也是走资派的嫌疑嘛."华即点头说:"对，对!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群众和干部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刘邓的孝子贤孙'嘛.""所以要说受他们的迫害，我也受得不少，只不过不如大家那么多就是了.原先我没考虑透，这次也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叶帅，先念等各位同志的帮助，包括许多善意的批评，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请各位老同志放心，我是会和大家很好团结在一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共同奋斗的."于是华国锋就在11届5中全会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为刘少其平反 /推翻毛主席为刘所作的结论，并否党内存在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并主持为刘少其平反大会，作了"刘邓的孝子贤孙"了!

至此，华国锋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就已经不需再费笔墨了.

结束语

在华国锋即将倒台前，邓/陈/叶等走资派商定由胡耀邦任中共主席/邓小平续掌中央军委主席后，叶说;"这下我就再也不怕有人掘我的祖坟/鞭尸问罪了."看， 这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真是作贼心虚!害怕人民起来清算他们的时候!他们也知罪孽深重难逃罪责!毛主席说过:"中国若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料定他们是不会长久的，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恕他们的."又说:"总是会有人要革命的."

既然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只不过是骗得来的，那么总有一天这个骗局是要破灭的.今天，邓小平走资派已用他们的罪恶表演，戳穿了他们自己的骗局，使事情真相大白/是非曲直分明.资本主义的磨难/刻骨铭心的痛苦已教育了人民，使人民从迷茫中觉醒过来.

清算死不悔改走资派/清算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这一天，已经来临!中国工农大众即将进行一场社会主义大革命，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工农大众是一定会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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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士

好文章！华国锋丑恶嘴脸揭露无遗。

“英名领袖”早已被扫尽历史垃圾堆，可是他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面目还必须彻底揭露。有些自称“左派”的人还把他当成毛主席的接班人，还在相信他发动76。10。6反革命政变时编造的种种谎言，还在批判四位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先驱。正如文章所揭露的，华国锋仍然认为“粉碎四人帮”是功劳，念念不忘以此向复辟派邀功，请求分一杯羹。可以断定，华国锋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无产阶级叛徒，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干木

华国锋还没死，但已经被历史所定论，是个死心塌地的无产阶级的叛徒。这个蠢货至今仍然念念不望他投降小平的头功，这个伪君子居然还有脸进纪念堂？

揭露华的叛徒嘴脸非常必要，打在华的脸上，痛在冒字假左们的心上。

贺炳夫

华国锋罪大恶极！！！

无能之辈！！！

-----------毛泽东主席定他时眼睛的确是瞎了（白内瘴），这是毛泽东主席最大的失败。


074) 华国锋与热月政变

作者: 秋石客

日期: 2005-10-04 17:20

一九七六年，上天注定新中国出大事，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紧张、不安的气氛在神州大地上漫延。

一九七六年元旦，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毛泽东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使毛泽东“试看天地翻覆”名句成了预言。

按照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公元一九七一年，震惊国内外党内外的当代最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历史巨人毛泽东陷入了他一生的最富有难言之隐的失败和痛苦之中。面对复杂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他被迫选择全面性的战略退却。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实际上大为降低，党内外反文革势力死灰复燃，明里暗里向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发动了不断的反扑，其中一九七二年的右倾回潮，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就是代表性事件，以至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政治局遭受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而毛泽东也只好静观其变。以上种种事件说明毛泽东晚年的政治作为是极其困难的，一九七三年的反右倾回潮，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的评水浒和批投降派，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运动是文革派对反文革势力的主动出击，其结果都是胜负未分，打了一个平手，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一九七六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初，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病死，党内各派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

当时的中央大致可分左中右三派：一派是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左派，一派是以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为代表的文革温和派，也可称之为投降派，再一派就是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领头的反文革右派。

一九七六年，在周恩来病重前后，毛泽东支持文革派主动出击，发动反右倾翻案风运动，试图控制局势，但遭到反文革势力最顽强抵抗。一月八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在如何对待周恩来问题上，左派犯了错误，右派利用得当，打周恩来旗帜对抗毛泽东旗帜，按当时一位高干子弟的话来说，这就是最后的斗争，是他们将来生活在天堂还是人间的最后决战，因此，借机发动四五运动就成了右派的生死一搏。

华国锋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浮出水面的。华国锋是靠文革青云直上， 跟毛泽东、江青很紧，做一些行政具体工作，很会伪装自己。在谁来继任周恩来总理职位问题上，毛泽东是大费心思的。邓小平来当总理，显然不行，靠不住，他是反文革的，他是要秋后算账的。张春桥当总理，应该是毛泽东首选，但会激化同反文革势力的矛盾，胜算不大。作为一流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两军对阵，力量不分上下的存亡之秋，他把目光投向中间派，争取中间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利用一下表面老实的华国锋，提名为代总理。应当说，毛泽东的这种选择是稳妥的，但谁能预料华国锋会叛变呢？当然，毛泽东也可孤注一掷，令江青当主席、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委员长、毛远新当中办主任，效果将是另一个样子，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寻求的是更稳妥的方针。毛泽东说，华国锋这个人老实，他不会捣鬼。他总是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我偏要选拔一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挑大梁。华国锋其实最不老实，他对毛泽东的安排心知肚明，在左右两军大决战中并不十分靠近江青为首的文革派，而是拥兵自重（指华为公安部长），静观其变。当天安门事件爆发，矛头指向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采取断然措施，一打一拉，重演了一出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的故事。一打，就是决定撤消邓小平党政军职务，令叶剑英闭门养病，一拉，就是假戏真做，任命华国锋为总理，中央第一副主席，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二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屡败屡战，心情极坏。时大将韩信所向无敌，捷报频传，刘邦朝思暮想，盼韩信率大军前来助战，可韩信迟迟不动，却写信给刘邦，要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借口是便于统治刚刚占领的齐国。当韩信信使赶至刘邦面前汇报时，刘邦正在吃饭，一听韩信要封王，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喷饭大骂，大意是老子正处危机存亡之秋，你不快来帮忙，却要急着要封王做官，岂有此理。话没说完，多亏谋士张良暗中踩他一脚，刘邦脑子转的快，故改口说男子汉要做王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当场决定封韩信为齐王。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过一段时间，韩信依然按兵不动。刘邦不解，问计留侯张子房，张良认为是没封地缘故。刘邦觉得有理，马上下令封齐国之地给韩信，韩信从此非常感谢刘邦，亲率大军与刘帮合击项羽于垓下，大获全胜，项羽死，刘邦终成汉高祖。后来，吕后借口叛乱罪，诛杀韩信。二千年后华国锋成了半个韩信，江青却比不上吕后，结果是大相径庭。

华国锋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他做梦也不敢想的。他将计就计，以接班人自居，自欺欺人，一方面向毛泽东江青继续表忠心，例如，他曾对江青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忠于毛主席，忠于江青，听从指挥，借以麻痹毛泽东和江青，另一方面，全力镇压四五事件，借以打压另一个政敌邓小平势力，取得了一箭双雕效果，然后静观其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达到白热化。反文革势力处在地下状态，密谋东山再起。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方面严密注视邓小平叶剑英一举一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备中央会议，争取大获全胜。而文革温和派华国锋，更是处心积虑，图谋执掌大权。江青一生，对路线和政治问题历来敏感，却犯下对投降派应有的警惕，棋错一招，满盘皆输。

四人帮倒台后，许多人争功，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云里雾里，什么小平之功了，什么叶帅谋定了，都不是历史真相。不论热月政变正确与否，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主角是华国锋，而不是其他人，这是毫无疑义的。

毛主席死后，华国锋心知肚明，接班人不会是他自己，中国没有当总理又当主席的先例，党中央一把手不是江青就是张春桥。对华国锋来说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主席意愿，全力扶助江青，另一种是制造江、叶平衡格局，自已左右大局，第三种是自己真正掌权。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一搏，争当接班人。在华国锋看来，江青集团没有军权，政敌很多，只要把为首的干掉，他继续举毛泽东旗帜，当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为达此目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毛泽东遗言遗稿，谁都不能看。为什么？因为华国锋在毛泽东在世时，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没有，对比之下，江青、张春桥他们却是单独见毛主席如同家常便饭。他非常担心毛主席有文字东西不利于他而利于江青等。所以，当张春桥向中央办公厅李鑫索要毛泽东遗稿未成，惊魂不定，决计提前下手。李鑫以为他是首次向华提出采取措施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想法，其实华国锋早就在想政变方案了，李鑫只不过是添把火而已。

搞政变要有基本条件，华国锋恰恰具备政变条件。

第一，要有主动权。华国锋是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有召集会议一网打尽之首要条件对此，是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第二必须有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首脑参加。所以，御林军统领汪东兴，就成了政变关键人物。汪东兴如果倒戈，华国锋等就会成阶下囚。有人会问，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卫兵头子，为何不去忠于江青，反而助华国锋呢？答案很简单，汪东兴最害怕江青掌权。江青早就看不上汪东兴，像对待家奴一样呼来唤去，汪东兴内心早就怀恨，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中，汪东兴投靠林彪，被江青抓住不放，要不是毛主席力保，早就成了黄吴李邱一样下场了。江青背后骂他是特务，他完全知道。如果江青当权，没他好日子过。跟华国锋走，前途一片光明。极端自私使他走上不仁不义之不归路。毛泽东生前顾情面，没解决汪东兴问题是一大败笔。

第三，必须有军队支持。如果军队不支持，你既使政变成功也会翻车。当时军队有四个力量要摆平。一个是中央军委，一个是北京军区，一个是卫戍区，一个是实力派人物叶剑英。华国锋思前想后，最早单独找的人是吴德。吴德长期担任北京市一把手，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是名符其实的党政军首脑。那么，吴德为什么会支持华国锋，从而反对江青呢？其中奥秘可从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找出答案。其回忆录中谈到毛泽东秘书张玉风向汪东兴汇报江青私下同她的谈话内容中有一条，说吴德是国民党和苏修特务。因此，吴德很清楚，如果江青当家，他没好果子吃。所以和华国锋一拍即合，共同谋划倒江青的政变。当时军队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他不同意抓江青也不成，是吴德做了吴忠工作，吴忠提出他听中央军委指挥，因此，华国锋亲自出马，找关键人物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支持华国锋并亲自给吴忠打招呼，叫他听从吴德指挥。最后，军队中最关键的人还要数叶剑英。他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军方影响最大，又是名义上的中央副主席。他和江青长期不合，是死对头之一。华国锋通过李先念做通了叶剑英工作。这样，有了军队支持，华国锋夺权信心大增。

第四，必须有公安系统支持。华国锋担任过公安部长，对公安系统很了解，唯一担心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何祖康，他令公安部的副部长杨贵，用调虎离山计，陪同叶祖康出差，远离北京，解决了公安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

第五，必须有合理的借口。为解决这个问题，华国锋一方面断章取义，打着毛泽东要解决四人帮的指示。另一方面，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手迹的真意，造成他是毛泽东指定接班人之假象。华国锋正是利用伪造的合理借口，打着毛主席旗号，做通了许多人的工作。有了上述五个政变条件，华国锋终于完成了十月六日政变计划。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一九七八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派全军覆没。华国锋等宋江一类人物，最终得到了可耻下场，真是不分左中右，人心大快。

对于华国锋这样的污浊小人和他干的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政变大事怎样评判，这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评判的。

从个人品质上分析，此人乃是人间垃圾无疑。逮捕江青等人和牺牲汪东兴等足以证明他的自私自利，忘恩负义本质。邓小平叶剑英等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是出于政见不同，无可厚非。而华国锋完全是出于见不得人的私利，是可耻的，不可原谅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居然每年还有脸去毛主席纪念堂，是认罪呢？还是继续污辱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只有老天和他自己知道。

对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左中右有不同的评价。大多数左派认为，华国锋是叛徒，是投降派，他的斩首行动起到了右派办不到的作用。个别左派和中间派认为他是反左倾路线而采取的不适当行为，右派认为是左派内部争权，乐不可支，客观上帮助了右派。

从党纪国法角度上讲，华国锋的行为是最严重的违纪行为，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是中共党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发指的丑恶行为，应当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严厉制裁。

从政治上讲，华国锋和江青之争也可以说是权力之争，非路线之争。华国锋初衷也可能想继续走毛泽东道路，属于左派右翼。但历史的评判不会由动机决定，而是由后果决定。

今天，中国走到如此黑暗的这一步，已不是什么郭沫若的大快人心事，已不是叶剑英的满目青山夕照明，而是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和大部分有良心的干部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这一步。究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华国锋是伪君子，两面派，忘恩负义之徒，是资产阶级政客，投降派，是革命的叛徒。

热月政变改变了历史，让历史永远把华国锋钉死在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吧！

二零零五年十月三日修改


075) 盖棺未必定论——华国锋死了

作者: 游客久

日期: 2007-12-15 08:51

如题，据官方新华网北京12月8日消息：“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2月8日1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华国锋死了，应该是盖棺了，但是否定论？作为一个人的言行，人死如灯灭，应该是结束了，可以定论了，但从网站上看，众说纷纭，看来世人对他还没有定论。

官方又发讣告，又称同志，冠以“前中共中央主席”，并且在刚刚结束的17大上还是主席台上的特邀代表，看来对华国锋是肯定的、或者基本肯定。实际上，邓小平和现领导者他们应该感谢华国锋：没有华国锋，哪来现在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还不定是要打倒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被清除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之所以没有给华国锋更高的规格，一是华国锋文革前不是自己一伙的人、文革中又跟着文革派批判过自己，有先天的排斥和仇恨。二是华国锋上台的路数太不正、行为太臭、影响太坏，不屑于为伍。三是认为华国锋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正宗，自己才是造成如今中国“繁荣”的功臣，虽然华国锋一有机会就给自己戴“是改革开放第一人”的桂冠，可是他们根本不理这个茬，落得华国锋只能孤芳自赏、自我安慰。四是华国锋太无能、太龌龊，他们从心里就看不起这号人。

反观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所谓左翼阵营，对华国锋历史上做过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是肯定的，问题就出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牵扯到这么几个问题： 1、华国锋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2、“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是反革命军事政变吗？3、华国锋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中的定位——被迫的、主动的；是挂帅人物还是胁从？等。4、华国锋仅仅是个叛徒还是兼有资产阶级野心家？5、“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是不是仅仅方法不对、程序不对、不会法、效果不好？6、“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中国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了？是不是就开始了资本主义复辟了？7、中国现在的执政当局为什么不把“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上限，反而把两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上限？8、华国锋的人品到底如何？9、把华国锋定位为“党内走资派”还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代表”？等等。

其实，之所以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所谓左翼阵营对华国锋的看法有分歧，除认识不同，还有对真相了解的程度。华国锋的上台就充满了谎言，上台后又竭力制造谎言。可以说，华国锋开辟了谎言的新时代。最近由香港传来的材料证实，华国锋、汪东兴为了销毁毛主席对他们不利的讲话、嘱托、安排，向张玉凤讨要了大量的机密档案材料而拒不交还，进行了私自处理，从而改变了不少老干部对华国锋的糊涂认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的进程，被华国锋他们编织的谎言会一一戳穿，对华国锋会有一个客观真实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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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秋风

华国锋没有死。网上的消息是恶搞。

华国锋还是不要死的好。要好好活着，人民重新掌权的那一天要算账。


076) 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血腥无边的复辟

张宏良

国庆期间，灵魂如同沐浴佛光圣辉般两次得到升华：先后观看了国家大剧院首场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席间是用心在观赏，而不是用眼睛在看，因为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从头至尾，泪水滚滚，感慨万千。一是感谢胡锦涛新政让一度被作为文革罪状而遭到镇压的红色经典又回到了舞台，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感谢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院的精彩演出，或许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让演员找到了真实的感觉，两场演出的艺术感染力都超过了文革时期的原版演出。二是感慨1921年开始的人民革命居然输得如此悲惨，柯湘和红色娘子军所展示的中国妇女反抗压迫、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伟大献身精神和英姿飒爽的光辉形象，竟然短暂的如同夏夜流星般地悠忽即失，重新落入了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的悲惨境地，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境地。

奴隶社会，妇女只是所属奴隶主个人的玩物，至少不会遭受其他奴隶主的蹂躏；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的半独立性和宗教礼教的道德约束，使富人官僚只有像黄世仁、高衙内那样依靠原始的强暴才能蹂躏妇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通过金钱的内在控制把广大妇女逼上了职业和非职业卖淫道路（常年按次数零售是职业卖淫，终生一次性批发给富人是非职业卖淫），但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妇女从职业和非职业卖淫中解放出来；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妇女真正解放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妇女的第一次完全解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同工同酬并且妇女生来就具有工作权利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彻底摆脱了权力和金钱双重束缚的时代，那是一个保护妇女的《婚姻法》和《宪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妇女和男人一样不仅拥有诸如罢工自由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同时还拥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如四大自由等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历史上把妇女强制变成男性玩物的两大社会锁链——金钱和权力，前者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砸碎了，后者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男性统治突然进入了一个悲剧时代：凭借金钱玩弄妇女的富豪被革命铲除了；凭借权力玩弄妇女的官僚又被诸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压迫得整体阳痿，他们对已经翻身做主的中国妇女唯一能做到的性侵犯，就是关起门来躲在阴暗角落里进行手淫。借用佛罗伊德的“性本”学说，性欲燃起的仇恨是最原始最疯狂的仇恨，中国的官僚集团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在精英集团基础上再次衍生出来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之所以对毛泽东先后领导的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充满仇恨，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于这种阳痿的仇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导致了中国反革命右派集团男性力量的阳痿，甚至导致了他们对人类所有美好事物的感官阳痿，30年来他们不断地控诉说，他们其中许多人只要听到《红色娘子军》等至纯至美的经典音乐，立刻就会如同羊角风发作般地口吐白沫，倒地抽缩。可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和恐惧达到了何等极端程度。

或许正是这种极端的历史仇恨，导致了极端的历史报复，在世界各国妇女普遍解放的文明大潮中，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男女最平等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解放最彻底的中国妇女，却被打落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地狱底层， 6亿多中国妇女在整体上被强制变成了精英的玩物，不仅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劳动妇女，甚至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师等上层知识妇女，在客观上也变成了她们“上司”的任意玩物，如果敢于拒绝就要牺牲前途牺牲子女牺牲家庭，直至下岗回家、断绝活路，最终只有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所有陌生男人玩弄。中国妇女的悲惨就在于，一旦不幸遇到一个流氓上司，所有中国妇女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接受上司的玩弄；要么站在寒冷街头被所有男人玩弄。无论怎样选择，结果都同样是被玩弄的命运。

媒体曾经报道，一个因拒绝厂长性要求而下岗的妇女，最终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成为那个厂长的嫖娼对象，每次那个厂长发泄完毕后，总是会扔下一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个妇女的悲惨命运，最生动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让每一个权贵都有权决定下属的命运，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置于上司的掌握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残暴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所有工资福利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任何官员都没有剥夺或增加下属一分钱的权力，更不可能让工人下岗；相反，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倒是形成了民众对官员的强力制约。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但是罢工自由和组建工会的自由，也使任何老板或上级不敢胡作非为。而在后来的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赋予了官僚集团每一个成员决定他人成败贵贱的权力；市场化的改革，又赋予了资本集团每一个老板决定他人生死荣辱的权力；并且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试图限制权力和金钱的努力，都被精英集团贬斥为反对改革。结果就是中国男人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家奴，中国妇女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性奴，超过一千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职业妓女，以满足精英集团无边欲望的市场选择，所有需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妇女都被迫变成了准妓女或妓女后备军。中国进入了人权发展史上最野蛮的时期。欧洲中世纪最野蛮的“初夜权”，也不过是仅能占有女奴一个夜晚，可是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却使中国职业妇女不死不休地要满足上司永久的玩弄，摆脱魔掌的唯一希望就是自杀或被抛弃（辞职本身也是一种自杀和被抛弃）。可以说，与男人相比较，中国妇女在承受改革的所有悲剧之外的最大不幸，就是重新成为了男人的玩物，并且不仅仅是哪个人或哪几个男人的玩物，而是所有能够成为她顶头上司的男人的玩物，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妇女从未有过的悲惨地位。

仅仅从中国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历史变迁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棍都疯狂地咒骂文革和歌颂改革，中国所有贪恋财色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文革的疯狂反对者，30年来无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赴刑场的腐败贪官，无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连一个反思改革的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解的奇特现象。按说，贪官奸商等腐败分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邪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现行制度的破坏力量，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拥护现行制度，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甚至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恶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时创造了一种历史奇迹：文革的奇迹在于，所有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监狱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监狱的人，至今无怨无悔地崇拜毛泽东；同样，改革的奇迹在于，所有无恶不作的腐败官员流氓恶棍，包括胡长青、郑晓萸等在改革中被枪毙的腐败官员，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 Dxp。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开和谐社会大门的一把历史钥匙！

在观看《红色娘子军》和《杜鹃山》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梦魇般纠缠着一个问题：革命和复辟，是社会历史发展交响乐相互交替的两个基本乐章，整个世界概莫能外，为什么世界各国历史上革命后的复辟往往只是制度性复辟，很少发生复辟后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血腥清算，唯独中国革命后的复辟充满残暴血腥，报复起来没有任何文明底线？为什么中外国家老百姓对革命的态度那么不同？西方欧美国家的老百姓那么容易革命，那么喜欢革命，把革命看作是“盛大的节日”，并且革起命来无所顾忌；中国老百姓则十分畏惧革命，宁可上吊自杀也不敢挑起革命，即便跟随别人革命也一定是所有活路全都断绝以后，并且革起命来，也是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好像“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虽然中国历史上就有杀光革命者的传统，从来都是不杀尽最后一人不罢休，当年清政府屠杀太平天国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全部杀光，其残暴灭绝程度远远超过后来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至少日本人没有把南京的中国军人全部杀光，改革开放后全国推崇的曾国番，就是因为屠杀革命者如同剃光头那样一个不留，获得了曾剃头的称号，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也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地全部杀光，但是除了国民党还乡团之外，一般都是仅限于屠杀革命者，很少有针对老百姓的历史清算。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却形成了对老百姓的全面清算：终身工作、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价格补贴等统统作为改革对象被取消；住房、耕地等最后的安身之所被地方政府支持的开发商强行占有；针对下岗工人和进城农民等失业者摆摊谋生而建立的各种名目的执法大队，控制了全国所有城镇的每一个角落；抗战初期曾经有句话，叫做“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后来却是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摆不下一个百姓摊位。如此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用西山会议改革精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当初被共产党夺走的再夺回来”，其实他们剥夺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当初跟随共产党翻身解放的老百姓。比较一下影响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四次大革命就会发现，无论早期英国大革命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波庞王朝复辟，还是20世纪末苏联东欧巨变对十月革命的复辟，都没有发生对全国老百姓的清算，俄罗斯复辟后国家财政一度依靠借债度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剥夺老百姓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福利住房，不仅没有剥夺原有福利，在经济好转以后还在大幅增加和完善社会福利，唯独中国发生了对全体老百姓的剥夺，并且是政治经济的全面剥夺。这说明对老百姓的剥夺并不是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唯独中国发生了对老百姓的全面剥夺和清算？对照一下中外革命就会发现，是由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赙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赙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赙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赙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今天站在世界一体化立场上回看中国革命开辟的这条灵魂救赎道路，就会由衷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确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爆发不是毛泽东决定的，但是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因素决定的，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为寻求人类彻底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革命和运动，无一不是灵魂救赎的运动，革命成功后把旧政府人员全部包下来，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对旧的剥削集团实行和平改造，对当时企图重新欺压百姓的党内官僚集团实行文化革命，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消除他们身上由数千年剥削社会形成的异化本质，促使他们自觉地回归人性，回归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泽东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还是那句话，“毛主席，红太阳”。可以说，放走武装叛乱的达赖这个举动在任何国家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对无辜平民尚且实行灭绝手段，对叛乱头子会如何惨杀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达赖能够活下来，并且还在前几天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实在是因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毛泽东，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领导，恐怕达赖至少已经轮回两遍了。虽然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摆脱杀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类最终回归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阳光普照世界的辉煌大道，但是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道理很简单，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不会对反动派造成历史恐惧感，没有历史恐惧感约束的反动派一旦复辟，报复起来便没有任何底线。历史上的反动派就其阶级本性来讲，在实行阶级报复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底线约束的，他们唯一顾及的就是革命阶级的镇压和专政，革命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在客观上形成了反动派阶级报复的底线。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之所以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就是由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性质决定的。欧洲革命是人领导的革命，实行的是以百倍的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对反动派进行肉体消灭式的坚决镇压，英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克仑威尔，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彼尔，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尽管他们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不尽相同，但是在实行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正是欧洲残酷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造成了反动派巨大的历史恐惧感，在他们颤抖的灵魂深处设置了一条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亲属也将遭受同样甚至更加惨烈的下场，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不断缩小着反动派的报复底线，最后达到暴力均衡，通过暴力威慑力量在国内建立起非暴力的斗争秩序：民主和法制。可见，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是消除血腥阶级报复的唯一有效手段，暴力镇压和暴力威慑是建立和平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当初列宁被刺后苏联共产党以加倍的红色恐怖回击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领袖被刺事件；纽伦堡审判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纳粹领袖包括已死去的希特勒，结果是德国彻底悔改了；东京审判放过了战争主犯天皇，结果是至今日本仍然对周边国家跃跃欲试；美国唯独对日本扔了二个原子弹，炸死日本数十万平民，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日本就欢天喜地做起了美国的二奶，至今也没有日本人控诉美国核轰炸；韩国政府直到现在还在追查没收二战前韩奸及其亲属的财产，其决绝做法完全超过了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没收财产的韩国人不仅没有将其指控为历史浩劫，反倒由衷地表示赞同；美国的犹太人遭到抢劫后哪怕是悬赏百年也要追拿罪犯，所以美国的劫匪很少敢动犹太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家实行的是暴力剥夺，89年共产党被推翻也没有对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百姓进行暴力清算????????????，总之，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断验证着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著名论断：“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力量，就是用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酷的暴力镇压和阶级专政，迫使反动派逐渐放弃了血腥的暴力压迫和阶级报复，开辟了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肉体消灭的欧洲革命和灵魂救赎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反动派完全不同的感受：欧洲反动派每当举起屠刀时，就会想到自己的亲属子女将来肯定会更加悲惨地死于刀下，并且将会无一幸免，这种巨大的恐惧感往往使他们越来越有所顾忌；中国的反动派在举起屠刀时则没有任何顾忌，他知道哪怕是明天就发生革命，自己包括亲属子女无非就是过几天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已，绝不会有性命之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让反动派放心的革命领袖了，不仅以灵魂救赎代替肉体消灭，以和平赎买代替暴力剥夺，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欧洲现代社会基础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熔于一炉，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中国未来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但是，由于灵魂革命不像肉体革命那样直观，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没有发生革命只能任凭自己诉说，而反动派又恰恰是没有人格没有道德不讲诚信的群体，以谎言和自虐为能事，只要利益需要，莫说不在乎人的身躯可以从狗洞子里爬出，哪怕是从肛门里爬出也绝不含糊，违心说几句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主观世界已彻底改变的谎言又算什么，甚至能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苦诉说，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的悲剧结局：革命的对象，是变革反动派的灵魂；反动派的对象，是消灭革命者的肉体；灵魂变换可以有无数次，肉体生命却只有一次；这就造成了反动派把革命看作是儿戏，虽然是让人不舒服的儿戏，而人民群众却把革命后的复辟看作是地狱，并且是十分恐怖的地狱；许多人宁可自杀也不敢革命，就是畏惧复辟后的恐怖地狱。江青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江青不仅没有杀掉政敌，还为政敌求见毛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可是文革后如果不是党内元老陈云坚决反对，江青早在当时审判后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敌不同下场的人，都会对革命斥之一鼻，而对革命后的复辟不寒而栗。文革时期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农陈永贵，在后来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就说过，他和华国锋集团的那些人全都受到过警告，如果胆敢乱说乱动，就不是党内行政处分问题，而是江青等人那样的法律制裁，虽然事情已过去了20多年，陈永贵仍然心有余悸地说：“他们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判决，大家就都老实了”。可见，死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惩罚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慑那些将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懂得这个道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这个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泽东，相信消灭罪恶比消灭罪犯更加重要，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恶压迫的老百姓，同时也解放那些已经异化为罪恶媒介的作恶者，实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

在这方面，毛泽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千古唯一的革命领袖，包括其个人行为也超越了世界五大宗教关于灵魂救赎的最感人传说。蒋介石当政时派人扒掉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进城后却下令把蒋介石的祖坟修葺一新，保管完好（扒祖坟和修祖坟在东方伦理中是天大的事情）；不共戴天的政敌张国焘只身叛逃投靠国民党后，毛泽东派人把张国焘妻子护送到武汉与其团聚，可自己的两任妻子却先后死于政敌手中，一个死于国民党的刑场，一个死于共产党的监狱。这也突显了佛领导的革命所特有的局限性：完全依赖于佛的个人魅力。在佛生前掌管下，革命可以让山川大地充满人性的阳光，让亿万人民都变成崇高和幸福的舜尧；但是一旦领袖去逝，革命发生逆转，由于没有像欧美那样由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分摊历史变革的暴力恐怖，而是由革命者独自承担历史变革的全部暴力，反动势力报复起来没有任何底线，由此造成的历史恐惧感特别可怕。回顾一下当初审判四人帮时王洪文的反常表现，就会知道那种恐惧感有多么可怕，像王洪文那种上海滩上造反起家的亡命之徒，在法庭上都吓的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不顾堂堂一个中央副主席的身架，太监奴才般地点头哈腰去讨好那些小小法官，法官一个眼色一声令喝，他就立刻疯狗般地扑向其他被告，喋喋不休地主动揭发和作证，如同程序控制的机器人一般。人们不妨想一下，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亡命之徒居然都会吓成这样，一般老百姓又如何能够承受！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能忍受专制压迫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是中国老百姓与西方国家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变革的全部暴力单方面压在老百姓头上，所以老百姓对革命十分恐惧，反革命则无所顾忌；欧美社会变革的暴力分摊在革命和反革命双方身上，并且反革命承担的暴力往往还多些，所以西方国家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革命，而复辟后反革命的报复则往往有所顾忌。如同今天欧美市场的道德秩序是严刑重罚的结果一样，现代欧美和平的政治秩序同样是暴力循环的结果，

欧美国家的民主几乎无一不是暴力较量的结果，或许有人会说北欧走的是和平道路，不错，北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形成的，但是和平道路本身仍然是阶级力量均衡的结果，力量均衡使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没敢也没有能力实行暴力镇压，正是力量均衡约束了双方使用暴力，北欧才走上了和平变革社会制度的道路，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渐变过程。其实，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革命之前也都曾选择过和平改良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有百日维新的和平改良，共产党武装暴动之前有陈独秀领导的和平改良，包括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和平改良的性质！结果回答百日维新的是菜市口刑场屠刀下滚落的脑袋，回答共产党改良的是“四一二”大屠杀的血流成河，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则是对老百姓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目前胡锦涛新政提出的建立“学有所教，劳有多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四次和平改良，在此之前的光绪皇帝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胡锦涛能成功吗？无论能否成功，中国人民都只能抓住这第四次机会，争取通过和平方式结束暴力循环的历史，进入以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争端的和谐社会。愿天佑中华，这一次能够成功！

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主体的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还不仅仅限于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单方面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却被反动文人制造的刽子手文化妖魔化为制造暴力的恶魔。中国反动文人的极端恶劣品行赋予了中国反动派以西方反动派所不具有的极端残酷性，就是在用枪杆子杀人之后，再用笔杆子去继续杀人，运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完全颠倒地解释历史，让流氓去批判受害妇女淫荡无耻，让杀人越货的强盗去批判被害者野蛮残暴，把他们自己最残暴最血腥的所作所为和最阴暗最歹毒最肮脏的所思所想，全部加诸在革命及革命者身上，然后世代相传地不停控诉，控诉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暴力革命更是罪上加罪，最让人感慨的是这种“暴力革命有罪论”，恰恰是通过极端残暴的暴力手段最终推广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价值观，这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残酷文化，是中国反动文人独创的刽子手文化。并且这种刽子手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刽子手屠杀越彻底越惨烈，对受害者的妖魔化就越严重，控诉就越强烈，转而对刽子手的颂扬就越热烈。就拿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遭受的三次大屠杀来看，蒙军大屠杀，杀掉了汉人80%以上；清军大屠杀，同样杀掉了80%以上的汉人；从八国联军到后来日军的大屠杀，虽然屠杀规模低于前两次，但是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完全相同。可是目前占据中国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者文人，却一方面动用全部媒体大肆歌颂大屠杀的元凶成吉思汗、康熙、多尔滚；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地丑化妖魔化当时抵抗蒙军清军侵略的各地农民起义力量。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拍摄歌颂东条英机、岗村宁茨等人的影视剧，不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屠杀，而是因为日本人战败了，否则，中国人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看到的肯定是东条英机的雄才大略，或者是岗村宁茨的赫赫战功。

著名的所谓“七杀碑”就是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典型说明。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的只剩下一万多人，为了把杀光四川人的罪行推到40年前就已战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头上，就编造了所谓的“七杀碑”，把张献忠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篡改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把张献忠妖魔化为杀人魔王。后世历代御用文人学者为掩饰反动集团对人民的残暴屠杀，无不仿效编造“七杀碑”的手法，“七杀碑”也就成为中国刽子手文化的千古经典，只要一发生屠杀百姓事件，“七杀碑”文化就会立刻泛滥成灾。此前曾看到一位空军大将居然扔掉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写起了讨伐农民起义的历史论文，其中大骂张献忠是“禽兽”，根据也是“七杀碑”，当时十分震惊，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就是由农民暴动而来，最初称为工农红军，怎么会对同根相连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如此仇恨？后来知道了其驸马身份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宣杨“七杀碑”等历史谎言的目的，是要用史例证明多次被镇压的那些死难学生都是一些张献忠之类的嗜血暴徒。“七杀碑”这类如此低劣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史料依据，不是因为后来的反动集团和反动文人疏忽大意，而是因为相同的阶级利益和相同的屠杀经历，使他们故意歪曲历史。把人杀掉后再扣一顶嗜血暴徒的帽子世代控诉，是中国无耻的文人学者创造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血淋淋的刽子手文化，中国的文人学者为了避免自己也成为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屠戮对象，便为这种残暴文化设置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底线，即对知识分子只可杀不可辱，而对那些不属于知识分子的造反百姓，则是可既杀又可辱，死后也要给戴上一顶暴徒或恶魔的帽子，并且把屠杀者所做过以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野蛮残暴最灭绝人性的手段，全部加诸在被杀者的身上，再纠集一帮下贱的狗男女搞些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进行情感渲染，历史上的善恶真假就这样被彻底颠倒过来了。

中国刽子手文化、屠戮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像欧美等西方国家那样反对暴力本身，而是只妖魔化革命暴力，并且越到后来越极端，目前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满清文人把杀光四川人的罪名推到起义农民头上，至少还是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篡改编造，现代文人学者则直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学生之间使用拳头的武斗控诉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而把使用坦克装甲车对付学生的变革颂扬为五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盛世。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盗亦有道，就是说土匪强盗都有着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而中国的文人学者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约束，谁有屠刀就歌颂谁，谁被打倒就妖魔谁，这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恶劣品行，连其效忠的主子都对其感到厌恶鄙视，耻于和学者文人同类，始终将其踩在脚下，这是世界历史上唯独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欧美历史上的革命暴力甚至超过反革命暴力，却很少见到欧美知识分子控诉和妖魔化革命的现象。英国大革命中处死查理国王的克伦威尔，杀得英仑三岛反动派尸横遍野，临死前还遗憾地感叹，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他会杀得整个欧洲反动派日夜颤抖；可是克伦威尔不仅没有像张献忠那样被妖魔化为嗜血魔王，反倒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赞颂的英雄，世界大文豪雨果就是在歌颂克伦威尔的创作中竖起了欧洲浪漫主义的理论大旗。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黎街头枪决反革命的枪声持续数月之久，在“血色九月”中一次就处死了被关押的上千名反动分子，可是包括欧洲知识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法国大革命，甚至对“血色九月”本身的反思和控诉都没有，包括中国最疯狂的反动文人都一直回避那场对反动分子畅快淋漓的大规模镇压，而对中国灵魂救赎性质的文化大革命，30年来却一直喋喋不休地咒骂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大家不妨用电脑搜索一下，搜索法国的“血色九月”，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搜索中国的“文革浩劫”，一下子就能搜索出几十万条信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主流文人学者创造的一条最邪恶的伦理法则：宽容之所以被妖魔，就因为是宽容；善良之所以被蹂躏，就因为是善良；弱者之所以被欺凌，就因为是弱者；把被强暴的妇女骂作贱货，是为了今后继续强暴；对中国革命的疯狂咒骂，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杀掉他们及其同类。中国一代接一代绝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善良的中国人民，都被这少数反动文人创造的邪恶法则蒙蔽了双眼捆住了手脚，一代接一代地不断重复着东郭先生的悲剧。期间只有二个人是清醒的，鲁迅和毛泽东。鲁迅生前反复告诫革命者一定要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被落水狗夹起尾巴的可怜样子所迷惑，而要趁其落水之时将其彻底打死。可惜鲁迅不是克伦威尔，从来没有拥有过暴力，无法避免革命者重复东郭先生的悲剧命运，“锄恶务尽，斩草除根”始终都是反革命单方面的政治专利。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面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也能过上人的生活，拥有人的尊严，不至于因为贫穷看着亲人死在医院外面，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妻女走上卖淫道路，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父子兄弟走进黑煤窑的不归路，不至于因为贫穷在接到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绝望自杀——，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不仅感叹主席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时还感叹中国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环的旧有道路。

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生前搭档张钦礼便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悲剧典型。这位怀揣干粮徒步走遍兰考县每一寸土地，数十年一直带领群众治沙载树的共产党人，文革后作为县革委会主任被判处死缓，到2005年去世时在监狱里度过了30个年头，可3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让兰考县的老百姓忘记他们的带头人，听到张钦礼去世的消息，兰考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从四野八乡奔赴而来，来送送30年前在弥漫的风沙中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好书记好主任，白幡动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泪水掩面，从郑州到兰考百余里的道路旁祭奠的香案绵延不绝，许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哭喊着跪倒在路边，一声声“张书记，您走好啊”的呼唤令天地变色、风云呜咽——，这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一幅场景啊，数万百姓自发送葬的竟然是30年前就已入狱的一个囚犯！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老百姓自发送葬的场面，但那只不过是老百姓借机发泄的一种手段，事情过去老百姓也就忘记了。张钦礼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去世三年来，老百姓不仅没有淡忘掉，反而祭奠悼念的规模越来越大，三年来老百姓自发设立的各种墓碑已形成一个宏大的碑林，如此众多的墓碑上都写着相同一个名字：张钦礼，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千古第一人文奇观！这座由天地正气、民族魂魄、人间伦理、百姓赤心铸造的宏大碑林，静卧在中原大地的荒原旷野上，在向狂风向日月向历史向未来讲述着什么是红卫兵，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过暴力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不错，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悲剧结局的另一个原因。比较中外革命就会看到，欧美革命砍掉的都是皇帝国王等统治集团的塔尖，中国革命铲除的则是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统治集团的基座，这两种革命不同的镇压对象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果。欧美国家中官越大承担罪责越大，革命中被镇压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作恶方面就越是有所收敛；中国则相反，官越大就越安全，官大到一定程度，甚至比绝大多数革命者还安全，如建国后那些国民党战犯，生活待遇要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打天下的革命者。这就在客观上发出了一个可怕的历史信息：要想避免将来被清算就只有做大官，要想做大官就只有作大恶，从而形成了罪恶大竞赛，谁的罪恶越大谁将来就越安全，这是世界历史上中国官僚最暴虐中国百姓最悲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形成欧美革命杀上层、中国革命杀下层的不同镇压状况，同样是由东方文化的道德建设功能和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与西方文化重视外在制度建设不同，东方文化更加重视内在道德建设，把规则制度等外在秩序只是看作实现人类完善的工具和手段，本身并不是变革的目的，通过道德净化实现人格的完善和发展，才是变革目的。所以不太在乎人们做什么，而更加在乎怎么做；做什么是制度决定的立场决定的，怎么做是品质决定的。制度和立场等外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可以原谅，道德品质等内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则不可以原谅，从而形成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伦理法则。高俅陷害林冲西门庆谋害武大郎，被百姓视为十恶不赦的恶棍流氓；武松血贱鸳鸯楼怒杀张都监全家上下一十八人，却被百姓视为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们体现了不同性质的人格力量。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化身的毛泽东，自然把推动人格完善的道德力量注入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性质，反映在革命镇压对象上，就是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更在乎你的道德品质；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杀人，只会因品质恶劣、民愤极大而镇压；政治立场是制度决定的，不应由个人承担罪行；个人只应该对个人品质负责。就这一点来讲，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人道最高形式的革命，建国后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良好道德风尚，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曾经彻底消灭了黄赌毒黑的唯一净土，就是这种革命的结果。如果是在中国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绝不会被杀，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会全家22人被尽数处死，因为就其对本国所犯罪行来讲，伪满皇帝赙仪的罪行超过他们三人的总和。虽然这种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巨大作用，但是却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镇压的重点是在下层，因为采取极端野蛮残暴的手段虐杀革命者残害老百姓的，大都是处于统治集团底层的一些灭绝人性的人渣，如当初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流氓恶霸，其手段之野蛮残暴，即使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来衡量也都属于刑事犯罪，已经完全突破了敌对斗争的文明底线，不仅仅是对革命力量的犯罪，也不仅仅是对老百姓的犯罪，完全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须实行坚决镇压。所以中国革命可以放过军统头子，但是绝不放过酷刑折磨江姐的凶手；可以放过国民党战犯，但是绝不放过用铡刀铡死刘胡兰的刽子手；哪怕是上天入地搜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些凶手绳之以法、斩尽杀绝。这就形成了放过上层只镇压下层的中国革命特点，这个特点在客观上推动了反动集团越来越疯狂的犯罪竞赛，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萎缩最麻木最冷漠最可怜最悲惨的老百姓。

我突然想起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之一的能量守恒定律，看来不仅自然界能量是守恒的，社会发展的能量也是守恒的，社会变革中诸如暴力、恐怖等要素完全是一个恒定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加诸在反革命集团身上的暴力恐怖越多，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承担的就越少。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的西方人深谙此道，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并且坚定不移地固守着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法则，迫使反动集团可以把暴力和恐怖加诸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人民头上，却很少敢于加诸到本国人民头上。目前中国右派在控诉和妖魔文革的同时，受其美国主子的驱使，大加歌颂和引进所谓优越的西方文化，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历史安排，在灵魂救赎的革命失败之后，让右派把西方式的革命引进中国，如同主席生前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旦中国革命脱离毛泽东生前设置的灵魂救赎轨道，中国所有的反动力量就会发现，否定文革的西方化道路是多么可怕，到那时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由衷感叹：如果毛泽东活着该有多好！当然，那些财产和亲属已经转移国外、自己也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外国国籍的买办汉奸，会庆幸那时自己已身在大洋彼岸，但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犯下的深重罪行，他们对世界上最美丽家园造成的毁灭劫难，属于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行，不仅会坚定中国人民的锄奸决心，同时也会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追惩，即便有的能够漏网，也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整个身心都将堕入永远不见阳光的黑暗地狱！

我仿佛再次听到了那穿越历史天空略带稚嫩的狂野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卡尔*马克思耗费四十年穷尽毕生精力论证的这四个字，全世界无产者抛头洒血实践的这四个字，中国2800万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托起的这四个字，却被一个夹着大雪茄的苍老手指连同抽剩的烟灰一齐轻轻弹掉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再次失去了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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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士

大手笔，好檄文！深刻评价文革、赞颂造反有理、揭露复辟后残忍报复的好文章。

向左看齐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万岁!

[2 楼] Posted:2007-11-10 22:23| 顶端

蜗居士

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血腥无边的复辟》发表后，立即引起评论，赞扬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恼怒者有之，还有许多左派采取了有肯定有批评态度。这都是正常的。

纵观张文，总体是左派立场，文章对文革的评述，对76·10·6政变的评述、特别是对复辟后31年残酷报复的分析和评论，都是极具深刻见解的。在知识界，张的见解是至今见到的最真实而深刻的；在政界，这种见解应该被认为大逆不道，放在邓江时代，张氏的观点要被定为“煽动、颠覆罪”，不被判刑也要象魏巍一样关到什么地方“隔离审查”的。现在，张宏良先生毅然发表，也表现了革命大无畏的气概，应该给予肯定和赞扬。对张文的批评，有些还是正确的。文章中有些文字还有待商榷。笔者以为，作者把希望寄托在现领导人，可能是一种策略，也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正如很多人期待回到毛主席路线上的愿望一样。当这种愿望成为画饼，人民还不是要选择革命？既然很多人都存在这种愿望，为什么张宏良同志就不能有呢？把这种愿望批评成“麻痹人民”，“取消革命”就有些上纲过高了。有的同志认为张文对王洪文评价过于苛刻，因而认定张文对文革评价不确。事实上，张文把王洪文说成“上海滩打打杀杀的亡命徒”是不对的。王洪文在部队，在地方，表现是好的，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文革中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被毛主席培养为党的领导人，成绩是主要的。他的问题在于马列主义水平差，导致遇到反复，丧失了革命气节，在敌人面前当了投降派。张文对王洪文在法庭上表现表示鄙视和不齿也没有什么不妥。我认为，张宏良的这篇文章应该受到左派肯定，是左派理论的一大贡献。

屠杀政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政策——评张宏良的《灵魂救赎的革命与血腥无边的复辟》

作者: 毛继东

日期: 2007-11-11 13:56

张文中有许多见解是精到的，特别是对修正主义上台后对文革的残酷疯狂的反攻倒算的斥责，对现实改革中的腐败的斥责，大义凛然，令人击节赞喝，尤其是对无耻文人的痛骂入骨三分，切入骨髓。但统观全篇，主张对反动阶级实行屠杀政策的激烈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布朗基主义，并且文中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与该君的《伟大的转折》、《学习十七大政治报告有感》、《中国崛起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倾向更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那三篇文章论证以仁义中庸的东方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而这一篇文章却认为东方文化主张“灵魂救赎”不主张“肉体消灭”造成“血腥无边的复辟”，赞扬西方人“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并且坚定不移地固守着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法则”。

这是一篇菁芜巧杂的奇文。

一 用革命后是否实行屠杀政策混淆了四种革命的本质区别

这四种革命是剥削阶级革命，一般劳动阶级（奴隶和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在未成熟时期和错误路线领导下的革命，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

剥削阶级革命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利益的革命，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他们本身处于人口少数，他们在夺权后必然实行屠杀政策，不仅对原掌权的统治者，尤其对劳动人民残酷屠杀，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至于劳动阶级起义失败后，反动阶级的反攻倒算更为残酷。

一般劳动阶级（奴隶和农民）革命，在起义后对原统治阶级实行革命恐怖政策，是维护起义所必须的，但由于他们也有历史局限性，往往也采取极严厉的阶级报复政策。

无产阶级在未成熟时和在错误路线领导下，也会采取激烈的屠杀政策。

上面三种情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的历史报应和阶级报应现象。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这种报应，但他们又指出这种报应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们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并且只有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才能解放自己（有的翻译是“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们虽然主张在革命中对反动阶级实行革命恐怖政策，在夺取政权后也要实行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反动复辟行为，但他们并不主张实行屠杀政策，不主张杀很多的人。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的是反动阶级，主要表现在澈底消灭私有制上，但并不是要消灭反动阶级人群的肉体，除了极反动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外，杀人越少越好，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先进性决定的，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是与前三种革命的本质不同的地方。

二 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的区别

布朗基一生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坚强战斗，一生中有三分之二时间在监狱中度过。他主张建立少数革命分子的小集团，实行对反动头子暗杀政策，认为这样可以震慑反动势力，迅速打垮反动势力夺取政权，解放劳动者。这是一种极端革命政策，实际上是在无产阶级尚未成熟时期小资产阶级极端革命性的侵入，是一种包办代替的恩赐主义，而实际上他所策划的多次行动都失败了。布朗基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他没有给这个概念赋予科学的意义，实际上是“少数精英专政”。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赋予了科学的意义，真正是“阶级”专政，而且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业，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必须进行自觉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才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解放劳动阶级。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不从生产关系的根本上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仅仅是杀掉个别反动阶级代表人物，并不能解除劳动阶级的灾难，还会产生新的代表人物，继续统治人民。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布朗基主义则成为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思潮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中左倾机会主义（极左）的主要思想体系，经常导致扩大化问题，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中共七大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认识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在本质上是有严格差异的。可是有意思的是，在巴黎公社起义后，掌握公社大权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对梯也尔反动势力不进行专政，反而放他们逃出巴黎跑到凡尔赛与普鲁士军队勾结反攻回来，扼杀了公社，此点受到马恩的严厉批评。

三 一个吓人的大词句—“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佛学的根本界限

马克思确实说过，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有相通之处。但佛学宣扬的“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人道主义是不消灭私有制的阶级调和，是一种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是一种虚妄的空想。而马克思主义的澈底解放全人类，是要经过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澈底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改造旧剥削阶级，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里的根本区别是明显的，但张文却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这简直是偷梁换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明明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革命，怎么会是“佛领导的革命”呢？佛学号召人们“逆来顺受”，“对恶势力不报复”，“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送过去”，“引颈就戮”，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时期，对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革命的恐怖政策，绝不实行佛学的软弱无力政策。但是，无产阶级又实行“缴枪不杀”，“放下武器绝不杀头”，“优待俘虏不杀俘虏”。正是这样的仁至义尽的政策感化了许多反动军队士兵、军官，放下武器投降或起义转正，大大减少了战场上我军的牺牲和消耗。连法西斯日本兵都能转变成反战正义者，世界上还很少有我军的这种成绩。如果实行屠杀政策，则将会怎样呢？无疑将增加革命人民的牺牲和消耗，推迟革命胜利。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对反动阶级的人们，除了极反动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外，杀人越少越好，“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少杀为好”，“不搞株连九族”，他们也是生产力，对他们的多数人教育放弃剥削生活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思想反动和有反动行为的人们则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政策，并实行群众专政。即使出现反革命复辟（如蒋介石打回来），在反复辟成功后，必然严厉惩处杀掉一些复辟狂，但也不会大开杀戒，不会实行嗜血政策。

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对待反动阶级的系列政策，这哪里有“佛领导的革命”的影子？除了“不滥杀无辜”这一点有相同点外，无论如何也不应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说成“是佛领导的革命”。而张文则说“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张文说：“欧洲革命是人领导的革命，实行的是以百倍的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对反动派进行肉体消灭式的坚决镇压”。这里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歪曲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什么时候是“以百倍的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这岂不是说，欧洲无产阶级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吗？他说“欧洲革命是人领导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则是“佛领导的革命”，也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他说“死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惩罚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慑那些将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可见，古今中外的反动派懂得这个道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这个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泽东，相信消灭罪恶比消灭罪犯更加重要，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恶压迫的老百姓，同时也解放那些已经异化为罪恶媒介的作恶者，实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毛泽东整个成了“如来佛”，这到底是对中国革命的赞扬还是亵渎？而实际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废除了死性，而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坚持现阶段中国还不能废除死刑，这与张宏良的说法正相反，资本主义国家成了大佛，毛泽东则是没有“宗教的悲悯情怀”了。

三 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区别

张文中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这就是说，“世界其它革命”都主张“肉体消灭”，这自然也包括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即马克思主义也主张“肉体消灭”，这是不对的。

十月革命后，苏俄处于极危险的景况，杀掉沙皇无可非议，但连沙皇的小孙子、小孙女也一起杀掉，本人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张宏良对此大加赞赏，对毛泽东改造末代皇帝傅仪却不无揶揄，说“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这完全曲解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性质。却又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这真成了他和秋石客创立的“正反合”了。还居然说，“今天站在世界一体化立场上回看中国革命开辟的这条灵魂救赎道路，就会由衷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确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我们说，这是哪对哪啊？“当代全球化”不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化吗？毛泽东的“灵魂救赎道路”怎么可能“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呢？为了帮“和谐社会”扬幡骗人就这样亵渎毛泽东吗？一会说毛泽东的“灵魂救赎方法”造成“血腥无边的复辟”，一会又说，毛泽东的“灵魂救赎道路” “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随后，他又对处决“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提出异议，说“欧美革命杀上层、中国革命杀下层的不同镇压状况”，这与历史不符，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的“六一三”惨案，就是革命资产阶级屠杀无产阶级。张文中也写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黎街头枪决反革命的枪声持续数月之久，在“血色九月”中一次就处死了被关押的上千名反动分子”，这些人难道都是反动头子吗？而且也不能说都是反动分子。又说，“英国大革命中处死查理国王的克伦威尔，杀得英仑三岛反动派尸横遍野”，既然是“尸横遍野”，怎么可能仅仅是上层呢？又写到，“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这怎么是欧美革命“只杀上层、不杀下层”呢？

“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之所以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就是由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性质决定的。”前面谈到的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的“六一三”惨案，就是资产阶级背叛无产阶级后屠杀无产阶级。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对全城居民大屠杀不也是针对老百姓的吗？巴黎公社失败后找到残酷屠杀，难道不是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吗？

中国为什么要镇压“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人呢？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那么又为什么不杀上层呢？毛泽东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请看，这与什么“佛”呀，“宗教的悲悯情怀”呀，有什么关系？文中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张文在这里是一片混乱。

阶级专政，按其本身的意义，只能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不能与其他阶级共享。但在历史发展中，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两个或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这种联合专政最终都要发生变化，或是分裂，或是演化成一个阶级的专政。就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它只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单独享有的专政，不能与其他阶级分享。其他阶级参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将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发生了，或者是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参加革命的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劳动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开明地主。这样，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就不是无产阶级独自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但在这个专政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且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和改造，农民阶级要向工人阶级转化，所以工农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说工农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过度阶段，它们要向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这样，宪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随着专政的深刻性的发展而变化。新中国的宪法史是，1949年9月的政治协议会议纲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时，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仍然是五种所有制经济共存，还是多个阶级联合专政，仍是人民民主专政。随后不久，改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又将手工业者和农民引上合作化道路，成为集体劳动者，后来又发展为人民公社。农民和手工业者就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劳动、按劳分配三方面来说，已经进化到接近工人阶级的高度。大多数民族资本家也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由原来多个阶级联合专政，向单一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掌权发展。政权的性质也由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向内容和形式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方向发展。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资批修斗争，所以，1975年的宪法取消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直接明确标定为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必然，不是毛泽东“佛家”的“宗教的悲悯情怀”。再有，说“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说法更是错误的。毛泽东明确说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时候说过是“温和的”？前面你还说解放初期镇压“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人，怎么马上又说人民民主专政是温和的了？请看看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吧。张宏良在这里几乎到了信口开河的程度，说明他根本不懂专政学说。张宏良说，毛泽东“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毛泽东什么时候如此“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毛泽东说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指的是什么范围呢？请看《论十大关系》：“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这里说的多么明确！“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仅仅指的是“机关、学校、部队”，怎么成了“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呢？

张宏良说，毛泽东规定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谁都知道这说的是文革的《十六条》，难道文革“要武斗，不要文斗”，不是触及灵魂而是“伤及肉体”的大革命吗？这简直到了顺嘴就说的地步了！

像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文中有多处。

五 用东西方文化差别解释是否实行屠杀政策是历史唯心主义

文说到：“之所以会形成欧美革命杀上层、中国革命杀下层的不同镇压状况，同样是由东方文化的道德建设功能和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

自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口号以后，乌有之乡网站的几位主将便为之大卖力气摇旗呐喊，而且引经论典寻根找椐为之论证，搬出东方文化孔孟之道，说我们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倡导“和谐社会”了，我们几年前就向中央建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和谐社会”的口号，现在可遇到了实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遇了，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啊！在那里，他们赞颂东方文化的宽厚博大包容四海。可是到了这篇文章中，又贬低东方文化了。张文中说；“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化身的毛泽东，自然把推动人格完善的道德力量注入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性质”。“这就形成了放过上层只镇压下层的中国革命特点，这个特点在客观上推动了反动集团越来越疯狂的犯罪竞赛”。在这里，东方文化又成了“最不和谐社会”的根源了，甚至成了可怜的东郭先生文化了。张文说：“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颂也东方文化，谤也东方文化。举手奉上九天，翻手打下地狱。真是戏法时时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人们到底听张宏良教授的哪一头呢？秋石客同志极力强调精神的决定作用，批评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赞扬东方文化的教化作用，那么为什么你们赞扬的超过西方文化的孔孟之道没有起到“构件和谐社会”的决定作用，反而造成“血腥无边的复辟”呢？

张文中有时只顾说自己的话，不管历史实际。他说文革后复辟派反攻倒算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太仁慈，认为如果当时像欧洲革命一样狠狠杀，那么就是复辟了复辟派也会有所顾忌不敢这么猖狂。那么，苏共杀尽沙皇全家，斯大林连党内反对派都清洗了，复辟派上台不也是杀了贝利亚，撵下马林科夫，对斯大林两次搬尸焚尸吗？连列宁遗体也搬出红场吗？怎么杀人政策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呢？中国是因为文革还在进行中就被突然颠覆了，大革命突然被反革命军事政变摧垮了，所以文革中受到批判斗争的复辟派必然疯狂反扑，因为有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对文革的直接仇恨。如果往后推三十年出现复辟，对造反派就不会那么严酷了。前苏联是缓慢的长时间的和平演变，所以中、苏两国复辟的历史背景是不一样的。不从真实的具体历史环境条件分析复辟派的猖狂报复原因，却向虚渺的“佛”追究，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

张文中说：“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之所以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就是由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性质决定的。”“正是欧洲残酷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造成了反动派巨大的历史恐惧感，在他们颤抖的灵魂深处设置了一条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亲属也将遭受同样甚至更加惨烈的下场，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不断缩小着反动派的报复底线，最后达到暴力均衡，通过暴力威慑力量在国内建立起非暴力的斗争秩序：民主和法制。可见，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是消除血腥阶级报复的唯一有效手段，暴力镇压和暴力威慑是建立和平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

说“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前面你自己就已经列举了多项复辟的欧洲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屠杀。

在张宏良看来，防止复辟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实行屠杀政策了，这完全是唯心主义思路。张文不是赞颂十月革命后杀尽沙皇全家吗？斯大林连党内反对派都清洗了，怎么也没有避免复辟呢？发生复辟的根本原因，绝不是由于没有实行屠杀政策，而在于共产党内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应该探索的问题是，怎样防止和有效严厉遏止滋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抱怨没有多砍几个人头。

正如有的同志反诘的那样，假如毛泽东在文革中真的像张、秋主张的那样反着做，对走资派大开杀戒，株连九族，杀他个鲜血成河，那么复辟后将会是怎样呢？毫无疑问，那样在文革被否定后，复辟派会极度疯狂，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就不仅仅是坐牢，而是被杀头！农民起义中就是大量杀掉地主恶霸，但并没有造成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而是猖狂反攻倒算屠杀农民。张文就说：“当年清政府屠杀太平天国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全部杀光”，“蒙军大屠杀，杀掉了汉人80%以上；清军大屠杀，同样杀掉了80%以上的汉人。”“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的只剩下一万多人。”那么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张宏良说的复辟派“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定理是不灵的。

所以文革中如果屠杀走资派政策，文革被否定后，复辟的走资派就会进行加倍的屠杀报复。正是毛泽东文革中的正确政策震慑了走资派，在有人要杀死江青时，某“元老”反对，主审特别法庭的庭长说“毛主席说文革中一个不杀”，只好改为“死缓”。所有有的同志说，正是毛主席的政策保住了大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生命。

如果按张宏良的设计，在掌权后不仅对剥削阶级进行“肉体消灭政策”，而且对共产党干部肃反时也“大杀‘，文革中也是 “大杀”，随后就是复辟派对人民的更残酷的大屠杀，中国还会有你说所拜的东方文化的“和谐社会”吗？在一篇文章中前后这样自我矛盾，自己的这一篇与另一篇自相矛盾，从一个倾向急速跳到另一个倾向，从极右无间道地蹦到极左，又从极左无间道地蹦到极右，这样的偏颇激变，实在令人惊讶。

六 “暴力恐怖要素恒定量定律”根本不存在

张宏良还提出“社会发展的能量守恒定律”，“暴力恐怖要素恒定量定律”。他说 “社会变革中诸如暴力、恐怖等要素完全是一个恒定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加诸在反革命集团身上的暴力恐怖越多，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承担的就越少。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的西方人深谙此道，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并且坚定不移地固守着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法则，迫使反动集团可以把暴力和恐怖加诸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人民头上，却很少敢于加诸到本国人民头上。”

1. 这个所谓的“暴力恐怖要素恒定量定律”根本不存在，说“暴力、恐怖等要素完全是一个恒定量”，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自古以来杀多少人算是你说的那个“恒定量”，这几乎是开历史玩笑。历史是，不管革命阶级是否采取肉体消灭政策，反动暴力都不是越来越缓和，而是越来越暴虐，直到发动殖民战争和世界大战屠杀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2. 照张宏良在前面的说法，“欧洲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对反动派进行肉体消灭式的坚决镇压”，

按张宏良的定律，“加诸在反革命集团身上的暴力恐怖越多，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承担的就越少”。但是，东欧发生复辟时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承担的牺牲应该很少，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家被按在墙角全部杀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都被判刑，德国、匈牙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被审判，德国共产党员布尔开除公职，这与中国文革后的复辟不斯一样吗？无产阶级革命是澈底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革命，一旦修正主义上台必然导致法西斯专政，新资产阶级（原来暗藏的官僚资产阶级走资派）对无产阶级的报复必然残酷。这里哪有等量的一加一减，看来这个张氏“暴力恐怖要素恒定量定律”是不灵的。历史地算总帐，反动阶级杀害革命阶级的人数远远多于反动阶级被镇压的人数，哪里有“恐怖均衡”定律？

再有，说“西方人深谙此道，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这完全是糊涂观念，西方资产阶级哪是“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而是“残暴的殖民战争、世界大战和剥削”霸占了世界财富，而且搞垮了社会主义阵营，确立了国际资本的统治地位，才有他们“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资产阶级上台以后他们屠刀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无产阶级的，哪里还有什么“革命杀戮”？一个革命左派这样颂扬资产阶级的的屠杀政策，居然说“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法则”，实在是惊人的。

七 关于历史资料的准确性

本人不是研究历史的，没有掌握多少史料，但对文中几个数字有些疑惑。 “蒙军大屠杀，杀掉了汉人80%以上；清军大屠杀，同样杀掉了80%以上的汉人。”“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的只剩下一万多人。”

如果蒙汉两次将中原汉人杀掉80%以上，那么到1900年庚子赔款时，中国怎么可能会有4亿人口？1949年建国前估计当时有4. 5亿人口，即50年中由4亿只增加了5千万人。那么从1664年的杀掉80%以上的汉人到1900年的4亿人口，可能吗？

M.L.M.毛继东

2007.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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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春

不要歪曲了毛泽东

张宏良同志是一位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作者。从此文看，他对革命充满了同情，对反动派的批判义愤填膺，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理应受到网友们的支持和称赞。

但是，他却是一位文化决定论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者。他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来看待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因而他理解不了毛泽东那种完全摆脱了个人和家庭的恩怨得失的羁绊，而饯行着“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精神境界和博大胸怀。巴黎公社斗争失败后，那么多的公社社员被俾斯麦反动势力屠杀在今天的“巴黎公社墙”前，而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又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被暴徒们追杀在街头。这用西方文化“杀上不杀下”的观点是解释不了的。而毛泽东的优待俘虏政策，则是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唯一，也并非因为他是一个东方人。其实，正是毛泽东在他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向中国革命和革命的人民，讲了“农夫与蛇的故事”这则寓言，告诫人们要记住善良的农夫的遗言，不要可怜毒蛇一样的恶人。他的一联“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更是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彻底革命精神。至于他对政治对手的宽容，也并非因为他有一颗“佛”心，讲什么仁慈。在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中，他殷切地告诫全党：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而不是什么平等关系、仁义道德关系。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所制定所有对敌斗争政策，都是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判断和阶级力量对比的考量。从长远的观点和全局的观点看问题，毛泽东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可见。张国涛也好，刘少奇、邓小平也好，都不是他们个人的罪孽和叛变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一个阶级的意志。看一看五十年代，进入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农业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看一看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看一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出台以后，有多少人兴高采烈，赤膊上阵，不仅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还夺取了全国人民的财产；看一看，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两面红旗飞扬下，在“四项基本原则”的乐曲声中，一支日见庞大的有产者军团引领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即将走出摘牌、倒旗的最后一步，又有多少人还在那里哼哼着迷人的“左转”小夜曲，恰似巫婆做法，在天天呼唤着“冥冥世界”的奇妙力量！所有这一切的出现，难道是毛泽东的仁慈造成的？

不理解毛泽东不要紧，只要你善良，你正直，你诚实，你可以研究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向他的著作和历史）。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比毛泽东高明，千万不要歪曲毛泽东。否则，受损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你自己。

不争春200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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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读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昆明池

一、率先打破沉寂的惊世之作

十七大可谓一次关乎党和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走向、前途与命运的历史性会议。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交锋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随着十七大的召开，会前各种“版本”的猜测被政治报告、党章修改、人事安排所证实之后，各种政治力量基本上全又进入对十七大定下的基本框架的思考、研究期，十七大会议期间及闭幕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左派、右派，几乎都没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动作。最近，张宏良同志《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一文，可谓率先打破这种沉寂的惊世之作。张文刚刚见诸网络，立即引起热评。赞扬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恼怒者亦有之；情绪激昂称该文为千古绝唱，举世罕匹者有之，慎重思考后既肯定又批评者有之，如丧考妣，破口大骂，甚至直接以取张宏良性命相威胁者亦有之。我认为，从引起激烈评论这件事本身，就证明这篇文章既击中深受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苦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灵之痛，也击中了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心腹之痛。对于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张文与那些四平八稳、无关痛痒的东西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我之所以说张文击中了深受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苦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灵之痛，冬暖夏凉网友的评论为此作了注脚。他说，“张教授的文章写得太深刻了。我常常在想，毛主席太手软了，太慈悲了，才留下了后患。如文革中将某人保护起来，后来又留了出路。结果放虎归山，放蛇入洞，才有反攻倒算呀！可即便如此，那些昧心者仍然对毛主席极尽攻击、污蔑之能事。那是为什么呢？看了您的文章，总算明白了。这些反动文人和官人，吃了一点点小亏就如丧考妣，就把他们能使出来的造谣诽谤妖魔化等等一切手段全部用了出来。他们对毛主席和人民大众很恨，但他们却不怕。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之所以说张文击中了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心腹之痛，可以从一个叫“Triutotu”的丧心病狂的赤裸裸威胁中读出个中三昧。他写道：“你妈的，把流氓暴乱说成是革命，天天暴乱，你还能坐这里玩你博客吗，你理论混乱你想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目的，想疯子举着火把到处点火一样害人害己。杀你一人安全一大伙。”如果说这段泼妇骂街还不能完全反映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话，另一评论则说得明明白白：“张宏良的大脑有问题，其实老邓和毛贼是一丘之貉，反邓就是反毛，反邓就是反马。我赞成！你是高玉宝、奥斯特洛夫斯基、丁玲一类的缺乏头脑的文字写手，是祸国殃民的文字小人婊子。”

除了“Triutotu”们的流氓式谩骂、威胁外，对张文的评论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位“新浪网友”评论道：张教授是一个战士，会永远值得尊敬的，有自己的思想，并且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文字，是一个真正的汉子。

金猴千钧棒网友则称：张宏良先生的文章，如此写来，才真称得上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分析的捕捉力，一语中的，思辨的穿透力，直切骨髓。在革命者，人民看来，这哪里是什么偏颇，这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哪里是什么偏激，这是百分之百的道大理巨。真正的偏颇，是无耻精英、无良文人对圣明，对真理，对正义的污蔑、诽谤、诋毁，真正的偏激，是对着无声圣明的叮咬，寂寞真理的撕扯，流血正义的狂吠！！！

在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即使左派阵营中，不但有称张宏良同志为“小资狂热”的指责，也不乏对张文一些观点、论证、论据准确性的诘难。但这些似乎多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有些研究的人们所提出，其中多无恶意。新马网友用“谊之既深，察之则严”八个字道出了大部诘难的本质意义。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网友来说，张文则是为他们对目前政治经济状况的不解进行了解疑释惑式的“启蒙”。古镜网友在评论中说，张宏良教授，这个“为什么”问的好。为什么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棍都疯狂地咒骂文革和歌颂改革，中国所有贪恋财色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文革的疯狂反对者，30 年来无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赴刑场的腐败贪官，无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连一个反思改革的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解的奇特现象。按说，贪官奸商等腐败分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邪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现行制度的破坏力量，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拥护现行制度，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甚至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

以鄙人孤陋之见，张宏良同志之所以以此文率先打破十七大闭幕之后的短暂沉寂，原因就在于他从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洞悉了与他过去执著的善良愿望根本相悖的东西：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这个大前提下，所谓关注民生就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良，是一张到月球上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和国家命运之所系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根本问题，决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仍然沉迷于那几句对民生问题的美妙承诺，就只能是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一位敢于铁肩担道义的正直知识分子，率先打破沉寂，向全党全国人民揭示中国目前一系列问题的深层原因，共同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与途径，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二、张文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灵魂救赎”与“暴力革命”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并认真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1、“暴力革命”与“灵魂救赎”，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方式，我们的任务不是以一种方式否定另一种方式，而是要通过认真研究解决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正确运用何种方式的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多有论述。然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我们所看到的多为“暴力革命”。即使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革命暴力”仍然像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而“灵魂救赎”之说则基本没有提及。只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一系列把反动分子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与政策，并且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效。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使用“灵魂救赎”一词，但我认为其改造方式与“灵魂救赎”并无本质区别。张文中“灵魂救赎”的提法只是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表述方式而已。

“革命暴力”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的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可谓比比皆是。特别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怎样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更是给予了高度关注。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

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离不开革命暴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还需要不需要革命暴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 “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列宁还指出，“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这里，无论是法国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还是列宁对于“国家与革命”的设想及其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权之后的革命实践，无一离开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

然而，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所强调的“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形式，还是主要形式？是贯穿无产阶级革命全过程的必需形式，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需形式之一，根据不同历史情况还可以采取如“灵魂救赎”一类的其他形式？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这里“全人类”包括不包括反动阶级？对他们应该怎样解放？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列宁对这些重大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论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把“灵魂救赎”性质的革命方式丰富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来的，只有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同志。

正如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所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溥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溥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溥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溥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

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不仅揭示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革命与西方国家革命的革命方式的本质之不同，而且为毛泽东同志在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创立的“灵魂救赎”性的革命方式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张文说，“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这个结论是否完全准确、科学，另当别论。但该文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创立的“灵魂救赎”性的革命方式进行独到的理论总结，特别是在当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势力极为强大、极为猖獗的形势下，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巨大的革命勇气，绝对是不可想象的。网友wjs评论道：“文章对文革的评述，对76·10·6政变的评述、特别是对复辟后31年残酷报复的分析和评论，都是极具深刻见解的。在知识界，张的见解是至今见到的最真实而深刻的；在政界，这种见解应该被认为大逆不道，放在DJ时代，张氏的观点要被定为‘煽动、颠覆罪’，不被判刑也要象魏巍同志一样关到什么地方‘隔离审查’的。现在，张宏良同志毅然发表，表现了革命大无畏的气概，应该给予肯定和赞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宏良同志精神可嘉，功不可没！《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必是匡世之作！必将载入无产阶级革命史册!

2、由于无产阶级尚未对“灵魂救赎”式革命进行深入研究与把握，加上革命实践中“灵魂救赎”方式的泛化，客观上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灵魂救赎”的革命方式，是由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率先提出并认真实践的，与暴力革命方式相比，无论其经受检验的革命实践广度，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度，二者都无法相提并论。对于“灵魂救赎”这种革命方式的把握，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处于具体政策的水平上。

在对待入侵之敌和敌对阶级反动武装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毫不留情使用“暴力”方式的同时，也先后提出了一定条件下的“非杀戮”原则。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 “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政策》一文中说：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毛泽东同志这种一定条件下的“非杀戮” 思想与政策，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不仅感化了许许多多反动军队士兵、军官，放下武器投降或起义转正，而且大大减少了我军的牺牲与消耗，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进程。

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面对“不拿枪的敌人”，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但是，怎样去认识、用什么方式进行这个斗争？则是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的阶级斗争列举了三个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而“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谁胜谁负问题”，就是“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在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的原则仍然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从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与日益巩固，毛泽东同志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领域逐步转移到了“意识形态”方面，斗争的方式也逐步由“暴力”转变为“思想斗争”——即改造思想，也就是张宏良同志所说的“灵魂救赎”方式。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然而，任何斗争方式都是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灵魂救赎”的革命方式所需要的历史条件有哪些？对那些善于伪装的反动分子进行怎样的改造、监督与限制？我们应该有哪些防范措施？等等，我们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与探讨，更没有形成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斗争的理论认识，加上“思想改造”的无形化特质，在 “灵魂救赎”方式的实践中，就难免出现随意性与盲目性，就极有可能给那些口口声声“永不翻案”的善于“韬光养晦”的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以东山再起的条件。这些人一旦重新上台，就必然猖狂反扑，改变国家政权性质，复辟资本主义，出卖国家利益，置无产阶级于死地，为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中国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的惨痛教训，证明了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表述不虚：“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面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也能过上人的生活，拥有人的尊严，不至于因为贫穷看着亲人死在医院外面，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妻女走上卖淫道路，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父子兄弟走进黑煤窑的不归路，不至于因为贫穷在接到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绝望自杀——，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所以，正是由于我们尚未对“灵魂救赎”性革命方式进行深入研究与把握，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灵魂救赎”方式的盲目泛化，最终导致“灵魂救赎”革命方式出现了实践中的严重悖论：“虽然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摆脱杀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类最终回归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阳光普照世界的辉煌大道，但是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张宏良《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3、认真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方式所赖以依据的历史条件、制定科学的防范措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使命。

无产阶级革命的“灵魂救赎”方式与“暴力革命”方式都是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必要形式，哪个时期以哪种方式为主、哪些方面应采用哪种方式，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于苏联、东欧和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马克思、列宁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不可能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一整套理论与政策。毛泽东同志虽然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随着他的逝世，资产阶级很快上台，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同样没有亲历。他提出并身体力行的“灵魂救赎”方式究竟在这个“复辟”进程中起着什么作用，他老人家同样也无从探究。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经典文献那里寻章摘句找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的研究、总结与思考。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既是毛泽东同志生前伟大遗愿，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当家作主人的必由之路。然而，要走好这条路，要比当年毛主席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二者的革命对象有着极大的不同。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敌人都在明处，我们所采取的革命方式，无论是“暴力手段”，还是“灵魂救赎”也都容易进行比较与选择。而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则要复杂得多，往往是好人坏人同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于这一点，经过三十年磨难的人们无不深信不疑。但是，也应看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慑于DJ淫威，思想上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能够判断是非曲直，而在行动中却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的大有人在。即使那些挂着民营企业家旗号的实实在在的新生资本家中，也不乏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他们之所以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也往往是在DJ的推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失去职业、丢掉饭碗而被逼上梁山的。即使我们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随着经济收入的分化和从事职业的变迁，加上这多年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政治思想状况也相当复杂。加上思想意识的无形化，如何判断革命对象，将是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第一难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无论是简单地采取“暴力手段”，还是实行“灵魂救赎”，都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是，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革命方式的选择上，总体上将由夺取政权阶段的“暴力手段”为主、 “灵魂救赎”为辅，转变为“灵魂救赎”为主、“暴力手段”为辅。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防范资产阶级反动分子蒙混过关，窃取国家权力，伺机复辟资本主义，自然就成了当前无产阶级进行反复辟斗争的重大课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认真研究与把握这两种革命方式各自所赖以依据的历史条件及其相互关系，制定科学的防范措施。

一位叫“jinhuizifu50”的网友，在对张文进行评论时，就明确提出“对反动派的残余分子（含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实行无后患的灵魂救赎”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这个看法很有见地。那么，实行无后患的“灵魂救赎”需要哪些条件呢？我认为大体必须具备这么几条：一是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中占有绝对优势，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十分巩固，并且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或称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动派已经形成足够的心理震慑；二是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具有较为充足的实力，面对国际资本的围剿、渗透、颠覆、干涉能够战而胜之；三是对于掌权期间充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且屡教不改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得作为特殊党员对待，必须开除党籍，永远不得重新入党，不得进入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四是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确保直接来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在各级党代会、人代会的主体地位，各级党政机关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代表担任领导职务，并确保其拥有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否决权；五是实行由最基层的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评议制度，由人民群众决定其升迁废黜；六是经过长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水平；七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具有广泛的健全的组织体系，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八是由党章和宪法明确：在党和国家出现违背党的根本宗旨和国家宪法原则等重大问题时，党的基层组织和各级政权机构有权根据党章和宪法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一味地强调“灵魂救赎”，无疑是重复农夫和蛇的故事；如果基本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自然也用不着事事实行“暴力手段”，因为有了这些保障，我们就有能力防范和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与复辟。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几条不成熟看法，究竟需要具备哪些历史条件，需要制定哪些防范措施，有待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共同努力去完成，这仅仅是引玉之砖而已。

三、饱尝资产阶级反攻倒算苦头的无产阶级更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认真对待对共产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研究与反思。

本文前面已经述及，无论“灵魂救赎”方式，还是“暴力革命”方式，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革命方式。但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革命方式才能少受损失、确保成功，这如同要想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须科学认识并准确把握社会革命规律一样，也必须认真对待对共产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深入反思，强化对这两种革命方式的研究，找出其内在规律性，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张文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对“灵魂救赎”革命方式与中国资产阶级重新上台这一历史悲剧的关系所进行的深度解析，理应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关注。

对于张文，网友wjs称为“左派理论的一大贡献”。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准确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就在于张宏良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对 “灵魂救赎”革命方式与中国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并对无产阶级革命疯狂反攻倒算这一历史悲剧的关系所进行的深度解析。通过这种解析，起码可以使人们从革命方式上对这一悲剧进行理性思考，并开始探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尤其是防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者进行反攻倒算、残酷屠杀的理论认识与制度建设。

应该说，“暴力革命”和“灵魂救赎”这两种方式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方式，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原则性分歧。统观张文以及围绕对张文的评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产阶级革命需不需要实行革命的恐怖政策，即革命的“暴力手段”能“暴力”到何种程度？二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如何把握，“灵魂救赎”方式适合于怎样的历史条件？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不需要实行革命的恐怖政策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制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恩格斯在这里一是用了“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提法。这说明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利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而这种“恐惧”，绝不可能像现在的“核威慑”那样只管吓人而不实用（不过，现在的核威慑之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仅仅具有“威慑”作用，同样与核国家之间的核力量的相对均衡有关），它是以对反动派的坚决镇压来实现的。二是通过“责备（巴黎）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而强化了这种“恐惧”之必须。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同志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与马克思、列宁的“暴力革命”学说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暴力”并非意味着无原则的大屠杀，其实质仍然是以革命暴力制止反革命暴力。

通过暴力制止暴力，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首创。中国传统文化也同样强调了这一点。许慎《说文解字》中对“武”字的解释是：“楚庄王曰： ‘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楚庄王的意思就是：动用武力是为着平定天下，从而将武器收藏起来，不再打仗。所以，许慎说，武字从止从戈会意，表示制止干戈即“武”。其实张文所强调的也仅仅是面对资产阶级的抵抗与反扑，无产阶级必须正视如何通过使用“暴力”，形成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或称对反动派形成强大的心理震慑，以达以暴制暴的效果。

对于一些网友所指责的张文“用革命后是否实行屠杀政策混淆了四种革命的本质区别”之说，我认为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四种革命，即剥削阶级革命，一般劳动阶级（奴隶和农民）革命，无产阶级在未成熟时期和错误路线领导下的革命，科学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质的区别，但是即使根本对立的事物同样也有相通之处，同样可以从中总结出它们相似的规律性来。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之所在。如果用这四种革命具有质的区别，来否定它们之间有共通性，同样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另外，关于对张文观点有布朗基主义的诘难，似乎也不能成立。因为张文仅仅提出了无产阶级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反攻倒算，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暴力革命”与“灵魂救赎”两种革命方式的关系问题，与布朗基主义的“暗杀政策”、“少数精英专政”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应如何把握，“灵魂救赎”方式所适合的历史条件问题，前面已经谈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列宁他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较为丰富的革命实践，他们也没有较多的论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把“灵魂救赎”性质的革命方式丰富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来的，只有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同志。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对于“灵魂救赎” 这种革命方式的把握，理论也远远落后于实践，基本上还是处于具体政策的水平上。而这恰恰反映了无产阶级建立并巩固自己政权之后的继续革命，尚不能科学地选择革命方式的软肋。中国出现的资产阶级重新上台及其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镇压，不能说与这个“软肋”没有直接关系。认真研究“暴力革命”与“灵魂救赎”方式的关系，并灵活的、科学地用好这两种革命方式，应该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难道这不就是张宏良同志的一个重大贡献吗？

2、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左派必须尽快扭转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状况。

当前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而左派的状况则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一是没有形成核心，各自为战，基本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二是无原则争论太多，尽管真理越辩越明，但由于所辩问题多为枝节，加上一些敌对分子混迹其中，故意搅浑水，往往使论辩双方两败俱伤，而且影响革命团结，更重要的是干扰了对重大问题的关注。三是对现实进行无情揭露、批判的多，对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反思的少，对新形势下具体应该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进行研究分析的更少。这种状况是难以担当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的。

怎样扭转当前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一，左派要形成核心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左派起码要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力争共同行动，避免相互攻讦，求取最好效果。二是要牢牢把握无产阶级斗争的主线，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如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等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斗争。不要纠缠枝节，不要蹚那些假左真右的人们搅的浑水。三是在继续加强对现实生活中违背党的根本宗旨、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揭露与批判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对共产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研究与反思，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

3、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事业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求同存异的风范。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特别是在当前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既光荣神圣而又十分艰难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不仅需要坚忍不拔的不懈奋斗，更需要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风范。

遗憾的是，当前左派队伍中一些不良现象与我们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极不相称。突出表现为：不顾革命大局，相互攻击，对自己不满意或不理解的观点，动辄上纲上线，扣大帽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甚至污言秽语，不堪入耳。我们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但坚决反对不顾大局纠缠于枝节的“口水战”，尤其不能容许不负责任地人身攻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亲者痛仇者快，影响左派的社会形象，削弱我们的战斗力、影响力，不利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当然，这个“浑水”里面可能有右派们的故意捣乱，但我们只要对此保持一致、高度警惕，那些居心叵测者自然也就无隙可乘。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有没有宽广的胸怀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学梁山泊心胸狭隘的白衣秀士，不能搞“小圈子”。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的思想觉悟是分层次的，人的认识能力也是分层次的。但是，凡是在上述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皆为我们的同志，即使稍有分歧，但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皆为我们的朋友。正确把握这些不同的“层次”，根据这些不同的“层次”需求，团结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农民群众以及其他一切劳动群众一道革命，这才是我们夺取革命胜利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加强革命团结，团结大多数共同奋斗所必须坚持的正确方针。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解放全人类的终极目标，要求我们还必须具备高尚的风范和人格的魅力。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在人格锻造上则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完善自己，才能用自己高尚的共产主义的人格力量影响并改造全人类。这里，容人之量是最起码的要求。姑且以张宏良为例。统观近两年张宏良文章，字里行间无不充溢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他对最基层劳动大众的深厚阶级感情也是日月可鉴。可谓旗帜鲜明，嫉恶如仇。至于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张文中对胡温新政、胡锦涛新政所给予的期望，那只不过是根据人民的盼望所作的正面解读而已，不存在什么麻痹人民问题。另外，关于一些提法，如本文所说的“灵魂救赎”，有同志说这是佛家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但我认为，张文在这里只是借用，其本意则是在强调相对于“暴力革命”的另一种革命方式——即我们所习惯的“思想改造”而已。客观上，随着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借用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中就有许许多多来自佛家文化。如安乐世界、半路出家、辩才无碍、打成一片、大千世界、单刀直入、当头棒喝、顶礼膜拜、耳根清静、返璞归真、改头换面、功德无量、回头是岸等等，真是举不胜举。又如张文称毛泽东为一代大佛，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毛泽东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等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这是称颂毛泽东同志立志于解放全人类的宏阔胸怀的，与所谓的“佛”教毫无关系。至于张文表述方面的一些偏颇与疏漏，我看与其行文风格有关。充满激情的文章，往往容易在逻辑严密方面授人以柄。这里我想到漫画。漫画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本质真实”意义上的夸张使人对某个道理过目不忘。张宏良同志的文章，正是坚持其本质的真实而不拘泥于细节，以酣畅淋漓而不遮遮掩掩的文风，或揭露，或批判，或论辩，无不豪放恣肆，振聋发聩，几乎篇篇都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达到宣传真理、教育人民的目的。所以，只要文章主旨、基本观点属于本质真实，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我们宁可要这些有瑕疵的战斗檄文，也不愿读那些看似正确却了无新意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新老八股。我想，左派们如果能够紧紧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之下，牢牢把握无产阶级革命的主线，尽可能地减少无谓的争吵、诘难与挑剔，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大大前进一步。

2007年11月21日

[6 楼] Posted:2007-11-22 12:30| 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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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春

再谈不要歪曲毛泽东

张宏良同志的《灵魂救赎的革命与血腥无边的复辟》一文发表后，网友们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有的网友在赞扬作者的同时，也提出了与作者不同的认识。今天读了昆明池同志的《读张宏良〈 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觉得还有再谈不要歪曲毛泽东的必要。

昆明池和张宏良同志，都混淆了“暴力革命”和“救赎灵魂”这两个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暴力革命，指的是革命的方式，而重视对敌人的思想改造，反对人身消灭（即张宏良同志定义为的“救赎灵魂”）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的最大利益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目的是为了瓦解敌人，为我所用。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两种革命方式”。其实，溥仪也好，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也好，对他们的“灵魂救赎”，都是由“战犯管教所”这个暴力机关实现的。没有革命的暴力（政权、法庭、监狱、警察、军队……）在手，什么反动人物，包括地主、富农，甚至那些满脑子“美国好”、“剥削好”的知识分子先生们，也不会接受共产党的“灵魂救赎”的。而且这个“灵魂救赎”并不如毛泽东的“思想改造”提法那样有质感，有力度。用“灵魂救赎”这样极具宗教色彩的词汇来表义毛泽东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并不准确。昆明池同志提出的“七条”，在毛泽东时代也基本上是那么做的。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公有制，废除剥削制度，人民有“四大”权利等等，就都写进了宪法。可是，复辟一来，修改宪法，人家不要的条文全都无效！因此，不可迷信建立什么“机制”啦，订立什么“制度”啦，给人民什么“权力”啦，立什么“法”啦！等等。阶级力量对比一变，什么都可以修改，什么都可以废除，什么都可以剥夺，什么都可以不算数。这就叫阶级斗争，这就叫天翻地覆，这就叫“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我们推翻了蒋家王朝以后，什么《五权宪法》，什么《六法全书》，还不是通通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是，我们有些同志，总想能发明一个又好操作，又有效果的“法宝”来，当反革命复辟一出现，人民把这个法宝一举，反革命立刻土崩瓦解。这当然是太好了，只可惜阶级斗争这件事，靠的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靠的就是人民的觉悟，大众的人心向背，省事、管用的办法是没有的。那么，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为什么可以靠“立法”，靠“机制”来巩固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大概可以写出一本书。而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他们实行的是私有制，并且大多数人（包括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被资产阶级用私有观念洗了脑。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就是靠了这私有制和私有观念，通过民主党、共和党，这两个私产党轮流执政，而“民主”地、和谐地维持着他们的统治。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天不懂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合理、优越这个大道理，美国的大资产阶级统治制度就一天不会被推翻。今天，我们这里的走资派、资本家和他们的知识精英，为什么说尽了谎话，使尽了花招，又是修改宪法，又是“攻坚”改革，拼了命地要把已经生产资料公有化了的新中国再变回私有化去？拼了命地鼓吹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有多好？拼了命地要实行美国的“宪政制度”？每年除了送出大批大批的留学生，以培养西式“人才”；改革全部教育，以灌输私有合理、资本伟大、剥削有功、革命有罪的“理念”；全国的电视台天天播映西方电影、电视剧，以娱乐的方式，传播西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至于把一些青年人的脑子洗得要当“今夜美国人”！所有这一切的用心，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并且以为他们自己也能建立起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万岁”的国家制度来，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永远生活在天堂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决不可能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的奥妙也就在这里。从伯恩施坦、赫鲁晓夫到邓小平都鼓吹，只要发展生产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和平地、自然而然地长入社会主义。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记得去年10月，张宏良同志发表了一篇《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的高论。在这篇高论里，该论的，作者论得激情澎湃，义正词严；该批的，批得鲜血淋淋，入木三分。于是人们被感动了，被征服了，泪眼汪汪地接过作者塞给的一个结论：中国人真是运气好，溟溟世界派了一位菩萨下凡，他正力挽狂澜，引领着芸芸众生向左转。中国人可不要错过了这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将永世不得翻身！用阴阳五行，佛光道影，六爻八卦，奇门遁甲之类巫婆神汉的话语，来讨论无产阶级的严肃话题，请问：这是认真的、科学的和负责任的治学态度吗？今年11月，张宏良同志又给了我们一篇力作。在这篇力作里，又是该论的，作者论得激情澎湃，义正词严；该批的，批得鲜血淋淋，入木三分。于是人们又被感动了，征服了，泪眼汪汪地接过作者又塞给的一个结论：从1921年到1976年的55年里，毛泽东在自己所干的两件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和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原来都是为毒蛇在“救赎灵魂”。结果第56年后，毒蛇苏醒过来，不但“咬死”了“可悲”的毛泽东和他的妻子儿女，也“咬死”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在作者的笔下，20世纪的“农夫”毛泽东，简直就是中国革命的罪人！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之父，就这样被作者沉痛地否定了！

这是作者的本意吗？不一定。但是人们循着作者的笔锋走，你就会走到这个结论的面前。从文章的标题到文章的内容，人们所能得到的就只能是这一个结论。

中国有句俗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人们应该学会听。

恩格斯说：我们看待一个人，一个政党，不仅要听他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实际干些什么。人们应该学会看。

昆明池同志提出：“无产阶级更应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认真对待对共产主义运动成败得失的研究与反思”。这话当然是对的。甚至还可以说：要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必须在斗争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同今天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未来革命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真正革命的胜利，总是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并且创造出具有自己特点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同时，毛泽东同志生前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了发展，那么也就没有了生命。他还一再宣传：人类历史上，总是年老的人被年轻的人打倒，有学问的人被看来没有学问的人打倒，大人物被小人物打倒……。他认为这是辩证法揭示的真理。著名的李希凡、蓝玲两个小人物，就是他发现并给予支持的。不，问题不在这里。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张宏良和昆明池同志没有分歧。我们的分歧仅仅在于：你们太爱好发现无产阶级领袖们的“理论失误”、“认识缺失”、“历史局限”，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弊端”了。你们太热中于诠释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理论了。于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理论权威们，在你们或者口若悬河，或者慷慨激昂之中，有了一副你们给塑造的面孔。无产阶级的旗帜人物，变成了不管什么人都可以拿来评点、批判、揶揄和指摘一番的三流厨子了！有的网友骂你们，这固然不好，但是，同志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在此时如此艰难的中国，广大的革命者渴望树起旗帜，凝聚力量，振作精神，以利再战的关头，你们竟然这样毫无顾及地动摇和歪曲本已被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势力攻击和丑化的革命领袖的革命权威和伟大形象，难道你们的作为比某些对你们的不恭的网友们更应该为广大的革命同志所“海纳”吗？当然，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认识、思考和见地，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轻易地以为你们比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更高明。马恩列斯毛，已经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家人了，他们属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因此，他们理应受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尊敬、热爱和保卫。对于他们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学说，可以有疑问，可以带着“这是为什么？”的疑问，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但是，请不要轻率地判定就是马克思错了，毛泽东错了。别人不说，单单一个毛泽东，他渊博超人的多方面知识，纵览全局的组织才能，举重若轻的指挥艺术，高瞻远瞩的政治预见，出神入化的辨证思维、博大精深的文韬武略和他那文通天地，诗贯古今的丰富精神世界，再加上他四十一年领导全党、二十七年在十亿人口大国的执政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可能只有他才最懂得一个庞大政权的“软肋”在哪里？应该从哪里下手才是致命的。这，也就是我们极其重视学习和继承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被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公认为发展了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毛泽东从来不说自己超过了什么人，发展了什么理论。打开《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人们就会发现，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有好几处持不同意见，但是他从来不认为是马恩列斯错了、缺失了、失误了，而是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研究”。什么叫伟大？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海纳百川？什么叫胸怀若谷？请看毛泽东！人们要超过毛泽东，并非不可以，那概率在中国大约在十三亿分之一、即使在一亿最聪明的中国人中，那概率也在亿分之一以上，并且任何的发展都要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

不理解毛泽东不要紧，只要你善良，你正直，你诚实，你可以研究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向他的著作和历史）。但是千万不要轻易地以为你比毛泽东高明，千万不要歪曲毛泽东。否则，受损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你自己。

[7 楼] Posted:2007-11-23 14:55| 顶端

不争春

三谈不要歪曲毛泽东——答东方明同志

东方明同志，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其实不止张、昆二位，比这二位更有声色的还有人在。他们的要害是：总想用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来解释世界；总想用他们的一套来图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图解伟大的革命学说和图解无产阶级久经考验、万无一失的领袖们。因此，明知这不是一、两个人事，这是一个马蜂窝，也得捅。是疖子早晚要出脓。目的只是让他们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并不单是由他们说了算。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使我们懂得了，一百五十多年来，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货色，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继承者的面孔，裹着“丰富”、“完善”、“纠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胞衣降生的。他们把一切反对他们的“理论”的人，都说成是落后于现实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后来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的伯恩施坦，到死都标榜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并不由自己说了算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纷纷出世，正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阶级斗争现象，这是革命处于低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革命处于高潮时期，在亿万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火红年代，在毛泽东气吞山河地指挥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鏖战在文化大革命的战场上的时候，你看不到一位这么热心地“帮助”马克思主义，这么“善意”地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失误”，这么慷慨地力陈列宁的“重大错误”，这样深情地把毛泽东比喻为 “被毒蛇咬死的农夫”这样可爱的“进步”学者。原因很简单，那时毛泽东自己浩气凛然地立在人间，他是不会接受任何“非常热爱”他的学者，极有同情心地向他赠送的这顶可怜的、愚昧的、目光短浅的、而又自取灭亡的“农夫”的“桂冠”的。毛泽东一生都是强者。不管中国的、外国的、文的还是武的，一切中国人民的敌人，无一例外地不败在他的脚下。他的一生是真正胜利者的一生。他不需要别人为他抱打不平，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眼泪。他只需要人们跟着他一声吼，同心干！把毛泽东比喻为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这件事，只会发生在他的身后，只会发生在走资派当政，非毛化、去毛化的政治污染甚嚣尘上，而革命的学说和革命的领袖们在一些人看来已经不再神圣的今天！一句话：这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背景和一定政治氛围下才会出现的现象。

我们不应该、也没有权利，要求毛泽东对在他的寿命之外所出现的任何反革命复辟承担责任。我们更没有权利要求毛泽东在他逝世之前，为我们安排好他逝世后五百年不会出现反革命复辟的生存环境。如果那样，到了五百零一年出现了反革命复辟，那么，那时的人们岂不仍然可以抱怨他为“救赎灵魂”而不该救了毒蛇？而在毛泽东看来，一千年以后人民仍然要革命。后人自有后人的任务，后人自有后人该写的历史。他们可以任意涂抹毛泽东，你却不能对他们说半个不字。他们说：【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面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不仅感叹主席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时还感叹中国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环的旧有道路。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生前搭档张钦礼便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悲剧典型。……什么是红卫兵，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即使你出于善意，不把他们这种错误认识视为污蔑或丑化毛泽东，而只看作是一种曲解、一种歪曲也不行。你肯定了他们“该论的，论得激情澎湃，义正词严；该批的，批得鲜血淋淋，入木三分”也不行，因为你指出了他们给出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气急败坏，破口大骂而可以毫不讲理。可笑的是当他们骂你的人格低下，用网名写作就是流氓瘪三的时候，他们自己却用了英文字母作网名。他们这不是自己在骂自己吗？其实，不讲道理，也就是理屈词穷。所以，邓小平发明了“不争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出现赫鲁晓夫以彻底否定斯大林为突破口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就敏锐地警惕起来，此后他目睹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种种倒行逆施，领导了全世界的反修斗争，因而被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而他们却认为:【对于苏联、东欧和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马克思、列宁都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不可能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一整套理论与政策。毛泽东同志虽然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随着他的逝世，资产阶级很快上台，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同样没有亲历。】仅此轻轻一笔，就把毛泽东不惜说服全党和全国人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便集中精力带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实践全部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哺育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是不会被骂倒的，不管这骂声来自哪里。

中国的灾难还没有到尽头。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形不成一支自觉的、有共同理论旗帜的、有统一行动和强有力地政治约束的战斗队伍，这就说明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还没有发展到决战的关头。但是，这一天迟早会来的。

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胜利，但是通往胜利的路还很长、很长……。


077) 带着批“两个凡是”的问题学[邓选]

涤玄 2007．9．15

带着批“两个凡是”的问题学[邓选]，一学心里就亮堂。

什么叫做“两个凡是”？ “ ‘两个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文选]（三）第386页）如果咬文嚼字，光死死抓住“凡是”两字不放，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不管文章的精神实质，不“一分为二”的看这一社论，那问题一定大的很，一定要把它批倒批臭。如果从维护文章中有所指的“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遵循有所指的 “毛主席的指示”（此是社论的核心）着想，如果从毛主席逝世才四个多月“尸骨未寒”的特殊时间和特殊环境考虑，如果从工农劳苦大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的立场和阶级感情出发，那社论中提到的“凡是”仅仅是用词欠妥的枝节问题，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就不值得小题大做，就更不值得用批判的武器借否定“凡是”之名去否定社论中有所指的毛主席的决策和指示。

为何要批判“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一文中说：“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二）第35页）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邓小平文选]（三）第9页）

“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文选]（三）第81页）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文选]（三）第298页）

人们不须多费口舌，只要从引用的话语中就可清楚地知道，批判‘两个凡是’的用意，是为自己“平反”，为自己“出来工作”，为否定华国锋而给自己推行不要“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的战略开路，为了推翻“永不翻案”而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了否定毛主席在文革期间作出的决策和发布的指示，为了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总之，是为己，为私，为贯彻推行不管黑猫白猫，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服务于少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益的路线。只要看看当今新崛起的“三座大山”等等的客观现实，只要倾听广大工农劳苦大众的呼声和怨声，那就不难理解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目的。


078) 云淡水暖：毛泽东时代载树，逢酷年大旱乘凉：小记韶山灌区

云淡水暖

那天晚间听到电视新闻说到，今年湖南大旱，旱情十分严重，占全省总国土面积63％的范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近四分之一的范围出现了重度干旱，全省因旱造成145万多人、90多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那么，当然会提到抗旱，记者做了个对比，有水的田土和缺水的田土，光景大不一样，草民听到一个似曾相似的名称“韶山灌区”，还请了“韶山灌区”的管理者出来讲解，说为了保证抗旱需要，按照上级要求减少发电，调节下泻流量为300万方/日，节约用水，保证灌区内有足够的用水，电视讲道，灌区惠及的土地，庄稼长势喜人，农业大丰收在望。

非但如此，查阅相关报道，说是“国家防总要求湖南抗长旱韶山灌区4年来首次调水援长”，就是说，省会长沙周边地区也受惠不小，报道说，来自韶山灌区的100万立方米抗旱用水将支援长沙的抗旱救灾工作。据介绍，韶山灌区是湖南省第一大灌区，灌溉农田百万亩。今年灌区范围内遭受了类似1963年的特大干旱，区内近四成的山塘、水库等基础水利设施干涸或处于死水位。就算后阶段仍持续高温，韶山灌区还能维持30天左右灌溉，晚稻丰收基本上能得到保证。

但“韶山灌区”，却实在是一个似乎有些久远而“落伍”的名词，因为它与一个主流时贤们所不愿意提起或者有意无意淡化的时代关联，要不是大旱，要不是滚滚甘泉滋润干渴的田地，许多年轻的一代人是非常非常陌生的，远不如湖南电视台靠金钱打造出来的“超女”们时髦和抢眼，也许在空调下并不觉得“干旱”的人们还是不知道它，但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那就是“树荫效应”，只有在酷旱的煎熬中的人们才体味到那句大白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韶山灌区”的修建，虽无修建红旗渠那般的惊天地而泣鬼神，但所谓“改天换地”、“集体主义”、“无私贡献”的内涵是相通的，有亲历者2007年撰文纪念说：这个大型引水工程是六十年代在大办农业的高潮中。依靠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组织灌区人民群众。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精神修建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是什么，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就是承认国家经济的落后，承认农业生产力的落后，承认是“一张白纸”，树立奋力建设的信心；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是什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心同德，休戚与共，集中力量办大事。建设数据说明了其艰巨与伟大，劈开了七十多座山头凿开了七处共计2800多米长的隧洞，架设了19处共计5200多米长的渡槽，修建大型建筑物３６处，小型建筑物1700多处，完成土石方500万立方，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85000立方，浆砌和干砌石12万立米，建成了174公里的渠道。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时的新闻广播、报纸、电影，总会听到、看到这样的“喋喋不休”，而韶山灌区的建设，更是大手笔，据资料记载，一期工程只耗时10个月，当时不会有大型施工机械助力，就是人挑肩扛而已，据亲历者回忆：1965年7—9月为准备阶段，10—12月为突击阶段，集中１０万劳力，基本上完成渠道土石方和大部分建筑物工程，1966年 1～4月为扫尾阶段。当年３月，洋潭引水坝蓄水和渠道试水，当年施工，当年受益，当年增产。网上有一则当年的通水典礼的文字：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韶山灌区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兼政委华国锋主持大会并作了报告。他说：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战，韶山灌区总干渠和北干渠已经胜利建成。从此，涟河水将按照人民的意志，穿山越岭，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灌区农民祖祖辈辈渴望摆脱水旱灾害的愿望，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终于实现了！韶山灌区工程建设的结果，达到了“修好渠道炼好人，精神物质双丰收”的目的。　　今后的任务是要把工程全面配套好、用好，实现农业稳产高产，真正建成高标准的灌区。听毛主席的话“要高产才算”。

这些文字当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现在看起来确实有些特殊，而时贤与时髦们恐怕更加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没有信仰层面的激励，精神力量的支撑，按照当今金钱世界的交换原则和利益追求模式，人们可不可以想象一种模式，大型工程被层层转包，层层剥皮，到底层包工头之手已经利薄如纸，只好靠盘剥、拖欠民工的工资，甚至出现“黑砖窑”式的无情折磨。

草民摘录几段当事人回忆的“好人好事”，可以见证一个时代的风貌：

69 岁的贺桂华，几次申请上工地没有被批准，就自动跑来工地，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还不为社会主义出把力，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还被选为70多人的突击队长。模范班长陈湘南，上工地前半年内先后死了爱人，小孩子和母亲，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他说：“人死了不能复生，家里的不幸算不了什么，修好韶山灌区工程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他带领全班干得很出色，获得了“硬骨头班”的光荣称号。21岁的女民工张芷英，看到民工挑土磨破了衣，她就把家里的缝纫机搬上工地，白天挑土，晚上替民工补衣，半年内共补衣裤500多件，没有要一分钱，没有多记一厘工分，而且拿出五元钱买线。拆了自己家里六件旧衣服。21 岁的青年何久通，一贯打架闹事，被称为“天不怕”，在干部的耐心教育下，改变了旧习气，多次被评为五好民工，后来参加了解放军。……

40 年过去了，韶山灌区依然在惠及当地的万千土地及其上勤劳的耕作者们，贺桂华、陈湘南、张芷英、何久通们有的可能已经作古，有的已经年近古稀，但是，他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所付出的汗水，血水，已经浇灌出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就像这伟大的韶山灌区水利工程，在风雨中为人们挡蔽，在酷日下为人们遮荫。毛泽东时代载大树，酷旱之年好乘凉，壮哉，修建韶山灌区的劳动者，伟哉，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的时代。

最后，链接一张当年航拍了韶山灌区修建、建成后雄姿的唐大柏先生的照片（因图片太大，有可能不成功，可去：http://blog.voc.com.cn/sp1/tangdabai/091120245057.shtml观看）


079) 哪一方举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旗帜？

作者: mjzh 日期: 2007-06-19 11:45 来源：主人公

哪一方举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旗帜？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资产阶级建立专政的转折点”到底是1976年10月6日还是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的争论异常激烈，相比而言，几乎超过了“批判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与“反对极左、反对破坏‘左派’团结”之间的争论声浪。而就在“转折点”争论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澄宇的一篇文章——《是谁在革命者背后放黑枪？——评金草等人近几年在“主人公”网上的作为》，矛头直指“转折点”争论的其中一方——金草及其支持者。随后，又有宗琪1的《继承“文革”传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一篇文章，立场与澄宇基本一致，站得更高了一些，号召“继承‘文革’传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一方举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旗帜？为了分清立场观点，本文试图将上述各方面作出浅析，权做抛砖引玉之用。

为了叙述的方便，根据个人的认识，将上述各方分为三派：

甲：毛江派————认为江青、张春桥是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人物，1976年10月6日是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资产阶级建立专政的转折点。

乙： “惯性论”、“主导论”派、“76.10.6-78.12缺了口的无产阶级专政”派——认为资产阶级的全面复辟是在1978年的11届三中全会上。这一派有一篇重要文章——团结起来绣红旗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和三中全会派以及所谓老造反派》（以下简称绣红旗文）。

绣红旗文其核心论断：1、历史事实证明，对于中国GCD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无产阶级专Zheng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作为她们的唯一的象征和代表人物的，是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都不过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执行者，都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这是因为，是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中国GCD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诞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取得了光耀世界历史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因此，要改变中国GCD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彻底否定和推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导地位。确凿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个彻底否定和推翻，也就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集体叛变，是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2、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虽然发生了华国锋的叛变，逮捕了四个人，但他用的是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欺骗手法。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大部分人虽然没有识破他在逮捕四个人问题上的欺骗而使他的政变阴谋得逞，但他们还是拥护和坚持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还是基本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惯性运转的。3、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国GCD和全国的主导地位，是由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个领域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组成的，如在党和政权建设、军事、外交、工业、农业、商业、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由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班子里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诚理解的骨干队伍具体执行来体现的。党内资产阶级要推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首先从思想和组织路线上对这些加以改变。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逮捕四个人，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而不是全部。4、所以把1976年10月6日的事件认定为反革命政变，是因为党内资产阶级煽动并参与了这个事件，在中国无产阶级专Zheng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膨胀，最后得以正式上台复辟。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发生了时任中Gong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叛变投降，就认为中国的党和国家、社会制度也即刻同时发生了完全彻底的性质的变化。“打开缺口”是反革命性质，不等于“全城”马上变成反革命性质。领导人、党、国家、社会，这是几个不同的事物，他们之间有联系，但不能在它们之间简单地划等号。个人叛变不等于集体叛变。认定个人性质、党和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性质的改变，有不同的标准和条件。在世界历史上，有发生了领导人的政变而导致执政党和国家路线和方向发生改变的事例，但那都有各自具体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象华国锋这样的个人叛变，对当时条件下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发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但不能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绣红旗文的这四条论断告诉人们：

a、1976年10月6日到11届三全的2年多时间里，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还是基本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惯性运转。

b、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导地位被彻底否定和推翻，是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c、毛泽东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产阶级专Zheng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唯一的象征和代表人物。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都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

d、1976年10月6日到11届三全的2年多时间里，是“缺了口的无产阶级专政”。党和国家、社会制度尚未发生完全彻底的性质的变化。

在“毛主席在世”这个条件下来看，c、这个论断固然是正确的。但有一个问题：按照c的观点推论下去，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江青、张春桥等“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自然也“都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了。而按绣红旗文，华国锋是“叛徒”，自然也“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GCD失去了她久经考验的十分成熟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后，华国锋伙同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发动了逮捕四个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的反革命政变，”（见绣红旗文），那么，叶剑英、汪东兴也“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还有谁可以“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这些参与政变或政变之后镇压革命派的主要人物吗？如果说，毛主席逝世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竟然一个象征和代表人物也没有，那这个党、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吗？那么，在江青、张春桥等被抓后，在“华国锋伙同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发动了逮捕四个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的反革命政变”后直到11届三全之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怎能占据“主导地位”？按“惯性运转”？到底是“有缺口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有缺口的资产阶级专政”呢？很明显，c与a、b、d三条论断之间是存在逻辑悖论的。丙：“老革命”派————反对批判“三中全会‘派’”，反对批判“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代老干部”。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是否已经复辟，何时复辟之类的问题，他们语焉不详。这一派别可以近来澄宇和宗琪1的文章观点做代表。

节录澄文若干论断：1、两年来，在人民群众不堪忍受“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和苦难的背景下，我国知识界开展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反思的大讨论。这是我国原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大讨论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给走资派及其帮凶资产阶级右派以沉重的打击。2、勿容讳言，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代老干部，由于过去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不足，在对待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很多人跟不上趟。但是邓小平的翻案复辟，从反面极大地教育了他们；可以说，他们空前地觉悟起来，认识到毛主席晚年干的这件事，就是要防止像邓小平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真理往往是在否定之后更加灿烂地放射出它的光芒。老干部觉悟了，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正像有的网友说的，他们是在反复辟伟大斗争中的“定海神针”。即使在跟随邓小平搞翻案复辟活动的领导集团里，人们称为元老派的那些人，也有在复辟事实面前觉醒的；对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作为，也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有所区别。据说在“六四”风波前夕，李先念和陈云谈起赵紫阳，李先念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个说法，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现在谁像？赵紫阳像不像？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能说这不是文革的真理之光在他们身上的映照呢？这就说明，黑了心跟随邓小平翻案走资的是极少数人，绝不能把大多数受蒙蔽的老干部都囊括在内。这是历史事实。澄文的这两条论断告诉人们：

a、“关于‘改革开放’的方向反思的大讨论” ，是党内“走资派”与“走社派”斗争的反映，是“我国原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

b、李先念、陈云等“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代老干部”、“元老派”，直到1989年，并不认为自己是“走资派”。澄文也认为，李先念、陈云等不属于“黑了心跟随邓小平翻案走资的”“极少数人”。

再节录宗文若干论断：

1、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根据这一原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今天同“文革”时期相比较，除去资产阶级由当时处于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已经转化为现在居于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之外，矛盾的基本性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没变；斗争的焦点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没变；斗争的中心任务——谁掌握政权——没变；两条路线的实质——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没变；斗争双方的阶级基础——以工农为主体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群众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总后台的地、富、反、坏、资等复辟资本主义势力——没变。3、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主持召开的，这个会议继承并发展、完善了“文革”初期，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刘邓路线”），而形成了一条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中国一步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条路线就是三中全会路线。这条路线的制定者和头目就是邓小平。对于这条路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然要奋起斗争，充分揭露它的反革命本质，彻底地批判它颠覆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罪行。4、毛泽东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和时机，对修正主义者有过不同的叫法，如“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等等，但是这些叫法虽然不同，却都指的是同一种人，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走资派”。5、不能以对某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对“文革”的认识如何来划线，也不要以对待“四人帮”的态度来划线（其实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姚文元和王洪文都背叛了“文革”，背叛了毛主席，是两个货真价实的叛徒！）。对宗文的上述论断做一点评：

a、既然要批判邓小平“三中全会路线”的“反革命本质”， “彻底地批判它颠覆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罪行，”那么，在宗文发表的今日，“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否已经被“颠覆了”呢？而根据宗文“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走资派’的矛盾”的说法，“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尚未被“颠覆”。但宗文还是不能不说：“今天同‘文革’时期相比较”，“资产阶级由当时处于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已经转化为现在居于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那么，“资产阶级由当时处于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已经转化为现在居于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这一点对于“党”、“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只有大家自己理解了。

b、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于“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条件下，是可以用“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等等这些科学的概念来甄别权力中心里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而一旦失去了这个“条件”，甄别时下权力中心里的一些政治人物时，再运用这些概念不就是时空倒错吗？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宗文怎么给忽略了？难道宗文所批判的“三中全会路线”不是 “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逝世直到现在，“修正主义”还没“上台”吗？宗文的第4条论断正确吗？“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同一种人”？仅仅是“叫法”“不同”吗？“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同一类人吗？c、宗文说，“姚文元和王洪文都背叛了‘文革’，背叛了毛主席，是两个货真价实的叛徒！”如果说姚文元和王洪文都背叛了‘文革’，背叛了毛主席，必须有个客观的事实前提——姚文元和王洪文背叛‘文革’，背叛毛主席是在他们被抓进了监狱之后的事情。那么，那些抓他们的人，定他们罪的人————华、邓、叶、汪是不是在姚、王进监狱之前已经背叛了‘文革’，背叛了毛主席？李先念、陈云等等“元老派”、“老干部”是不是在姚、王进监狱之前已经背叛了‘文革’，背叛了毛主席？宗文为何对华、邓、叶、汪、李、陈这些早于姚、王背叛“文革”的“货真价实的叛徒”只字不提？！如果说，姚文元和王洪文背叛‘文革’，背叛毛主席，是可耻的，那么当年把他们抓起来、或极力支持把他们抓起来的而现在仍苟活世间的那些人，在姚、王魂归西天以后反而以姚、王为耻、以自己叫骂了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作为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资本，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岂不是很可笑的吗？岂不是贼喊捉贼、大贼捉小贼吗？！以上简析了冠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个派别。

其实，相对于三派而言，当代中国，“冠以毛泽东旗帜”的，还有一个实力最强的派别——邓及邓的徒子徒孙派，我们称之为强势派。

丁：强势派。

下面，我们简析一下甲乙丙之间的区别联系、甲乙丙各自与丁之间的关系。

甲乙丙的共同点：当前都冠以“毛主席革命路线”，当前都受丁的排斥打击。

甲乙丙与丁的历史关系演变：

丙与丁自1949年以来相伴而行，1976年以前受到甲乙的打击，主要是甲的打击，其间，丙也从属于甲乙以形“左”实右的手段打击丁。这时，对于甲而言，丁的反抗性最强，丙的反抗性次之，乙的反抗性更次。

在1975年——1976年9月前后，甲乙丙丁的相互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丙丁结成同盟，在丙的穿针引线的作用下，乙主要是向丙靠拢，实质是向丙丁的潜在同盟靠拢。

在1976 年10月，乙丙在丁所代表的潜在势力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右转，乙丙丁合力清除了甲及其社会势力，打垮了甲的基干组织。乙丙达到了合作的蜜月期，乙丙到达了他们政治上的制高点，不过，丙是在乙的光环之下。丁重现江湖，力据中枢。随后，丙丁在毛逝世前业已形成的潜在同盟浮出水面，公开藐视乙的权威、合法性，丁翻云覆雨，丙则继续向丁靠拢，乙日渐失势，在1978年底，乙的头领集团被各个击破，剩了一个光杆司令。丙丁合作达到了蜜月期，丙又一次到了政治上的制高点，但仍在丁的光环之下。两年之后，乙的影响被彻底清除。之后，丁要甩开膀子大干了，先后用了两个傀儡，对付丙的掣肘，在与丙的斗争与妥协中，先后牺牲了两个傀儡，保证自己的车轮前进。丙这个大杂烩，在与丁的妥协与斗争中，逐渐分化，除了顶尖的头领分了一杯羹外，相当大的多数，日渐式微，日渐被边缘化。到所谓第三代的时候，已经处于左脚在门内、右脚在门外的尴尬境地。丙集团当然是很不甘心的。想到当年与甲——毛江的斗争，更是有苦难言，只有自己打自己的脸罢了。在“有苦难言，只有自己打自己的脸”的问题上，乙和丙可谓同病相怜的。因此，对于丁而言，丙是有相当的反抗性的，乙的反抗性远远大于丙，甲的反抗性最强！那么，为什么甲乙丙都争冠“毛主席革命路线”，甲乙互斗、乙丙互斗、甲丙互斗，形同水火呢？

首先，丙对丁的反抗是有局限性的。丙在历史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顶多居于高级附庸地位。而今人心不古，丙日渐式微。但丙并未被彻底逐出体制，与体制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总体上看，他就对这个体制仍抱有希望，要在这个体制内解决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对当前的这个丙，也要做左中右的推测：右的打毛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替丁打掩护而已，中间派打毛的旗号，是为了做“左转”梦——实质是幻想自己的利益不受进一步弱化，左的是决心回到毛的路线的，但受主客观条件限制，仍不能与体制决裂。这个“左中右”体系里，左的只是少数。实际上，丙近来打出“革命”旗号（见澄文、宗文），实际上更多的可能是为甲乙之间激烈斗争的声势所迫，很勉强。丙反抗丁，但并不意味着丙愿意拥护乙上台——乙丙在1978年前后的裂痕在其双方内部根本解决不了。更不意味着丙愿意拥护甲上台——历史上，甲与丙之间自1949—— 1976之间的斗争就是水火之争。我们来看乙。从乙目前的立场观点看，乙拒不承认毛后江、张的地位，仍将1976.10——1978年底视为什么 “主导”地位，可见，乙决不会拥护甲上台——乙要独领风骚。乙对丙的斗争，对于甲来说，很必要。甲与丙的斗争，对乙也很必要。但在乙与甲的斗争中，乙拒不认错，更不联合，进而将甲指为是丙的同伙，可能是乙判断的失误，另一可能是理论上虚弱的表现，当然，不排除还有一种可能——乙有复杂背景，进一步搅混水。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乙与丙的斗争，很久了，始终未见丙提出过“谁打黑枪”的质疑、讨伐。为什么，在甲乙为“无产阶级专政何时被颠覆”的争论即将分出高下的关键时刻，丙却抛出了“谁打黑枪”的讨伐文章？观察最近各方的交战，有一种可能：丙始终关注甲乙的论战进程。丙和乙一样不愿看到甲在理论上的胜出，甲若胜出，丙1976年以来的历史将全被否定，不仅如此，丙1949 ——1976之间的历史也将被再次重新审查，形势将逼得丙要么彻底跟着丁无奈的走下去，要么与丁决裂真正举起毛的革命旗帜——将无法骑墙下去，更难保自己 “左派”的“正统”面目，对年轻人更难百般解释自己的“难处”，更难树立、保持“正统”的“权威”；丙可能了解甲乙双方中个别人过去相熟、今日冲突、且正在相互攻击之中，甲丙双方中个别人近有来往（可能只是理论观点的接近）。丙为了阻止最为关键的问题被甲乙的论战揭穿出来，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正统”“左派”地位，就把乙作为“左派”的敌人，将乙最为私密的问题，捅了出来。果然，乙在向丙反击的同时，更多的将甲与丙联系起来，甲方无论是谁，即便是仍与其争论“无产阶级专政何时被颠覆”的问题，乙仍毫不客气的将其指为与丙、与丁勾结的“叛徒”！如果上述可能成立的话，丙这一手，既打击了乙，也打击了甲——对甲也是一种间接的警告，必要的时候，对甲也不客气！

正常情况下，丙对乙的这种打击是沉重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排除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虽然可能性非常之小————周瑜打黄盖的情况。

在此之前，张宏良的文章，衍庆的文章，孟飞的文章的相继出来，也很耐人寻味。初步推测：孟的立场可能属丙右或丁，衍庆的立场可能属于丙左，而张宏良的文章，会不会是丙的中间派对丁的警告呢？----或者代表了抱有保皇幻想的狂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以上是本人对近来各方斗争的观感。

在此，要申明：

本人支持甲。

对乙的态度：只要没有确切的信息证明乙是在与丙共同演戏、或乙在“左”的面貌下与丁有什么过往，那么，对乙还要既斗争又联合，以斗争促统一。还要支持乙对丙的正确批判，如乙直接将矛头对准丁，则继续支持。同时，对其的“主导论”继续坚决批判，决不让步！——虽然，从目前看，乙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顽固，扭转几无可能。对丙的态度：继续批判其不正确的东西。团结丙的为数较少的左派，分化丙为数较多的中间派，打击丙为数相当多的右派！

到底哪一方举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旗帜？到底是谁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当然是甲——毛江派！毛泽东逝世30年后的今天，谁举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旗，谁就代表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则，谁也无资格当什么领袖！这个派当然不能搞唯我独革、关门主义。对于乙中的幡然悔悟者、对于丙派里的与过去的历史划清界限者、对于丁中的奋然决裂者（当前主要是政治上信仰、思想、立场的决裂），应热烈欢迎，团结奋斗！甲乙丙丁之间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历史上，毛、江、张等与刘邓林之间的斗争，毛、江、张等与叶、陈、李等所谓“元老”的斗争，毛、江、张等（毛逝世后是江、张等）与华、汪、吴德、陈锡联、纪登奎的斗争仍在毛泽东逝世30年后、江张王姚相继“病亡”后的今天的现实斗争中继续并激烈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毛的革命路线不能胜出的话，毛的革命事业能够推向前进吗？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欢迎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批评指正。

二○○六年十一月五日 2007年6月19日校阅，有个别订正修改。


080) “10·6军事政变”指挥及行动组

作者: 愚笨到底

总指挥：华国锋

副总指挥：叶剑英、汪东兴、吴 德

15个行动组，每组一组长和副组长，抓捕行动组每组平均12名成员。

第01行动组（抓捕王洪文）：

组 长：武健华 副组长：李广银 组 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等

第02行动组（抓捕张春桥）：

组 长：武健华 副组长：纪和富 组 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等

第03行动组（抓捕姚文元）：

组 长：武健华 副组长：滕和松（副科） 组 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等

第04行动组（抓捕江 青）：

组 长：张耀祠 副组长：高云江 组 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等（有2名女组员）

第05行动组（抓捕毛远新）：

组 长：武建华 副组长：李连庆（一中队指导员） 组 员：１０多名

第06行动组（抓捕迟 群）：

组 长：不详 副组长：不详 组 员：不详

第07行动组（抓捕谢静宜）：

组 长：不详 副组长：不详 组 员：不详

第08行动组（抓捕金祖敏）：

组 长：不详 副组长：不详 组 员：不详

第09行动组（控制电 台）：

组 长：耿 彪 副组长：邱巍高、王甫 组 员：战士20名

第10行动组（监视坦克师）：

组 长：吴 忠 副组长：不详 组 员：不详

第11行动组（戒严北 京）：

组 长：陈锡联 副组长：不详 组 员：不详

第12行动组（怀仁堂警戒）：

组 长：丁志友 副组长：不详 组 员：东 方、叶桂新、赵汝信等

第13行动组（关押警务组）：

组 长：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副组长：刘剑（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长） 组 员：不详

第15行动组（侦察及警戒）：

组 长：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副组长：孙凤山（处长）、毕方治（副大队长） 组 员：不详

第15行动组（特别会务组）：

组 长：华国锋 副组长：周启才 组 员：曹万贵（华国锋的秘书）、马锡金（叶剑英的警卫参谋）、孙守明（汪东兴）的秘书等人


081) 华国锋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水陆洲

叶剑英连连摆手：“不，你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我们拥护你！”

（短暂的春秋2）

汪东兴说：“主席真正信任的就是你华主席。跟我说过不下三、四次，说你是老实人，还说山西人厚道。”

（短暂的春秋7）

从十月二十九日起，《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接二连三的发表了《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宣传这样的基调：“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我们一定要像热爱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短暂的春秋8）

（这些社论，据说是由当时的毛主席文献研究办公室起草的，而它们做这些事是根据叶剑英的意思，而不是汪东兴的意思。）

华国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过：“报刊上是不是少宣传我一点，同样应该宣传一下叶帅。”

叶剑英连连摆手，“我老了，不要那么搞了。你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公认的英明领袖，而且毛主席为了树立你的威信，曾指示要宣传你，让全国人民逐渐认识你。所以宣传你完全应该。”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华主席才五十五、六，正当年，可以给我们赢得二、三十年的稳定。我们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吧!”于是，华国锋再一次被罩上了神圣的光圈。

（短暂的春秋29-30）

汪东兴也在旁边敲边鼓：“华主席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和英明领袖，对华主席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嘛！”

（短暂的春秋52）

他长叹一声，进了毛泽东临终时居住的那间屋子，又进了他的书房，指着一排沙发说：“当时毛主席就坐在这，我坐在那边，毛主席给我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大字。”

这已是八亿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事。陈永贵当然更熟悉内情，他不止一次地听华国锋讲过那段故事的细节。但他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毛泽东那张条子。不知出于什么心情，他竟开口说：“华主席，让我们看看毛主席给写的那六个字吧。”

“怎么?你不相信这件事！”

“不，不……”陈永贵有点慌乱，躲闪着他的目光说：“我怎能不相信这件事呢？我是想要亲眼看看毛主席写的这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缅怀一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呀。”

“唉，这个时候提那要求干什么，又不是小孩子。”汪东兴说。

华国锋笑了笑，说：“毛主席亲笔写的这几个字暂时谁也不能看，我要亲自珍藏。让它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关键的作用。你们明白我的用意吗？”

“我懂。”汪东兴说：“这就好比过去皇帝的遗诏，在对付乱臣贼子时方才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现在人心隔肚皮，我们不得不防他们。”

陈永贵马上说：“听汪主任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华主席亲自保存着毛主席这几个字的手迹，的确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

（短暂的春秋76）

叶剑英说：“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的思想” 。

（短暂的春秋477）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据一位参加过一九八0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人回忆，当时叶剑英是这样说的：主席临终时，政治局的成员去告别，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都见完了之后，主席还清醒，又示意我进去。这时，主席眼睛盯着我，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主席的意思，这是给我以重托，而华国锋那时当了第一副主席，代理主席了。正因为如此，主席逝世后，我把维护华国锋同志，当作履行主席的临终嘱托。由此看来，我这人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叶剑英的这段话，可以认为是他的自我感觉。但如果说是事实则缺乏依据。所谓“主席的临终嘱托”，纯属他自己的主观猜测：主席眼睛盯着我，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了。我知道主席的意思，这是给我以重托——维护华国锋同志。人们也可以作另外一种推测：毛主席的意思是提醒、警告叶剑英，在他逝世以后，不要闹事、搞政变，否则，最终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代罪人”。历史已经证明；叶剑英维护的并不是华国锋，而是邓小平。他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吗？）

（所谓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谎言。

一些右派人士更是根据这种传言攻击毛泽东是一个封建皇帝“他希望传位于华国锋”。而一些人把“毛的所谓遗言‘你办事我放心’作为遗诏，拥戴华继了位”。（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一章）

他们这样说的根据有两条：一条是毛主席提出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条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过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

先说第一副主席：为什么特别强调“第一”？因为当时在位的副主席还有王洪文、叶剑英两人，如果加上华国锋之后，就有了三个副主席。新增的华国锋是排在王洪文、叶剑英之前，还是之后呢？实际上也就是由谁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所以，这里的“第一副主席”只是一个职位，并不含有“指定”接班人的意义。再说字条，仅仅根据“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只能说明毛主席对华国锋办事能力或态度的看法，并不能说明毛主席就是指定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正好像毛主席也说过邓小平“人材难得”一样，并不意味着就是指定邓小平作为他的接班人。

如果说毛主席真有选定华国锋作这自己的接班人的意愿并且明确地表达过，江张姚王就不可能与华国锋去争“主席”的位置，华国锋也根本用不着采取非法的措施把江张姚王逮捕起来。只要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上公布毛主席的指示，江张姚王如果公然反对，他们在政治上就完了。反过来说，华国锋当时逮捕江张姚王，主要的罪名就是他们反对华国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可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江张姚王四人根本就没有这一条罪名。这也说明判决书根本就不承认华国锋是什么毛主席“选定”或“指定”的接班人，江张姚王也根本不是什么“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有人说：毛主席并不是看中了华国锋，“也许毛主席的本意是让‘四人帮’批倒他的”。（见《短暂的春秋》482页）还有人说：华国锋“伪造了毛主席那条‘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华国锋“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骗子。连毛主席身边的人都否定写过那段话。”（见《短暂的春秋》第508页）当然，这些也不过都是一些揣测之词。）


082) “粉碎”“四人帮”筹划过程的权威记载

（《叶剑英传》第三十七章《粉碎“四人帮”》）

老田 推荐

首发工农之声网站（http://gnzs.cn）

《叶剑英传》在《后记》中间，对这本书的写作和定稿过程作出了如下说明：“这部书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讨论审定，最后报江泽民主席审批同意出版。邓小平同志题写了书名。”“八十年代初，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事科学院承担了编写叶剑英元帅传记的任务。院里从各学术部、所抽调人员组成编写组编写《叶剑英传略》。” “参加撰写《传略》各章执笔完稿的有：组长许卓亭副组长范硕，以及成员：李鹿辉、张烈山、童德先、雷光鸿、丁家琪、杨祥伟，倪素英（负责资料）、吴祥顺等。经四年努力， 1984年5月，写出10几万字的《叶剑英传略》送审稿。”“1984年7月，宋时轮院长指示编写组成员分别返回各部，留下范顾、丁家琪、倪素英三人继续兼顾完成书稿。1986年10月，叶剑英元帅与世长辞。编写组留守同志在加紧修改《传略》书稿的同时，投入起草叶帅悼词、碑文及编辑《萦思录——怀念叶剑英》等工作。1987年1月，经军委审定批准的《叶剑英传略》由军事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从1988年开始，已纳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后改为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编制系列的《叶剑英传》编写组接受新的任务，着手撰写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出版的九部元帅传记之一的《叶剑英传》。”“叶剑英传》编写组由范硕任组长，先后参加的成员有丁家琪、倪素英、金立听。”“传记组除了聆听叶帅生前56次回忆谈话外，还先后查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外交部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等，以及北京、……大连等地区和军内外的100余家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陈列馆、博物馆、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所收存的有关叶帅的大量史料，并沿着叶帅生前走过的足迹，到全国许多地区，包括香港，走访了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老将军以及民主党派人士、原国民党将领近千人次，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1993年4月，经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审读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和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联合召开有各元帅传记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数十人参加的评审会，在赵南起院长主持下，对书稿进行了认真讨论。伍修权、李德生、杨成武、荣高棠等老首长到会指导，并对修改书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叶剑英传》编写组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书稿又做了修改，最后由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审议通过，上报军委审批。”“撰写此书的具体分工是：范硕（引言、第1—19章，第29—34章， 37章并负责全书统稿）；丁家琪（第20—28章，第35、36、第38—40章并参加全书的多次修改和统稿）；金立昕（整理《叶剑英生平大事年表》并参加最后统稿）。倪素英、金立听参加了收集、整理资料、全书的多次校改，并承担了传记组的大量行政事务工作。”

一、周恩来逝世和“四五”狂飚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举国悲痛。

但是，江青一伙却得意忘形，发出狞笑，极力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领袖的活动。他们传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怀念周恩来的诗文！人们感到巨大的压抑。但人心是压不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他们的那一套“禁令”，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几乎所有的人都佩戴了黑纱！

此时此刻， 79高龄的叶剑英在北京后海小翔凤住地，也为周恩来总理佩戴了黑纱。

1月10日，叶剑英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1日，首都百万群众给周恩来送葬。这一天，天阴沉沉的。京城处处飞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街，万人伫立，自发形成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队伍。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人们的抽泣和恸号组成了一支绝响的哀乐。这是对人民好总理的怀念，也是对万恶“四人帮”的控诉！

“四人帮”在粗暴干预和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同时，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之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对于这两个“眼中钉”，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紧锣密鼓，异口同声，在中央政治局攻击邓小平。这时，病中的毛泽东正在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他既不满意曾为他器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 “四人帮”，最后选中了另外一个人。1976年1月21日，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回答说，“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2月2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月6 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

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

“四人帮”在全国全军掀起了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层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老干部。与此同时，他们动用窃取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继续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岂容任意亵渎！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长期蕴藏心底的怒火喷发了！

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4月4日，丙辰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要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心声。但是，这个活动在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

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据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回忆，当时在边远的太原城。广大群众不理“四人帮”那一套，纷纷设灵堂，送花圈，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一位农村的小脚老太婆走了很远的路，颤颤巍巍，来到灵堂，哭着说：“我要进去，给总理磕个头！”她的举动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妖孽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 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38页。）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叶剑英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不断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他还曾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了解事态的发展。（访问马西金和周美华等谈话记录，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光明的，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在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底的愤怒火焰，化为巨大的震慑力量，使“四人帮”胆战心惊，惶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和反扑，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

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

邓小平。这是多么奇妙的“天方夜谭”！出人意料的是，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竟作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事端，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头上，诬蔑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

“风雨如磐暗故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罪行极端愤慨。

叶剑英的一位老部下李新在一首七绝《感时呈叶帅》诗中写道：“当年抗日打红旗，八路威名天下知。今日雄兵三百万，岂无一个是男儿？”

在“四人帮”肆虐，邓、叶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悄悄地去看望邓小平，以后不能亲自去了，就通过孩子们沟通联系，并竭尽全力保护邓小平。

二、酝酿除害良策

当时，毛泽东正处在重病期间，“四人帮”尤其是以“吕后”、“武则天”自居的江青，不断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折磨他，使他的病势日益恶化，生命危在旦夕。

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叶剑英和其他许多老干部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他们在思考和酝酿除害救国的良策。

久经沙场负有盛名的老将军王震早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就受邓小平、陈云之托，常在老同志之间“串门子”，沟通消息。他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有几位老将军在医院里，找到他，请他向叶老帅反映对形势的看法。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①（访问王震谈话记录，1989年9月。访问王石坚谈话记录，1993年11月。）在此期间，聂荣臻从城内搬到西山，住在叶剑英附近。两位开国元勋，在逆境险局中，朝夕相处，心心相印，无所不谈。他们屏退左右，从天下事谈到“上海帮”问题，甚为忧虑。他们多次议论：“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投鼠忌器，不太好办。但不解决也不行。得想个办法。”②（访问周均伦谈话记录，1987年10月。）叶剑英不只同聂荣臻等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人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他利用自己尚未完全被剥夺的军队领导权，继续与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部门保持联系，了解情况，并亲自查看重要军事设施，预防各种不测。

他特意找《解放军报》社长华楠了解情况，嘱咐“班子要团结，头脑要清醒，坚守舆论阵地。”③（访问华楠谈话记录， 1986年9月。）他每天留心能看到的文件和报刊，还给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国内的问题。他说：“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要求办公室的每个秘书都能掌握国内外每天发生的大事。大事紧事要“随到随办，不得延误”！他不论工作怎么忙，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做到全局在胸，了如指掌。有时边吃饭边听汇报，有时半夜三更有了重要情况和文件，也要披衣坐起，亲自处理。在他的床上放着一块小木板，有了紧急公文就在床上垫着小板批阅。

三、毛泽东的临终召唤

灾难不断降到中国人民头上。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

不久，唐山发生了亘古少有的大地震。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房，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同他诀别。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最后嘱咐，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想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伫立良久，只好移动沉重的脚步，离开病房。他陷入了沉思：主席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还有什么交代？他的心情很沉痛。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6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致哀。叶剑英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连日来，首都人民隆重举行吊唁仪式，悼念这位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富强而奋斗终身的领袖。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开天辟地第一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高大形象和丰功伟绩将千秋万代永远铭刻在中国的历史丰碑上。叶剑英非常怀念和崇敬这位卓越的领导人，曾多次含泪谈到毛泽东的光辉业绩。他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沉痛地说，我的事业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很平庸，不过还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里教书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不能说他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要仰仗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央开会，还要在法租界、英租界开呢。没有毛主席，长征过不去，到陕北也站不祝后来，打日本，打蒋介石，没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②（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吴德回忆。）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盛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四人帮”还把北大、清华以及上海师大、复旦当“窗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对毛泽东的治丧不感兴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拼命拉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一次，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后来虽然被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追回来，但已经涂改。江青一伙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

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这伙人拼命抢文件有两个用心：一是心虚，怕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有鉴于此，叶剑英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四、众志成城

面对“四人帮”的肆虐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

这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遭到不断的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一时难以断然处置“四人帮”。叶剑英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重望。因此，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

他意识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毅然挺身而出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里，叶剑英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在弥留之际，想托以后事又欲语不能的情景。他深切感到，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他在政治局会上宣布他们一伙是“上海帮”、“四人帮”，并进行过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位置的路。叶剑英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付“四人帮”的“两着棋”。①（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71年7月21日。）毛泽东还多次向老同志讲过汉朝周勃、陈平铲平吕氏叛乱、巩固汉室政权的故事。解决“四人帮”问题，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几次提出批评， 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

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毛泽东生前没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叶剑英这位跟随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决心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叶剑英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一个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在酝酿阶段，接触面不妨宽一点，做些调查摸底，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一旦酝酿成熟，形成决策，付诸实施，便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守口如瓶，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这是不能含糊的，否则将会误大事。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心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这伙丑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在考虑这个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团结一心，坚如磐石，密商对策，力挽狂澜。在毛泽东病危和逝世后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都曾先后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叶剑英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同其他政治局委员和一些同志个别交谈。他邀请乌兰夫前来就国内形势问题征求意见。两人谈得很深，乌兰夫明确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告别时一再嘱咐他身负国家、民族重托，要多多珍重。叶剑英送他到门口握别，流下了热泪。①（访问云杉谈话记录，1994年8月。）他还同京外的军队高级将领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打招呼，要注意形势、掌握好部队。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谈起江青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的事。叶剑英沉思片刻之后，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问道：“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动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剑英又去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李德生终于听明白了：叶帅说的“组织”不是别的，而是指“中央”，用这种方式暗示他，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①（访问李德生谈话记录，1993年5月。）还有其他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直接间接地向叶剑英反映情况，表示对形势的关注和忧虑。一天晚间，叶剑英和女儿楚梅邀请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夫妇来家作客。据冯理达回忆，她同时伯伯谈起邓小平主持工作，形势刚有好转，又挨批，不可理解。叶剑英伸出左掌，用右指划了一个“三点水”，低声说： “这个人，毛主席、党中央对她是有看法的，群众对他们也有看法，她周围那一帮上海人也不得人心。毛主席是掌握分寸的。不要看他们一时得意，根本不可能主宰我们的党，终究不会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长不了，成不了气候！”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成员与“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在政治局中虽是少数，但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以“夫人”身份假借毛泽东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舆论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不仅以上海“第二武装”为后盾，有恃无恐，而且在北京也从各方面做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特别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上呈下达都要经过他，许多事情都走了样。当时政治局的叶剑英等老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毛泽东逝世以后，客观形势出现了变化，“投鼠”己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一致，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周密的组织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他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叶剑英尊重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夜里，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站出来支持华国锋，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取得华国锋支持，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一个必要条件。叶剑英亲自到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处交换看法，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谈谈。这时华国锋也在考虑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也准备要找叶剑英等老同志摸底。两个人经过交谈，沟通了思想，下定了斗争的决心。华国锋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①（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又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商议除害大计。汪也正在酝酿此事。他们取得一致看法，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他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五、“西山不可久留”

长期以来，采劝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反革命策略的“四人帮”，此刻正在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夺权的准备。毛泽东刚刚逝世不久，他们就在9月16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的大肆宣扬。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都不是常委）必须列席会议。华国锋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并要立即答复！江青一伙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华国锋纠缠不休，要求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书籍交给毛远新清理。经过一番争论，华国锋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决定毛泽东的文件档案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负责封存。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大量武器装备。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木去上海，通知上海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四人帮”以为上海武装力量准备就绪，于是向中央政治局发难。他们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拙劣的表演。在这次会议中间，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党中央主席。会议开不下去了。华国锋当场念了毛远新给党中央写的信，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说要毛远新留下处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实际上他们是要通过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终于搅散了会议。会后，江青又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张。政治局与“四人帮”的斗争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按照叶剑英的分析，“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犹豫观望就等于自取灭亡。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们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

9月21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帅：“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

他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派王洪文跟进西山，在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叶剑英察觉到这条猎犬的来意，表现非常镇静，悠闲自在，“游山玩水”，示人以缓。他同身边的同志散步谈心，讲今论古，比赛背诵长诗《长恨歌》、《琵琶行》和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一次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问那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他又称常去的那个亭子叫“风雨亭”。以后又改叫“放鹤亭”。他在亭子上低声吟诵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过了几天，他从容不迫地转移到玉泉山。①（访问张燕、马望兰、陈光群、孙宏、卢丽华等谈话记录，1989年。）玉泉山有 “玉泉垂虹”胜境，乃燕京八景之一。时值秋高气爽，景色清丽。可惜叶剑英此时此刻已无意流连于山水之间，他在宽敞幽静的9号楼住下，加紧筹划解决“四人帮”的大事。王洪文发觉叶剑英走了，就去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代过，让剑英同志住那栋房子。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

叶剑英住进9号楼，表面上沉静如常，深居简出，吟诗作赋。他在湖边垂钓，吟着郑板桥的《道情》（十首）：“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岸，傍水湾??。”他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凤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老总临终之时的愿望。 ①（访问康克清谈话记录，1987年8月。）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的来访，对叶剑英最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还接见军事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粟裕、宋时轮等，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②（访问宋时轮谈话记录，1989年10月。）同时，他还与空、海军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他特意派办公室主任到空军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张廷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张当天就出院，到作战值班室坐镇，加强对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③（访问张廷发、王守江谈话记录，1993—1994年。）这时，华国锋也正在加紧进行粉碎“四人帮”斗争的活动。有的老同志也主动向他出谋划策。他很敬重叶剑英，认为，叶剑英光明磊落，襟怀坦荡，高风亮节，一心一意鼎力相助。自从叶剑英找他商量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之后，他和政治局一些同志进一步接触和酝酿除害大计。那时李先念想到外地去治病，华国锋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够多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④（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驱车绕道上山来会叶剑英。警卫通报后，叶剑英没有想到此时此地他能来，迎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吹来了啊？”李先念幽默地说：“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两人谈起来。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有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6日、11月25日。）

六、果断决策，“以快打慢”

9月下旬，“四人帮”垂涎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座，连日“逼官”，锋芒毕露。叶剑英进一步周密考虑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中央会议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目标是篡夺最高领导权。

他们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且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宜于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粉碎“四人帮”又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要尽量做到稳妥，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经过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思想得到了统一，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订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部署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准备了各种具体措施。叶剑英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的情况，认为对付“四人帮”这伙双料“政治流氓”，要慎之又慎，不能打草惊蛇，酿成动乱。无论如何，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他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险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①（汪东兴谈话纪要，1984年5月—6月。）定下除害大计，叶剑英心里非常高兴。9月30日晚，叶剑英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群众代表参加的国庆座谈会，回到家里，想到过几天就要动手解决“四人帮”，兴奋得独自哼起京剧《空城计》：“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后来，叶剑英的子女回忆说：“那时爸爸和国锋、东兴同志最后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大计已定，暗自高兴，但对家人却守口如瓶，直到解决了我们才知道。”

“图穷匕首见”。“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夺权的部署已经就绪。“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计划正在落实。他们在上海精选10万民兵，每人发给40发子弹。“四人帮”与上海同党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的联系”。在北京，“四人帮”阴谋调动某部坦克部队，准备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他们分头到驻市区部队活动，同时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和老同志下工厂，与工人共同劳动，深入“批邓”。叶剑英识破他们企图趁机夺权阴谋，回电话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并通知汪东兴：其他人也不要下去。

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搔首弄姿，摆着摘苹果的丑态，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也纷纷上书“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拟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即向全世界广播。同时散布10月7、8、9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闻。在上海商店，争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了。要“以快打慢”！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是他们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感到事不宜迟，当机立断，立即去找华国锋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啦，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啦！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六日或七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①（叶剑英在中央召集武汉、南京、济南、山东、湖北、江苏、上海有关负责人打招呼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8日。）经过商议，决定6日晚上8时开始行动，改变了原先设想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方案。

“谋成于秘，败于泄”。叶剑英认为，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叶剑英交代汪东兴，从执行特殊任务人员的挑选和组成，到“隔离审查”方式、场地的确定，每一个细节都要经过反复磋商，周密计划，慎重审查，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同时，叶剑英还以加强战备为名，和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等个别领导人打招呼，要求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提高警惕。①（访问杨成武、梁必业谈话记录，1990— 1991年。）华国锋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亲自找耿飚交代听候命令带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特殊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即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名义解决“四人帮”问题。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时间定在10月6日晚8时。“会议内容”，由中央办公厅事先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无到场，通知他参加修订文献，列席会议。

七、惊心动魄的怀仁堂“会议”

10月6比这一天晚间，星河灿烂，金风送爽。叶剑英按照往常开会从不迟到的习惯，从容不迫地提前出发。他带上警卫参谋，让司机开车从玉泉山悄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参座”，今天，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亲临前线。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叶剑英此刻在怀仁堂正厅，正襟危坐，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正厅里还有华国锋，这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另外三个人。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和几个警卫人员机警地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将近8点，“会议”开始。

先说来“开会”的王洪文。这个“大人物”，此刻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一看到警卫人员走过来，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

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警卫人员将他扭住，推倒在地，然后押到正厅里。

这时华国锋立起身来，按着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说：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随后，王洪文被押往候审的地方。离开正厅以后，他犹然不服气，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劝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适时，何等正确！

张春桥夹着皮包，准时到来。他摇头晃脑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连声地问：”怎么回事？”还未待他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架到正厅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当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决定时，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玩弄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双腿打颤，浑身只有 “筛糠”的份儿。他用手摸了摸眼镜，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去处。

姚文元姗姗来迟。这个“四人帮”的“金棍子”，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要他修订文献，已是手痒多时，口里骂骂咧咧地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他急冲冲赶往中南海，竟忘了戴上一向不离头的帽子。他光着秃头，迈着四方步，进入怀仁堂，手里拿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他竟耍赖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

警卫人员连忙架着他，送往另一个地方候审。

在处置王、张、姚的同时，在钓鱼台，安排专人到他们的办公室封文件、要钥匙，不过并不顺利，遇到了一些麻烦。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要求上厕所。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她的神威已经不灵了。待她出厕所后，来人要她支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两辆警卫人员的轿车“监护”押到一处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为控制舆论，耿飚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闻、广播等宣传机关。①（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叶剑英办公室扬德中、丁志有、滕和松、高云江、王燕萍、纪和富、李连庆、马西金、赵绍贤、曹清、董守福等谈话记录。）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曾几何时，猖狂一时，阴谋篡国，恶贯满盈的“四人帮”一伙，落得个罪有应得的下场！一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三年之后，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判决。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①（胡耀邦：《在叶剑英追悼会上的悼词》，1986年10月30日。）

八、山河重光，举国欢腾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不到10点钟，叶剑英同华国锋一起回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政治局会议。玉泉山9号楼的会议室灯火通明。叶剑英和华国锋笑容满面，手挽着手走进大厅。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早晨4点多，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同志欢欣鼓舞，听取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由于紧急开会，到会多数同志事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会解决什么问题。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被解决。他到来之后在走廊里还关切地问接待人员：“开什么会呀？叶帅的身体怎么样？”待听完报告后，他十分欣慰。当时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当夜未能出席会议，由汪东兴向他们逐个电话通报政治局关于处置“四人帮”的决定，都表示拥护。②（访问王守江、王文理、马西金、张燕等谈话记录，1986—1993年10月。）会上，还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还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永远保存毛泽东的遗体，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等事项。

会议结束，即开始分片分口传达。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同志。他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亲自向他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一如既往，十分关心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解决其阅读中央文件、改善处境等问题。①（访问张廷栋、李俊山等谈话记录，1986— 1993年10月。）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表示完全支持对“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措施。陈云高兴地说，叶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胡耀邦和许多老同志激动地说，叶老帅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叶剑英在一片赞扬声中表现非常谦虚。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功绩，从来不强调个人的作用，总是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回顾这场斗争，说：“政治局全体同志除 ‘四人帮’外，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几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这场斗争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多次表彰参与这场斗争的无名英雄，说他们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说，后人想问党的这段历史，可以用一句话来回告：“无限风光在险峰！”②（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制伏妖孽，山河重光。“四人帮”的覆灭，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腾，亿万人民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从此， 10月6日，中国又多了一个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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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方

看看历史，再看看今天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就可以十分清楚的判定谁是谁非！邓xp、叶剑英将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祖上，遗臭万年。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罄竹难书的。


083) 范达人：口述历史——梁效往事（摘要）

“1973 年10月我们的党总书记徐华民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北大，清华工字楼去，工字厅去开会，”“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范达人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 12个人，其中还包括周一良，魏建功等等一些著名的学者。而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文革之后，梁效被称作‘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为了弄清楚梁效的来历，20多年之后，范达人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师一起搞，然后她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怎么怎么，采取什么方式，领导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两边（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然后对照起来以后，我们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搞成了。”“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是在材料编好之后。江青和王洪文提出向全国分发这个材料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74年1.25开大会，大会就是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这个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参加的，那么总理在这个讲话里头就讲到，就说你们这个材料编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我一想好啊，我们这个受到毛主席的称赞，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想，我说过去呀，人家都批判我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走修正主义道路，我现在进入了毛主席路线这个轨道，而且毛主席称赞我们，这个路线问题解决了。我今后就是一心好好干。”“1.25大会是梁效第一次在社会上的公开亮相。此后，批林批孔小组由编写材料转向了写作大批判文章，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旁边有一座灰楼，原本是北大专为外国专家准备的招待所。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这座楼就成了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个神秘处所。此时已经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把这里当作了常驻的办公地点。”“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12块钱嘛”

“从1974年5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那时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泽东注释诗词。北大和清华有四十几名教员先后成为梁效的成员。他们当中有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学界名人，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范达人所负责的历史小组后来被称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间发表了181篇文章，‘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28篇。后来被认为是扰乱全国的文章，很多也是出自他这个写作组的笔下。”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句顺口溜强调梁效当时在舆论界的地位。在范达人看来，这种地位主要是来自梁效的“御用”身份。”“说得好听点话呢，我们梁效是毛主席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说得不好听的话呢，你们是一帮御用文人，他这个写作是贯彻毛主席的意图，就遵命写作，有些东西呀，我们知道得很快，”

“我们那个支部书记有一天晚上把我叫上去，他说上面，他没说谁，上面，让我们写篇文章，题目，《孔子其人》，他说这个题目口气很大，有来头的，说，现在这个文章写作任务交给你们组，就是交给我这个组，然后我说行，我们试试看吧，他提出几点要求，他说，首先是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然后要写他稍一得势就镇压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然后又传达下来什么，要写他压迫妇女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后来传下来，说江青催了，哦，这是江青的那个布置的任务，她说你们写不出来，我要找别人写了，就说就等于将我们一军，”“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质是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文中，形容孔子71岁，重病在床，讨伐革新派的一段话。这段话，范达人承认是自己写的。”“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来，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范达人承认，当年梁效的文章确实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调动。但是影射周恩来，梁效的执笔者却从没有想过。”“1975年1月，推迟了六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梁效有四位成员成为了人大代表。范达人也是其中之一。”“文革当中，梁效是一个神秘而显赫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里工作，寻常人不能够接近。在文革最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梁效陆续发表了181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是当时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定会先后转载。”

“范达人回到北京后才了解迟群急调梁效成员回北京的原委。四届人大之后，迟群在清华大学提出，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我们（迟群和谢静宜）同意了才能传达，随后不久，迟群拒绝传达邓小平关于教育方针的讲话。这引起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不满。刘冰认为，要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这个会议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并且呢认为“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打招呼”会过后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红旗》杂志的约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确实第一次就是很公开地批判这个右倾翻案风，矛头是针对周荣鑫，当时的教育部长，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这篇文章出来影响很大，因为这整个气氛都变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开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广播里不断广播，全国各报刊转载，开始全国也搞起来了。”“此后，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批示传达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红旗》的约稿，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由范达人所在的写作小组执笔。”“那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讲话，然后这个当时科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还到科学院去看一些大字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给它整理整理，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具体矛头是针对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言论，实际上也是指向邓小平，我的那个最后写了一段，就是对这个右倾翻案风修正主义路线要概括，”“范达人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这篇文章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并且为这场政治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不久，又作为广播稿件面向全国广播。”“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这个邓小平没有讲过什么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没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孔老二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好，实际上他搞复辟也是那什么，这是牵强附会。我们也可以当时拒绝写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尊孔言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了，当时觉得这个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红旗》要稿，我们应付差事，就这样，这种心态。”“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当天上午，梁效成员自发地佩戴了黑纱，但不久之后，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恩来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纱只佩带了一个上午。”

“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这篇文章，范达人也参与了写作。”“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思想就是，（梁效）这个地方啊，卷到这个高层斗争里头去，很危险，另外呢，我感觉老百姓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于很不满意，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开始想离开梁效。”“1976年5月，范达人向梁效的领导者迟群和谢静宜提交了调职信，在信中，他强调说自己对毛泽东思想是绝不动摇的，今后无论到何地何处，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他的这封调职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梁效所撰写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根据范达人的回忆，写这篇文章时，梁效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就是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6号，有关的起草者，我也跟他们打听过了，他们当时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个社论里头啊，有人提出来，说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他们一看，正好有这条，‘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们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黑体字发表，当然我们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从这时开始，‘按既定方针办’以毛主席遗嘱的面貌广泛地在全国报刊上出现。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10月4号，《光明日报》啪一下子，把我们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呢，就说谁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认为修正主义头子如果胆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很厉害的样子。”“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做出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但是，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华国锋确定了要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将这个秘密决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实上，从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

“10月10号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范达人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79年1月，范达人终于离开了监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这么几条指示。”

“1989年，范达人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范达人向我们介绍说，那些曾经的梁效成员，后来有很多人成为文史专业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多以开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他们曾是梁效成员的历史。”“对梁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怎样来评价，范达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在草稿完成的时候，范达人的老师，也曾经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时候几乎偏瘫。他用左手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就是希望范达人能够尽早地把这本书出版，留给研究文革历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给后人来评说。”

凤凰台《口述历史---梁效往事》。


084) 76以后为什么不再是公有制了?（兼谈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区别）

作者: 清源

日期: 2006-11-08 03:58

现在有不少的人认为，76政变后的华国锋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经济基础还是公有制。因为这中间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不能非此即彼、非白即黑。

我们知道，公有制是相对于私有制而言的，公有制就是劳动人民社会和集体占有着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个人占有生产资料。

对照这个定义，76以后是不是劳动人民社会和集体占有着社会的生产资料呢?答案是否定的。

其理由是:

1、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76政变时，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也就由修正主义的量变发展到资产阶级的质变，这就是毛主席的那个名言的意思。

2、毛主席说：“一事物的质是有该事物内部的主导成分来决定的。”资产阶级通过76政变夺取了全国的政权，这时的资产阶级当然是中国的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成分，这时的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当然也随之改变了性质。这时不可能执政党、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占有的公有制的道理，因为这三者是一体的、是一致的。

3、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看它的占有方式，也就是哪个阶级在占有着社会和生产资料。76政变以后是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占有了整个社会，这个整个社会当然包括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这时在经济基础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还是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但在实际上这时整个的国营经济已经变成官僚资产阶级集体占有的家产，这是有别于传统私有制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私有制，这是原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以后的特殊现象。打一个简单的比喻，这时的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全国的总资本家、总老板，全国的劳动人民这时都成了这个总的资本家、总的老板的雇佣劳动。所以，这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基础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公有制了。

4、如果认为76政变到三中全会之间还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话，那么这种“公有制” 别说到三中全会时没有改变为一般资本主义意义上私有制，就是到资本主义复辟已经三十年的今天，也依然还有近20％，这样就会得出三中全会也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质点，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的复辟还没有最后完成。这只能与那些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为伍了。

5、这种官僚资产阶级集体占有的特殊的私有制，在形式上宣布为国有制的时间是在1982年，而实质和内容上的改变上是在76政变时。因为这时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就已经变成官僚资产阶级集体占有的私有制的国有制，而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因此，这个“国有制”当然就不是公有制了。

6、事物的发展当然一般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时期有一个是属于前一事物的范畴还是属于后一事物的范畴的问题。

比如：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性社会，但由于该社会是由无产阶级的政党来主导的，所以，这个过渡时期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范畴 。

又如：49到56也是一个中国的帝官封的旧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性社会，虽然这时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这个过渡时期是由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导的，所以，这个过渡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范畴。

这时在经济基础里虽然依然存在着资本的个人占有，但这种个人的占有已经纳入到社会主义的范畴，这种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资本主义了，因为这时在整体上已经是无产阶级在占有着整个社会了。这时资本的个人占有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占有了，这时的这个“个人的占有”已经是无产阶级全国的“社会”占有下的“个人占有\"了。这就是整体决定部分的道理。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这种情况，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了，它已经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控制全国经济的情况下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服务的资本主义了。

7、76政变到三中全会也是一个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时期是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所主导的，这个过渡时期当然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一个资产阶级占有着整个社会里，难道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吗？也就是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占有的公有制经济吗？

在事物的这个过渡时期里，说“不能非白即黑，非此即彼，从而否定其发展的过程”。过渡时期的发展过程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过渡时期的发展过程是该事物在完成其质的改变以后为了维持自己质的规定性而进行的量的方面的扩张，而不是该事物在没有完成质变前的量变过程。

在这里，不能混淆事物前后的两个不同的矛盾阶段，从而将华国锋时期与毛泽东时代混淆起来。

问题不在这个发展的过程，而在于这个过渡时期是属于前一个事物的范畴，还是属于后一个事物的范畴。这样，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就不能归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应归于共产主义的范畴，49到56就不能归于旧中国，而应归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同理，76政变到78之间的这个过渡时期就不能归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应归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以上的过渡时期的主导成分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

为了说明以上问题，我们可以拿始祖鸟、鸭嘴兽和阴阳人来说明。始祖鸟既是爬行类动物，又是鸟类动物，我们之所以叫它始祖鸟，就是它的鸟的成分占据了主导地位。鸭嘴兽既是禽类，又是兽类，我们之所以叫它鸭嘴兽，是因为它的兽类的成分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阴阳人表面上看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其实在这种阴阳人的体内和体征上还是偏重于某一边，这就是医生在给这种阴阳人做定性手术时的判断依据。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占有方式是确定的，而不是不确定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在占有，而不是其他的社会阶级在占有。华国锋的这个过渡时期不可能既是无产阶级的占有，又是资产阶级的占有。或者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占有，又不是资产阶级的占有。不可能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个时期的占有是确定的，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在占有着社会。

说“不能非白即黑，非此即彼”而违反辩证法。不要忘了，辩证法有两点论，但更重要的还要加上重点论，这个重点论就是那个“重点”偏向于哪一边？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何种成分，否则就是折中主义的诡辩论。那种不分重点和主导成分的说法根本就不是辩证法，这恰恰就是唯心论的折中主义的诡辩论。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陷入“一方面另一方面”的那个唯心论的折中主义的诡辩论的泥坑，从而陷入把华国锋时期的政党、国家和社会还看作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荒唐之中。


085) 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和三中全会派以及所谓老造反派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三十周年！

团结起来绣红旗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问题

三、关于三中全会派与某些所谓老造反派

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哪里

五、积极开展思想和路线斗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发展和成熟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在国内，有人提出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问题，认为中国党和社会性质变化的临界点是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这种观点是在今年三月上旬以来，H．M和兆民在天网、华岳、主人公等几个论坛上反复多次贴出的文章中这样表达出来的：

“清源同志有关于临界点划分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究竟在那里？是1976年的10月6日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搞清这个问题，对于认清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执政党的性质，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也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之路！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是1976年10月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只不过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篡权上台后的一次重要的分赃会议”；“认清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临界点，挖根求源，找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源头，能廓清好多糊涂认识，能把文革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挖掘出来，把压抑很重、蕴藏丰富的文革力量发动起来”。

接着一个网名为“工人”的跟贴：“说的好！”并又着重强调“关键的一点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当然是1976.10.6.了”。

按这位作者表达的意思，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的认识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认为在1976年10月6日，一个是认为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说，两种观点对中国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是没有异议的，只不过是对所谓这个“临界点”的认识，一个认为在30年前的10月6日，一个认为在 28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然如此，两者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至少已经28年了，那么两者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执政党的性质也就不会有异议，那么又何来“搞清这个问题对于认清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执政党的性质”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篇文章虽然语焉不详、别扭晦涩，但作者要表达的观点还是按捏不住地说出来了。他在这一篇文章里特别塞进来这样一句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只不过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篡权上台后的一次重要的分赃会议”，倒是画龙点睛地把他认为的“重要意义”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原来，他是要通过认定1976年10月6日政变是 “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来纠正人们对三中全会意义的“错误”认识，向人们宣传他的真知灼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只不过是一次“分赃会议”。这样，在他别扭晦涩的表达中，想表明而又好象不便明说的意思也就清楚了：他认为，三中全会不是使中国方向道路发生根本转变的会议，在当前不应当把主要方向放在批三中全会路线，批1976年政变比批三中全会路线更重要。这也就是说，对国内外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已经一致公认的使中国发生方向道路根本转变的中Gong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要重新认识。

由于国内各种危机的加深，各个阶级和各个派别正在对中Gong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进行激烈的辩论。值此关头，H.M兆民以及“工人”提出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当代中国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认识问题。事关重大，必须认真厘清。

由于这些讨论都是在网上的，而我很少上网，对各方面情况并不十分熟悉。有些同志给我转来一些各方面的资料，联系到我知道的社会上的一些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加工，对这些问题谈一些我的看法，以求教于关心此类问题的各位网友。

二、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 ‘媒介’”，准确地详细地全面地占有资料，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概念准确是思想正确的前提，概念要准确的反映实际。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事物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性质发生截然不同的转变时，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一种性质的事物转变成另一种性质事物的质变的转变点。例如，冰变成水，水变成水蒸气，无产阶级政党转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等等。

资本主义复辟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现象，作为在无产阶级专Zheng条件下由混进来或蜕化变质而叛变的党内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化，在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Zheng条件下，在1976年反革命政变后，以至在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中，都是存在的，并不是只有1976年政变事件中才有的。当然，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有它们的共同点，也各有其特点。

笼统地说“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如果是指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事物的转化过程，那么这到底是表明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开始点还是完成点？这个开始点和完成点是没有必要区分的吗？如果应该区分，“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这个概念表明了这个区分了吗？如果没有表明这个“临界点”到底是开始点还是完成点，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的概念，就是不清楚的。

H． M和兆民在那个“关于临界点划分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中说“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也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之路！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是1976年10月6日！”请注意，他在这里说的是“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之路”，他这句话，尤其是“走上了”三个字，正是明确地表明了这样的意思：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开始，而不是完成。问题就在这里，他把过程的开始看成了完成，把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开始点与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完全改变的质变点混为一谈。前者是量变的开始过程，后者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结果，二者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H．M和兆民在这里对“资本主义复辟临界点”到底是开始点还是完成点的表达虽然语焉不详，但综合全文和其他的表示看，他们就是确认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党、国家、社会性质完全变质的“质变点”，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成，“不存在‘开始复辟’‘开始点 ’的异议与余地”。这样，就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讨论和回答，例如，质变转变前的量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量变是怎么样发生和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性质改变的标准是什么？这样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洗礼锻炼而无比坚强的GCD，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GCD领导下刚刚经过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空前巩固的无产阶级专Zheng，经过一夜政变，其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相反的质变，这不是说这个党和国家是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还有什么巩固和坚强可言？三中全会是使中国GCD的纲领和路线发生根本转变的会议还是如H．M和兆民说的那样不过是一次“分赃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 Zheng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不是一个纲领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完成发生在三中全会上还是发生在1976年反革命政变中？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路线、政策、步骤是按照1976年政变还是三中全会的路线制定的？中国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华国锋还是deng小 ping？那么又是根据什么确定这个代表人物的？这些都必须给予合乎历史事实的科学合理的回答。

曾有人认为，八大党内资产阶级就形成了。还有人认为，从八大到1976年是党内资产阶级量变的扩张期，而1976年的政变就是这种量的扩张到质变的结果。从几十年来不断大量披露出来的事实看，在中国GCD内，从八大以来，就存在着一批与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相对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开始形成了以刘少奇和deng小 ping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说党内资产阶级就已经形成了，这是完全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但是，如果说“从八大到1976年是党内资产阶级量变的扩张期，而1976年的政变就是这种量的扩张到质变的结果”，这种解释是与中国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果相矛盾的，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管是量的扩张也好，量变到质变也好，这些变化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事物在矛盾斗争过程中的量变扩张，只有在这个扩张方向下的力大于反方向的力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只有在量变扩张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发生质变。在无产阶级专Zheng条件下，发生资产阶级量的扩张必须是资产阶级反动方向的力量大于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在阶级斗争中这种量的变化，就表现为具体的阶级的势力亦即人的质与量的变化。对这种变化要做具体分析，而不能靠想象来确定。

例如一个人由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人变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这样的人由一个变成了两个、三个，等等。反之亦然。由于这种人的变化，使得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各个部门单位里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平衡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部门，有一个成员由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变为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那么，这个部门里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增大了一个人。如果这个部门某一个负责人由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变为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那么，这个部门里的领导和控制力量就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而如果这个部门的领导集团变成完全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时候，那么这个部门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部门了。

一九五六年以后，“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复辟，在局部的或暂时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量的扩张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潜伏隐藏下来的敌对阶级分子活跃起来，原来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发生了蜕化变质，某些GCD员、工农分子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人，由走社会主义道路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正是由于这种人的阶级的变化，使得在这个时期也发生过局部甚至全局暂时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上风头的时候，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刮“五风”，四清运动中的形左而实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其他局部地区或单位发生的政权变质的情况。但这些只存在于某些局部情况下，造成局部的资本主义复辟恶果。

在八大到 1976年这个历史时期内，在全中国，在GCD内，存在着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但是，从整体上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领袖的GCD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展的向资产阶级的主动进攻占主导地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反动方向的力量。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和干扰进行了及时的反击，并不断地战胜他们。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广大GCD员和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断扩大和深入，无产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阵地不断扩大，无产阶级专Zheng不断巩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这是铁的事实。历史已经确凿地证明，这是无产阶级的量的空前的扩张期。如果说“从八大到1976年是党内资产阶级量变的扩张期”，那么请问，在这样一个长时期里，持续的全局性的资产阶级的量的扩张表现在哪里？这个量的扩张的结果又在哪里？

如果认定在这个时期，在中国GCD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Zheng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持续性的全局性的资产阶级量的扩张，就与在这个时期中国GCD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因而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阵地不断扩大、无产阶级专Zheng不断巩固的事实完全不符合，甚至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就都给否定了。

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它是否从整体上发生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质变，要看它推行的纲领和路线。如果它的领导集团推行的纲领或路线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方向，那么，不管它打什么旗号，这个党在整体上就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于中国 GCD而言，它的纲领和路线的彻底改变发生在三中全会上。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彻底否定和终止了毛主席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改变为推行所谓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路线。

对一个叛徒来说，他由一个革命者向敌人投降而变成革命的敌人，这个量变质变的过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当他受到诱惑，或面对敌人的折磨，革命意志不够坚强而坚持不下去时，他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就可能迅速膨胀而发生质变，向敌人投降。这样的例子，从古到今，数不胜数。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说明华国锋在1976年前就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私通”，那么，他就应该属于这种在叶剑英一类的诱导怂恿下个人主义野心迅速膨胀的叛变。由于他处在关键地位，又处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的关键时刻，因此，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和关键岗位上的阶级力量的变化，就会使全局阶级斗争力量的角逐和平衡迅速逆转，而发生有利于梦寐以求复辟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变化。

在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GCD失去了她久经考验的十分成熟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后，华国锋伙同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发动了逮捕四个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的反革命政变，造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可以乘虚利用的机会，造成了使他们在中国GCD内和社会上的力量急剧扩张的条件。这是首先通过在中央和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人事变化实现的。例如，在中央上层逮捕了四个人，下面就迅速逮捕和关押了一批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派；接着停止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跟着deng小ping翻案复辟的顽固走资派解了围；接着让陈云、胡耀帮这样的顽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复出；接着为deng小ping平反并使他重新上台，这是这两年中党内资产阶级力量的急剧扩张，它造成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大增。在当时中国包括各级领导集团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导地位整体上最后的彻底动摇，是党内资产阶级一手操纵下的“真理标准讨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是党内资产阶级打着马列毛的旗号瞒天过海的最卑鄙无耻的一次反革命欺骗。它标志着，党内资产阶级为彻底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变党的纲领和路线、正式上台的最后一步完成了。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召开的基本条件。因此，1976年反革命政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改变为揭批“四人帮”的所谓抓纲治国，以后的陈云、胡耀帮复出、deng小ping复出、真理标准讨论等，都是一连串的向资本主义复辟方向发展的量变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国GCD内主导地位的部分的但越来越剧烈的否定和动摇，为后来三中全会上资产阶级正式上台和彻底改变中国GCD的纲领和路线准备了必要而足够的条件。

我们应该看到，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虽然发生了华国锋的叛变，逮捕了四个人，但他用的是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欺骗手法。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大部分人虽然没有识破他在逮捕四个人问题上的欺骗而使他的政变阴谋得逞，但他们还是拥护和坚持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还是基本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惯性运转的。这是当时存在的具体的历史事实。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正确反映，就是承认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辩证发展过程。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国GCD和全国的主导地位，是由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个领域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组成的，如在党和政权建设、军事、外交、工业、农业、商业、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由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班子里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诚理解的骨干队伍具体执行来体现的。党内资产阶级要推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首先从思想和组织路线上对这些加以改变。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逮捕四个人，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而不是全部。

这次政变前，在中央和全国各级领导班子里，不管是象deng小ping这样已经臭名昭著的、还是象叶剑英这样暴露还不充分的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象他们这样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极为不满并处心积虑蓄意加以推翻和改变的，应该说在数量上是少数的。但是，他们拥有其他优势，一是他们有长期在革命队伍里钻营投机的政治斗争经验，二是他们拥有虽然已经遭到猛烈批判但依然根深蒂固并广泛存在的旧文化传统可以利用。华国锋就是这样一个脑子里旧文化传统观念没有彻底清除的人。面对炙手可热的领袖地位，他的个人主义野心急剧膨胀，终于被资产阶级利用而变为可耻的叛徒。逮捕四个人，以及其后在全国发生的第一次镇Ya浪潮，是中国发生向资本主义复辟方向过渡的第一次全局性量变事件。在中国，这种对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镇Ya，一直持续了九年之久。虽然这个反革命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极为恶劣，使资产阶级的量变迅速扩张，但事实是，当时还未立即造成党和国家的方向和路线发生完全相反的改变。在当时中央，阶级代表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了改变，长期受到批判和打击的党内资产阶级空前活跃，以求一逞。他们充分利用了华国锋膨胀的个人野心和愚蠢，纵横捭阖，拉拢利诱。在其后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集团里，许多人都走了华国锋这样的道路。华国锋走出叛变的第一步以后，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地位，被人牵着鼻子，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可耻叛卖。就这样，“镇Ya了一部分、扶起了一部分、收买了一部分、欺骗了一部分、堵口了一部分”，通过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迅速量变，使得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原来忠诚地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力量占优势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变都是中国GCD内迅速的部分质变，也就是量变的扩张。在这个量变过程中，原来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运转的党和国家的机器，在维持原来惯性运转的过程中，开始发生一个又一个的部分变化。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扩大，这个惯性运转阻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困难。一直到三中全会，由于以deng小ping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正式上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这个变化终于发生了与原来方向截然相反的彻底变化。

在deng小ping重新上台并一手主持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次会议首次彻底明确地否定了历次中央全会反复强调的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次会议以所谓“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为名义，要对毛泽东“一分为二”，从此开始了系统地全面地诋毁攻击和彻底否定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特别是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要开始进行“改革”。这里所说的“不相适应”是指鹿为马式的歪曲和诬陷，其真实目的是要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那部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这次会议提出了在经济基础领域里要“按经济规律”、用“经济手段”发展经济，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下放”“经营管理权”，完全放弃经济领域里的“抓革命、促生产”，开始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主义复辟。

这次会议以“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实现统一大业”的名义，确立了向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妥协的“开放”外交路线。

这次会议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决议的。如果说，由于碍于当时尚存的毛泽东时代遗产的雄厚基础，这个会议还打着一些欺骗性旗号，还用了几个障眼法，还虚晃了几枪，还耍弄了某些缓兵之计，而会议后的实际行动则是所谓“只干不说”、“多干少说”、变本加厉、马不停蹄地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不归之路。

总之，这个三中全会的根本标志，就是把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改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二十八年来，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就从这个会议开始，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被完全废止，而代之以deng小ping的改革开放路线。从此，就在以deng小ping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统Zhi集团的领导下，正式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名义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复活和扶植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复辟之路。从此，中国就在全世界范围内从一个与资产阶级相对抗的力量，变为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中国GCD的领导集团就发生了阶级性质的根本变化。历史事实如此之清楚，凭什么结论它“只不过是个”“分赃的会议”？

而且，三中全会使中国GCD发生的质变不仅反映在国内，而且深刻地剧烈地影响到国外。三中全会使中国发生的方向改变给了当时处于危机重重状态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打了一剂强心剂。在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 1979年到1980年两年间，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人物撒切尔和里根分别在英国、美国相继上台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就是依靠着中国党内资产阶级在三中全会上正式上台，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发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使得奄奄一息、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又神气疯狂起来。撒切尔当时竞选上台的口号就是“你别无选择！”什么意思？就是公然说，连中国这样的激进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都向我们资本主义制度靠拢了，那我们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唯一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做了最有力的免费宣传，不仅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打翻在地，也狠狠地打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此，使全世界范围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迅速陷入低潮。这从国际上也证明了，三中全会是中国GCD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质变的转折点。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从1976年反革命政变开始的党内资产阶级力量急剧扩张的量变而达到使中国GCD的性质发生质变的转折点。而1976年的反革命政变及以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是在三中全会上中国GCD领导集团发生阶级属性质变的必要条件。1976年10月的反革命政变到1978年11月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和中国GCD历史上发生剧变的最为激烈动荡和戏剧性变化的过渡时期。由于政变，使党中央内代表两大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逆转，发生了其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一直到三中全会召开，造成了资产阶级在中国GCD内的正式上台，从此以后，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控制下，完全推翻和终止了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及其在各个领域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从此就开始了全社会从上到下、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各个系统行业到各个地区部门单位一直到各个角落完全资本主义化的量的扩张的过程。这样认识，才符合历史发展变化的真实和逻辑。

所以把1976年10月6日的事件认定为反革命政变，是因为党内资产阶级煽动并参与了这个事件，在中国无产阶级专Zheng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膨胀，最后得以正式上台复辟。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发生了时任中Gong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叛变投降，就认为中国的党和国家、社会制度也即刻同时发生了完全彻底的性质的变化。“打开缺口”是反革命性质，不等于“全城” 马上变成反革命性质。领导人、党、国家、社会，这是几个不同的事物，他们之间有联系，但不能在它们之间简单地划等号。个人叛变不等于集体叛变。认定个人性质、党和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性质的改变，有不同的标准和条件。在世界历史上，有发生了领导人的政变而导致执政党和国家路线和方向发生改变的事例，但那都有各自具体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象华国锋这样的个人叛变，对当时条件下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发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但不能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在GCD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产阶级专Zheng拥有空前巩固强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群众基础，使其发生方向完全相反的反革命巨变，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复辟，即使再短暂，也都必须有一个过程。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人的思想，人事、权力，路线、政策、制度，等等，它们的变化过程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有一系列的步骤和程序。它们的变化，特别是发生全部完全相反的变化，必须有一个过渡过程。否认这个过程的存在，不符合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唯物辩证法。

如果把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看作为中国GCD和国家、社会完全变质的质变点，完全不顾这个事件当时发生变化的环境和条件，不顾当时中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个领域里的实际情况，不顾以后发生的大量事变，把华国锋与整个中国GCD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整个社会划等号，把被捕的四个人与整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Zheng、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划等号，认为四个人一被捕，就像电路拉闸一样，GCD马上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Zheng的国家马上就变成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马上就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根本对立的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转化，没有任何发展过程，没有过渡状态，没有许多种因素参与其中的复杂作用，开始就是完成，部分变化就是全部变化，打开缺口就是全部占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是典型的极为片面化、简单化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历史事实证明，对于中国GCD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无产阶级专Zheng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作为她们的唯一的象征和代表人物的，是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都不过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执行者，都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这是因为，是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着中国GCD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诞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取得了光耀世界历史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因此，要改变中国GCD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首先彻底否定和推翻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导地位。确凿的历史事实表明，这个彻底否定和推翻，也就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集体叛变，是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6年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操纵者华国锋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任何时候，叛徒总是令人极为痛恨的。但是，叛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敌对的资产阶级的存在。华国锋的历史罪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野心，歪曲、编造、冒充毛主席的指示，发动了逮捕四个人的政变，在中国无产阶级专 Zheng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引狼入室，向敌人一步一步地妥协让步，致使党内资产阶级从内部占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造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当华国锋把自己的那点政治资本叛卖给党内资产阶级而实现自己的个人主义野心时，就已经决定了他昙花一现的输光了的赌徒命运了。

叛徒总是语无伦次的，总是言行自相矛盾的。华国锋一方面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他另一方面鼓吹“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发动的政变使他的“两个凡是”变成了两个空泡，最后又成为他引进来的狼把他搞倒的口实。他的下场是一个典型的叛徒的下场。历史已经表明，华国锋只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暂时利用的一个工具。当存在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让一个无产阶级叛徒充当自己的代表人物的。因此，华国锋不可能充当起中国党内资产阶级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领军人物。

华国锋的叛变留给无产阶级的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一个参加到革命队伍的人，如果不在革命群众斗争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如果不与旧文化传统彻底决裂，而总想借参加革命之机谋取个人名利地位的话，就随时有可能推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甚至叛变革命的危险而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谁也无法保这个险。只有依靠最广泛的持续的长期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和千锤百炼的革命群众斗争，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觉悟的整体提高，才能不断清除deng小ping和华国锋一类形形色色的叛徒和机会主义，才能使先锋队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新陈代谢中得到真正的锻炼和可靠的保证，才能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关于三中全会派与某些所谓老造反派

上述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GCD纲领和路线彻底转向的质变点，是毫无疑义的。在上了台的党内资产阶级直接操纵下召开的这个会议，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开始按照所谓“总设计师”deng小ping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对内扶植国内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国际资产阶级，彻底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二十八年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就是按照三中全会路线走过来的。二十八年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措施、步骤都是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纲领和路线制定的。对于三中全会使中国的道路和方向发生完全相反的变化，对这个质变转变点的确认，事实清楚，界线分明，国内外并没有出现什么争论和异议。因为，这是完全的历史的真实。现在，重新沦为资产阶级奴隶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面临着彻底清算和彻底推翻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这首先必须彻底清算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和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重建无产阶级专Zheng的任务。也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彻底清算华国锋在党内资产阶级怂恿和支持下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这也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现在，中国仍然处在已经长达28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正处在改革开放复辟路线的直接危害之下，正直接面临着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大山的压迫。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一切从劳动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不彻底批判和清算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不彻底批判彻底否定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制定和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三中全会，不首先推翻这座大山，怎么能谈得上紧密联系这个实际？把三中全会说成什么“不过是个分赃的会议”，是完全无视历史事实和现实的蓄意歪曲。这种蓄意歪曲，必然要干扰和破坏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清算和批判，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是极为错误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要彻底清算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和路线，在深入揭发批判早就已经直接蛹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须与当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打着反复辟的旗号但却竭力维护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三中全会派进行坚决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这是因为，当前的这个三中全会派当年积极跟随deng小ping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拥护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是彻头彻尾的以改革开放为名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帮凶。现在，他们又打着反复辟的旗号，竭力歪曲资本主义复辟的真相和本质，用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进行所谓反复辟。他们的所谓坚持马列毛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被歪曲的，是带有极大欺骗性的。他们旗号上写着马列毛，而实际上是贩卖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黑货。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Zhi集团的镇Ya欺骗阴谋所以能够得逞并沿着越来越腐朽反动的道路走到今天，三中全会派的帮凶作用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长达二十八年在改革开放名义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过程已经完全证明了他们骗局的破产，已经把他们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些人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那些一时上当受骗而跟着错误路线跑的人。因为那是在无产阶级专Zheng条件下，那些人当时一般没有既得利益，经济地位没有变化，一旦明白了真相和道理，就会觉悟过来。而现在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跟着统Zhi当局跑了几十年，是跟着当帮凶，当啦啦队，他们一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人的阶级地位一般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受到他们影响而紧跟他们跑或和他们结盟的年轻一些的人，也大都是同样的阶级地位。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基本事实和错误，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和他们进行某种程度的团结和联合；如果他们彻底转变立场，反戈一击，彻底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我们依然可以把他们当作同志，在一个战壕里战斗。

但是，彻底转变阶级地位和立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阶级斗争的历史表明，不经过外部的和自身的艰苦斗争，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三中全会派的顽固分子，是直接为早就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由于他们已经谋取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他们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Zhi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一直到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之前，从整体上说，这个政治派别都不会自动放弃维护改革开放复辟路线的政治主张，不可能自动放弃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而认错并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会继续变着法儿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散布各种谬论、推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以维护资本主义复辟的改革开放路线和他们的既得利益。

特别是在过去一个时期，他们继续打着马列毛和共产主义的旗号欺骗工农和年轻人。例如这些年他们到处散布的什么“补课论”、“补台论”、“补天论”、“左转论”、“调整战略重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论”、“可以与修正主义联合论”、“官僚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论”、“与官僚资产阶级也可以团结论”、“中国还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复辟论”、“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论”、在当今中国“新自由主义是主要危险论”、“反对颜色革命论”、“革命遥遥无期论”，“反右防左论”，等等。他们发明和积极鼓吹这些谬论和主张，其实质归结到一点，就是千方百计地掩盖和歪曲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性质，继续欺骗和蒙蔽广大人民群众，维护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新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Zhi当局，维护资本主义复辟的既成现实，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竭力破坏、阻碍和延缓人民革命的发生。

革命理论斗争的任务就是把对社会现象后面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概括、归纳、总结、揭露出来，以指导革命实践。提出彻底批判清算三中全会路线以及和三中全会派进行坚决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就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大量社会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现象的归纳总结。例如，前述他们散布的那些谬论，如果只批他们散布的其中某一个谬论，例如“左转论”，三中全会派就会再变个花样抛出来其他的谬论蛊惑人心。三中全会派是中国过去和现在已经长期存在的政治势力，这个势力在今后一直到资本主义复辟被彻底粉碎之前，都要长期继续存在。对于三中全会派，必须彻底的系统的批判，才能彻底清除它们过去散布的各种蛊惑人心的欺骗谬论，才能彻底摧毁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外围势力，使他们继续维护改革开放复辟路线和当局的阴谋彻底破产。这将大大促进人民的觉悟，是彻底推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Zhi的必不可少的关键一步。这个道理是容易理解的。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三中全会路线和三中全会派这个障碍是绕不过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必然的。二十八年来，对三中全会及其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态度，一直是中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和分水岭。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真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在这个问题上得到检验。不彻底批判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就谈不上任何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不与三中全会派进行坚决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就谈不上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形成和发展。二十八年来，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三中全会派一直千方百计地极力掩盖和破坏这场斗争。今天，每一个觉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都应该对这个问题上有十分清楚的界限和清醒的认识，都应该紧紧抓住这场斗争，积极参加这场斗争。这是毫无疑义的。

与三中全会派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斗争的目的，是通过批判他们过去跟着党内资产阶级散布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谬论，教育更多的受到他们错误谬论影响的人；并通过批判和斗争，团结和争取他们当中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缺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经验而受到他们欺骗和笼络的年轻人，使他们能够敢于面对当今残酷而严峻的社会现实，使他们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重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重新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可能是一个奢望，但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应该抱着这样的愿望。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每一步都只能从实际出发。不能把良好的愿望变成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具体结果到底怎么样，还要看实际情况的发展。对于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真正进步，我们都要热烈欢迎。而对他们的任何退步或欺骗花招，我们都要及时揭露和批判。否则，他们就要继续被复辟势力笼络住，继续被它们玩弄，继续为它们服务。

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我们只能正确地反映它、认识它，在正确地反映它认识它的前提下改造它。既然客观存在着这样一个三中全会路线和三中全会派的现实，有一些人为什么总是企图掩盖它歪曲它回避它呢？

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两年前，经过了长达二十六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三中全会派资本主义复辟帮凶的面目终于被揭露出来之后，三中全会派顽固分子继续坚持他们的错误，对被揭露极为仇视和恐慌，他们虽然心虚无理而无力论战，做不出任何真正的反驳和回答，却在网下进行大量的阴谋活动，以稳住他们的阵脚，继续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事业。这是由于他们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还有一定的资源和能量可以利用，有在复辟过程中帮助党内资产阶级复辟的那些封资修的旧文化腐朽观念可以利用，可以继续蛊惑人心。例如，他们现在一方面做一些羞羞答答的姿态，也心不由衷地在某些场合批上几句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却散布什么那些所谓与三中全会没有彻底决裂的“老革命”是不能批评的，人家有过什么什么样的“大功劳”，人家是什么什么样级别的“大人物”，批评他们的错误是“不允许人家革命”，说是什么“不团结中派（当没有人识破时，他们就打着“毛泽东主义”的旗号骗人，一旦有人揭穿，他们又诡称自己是“中派”），诬陷、攻击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的人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讲策略”，是什么“极左”、是“别有用心”，还甚至极为可笑地污蔑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什么“组织极左阴谋小集团”、“到处捣乱”，恶毒散布什么“还不是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等等，竭尽全力地造谣中伤，诽谤诬陷，挑拨离间，孤立分化，拉拢利诱，甚至施用网络黑客攻击，无所不用其极。

问题还在于，作为跟着改革开放已经谋取了一定既得利益的三中全会派散布这些鬼话还是不令人意外的。令人奇怪的是，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受害者的历史上文革中所谓老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也竟然跟着三中全会派散布这些弥漫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霉臭味的谣言谬论惑众，对批判三中全会路线和三中全会派十分抵触，无理非难，造谣攻击，施加压力，企图掩盖、歪曲、回避他们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例如，前述的有人散布三中全会只不过是一次“分赃会议”；有人散布三中全会派的提法“不科学”；甚至还有一个“中原老骥”在网上公开发表的一首七律诗中，把对一个从三中全会立场上决裂摇摆不定的老同志做的同志式的批评视为了不得的大逆不道，污蔑为“忽闻小丑爬梁跳，敢问‘高调’为谁吹？”鼓吹什么“为民请命倡言辉”、“维权定会解身危”，把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为民请命”和不触动资产阶级根本统Zhi的“维权”那一套都搬了出来，并吹嘘为“倡言辉”和“定会解身危”。这些人的荒唐与糊涂由此可见一斑。在那些自诩为所谓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老造反派的思想上，哪里还有一点无产阶级革命的是非观念和气味？

众所周知，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一些同志曾认为必须要依靠所谓文革左派力量，认为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直接受害者和死对头。大家还知道，对“左转论”，对统Zhi当局的幻想，连社会上的普通工农群众都嗤之以鼻，都盼望着有一场大革命彻底推翻已经复辟的反动统Zhi阶级。而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直接迫Hai的某些所谓老造反派，居然也跟着那些曾经紧跟deng小ping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三中全会派宣传他们的各种谬论，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复辟当局和这些人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荒唐透顶的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粉碎刘邓资反路线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广大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紧跟毛主席，勇敢冲杀，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革命做出了历史的贡献。在当时粉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当时的保守派分化瓦解以后，所谓老造反派也已经开始分化了。当时参加保守派的人，有的总结了教训、提高了觉悟、反戈一击，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也有表现很好的；当然也有一些或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进行新的投机、或装死躺下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伙同党内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当时的一些老造反派，有的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断为人民立新功，但也有的地位一改变，马上就祭起资产阶级旧文化传统那一套，居功自傲，一贯正确，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争地位，争名利，不能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搞资产阶级派性，甚至搞武斗，等等，曾经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被走资派所利用或成为走资派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口实，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验教训。毛主席当年发出 “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这些新情况就是主要背景之一。

1976年反革命政变后，党内资产阶级出于篡权复辟的需要，对坚决拥护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镇Ya和迫Hai。其中，原来文革中的造反派骨干占了很大一部分。面对镇Ya和迫Hai的残酷考验，并不是都能经得起的。有一些同志在长期反复曲折的迫Hai和磨难中，经受住了考验，始终坚持了对共产主义事业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诚；但也有许多没有经受住考验的。从整体上看，在长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由于内外部各种因素的作用，文革中的造反派骨干队伍状况比原来的老干部队伍要好，但是分化的也很厉害，一直到现在还在激烈地继续着。在这个过程中，封资修的旧文化传统观念又起了致命的毒化麻醉作用。有些人叛变成为资产阶级的走卒，有的堕落腐化，有的落荒消沉，等等，总之，并不是少数，而是有相当大一部份。

在近些年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老造反派的同志，认真总结党和国家以及个人自文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的经验教训，认真斗私批修，重新焕发革命精神，“战士不提当年勇，重新革命立新功”，积极投入了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但也有一些同志，没有正确总结汲取经验教训，以天然的革命造反派自居，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荒唐错事。

例如，有的人竟然歪曲、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人竟然也相信接受了资产阶级复辟派的欺骗并为他们做宣传，竟然为又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重新复活的腐朽透顶的旧传统文化招魂扬幡。

例如，有些人不是把自己的命运与阶级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自觉地为无产阶级的重新革命和解放而无私忘我的奋斗，而是耿耿于怀于自己的遭遇，为自己的翻案而奋斗。有的甚至说什么“只要给我平反，我一天也不干。”有的甚至为了取得统Zhi当局的一点恩惠，不惜出卖原则。

例如，有些人脱离社会实际，根本无视中国社会阶级的新分化和新形势，毫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观念，竟然对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早就背叛了工农、从共产主义队伍里分裂出去、陷在修正主义泥窝里不能自拔的三中全会派那里，跟着他们唱双簧，为他们卖力。

------- 等等。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它清清楚楚地表明，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过程的磨砺和淘汰，文化大革命当年的阶级阵线早已经面目全非。长期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不仅已经使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老干部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即使是资本主义复辟直接受害者的所谓老造反派队伍，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大洗礼、大淘汰，也早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和演变。

它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人群的阶级和思想的分化与新陈代谢是最普遍、最正常的现象，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的立场和思想都在随着他面临的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GCD的队伍尚且如此，更何况作为革命群众的造反派呢？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它的存在每时每刻都在磨砺改变着每一个人。在革命队伍里，有的时时被淘汰下去，也有的在不断的磨难中被锻炼得更坚强。社会实践的结果总是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击得粉碎。如果不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我们眼前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就随时可能犯大错误，上大当。

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哪里

如果从1976年反革命政变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十年了。物换星移，时过境迁，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面临着和三十年前截然不同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于中国来说，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全面完成，摆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面前的任务，就是重建无产阶级先锋队，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发动人民群众，重建无产阶级专Zheng。在当前，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新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身上。

面对资产阶级长达三十年的疯狂进攻，在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一直不能形成气候，一直不能形成一支成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向资产阶级展开真正的反攻，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猛烈批判和冲击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党内资产阶级的操纵和煽动下全面复活，并重新麻醉、毒害、控制了整个社会；而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也未能脱离这个环境的影响，一直未能对自身队伍广泛开展认真而积极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未能与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传统继续不断地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未能在实践中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散布的许许多多反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怪论没有受到彻底批判，许多人与之和平共处，并受它们笼络和摆弄。

斗争，才能生存；斗争，才能前进；不斗争，则必然倒退。前进靠斗争，胜利靠路线。正是因为没有形成无产阶级蔚为大观的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群众性斗争局面，才没能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派觉悟、兴起、发展和成熟的环境和条件。正是因为缺乏正确路线指导下的前赴后继的不断成熟的革命斗争，才造成了毛泽东去世后的长达三十年的复辟和倒退！

让我们再看一下前面H．M和兆民要把“资本主义复辟临界点”划到1976年反革命政变的那篇文章，一方面要转移对三中全会的批判，另一方面说是可以通过划定他的“临界点”就可以“挖根求源，找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源头，能廓清好多糊涂认识，能把文革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挖掘出来，把压抑很重、蕴藏丰富的文革力量发动起来”。把客观事物发展运动变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临界点”人为地挪动一下，就可以把他所谓的“文革力量” “挖掘出来”、“发动出来”。这实在是一个巫术谶语般的神机妙算。在当前中国，离开对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彻底批判和清算，能够谈得上任何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吗？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是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还是这个斗争过程中某个现象和结果？“临界点”是对历史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认识，革命力量的发展和组织是在现实的向剥削压迫阶级的斗争实践过程中涌现的和形成的。认识能够代替实践吗？有离开工农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而独立存在的 “文革力量”吗？他所说的那个“压抑很重、蕴藏丰富的文革力量”现在何处存在着？如果挪动一下“临界点”而不必经过现实的批判斗争和觉悟决裂，这个“文革力量”就能够“挖掘出来”、“发动出来”吗？可不可以在局部地区和单位或哪一个人身上，进行一个试验呢？

无独有偶，好象是要专门回应要“挖掘”、“发动”“压抑很重、蕴藏丰富的文革力量”似的，当年被资产阶级判了18年重刑、大名鼎鼎的“北京五大领袖”之首的聂元梓，她最近为了乞求当局“落实政策”，竟然污蔑毛主席“罪恶滔天”，连复辟派污蔑文革都已经有气无力时，她还能再可耻地骂上一声“浩劫”。聂元梓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典型，象她这样而且早就叛变的，在原来的老造反派中，是有一批的。还有的随时准备进行新的叛卖。至于堕入修正主义及其他机会主义泥坑或颓废、堕落、消沉的就更多了。这是一个令我们无法否认而不得不直接面对的严峻现实。可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对于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长期存在着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和思想分化，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总结、分析和批判，许多人甚至还对这些已经产生严重分化的所谓“文革力量”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这说明，在当前所谓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队伍中，某些人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认识，是多么的混乱、糊涂、荒唐。一些人高喊着革命的口号，但是却极为严重地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现实，完全靠空洞的幻想在胡言乱语。

为什么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列毛主义、要继承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人会出现这些情况呢？大量事实表明，这些人并不是全心全意地为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彻底解放而奋斗，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名气、地位、利益，他们要奋斗的是个人的事业。他们看到新生的资产阶级骤升、骤富，心里感到很不平衡，很想以求一逞。他们总想走捷径，不想再去继续干那些“吃苦”、“寒酸”、奉献到底、“吃力不讨好”的革命事业。他们不是把革命当作伟大的科学事业去做，他们不愿意去做艰苦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而嗜好空洞的想象和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所谓有 “名气”、有“资源”、有“实力”的人物身上，而不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基层广大工农劳苦大众身上。他们把原则和方向丢在一边，张口闭口地“讲策略”，张口闭口地讲团结，几乎成了满腹经纶的策略家和胸怀博大的海涵之士，然而他们感兴趣的、要团结和依靠的是各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而对于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人，他们则恶狠狠地戴上一顶“极左”的帽子，还要再打上一排子黑枪。他们的真实思想和行为与经常挂在嘴上的文化革命和马列毛主义早就南其辕而北其辙。

这些人目前的一个特点是对修正主义的三中全会派充满幻想。当三中全会派被揭露而无言以对时，他们就出来帮忙了。但是却又找不到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临界点”问题就应运而生，打着“挖掘”“发动”“文革力量”的旗号，异想天开地划定“资本主义复辟临界点”，甚至不惜歪曲和掩盖三中全会使中国党和国家方向发生根本改变的历史事实，为三中全会派开脱，掩盖三中全会派势力的存在，掩盖与三中全会派路线斗争的实质，掩盖他们过去在对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派问题上的认识错误。他们由于在思想上路线上依附于三中全会派，脱离了工农，脱离了实际，已经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危害和损失，但他们又不愿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将错就错，一意孤行。这就是某些人在网上宣扬所谓三中全会不过是个“分赃的会议”、炒作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问题的背景。其实质就是，在当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中，要不要批判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要不要与三中全会派进行坚决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当他们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盾牌可以抵挡一通对三中全会派的批判时，他们大概没有想到，这可是开了个历史的也是政治的大玩笑！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工农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只能是工农基本群众以及与他们有着血肉联系、休戚与共、忠心耿耿为他们谋利益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造反派力量的主体也是这样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文革力量”，也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真正的文革力量，亦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有的，他们只存在于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生死共命运的队伍中，他们只存在于勇敢地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攻的阵地上，他们只存在于“两个彻底决裂”和“斗私批修”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的艰苦实践里。离开了在实际斗争中对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阶级觉悟、路线觉悟的提高，离开对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传统的坚决的不断的彻底的决裂，离开群众性阶级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就靠划分“临界点”，甚至即使统Zhi当局给他们彻底平了反，恐怕连半个革命战士也“挖掘”“发动”不出来。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须是在实践中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先锋，真正做到“五不怕”与资产阶级进行殊死搏斗的先锋。他们心中只有自己所在的工农劳苦大众的阶级利益，并与他们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无论在何时何地，他们都做到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唯一的奋斗目标是以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己任，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脚踏实地的行动一步一步地紧密结合起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革命到老，兢兢业业、彻底奉献，为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应该是算阶级的帐，正确处理阶级与个人的关系，自觉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和根本利益而永不疲倦地奋斗，永葆革命的青春，为年轻一代做出好榜样。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有过一段革命造反的历史，就 “倚老卖老”，自吹自擂，自以为一贯正确，就要在人们心目中谋取什么特殊权利。他们不应该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或是躺在苦难簿讨补偿。他们回顾过去，只能是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差距，提高认识，激发新的前进动力，而不应该把过去的成绩变为在现实斗争中谋取个人特权的资本。他们应该总是把自己过去为革命做的工作成绩“归零”，在革命队伍里总是“从零开始”。他们襟怀坦白，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决不掩盖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应该认为，为人民无论做出怎样大的贡献都是应该的，而任何背离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都是不能允许的。任何一个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必须这样认识和要求自己。否则，在社会环境始终存在着激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在思想上存在任何丝毫的自满和松懈，存在任何丝毫的疏忽和漏洞，就有可能被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乘虚而入，发生蜕变。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许多曾经是很优秀的GCD员和革命者，就是这样被拉下水的。

为了实现重建无产阶级专Zheng的伟大任务，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遗产是一定要继承的，只要还存在，即使是一点、一分，都要珍惜，都要继承。那是历尽磨难的精华，那是饱经风霜的火种。现实已经表明，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主要是精神和理论方面的。三十年沧海桑田的变化是极其巨大的，它已经使中国几乎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都改变了模样。捍卫和继承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将始终是一场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继承遗产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紧紧地从实际出发，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对具体事物、具体人，具体思想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必须要分清阶级、分清路线、分清思想，分清真假，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否则便谈不上任何对毛泽东时代遗产的继承。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经过群众性阶级斗争的长期锻炼，经过革命大风大浪的反复考验，千磨万击，千锤百炼，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新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能够不断形成并发展、壮大、成熟起来。

五、积极开展思想和路线斗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发展和成熟

如前所述，如果对过去不久的历史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一番，我们就会看到，在毛泽东时代，所谓老干部中，有真正的紧跟毛主席兢兢业业革命奋斗的，也有deng 小ping那样混进来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所谓老造反派中，有发扬“五不怕”精神、敢于造资产阶级反、革命到底的战士，也有投机跟风、另有所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分子。

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对于所谓老干部或老造反派，都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在革命队伍里，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是什么人，不管是所谓“老干部”还是所谓“老造反派”，不管是老年同志、中年同志还是青年同志，都必须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阶级分析、路线分析、思想分析，都要按照同一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衡量，都要着重看他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的现实表现，都必须始终接受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要彻底批判和肃清在“资历”、“权威”、“名气”等观念上的资产阶级旧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某些老干部在建国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躺在功劳簿苦劳簿上，享受特权，不再前进，不再革命，堕落变质成为罪恶滔天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历史教训，应该成为前车之鉴。

在长期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无论任何人，不管是所谓老干部还是老造反派，不管是老年同志、中年同志还是青年同志，错误总是难免的。有错就改，改了就好。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人类只能在不断地认识和改正错误中获得进步。然而，对于已经发生的主观或客观的错误，许多人往往采取的是回避、掩盖、歪曲的态度。有些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人，把认识和改正错误当成了要他命的大事，执迷不悟，文过饰非，将错就错，甚至终于荒唐地被那错误的“鬼”缠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错误总是影响着当事人的名誉、地位、利益。当一个人面对这些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抉择时，在他不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时，是很难彻底从个人主义的牢笼里冲决出来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斗争，就表现为尖锐的阶级斗争，或受到阶级斗争的直接影响。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改造主客观世界的事业。无产阶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它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因此，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一切。对待已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错误，也是如此。所以，对待主客观世界错误的态度，有没有认真而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本区别之一。真正有出息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是襟怀坦白、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的人，既敢于检讨和自觉彻底地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敢于揭露和批评别人的缺点和错误。正是在对待错误的立场和态度问题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阻碍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阻碍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成熟。因此，反对在对待错误的立场和态度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斗争。

不论是什么人，不论是所谓老干部或老造反派，也不论他原来有过什么样的错误，例如过去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是现在的所谓三中全会派，只要他以实际行动投入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都应该欢迎。同样的道理，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投降或妥协，只要他阻碍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做斗争，我们也都要和他作斗争。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错误，都应该进行坚决的、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和斗争，决不能掩盖，决不能姑息。

在中国旧文化传统里，对待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有一个特别著名和习惯的套路，就是“护局子”。也就是说，对于自己、自己的亲近者、熟悉者、自己一帮一伙一组一个团体甚至是一个地区的人，对于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往往采取的是回避、掩盖、歪曲的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对于不是属于自己亲近范围的，则是另外的态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双重标准。毛泽东主席曾在《反对自由主义》里，把这个问题列为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之首。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腐蚀、瓦解性能极强的销蚀剂。其消蚀性极强的因素之一，就是这些做法，被许多人习以为常，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讲义气”、“团结人”的“美德”。实际上，这是一种隐蔽性极强的放大了的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这曾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性极大的资产阶级派性的思想根源。经过这次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护局子”，又怎样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许多尚属比较好的GCD员和其他优秀分子，就因为分不清其中的路线和思想是非界限，一味地“护局子”，或心安理得地被人家“护”，心安理得地被人家“吹”和拉拢，而形成一个个毫无原则的宗派，被毒害、被腐蚀，最后被拉下了水。

在革命队伍里，凡是犯了思想和路线错误的，不管是谁，都没有逃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都没有讳疾忌医、拒绝改正的权利。谁也不能谋取这个特权，也不能赋予任何人这样的特权，绝不能允许采取双重标准这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特权的行为。任何回避、掩盖、歪曲已经发生的错误的行为，都只能使在错误的泥坑里越滑越远、越陷越深。有错就改，改了就好。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允许人反复犯错误，也允许人反复改正错误。但是，认识和改正错误不允许假检讨，假改正。必须按照毛主席一贯要求的那样，要讲认真，讲完全，讲彻底。要言必信，行必果。错误是在社会上发生的，认识和改正错误也必须在社会上公开，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对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必须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分析。必须特别警惕象deng小ping那样的反革命两面派玩弄假检讨、假改正的骗术，谨防这样的阴险敌人蒙混过关，伺机反扑。

只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充分地揭露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战胜资产阶级的各种破坏和影响，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清路线和思想是非，才能实现革命队伍的真正团结。必须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团结观，彻底肃清在团结问题上的旧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各种错误糊涂观念。否则，离开坚决而正确的批评和斗争，侈谈团结，不仅是毫无用处的空话，而且有极大的害处。在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社会里孔孟之道的影响，这些影响和各种错误糊涂观念就显得特别深厚，要彻底清除它们，就必须花费更多的分析批判和斗争的工夫。要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斗争中，在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最广泛地团结和依靠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力量，并且特别注意发挥最积极、最有生气、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的革命青年的作用，重新形成朝气蓬勃的充满斗争活力的真正革命的老中青三结合的骨干队伍和群众队伍，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资产阶级进攻。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应该始终记得和不辜负毛主席曾经寄予的殷切期望，应该珍惜自己充满磨难的历史，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和革命的历史，摆正个人和革命的关系，勇敢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用完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深入地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敢于与自己过去的缺点与错误彻底决裂，不断地冲决和解脱由于各种旧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认识的盲目而背上的各种包袱，斗私批修，振作精神，轻装上阵，下定决心，把自己锻造成真正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不去重蹈某些老干部的覆辙，义无返顾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重新革命的事业就可能要被那个曾经扼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引导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再一次扼杀，就要在现实的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继续上大当、吃大亏，资本主义复辟就必然会继续维持下去，广大劳动人民就要继续在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水深火热中挣扎，所谓重新革命就必然还是一句空话。难道几十年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不是这样的吗？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和惨痛吗？

当前，由于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加剧，在国内外思想战线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由党内资产阶级直接蛹变而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Zhi集团正在极力掩盖改革开放的危机。一直紧跟和维护这个极为反动落后腐朽统Zhi集团的三中全会派顽固分子也正在为努力掩盖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本质和他们可耻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帮凶的面目，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竭力歪曲和转移对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路线的批判。他们虽然危机重重，但必然还要继续勾结起来，利用他们阴谋欺骗和镇Ya迫 Hai的两手惯技，对革命人民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反扑。对此，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

面对当前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和工农大众重新沦为世界上遭受最残酷最野蛮剥削压榨的奴隶的现实，面对当前中国政治思想领域里的这种日益尖锐的斗争形势，一切真诚地信仰马列毛主义、自愿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一切真诚地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在彻底批判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和工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彻底战胜和克服资产阶级对自身队伍的各种影响，向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进行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促进共产主义复兴运动高潮的到来。

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

2006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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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问题”与“团结起来绣红旗”商榷

作者: 清源

日期: 2006-09-03 09:58

就“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问题”与“团结起来绣红旗”商榷

“团结起来绣红旗”在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和三中全会派以及所谓老造反派 ”中说：

“他认为，三中全会不是使中国方向道路发生根本转变的会议，在当前不应当把主要方向放在批三中全会路线，批1976年政变比批三中全会路线更重要。这也就是说，对国内外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已经一致公认的使中国发生方向道路根本转变的中Gong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要重新认识。”

1、你这是说华国锋时期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的性质还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性质，是说华还是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总代表。

2、哪个人说过“当前不应当把主要方向放在批三中全会路线”？又有哪个人说过“批1976年政变比批三中全会路线更重要”？把76政变定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质点）等于以上两点吗？

3、“对国内外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已经一致公认的使中国发生方向道路根本转变的中Gong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点是谁的结论？其根据是什么？

“资本主义复辟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现象，作为在无产阶级专Zheng条件下由混进来或蜕化变质而叛变的党内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化，在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专Zheng条件下，在1976年反革命政变后，以至在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中，都是存在的，并不是只有1976年政变事件中才有的。”

“这一方面 ”“那一方面”，没有辩证法的重点论，没有事物质的区别，这不是典型的唯心论的折中主义和诡辩论吗？

“笼统地说‘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如果是指的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事物的转化过程，那么这到底是表明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开始点还是完成点？这个开始点和完成点是没有必要区分的吗？如果应该区分，‘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这个概念表明了这个区分了吗？如果没有表明这个“临界点”到底是开始点还是完成点，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的概念，就是不清楚的。”

临界点，顾名思义，就是到了事物质变得质点，在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开始点异议和余地。

1、“质变转变前的量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76政变这个质变前的量变是从“8大”开始的。

2、“这个量变是怎么样发生和发展的？”

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这个量变就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

3、“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性质改变的标准是什么？”

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是由该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来决定的。国家的性质是由执政党的性质来决定的。

4、 “这样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血与火洗礼锻炼而无比坚强的GCD，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GCD领导下刚刚经过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空前巩固的无产阶专Zheng，经过一夜政变，其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相反的质变，这不是说这个党和国家是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还有什么巩固和坚强可言？”

你是否知道力量的对比原因，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和社会势能的悬殊和落差有多大？毛主席为什么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资本主义的复辟随时都有可能”，“搞不好就会血雨腥风”。你可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句俗话的道理？你可知道为什么会发生76政变这个质变的突变现象？你可知道为什么在70的“9.13\"和76的“4.5\"事件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差一点突破了那个临界点？你可知道，只是由于毛主席的这个“砝码”太沉重了，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在表面上才勉强处于接近均势，而一旦毛主席的这个沉重的“砝码”离去，中国的这架社会的天平就马上失去平衡的道理？

5、“三中全会是使中国GCD的纲领和路线发生根本转变的会议还是如H．M和兆民说的那样不过是一次‘分赃会议’？”

华国锋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和邓小平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都是资本主义的路线，这是他们本质上的共同点，不同的地方是：前者是其幼年期，后者是其成熟期，仅此而已。而资本主义复辟根本性的转变是76政变，因为它从此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方向。

说三中全会是一个分赃的会议，是一个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的权力再分配的会议，这样说只是说出了这个会议的表面现象。它的实质是：继续和加强华的复辟资本主义和否定文革的路线（两个决议：一个是否定文革；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加强资本主义复辟的代名词），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

6、“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是不是一个纲领性的转变？”

你这样的认识，不正好证明你肯定华国锋时期，肯定这个时期还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的路线”的时期和性质吗？华国锋的这个 “阶级斗争”是斗谁的争？华国锋时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吗？华的路线还是毛主席的继续革命路线吗？你这不是肯定华国锋、为其辩护又是什么？

7、“这个转变的完成发生在三中全会上还是发生在1976年反革命政变中？”

这个转变当然是76政变，因为这个转变是根本性、方向性的转变，就是逮捕四人和宣布十年文革的结束，从而终止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高体现－－文革路线。

8、“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路线、政策、步骤是按照1976年政变还是三中全会的路线制定的？”

华邓的路线都是否定文革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一个是其幼年，一个是成年而已。

9、“中国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华国锋还是deng小ping？”

一个是其幼年时期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成年时期的代表人物。你知道现在其代表人物是谁吗？

10、“那么又是根据什么确定这个代表人物的？”

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在执政党内占主导地位的人物。代表人物就是这样确定的。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管是量的扩张也好，量变到质变也好，这些变化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事物在矛盾斗争过程中的量变扩张，只有在这个扩张方向下的力大于反方向的力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只有在量变扩张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发生质变。在无产阶级专Zheng条件下，发生资产阶级量的扩张必须是资产阶级反动方向的力量大于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在阶级斗争中这种量的变化，就表现为具体的阶级的势力亦即人的质与量的变化。对这种变化要做具体分析，而不能靠想象来确定。”

56到76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量变过程，没有这个量变过程，就没有76政变的资产阶级质的突变。请问：在这个时期里，就没有、或不是党内资产阶级量变的发展过程吗？毛主席在69年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企业里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个情况不是资产阶级的量变吗？“9.13”和“4.5”事件就不是资产阶级的突出量变吗？

“一九五六年以后，‘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复辟，在局部的或暂时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量的扩张的情况也是有的。例如，潜伏隐藏下来的敌对阶级分子活跃起来，原来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发生了蜕化变质，某些GCD员、工农分子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人，由走社会主义道路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等。正是由于这种人的阶级的变化，使得在这个时期也发生过局部甚至全局暂时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上风头的时候，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刮 ‘五风’，四清运动中的形左而实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其他局部地区或单位发生的政权变质的情况。但这些只存在于某些局部情况下，造成局部的资本主义复辟恶果。”

以上你说的这些不都是资产阶级的量变和部分质变现象吗？

\"在八大到 1976年这个历史时期内，在全中国，在GCD内，存在着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但是，从整体上看，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领袖的GCD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开展的向资产阶级的主动进攻占主导地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反动方向的力量。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其他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和干扰进行了及时的反击，并不断地战胜他们。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广大GCD员和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对资产阶级的改造不断扩大和深入，无产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阵地不断扩大，无产阶级专Zheng不断巩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这是铁的事实。历史已经确凿地证明，这是无产阶级的量的空前的扩张期。如果说“从八大到1976年是党内资产阶级量变的扩张期”，那么请问，在这样一个长时期里，持续的全局性的资产阶级的量的扩张表现在哪里？这个量的扩张的结果又在哪里？ ”

1、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等于不发生资产阶级的量变和部分质变现象，两者的量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2、你的这个“持续的全局性的资产阶级的量的扩张”是什么意思？你指的是资产阶级的量变、部分质变，还是整体性的质变？

3、这期间，资产阶级量变的结果就是76政变的资产阶级质的突变。

“如果认定在这个时期，在中国GCD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Zheng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持续性的全局性的资产阶级量的扩张，就与在这个时期中国GCD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因而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阵地不断扩大、无产阶级专Zheng不断巩固的事实完全不符合，甚至把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就都给否定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质变就不会出现，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还处于量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之中，这与文革的辉煌成就是两码事。

“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它是否从整体上发生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质变，要看它推行的纲领和路线。如果它的领导集团推行的纲领或路线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方向，那么，不管它打什么旗号，这个党在整体上就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于中国GCD而言，它的纲领和路线的彻底改变发生在三中全会上。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彻底否定和终止了毛主席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改变为推行所谓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路线。”

1、你说华国锋推行的是哪个阶级的路线？

2、76政变，华叶逮捕了四人，宣布十年文革的终止，集中代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文革路线这时还没有被终止吗？

3、华国锋不正是打着毛泽东道旗号来终止文革路线的吗？这个党不是在整体上依附了资产阶级了吗？

4、华时期还没有“彻底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一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党内资产阶级新的总代表还是在执行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你不觉得荒唐吗？

5、你这里是说华还在执行着毛主席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问：华的这个“阶级斗争”是哪家的阶级斗争？三中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华的路线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不是在搞笑吧？

“在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GCD失去了她久经考验的十分成熟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后，华国锋伙同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发动了逮捕四个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的反革命政变，造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可以乘虚利用的机会，造成了使他们在中国GCD内和社会上的力量急剧扩张的条件。这是首先通过在中央和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人事变化实现的。例如，在中央上层逮捕了四个人，下面就迅速逮捕和关押了一批积极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派；接着停止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跟着deng小ping翻案复辟的顽固走资派解了围；接着让陈云、胡耀帮这样的顽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复出；接着为deng小ping平反并使他重新上台，这是这两年中党内资产阶级力量的急剧扩张，它造成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大增。在当时中国包括各级领导集团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导地位整体上最后的彻底动摇，是党内资产阶级一手操纵下的“真理标准讨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是党内资产阶级打着马列毛的旗号瞒天过海的最卑鄙无耻的一次反革命欺骗。它标志着，党内资产阶级为彻底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变党的纲领和路线、正式上台的最后一步完成了。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召开的基本条件。因此，1976年反革命政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改变为揭批“四人帮”的所谓抓纲治国，以后的陈云、胡耀帮复出、deng小ping复出、真理标准讨论等，都是一连串的向资本主义复辟方向发展的量变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国GCD内主导地位的部分的但越来越剧烈的否定和动摇，为后来三中全会上资产阶级正式上台和彻底改变中国GCD的纲领和路线准备了必要而足够的条件。 ”

1、你以上说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在突破那个质变的临界点以后所进行的量的方面的扩张，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2、“这些事件都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国GCD内主导地位的部分的但越来越剧烈的否定和动摇”。

你这是在说：这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还占主导地位。请问：这时在执政党内谁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一方？除了华国锋，还有谁？一个无产阶级的叛徒还在执行和代表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荒唐不能荒唐到如此地程度。

“我们应该看到，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变中，虽然发生了华国锋的叛变，逮捕了四个人，但他用的是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欺骗手法。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大部分人虽然没有识破他在逮捕四个人问题上的欺骗而使他的政变阴谋得逞，但他们还是拥护和坚持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还是基本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惯性运转的。”

1、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大部分人不都是跟着华叶跑的吗？他们跟着修正主义、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跑的时候，“他们还是拥护和坚持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吗？

2、蒋介石的国民党垮台、49.10.1.新中国成立时，当时很多的企业也还在“惯性运转”，这时的毛泽东新中国还是蒋介石的旧中国吗？

“逮捕四个人，以及其后在全国发生的第一次镇Ya浪潮，是中国发生向资本主义复辟方向过渡的第一次全局性量变事件。在中国，这种对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镇Ya，一直持续了九年之久。虽然这个反革命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极为恶劣，使资产阶级的量变迅速扩张，但事实是，当时还未立即造成党和国家的方向和路线发生完全相反的改变。”

你这还是在说华国锋的这个执政党还在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国家还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肯定华和华时期跃然纸上。

“华国锋走出叛变的第一步以后，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地位，被人牵着鼻子，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可耻叛卖。就这样，‘镇Ya了一部分、扶起了一部分、收买了一部分、欺骗了一部分、堵口了一部分’，通过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迅速量变，使得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原来忠诚地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力量占优势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请你说说：这时“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原来忠诚地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力量占优势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里的这些“占优势的局面”的人是谁？

“一直到三中全会，由于以deng小ping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正式上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这个变化终于发生了与原来方向截然相反的彻底变化。 ”

党内资产阶级还有“正式上台”和“非正式上台”之分吗？即使是“非正式上台”，那不也是资产阶级上了台吗？

请问：“党内资产阶级“非正式上台”是在什么时候？资产阶级“非正式上台”的那时，中国社会的方向还是社会主义的，是这样的吗？

“在 deng小ping重新上台并一手主持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次会议首次彻底明确地否定了历次中央全会反复强调的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你所说的这个“历次”肯定包括了“11大”，在“11大”华和叶还是“强调和执行着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请你说说：华叶这时搞的是哪家的阶级斗争？

“这次会议以所谓‘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为名义，要对毛泽东‘一分为二’，从此开始了系统地全面地诋毁攻击和彻底否定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特别是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理论。”

你在这里是在说：华还没有否定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特别是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理论。华还没有否定毛泽东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特别是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Zheng下继续革命理论吗？你是在肯定谁？

“总之，这个三中全会的根本标志，就是把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改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二十八年来，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就从这个会议开始，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被完全废止，而代之以deng小ping的改革开放路线。”

邓的三中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那华国锋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这样的吗？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从1976年反革命政变开始的党内资产阶级力量急剧扩张的量变而达到使中国GCD的性质发生质变的转折点。而1976年的反革命政变及以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是在三中全会上中国GCD领导集团发生阶级属性质变的必要条件。”

你这是在说：华国锋的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的属性。

“1976 年10月的反革命政变到1978年11月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和中国GCD历史上发生剧变的最为激烈动荡和戏剧性变化的过渡时期。由于政变，使党中央内代表两大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逆转，发生了其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一直到三中全会召开，造成了资产阶级在中国GCD内的正式上台。”

1、这个过渡时期是什么性质的时期？

2、你说这时“党中央内代表两大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逆转”，请问：这时的党中央谁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一方？不会是华国锋吧？

3、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里还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流矛盾吗？在资产阶级的政党里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主流矛盾，这不是“那些“左转论派”“改良派”的理论依据吗？你怎么和他们搞到一起去了？

“所以把1976年10月6日的事件认定为反革命政变，是因为党内资产阶级煽动并参与了这个事件，在中国无产阶级专Zheng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膨胀，最后得以正式上台复辟。”

华国锋投降了资产阶级，华是不是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如果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主导了这个执政党，这个党就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资产阶级的执政党领导的国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这只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专Zheng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吗？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发生了时任中Gong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叛变投降，就认为中国的党和国家、社会制度也即刻同时发生了完全彻底的性质的变化。‘打开缺口’是反革命性质，不等于‘全城’马上变成反革命性质。”

毛主席说过：“事物的性质是由该事物内部的主导成分的性质来决定的。”又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华叶占据了执政党的主导地位，这个执政党当然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主导的国家难道还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党国家？在整个中国都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占有，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领导人、党、国家、社会，这是几个不同的事物，他们之间有联系，但不能在它们之间简单地划等号。”

你是在说，领导人、党是资产阶级的了，国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占有方式还是无产阶级的占有方式。

“个人叛变不等于集体叛变。认定个人性质、党和国家性质、社会制度性质的改变，有不同的标准和条件。在世界历史上，有发生了领导人的政变而导致执政党和国家路线和方向发生改变的事例，但那都有各自具体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象华国锋这样的个人叛变，对当时条件下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发生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但不能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划等号。”

你在这里是说：华的叛变只是个人的行为，不是某一个阶级的行为。你不是主张对社会要进行阶级分析的吗？华的叛变是个人行为吗？他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吗？一会儿说华还在代表无产阶级的一方，还在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会儿又说华的叛变行为只是他个人的行为，你的自相矛盾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

“如果把1976年10月6日的反革命政变看作为中国GCD和国家、社会完全变质的质变点，完全不顾这个事件当时发生变化的环境和条件，不顾当时中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个领域里的实际情况，不顾以后发生的大量事变，把华国锋与整个中国 GCD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整个社会划等号，把被捕的四个人与整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Zheng、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划等号，认为四个人一被捕，就像电路拉闸一样，GCD马上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Zheng的国家马上就变成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马上就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根本对立的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转化，没有任何发展过程，没有过渡状态，没有许多种因素参与其中的复杂作用，开始就是完成，部分变化就是全部变化，打开缺口就是全部占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是典型的极为片面化、简单化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1、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资产阶级上了台，难道还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吗？

2、资产阶级的这个上台的过程，就是从“8大”到76政变的过程，20年的过程你怎么还嫌短？

3、你的这个“不顾当时中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各个领域里的实际情况”，是说华时期还是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你的这个说法不正是那些所谓的“三中全会派”的理论基础吗？那些所谓的“三中全会派”就是把华时期的官僚资产阶级占有的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进而来加以维护。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论调，这个国有制直到现在还占有相当地比例，这样岂不是现在还没有彻底复辟吗？你的那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在三中全会不是不攻自破了吗？你的这个论调与那些所谓的“三中全会派”又有何区别？

4、不错，一般事物的发展大都有一个过渡时期，但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存在一个主导和非主导成分的问题。比如在自然界：始祖鸟就是爬行类与鸟的中间态和过渡期，但这个过渡期是鸟的因素压倒爬行类的因素，所以我们才叫它始祖鸟。又如：鸭嘴兽也是一个中间态和过渡期，但其兽的因素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所以，我们才叫它鸭嘴兽。我们再来看人类社会，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但这个过渡时期的主导因素是共产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体现者－－无产阶级政党所主导。因此，这个过渡时期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范畴。又如：1949到1956之间也是一个过渡时期，但这个时期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主导，这个过渡时期当归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华国锋时期也是个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时期的主导成分是投降派华国锋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人物叶。所以，这个时期应划归资本主义时期。你把这个过渡时期看作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主义，看似辩证法的两点论，实则是抛弃辩证法的本质－－重点论的标准的唯心主义的折中主义和诡辩论。

“历史事实证明，对于中国GCD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无产阶级专Zheng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作为她们的唯一的象征和代表人物的，是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都不过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执行者，都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

你这是说：毛主席只有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而没有他的组织路线的保证。这可能和现实吗？你这是在拐弯抹角的否定文革新生力量的代表－－四人。你知道在毛主席逝世前的76年6月召见华国锋、四人和毛远新这些人时说的“人生70古来希”的那段遗嘱谈话吗？他为什么不召见其他的人？对此你能理解吗？

“历史已经表明，华国锋只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暂时利用的一个工具。当存在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势力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让一个无产阶级叛徒充当自己的代表人物的。因此，华国锋不可能充当起中国党内资产阶级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领军人物。”

你不承认华国锋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事实上他充当了那个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你不能理解叶李邓为什么担当不起那时候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此，你不能理解华是那个时期资产阶级的过渡性代表人物。

“上述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GCD纲领和路线彻底转向的质变点，是毫无疑义的。在上了台的党内资产阶级直接操纵下召开的这个会议，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开始按照所谓“总设计师”deng小ping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对内扶植国内资产阶级，对外投降国际资产阶级，彻底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二十八年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就是按照三中全会路线走过来的。二十八年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措施、步骤都是按照三中全会确定的纲领和路线制定的。对于三中全会使中国的道路和方向发生完全相反的变化，对这个质变转变点的确认，事实清楚，界线分明，国内外并没有出现什么争论和异议。因为，这是完全的历史的真实。”

1、你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GCD纲领和路线彻底转向的质变点”，那华国锋的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了，或者是既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资本主义的路线，或既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不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路线。真的有这样的社会和过渡时期吗？这样的奇谈怪论只有在毛继东、秋石客这样的人那里可以找到，怎么你那里也有这些东西？你并不知道判断一个政党和社会的性质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才说别人是“不懂过渡时期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

2、你说“在上了台的党内资产阶级直接操纵下召开的这个会议”，那76政变的华叶是什么？他们是不是上了台的资产阶级？

3、三中全会的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华叶的路线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路线？请问他们的路线是哪个阶级的路线？

4、三中全会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的成熟标志，而华国锋的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的出现和幼年，三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整个（包括华路线）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的成年和延续，它们之间是一个整体，割裂任何一部分都是错误的。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岂有它者？

5、你说“二十八年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就是按照三中全会路线走过来的”，那么请问：如果没有华叶的76政变，怎么会有三中全会的路线出现？

“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我们只能正确地反映它、认识它，在正确地反映它认识它的前提下改造它。既然客观存在着这样一个三中全会路线和三中全会派的现实，有一些人为什么总是企图掩盖它歪曲它回避它呢？”

1、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的提法必须具有主客观的一致性，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对照这一点，你的这个“三中全会派”既不科学又不现实。因为你说你的这个“三中全会派”指的是邓派的附庸（主要是邓力群一帮），而三中全会路线的主体则是邓和邓的继承者。把三中全会路线的主体排除在“三中全会派”之外难道是科学的、现实的吗？你这不是把大象的尾巴当作了大象了吗？

2、是谁“总是企图掩盖它歪曲它回避它”？有什么根据？

3、不同意你的那个所谓的“三中全会派”的提法就是“总是企图掩盖它歪曲它回避它”吗？

4、不同意你的那个所谓的“三中全会派”的提法就是拿“临界点”问题来掩护所谓的“三中全会派”和“阻挠对‘三中全会派’的批判”吗？

5、不同意你的那个所谓的“三中全会派”的提法就是“依附于三中全会派”“为三中全会派开脱”“掩盖三中全会派势力的存在，掩盖与三中全会派路线斗争的实质”“抵挡对三中全会派的批判”，你的想象力是不是过于丰富了点？

6、你把三中全会路线的附庸当作所谓的“三中全会派”，而将真正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主体掩盖和放过，以此来代替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主体－－邓及其继承者的斗争大方向，你这又是意欲何为？

事实上，你不但不批华，还在美化和肯定华和华时期，把华时期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没有根本动摇、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华还是在抓纲治国和执行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你还否定四人是毛主席文革路线的保证－－组织路线的体现者，否定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76政变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临界点（质点），这与那些所谓的“三中全会派”又有何区别？这与那些“左转论派” 的又有何区别？你不承认76政变从此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进而把与批判三中全会路线对立起来，在左派内部制造分裂，狂奔的野马般的想象力，神经兮兮、风声鹤唳，进而把一大堆帽子扣向对方？你这是想干什么？

引一段一位网友的话作为结尾：

同样，对于中国的事情，也需要正确地区分出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节变点，那么这个阶级专政的分界点，无疑就是1976年10月6 日。在此之前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而在此之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属于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斗争。

如果不搞清楚这个基本的问题，也就不可能制定出一条明确的推翻走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就会在这个斗争中忽略或放跑如华叛徒一类的反革命，那么，再次栽到人家手里，恐怕也就难免了。历史虽然是不可重复的，但是赫鲁晓夫之类的叛徒大有人在，今天你放人家一码，明天人家就卷土重来，而打你个措不及防，片甲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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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起来绣红旗”文中肯定华和华时期的地方

作者: 工人

日期: 2006-09-03 15:16

“团结起来绣红旗”文中肯定华和华时期的地方

“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它是否从整体上发生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质变，要看它推行的纲领和路线。如果它的领导集团推行的纲领或路线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方向，那么，不管它打什么旗号，这个党在整体上就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于中国GCD而言，它的纲领和路线的彻底改变发生在三中全会上。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彻底否定和终止了毛主席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改变为推行所谓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路线。”

（按：这里是说，执政党的纲领和路线是在三中全会彻底改变的，华国锋时期还没有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华的执政党还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华还是在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是这两年中（指76－78）党内资产阶级力量的急剧扩张，它造成党内资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大增。在当时中国包括各级领导集团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里，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导地位整体上最后的彻底动摇。”

（按：这里是说，华和华时期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占主导地位，在当时的执政党内，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占优势地位。）

“是党内资产阶级一手操纵下的“真理标准讨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是党内资产阶级打着马列毛的旗号瞒天过海的最卑鄙无耻的一次反革命欺骗。它标志着，党内资产阶级为彻底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变党的纲领和路线、正式上台的最后一步完成了。”

（按：这里是说，华时期资产阶级还没有正式上台，无产阶级还在台上占主导地位。）

“1976 年反革命政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改变为揭批“四人帮”的所谓抓纲治国，以后的陈云、胡耀帮复出、deng小ping复出、真理标准讨论等，都是一连串的向资本主义复辟方向发展的量变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中国GCD内主导地位的部分的但越来越剧烈的否定和动摇，为后来三中全会上资产阶级正式上台和彻底改变中国GCD的纲领和路线准备了必要而足够的条件。 ”

（按：这里还是在说，华时期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执政党内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还没有正式上台。）

“逮捕四个人，以及其后在全国发生的第一次镇Ya浪潮，是中国发生向资本主义复辟方向过渡的第一次全局性量变事件。在中国，这种对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镇Ya，一直持续了九年之久。虽然这个反革命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极为恶劣，使资产阶级的量变迅速扩张，但事实是，当时还未立即造成党和国家的方向和路线发生完全相反的改变。”

（按：这里是说，华时期党和国家的方向和路线发生完全相反的改变，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路线。）

“华国锋走出叛变的第一步以后，为了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地位，被人牵着鼻子，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可耻叛卖。就这样，‘镇Ya了一部分、扶起了一部分、收买了一部分、欺骗了一部分、堵口了一部分’，通过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似的迅速量变，使得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原来忠诚地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力量占优势的局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按：这里是说，在华时期，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原来忠诚地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力量占优势。）

“在 deng小ping重新上台并一手主持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次会议首次彻底明确地否定了历次中央全会反复强调的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按：这里是说，华和华时期还是在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总之，这个三中全会的根本标志，就是把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改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二十八年来，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证明，就从这个会议开始，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被完全废止，而代之以deng小ping的改革开放路线。”

（按：这里还是在说，华和华时期还是在执行着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从1976年反革命政变开始的党内资产阶级力量急剧扩张的量变而达到使中国GCD的性质发生质变的转折点。而1976年的反革命政变及以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是在三中全会上中国GCD领导集团发生阶级属性质变的必要条件。”

（按：这里是说，在从76政变到三中全会以前，当时的执政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1976 年10月的反革命政变到1978年11月的三中全会，是中国和中国GCD历史上发生剧变的最为激烈动荡和戏剧性变化的过渡时期。由于政变，使党中央内代表两大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逆转，发生了其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一直到三中全会召开，造成了资产阶级在中国GCD内的正式上台。”

（按：这里是说，华和华时期的执政党内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流矛盾，华代表着无产阶级的一方。）

“所以把1976年10月6日的事件认定为反革命政变，是因为党内资产阶级煽动并参与了这个事件，在中国无产阶级专Zheng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造成了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膨胀，最后得以正式上台复辟。”

（按：这里是说，华和华时期还是铜墙铁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历史事实证明，对于中国GCD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无产阶级专Zheng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作为她们的唯一的象征和代表人物的，是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都不过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执行者，都不可能充当这个象征和代表人物。”

（按：这里是说，毛主席只有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没有保证这个路线的组织路线，四人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高体现－－文革路线的体现者和组织路线的保证者。）

小结：

华的对立面是四人，肯定华和华时期，必定要否定四人，这里没有争论的余地。


086) 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华国锋口述，吉林省原省长张根生记录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 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原定开半个月的会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1982年 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9月 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己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 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己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己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很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当时搞“两个凡是”，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成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12月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 1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曾召开了36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计划和农业问题。在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加强农业若干意见写了二十多条，但却保留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致使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一些省委书记不完全满意。但此次会议对扭转形势、推动农村改革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 20%的粮价；超额完成任务的加价5.7;;%；征购任务一定5年不变；多进口了一些粮食，以适当减轻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另外则是增加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成信，以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对这次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和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先后解决了如下一些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

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

在这几次的交谈中华国锋还讲了，他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和主张转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他提议由谷牧带领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访问，回来汇报时提出借鉴国外设加工区的做法，建议建立加工区等措施，他是赞成和支持的;习仲勋建议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邓小平确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区并定名为”特区”等，他都是赞成的。当时任仲夷在辽宁，提出了大连也应建立特区，他也是同意的。

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

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087) 大治声中，大开杀戒

据合众国际社伦敦1977年10月30日电：星期日电讯报星期日称，在华国锋主席的整肃毛泽东遗孀的拥护者中，处决浪潮正横扫中国，今年的处决总数当以千计。

该报驻北京记者维德的消息称，最近云南省已处决数十人，其中且有妇女。

该消息引述黑龙江省高级官员之言称，昔日受江青及四人帮保护的份子，已经处死。

又谓近日中国全国外国游客，获睹各城市的处决通告，几已司空见惯。

游客称，在云南省会昆明的名单中，许多名字，是被控有反革命活动，或组成反革命团体。

消息又称，从外国分析家所得的证据推想，今年中国全国处决的总数一定会达数千。

据路透社北京1977年10月31日电：在云南昆明市，人民法院的通告透露，至少有23人由于政治罪行而被处决。

直至今日，除了昆明外，全国另12个城市都有处决反革命份子的事件。

今年三月，在四人帮权力基地的上海，曾经处决26人，另外有27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中共党政领袖最近曾屡次号召消灭四人帮的毒素。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早在8月份就曾经表示，必须将批斗四人帮的运动进行到底。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11月16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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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士

76·10·6反革命政变后的法西斯罪行必须彻底揭露

76·华、叶、汪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了巩固其非法到手的政权，以叶剑英为首成立了全国清查办公室，号召全国各地走资派“象打日本鬼子、国民党一样打击四人帮的势力”，各地走资派闻风而动，在全国掀起了法西斯大镇压。各地都枪杀了一批造反派。这个历史真相至今还没揭露。30年过去了，至今健在的各地造反派领袖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把历史交给人民、交给青年一代，让子子孙孙记住华、叶等走资派的血腥罪恶，记住毛主席指出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的党”的名言。青年革命者和文革史研究者也要去发掘这段历史，以更好的总结历史经验，开创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088) 广州处决政治异议分子何春树

据1978年3月5日《晶报》刊出法新社北京4日电：此间今日获悉：有一名政治异己分子，因向外国散播“反动宣传”，上月在南方城市广州被处决。

目击人士在广州街头看到两张海报式布告：宣布此宗死刑。

该布告暑期2月18日，以广东省最高法院名义签发。布告称，被告何春树（音）被判决后立即枪决。

何某45岁，被控编印一本“反革命”小册子，在广州派发，并寄到外国去。

据该布告称：那小册子共20万字，被寄往美国、苏联、在北京的一些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及香港的一些报纸。

据布告称：被告“不承认罪状”，“激起人民愤怒”，以致判他死刑。

布告没有吐露小册子的内容，亦未说明是否已寄到外国。被告的个人背景未被提及，亦未言及是否有同谋。

此次死刑事件前不久，另一个省的省会杭州亦执行了多次死刑。在一月底，杭州破获了十三个“反革命组织”。它们的八名领导人已被处决。据公告称，其中一些是武装组织。

公告宣称，他们“对华国锋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深怀不满”。

据有关方面称，这些政治味很浓的指责，是来自过去“四人帮”施加极大影响的城市。

据知，上一次广东执行死刑是1977年3月。广东与香港相连，常有外国客到访。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4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089) 看到清算“四人帮”的闹剧，我的大牙都要笑掉了

徐文光 文

看到一窝蜂似的揭发“四人帮”罪行的文章，我的大牙都要笑掉了！“四人帮”甚么罪名，百分之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四人帮”不过是十年前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成员中的一部分。“四人帮”可以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分为二”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不是违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相吗？

现在看到清算“四人帮”的闹剧，怎么不令我们发笑呢？有的干部被当作猴子玩弄！有的干部为求自己保命过关，不惜违着良心乱说，甚至编造“四人帮”罪行的神话，有的干部过去还是“四人帮”一手提拔的，现在突然手提清算“四人帮”的刀棍作威作福！如果如这些人所说，“四人帮”靠说谎夺权，现在的华国锋还不是一样吗? 中国，我的祖国啊！成甚麽世界？

讲大治，“四人帮”当权时也不能说全没有成就，不可以全盘否定。有人问我有上面证明。我且举出一点小事：我最熟悉的上海复旦大学，在所谓四人帮当权时代，复旦大学外文系在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亲切关怀与直接指导下，完成了《新英汉词典》的编写，全书共收五万多词条，连同收在词条内的派生词和复合词，共有八万多个，请问，这样巨大的工作，不算是“大治”？不算是“现代化”？

直到现在，所谓“四人帮”在上海的坚强据点复旦大学，在文化学术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依靠“四人帮”打好的基础，目前上海复旦大学学术交流园地里，依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丰富多彩的学术报告会、科学讲座、讨论班、研究班似百花争艳，竞相开放。科学研究的进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决不可能是你华国锋领导的短暂时刻才注意到的，这是毛主席和“四人帮”领导下的不容否定的成就！

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斗争本来是很残酷的。但是不顾事实的宣传总不能令人信服。虽然说，成则为王，败者为寇，“四人帮”现在也无词可辩。但如果你华国锋靠说谎起家，人们也是口服心不服。“四人帮”失败的教训，有一天临到你华国锋头上，不是没有可能的！

徐文光 1978.1.12

（香港《展望》杂志1978年2月1日号，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标题为扫校者所加）

请释“四人帮”去台湾（1977）

请释“四人帮”去台湾

大吕 文

据中共公布资料，“四人帮”与国民党早有勾结，为国民党作特务，罪证具在。是为中共手上又一批俘虏矣。中共过去既释二三十年之老俘，何不将此一批“四人帮”新俘释，将“四人帮” 交由台湾国民党处理。老俘可释，新俘何以不可释？且新俘中“四人帮”过去地位极高，如释放交由台湾国民党处理，此一大新闻必轰动世界。且闻“四人帮”与华国锋总理关系亦不浅，四人帮释放到台湾后，亦可替华国锋向蒋经国说点私话。如何之处，请华国锋总理暨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委员明鉴。（wengewang.org）

香港《展望》杂志1977年6月16日号


090) 读书方知李九莲是左派

作者: 秋石客

我每到一处，喜欢到旧书市去买书，除了贪便宜之外，还希望得到市面难见的书籍，开开眼界。由于旧书摊地处江西，书店老板向我推见胡平写李九莲的《中国的眸子》一书，我猛的想起此事却在网上反复炒作过，给我的印象不过是右派造假论之伎俩，塑造另一个张志新而已，并没细读过，一问书价四元，也不贵，买回消遣吧!

谁知回来一阅，竟叫我热泪流出，感慨万千。一是同情李九莲之悲惨遭遇，二是痛恨任何杀害思想犯的行为，三是进一步发现公开媒体传播的多是靠不住的信息，四是发现李九莲是左派等。故拿起笔来写点读后感，名字叫“读书方知李九莲是左派”。

李九莲生于一九四六年，女、工人家庭出身，高中文化，汉族，籍贯江西丰城县。她一九六九年因反林彪、同情刘少奇等被拘留，后被宽大处理，免予了刑事处分。一九七五年因写所谓反革命文字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七七年因攻击华国锋发动右派政变，为江青等鸣不平而判死刑。

从书中不难看出李九莲实是左派，右派对此大做文章，而左派反击打不到要害，令人叹息.。

李九莲应当和当时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对党和毛主席充满信任，因此，对中共中央及其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自然要热血沸腾，积极参加，为反修防修作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血染九州。

她本是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派，何故产生有右的嫌疑？事因赣州市内一场大规模的武斗。当时的走资派策划保守势力调农民进城，杀害成百上千学生，井岗山红卫兵墓见证了这段历史。造反派李九莲在去收尸期间，看到了几百具学生尸横大街，惨不忍睹，善良之心使她发出疑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最后她得出结论，林彪不是好人，毛泽东倒刘少奇未必正确，从此广泛秘密传播她的看法，后被心中情人所出卖，被捕入狱。

李九莲怀疑林彪不成大的问题，但怀疑毛泽东错用林彪是她思考的盲点，并不能说明她是反毛主席的右派，李九莲的出发点是左的，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

有一个重要实事，右派很少提及，那就是尽管李九莲案一波三折，李九莲受群众支持引起高层重视，但江西党政并没有给她判处重刑，而是释放后又重新收监，也就是说毛泽东、江青掌权的文革时期七六年以前李九莲并没有受到严惩。

导致李九莲的死因恰恰相反，是因为李九莲反对热月政变，痛斥华国锋抓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击了右派的痛处，因此在此一九七七年将李九莲判处极刑，李九莲之死和文革毫无关系，而是反革命势力所为，右派们移花接木，不顾历史事实，把李九莲说成反对文革，对李九莲的死说成是文革派所为，真是撒了弥天大谎。

李九莲反对抓江青等四人，认为是反革命政变，这是坚定的左派才能做出的结论，她比现代自称的一些左派强过百倍。

《中国的眸子》一书，虽站在右派立场上对内容有所取舍，但基本上事实却是能看清楚的，出于这一点，我对作者还是尊敬的，可见读不同观点的书也是非常必要的。

有人可能指责我是温情主义者，但我坚定认为：在中国的文字狱该彻底消灭了，为防止李九莲悲剧的重演，我的意见是不论左中右，只要不触犯刑律，对政治犯、思想犯都不得进行迫害、逮捕，至于消灭肉体决不能再继续下出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左中右都应达成共识，象郑州四君子因政治思想问题被判刑的事发生，实在是现代人的耻辱。

至于李九莲死后被割乳房等事，是属于她死后发生的，是变态者所为。但是，右派们可笑到连时间都不清楚，明知是变态者所为，和任何政治观点无关，却借以丑化文革，也是一种变态心理。其实当时对残害李九莲的变态者就判了七年徒刑，罪犯已经受到惩处。

许多人不知李九莲案迟迟未平反的真正原因是李九莲反对抓四人帮，右派们对此装聋作哑，是虚弱的表现。

本文说李九莲是左派，只是一种说法，是不是左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九莲追求真理，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阅过《中国的眸子》，更令我为中国的政治史而悲哀，好在更多的人们对此有了认识，但愿李九莲地下有知。请安息吧!你的血没有白流。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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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士

镇压左派的账一定要清算

各地走资派文革中和76政变后都枪杀和判刑了一些左派，这个账一定要清算。和李九莲一块枪杀的女杰钟海涛，事迹也很感人。各地左派能否象师东兵先生那样，把当地文革中被镇压的左派事实收集起来，充分揭露走资派镇压革命派的罪行，彻底揭露他们的残暴面目，结合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看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的。


091) 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非“四人帮”授意之作

·王忠人·江燕·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１０月６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光明日报》的同志知道，新闻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则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误传，因此本文拟就《永》文发表过程及对莫艾审查情况作一介绍。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５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９月１６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一起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９．１６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９月１７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９月２０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２０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９月２０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再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文章要强调在国内要继续批邓，在国际上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树立必胜信念。

由此可见，《永》文并非“梁效”主动来稿，而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亲自向“梁效”组织来的；文章的框架和内容，也基本上是两位领导小组成员规划的。

修改与定稿在《光明日报》明确了文章写法后，“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将执笔任务交给写作组的一个成员。初稿写完，范达人作了润色修改，９月２４日送《光明日报》。孙关龙接到稿件后，于当天夜里发排。９月２５日打出小样８份，分送“梁效”写作组和莫艾等报社领导小组成员。９月２７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迟群、谢静宜。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ＸＸＸ、ＸＸＸ同志写的，请您审阅。——两校大批判组，９月２７日。”

清样在《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中传阅，有的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如建议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内容等，但没有被采纳。

９月２９日，孙关龙将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９月３０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９月３０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孙关龙把“梁效”的改动告诉了莫艾，莫艾同意。于是孙关龙在定稿样上写了批语：“这是‘梁效’与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头条，望早日刊用。”１０月４日，《永》文便发表出来。

由此可见，《永》文初稿是９月２４日写出，９月３０日定稿。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做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１、《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前面介绍《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根据这个结论，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曾不点名地给莫艾冠以“四人帮亲信”、“四人帮骨干分子”以及“喽罗”等不实之词，自然应予推倒。

今天重提这个结论，很有必要，因为新闻界，尤其是社会上对莫艾的审查结果到底如何，很多人不了解。当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不点名地给莫艾加上的罪名，亦未见有文章澄清。这一点，看来是有疏漏的。

２、莫艾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宣传报道方面是犯有错误的。除了发表《永》文以外，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笔名写的文章３０来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批林批孔”、“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宣传栏目中，如《孔丘之忧》、《宋江一上山，就……》等，因此，在莫艾审查结论上写有如下一段话：

“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同志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论中所指的错误文章，都是自投稿，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可以决定是否采用的稿件，而不是上面指定必须发表的稿件。如果总编辑头脑清醒，多一点独立思考，他就完全可以不那样积极发表那么多这类稿件。

３、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结论的这段话是把莫艾的错误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审视的。一张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要求它的宣传，必须严格贯彻党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莫艾同志对待组织审查，态度是诚恳的，认真的。不予处分的结论也包含这个因素，虽然结论的文字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当中央工作组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就把自己在《光明日报》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来往信件和《永》文几次审稿大样等毫无保留地上交工作组。莫艾说这次教训“将永远镂刻在自己的骸骨上”，要求党严厉处分自己，并希望党组织把他“作一只麻雀，进行具体解剖，看看像他这样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怎样滑到泥潭的？”“五脏肝胆，任党检查”，态度诚恳。在被审查期间，莫艾共写出１６０多份交代检查材料，还写出６０００字的《三年错误总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几个方面，深挖自己错误的根源。

对莫艾审查结论做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的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２００１年６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１９８３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１９９２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１９７４年调到光明日报社，１９７６年３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亦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后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１９７９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１９８９年去美国，１９９９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

（摘自《党史文苑》　２００３年３月）

水陆洲

这篇文章揭穿了一个大谎言!

这个大谎言曾经作为逮捕江青等人的主要依据.


092) 拘禁江青：四位当事人的四种不同说法

余汝信

三十年前的“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的最终落幕。惟笔者近日在阅读有关资料时发觉，不同的当事人，对“粉碎”的具体过程，叙述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是岁月使记忆发生了错位，还是另有隐情的故意扭曲？分析一下这些差异，以及这些微妙的差异意味着什么，倒应是颇为有趣且有一定意义的。

本文以拘禁江青的过程为例。涉及的四位当事人分别是：

张耀祠，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

武健华，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政委；

邬吉成，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马晓先，女，江青处工作人员，护士长。

当事人回忆的差异主要是：１、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２、江青在被拘禁过程中的表现。她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

一、武健华是否参加了拘禁江青的行动？

１、张耀祠的说法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时，汪东兴主任通知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８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同志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１〕

“时间到了，我同武健华和一中队指导员李连庆十几个干部出发了。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２０１号楼，这个地方过去经常去，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晚上八时，我们先到毛远新住所，进到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起来，关了电视机。

“我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送中央。’

“我宣布完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住地很近，我和武健华同志在２０点３０分钟来到她的住所。”　〔２〕

２、武健华的说法

“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处置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８点钟，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春藕斋拘押江青，由你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进行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３〕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我转身回到正厅。按预案，下一步就是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耀祠同志现在就到春藕斋去了！’

“汪东兴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们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意见？’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停下。对付江青的行动小组，现正隐蔽在这条马路的一侧。我向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进入丰泽园值班室。室内无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径向颌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的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下掉了毛远新的手枪后，正在训示其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春藕斋。行动小组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春藕斋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人员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来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在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在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同志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对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友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是有数的。回转头我又跟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打点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春藕斋正厅。”〔４〕

３、邬吉成的说法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先后进了怀仁堂，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被抓起来，一个一个地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红旗车里。

“我在怀仁堂外面看见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了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３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并不知道。

“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华国锋、叶剑英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随后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这里，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他对我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我们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我把张耀祠的话告诉了武健华，武健华说：‘都完了，那咱们也去宣布吧。’我们一起走向王、张、姚等随从人员集中的院子。”〔５〕

４、马晓先的说法

“马：我记得１０月６日是个星期四，那天不是我值班。大约是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按张耀祠的说法是约８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忽然，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来到我身后。

“我看见他时还说：‘呦，张团长怎么来啦？’张耀祠说：‘有点事，你跟我来一下。’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情，就说：‘今天不是我的班啊。’他说：‘那也得让你去一趟。衣服就别洗啦，快去换换衣服，换换鞋。’当时不知是怎么的，这么匆匆地被他叫走，分明地感到有些异样，但内心却一点也没有感到突然和惊异。

“我跟着张耀祠走到江青所住的中南海２０１寓所的外门，就看见有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这种情况是以往在江青身边从来没有过的。我感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但我仍然没有产生特别意外的感觉。

“当然，看到这种阵势，我心里也不是没有思考。我记得刚刚到钓鱼台，被安排到江青身边工作的时候，江青曾经对我说过大致这样的话：你们到我这来工作，要有思想准备。我要不就上去，干一番大事业；要不就可能成为阶下囚。我此刻下意识地感到，江青当初所预计的那第二种情形降临了。”〔６〕

为马晓先作口述回忆记录的王凡，亦是邬吉成口述的整理者。他为整理邬的口述，曾参考了张耀祠写的回忆录，他发现，张在回忆录中称，对江青实行拘禁时，是与武健华一起去的，可是，邬吉成在叙述中却十分肯定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拘捕行动，行动结束后，武从怀仁堂出来，还要邬给张耀祠打电话，问江青那边的行动结束了没有。因此，王凡认为张、邬两人的回忆，必定有一人出现了偏差。故而王凡要求马晓先仔细回忆一下，武健华究竟有没有参加拘禁江青的行动？马回答道：“我清楚地记得，武健华当时并没有到江青这儿来，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动。当时我们这边在现场的领导，只有张耀祠一人。”　〔７〕

５、简单的综合

四位当事人中，称武健华参加了对江青行动的两人——张耀祠、武健华本人。惟两人的说法中又有细微的不同：张耀祠称他是与武一起先直接到了毛远新处，再一起到江青处；而武健华则说他是在参加了拘禁王洪文、张春桥的行动后（武称拘禁姚文元是在拘禁江青之后他才单独去处理的），独自一人赶到丰泽园毛远新住处与张耀祠会合。

指武健华并没有参加拘禁江青行动的也是两人——邬吉成及马晓先。

２：２的局面，使我们十分为难——让我们相信谁？

然而，武健华有没有参加此一行动，难道真的那么重要么？

是的，表面看来，并不重要。但因为武健华坚称自己在场并为后人留下了详细的“我在现场”的记录，故而，联系到下一个问题，他是否真的在场，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二、不同版本的拘禁江青过程的“现场记录”

１、武健华的“现场记录”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即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愤怒、凶猛、铁青可憎的脸上，显现出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叱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地正告于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 ‘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燎燎的，再次督促她‘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被子，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日久，不以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藕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停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的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系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为人奸狡刁猾、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但在今天这些凛然、魁伟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坐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并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带路车司机张中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在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友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精明机灵，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车开得很快，只用了不到５分钟，就到达预定关押地点。

“江青下了车，惶惑地打量着四周，想搜寻着记忆，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这地方好像我来过。’可是，最终她都没有找出答案。行动小组没有让她停留，随即把她带进隔离室内。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诉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帅坐在正厅外间，飘忽不定的思绪，看上去镇静中显得有些心焦。我急速地过去向他俩报告：‘江青已顺利拘押。’正准备向站立在西边的汪东兴报告，这时他已走过来，我又照样复述一遍。

“汪东兴带着戏谑的口气问我：‘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

“我说：‘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

“华国锋和叶帅听后，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绷紧的一颗心，片刻显得舒展。三个人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８〕

２、张耀祠的“现场记录”

“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我对江青的极大愤恨，我当时说‘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去的。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用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专门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９〕

３、马晓先的“现场记录”

“这时，张耀祠吩咐那些全副武装的军人守在外面，而让我和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几个人跟着他一起进到房间里面。这时，我想起了此刻在江青这里值班的护士应该是江慰琴。

“进了江青的办公室后，我看见江青正坐在沙发里。通常江青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习惯这样坐在沙发里，把脚放在跷脚墩上。张耀祠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江青，我接到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自己回忆说：组织上交代的说辞中，并没有‘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守纪律’。这是他自己临时加进去的。

“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但她的内心绝不可能是平静的。她等张耀祠把话说完，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

“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在这之后，江青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卫生间就在办公室的边上，张耀祠同意了，江青走了进去。张耀祠立即要我把江青的东西收拾一下，准备离开这里。

……。

“然而，当我把东西收拾好了之后，江青还没有从卫生间里出来。张耀祠也觉得时间长了点，就让我进去看一看。我进卫生间一看，江青正坐在那里愣神，显然她在思考着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就出来了，江青随后也出了卫生间。

“我们一起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我和江青坐上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我记得轿车好像在地上走了一段，就驶入了一条地下通道，我也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最后到一个安置江青的预定地点。那是一座地下建筑，她在那里住了半年之久。”〔１０〕

三、对不同版本“现场记录”的几点辨析

１、江青在被拘禁时究竟有没有说话？说了什么话？三个版本的“现场记录”存在不同的说法。张耀祠说，自他们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直至押送她上车，江青“未发一言”；马晓先说，江青只讲了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如将提出要去洗手间也算一句，那么总共就是两句）；而武健华版本，江青说了不下四、五句话，即“你们要干什么？”“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那我这里的文件呢？”“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等等。

如将未发一言与仅讲了一句话归为一类，那么，与说了多句话的说法是２：１，前者略占优势。

２、江青的表现。张耀祠记忆中当时的江青除“未发一言”之外，也“没有大吵大闹”，临未上车时是“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了车。”马晓先也说，“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表面上没有显出慌乱”，“这一连串的动作，江青做得不紧不慢，看似镇定自若”。笔者认为，两人记忆中的，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江青。而武健华笔下的“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说了那么多废话的江青，显然是以“为人奸狡刁滑、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武健华语）模式塑造出来的脸谱化的江青，这并非是生活中真实的江青。而今天在绝大多数媒体上出现的往往就是脸谱化的江青，真实的江青，难得一见。

３、有趣的是，被邬吉成和马晓先质疑并非在拘禁现场的武健华，他的“现场记录”反倒是最详尽、最生动、最活灵活现的！而这样的“现场记录”却是最令人生疑的。试问，当时现场行动这么紧张，事后怎么能将房子里的摆设都回忆得如此详细：“……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不高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盆、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床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脚垫板。地板上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停靠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辨屈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１１〕

此外，他还提到江青当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内称：“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１２〕

张耀祠及马晓先都提到江青将钥匙放入一个信封里交华国锋，但绝无提及有这么一封信。而且，即使有这么一封信，武健华是否有权去看这封所谓给华国锋的亲启信还难说，匆忙中又如何能将这四五十字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４、笔者倾向于相信马晓先女士的说法——武健华并不在现场。王凡曾问马，如果说武不在现场，“那怎么武健华的回忆文章，怎么能对拘禁江青这边的行动有那么详细的描述呢？他怎么了解得那么清楚呢？”马晓先回答道：“哦，在武健华写回忆文章期间，曾向有关的人员询问过我们这边行动的情况，他还向我询问过相关的问题。如果他当时在场的话，就没有必要向我们询问了。”〔１３〕

武健华为什么要询问相关情况？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写回忆文章”？

当然不是。笔者注意到，有关１０月６日晚对“四人帮”的拘禁，张耀祠称武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邬吉成称武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没有参与对毛、江的行动；而据武健华自己所称，他既参加了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行动（对姚宣布隔离审查和实行拘禁，武声称还是他单独完成的），又参加了对毛远新、江青的行动。这在中央警卫团中是绝无仅有的，言下之意，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这一夜里，他最忙乎，功劳，自然也就最大。

这恐怕就是武健华要涉嫌虚构那些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又号称“我在现场亲眼所见亲自行动”的场景的真正原因吧！

将本来没有的事情加以虚构，“无中生有”，甚至将自己放进一个虚设的场景中去，并“记录”了（实则伪造）详细的“现场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名人回忆录，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造假成风而不以为耻的一个真实侧面。

然而，为什么张耀祠也坚称武健华在拘禁江青的现场？却是十分令人不解的。

一件本来不难核实的事情，也弄得如此面目不清，真假莫辨，这，也就是我们对当下那些名人回忆录抱有十二分戒心的原因。

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去描述“粉碎四人帮”的这一个夜晚？笔者倒认为，最保险的是略去一切细节，只剩下一句话：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中央警卫团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命，拘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毛远新，过程顺利，未遇顽抗。”

（２００６年６月）

注释：

〔１〕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１），页２３９。张耀祠文中对武健华当时的职务叙述有误差。中央警卫局于１９６９年改称中央警卫处，故而武当时职务应是中央警卫处副处长而非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处迟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方再改称中央警卫局，参见《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和中央警卫团组织调整体制改变问题的通知》，中央军委文件［１９７７］１６号，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７日。〔２〕〔９〕同〔１〕书，页２４０－２４２。

〔３〕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实施过程》，原载《中华儿女》国内版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１１期，转引自李海文主编：《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二编（成都：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页２６３。

〔４〕同〔３〕书，页２７１－２７２。

〔５〕邬吉成口述　王凡整理：＜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国内版，２００１年第３期（总第１６６期），页３５。

〔６〕王凡：＜马晓先女士谈江青＞，《历史学家茶座》２００６．１总第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２），页１１１。

〔７〕〔１３〕同〔６〕书，页１１３。

〔８〕〔１１〔１２〕同〔３〕书，页２７２－２７５。

〔１０〕同〔６〕书，页１１１－１１２。


093) 中南海昔日护士专访：江青被抓时表现镇定

时间：2005年04月27日16:30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人物：马晓先，原中南海保健处干部，现北京颐和健康顾问中心副总经理

时间：2005年1月2日

地点：北京好苑建国饭店9009房

从1949年以后，中国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1976年发生的大事就像一串糖葫芦，特别多，特别杂，是让中国人感到震恐、震荡、震撼、震惊的一年。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去世；7月1日，张闻天去世；7月6日，朱德去世；9月9日，毛泽东去世。

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4月8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6日，俗称“四人帮”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隔离审查。

在这铺天盖地的大事件相继发生的过程中，当时32岁的中南海保健处护士马晓先，有幸目睹了其中的一些场面，经历了历史大时刻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场景和细节。

马晓先现已近耳顺之年。许是在中南海工作太久的缘故，不善言谈，对往事也不愿讲，要不是北京一位和她要好的朋友，她轻易不愿打开话匣子。

总理一个电话 我们被送进中南海

田炳信：时间是最大的校正器，很多事情离开特定的环境、人和事，回头再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冷静，有些事情也就好谈了。你在江青被抓前后一直担任她的护士，有些历史性的细节，恐怕你更清楚些。

马晓先：你知道，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有些人和事又特敏感，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保持了沉默。

田炳信：现代的社会比以前进步了许多，言论自由也更宽泛了。对于过去的事和人，人们更多的是趋于一种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认识。记得1988年我还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工作时，有天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我们的报纸在正文里把“李鹏总理视察云南灾区”印成了“李鹅总理视察云南灾区”，一看果真错了，但后来也没追查什么政治事故，因为当时还是在铅字盘里捡字，像鸟字旁的字，什么鸡呀、鹅呀、鸭呀、鹊呀、鹄呀、鹏呀，都在一个格里。

马晓先：这点和以前真的大不一样了，现在报纸上、网站上登出来的新闻要是放回到几十年前不知又要抓多少人。人们对报纸的看法也不纯粹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了，我记得我给江青当护士的时候，她对报纸看得很认真。

田炳信：她都看什么？

马晓先：看看报道些什么事，上面有些什么人，她的名字和照片登在什么位置上，都特别注意，因为她在政治上确实很有野心，但从个人能力、知识面来讲，她还是有差距的，这是我一个搞医疗保健的人从旁观察到的情况。

田炳信：你是怎么进到中南海的？

马晓先：1968年中央新成立中南海保健处，当时我在北京医院。2月17日下午，周总理给我们院长打了个电话，医院就把我们召集起来。

田炳信：选人？

马晓先：对。当时送了6个医生3个护士，我是护士中的一个。当天下午5点钟，我们就坐着大卡车去中南海。那时候一个电话马上就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都是无条件服从。

田炳信：像颗螺丝钉，拧在哪就在哪？你在中南海保健处待了多少年？

马晓先：从1968年到1995年退休，28年。

田炳信：你是什么时候到江青那的？

马晓先：是1974年3月，也就是主席去世前病重的那段时间，当时汪东兴要给江青找个护士，要求科班出身，最好有小孩，因为做了母亲的人细心、耐心，最后找到我，但我知道她脾气有点大，不想去，组织上为此找我谈了两次话。

田炳信：江青是主席夫人，当时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人特殊，地位也特殊，但她是本身就难伺候呢，还是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生理和心理上出现了变化？

马晓先：都有一点，她有肾功能失调。田炳信：当时她多大年纪？

马晓先：有六十了，在此之前在她身边待过的护士都说她脾气比较大，做事比较挑剔。她觉得什么事都要自己顺心才行，想怎样就怎样，这样就给人家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田炳信：你第一次去见她是什么感觉？

马晓先：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倒不是战战兢兢的样子，而且去她那之前我在她女儿李纳那里做过，李纳的脾气也很坏，她挑了好多护士都不行，最后还是要找我。当时李纳说：“你可以，你在我妈那可以。”她们母女的脾气很相像，很容易吵架，但那完全就是母女间的冲突。我到了更年期，与女儿也会有类似的冲突。

田炳信：就是一般家庭内部的事情。

马晓先：对，家庭内部冲突。当时我生下女儿不久，爱人得了急性黄胆肝炎，我就以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拒绝到她那去，汪东兴也同意另外找人。谁知十几天后，他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还是谈这事。我说：“我去朱老总那，去那些老帅那都可以，就是不愿去江青那。”汪东兴便跟我拍桌子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你是共产党员，你不服从党的分配？！”我说：“如果非得这样，那我只能服从组织，但我思想上想不通。”他缓口气说：“我不要你想得通，只要服从就行了。”就这样定了，然后就交待了一些事情。这事因为要严格保密，我都没跟我们处领导谈，连我爱人也不知道。

田炳信：回家也不说？

马晓先：不说，直到后来因为有些情绪才无意中流露出来。

田炳信：你爱人只知道你在中南海保健处。

马晓先：对。

朱德宴客 “蚂蚁上树”竟是上菜

田炳信：中国现在满大街都是洗脚屋、桑拿屋，美容院、健身院，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健身都是些简单、不花钱的活动，广播体操现在都没人做了。你当年跟过一些重要领导，他们的保健、养生和用药方式是不是比普通老百姓要高级很多？人们总觉得很神秘。

马晓先：现在人们把保健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好处是健康意识增强了，不好的就是商业炒作太浓了，像桑拿浴、足浴、足疗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在找借口来赚钱。保健讲究长期性，重要的是生活要有规律，在我们负责过保健的那些领导当中，还真没有整天去吃山珍海味补这补那的，吃得都很普通。我认为，现在中年以上的人大多是从贫困、饥饿的年代过来的，所以他们对吃有一种畸形的补偿心理。

田炳信：猛吃，海喝，吃出一身脂肪，喝出一个“将军肚”。我听说你在朱德委员长那待过一阵，他的饮食起居怎样？

马晓先：我是1968年到朱德那工作的，他家的条件相对很简朴，吃得很简单。早上有个鸡蛋，有点稀粥、小菜和牛奶，他要求不高，康克清大姐也是，早午饭都是老两口一块吃。

田炳信：比普通老百姓强不了多少。

马晓先：强不了多少，只不过就是干净，都是一碟碟小盘。据说1963年时他有次请客，做十几个菜，最好的一个菜是“蚂蚁上树”，就是用粉条煮点肉末，其他都是白菜、土豆、青菜。

田炳信：你跟了朱德那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吃过鲍鱼、鱼翅、燕窝？

马晓先：没有，真的没有。当时他们饮食的主要原则是易消化。朱德得了20年的糖尿病，血糖有点偏高，康大姐在这方面控制得比较严格，所以他吃的量不大，加上有护士监测血糖，几点睡觉，几点起床，生活还是挺规律的。他喜欢起床后先洗个澡再吃饭，吃完饭后做一套他自己编的操，从头到胳膊、颈椎、腰、腿都要运动，刮风下雪都坚持不懈。朱德活到95岁，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他也不挑食，愿意吃大米和小米混在一块煮的“二米粥”，加点白面，饮食没什么特别禁忌。但他们每年都有一次体检，这点我觉得对老年人很重要，身边有专人在监测他的关键指标，有情况的话早发现、早排除。

复活新闻

我不愿去江青那，汪东兴跟我拍桌子：“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马科斯夫人比江青年轻，她就弄了个像辫子盘起来的假发，增加点装饰

她在摄影上舍得花好多钱，她跟摄影家杜修贤请教过

觉得有点突然，江青对来宣布隔离审查的警卫局局长说：“能不能再念一遍？”

江青连洗衣粉都不会用，这些过去都是别人做的。

自己裁衣 江青也算心灵手巧

田炳信：你当时没跟过毛主席吧？

马晓先：没有，我一直在江青那。

田炳信：后来外面传说她不管主席了？

马晓先：江青她不是贤妻良母型那种人，但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田炳信：她对生活的要求高不高？

马晓先：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但那种高不是说要花多少钱，她是要求舒适，要求健康。比如说她的内衣，她就穿棉布的，还不要新的，要旧的。再比如汗衫，以前的汗衫都是圆领的，因为她有肾功能失调，容易出汗，她就希望要宽松点、吸水性比较好的。为此我给她想了个钉小毛巾的办法，帮她在每件汗衫上都钉两个子母扣，每条小方毛巾也钉上，跟汗衫的子扣一摁，这样出汗后可以经常更换，免得着凉。那些毛巾很多都是人民大会堂里用过的，都是特别旧、起了毛的毛巾，经高温消毒后，我们就给她用，但非常软。你想她就用那些破毛巾，你能说她要求高吗？不高，这是她身体的需要。她的衣服、睡衣都是她自己裁的，她很巧。

田炳信：她会裁衣服？

马晓先：会，她自己用那种棉卡布做睡衣，裙式的，特漂亮，又朴素。我觉得她是比较心灵手巧的。

田炳信：很多书法家的毛笔字都不如她。

马晓先：其实她也关心主席，虽然生活上不一定照顾得了他，一是她的年龄，另外她跟主席又不住在一块，两人身边各有一帮人照顾，但她有时看一些内部参考资料时，觉得哪些主席用得上的，就会很认真地圈起来，然后送过去让主席看，她是从工作上来帮助主席，但主席看不看，起多大作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田炳信：你跟了她有4年一直没被换掉，是不是有点什么绝活应付？

马晓先：主要还是我做护士比较称职，她挑不出什么毛病。但一段时间后，因为她的脾气，也有过特别难办的一些事。

田炳信：她发脾气是骂人呢还是摔东西？

马晓先：有好多种方式。比如说她一天要按点吃几次药，我们的表都要跟她对时，不能跟中央电视台对，她的表快我们就快，她的表慢我们就得慢。有时候提前了一点去到，她一看表还差1分钟，“啪”就吐出来，那你就得等。但等你再拿回去的时候，时间可能又过了。

田炳信：是故意刁难？

马晓先：她情绪不好的时候是这样。有次她要接见外宾，她那肾功能失调症一出汗就紧张，穿衣服时系扣子手都有点不听使唤，她便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这时情绪就不太好。她很怕风，出去之前我们都要先看好风向，就是说她不能让风冲着她，当然了，从保健的角度说，风一刮，体弱的便容易着凉。但这风向可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有时风从这边刮过来，但在楼里拐个弯风向又不一样了，那次遇上她一着急又被风一吹，她就说“不去了，你们怎么看的这个风向啊？你们这是软刀子杀人！”这事可要命了，她不出席这个会，政治影响很大。那次我就被停职反省了，但我们一共就两个护士，我要是停职了，另外一个就得累死。

田炳信：是你看错风向了吗？

马晓先：我没看错，钓鱼台一座楼的顶上专门有面旗子。

田炳信：哦，看旗识别风向。

马晓先：对，但有时也不管用，后来我们就点根香来测风向。我被停职后，上头要我去当面承认错误，我不肯。几天后我们支部书记来劝我说：“你要是不去认错，那小张(另外一个护士)会累死的！”后来主席也来打圆场，我就回去了，但也没说什么，就算过了。

兴趣广泛 喜好摄影 字很漂亮

田炳信：江青保养得很好，她的保健有没什么特别之处？

马晓先：她口味很淡，不怎么大鱼大肉，吃的都是活鱼、淡水鱼，荤素搭配，很规律。

田炳信：她用不用化妆品？

马晓先：不用，什么化妆品都不抹。人家都说她的头发是假的，其实不是，她到67岁的时候头发还是黑黑的。

田炳信：是不是染了？

马晓先：没染，很黑很亮。她也有假发，但只是为了装饰，比如说那次马科斯夫人访华，因为马科斯夫人比她年轻些，她就弄了个像辫子盘起来的假发，增加点装饰。她没有整天描眉、涂口红、抹化妆品什么的，很普通。

田炳信：就用雪花膏？马晓先：反正就是很普通的国产货。田炳信：她有没什么爱好？

马晓先：很多。她喜欢摄影，钢笔字写得很好，也喜欢写毛笔字，我看她批文件写的钢笔字很漂亮，很有劲，她学主席签字写得挺好。

田炳信：摄影她也喜欢？

马晓先：很喜欢。她在摄影上舍得花好多钱，她跟摄影家杜修贤请教过。

田炳信：杜修贤是新华社的老摄影记者。

马晓先：她挺欣赏杜的摄影技术，每次出去都要带着他。服装设计、旅游她也喜欢。

田炳信：毕竟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滩混过的人。

历史瞬间 江青被抓时很镇定

田炳信：江青是1976年10月6日被抓的。

马晓先：抓她的时候我也在场，然后一直把她送走，属于软禁吧。那天我本来已经下了班，正在洗衣服，警卫局的局长来找我，让我到江青那去一趟。当时我就意识到有事发生。

田炳信：你政治敏感很强。

马晓先：要不然局长不会亲自来叫我去干什么。当时大概是下午4点多。

田炳信：当时宣布的是逮捕还是……马晓先：是隔离审查。田炳信：除了你，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吗？

马晓先：她认识的都不在，只有江青、我和警卫局局长三个人。来的全是警卫团的。

田炳信：你都不认识？马晓先：一个都不认识。

田炳信：由警卫局局长宣布，江青会不买账吧？

马晓先：我想她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一点也没惊慌，很快就镇定下来。然后觉得有点突然，她对来宣布的人说：“能不能再念一遍？”

田炳信：又念一遍？

马晓先：对，然后她觉得是真的，就考虑下一步的事情了。

田炳信：我看一些资料说，江青这时趴在办公桌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内容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是这样吗？

马晓先：她当时确实是在写东西，但写什么我不知道，写完后还在信封两端贴了密封签，又用订书机订上。

田炳信：她也没闹啥？

马晓先：没有。她有尿急尿频的毛病，就提出来要上卫生间。然后，我就给她收拾东西。

田炳信：民间说，江青被抓时骂呀反抗呀，有点像泼妇。

马晓先：没有，她很冷静。上卫生间时她可能也坐着想了想。出来后，我已经把要带的日常东西准备好了。

田炳信：给江青戴铐了吗？

马晓先：没有，她还把常穿的深灰色披风带上。当时都5点钟了，我们上了辆红旗防弹车。十月天，一上车天就黑了。

田炳信：你当时觉得恐怖吗？

马晓先：一点不觉得，我马上意识到中央作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田炳信：那时你多大年纪？

马晓先：32岁。

田炳信：有警车开道吗？

马晓先：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待了近8个月。那期间我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他们都不知道。

田炳信：这8个月里她的态度有变化吗？

马晓先：开始时不行，但比较快地适应了，毕竟跟她的经历有关。田炳信：没有电话，没有书报。

马晓先：但她可以随便地写东西，我也开始教她一些生活上的事。比如说衣服要自己洗一洗，她连洗衣粉都不会用，桌子也要自己抹一抹，这些过去都是别人做的。

田炳信：现在要重新过平凡人的生活了。其实你的角色也挺尴尬。

马晓先：很难弄，但我对这件事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我刚到江青那工作时，她就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小马，你到我这工作，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我说什么准备，她说将来……那时是1975年吧，邓小平又回来主持工作了，我估计她跟邓小平之间有些观点上的矛盾，然后就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要不然的话怎样怎样。

田炳信：被赶下台？

马晓先：有这种意思啦。

田炳信：有意思，那就是说她还是有预感的。

马晓先：应该早有预感。她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

田炳信：这8个月里她哭过吗？

马晓先：没有。

田炳信：这人还是很坚强的。

马晓先：她很沉默，就是自己写些东西，然后慢慢地学着做点日常的事情。

田炳信：隔离点的环境如何？

马晓先：条件还是不错的。江青的房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扶手沙发椅，卫生间有坐式马桶、浴缸、立式脸盆，地上还铺了地毯。

田炳信：吃些什么？

马晓先：她喜欢吃洋葱头，也喜欢吃苹果。有时提出吃点粗粮，吃点青菜。

田炳信：她进秦城也是你去送吗？

马晓先：是，送她进去后我就出来了。

田炳信：江青后来是死在秦城吗？

马晓先：听说是，后来的事我不太清楚。

田炳信：我觉得你要是有时间，这段真应该写一下。

马晓先：等我闲下来，我会作为亲历者写一写。

田炳信：大历史谁都知道，但细节就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才知道，你恰恰是知道一些细节的人。就像现在外面写江青被抓这一段，就写得绘声绘色，说她嚎啕大哭，说她戴假头发，说她反抗等等。

马晓先：还说她吐唾沫，那些都是瞎说，她不是那种泼妇似的人。客观地说，她心里还是有主席的，虽然不会给主席织个毛衣什么的，但从家庭的角度看，她和主席的关系，她和女儿的关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田炳信：把江青送到秦城后你干嘛？

马晓先：1979年回来以后我真的不想干了，我们领导就劝我：“小马你要认真想想，现在到处都是大字报，你从中南海出来，你跟谁人家都知道，到底是上了 ‘贼船’了，你一张嘴能说得清楚吗？留在这里头，好在大家都了解你。”我觉得也对，后来就回到中南海门诊部工作，生下儿子没多久，就到彭真那里工作了。

抢救刘少奇 是真抢救不是假抢救

田炳信：在中南海那么多年，你还负责过哪些中央领导的保健？

马晓先：还跟过董必武、蔡畅和李富春两口子。

田炳信：听说你到江青那之前还在刘少奇的急救组待过？你们那时是真抢救还是假抢救？

马晓先：是真抢救，就在中南海里面，要是没有我们抢救，他不可能从中南海活着去河南。我们是按中央的要求不惜代价地抢救。

田炳信：他那时候能说话吧？

马晓先：能。作为医生，我们不会管他是“大叛徒”还是“卖国贼”，他首先是个病人。

田炳信：他肯定是你一生中参与抢救的唯一一个特殊病人，一、他是国家主席；二、抢救地点在中南海；三、周围都贴满了打倒这个特殊病人的大字报。

马晓先：是这样，很多事情过了多少年回忆起来还很清晰。

田炳信：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你怎么看？

马晓先：这辈子做了这工作，确实也受了很多锻炼，特别是心理锻炼。有所失，也有所得，但不后悔。我现在什么都能扛得住，就是因为经过锻炼，收获不少。

历史是一块面团，可捏可揉；历史是一件旧衣服，可补可缝；历史是一架望远镜，倒看近，正看远。

历史是石头，细节是石头的纹理。历史是河流，细节是河流的浪花。历史是天空，细节是天空飞翔的老鹰。历史是老人，细节是老人的胡须。

历史是一种自然现象，先是雾态，再是液态，再变固态，当成了固态的时候，没有了人和人的感情纠缠、利益纷争，没有了事与事的成败与功过。

历史最终是时间豪宅的一件小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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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居士

请大家注意：许多当事人都证明江青同志是死在监狱，而不是死在当局对外宣布的“保外就医的寓所”。

江青同志在哪里被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当局也颇费心机，多次宣布江青同志在“保外就医的酒仙桥寓所自杀”。这个问题由于当事人大多还健在，我们应该积极搞清楚，不要让它成为千古之谜。江青同志是被邓小平谋害而死的，这一点国内外许多人都提出质疑。苦多在《江青评传》中已做了阐述。凭借当局说实话是不可能了，我们左派和历史学家一起弄清江青同志被害真相，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andy940707

我们到底信谁的说法

以前看到过的资料是：当江青被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宣布隔离审查时，大叫：滚，来人呐。又去操花瓶想砸人，被张从后面抱住，然后交与女警带走。今天却又看到这样的说法。

[2 楼] Posted:2005-08-17 01:20| 顶端

水莲

这个护士还是有许多很主观的说法

他能看出江青的权利欲？什么“她的权力欲比较大，比如有很多信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看，如果写“毛泽东夫人收”，她就不太高兴，这些小事情能看出她的想法。”纯粹瞎说

[3 楼] Posted:2005-08-18 15:52| 顶端

dingding

越来越接近真实

限于环境要求，讲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只要当事人是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就是对历史的公平、就是对历史的贡献。

至于加入一些对事件的评论，只要不改变事件的真实情形就好，何况迎合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是必需的，是可以理解的。


094) 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

陈益南

来自山西交城山的华国锋，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便奉命停了下来。时年29岁的他，凭其曾有过中共地方武装县大队政委的经历，立马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并且在湖南一干就又是一个27年，直至1976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在湖南兼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华国锋在湖南的的仕途，文革前的17年，虽说不上有什么大的破格越级提拔之事，但总的来讲，也还算是比较顺利没有什么周折，从县委书记做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湖南省副省长等职。

在这期间，湘潭地委书记与韶山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政委这两个职务，是华国锋在日后能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极重要原因之一。1955年，担任湖南省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大抓阶级斗争，组织地委工作组到湘潭县旗梅乡，并写了一份《旗梅乡合作化运动中各阶层的动态》的调查报告，报送到中央后，即为毛泽东的注意与赏识。当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还全文发表了这份报告。

1956年6月，毛泽东在广州召见中南区党政负责人讨论农业规划问题，之中，毛问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湖南有个地委书记蛮不错，你知道吗？”

周回答：“周惠。”

毛说：“不是的。是一个怪姓。”

周即说：“啊，是华国锋。”

毛说：“对，就是他。”

周回湖南后，省委就提拔华国锋为省文教办主任，后又任省统战部长，进入了省级领导层。

华国锋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9月份，与于明涛一道，被增补进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不过，这是因周小舟下台后，湖南省委的一次组织调整，而并非有毛泽东的特别指示所定，华国锋是以副省长地位补入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起，当风起云涌的造反派在受到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号召、鼓励与支持下，掀起了批斗“走资派”与夺权运动后，华国锋如同其他的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了冲击，并被剥夺了权力而“靠边站”了。如果没有下文所述发生的情况，华国锋本来也将会象千千万万其他领导干部那样，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或先或后的经历一个“挨批斗”、“靠边站”、“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直至恢复原有级别职务、又最后离休完事的过程，了结一生。

然而，一个在历史上注定不会有什么重要地位的人，与一个在当时看来并不十分重要、也并非必然的举措，却从起始上改变了华国锋的仕途以至人生的地位，使他以浓墨重彩的身份走进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并占有了很重要的一页。

这个无意中在1967年起始拨动了华国锋仕途与人生航向的人，叫章伯森，也是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之一，正式职务是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

湖南省的文革运动，在1967年时，其主内容就是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派战。

两大派之一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为多，组织有方，人多势众。其时的政治方针则是反对省军区，因为省军区在1967年初曾动用军队镇压过造反派，还曾将全省近万名造反派的骨干抓起关进了监狱。

另一派则是以湖南省八大高等院校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高司”为主，加上部份工人。“高司”红卫兵原本是湖南最早的造反派，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佣者与发动者。只是因为在如何夺省委的大权问题上与“湘江风雷”等工人造反派发生了分歧，加之，后又得到奉命出来“支左”的省军区的有力支持，于是，“高司”便采取了与“工联、”湘江风雷“等组织对抗的强硬立场。由于这个政治立场，”高司“也就得到了持保守态度的工厂企业的大多数党、团员们的支持，因而，使”高司“蒙上了”保守派“的色彩。

两大派的斗争自然异常激烈，从大字报口殊笔伐，一直闹到武斗时机枪坦克大炮都对上了阵，简直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哪一派都希望将对方打垮，自已一派能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文革中，群众组织间的拼斗，绝不会仅仅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随着运动的深入，党政军各部门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卷了进来，站到某一派的立场。

湖南省军区自然是站在“高司”派一边，但“工联”方面也不是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解放军驻湘的军事院校与野战军部队47军就先后宣布支持“工联”为主的造反派。

省委的书记们呢？也没有能超脱掉，所谓“亮相”一词，就是指文革中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举动。不过，地方党政领导人当时却没有军队司令政委们的那种特权，因为当时要批判要打倒的“走资派”只是地方干部，军人则基本安然无恙。军队奉中央之命“支左”介入地方后，又都是以裁判似的“太上皇”身份出现，群众组织则是以军队能支持自已为荣。但地方领导干部对某派群众组织的支持，却有着“投靠”其的含义，而且这“支持”，对方愿不愿接纳，也还不一定。

1967年4月22日，中共湖南省委侯补书记章伯森率先发表声明，“亮相”支持造反派当时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

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领导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亮相”，明确坚定支持“工联”造反派，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而在几乎同期，5月9日，为了能随时批判省委的“走资派”，“工联”方面则秘密将华国锋等人抓到“工联”属下的、已由造反派掌握大权的长沙汽车电器厂（“汽电”）厂内，予以软禁。5月19日，“工联”等造反派组织还召开大会，批判斗争了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与时为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会后又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可见，当时，华国锋在造反派们的心目中，还是属于要打倒的对象，是属于“走资派”另册上的人物。

但已表态支持“工联”等造反派的章伯森，毕竟是政治经验与官场套路都很丰富的老干部，他觉得自已省委侯补书记的地位，作为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的第一把手，份量尚不够。因此，他一站到“工联”这一方，便建议“工联”方面去做华国锋的工作，争取华国锋也能“站过来”，出来公开支持“工联”造反派。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各书记状况如下：

第一书记：张平化，已由中央召去北京接受审查；

第二书记：王延春，已由中央定性说有叛徒嫌疑；

书记：周礼，半离休；

书记：李瑞山，中央已将其调往其他省（后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胡继宗，调走；（后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

书记：徐启文，态度不明；

书记：万达，后表态支持“高司”派方面；

书记：华国锋，态度尚不明；

书记：于明涛，态度不明；

侯补书记：章伯森，已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

侯补书记：苏纲，态度动摇不定，但传说也有叛徒嫌疑。

被章伯森说服了的“工联”头头们，立即采取行动，由“工联”一号头头胡勇（一个时年31岁的汽电厂工人、后曾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亲自出马，找被他们软禁在“汽电”厂内的华国锋谈话，希望华也能象章伯森等人一样，站出来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

当时，华国锋对胡勇的劝说，虽然没敢取对抗方式，但却以种种不便的理由，哼哼哈哈地不表示明确态度。

显然，当时湖南的两派斗争实在太激烈，谁胜谁负鹿死谁手尚难定论。虽说“工联”造反派势力不小，但是，“高司”派的背景也不容忽视，尤其，支持“高司”派的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曾是“林副统帅”的一员爱将，又深得广洲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器重。对此，具有“不见兔子绝不撒鹰”晋商性格的华国锋，自然不敢贸然鲜明亮出自已的立场。他口头上说应该支持造反派（因为远在北京的中央都支持造反派），但又说不能具体只支持“工联”等造反组织，还说自已得听从组织的安排，个人不好随便公开表态云云。

华国锋这种不冰不火、不激进也不落后、不主动出击但却能坚定防守、能使他的上级信任放心却不能使他的部属与同事铁心拥戴的稳妥性格，可以说既是他能一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入主中南海的重要主观因素，同样，这也是他在中央主席高位没能坐几年的一项个人根本缺陷。

对华国锋的这种暧昧态度，胡勇等人非常不满，谈了几次没有什么效果，便决定对其予以放弃，另择合适对象。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虽说还不能随意将领导干部们置于死地，但要将他们列于被打倒的“走资派”另册，促使中央降其职、罢其官，那还是不难的。当时华国锋如果真没被造反派选中，作为“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相反，却被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予以打倒，或将其撇在一旁“靠边站”数年不能工作，或将其送进“学习班”去“改造”，那么，不论此后的情况如何，华国锋能被毛泽东认识关注，以至由此而进入中央工作的可能，就几乎为零了。

历史差点在这儿就要拐一个弯了。

还是章伯森，在这个关键之时，又一次无意地继续拨动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航向，使其仍朝一个出人意外的发展方向前进。虽然，章伯森本人全然不知自已是在推动一个重大的历史画页缓缓出现。

对于湖南省的文革情况，中央无疑是极其关注的，因为，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结束混乱局面，尽快成立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中央众多领导人的一大心愿。

1967年6月15日凌晨4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马上随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去北京汇报湖南文革情况。上午11时，章伯森与省委机关支持造反派的省计委副主任梁春阳等即乘机赴京。

6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领导人便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五天后的6月20日，在北京的章伯森、梁春阳与“工联”头头胡勇一道，向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湖南军区介入地方文革的情况时，肖华便向他们传达了周总理指示：找华国锋来京。

6月20日晚，兴高采烈的章伯森从北京打电话给长沙方面，传达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明天上午去北京。

这是6月15日由于章伯森到北京后，向中央领导人一再说了华国锋的情况，希望中央能让华出来工作。所以便有了周总理指示要华国锋马上去北京汇报的事。

此事，真正得到益处感到荣幸的无疑应该是华国锋，他当时也确实很高兴了一番。

然而，那时似乎章伯森比华更觉欣喜倍感自豪，因为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实施。

“工联”的头头胡勇当即于20日下午从北京飞回长沙，立刻到“汽电”厂找了华国锋，向他讲了周总理的指示。这次，华国锋没有任何迟疑与哼哈，当即，他就马上表态：支持“工联”造反派！并写了一个“亮相”声明。

6月21日上午，华国锋去北京前夕，发表了《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亮相”声明的大字报。其内容大致为：

（一）改正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二）1967年二月逆流中，（省军区）借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打击造反派是错误的；

（三）“红联”“高司”“公捡法”等保守组织是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

（四）支持“工联”，向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学习。

21日上午11时，在“工联”造反派头头胡勇的陪同下，华国锋从被软禁地“汽电”厂出发，乘汽车往长沙机场登机赴京。

华国锋登机后，“工联”方面马上以大字报与传单形式将他的声明公布于众。因此，后来造反派们常常戏言说，华国锋是在“空中亮相”，是“云里雾里（飞机上）亮的相”。

6月24日，“高司”派方面贴出大字报说：华国锋的“亮相”声明，是他被“工联”方面斗争一个多月后，由“工联”起稿、硬逼着华国锋牵的字，因此，当华登上飞机后即宣布作废了。

对此传言，6月27日，华国锋专从北京来电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在什么所谓压力之下把不是自已的观点而说成是自已的观点去欺骗人民。所以肯定我的大字报是反映了我的思想实际的，不是什么逼出来的，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

华国锋的这份来电，自然由“工联”方面又抄成大字报，贴满了长沙市全城。

1967年6月21日，是华国锋从长沙赴京的日子，也是他仕途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起始点。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天的赴京，便也才有了华国锋在9年后登上天安门入主中南海的“顶峰”岁月。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在这个文件中，华国锋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第二号负责人（第一把手是来湘“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章伯森的位置则排在了他的后面。

第二年（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华国锋自然做了省革委会实际的第二把手。（主任仍是47军军长黎原）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中共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华国锋首次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

1970年4月，华国锋接替调离湖南的47军军长，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同年12月，又担任新恢复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但，自这以后，华就被经常抽到中央工作，实际主持湖南工作的则是由广州军区副政委职上调来的卜占亚（任省委书记、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不过，湖南省的第一把手仍为华国锋。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于10月3日正式行文决定，受到毛泽东关注的华国锋，被增补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调京工作，成为国务院业务组一员（相当于副总理工作职位），正式跃上了“中央领导人”这个台阶，开始了中央工作的仕途经历（但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却始终兼任至1977年）。

在1967年6月华国锋表态公开支持“工联”等造反派、并由此而得以当上省革筹负责人后，当年的9月17日，便幸运地获得了其时正视察大江南北到了湖南的毛泽东的召见与亲切面谈。毛泽东在此次视察期间，在各省召见的，都是当时各省已居军政领导的第一、二把手，无此等资格者，是无缘见到毛泽东的。这一次召见，无疑使毛泽东深深地记住了华国锋这个人，进而为华国锋日后的仕途进程，奠定了一个极其重要而坚实有力的铺垫。

1969年11月12日，来湖南视察的毛泽东再一次召见了华国锋，向其了解湖南的形势，并对湖南的情况与华国锋的工作都深表满意，进一步确立了对华国锋之印象深刻的好评。

而如果没有1967年6月华国锋支持造反派的公开“亮相”，可以肯定地说，那么华国锋便不会、也没有资格受到这几次无疑决定了他后来重要命运的召见，由此，那华国锋以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就都将是另外一种画面了。

章伯森，安徽桐城人，出生于1915年（比华国锋大五岁）。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黄克诚将军的部队南下至湖南，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1958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副省长，1963年进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1964年任省委侯补书记。

文革中，于1967年8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二副组长，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被任命为副主任。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以“追随四人帮的反党乱军”问题，受到停职审查；1984年3月，经中央批准，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降一级工资。

1995年去世。

胡勇，湖南省湘潭县人，原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长沙“工联”一号头头，时年31岁，复员军人。

他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他曾当兵的部队是解放军47军，不料，文革中来湖南支左的恰好就是47军，结果他在省革委会作报告时，很多他在47军做小兵时的当年的首长、以及首长的首长们，都只能在台下听他的报告了。

他在1967年底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其间，由当时支左主持湖南工作的解放军47军两位副军级领导做介绍人，作为特殊人物与特殊情况、并经中央批准加入中共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因毛泽东听说胡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约40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按当时的湖南造反派一号头头资格，被中央指定为中共“九大”代表的胡勇，1969年4月，本可象王洪文一样，在中共“九大”上被任命做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当时胡勇也确已列在中央拟定的中央委员侯选初始名单中。但，大概由于他一则党龄太短；二则，毛泽东在“九大”中一次会上也发了话：“我那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要做中央委员了吧？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

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反正，胡勇便从此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

毛泽东发话后，周总理就让原广州军区司令、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到胡勇住处，给胡勇做安抚工作，告知他不再是中央委员侯选人的事。

因而，最后当了中共中央委员的湖南工人造反派头头，就换了“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革前就已是中共党员，1968年被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而已高居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便从此与中委资格无缘了。

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受到清查。先被撤消一切职务，并拘押审查，后于1982年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从1976年被拘押审查时算起）。刑满后，已55岁，他仍下海办了一家工厂，也搞过一阵公司，赚了一些钱。后生意不好做了，他就干脆停业，彻底退出江湖，在家怡养天年，也补享天伦之乐，每日或到公园打打太极，或与几个好友搓搓麻将玩玩扑克，或钓钓鱼等。

四人帮倒台后，香港一些报刊说，胡勇是华国锋的人，将会得到华的保护。

实际上，这是局外人的观察有误。因为，自1970年起，华国锋就从未对胡勇施泽过什么恩惠，更谈不上在四人帮垮台后指示要宽待胡。如果，当时已是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真想保一保胡勇，那么虽说职务不能不撤，党籍也许难保，但坐牢判刑的事，则还是能让胡勇免了的。然而，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能免除。

华国锋与胡勇，毕竟是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骨子里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虽说，文革让他们碰到了一起。


095) 历史当事人评论江青

作者:秋石客

毛泽东评江青：

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和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

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

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们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

毛主席对江青说:我死了，你怎么办?(爱怜溢于言!)

周恩来评江青：

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

林彪评江青:

这个江青同志，如果没有矛盾她就觉得没事干了。非得要找点事干。她和谁也弄不到一起去。

纪登奎评江青：

毛主席实际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毛主席对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张春桥评论江青：

她实际上是主席的哨兵和观察员，她对路线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非常敏感。

华国锋评论江青：

江青的思想体系，现在我可以讲了，完全是毛主席的思想体系。

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她是很有理智的。据我观察，越是到了困难和危险的时候，她反而越沉着冷静。

黄永胜评论江青：

江青在每一次关头都是有毛主席的支持她才逢凶化吉的。

以为毛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

陈伯达评论江青：

毛泽东也经常地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地来说是提醒。

曹轶欧评论江青：

江青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

戚本禹评论江青

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她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都要死命妒忌，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协议！

陈永贵评论江青：

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乎合事实。

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096) 十月政变是枪指挥党

作者: 中国技工

追根溯源，枪指挥党起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对十月事件必需反思。粉碎“四人帮”采用了错误的手段。“四人帮”有否搞过阴谋诡计是一回事，但无论如何，把要求召开十届三中全会说成阴谋诡计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中央委员都有这个权利。党的元首去世后，也理应召开这样的会议。可不知为什么，华国锋、叶剑英都不敢光明正大开会。“四人帮”在十几个政治局委员中只占四个，中央委员中也决不是多数，只要自己坐得正，凭什么理由说他们一定会占上风呢？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他们的问题应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解决。

但华国锋却采用了叶剑英策划的“果断措施”，不用“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拆穿讲，就是阴谋诡计、就是武力干政、就是枪指挥党。党的主席去世后，第一副主席没有通过中央委员会，也不经过政治局决定，便擅用党的名义，调动军队逮捕党的另一副主席和一个政治局常委、二个政治局委员，从而为武力干政、枪指挥党开了一个可恶的先例。只是在造成一系列既成事实以后，才召开党的会议承认。党在枪杆子面前屈服了。接着又匆匆召开了“十一大”、“五届人大”。从此以后，枪爬到党的头上去了。

众所周知，只有党的主席才能代表党，而且也有约束，不能违背党代会通过的政治路线，否则就是篡权。又何况党的第一副主席呢？

不但“四人帮”问题只能由党的委员会解决，另一方面党的中央委员会对叶剑英的阴谋诡计也理应给以严肃的批评，这是原则问题。

由于把“果断措施”看成功绩，所以提出者声望大振，代替陈锡联把持了中央军委，进而为华国锋下台做好了准备。

所以当华国锋终于为枪杆子支持下的邓小平赶下台时，是不能有任何抱怨的，采用的正是他曾肯定的手段。

直到最后，叶剑英到了朱可夫去的地方去了，邓小平就直接掌握了军权。

所以“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决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不要道德和法制，但从不迷信。不能以为目的正当就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弄得不好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这句名言不但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的延续关系，也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手段不同。战争公开地不择手段，兵不厌诈，会搞阴谋诡计令人敬佩，而政治上不择手段历来是臭不可臭，除非久居茅厕，才不知何为臭味。

王明集团，窜到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并不因军权在手而使用武力，而是受了四年磨难，几乎丧命，最后终于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路线的统治地位。

张国焘企图用武力危害中央，毛泽东如用武力还击，合情、合理又合法，但也没有允许红军打红军，最后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的养老院中。

高岗及其军事俱乐部，提出什么“军党论”，都没有得到好结果。

为了稳固地抓住军队，邓小平采取了一切措施。组织上的清洗不必说了，华国锋、叶剑英先帮他清洗过两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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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有理——怀念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江青 》

江河向东遭恶污，

青山浩然呼傲骨；

无产革命犹啼血，

罪枷难锁忠魂舞！


097) 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纪念文革结束30周年，深入研究文革的经验教训

lypg按：

本文是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毛派）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于28年前发表的一篇全面评述文革的经验教训及华国锋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文章。

尽管由于发表较早，该文未能对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做出分析，而且部分地方由于消息来源所限阐述的并不完全准确。但我认为，总的来说，他对于文革的经验教训和华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析都是非常深刻的，有些部分到现在看也是非常有远见的。

值此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为了总结二十世纪后半夜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该文非常值得同志们借鉴、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得出更为准确、完整的结论。

希望版主能将本文置顶，并希望同志们热烈参与文革历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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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3日

原载美国《每月评论》1978年7-8期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亲爱的尼尔·伯顿：

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您1977年10月1日的信，如果我没有能够及时回信，那是因为我以前所承担的一些义务使我不能够进行此项工作。这也是我为什么未能同意去年访问中国的原因（同时也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

您的信中说道，如果我在1977年重新访问中国的话，我便不会得出我在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的辞职书里所公布的结论了。我绝对不能同意这一说法。首先，因为中国现在公布的一些文件已反映出某种政治路线，正是这条政治路线的存在使我得出了我所做的结论。其次，在我写信之前和之后，我见到了很多刚从中国回来的游客——中国的朋友、汉学家、曾经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留学生和教师、新闻记者等等——他们所告诉我的见闻（即令他们是赞成当前的政治路线的）使我更为坚信我分析1976年10月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为之扫清道路的路线。

我不打算一条一条地重复我去年那封信中的论点，也不想一条一条地回答您1977年10月1日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在此，我愿意解释一下我是如何分析当前形势和产生这一形势的那些事件的，因为情况已经比以前更为清楚了。特别是，在那四个人被清除以后取得胜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策，现在已经更明显了；就是说，那是一种资产阶级政策而不是无产阶级政策。

在下面几页中我还将试图说明，就我的看法而言，为什么形势会发展到现在这般地步。我想这样我就能尽我所能来回答您写给我的信中所提出的问题。

文化革命的结束

第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当前形势和文化革命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宣布文化革命结束了。这一声明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它无异于承认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对群众活动、首创精神和言论自由的极端限制，而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发扬这些东西的。

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并分析1965-1966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在1967年最初几个月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当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被创造出来又被放弃了的时候）[1]。此后，它以“之”字形朝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因此，宣布文化革命的结束，是一个延续了数年的历史过程、一个需要做持久分析的阶级斗争过程的终结。这一宣布的方式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声明发表的同时，并没有给文化大革命做一全面系统的总结。不能做到这一点意味着中国其产党的新领导没有能够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对由于文化革命而产生的积极变化和那些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变化和实践活动加以区别。这就为对文化革命的每一个成果进行事实上的挑战开了方便之门。事实就是如此，尽管口头上对文化革命表示肯定，甚至说以后还要进行这样的革命。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明确的尽可能透彻的分析，那是很难正确地找到将来的方向的。

第二点，在宣布文化革命结束的同时，一年多来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官方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所阐述的论点，实际上是对文化革命的否定，这是名副其实的跃退。当前形势的这两个方面显然并非出于偶然，它们是某种深刻倾向的产物，是阶级之间某种力量对比和组成这一力量对比并反作用于它的政治路线的结果。

我料想您是不会同意我上面的提法的，因此，我要发展我的论点。当然，这一论点只能是局部的。否则的话，就必须要做中国共产党没有做的工作，即系统地全面地总结文化革命，权衡其得失，回忆在运动开始时所宣布的目标，估计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在哪些方面有了退步，并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为数不少的文件和资料，这些都是我所没有的——当然，即使我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我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些东西，因为在那里，与许多问题有关的文件和资料，都被认为是需要“保密”的。

既然如此，我建议先揭露一些近几个月内所发生的倒退的事实，然后再考虑其发生的原因。然而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宣布的文化革命的某些宗旨，特别是那些使从前的作法猝然改变的宗旨。它们在某一阶段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曾多少得到实现，但现在却面临着挑战。

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

当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所通过的《十六条》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所宣布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促进这样一条政治路线的发展，它能够让广大群众自由发表意见，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采取压服的办法（《十六条》中的第六条）允许群众运用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以至在厂矿企业、城市乡村、国家机关和教育机关里建立权力机构。这一行动最终将采用“象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制”。当选的成员将不断地接受选举他们的人的批评。群众有权撤换或罢免他们（第九条）。当时并没有把这一做法看作仅仅是临时性的，而是强调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另一条基本原则也得到了恢复（因为它在前一阶段并没有得到遵守），即“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第四条）根据这一原则，党只能通过毫不犹豫地促进群众运动来发挥自己的作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第三条）。

同时，这种批评应当是本着团结和“治病救人”的精神的。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第五条）

所宣布的目的之一是改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继续有很大影响的上层建筑，所以“改革教育，改革文艺等等”就成为当务之急了。（第一和第十条）

这里也提到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它强调说，应当给予前者优先的地位。

自从1966年以来，运动在发展，它经历了几起几落，这些都需要很好地进行分析，以便充分理解目前的形势。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过的，在现阶段不可能进行详细的分析。这场运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方面和理论方面：它使毛泽东和其他一些正在遭到党的现领导诽谤的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改变企业法律上的所有制和改变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所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指出资本主义企业是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下”存在的，中国实行的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多大差别，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等等。

任何人只须读一读今天中国的报刊便不难看出，自从毛泽东逝世后，文化革命的意图以及伴随着这场革命的理论上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公开地被放弃，而所谓的对那四个人的批判则是为此找借口[2]。

自从1976年底以来所出现的跃退

正像我所说过的，从文化革命所宣布的目标倒退并不是从1976年底开始的。它的开始要更早得多，是和阶级斗争的起伏有联系的。不过，以毛泽东逝世和那四个人下台为开端的这一阶段是以其倒退的程度和对1966年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分析的公开放弃为标志的。这种放弃意味着否定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贡献——换言之，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

关于毛泽东逝世前所出现的低潮，我想回顾几个事实。我上文中已经提到关于放弃1967年后成立的上海公社这一政治形式而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事。而这些委员会本身也在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群众有权撤换委员会成员的原则以及委员会成员的定期改造越来越不受尊重，革命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被相应的党委会所侵占，那些同属两个委员会的人在职能上经常陷于混乱更趋于剥夺革命委员会民主地表现他们所应代表的群众的愿望和首创性的权利。

同样的衰亡过程也在影响着其他一些在文化革命初期出现的机构。就这样，我在《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中所提到的工人管理小组也销声匿迹了。当我1975年秋重返中国时，我只在一个工厂里听到些关于这些小组的消息（这还是我在参观所有的工厂时都坚持要了解这种小组是否还存在之后才得知的）。我所听到的介绍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小组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而在其他所有的地方则是彻底化为乌有了。

这种衰亡意味着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倒退，因为这是使劳动人民在更大的程度上共同成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主人的必要前提。这一倒退并不是“自行”发生的，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影响的结果，它首先产生于国家机器内部和党内资产阶级势力，他们正在企图强化他们的权力和摆脱人民群众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处置形式上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

然而在1976年，这种倒退仍可看作是一个短暂低潮的结果。因为那时，文化革命仍旧在议事日程上，而那时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分析阐明了（即使并不总是透彻的）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产生革命变革所需要的先决条件。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所有各条战线上进行反扑：在实际措施和具体决策的战线上，在意识形态立场的战线上。

生产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和一长制的加强

这场反扑的对象就是基层生产单位革命委员会所残存下来的东西。它同时还企图加强一任制和党委员会的专权，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并且还要严格劳动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

反扑的最初公开表现之一就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1977年1月31日发表的讲话（济南人民广播电台1977年2月1日播送）。在讲话所阐述的主题中（这一主题在以后的最高当局的无数次讲话中曾反复出现），我们听到了关于加强经济领域中党委作用的必要性，而对革委会的任务却避而不谈。在这个讲话和其他许多讲话中，只字不提工人们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的问题。相反，讲话人谴责了送到党委的批评意见，同时片面地强调服从。如果他宣称：“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那并不是因为这个阶级的首创精神，而是因为“它能够最严格地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

正如我所说的，提出这些思想已是越来越经常化了。例如1977年4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声称：“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就是向导和信徒的关系。”同样的，这里已不再是群众首创精神的问题，或是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了。党委会大权独揽，工人们只能唯命是从。任何事物只要是符合群众或不论那一种残存的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一律被谴责为是和 “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相一致的。对领导进行任何监督就被认为是破坏纪律，同时着重批判那四个人鼓吹工厂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和他们所讲的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对立。（新华社1977年5月21日）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理论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曾经被毛泽东正确地谴责过的理论，它认为同一是第一性的，对立是第二性的，这是一种代表斯大林时代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理论。

这一正在予以发展的意识形态企图使干部和技术人员凌驾于工人之上，使后者处于前者的权威和所制订的规章制度的束缚之中。

工厂“专制主义”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反扑。这场反扑旨在扫除一切反对工厂内压迫性规章制度（或被称之为“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言行。

现在声称这些规章制度（它们还是被公认为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虽然只是顺便提到）“反映了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复杂过程的客观规律”。所以工人阶级就必须接受这些规章制度，因为它反映了“客观规律”。他们还从恩格斯那里找根据，援引他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辩论中的一个提法。在这篇写于1873年，题为《论权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写道：“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方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3]

正如哈里·布雷夫曼所正确地指出的，当恩格斯谈到不受任何社会组织约束的专制主义和以超越历史的方式运用“权威”这一概念的时候，他让自己被辩论弄得忘乎所以，于是他忽视了马克思所写的关于“工厂专制主义”的由社会决定的特点的一切有关论断。[4]利用恩格斯这段话表明，中国当前正在执行的东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历史的“规律”的名义，强化工厂里的专制主义。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而是企图说明加强对工人采取压迫性措施是正当的。从现在起，发展生产，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已越来越不是主要依靠工人的积极性，发展工人组织和提高工人觉悟，而是靠强制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例如，1977 年8月1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绝对不应废除规章制度。相反，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须严格规章制度，而工人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规章制度。”在对最后一句话加以说明时，发言人补充道，“这是自然规律（！），生产在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建立更加严格和更加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多么能够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前景啊！

对于那四个人的批判除了其它目的之外，只不过是鼓吹实行更加严格规章制度的一种托词。早在1976年姚文元就已经判批过这种日益严酷的规章制度的思想。他写道：“在这种严酷程度上我们究竟还要走多远？难道我们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吗？他们连工人上厕所都要计算时间。”

从那时以来就开始毫无顾忌地赞扬“某些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和“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某些方面，”甚至这些东西“是从工人们的经验中得来的，所以它们是科学的”！[5]

强化马克思称之为“工厂专制主义”的借口，一方面是据称由于那四个人的活动而造成的糟糕的中国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后我将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些问题及其意义。现在我想着重强调的是：“劳动竞赛运动”正是打着有此“需要”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论述的运动。

竞赛运动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苏联三十年代的经验和中国文化革命前那一阶段的经验都表明；一旦竞赛不再出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成为上面组织的一种活动的时候，它就丝毫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它变成了一种干部和技术人员为了加强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向工人施加压力的手段。这一运动在更大程度上剥夺了工人们对自己的劳动条件的控制权，从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夺和剥削他们。在文化革命期间，并没有发起这一类运动，但这并没有阻止在某些车间、工厂和矿山里开展各种形式的竞赛。

显然是在1977年3月，中国开始了它的“劳动竞赛运动”。这发生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之后，在那次会上曾提出：“铁路达到大治快上的经验对其它各部门也是行之有效的。”（新华社，1977年3月12日讯）3月10日的《人民日报》也发出了开展“竞赛运动”的号召。3月22日，这家报纸解释说，竞赛运动是为了实现“大治快上”，通过加强劳动纪律来尽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量。

这些运动实际上是由上面集中组织的这一性质在1978年1月7日的新华社电讯中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它宣称：为了“迅速发展煤炭生产，煤炭工业部最近组织全国125个煤矿从1月1日起开展百日竞赛运动。”

这条电讯解释说，部里要求参加这一运动的煤矿“鼓足干劲，发动群众，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作为保证连续100天实现采煤数量、质量、消耗、生产成本和其它各项生产指标的措施”，并鼓励这些煤矿来突破同期的纪录。

这已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竞赛运动”就是要使工人服从“指挥系统”，强迫他们不仅要完成（当局规定的）定额，而且还要去打破生产纪录。

这样的运动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毫无共同之处，倒是适应一整条“恢复对经济、生产和利润的领导作用”的政治路线。对于文化革命时期的各项原则来说，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北京广播电台说道：“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1977年11月27日）。在说明这个转变方面，再也没有比这个提法表达得更确切的了。

企业的利润、积累和管理权力的集中

1976年年底以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件和声明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像这样的提法究竟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文件和声明都强调利润的作用。例如，1977年第八期《红旗》杂志首先强调的就是企业必须增加利润，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的思想。它甚至说：“提出开工厂是为了利润还是为了革命这种问题是很奇怪的。”好像这不可能成为矛盾的实际根源！好像对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本无须加以规定似的！

《红旗》发表的这篇文章又说：“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利润越多（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社会主义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这是假设对于积累起来的资金的使用自然而然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但首先，它甚至连想都没想，在这场为增加利润而进行的斗争中（实际上再也不提工人的积极性、工人管理的作用和群众的革新创造），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终将被否定。而一旦这种领导作用结束了，那个“生产更多的利润就等于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更多的财富”的理论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变成了苏联修正主义者多年来重复的同一论调。

1977年8月27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态度暧昧地想“摆脱”这个问题。它采用的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手法——除此之外它还能怎么办呢？它说到了中国企业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它们所生产的利润。例如，它写道：“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是工人群众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提供消费基金和积累资金的表现。这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改进企业管理，增加盈利，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这种声明和苏联经济学家们在谈到“社会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工资”时所说的简直是同出一辙。但要确定某一经济范畴所表明的现实的社会本质，只靠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是不够的，这要看生产过程的社会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无数文件涉及到这一问题（虽然并不总是很明确），并指出企业为国家所有并不等于它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并不能离开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和管理的形式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是今天，官方的思想体系正在力图否定的恰恰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所强调的这一点。这种思想体系一味美化利润，目的就是为了号召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规章制度”——这也就是大大缩小工人进行政治干预的范围。1977年11月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提到企业所受到的“政治上的损失”，社论指出：这种损失“应该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与那条剥夺工人们、革命委员会和工人管理小组（还有现在很少提到的各种“三结合”小组）在技术上的创造性和管理权，以便把这些权力集中到每个企业的 “第一、二把手中”的路线完全吻合。很明显，这就是当前的路线。这一点可以从余秋里在大庆的讲话和1977年10月8日北京电台广播的报导中看出来。这些讲话和广播都不厌其烦地论述“企业的第一、二把手必须亲自抓积累和利润。”

不管用什么样的词句来言不由衷地提醒在企业管理中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很清楚，利润现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一点还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方面，强调利润是为了加强各级领导的权威，严格规章制度和不使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另一方面，坚持企业要盈利，伴随着思想体系的转变。今天，实际上再也没人提到“企业利润”（指财政利润和人为地维持资本价值的地区表现形式）和“社会利润”的区别了，而其重要性在60年代末和70 年代初是曾被强调过的。从这以后，（财政上）不盈利的企业不再被选为“大庆式企业”了，也就是不再被树为样板了[6]。

盈利的作用很明显地也同将在工业“现代化”名义下愈来愈盛行的那种工业化类型相联系（我在下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总之，历史经验和理论都告诫我们，以这种方式强调企业盈利只能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阻碍地方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的发展，而地方工业和中小工业的发展方式正是中国（特别是1958年以后）工业化方式的特点，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当然我并不赞同那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路线主要是由“某些错误”造成的——更确切些说，即使姑且使用“错误”一词，也必须看到那是由某种阶级观点、巩固资本主义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的倾向、生产组织和生产管理方式所造成的——因此，也就是把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一倾向所造成的。

在工资领域平反对“平均主义”的斗争

我们看到，在工资领域里的现行说法和作法，是由于同一条阶级路线在起着作用。这条现行路线的主要方面是反对所谓平均主义、赞成工资差别的斗争。

例如，1977年11月《光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出“平均主义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这确实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这一论断与毛泽东在1975 年2月说的话背道而驰。毛主席说：“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目前强调反对“平均主义”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是再一次利用“物质刺激”的问题——尽管眼下这样做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因为中国工人阶级懂得那条路线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物质刺激采取回到计件工资的形式（在文化革命中，计件工资由计时工资所代替）。而在其他少数情况下，则是以或多或少的奖金形式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加快生产力的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旗号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具有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性质的论点的名义下进行的。

与此有关的另一篇署名赵履宽的文章大为重要（新华社1977年11月22日讯）。这篇文章以“按劳分配”这一原则为出发点，力图（但仍然非常谨慎）为计件工资（当然赵没有提到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7]）和“利用必要的物质报酬作为辅助形式”进行辩护。

这篇文章和其它77年以后发表的类似文章变本加厉地把个人利益当作生产斗争的推动力。这一利益现在已代替了文化革命中曾放在首位的、为满足人民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的觉悟的作用。

这一代替是符合党内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它只能通过加剧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来分裂工人阶级。在实行计时工资和放弃物质刺激多年之后，又倒退到计件工资和物质刺激，这意味着大退步。这一退步有利于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它将会加强在经济、行政机构和党内都占据领导岗位的国家资产阶级。不管它的支持者利用什么借口，这就是新路线的阶级内容。

农业政策的新方向

自从1976年年底以来，农业问题上的新方向日趋明朗。基本说来，它削弱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并使他们日益服从于一个劳动人民不能对其进行真正监督的、高度集中的领导。这一领导完全凭空决定人民公社应遵循的工作规范，并推广主要是由远离直接生产者的机关搞出来的技术革新。

这一新方向的阶级内容很清楚，它一方面有利于这样一种生产过程的发展，这种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将农民群众置于中央或地方干部，也就是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但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它将创造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剩余劳动的条件。这样，农民就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资金去实现为巩固国家资产阶级权力所必不可少的“四个现代化”。

虽然农业政策新方向的阶级内容已经很清楚，但它仍然利用了过去对其重要性估计不足的某些确实存在的问题作为借口。首先是生产问题。在10年卓有成效的进展之后，农业生产似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有必要超越这个临界点才能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吃饭问题。[8]这些也是巩固现有生产关系的问题，是改变劳动和生产过程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技术变革[9]。同样，这些也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我在这里是不可能探讨所有这些问题的，更不可能声称这些问题可以简单地得到解决，这里只能审查今天所提出的某些“解决办法”或考虑它们的含义和阶级意义。

自从1976年底以来，常提到集体经济组织瓦解趋势的两种形式。但很清楚，这同一情况是早已存在的，特别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字报中已有提及。其中一种形式见自留地面积的扩大和在自留地里所投入劳动量的增加。早在1976年12月13日南京电台就提到了这种问题的存在。

集体劳动瓦解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对集体农业生产威胁很大因此常被提到）是农业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参加农业以外的劳动和无力控制的劳动力外流。这些情况在1977年9月2日新华社散发的一份题为《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报告中已经受到谴责。这一文件提到某些集体或国营生产单位向公社或生产大队招工，还提到一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社员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活动，以至这些公社和生产大队非生产人员过多。

这篇报告广播以后，各省的电台提到，党委正在组成调查组，其任务之一就是要保证那些脱离社队的临时工和合同工返回农村。

毫无疑问，中国面临着威胁农业生产的连续性、尤其是威胁农业生产增长的严重情况。据我所知，没有进行任何基本分析来说明这些情况或从中引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从1976年年底以来已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对此我想多说几句，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虽然这些措施是（或是看起来像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矛盾的，但它们对我说来是具有明显的阶级内容的。

最先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是缩减超过规定百分比的自留地。这些措施旨在巩固人民公社的经济——它对集体生产的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些措施既可用于革命的方向，也可用于修正主义的方向。在目前条件下，修正主义者也要靠充足的集体农业生产来维持他们的“现代化”计划。

1979年12月20日北京电台所提到的其它措施，旨在限制某些集体的“额外生产劳动。”这似乎包含着对地方工业的威胁，而这种地方工业自从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以来曾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重要的是，要继续发展地方工业，特别是为了缩小城乡矛盾、保证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满足群众的直接需要，有必要继续发展地方工业。

肯定地说，对于集体的额外生产活动的限制似乎是由“劳动力来源问题”所引起的。但这一限制基本上同一条修正主义原理相符合——同集中的工业领导者要控制所有工业生产的愿望相符合。因此不可能设想，它唯一的，甚至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向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劳动力。

由于家庭或个人副业生产受到鼓励，农村集市又成为体面的事情；因此，要说限制农业以外的活计是为了给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就愈加不可能了。我很难估计，这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以便使他们能够增加收入）呢？还是为了取得某些在现阶段不可能以其它方式获得的额外农副产品呢？无论如何，这是一条赞助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的路线，这一点已很清楚了。这一路线在1977年秋季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得到了肯定。会议指出，应给予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活动以更大的余地，并且说这些活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克”。会议还指出，不应批判这种活动，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批判本身所反映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新华社1977年10月13日）。

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当前的政治路线力求解决由于“劳力不足”影响中国农业这一问题的方式。这一路线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地对农民采取强制性措施，这些措施是在“合理使用农村劳力”这一口号下实施的。例如，1976年11月23日（海南岛上的）海口电台指出，有必要“学会组织劳力”，要求生产队服从“生产大队和公社的统一领导”。它还指出，要把劳动力用在能够最有效地增加生产和取得最好效果的地方。

我并不怀疑，所要达到的“经济目标”是可取的。但我对所鼓吹的方法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否“卓有成效”，却深感怀疑。实际上，所提出来的这种方法是使统一的领导把农民作为一支劳动大军，把它安排在他们认为最利于使用的地方。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劳力的方式。是一种农业本身不得不进行反抗的组织方式。苏联集体农庄按照这种方式组织劳力已经很久了，其效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也知道，把增加农业生产的斗争当“战斗”，由“总参谋部”或多或少地集中指挥所遭到的挫折。然而最近的一些声明表明，这种“准军事”措施得到中国共产党现领导人的赞同。采取这种措施，说明他们对农民缺乏信任。

对于把他们变成“统一指挥”下“进行调遣的劳动力而采取的措施，农民必然地、正确地做出了反应，而这种反应只能进一步证实那种不信任。好像中国农民自己不懂怎样进行生产，不懂怎样进行组织来增加生产似的。

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组织农民劳动的倾向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后果。新领导准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付这些后果，这些措施已于1977年9月2日由新华社加以宣布。就目前来说，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劳动纪律，规定一系列劳动定额并根据定额规定报酬级别。这个报道明确地宣称有必要加强劳动纪律，登记出勤，加强岗位责任制，改进劳动组织，实行“简单的”（按劳）付酬方法，组织竞赛，和对个人和生产单位进行定期的工年鉴定。

1977年夏，一些地区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1977年6月16日，兰州电台报导了甘肃省合水地委的例子。他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出勤登记方法”并采用了劳动定额制度与检查制度相结合的方法。这与文化革命以来执行的路线完全背道而驰。在文化革命中，规定定额是极个别现象，而通行的则是自我鉴定的制度。

苏联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种规定劳动定额和检查农民劳动的制度只能带来平庸的、甚至是可笑的结果。

“加速的”农业机械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他们远不认为自己所鼓吹的劳动组织方式（由于对农民缺乏信心，它只好求助于这一方法）能够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实在说来，做出农业要走机械化道路这一正确和必要的决定是一回事，而象中国共产党现在宣布1980年以前“基本”实现机械化那样的急躁冒进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急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失望。然而毫无疑问，它是受社会矛盾支配的，事实上，“技术上的需要”决定了必须循序渐进[10]。

这种急躁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社会矛盾，加上将农民置于统一领导之下的努力，看来会导致放弃这个被接受的正确路线，即以生产大队和公社为基础，各单位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路线。

无数文献已说得很明白，农业机械设备要集中在同几个生产队和公社打交道的工厂里。（这使我们想起苏联在类似条件下因为同样的原因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机器拖拉机站，其效果之令人失望已是有目共睹。）这些中心工厂由地方党委控制。很清楚，发展方向（按现行方针是合乎逻辑的）是要由省一级来领导“伟大的农业战斗”。省一级掌握着机械中心，并且是通过地区和市来采取行动的。一切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因而号召各级党委组成“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

鼓吹这样的集中化必将剥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制造适合自己使用的小型农机设备方面所曾起过的作用。这种集中化和在进行农业机械化这样一个严肃而困难的工作时所采取的急躁做法正在造成许多困难。谈论得最多的是在苏联为人们所熟知的、为农业部门提供备用零件的问题。

在这方面，先让我们谈一谈《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发表的三封读者来信（由新华社同天播发）。其中一封是谢墩公社（安徽省寿县地区）一位干部写给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这封信批评这家工厂没有正确地解决备用零件问题。这个公社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所需要的零件。（这是1976年冬天的事）在他们给拖拉机厂一连写了几封信都富无音讯的情况下，公社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前去。但代表们却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通过《人民日报》将信转给这家工厂，它才“重新考虑它的态度”，并对于“主要是由于‘四人帮’[11]对农业机械化事业的疯狂破坏”而造成的这一缺点进行“自我批评”。这家工厂的管理机构表示决心要“整顿劳动秩序”。

谢墩公社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接着说，经过“自我批评”，这家工厂派了几名技术员到这个公社给他们检查了拖拉机，并把公社的两名拖拉机手带回工厂去购买他们需要的备用零件。[12]

给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过是一段插曲的事件这么多的篇幅，我觉得那是因为这件事在以下几方面有重大意义：

1. 它表明早在1976年冬，当农业机械化还没有走多远时，人民公社已经很难得到拖拉机的备用零件了。

2. 它所揭露的情况跟在苏联已存在了40年的问题极为相似。

3. 如果工厂继续这样对待提供备用零件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预料中国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后，要冒严重的风险。

4. 由于工厂的管理机构把缺点归罪于“四人帮”而借此摆脱窘境，并借此机会“整顿劳动秩序”，即加强劳动纪律，而不是首先解决生产的先后次序问题，及库存的管理和分配问题，这封信表明，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到。

对于任何对农业机械化所产生的问题稍有经验的人来说，很明显，当前的加“快”速度表明：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才产生飞跃前进。[13]这些都和支配农民的企图相联系——即和资产阶级关系和作法的发展相联系。反过来，这些发展是在阶级力量对比方面发生了变化的见证。这些变化正日益导致这样一种形势，即把大量引进现代技术看成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方法。而中国共产党力求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急切心情，在当前形势下是很典型的。

加速农业机械化和强调“四个现代化”反映了对于技术进步的资产阶级观点[14]。照此下去，现在已开始的这一过程必然会造成积累率大幅度地、迅速增长，而这必然会对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产生严重影响。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在农业中给予机械化超乎其它任何技术变革的优先地位证明了当前政治路线的阶级实质。实际上，光有机械化不能解决增加农业生产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械化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因素之一）。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发展良种的应用，使用多种化肥[15]——这些首先需要群众的实验和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当前的路线并未强调这一方法。它强调的是：农民将愈加服从中央当局，从而可以对他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劳动，而机械化则是依靠（中央控制的）物化劳动来统治活劳动，它主要是作为保证农民这种附属地位的更为有效的方法。

农业领导机构的清洗

明白了这种情况也就能够明白，目前对于“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一任务的解释的全部意义所在。例如，《红旗》杂志（1977年6月号）上王谦给这一任务下的定义是，为了保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

对于会从字里行间看出名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对领导班子的清洗，撤换所有不赞同目前关于纪律、命令和“现代化”等观点的人。这也意味着把现在这种观点灌输给农民来对他们“进行教育”而不再是向他们学习了。

外贸政策

当前经济政策的方向在许多其它方面也暴露出修正主义特点、虽然在这里不能研究所有各个方面，但必须谈一下外贸的某些问题和提出的解决办法。这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文件是在1977年初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其中第十六节主要是谈外贸。

这一文件（北京电台1977年2月15日广播）提出了“正常对外贸易”的观点（这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更确切地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是为优先增加石油和煤的出口以换取新技术和设备的进口进行辩护，力图找到支持这一政策的“论据”。而正是这一政策给了中国对外贸易一个（如张春桥正确地指出的）与“殖民地经济”相似的结构。

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在所迫求的“目标”，他们当然希望使中国现代化并摆脱帝国主义大国。我所指的是，通过利用资产阶级的“正常对外贸易”的概念并给予原料出口以优先地位，是不能使这些领导人达到他们所想达到的目标的。苏联近五十年前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它现在仍旧主要是其他工业国的原料出口国。苏联没能成功地发展可以使它与其它工业化国家处于同等地位的技术，所以仍然继续大规模地进口技术和设备。

苏联现在的处境当然主要不是由于某一种“外贸的”观点造成的，但这种“观点”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政治路线的一部份。根据上述原因以及将在后面提到的其他原因，我同样认为，根本上相同的一条政治路线现在在中国占了上风。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除了某些特点之外，在三十年代就在苏联实行了。[16]

顺便提一句，我也注意到了“正常对外贸易”这一空洞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中国官方文件愈来愈多地使用这一与马列主义格格不入的词汇。

对教育革命的破坏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对文化革命反扑的其它具体表现吧，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制度。在提出“我们一定要搞好教育革命”（如1977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提到的）的同时，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只能被理解为他们要将教育领域中的反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否定1966年以来实现的大部分变革。对于最近一些决议和文件的研究证明这种事情现在正在发生，而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大跃退。”

招收学生又一次搞择优录取。考试又成为体面的事情，使有学院式书本知识的人处于有利地位。例如，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一方面承认有些有实践经验的体力劳动者有可能进入大学，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挑选同级中的高材生和“必须择优录取”，并提出要按比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部分地恢复了文化革命前的制度。这一恢复开始于不再要求未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先在农村锻炼两、三年。这也意味着放弃了由各单位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做法。事实上，在1977年 10月里，有20％-30％的学生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的高材生中录取的。我所得到的消息表明——这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他们之中大部分是临时死记硬背，特为准备应付考试的干部子女。那些有钱人家的、首先是干部的子女所享有的特权就这样得到了加强。

我们在1977年9月18日的通知中所看到的对文化革命前的形势的大段颂扬，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现领导希望恢复同当时类似的一种局面。

同样有代表性的是重建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严厉谴责的双重教育机构。1977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解释说：“由于入学人数的限制，参加考试的大多数人不可能被录取。只要他们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还有机会再参加考试。……他们也可以参加其他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半日制大学”。这样，“最优秀”的分子直接进人大学受高等教育，而其他人则被用来壮大熟练技术工人的队伍。

我并不认为文化革命中在教育领域里所做的一切都是 “完美”的，或是无须进行严肃讨论的。相反——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的——根据近几年到过中国的学生和教师们所谈到的情况，我认为，所进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今人满意，还需要做重大的改进。但看来很清楚，不能通过修复到文化革命前的状况来实现这种改进，而应该是广泛地、公开地探讨文化革命在教育领域里的经验和教训。这需要进行大辩论。但事实上并没有人大样做，而只是在声称“我们必须搞好教育革命”的同时，倒退回1965年。

这种作法同当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的整个运动的仓促冒进的特点是相吻合的。然而，首先是重建学术权威的权力和加强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权力。在这方面，强调数学的重要性是很有代表意义的，因为这种趋势在西欧和美国也正在发展。这一重要性在无数篇文章中出现，例如，吴文俊在197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上的提法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与这一国家的数学发展成正比。”

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断言，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数学知识和那些掌握这一知识的人的“威信”，这也是强调知识分子作用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远远超过为了恢复在过去几年中业务知识和理论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所失去的恰当地位所需要说和做的范围。

同时，有关劳动纪律和劳动规章制度、工厂革委会、工资差别、农业生产组织、加速农业机械化和教学改革等所采取的方向，都对文化革命造就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说，否定了这一革命的成就。

这样，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纠正文化革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革命运动——中所犯错误的运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清算这一革命运动的企图。

从“理论”上清算文化革命的企图

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敢对文化革命发动正面进攻，因为这就意味着公开攻击毛泽东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声称它是忠于这条路线的——它之所以需要这样申明，是为了显得“合法化”。然而，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在开展的却是企图从理论上加以“清算”而进行的伪装的进攻。进攻的方式是繁多的，我仅列举几点：

最重要的是否定文化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上所表明的分界线。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这一分界线是根本性的。在他的晚年，他声称，他一生曾致力于两件大事：“一件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和推翻蒋介石，另一件就是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这样把文化大革命和国家的解放相提并论。

但是现领导却在抹煞文化革命所遵循的这一分界线。他们并不仅仅是在实践和具体政策中使1966至1976年间下台的那些右翼分子恢复领导职位，而且还在理论上采取了措施；逐渐地不再提文化革命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式地将从1949年至1966年所取得的成就和从1966年至1976年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而实际上是从思想上和实践上认为前一阶段优于后一阶段。这样，它否认1966年以前的政治路线含有阻碍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因素，否认1966年以后的政治路线带有新的革命方向，而这一方向包含有根本的质变，即向革命新阶段的过渡。

这种抹杀这一根本分界线的作法表现为对1949年至1968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片面美化。另外，它还表现为攻击那四个人，谴责他们强调了那时发生的变化和后来发生的变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那四个人受到如下攻击：“‘四人帮’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描绘成漆黑一团。‘四人帮’不仅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还要以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名反对文化大革命前所做的一切，从而全面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所取得的成就。”

北京电台1977年4月8日广播同一文件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虽然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

这一声明的目的不仅仅是攻击那四个人，它还过低地估计了1949—1965年间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现领导必须这样做，因为它自己正在回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17]。这进一步表明，它完全否认1966年以前和以后的革命路线之间存在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是与进入新阶段的革命运动相关联的——而现领导已不愿再听到这一新阶段了。

在刚才引用的1977年9月18日通知中，我们也发现这种想要抹煞根本分界线的同样愿望。这一通知谴责那四个人“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一领域（即科学和技术）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但是这类提法模糊了1949年至1965年间的形势，正是这种形势才使文化革命成为必要。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企图从“理论上”清算文化革命有多种形式和不同的论调。这里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提法。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场所，而生产则是在特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中进行的。但是现在却说每一个企业首先是一个生产场所。他们就是以这种片面方法断章取义地解释毛泽东的话。1977年4月大庆党委书记宋振明也不用这一提法。他甚至说，“世界上，每个工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主要任务是生产。”这是一个全世界资本家都重复的令人作呕的公式。

1977年11月的中国报刊又以另一种方式阐述了这一论点。在那段时间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机械地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分开，从而否认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而前者基本上支配后者。例如，文章指出：“革命是一个阶级针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旨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生产则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生产规律与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同”。（1977庄11月27日北京电台广播的文件）

但这一提法却闭口不谈“征服自然的斗争”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在特定的阶级关系中发展的，而且进行这一斗争的方法也产生阶级后果。马克思对此早有说明，文化革命从中得出了政治推论。然而今天，现领导试图使人们忘记这一点，以便他们搞最庸俗的“经济主义”。

这种经济主义可以从王谦在《红旗》杂志（1977年第6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他为这种思想辩护说，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当前中国上层建筑中的变化要受“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以此来“加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这里我们发现又回到了“唯生产力论”——一个在文化革命中曾正确地受到了谴责的理论、一个被苏联国家资产阶级用来扩大和巩固自己权利的思想武器。

事实上，正是这种理论统治了以讨论十大关系为借口而召开的十六个会议。如果我们再来研究一下《红旗》杂志（1977年第1期）就会更加明白了。它对生产关系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只字不提，尽管这种改造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最基本目标。

这里所讨论的只是“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因为据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现在，人们又回到了不是把阶级斗争、而是把生产力作为革命的根本要素的经济主义上来了，于是就出现了如下说法：“归根结底，经济基础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经济基础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这样，归根到底还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生产关系（1977年9月21日新华社电讯稿）。

这样，刘少奇在1956年“八大”上坚持的理论又重新出现了——这些表面上受到批判的理论神不知鬼不觉地又被请出来了。

回到“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主题上来

为了给这种经济主义和生产主义提供理论“基础”，以反对生产关系（同时在劳动分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特权等方面）中出现的任何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又弹起了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了批判的一些老调子。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一词倾向于代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它起着同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苏联修正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相同的作用。

为讨论十大关系的十六个会议所作的评论，谈到据说是1956年已经建立起来，现在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加以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其标志是国家所有制。这种标志表明已不再承认一系列矛盾的存在；虽然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论十大关系》的一个主要贡献，而且即使承认这些矛盾的存在，首先强调的也是同一性而非矛盾性。

其中第七个会议表明，由于国家占有工厂，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理论上的”胡说，其目的是宣称，既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家是“工厂的主人”，因此工人就是“工厂的主人。”

这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矛盾（包括列宁在1921年指出那些矛盾）就被简单的否定了。工人们只需服从下达给他们的命令。因为这些命令是他们自己下达的！真是绝妙的辩证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主义所有制”或“公有制”所起的这种根本作用在其它许多文章中也得到阐明。例如，在开展竞赛运动的时候，1977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平静地声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在这种社会中的关系是同志之间的合作关系。”

资产阶级的存在被忽略了，当然就更谈不上承认党内和企业领导岗位上存在资产阶级了。于是，文化革命的许多基本论点就这样被否定了。

拒不承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货色，纪政在1977年3月号《红旗》杂志上写道：“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同时，由于分工不同，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属于内部矛盾。”这样就否定了阶级斗争，同时也否定了为克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而进行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但要抹煞十年文化革命的教导绝非易事。特别是让人民忘记一些人在这10年中所说的话更不容易，尤其是张春桥，他曾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起正面进攻（即使并不总是非常明确）。某些“理论家”不可避免地会想到张的一些说法（同时进行歪曲以易于进行批判），其中一个例子便是林尽染在1977 年5月号《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攻击了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中的言论。我们知道张春桥在这本小册子里尝试确定中国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限性的性质，而当时的提法是这一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张迈进了重要的一大步，因为他强调了这一改造的法律和形式两个方面。他指出生产关系需要来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从而集中说明了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目的。[18]

林尽染在他的文章中所攻击的正是文化革命的这一主要目的，同时也攻击了与此相吻合的各种理论上的提法。为了使他的攻击令人信服，林尽染提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并声明，由于这一改造已“基本”完成，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发展。就这样，林尽染删去了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由工人自己发起的为了改造劳动过程和生产、从而也就改进生产关系而进行的斗争。他鼓吹以“思想斗争”即“现代思想”与“旧思想”残余的斗争来代替在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这样放弃阶级斗争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它的对立物。它使国家资产阶级得以声言“这些不符合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工人们仍然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理由来攻击工人们可能提出来的要求。

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林尽染的文章从这一论点的经济实质继续写下去。根据他对“所有制”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这一概念，他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主要方面就是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一切就是以生产斗争代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这一斗争需要由专家和技术人员来领导。如果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那就只能加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尚未被摧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看起来，中国的许多工人和党的干部不愿错误地遵从这些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因此为现领导服务的理论家不断地回到由张春桥的文章提出的许多问题上来，其中登在1978年第1期《北京周报》上的王惠德的文章《为什么张春桥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是一例。在这篇文章中，王惠德责备张春桥在1975年重复毛主席1969年4月说过的“看来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我们的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恐怕大多数工厂——我不是说全部或绝大多数——的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中”。

根据王的说法，已没有任何必要考虑企业的管理问题了。因为经过文化革命，“只有—小部分工厂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既然权力在工人阶级手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也就已经“解决”了。

王的提法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的问题。王很详细地提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问题已以社会主义占上风而最终地解决了。但王的这种肯定又从何而来呢？从1969年到1975年（从1976年到1978年更是如此）难道不是发生了许多事情吗？特别是文化革命中被清除的大批右翼分子的复职。难道我们没理由设想今天的情况比1969年更糟糕吗？

最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也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问题。张春桥试图辩证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并不认为他是完全成功的。）他表明，政权的阶级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来决定的，这种斗争也在党内进行。所以，政权从来都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它可能落到国家资产阶级手中。（毛主席在指出某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会变成“法西斯”党时，也提到类似情况。）但是王拒绝以这种方法来讨论这些问题，他这样做当然有他的道理。对于他来说，政权和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还以同义反复的方式引经据典，并且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以“证明”这一点。这种方法产生了下列“道理”：“首先，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二，就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所有制已由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三，我们要注意不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落到象林彪那样的资产阶级阴谋家和野心家手中。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

这里我们得到的是一系列武断的结论，而不是说明。头两个断言算它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一个断言问题却丝毫没有解释1975年“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存在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因素，无产阶级的专政如何与它的对立面相结合，自从1976年10月事件和华国锋、邓小平集团掌权以后，国家的阶级本质是否已经改变等问题。

除了对上述一切有关事项进行具体分析以外，没有其它办法能够解决财产关系的实质问题和剥夺方式问题。这正是张春桥在他的文章中所力求做到，而为中共现领导的理论家们所不能接受的。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只要“努力工作”、“服从命令”以加强和扩大这一所有制就是了。这完全是一个否定关于文化革命的教导、为国家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论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再说一点，强调一下“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纳粹法律的（这就是说，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如何占了统治地位的。这种统治地位可以从薛暮桥在《北京周报》（1977第49-52期）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找到。在这些文章中，他甚至说，在1953年国家通过投资、提供原料、销售产品和派遣管理人员而把一些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就足够了，因为这些企业很快就具有“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性质了。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丑化。它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搞丑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表现在农业和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宣称的对毛泽东革命路线形式上的忠诚——而在实际行动上却相反——使得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手法表现得更能迷惑人。

结果大致如下（例如1977年2月10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一篇为学习论十大关系第三次会议写的报道）：一方面，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所制订的先后顺序（即农、轻、重）再次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把重点放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这一客观经济规律上”（这实际上是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农业的发展则主要从它对资本积累的贡献这一观点来看。第四次会议（1977年2月8日北京电台）关于专门讨沦苏联工业化道路的报告中不断重复、强调这些观点。这条道路受到赞扬，批评只限于牺牲农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片面性。对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均衡问题则完全被忽略了。

简言之，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上来了。这些观点正是现行路线的“理论”表现。这不仅是倒退到文化革命前的普遍作法，甚至退回到远在1956年就在中国流行的观点上去了。

发展“速度”

在阶级关系上的倒退是与加强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的，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地位相联系的（下面我还要进一步探讨使这种加强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加强表现在更加重视发展的“速度”

这是现领导最关切的核心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报刊的核心机构把这一点作为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最重要的主题。下面是一些自从文化革命以来曾从中国报刊上消逝了的句子：“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结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一句话，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

这样，加快“发展速度”据说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中“引伸”出来的。而事实上，这是以生产斗争来代替工人的阶级斗争，也就是使工人服从于生产率的“要求”，要他们干更多的活，要更加遵守纪律。

强调生产速度在阶级关系上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如我所说，它反映了知识分子、干部和专家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这是进一步加强这些人地位的一种手段—— 它不仅仅把工人和农民置于严格的劳动纪律和生产定额的束缚之下，而且还使知识分子和专家们所起的领导作用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上面引用的社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给予知识分子、教育和获得科学知识以起核心作用的重要性。这样，对加快发展速度的强调也成了攻击文化革命中进行的教育革命的论据之一。

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加快速度——由于它不是同生产关系革命化相联系，而是同“科学”（它掌握在专家手中）的日益增长的作用相联系——包含着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统治，由此而来的积累率的增长，以及对资本本身升值的要求的增长。因此，它也就意味着工人服从于利润的要求。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往前走，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实际限度，而这必将导致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群众的生活水平和今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

苏联的经验表明，虽然这些危机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的，但它们却是真实的。在这里，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从根本上探讨这个问题。我将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里详尽地阐述这一问题。至于强调加快速度的问题，还须加以进一步的评论。首先，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提出的唯生产力论的口号——“速度决定一切”是同样的货色。实行这一口号导致了1932-33年和1936-37年的严重危机，伴随着这些危机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而且1938年以后跟着出现的是党内新成分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就是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

第二，现领导为了替它的唯生产力论辩护，不仅乞灵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做到发展速度高于资本主义”的要求，还乞灵于“结束”所谓的由那四个人造成的“国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是恶劣的谎言。国民经济根本没有长期停滞和倒退。从文化革命的前一年，也就是1965年，到已经有估计数字的最近几年，不存在停滞现象。电力生产从420亿度增长到1080亿度（1974年）；钢产量从1250万吨增长到3280万吨（1974年）；煤产量从2.2亿吨增长到3.9亿吨（1974 年），石油从1080万吨增长到7500万吨至8000万吨（1975年）[19]。这种长期停滞、甚至倒退的说法完全是与现实相矛盾的，其目的是对文化革命本身进行污蔑。

至于机械产量的增长，那就更为可观了。如果把1957年的机械总产值定为基数100的话，那么1965年就增长到257，而1975年更增长到1156。而这些数字的来源却是非常不友好的中央情报局出版的手册！[20]

在1975年至1976年间的确出现了困难，但这主要是跟革命路线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激烈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困难，还有1976年下半年。由于唐山地震引起的困难。因此把这些都归咎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完全是歪曲事实。事实上，那四个人从来没有“控制”过经济。如果真有破坏的话，应该追究那些主管生产的人的责任——因为他们一方面想把那四个人当成自己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引起了各种不满情绪的表现（包括罢工），而那四个人很可能是支持这种行动的。不管怎么说，当发生罢工时，宣传罢工的责任在于“煽动者”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

即使有上述困难，我手头有关 1976年的资料也没有反映出任何“长期停滞”和“倒退”的迹象。例如，1975年煤的产量估计为4亿3000万吨，而1976年石油产量增长了13％，天然气的生产增长11％。1976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总值比1975平同期增长了13.4％，而1976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5年同期增长了7％ [21]。据我所知，1976年下半年的数字没有公布。

也许，由于1976年的事件，某些部门的生产暂时下降。但那并不能说是长期的停滞不前和倒退。

上述评论一点也不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速度是不可取和不可能的。但如果放弃了文化革命的基本路线，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生产斗争的话，这种加速度不可能长久的。

实际上，这种降格等于为了资产阶级竭力榨取利润的目的而奴役劳动人民。这意味着放弃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生产关系和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关于科学技术无阶级性的修正主义思想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现领导以完全颠倒马克思主义为特色的思想在各个领域产生的效果。我想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科学技术领域。文化革命反对派的思想标志是把科学技术说成是全人类的、没有阶级性的。例如他们否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依赖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而对各种技术的应用会产生特定的阶级效果。毫无疑问，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发展方式的写照。这些方法照例是不能单纯地简单地“照搬过来”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服务的。对于科学技术也需要进行改造。文化革命中流行的这一观点，今天却正在被忘掉。

这种否定技术阶级性的极端观点表现在“企业管理技术”方面。例如《人民日报》1977年 3月22日文章批判在管理方面应顾及三个方面即“路线、领导权和相互关系”这一提法。之所以被批判，是因为它没有提到“发展生产力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发展生产力问题的确重要，但是把它置于阶级关系之前，说成是最重要的，就是采取了唯生产力论的立场。

另外还必须指出，在现在的思想家们企图取消阶级关系这个主要问题的过程中；“科学性”这一标准占有中心地位。如人民日报又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强调“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有科学态度，管理现代化企业需要采用科学方法。”

在关于《论十大关系》的第十五次会议的报道（1977年2月14日北京电台）中甚至宣称：就“管理企业”而言，有必要保留那些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中”“科学的东西”。这一提法预先假定资本主义的管理属于“全人类”的科学领域而工人阶级可以按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生产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文件引用的是《论十大关系》上一句非常模棱两可的、被明显篡改以适合“当前口味”的话。在现在正式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我们见到了在各方面既不符合毛的风格、也不符合毛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句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在文化革命期间由红卫兵发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毛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种版本根本没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陈词滥调，更没有说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中的“科学特点” 的话。毛泽东的话要简单得多。[22]很清楚，毛泽东的话被篡改了，以便用他的权威来掩护他们为采用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方式辩护的作法。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正走着苏联修正主义者所走的同一条道路：在美国企业管理学校里学习企业管理。

这种“修改”毛泽东某一著作的作法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现领导经常这样干。在现在流行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中，加了一句在以前的版本中所没有的话。这句话强调要加强中央集权，这与毛强调的权力分散是背道而驰的。这句话是这样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总之，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所接受的、与文化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论点相抵触的思想，其特点就是这种把科学技术说成是象生产力一样、“无阶级性”的倾向。须知生产力既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只有前者才能促使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但这一思想不见了，有的只是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泛泛之论。而这一论调同这样的理论密切相关，即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任何发展“物质基础”的事情都必然会巩固“社会主义”。

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现领导为他们的修正主义以及与文化革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做法进行辩护的思想观点，但我并不认为有这种必要。因为我所说的已经具有足够的结论性。因此，我只想用下列的话来结束我信中的这一部分，当前中国修正主义是以实践上的狭隘经验主义和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

这种教条主义表现于：修正主义者不是对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靠武断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语录（如我们指出的，有时甚至不惜进行歪曲和伪造），但避而不谈这些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的发展。例如，对于文化革命前的毛泽东语录和文化革命中的语录同样看待，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较老的语录比对较新的语录更加重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最近的语录中富有完整的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使现领导感到很难堪。

最后，从1976年底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教条主义，其特点就是力图把现在的根本的理论问题说成是己经“解决了”，其目的在于防止沿着文化革命打开的方向进一步进行理论分析。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宣布毛曾经“创造了完整的、精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吴江，197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把这种理论说成是“完整”的，意味着除了对之进行评论之外，其它作法一律不能允许。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提出了一个禁止对这一理论进行详尽阐述和进一步研究的形而上学的主张。这是力图使这一理论丧失生命而枯萎。因为理论一旦不能前进，它就会后退。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企图以毛泽东的理论来反对毛泽东。吴江的“完整的理论”和林彪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在是大同小异。

例如，我们看到了各方面的“大跃退”。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除非你不愿正视现实。那是因为你感到，不管你不愿承认，现实将迫使我们去研究我们认为已经解决或情愿相信是不存在的问题。（我想这正是你的态度，我亲爱的尼尔·伯顿。）或者由于你一向或现在认为文化革命是“有害的”，因而否认有“大跃退”。我相信这是大多数现领导的看法。他们片面地美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头十七年取得的成就（1949-1966）而对1966年开始的革命阶段却实际上闭口不谈。说实在的，他们不敢明确地、公开地否定中国革命的最近十年。但是他们对这些年的革命涵义所持的缄默证实了他们采取的是资产阶级立场。

现在，形势就是我所形容的这样。现在需要了解的是，它是如何发展到这一地步的。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对它的答案包含了现在和将来都可借鉴的教训。

实际上，这个问题包括很多方面。首先，它和事态的进程有关，它与使“等命路线”陷于失败的那些政治条件相连，这一失败自从毛泽东死后趋于明显了。对于这些事件在当前只可能做到片断的了解，只是部分地告诉我们造成这种失败的背后的原因；尽管如此，了解当前形势的特点自然是有必要的。

关于“革命路线”这一词的含义

在着手研究造成“革命路线”失败的条件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我加了引号的这个词的含义说几句。由于这一词有时会使人产生误解，特别是当它被“个人化”，称作“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时，就更是如此。

在现实中，一条实际的政治路线从未“实现过”党的最高领导阶层或是这个党的领袖——尽管是一个集中制的党——所制定的方向。一条实际的政治路线总是由给予它生命的社会力量（阶级或是社会阶层、或是属于这些阶级和阶层的人）所决定的。

一条政治路线只部分地符合它所要求的原则方向，因为它明显地表现出这些社会力量的特殊愿望和利益。他们的愿望尤其取决于他们关于“集团利益”的观念—— 这一观念必然要受到他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影响。这意味着，由党的领导机构提出的原则政治路线与实际政治路线之间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23]实际政治路线基本上是由给它以实际内容的社会力量来决定的，并且体现这些社会力量的利益、愿望和观点。

因此，把一个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的方向跟一个党的实际政治路线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一路线并不是他们的“指示”借以存在的形式。它是对于一个客观进程进行思想和政治干预的结果。它可能会改变这一进程发展的道路，但只是在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限度之内，它能对这一力量对比施加远非按其原来意图实现的影响。

在政治实践方面，辨别在一个政治领导集团或个人的指导下的实际路线（即使这一路线多少偏离了这一指导）并不一定是出于耍手腕或系统的“欺骗”。它往往是在只有最高当局所制定的政策才是唯一正式“合法”的政策的时候，进行政治斗争的那些条件之下产生出来的。

例如，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所执行的路线是“党和毛主席制定的”，即党的“基本路线”。因此，可以认为在刘少奇和林彪行使实际权力的阶段所“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据说，即使是在那些时候，尽管有敌对的路线的“干扰”或对官方路线的“破坏”，执行的仍然主要是“基本路线”。

这样就是既承认，又否认官方路线和实际路线之间有分歧。由此而产生的混乱是由于那样一种作法（实际上是一种唯心的方法）：根据那种作法，实际的政治路线首先是与“思想体系”和以这些思想的“会议”做出的决定相联系，而不是明确地与体现实际政治路线的社会力量相联系。的确，在关于现代历史的研究中，这种作法常常无法避免，因为暴露那些体现一条特定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力量未必总是可能的。

这些看法并不只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历史。它们也适用于所有社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实际政治路线被看成是由执政党的最高领导阐明和确定的，并且在这些组织中这条路线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确定的。这种表面现象与某种政治关系的存在有关，它也许会产生一个“团结一致的领导”和“铁板一块”的神话。或者说，作为其对等物，一个“极权主义”的神话。

苏联共产党也不断地遇到这样的问题。宣布的政治路线与实际政治路线之间的“差距”又真又假。这些差距通常被说成是“违背”这一路线的例证。在某些阶段，这种“违背”是由“组织工作中的缺陷”所造成。例如，在1934年苏共17大期间提出的“组织工作决定一切”（参看1934年莫斯科发表的关于这次大会的报告，特别是33页和610页）、后来把这些“违背”归咎于“敌人”的活动、“破坏”、“旧社会的残渣余孽”等等。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明确承认：方针路线和实际路线之间有矛盾（这被描绘成“违背”）和不能够从真正社会力量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矛盾。

如果我们要回到文化革命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我们就有必要强调，这条路线——总的说来，毛并未否定这一路线，尽管他对这一路线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批评——并不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席的著作中提出的政治方向的“实现”。为了理解这一路线的真正和复杂的社会实质，有必要进行有区别的分析而这在目前是办不到的。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表明：从社会上和思想上实际介入政治舞台的这些社会力量（阶级和阶级的派别）是什么。这些社会力量看来像是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代理人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路线的内容。

因此，我们必须以极大的保留来使用“毛泽东政治路线”一词以描绘在1966年至1976年占统治地位的那条路线。

我们必须看到：使用某一领袖的名字来描绘某一政治路线会引起一系列消极的后果这一事实。的确，当这一领袖受到高度尊敬时，使用他的名字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会阻止对这一政治路线进行批判的分析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以“来自权威的论点”来代替对事实和原则进行透彻的检验。这种代替可能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它会助长产生一种气氛，即某一领导人说的话被认为是“必然正确”的，而使群众和党员不敢提出他们的意见。

对于使用“革命路线”一词也要有所保留。实际上，任何一条政治路线部带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推行、甚至泡制这条路线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他们并不都具有革命性）的印记。尽管有这些保留，在这里仍然使用这个词，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说在现有条件下，1966年-1976年期间占统治地位的那条路线的主要方面表明它是最革命的，跟毛泽东对原则的观点最接近，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基本上支持这一路线的原因。

谈了这些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虑一下造成这条路线失败的条件吧。

毛泽东死后其政治路线失败的直接政治条件

对这些条件我只想说几句。第一，华国锋是通过政变获得政权的。这—政变开始了一个政局转折，它导致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代替了以前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路线。这些最重要事件的顺序是人所共知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我们了解不多或了解甚少。我只谈如下几点。

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刚刚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到那时为止所遵循的政治路线的团结自来还未公开破裂。所有的领导人都参加了9月11日-18日举行的毛泽东的追悼仪式，而王洪文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

9月18日，华国锋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革命路线的基本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他再次肯定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特殊性的理论。他引用了毛主席对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的提法：“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在同一讲话中，华国锋还指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补充道，必须“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在后来的日子里，领导人中间出现了紧张的迹象。看起来华国锋好像在9月19日拿到毛主席的亲笔文件，29日（在政治局？）一次激烈的会议上，华国锋指责那四个人篡改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然而在9月30日的晚上，全体领导人都出席了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一个“座谈会”。[24]

在10 月初的几天里，如果你仔细读报纸就可以察觉到出现了不同的提法。10月6日华国锋依靠警卫部队和华北军事领导人，发动了政变，逮捕了那四个人（据说他们仍活着）。在这些行动中，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打死。北京工人民兵头头马小六也被打死。[25]（注：这是当时的误传。）10月8日，在极其可疑的情况下，一些公认的领导机构的成员被剥夺了自由。其它人也遭到逮捕的威胁。华国锋“自己”指定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保留总理职务。同时，他自我授权垄断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和解释权。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而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并未开会。[26]从10月10日起，开展了反对那四个人的运动。他们被指控为“修正主义”、“策划阴谋”，同时发出要求遵守纪律的呼吁。

暂时，华国锋的主席“任命”在报纸上谨慎地发表了。[27]但直到10月21日才举行了大游行“欢呼”华的“任命”和“庆祝粉碎四人帮”。就在那时，完全违反历史事实地宣称毛是反对那四个人的。 10月28日，张、姚、王被撤掉在上海的一切职务，而批邓仍被正式保留在日程上。[28]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0月25日的联合社论力图“证明”中央委员会“任命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是遵照毛主席1976年4月30日作出的决定的。这一说法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关于这一任命是否合乎手续的疑问，因此需要赋予华另一种形式的“合法性”，即由毛主席亲自指定。实际上，对于按照自己的章程行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一“合法性”是不适用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依据；因为毛的那句不断被引用的话“你办事，我放心”——既没有说明是对谁讲的，也没有说明要他办什么事情。

总之，从10月底起，华国锋便以毛主席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出现，并开始树立一种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此后他的照片日益增多的与毛的照片并排出现。[29]

从11月开始，对遵守纪律的要求变的更加经常了，还通过一项决议来重建“工厂的合理规章制度”，同时开展了对那四个人的中伤、诽谤运动——这一运动是如此明显的虚伪，对之根本无需作答。它只能使负责这一运动的人自己名誉扫地。[30]

11月底，停止了对邓小平的批判。[31]12月，唯生产力论的口号日益经常出现。

1977年1月，报导了几起要求邓小平复职的游行。2月份，外交部长黄华说，邓将在“适当时机”复职。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邓应予安排工作。也就在这时，“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开始了，同时宣布了加快实现农业机械化。实际上，邓那时似乎已经恢复了政治活动。

至1977年6月底，《人民日报》赞扬了邓以前曾被批判的观点，并支持了他对革命路线（现已被说成是那四个人的路线）的批判。

最高层的形势逐渐发展到这一地步。邓公开地回到政治活动中来了。在三中全会上（1977月7月16-21日）华被正式任命为主席，邓恢复了他过去的一切职务。在党的十一大上（1977年8月2-18日），邓致了闭幕词。

这样，在罢官16个月之后，邓又官复原职。中国老百姓对所发生的事情未得到任何真正解释。他们只被告知，这两个自相矛盾的决议都是由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是政治局“一致同意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二个决议是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同意恢复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

但是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并不是平静地进行的。这是警卫机关起了很大作用的激烈阶级斗争的顶点。虽然有关他们的作用和所使用的各种镇压方式的正式消息很少，但当我们集中起我们所占有的材料（包括直到最近才从中国回来的外国人提供的消息）时，可以很明显看出，这种镇压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大规模进行的。在我们掌握情况的所有省市中，不仅有逮捕，还有处决，看来后者为数极多。[32]特别是在1977年底，报刊也强调了公安机关的作用（例如《人民日报》11月 27日，28日）。

1977年一年中；伴随着镇压的是党内的大规模“清洗”。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很少，因此我们无法估计它的程度。但根据一些从中国回来的曾经同相当级别的干部谈过话的旅行者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干部进行“清洗”，主要是那些文化革命期间从下面上来的干部，伴随这一清洗的是以前被清洗的大批干部的复职。因此，到1977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成分比起1976年10月来说距离很大，而更接近于1965年的情况。

与右翼分子复职的同时，我们注意到邓小平的位置得到了加强。他的亲密同僚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关键岗位，主要的有中央组织部，（决定所有党的机关干部的任余、调动、提升和免职），[33]其它中央各部和一些省。

同时，更多地强调生产，“生产”先于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伴随这一过程的是新的批判对象。这些对象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但人们能够从提法的改变中看出一些眉目。例如，号召批判“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提法现在通常去掉刘少奇的名字，而且不止一次地表明：“我们不仅要反右，而且要反‘左’”——这最后一个字是带引号的，说明它并不是指真的左。这种说法看来旨在为新的批判运动开辟道路。正如登载这一文章的《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所补充说明的那样，“不少人不能辨别真左和假左。”1978年初，这一运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军队报纸上，（不指名道姓地）攻击“那些风派人物”最善于“180度大转变”[34]，现在力图加入对那四个人的批判，以逃脱他们自己的责任。如果肯定这一方向，那么一定会导致一次新的清洗。这次清洗将打击那些积极批邓、又以同样的热情反对那四个人的人。[35]

如果我们要了解直接导致政变发生的条件，并获得对这一事件某些后果的一些看法，那么回顾一下伴随1976年10月政变以及政变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能解释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他们是怎样由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决定的，以及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在最后一节中将试图回答其中一些问题。

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

我已经否定了一个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即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新的路线是由于以前的路线“经济上的失败”。这一解释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1966-1976年的全面经济“资产负债表”是很积极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本来可以、甚至应该更好些。在今后的几年内肯定会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绝对不能证明不放弃革命路线就不能加快速度，只要对这条路线加以整顿就行了。据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放弃这条路线不能说成是出于“经济的必要性”而只能说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剧转所致。没有1966年-1976年的真正“资产负债表”，试图说明在这些年中过去的路线是如何能够或是应该得到纠正是不可能（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广泛的讨论和社会实践才可能具体地清除革命路线更为深入时所产生的错误。然而既无广泛的讨论，也无社会实践。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很突出的。上海市是一贯贯彻革命路线的城市——它受敌对分子的干扰最少。这些分子嘴里附和而在实际上破坏它。上海的经济成果甚佳。那些在中国居住过的人，凡是在上海和其它城市的工厂工作过的，一般都说上海工厂里的工作和生产气氛同其它地方一样好，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常常比其它地方还要好。

然而革命路线的失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能把失败仅仅归咎于这一路线的反对者的“伎俩”、“狡猾”和“厚颜无耻”。这些因素当然是起了作用的，但却不是主要的。如果一条路线失败了，这是由于它本身在第一方面是失败的。考虑这一失败的实质和原因是很重要的，这最终应当从阶级关系的高度去寻找。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得出不仅对中国有影响，而且适用于更大范围的答案。

我再说一遍，目前我们只能得出部分的和暂时的答案，但这也许会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研究的起点，其中也包括批判现在提出的答案中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提出充分答案的最主要障碍是缺乏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分析，而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出这样的分析，这是一个严重的具有重大意义事实。那四个人当中的某些人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没有成功。他们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掌握足够的对过渡时期社会结构作阶级分析所需要的理论观点。这一不足表现为一种倾向，即给现代中国资产阶级下定义时，不是按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是按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路线——或者充其量不过是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影响的分配关系来划分。从根本上说是把资产阶级当作上层建筑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一不足是由于使用（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一概念而造成的；这一概念本身被看作是上层建筑的变化对于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影响。

造成这一理论上的不足有许多原因，特别是由于缺乏不受现成公式的影响进行广泛的讨论，和由于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为了反对进行这一阶级分析的任何企图而发起的猛攻。资产阶级要保护自己。所以，那四个人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们要在中国进行阶级分析——据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毛泽东早已做过这种分析了——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缺乏对现在中国的阶级分析，妨碍了充分理解最近几年来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也是革命路线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关系是什么，就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这些关系。一个执政党如果缺乏这种知识，尽管它力图使“经济现代化”，最终也只能保持现状。[36]

没有任何党的文件对当前中国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差别[37]和人民公社内部的社会差别 [38]，做出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一局面的严重性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缺乏对新的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表现在使用陈腐的贴标签办法上面。这类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在人民公社成立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使用贫农、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等成份项，而这些成份，还是公社成立时的那种含义。[39]而今天这些成份除了作为当前阶级和社会阶层分析的荒谬的替代物以外没有任何作用。同样地，不是对不同路线的阶级基础作真正的分析，而是以贴上以同样标准区分的标签的方法来谴责“被批判”的路线。其结果只能是不断地重复对立路线支持者的那些千篇一律的罪状。

这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976 年，一篇题为《伟大的胜利》的文章（4月10日《人民日报》）宣布说；邓小平的社会基础是由与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有紧密联系的“党内走资派”组成的。另一个例子是，1977年曾接受这一分析的华国锋在他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当时邓小平就坐在他旁边）：那四个人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这种提法说明领导没有能力或者拒绝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对被批判的政治路线做出严肃的阶级分析。如果确实有这样一种分析却被当作“秘密”来保守（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这个政党就不配自称是领导广大群众的党。事实上，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基本分析。结果，除了重复那些陈词滥调之外，拿不出任何更为像样的东西。[40]

当然，造成近年来党内分裂的有关重大问题的斗争并不受一项严肃而精确的阶级分析的引导，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这些斗争和深刻的阶级分析不相一致。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些分裂被直观地、普遍地加以理解，因而并不敏锐也不细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划分正确的界线，以妥善处理次要矛盾（它很可能因此而带上对抗的性质），从而安排好跟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阶级联合相符合的妥协。

文化革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突飞猛进的历史（从1966年5月到1967年2月[41]），随后是一系列的退却和新的进攻。这些退却主要是由于左派没有能够缔结基本的妥协和形成必要的阶级联合。毛泽东把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退却归罪于上述没有达成基本妥协和形成阶级联合。这不仅影响了政治力量的对比，还影响了阶级本身之间的关系。[42]

一些现在被说成是对那四个人的批评的毛泽东语录——都是断章取义又加上了适当的注释——实际上是毛给他们的忠告：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操之过急。这些忠告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抓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

撇开策略问题不谈（这关系到政治力量的对比），我觉得，在革命路线的失败中起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他们没能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问题。没有这样作的后果之一是：这四个人经常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除掉他们的对手，而不是贯彻一条具有充分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却显示出他们能够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特别是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但是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处理这一联盟的内部矛盾。结果，他们总是倾向于以高压政策来代替政治领导。

于是对抗发展了，由此引起了在左派的支持者这一方面的折磨人和欺凌人的措施，甚至于镇压行动。这些常常不是针对真正的敌人而是针对那些仅仅被怀疑是敌人的人。经常采取这类行动的家伙常常并非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只是一些表面上靠近左派，实际上企图利用左派的威望来满足个人目的的机会主义者。

此外，甚至左派的领导人也对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采取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以至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充分进步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阅读外国刊物和书籍的权利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也表现在一些从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出发支持革命路线的积极分子的恶习上）。在对所有文化、电影、戏剧和类似作品的出版要加以严格控制的借口下，允许问世的新作品数量很少。在科学领域里，出版的著作数目大幅度下降，大部分科学刊物停刊，甚至连进图书馆也被严格限制。

正如我所说过的，采取这些措施的也许是革命路线的反对派，他们以革命路线的名义进行活动，实际上是妄图对它造成危害。无论如何，这类措施不只是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生活遭受了无谓的损失，也使知识分子们感到受了欺侮，很可能到最后还遭到一部份群众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拒绝支持革命路线，或仅仅口头上给予支持。

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及时改正那些导致他们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发展的行为，反而陷得更深。高压政策和镇压措施一个接着一个。由于这些措施被提到的次数太多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在此加以重复，即使这些说法是夸张的。毫无疑问，基本上说来，它们是符合某些事实的。

综上所述，我想我们能够接受阿什莫奈特在他写的题为《靠高压来实现革命化》一书中的提法：“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并没有充分形成。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缺乏谅解甚至正在加深”。[43]

高压政策的成分一旦进入应该是联盟的东西，它就要蔓延。最后，高压政策也会加在一部分群众身上，使不满情绪增长——例如，在那些被强迫下乡落户的年轻人中间，还有他们的家庭中间，没有人令人信服地解释过他们之所以应该下去的原因，他们对此也没有充分的准备。[44]

群众的团结因此无法发展。不允许群众发表自己的意见，越来越多的“代言人”便出现了，他们代表群众独立地行动．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总不是健康的，它为在“自由化”旗帜下进行修正主义的反扑准备了条件。

在这期间没有一个居住在中国以外的人能够造出一张这些年来真实的“资产负债表”。然而，认出这些斗争的某些特点是可能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都以革命路线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斗争的特点之一当然就是它们通常是以宗派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宗派主义之所以产生，部分地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阶级分析，有了这种分析，才能使他们有可能正确划分阶级并形成联盟。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公式化以至形成教条主义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继续存在的影响，这一思想蜕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最后竟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反面。[45]

中国修正主义同样受其影响。但和革命路线的情形相反，它和这一倾向本身的目标并不抵触；革命路线则缺乏它所需要用来高度连贯地发展其活动的理论观点。中国的修正主义丝毫没有对这种情况感到难堪，正相反，这反倒使它能够利用那些既是教条主义又是折中主义的观点。

这一折中主义使得修正主义路线看起来不那么带强制性，因此，毛泽东逝世后，知识分子中的不满连同群众中的某种厌倦情绪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加上他们害怕发生内战）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发动政变之后，起来护拥修正主义路线。

有助于解释革命路线失败原因的近几年来斗争的特点之一是，斗争带上了强烈的各人色彩。这种斗争的个人化最后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对毛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也许在短期内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从全面考虑，它是一种深刻的消极现象：它使一些聪明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能够躲在据称名向他们表示过的信任后面，“以他的名义”说话，或者宣布说他们是他的“继承者”。林彪和华国锋的例子表明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

这里谈到的这种可能性基于这一事实，即当斗争变得个人化时，不是主要表现为原则问题和路线问题的斗争，而是表现为一心想夺取某些位置的私人之间的个人争夺（尽管通常常总是声明这些斗争是路线斗争），而且这适用于各级领导。

此外，这种现象显而易见地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因素。“夺取政权！”的口号经常导致把政治斗争变成地位角逐。[46]在这场角逐中，对占据这些位置的人进行的个人攻击的成分常常大于原则斗争。然而，这种以个人之间的斗争代替改变阶级关系的斗争的作法，最终只能在群众中造成漠不关心和厌倦情绪，因为群众无法了解这类斗争怎么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乘机利用这一厌倦情绪，标榜他们自己是恢复“秩序”和“安定”的人。实际上，他们一旦在中央取得权力，便从事最恶劣的迫害、清洗和争夺地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他们是背着群众偷偷搞的。

对所有这些还可以作一点补充，那就是政治斗争经常是微妙的这一特点。这里我仅举一例。“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和孔夫子）运动”看来有好几个靶子，要看不同时间和参加运动的人而定。这些靶子中不仅有林彪和孔夫子，而且还有周恩来，那四个人，邓小平，也许还有其他什么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这样的“讨论”的意义，而对其他人来说，要求他们承担关心和参加讨论的义务，最后只能变得无法忍受。

某些斗争的微妙性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动这些斗争的人们并非真正力图使群众参加这些斗争。这些斗争只不过是在那些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求助于群众”的领导人之间开展的，但利害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内容却很少向群众做出明确解释。用同样的帽子来扣鼓吹根本不同政治路线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微妙性的一个方面。被扣以各种通用帽子的前领导人被抬出来作为发泄公愤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人向群众真正解释症结何在，没有人帮助他们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坚持住，不被赶下来。在这一点上，上海公社这一插曲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

上海公社：它的迅速消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含义

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因为上海公社容易被人忽视，而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有颇大的重要性，所以这就更有必要。我首先要回忆某些事实。

1966年11月以后，上海（和其他一些工业城市，主要有天津和东北一些地方）的专搞文化革命的工厂委员会的数目迅速增加，这些委员会在企业中建立了“双重权力”，他们是按中央文革小组十二点指示批准的机构。[47]

在上海的工厂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权力和主要由干部组成的生产部门的权力并存。12月底，后看瓦解，而工厂委员会则发展成为群众革命组织（称为“司令部”）。虽然它们内部还不统一，但它们一致反对它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当时的市人委领导。1967年1月初，在百万工人参加的集会之后，市人委垮台了。 [48]

1月9日，32个组织联合发表了称为“紧急通知”的东西，它提出了一系列的章程，显然是在为一种治理机构的新形式作准备。全中国的报刊都登载了这一文件，毛泽东亲自把它树为样板。1月22日的《人民日报》评论说。“在所有革命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方法中，归根到底唯一的方法就是掌握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们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的当然主人！”[49]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出现了标语：“一切权力归公社！”

然而，发展需要时间。直到2月5日，公社才在一个百万工人出席的大会上宣告成立。发言人宣布说：“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已经完蛋了，一个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新的权力机构已经建立起来了……”[50]

然而上海公社并没有得到中央报纸的喝彩，其它一些城市的公社，如太原公社的成立也是如此。这就是说，中央政权既不承认公社，也不正式否认它。二十多天后，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诞生，公社不复存在了，而起初张春桥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建议和所有发起组织的批准，参加了上海公社的工作。

就这样，在上海和其他城市里，公社这一形式，虽然《十六条》里提到过它，却被抛弃了，代之以革命委员会的形式。

没有提出过任何说明这种改变是有道理的真正论据，但是主要是在张春桥2月24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由。在那次讲话里，他间接地提到了毛泽东对上海公社这一创举的评论。[51]根据张的说法，毛泽东并不是非难公社的原则，他只是怀疑公社是否是按正确的程序成立的。而且他怀疑这个模仿巴黎公社的样板是否能为上海这个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中心以外的地方所接受。他同样也担心全中国都宣告成立公社所引起的国际问题。这些意见并不很令人信服，并且与其说是论点，不如说是疑问。不管怎么说，这并不是对公社的谴责，只不过是要求小心谨慎而已。

实际上，毛所提出来的原则问题是党的问题。看来使他感到十分不安的是给干部们指派的角色和一些造反派要“打倒一切当权派”的趋势。他问道：“我们是否还需要党了？”然后他回答说：“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坚强的核心来使我们在要走的道路上更为坚强。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党，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反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党。这一点是绝不能忘记的”。

问题发生了。曾经支持过公社这一政治形式的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人，怎么会在实践上又倒退回原来的态度，声称中国对接受这一政治形式还没有作好准备？他们又怎样开辟一条以一系列退却为特征的新道路？这一系列退却因局部的、越来越无力的反攻而中断。

就文化革命的具体开展来说，应该考虑两方面的事实。首先，（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各类革命组织很明显已无法联合。他们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并且热衷于搞垮对方，从而存在着造成混乱和大批打倒正直和忠实干部的危险。1967年7月，毛泽东谈论了这一形势，那时他批评了大多数斗争性最强的文化革命支持者们所表现出来的不能团结和联合他们应该与之取得协议的人的现象。[52]

事实的第二个方面是最高领导人中间的大部分党员对1967年初发展形势作出的消极反应。这些党员基本上没有采取革命立场，他们敌视文化革命，只不过没有公开这样说罢了。因为他们是多数[53]，所以他们呼吁“温和”是有人听的，要不是这样，党的团结早就完了，甚至连党本身都不复存在了。

谭震林1967年1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表达了许多革命老干部的态度，他说：“你要不要党的领导？你想把老干部都毁了呀？我在这里以全体革命老干部的名义说，我宁可坐牢杀头，也不愿眼看着我们这么多老同志遭受屈辱而保持沉默。”[54]

由于大部分老干部的态度和保持党的团结和生存的愿望，使得政治局不得不“缩小打击面”，并确定个别对象；刘少奇、邓小平和少数其它官员。另一结果就是人民解放军和它的领导人林彪被赋予了特殊的作用。从那时起，正是解放军（通过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确认哪家是“真正的左派群众组织”，引导他们实现大联合，同他们一起左右整个运动。[55]

这些决定导致群众运动的消亡和军队领导人在党内和国家机关里的影响越来越大。[56] 1969年在党的九大，军队领导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被选入政治局的25名成员中，14名是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标志文化革命初期特点的群众运动被自上而下组织的批判运动所取代。1971年，聚集在林彪周围的军队领导人对革命潮流带来的威胁太大，以至林彪被粗暴地消灭了，但这并不能使革命潮流在党内成为代表多数的倾向，它的代表在政治局委员会中大约只占三分之一。

革命路线的支持者们并没有成功地使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到足以防止越来越多的右翼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复辟的程度。结果，解放军和公安机关起了决定性作用的1976年10月政变成了在政治舞台前沿酝酿数年之久的这一过程的高潮。在许多不同的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受上面领导的组织享有优先权。这对这一过程十分有利。这和放弃公社这一政治形式也有联系。

然而这些事件的展开并不足以说明放弃革命路线或是这条路线最终失败的原因。要说明这些事实需要研究党和群众组织，特别是和公社性质的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些组织是劳动群众的权力机构。在这些关系中有很多矛盾的东西。就拿一件事来说吧，劳动群众远不是自发地团结和表现积极的。这一情况反映在群众内部矛盾的发展上，使之有必要发动一场思想斗争，以便能使无产阶级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起到有效的领导作用。这就引起了一个处于各种矛盾之中的革命政党所应起的作用问题，这些矛盾可能会导致群众分裂，甚至会引起他们中间所出现的不同思想和政治倾向间的对立。

党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同样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权力是掌握在人民群众、他们的组织和先进分子手里，还是掌握在党的手里？换句话说就是：劳动人民是行使权力的主人，还是由别人替他们行使权力（假定执政党在不受劳动人民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能继续为他们服务）？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形式。同样，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说过苏维埃是劳动人民的权力机构。这两本著作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列宁在1919年就已注意到了一个消极的事实，即苏维埃并不像它应当做的那样，成为“劳动人民的政府机构”，它成了 “并非全体劳动人民、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替劳动人民代行的政府机构。”[57]这种形势并不是注定会改变，它导致了苏联劳动人民权力的完全丧失。

在1966年8年8日发表的《十六条》中，中国共产党不那么明确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方面，提到了巴黎公社的制度。据说，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新的群众群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第九条）。另一方面，据说由于有了这些组织形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自己教育自己”。如果权力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党的领导是通过党员的工作来体现的，这一工作是采取说服和解释的形式而不是以高压手段强制行使权力，那么这两种提法并不矛盾。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公报所说的：“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不要怕出乱子——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

用革命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公社这一形式、解放军在挑选群众代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委任这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方式，都意味着放弃了1966年8月所明确采取的方向。

正如我们所见。放弃这个方向是同党的领导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革命路线的演变相对应的。[58]这也是由于群众组织在对待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对待很多干部的态度上不能联合、不能避免派性活动所造成的。这一演变以及这些作法看来和关于党的作用的某种主导思想有关，即认为应把党的观点强加给群众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说服。同时，这些出同斗争的“个人化”有关、这两种现象是同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关系的实质缺乏有力的分析分不开的。因为这些关系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59]

这一论断妨碍了改造社会关系这一长期斗争的发展（因为它们已经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了。）它还会造成以个人冲突来代替改造社会关系的斗争，而这些冲突的发展会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突出出来，而那些对于“追求地位”不感兴趣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反而被埋没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有时不得不试图从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支持（这些人必然是不稳定的），有时为了避免由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引起的混乱，他们又转而依靠解放军干部或地方干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投修正主义分子所好，从而削弱了革命路线。

我认为，这些因素说明了文化革命所曾遇到的限制，也说明了毛泽东死后革命路线遭受失败的原因。

“思想遗产”和它的活跃作用

前述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同从三十年代末期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的蜕化形式中引出来的“思想遗产”有关，也同斗争的“个人化”以及封建的残余意识有关，中国现在仍旧是这一残余意识的继承者。

有必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些“遗产”会得以保存下来。使这些“遗产”仍然起作用的社会关系中的那些因素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风尚是些什么呢？为什么对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蜕化形式所进行的批判没有充分展开呢（尽管毛泽东的某些著作开始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为什么这一批判所要求的新风尚没有占统治地位呢？

显然，要回答所涉及的方面如此广泛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这里我只能提供几点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思考如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时的一些片断的想法。

首先，我注意到某些社会关系并没有受到系统的、实际的批判，而正是这些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出来，限制了毛泽东路线的作用，助长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扑。这些关系的核心是：（1）存在于党和国家机器里面的等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2）国家机器不同部分之间互不联系。（3）党的基层组织之间相互隔离，它们之间不能正常联系，只能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这种隔离和互不联系给了党的上级机构以实权，并保证那些典型的资产阶级关系不断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关系的特点就是等级制和秘密性。它使得群众不能任命或者罢免官员。其结果是，后者就不可能是人民的公仆，因为他们属于一个统治群众的机构系统。

这些政治关系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这就是未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使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有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在这一点上，文化革命中对直接的生产过程所强制进行的部分改变由于没有对再生产过程进行根本的改造而受到阻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制定积累累和各部门之闻投资的分配等）继续不受直接生产者的控制，而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在经济计划的一些具体细节方面被征询意见。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稍微得到了一点克服，而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则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同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相对应的经济关系是由分配关系上的不平等构成的。这不仅是八级工资制的问题，而且也是分为30级的报酬等级问题。这里也涉及到党政干部享有的特权，它随着一个人在这一等级制中的晋升而增加。这些特权包括例如使用公家的汽车、比较宽敞舒适的住房，甚至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还能拥有别墅和去特别商店购买东西（衣服和某些耐用消费品，如电冰箱、收音机、电视机、照相机和录音机等等）。对于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些特权扩大到拥有几座别墅，免费乘坐飞机进行个人旅行等等。[60]

干部们的这些特权在最近18个月中的一场并非象当局所希望的那样仅仅针对那四个人的大字报运动中，特别遭到抨击。最尖锐的一些大字报很快就被撕掉了。[61]然而它们还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事实真相。它们表明，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着“合法的”特权。他们根据自己在等级制中相应的级别，住在和广大群众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

此外，这些“合法”特权的存在是获取“非法”特权和有利条件之门，是取得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泉源，特别是那些中层干部，按中国说法叫“走后门”。像非法建造一座别墅的机会，对干部子女的照顾（使他们能上大学，保证他们在被送去的农村的当地干部照顾下不给他们分配太艰苦的工作等等）。无法估计这些“非法”特权到底有多少（它们都是“合法”特权的产物）。但是，根据最近的大字报，特权颇为广泛。国家对此采取既反对又容忍的态度，而本来按道理说，防止这些特权的出现是国家的责任。实际上，这些国家机构的成员同样在享受着这些特权，所以他们对特权的反对只能是有限度的。

最后必须补充一点，由于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存在和高度的集中对于政治领导人的自行补充十分有利，特别是在“集中”大大超过“民主”的所谓“民主集中制”之下。例如，这种自行补充表现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成员们的合作上。这很容易导致拉帮结党和裙带关系。

必须承认，“集中”对于“民主”的优势（就组织形式和政治实践而言）和党内禁止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有关。提到这样一点是中肯的，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过同样的禁令，只不过相对来说，出现得比较晚，它是通过对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的一项决定进行片面的错误解释而造成的。从原则上讲，这项决议并不是要剥夺发来不同观点的自由，[62]并且它仅仅是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被采纳的，只有在当时的特定的条件下才有理由那样做。[63]

资产阶级政治关系的存在加上特权制度，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思想蜕化变质形态的基础之一（三十年代从布尔什维克思想转化出来的这些意识形态也是为了在苏联的类似的特权进行辩护的）。[64]我想这些关系的存在——假使没有从根本上对它们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从未以系统的形式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在这方面，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再一次出现了，但是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尽管对这一制度的批判曾有若干次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但为什么没有发动一切从根本上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和集权制进行挑战的群众运动？

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单一的答案。我所能提供的答案的要点都是假设性的和有疑问的。

我所说明的第一点可从现存制度在特定范围内所起的客观作用中找到。从根本上说，这一作用在于保证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某种统一的形式。因此，如果不被另一种统一的形式所替代，这一制度是不可能真正被摧毁的。除非你以另外的东西代替某个东西，否则你是不能真正摧毁它的。但是这另一种统一的形式只能由社会运动本身去发现，理论是无法“发明”的。这里，社会实验和理论批判相结合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一领域中，加强给群众社会实验的限制，使得找不到能够保证群众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的统一形式，同时也不排除一个革新和改造了的党在思想上起领导作用的可能性。

第二点，必须注意到，广大群众担心现存的统一形式可能解体的心理，有利于防止对现行政治关系进行任何激进的挑战。就这样，上海公社就既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作为样板了。在没有引起任何群众抗议的情况下，公社就被放弃了。最后，革命委员会在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下，通过各种社会实践的再生产，逐步在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政治关系存在的一种变相的形式。

尤其成问题的是领导方法，它和真正的群众民主的发展是相矛盾的。后者所要求的是不受妨碍的言论自由和多种形式的群众组织。然而劳动人民进行干预的多种形式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干预是通过文化革命初期大批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发表大量不同意见和创办未经新闻检查的“造反派组织”出版物来进行的。）没有受到批判的党的干部，甚至那些从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干部很快就对这些干预形式加以限制。他们逐渐取代了原来群众中不同派别的发言人而成为群众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逐渐站稳了脚跟，并被结合进了原来的领导机构。这样，他们就和原来的基础一刀两断了。他们还通过让这一基础反复实践来扼杀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禁止他们发表批评意见。

这种领导方法同向社会主义前进是背道而驰的，向社会主义前进需要彻底的民主。这些方法由于害怕看到再生产过程的统一中断及统一的新形式尚不肯定而得到加强。它们同时又由于文化革命中上来的一些干部被融合进一种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批判的特权制度而得到加强——某些这类干部一心想保留这一制度以便从中取利。

强制实行这种反民主的作法和遵循真正的革命路线以及毛泽东的某些口号，如“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是相矛盾的、这些作法证实了毛本人在1964年所做的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本质上讲并不比其他政党更革命，一个曾经是革命的政党常常会走向反面，变成反革命的法西斯党。[65]这就需要党在允许其它政党共存的条件下保持领导作用，当然不是通过高压手段，而是通过思想斗争。[66]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反民主作法的优势与革命发展的需要是相矛盾的。

我们知道，毕竟只有劳动人民自己才能完成他们的自身解放。阻碍群众活动的前进就等于反对继续革命。在劳动人民的组织自由受到妨碍时，当“统一的思想”强加在群众和党员头上时，革命是不可能继续前进的。统一思想的办法或者是领导上迫害和镇压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或者是组织一些讨论会，会上人们不过是重复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垄断消息和歪曲历史事实给群众活动的道路设置障碍的情况下，推进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歪曲历史使群众无法了解自己的历史，从而也就不能在对当前形势采取行动中做到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所有这些障碍最终只能导致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失败，导致全面掌握科学知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活动、开展社会实验和发展科学知识斗争的失败。[67]

一条革命路线如果无视这些要求，或不能保证这些要求得到尊重，那么这条路线就不是完全言行一致的。不管它暂时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最终注定是要失败的。在中国，这种失败所采取的形式就是当前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搞的政变，加上“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和欺骗性的经济讲话。

当前的道路及其前景

当前的道路的标志不仅是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同时确实还有“自由化”的蛊惑宣传。在对群众和革命的镇压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同时，却大谈什么“百花齐放”，甚至“千花竞彩”。但这些“花”注定了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68]——条件是只要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同意重复党所说的话就行。事实上“服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句话正在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而党落入修正主义领导着手中这种可能性（这正与实际情况相符），却被想当然地排除在外。

奇怪的是，现领导正在恢复一些老木乃伊式的党派组织，它们已经不代表任何东西，因为它们不再吸收新鲜血液了。[69]这一企图看来是考虑到毛所提出的各个政党互相监督的必要性，同时也可以说，主要是使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人物安心的一种方法，因为这些党派据说是代表他们的。

就在新领导试图安抚知识分子和旧资产阶级分子的同时，它却强化了工厂和人民公社的劳动纪律，事实上还限制了工农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发展经济”的名义干的，让工人们期望不久他们将会享受迅速增长的“现代”生产资料和尖端武器的好处。要取得这些东西，需要巨大的积累，所以，除了一点余屑外，劳动人民所能享受的主要“好处”就是劳动的强化和进一步受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命令的约束——也就是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加强。

中国共产党现领导的真正阶级本质在它的国际政策中也暴露了出来。由邓小平阐述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后果，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 [70]例如，表现在支持法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干涉和支持一些最反动的政权，像非洲的蒙博托，博卡萨和伊迪·阿明以及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71]。这一支持的阶级意义反而更大，因为它甚至违反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人民感到这是对他们的民主和民族的愿望的一种污辱，这反而有助于加强社会帝国主义的威信，总的说来，后者的策略运用更为巧妙（即使是在同埃塞俄比亚的殖民主义者一起干涉欧加登的索马里人民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候）。为了证实中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消极作用，你只消和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谈谈就行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威信己经降到了最低点。

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当前的国际政策继续体现在一种试图把中国和世界市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外贸政策中[72]，以致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必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一市场的波动。于是，除隐含在激烈的加速积累率中的危机因素之外，又加上了其它起源于国外的危机因素。

中国共产党的新领导遭到了历史的谴责。从长期观点来着它只能遭到失败，正像修正主义的整个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它将被迫逐渐地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它将在那些今天无法或不愿看到这一面目的人们面前暴露得一清二楚。实际上，这个领导现在正坐在火山上。即使他相信自己的诺言，这些诺言也将被事实所驳倒。的确不错，生产可能在几年内有所前进，特别是那些给予优先权的工业部门，但是工业和农业的矛盾、城市和农村的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最终将会恶化，因为现领导引导中国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很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民认为党正在引导他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许下的诺言将会实现。这种情况，加上那四个人所犯的错误，他们的高压政策所造成的厌倦情绪，说明了为什么有一部分群众以慰藉的心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以相当的热情来欢迎现领导。

然而，当虚假的诺言被拆穿时，事情总归要变化的。那时，为社会主义进行过长期胜利斗争的、经过文化革命锻炼的、在实践中亲眼看到这场革命的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积极成果的、敢于向统治当局挑战的中国人民——他们是富有经验的——将继续大步前进。

我们现在无法预见到这一切将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而且将会出现许多曲折，包括党的领导出现新的分裂。邓小平的经典性修正主义路线和华国锋的路线（华看来还企图保持文化革命某些成分的外表形式）之间的冲突正在发展。但这种波动只是次要的，只有中国人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中的健康因素将同他们在一起。

在目前形势下，一切身居国外的中国的朋友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责任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在不干涉中国事务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必须避免做任何可能提高正在把中国拖向通往灾难道路的领导人的威信的事情。此外，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些人看到文化革命遭到否定，但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可能会对社会主义感到幻灭。对于他们，中国的朋友们必须尽力去解释修正主义路线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暂时占上风的。这种解释更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揭露毛泽东路线支持者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导致这次失败的错误。这种知识对所有愿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可以缩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或是其它什么地方重犯同样错误的危险性。

这个解释的任务是长期而又复杂的。我已试图在上述几节中开始这一工作。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最多不过是一个长期的思考过程的第一步，如果要取胜，很多人必须加入进来。总之，我感谢您，亲爱的尼尔·伯顿，正是您的信激励我作出回答，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些东西，以此作为对我所答应的解释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注释：

（1）下面在专门论述上海公社的各个段落中，我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由于这封信是要公开发表的，所以我或者在文内，或者在注释中详细说明那些不一定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或记得的东西。例如，我提醒读者：那四个人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王洪文从1973年8月起任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治委。姚文元和江青都是1969年（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他们在1976年10 月的政变中被捕，并且在1977年7月全都被“永远”开除出党。

（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伊·列宁著《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4）哈里?布雷夫曼著《劳工与垄断资本》（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页。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厂强加给工人的纪律时写以这种惩罚[按：英译本中，‘惩罚’一词作‘纪律’——编者]，在劳动者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工作的社会状态中，本来就是多余的，……（《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2页）

（5）见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6）七十年代初总是提倡“社会利益”。这就是说，在某种限度以内，某些企业的“财政亏损”是可以容忍的，尤其是当这些亏损是同对人民有利的措施有关时是如此——例如控制污染。作为一个无条件的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盈利，就不存在考虑各个企业单位的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利益”的问题了。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5页。

（8）对于农业产量，能够看到的估计数字很少，特别是具有决定性的“粮食”产量数字更少见，引用这些数字必须有保留。就我所知，中国方面给西方访问者提供的最新数字是1974年的收获量，据称是27490万吨，这是创纪录的数字（包括薯类，也许还包括大豆，稻谷是否指原粮还是碾过的不清楚）。1975 年，外国专家主要根据各省的材料估计总产量为2.8亿吨至2.9亿吨。官方材料似乎表明1977年的收获量达到同样水平。这两年的粮食产量顶多和人口增长速度相等。但1970至1975年间谷物产量仍然增加了4700万吨，即19％——成绩相当可观。我们还应当指出，中国于1977年签订的进口谷物合同达到创纪录的1100万吨，而1975年为500万吨，1976年只有200万吨（数字采自1977年1月10日法国《世界报》、《中国季刊》1976年6 月号第817—21页和《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112页）。对西方声称1965-77年是标志着不关心生产的年代的那些人，指出中国的灌溉面积从 1964年的3500万公顷，增加到1977年的5500万公顷，共增加2000万公顷（1952年总灌溉面积不过2100万公顷）这一事实不是没有意义的。（参阅德怀特·H·柏金斯：《中国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载《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出版局1975年版]第28页与《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2页）

（9）下面我将探讨这些技术问题如何大部被归结为“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以及其所以这样做的社会和政治原因。

（10）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在中共领导内部显然存在分歧。新华社1977年12月25日发表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封信（1966年 3月12日）是有象征意义的。那封信虽然赞同实现机械化，但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操之过急的倾向都提出了警告。毛泽东在信中说：“不能一哄而起”并补充说：“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11）对于这家工厂态度的这一‘说明’，使人回想起苏联在三十年代那些抱怨经济搞得很糟（缺货、产品质量下降，等等）的人所作的陈词滥调式的答覆，这种相似令人感到不安。所有的问题当时都归罪于 “托派的破坏”，然而在‘清算了托派’之后40年，同样的现象又出现了。顺便提一下，谢墩公社把东方红拖拉机厂的作风跟一家缝纫机厂进行了对比，后者马上就提供了所要的零件。奇怪的是这家工厂是上海第一缝纫机厂，而上海是所谓‘四人帮’猖獗的地方。

（12）请注意，这类事情给公社和工厂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提供了由各自所在单位出钱去出差的机会。这些出差人员自己好几天不出勤，同时却非常强调要工人和农民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也反映了阶级关系演变的方向。

（13）零件问题只不过是粗暴地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所引起的各种矛盾的一个侧面而已。这些矛盾必然要导致机械的巨大浪费，因为这些机器在正常使用它们的必要条件尚未实现之前，就被送到农村去（中国的出版物对于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材料）。另一个问题是机械的保养问题。1977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操纵农业机械的人曾在国家办的训练班受过训的只占总数很小的比例。这一点并非偶然。

（14）这个观点更加重视设备的积累，而不重视生产者集体掌握生产过程。

（15）采用这些办法增加生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亚洲其它国家取得高产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方法，其作用远远超过了机械化。例如1974年日本每公顷粮食产量为5580公斤，而中国只有1900公斤，稻谷产量分别为6200公斤和3509公斤（见《东西方》1977年第4期第83-85页）

（16）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三卷中要谈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写。

（17）显然我这里没有篇幅去分析现行修正主义路线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又有哪些区别。在我看来，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强调加快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强调“现代化”等等。其区别看来同国家资产阶级人数多寡相联系，现在这个国家资产阶级对于老资产阶级具有更大的优势。

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同如下事实相联系，为了打破抵抗（这种抵抗因工人阶级有了文化革命的经验，而只会增长），资产阶级有必要搞 “迫切”的“争时间”“比速度”的神话。打着这一“必要的斗争”的幌子，国家资产阶级试图最大限度地加强纪律，加强劳动强度。1977年提工资看来是为了（通过规定提工资的各项标准）来分裂工人阶级，和作为加强纪律和劳动强度的对应物。

（18）承认张的这些重大贡故当然不应使我们忽略他的分析中的弱点，这些弱点表明了客观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某些局限性。弱点之一是他没有能够说明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变革，真正的社会性剥在的前景。他不谈这个前景，而主张普遍的国家所有制（被错误地称为“全民所有制”），而这只能维持直接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状况。同样，张没有看到一旦国家所有制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就来自国营经济内部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不再是来自小商品生产。

（19）数字引自《1976年的中国经济》，载《中国季刊》1977年6月，第362－4和38页。

（20）见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指标手册》。根据这同一来源，同期的拖拉机产量（以1000标准台15马力为单位）从23.9增加到180，民用船舶（吨位）产量则从50600增加到335606。

（21）数字据《中国季刊》1977年6月注9。

（22）见《北京周报》1977年第1期，第23页。红卫兵的版本见《共产主义》1972年11月第1期第95页，以及毛泽东《文本1949—1958年》[巴黎，1975年版第190页]。

（23）在我看来，当谈到1966至1976年间实行的革命路线的，这个看法尤为重要。那些年里实际上的政治路线受到下述事实的强烈影响，即最始终如一的革命领袖们（这就是说，首先和最突出的是毛本人）当时相当孤立，比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所设想的更为孤立．他们只能部分地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极不相同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且不同时期依靠的对象也不相同。例如在文化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后来又依靠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等等。（关于这一点，参阅我在下面关于上海公社的论述，特别是注53）。

（24）见1976年第41期《北京周报》第5页。参阅A. Bouc《整风》一书（巴黎，1977年版〕第159页以下，以及Chen Ying-Hsiang和Claude Cadart合著《毛泽东的两次死亡》（巴黎，1977年版）第97页以下。这两本书的观点和我的观众很不相同，彼此之间也很不一样。

（25）见《毛泽东的两次死亡》第98页。

（26）顶多部分政治局常委曾开了会。

（27）如K. S. Karol著“Da Teng a Teng: Tre anni di lotta politica in Cina”，载Quale Cina dopo la revoluzione culturale， Il Manifesto，第6期，第46页。

（28）见1976年第43和44期《北京周报》。

（29）《解放军报》于10月29日发表题为《华国锋同志是我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一文。这种说法无疑意味着这件事并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

（30）除此以外，如果这场运动不是充满了谎言，那么这个党还像个什么样子？其领导人干了像指在那四个人干的那些事，而没有任何人知情或提出抗议。

（31）11月24日，华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活中，就没有再批邓。

（32）这些处决当中，有些是正式宣布的，或者通过电台广播，或者由当局张贴布告。另一些是通过“大字报”传播的，或者人们看到卡车载着被判死刑的人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对他们的判决。事情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以至有必要公开声明某些判决以缓期执行为好。很难肯定反右斗争中执行的死刑比这次少些。然而不管现在怎么说，看来情况就是如此。目前右派分子回到领导地位，无论如何表明了他们不过是被罢了官。此外，毛泽东的路线是反对大规模处决反革命的。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毛写道：“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

（33）例如胡耀邦于1977年12月出任组织部长。他过去是共青团总书记，因持修正主义观点在文化革命当中受到严厉批判。

（34）见Alain Jacob发表在1978年1月13日《世界报》上的文章。

（35）还用得着提醒当1976年2月，华国锋被任命为代理总理时，他建议批邓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吗？1976年11月8日军报提到了这件事，但是显然华在十一大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36）W. Aschmoneit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权》一文中发展了这个思想：载1978年 Berliner Hefte，第27页以下。

（37）正如Aschmoneit正确地问道；除了存在八级工资制这个事实之外，我们对于这种差别还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对于技术差别，季节性工人的作用，农村小工厂中的工人和城市大工厂中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知道些什么呢？

（38）Aschmoneit还指出；我们对于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改变生产技术的运动对于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

（39）即使在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这些成分通常是指土改前的社会区分，那已经是二十五年多以前的事了。

（40）当犯了错误被撤掉的干部们受批判时，通常也是用老一套的说法；他们儿子都被指控为“间谍”或者“特务”。江青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这样攻击一些文艺工作者的。现在轮到她自己被指控为“间谍”“特务”了。在这里，也是扣帽子而不进行具体分析。重复使用这个方法意味不是向群众解释问题，而是拒绝向他们作任何说明。这样，他们自己的历史就被弄得含混了，而且企图使用篡改过或是伪造的文件以及修过版的照片来破坏他们的历史记忆，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不再是缺乏分析的问题，而是蔑视群众的问题了。

（41）这一向前突进是从1966年夏天发展起来的。在这以前，曾进行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学生和青年工人起了先锋作用。当我在1967年夏天访问工厂时，工厂革委会成员们不止一次向我解释地在文化革命开始时，大多数工人都认为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让前来串连的学生和其它工厂来的工人走开。只是逐步地，通过紧张的宣传活动；才使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到运动中来。我提同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注意到这个辩证法。她从我对她说的那些话中得出一种看法，认为我把文化革命不看作是真正的群众运动，而是“先锋队在意识形态上试图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人，其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反官僚主义的官僚集团”（见M. A. Macciocchi《马克思之后是四月》〔1978年巴黎启蒙出版社版），第26—27页）。很明显，一个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先锋队是不可能发动家文化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的。

（42）要想发现缺乏能力的原因，需要进行长期的复杂的分析，这是我在这里作不到的，而且我也没有掌握这样作所需的材料。这些理由肯定既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又是政治的。下面我将提到其中一些理由。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这些理由是跟有关的人远没有跟斯大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彻底决裂这一点相联系着的。

（43）见Aschmoneit《中国》一书第30页。

（44）强制并不一定，甚至也不经常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取“社会压力”的形式。此外，必须记住青年下乡（其自该的程度不同）的问题不仅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子女而且也影响到工人子女。

（45）我在《苏联的阶级斗争》（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纽约版）第二卷的最后部分，分析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这里没有篇幅再谈这个问题。

（46）见Aschmoneit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中国》，第31页。

（47）这个文件的日期是1966年11月17日，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的小报在12月23日发表的（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香港1966年版）第133页）

（48）K. S. Karol《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谈到了这些事件（伦敦1975年派）第215页及以下。

（49）1967年1月26日《北京周报》第8-9页。

（50）《文汇报》1967年2月6日社论，Karol在《中国的第二革命》的第227页上引用。

（51）见同书第229-231页《中国大陆报刊汇编》第4147号曾重印了这个讲话的详细摘要。也可参同毛泽东《大红书（1949一1971）》，（巴黎1975年版）第224页以下。

（52）见J. Daubier《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1965一1969）》，（巴黎1976年版）第289页以下。

（53）如我们所知：一贯拥护革命路线的人经常不得不依靠各种不同的思想政治倾向（并同它们妥协），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少数派地位所造威的。例如，毛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说，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不能不依靠林彪（从而依靠解放军），尽管他和林彪在一些主要问场上有分歧。他写道：我的朋友（指林彪，带有讽刺的口气）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迫我采取行动。显然，除了同意他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办法。他甚至补充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一个重大问题上违心地跟别人站在一起，这就是所谓不自愿地改变方向。革命领导人的这种相对孤立处境直到1969年党的九大时也没有克服。1971年，林彪垮了，这使得革命领导人们跟那些远不同情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干部达成协议。这些干部成为政变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基础。

下面我将试图分析造成那些主张革命路线的最始终如一、最受尊敬的领导人相对孤立处境的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至于其社会基础，无疑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相对微弱的比重造成的。这个阶级的积极分子，尤其是青年工人积极分子，形成革命路线拥护者所能依靠的根本基础（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但这个基础在人数上是弱的，因而有必要跟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达成不同形式的协议。这些协议之必要性以及达成协议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更激进的理论立场的发展。

（54）Karol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书第218—219页上引用。

（55）同书第225页

（56）实际上，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在若干年内起了决定性的政治作用。有些指挥员无疑赞成革命立场，真正帮助了左派，但他们不是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最不革命化的一个工具。当然，1960至1965年间，它经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然而却是按林彪的观点，按照公式化的老一套的公式进行的运动，其效果最终证明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力量对比从来没有使得革命路线拥护者真正能够解决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的问题。到1967年，毛仍然希望人民解放军能够在干预文化革命的过程中自己教育自己（参见J. Daubier《历史》，第293页）。事实表明这并未实现。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部到头来还是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此外，左派发展工人民兵的努力没有能充分地持续下去。今天，工人民兵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处于解放军控制之下。同时，我们看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又重新出现，把人民解放军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57）列宁在俄共八大上《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19日。

（58）在放弃上海公社的政治形式之后，党的作用和群众的作用之间数度形成紧张局面，但是结果并设有改变实际关系（跟1967年的理由是一样的）。例如，1974年，许多中国工人提出口号：“我们要作国家和工厂的主人，不作生产和工作的奴隶。”那时，他们支持革命路线的倡导者。今天，在政变以后，这个口号被认为是“反动的”（见P. Tissier《中国新领导1977年的经济路线》一书，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68页以下。）

（59）我没有篇幅来谈这个重要问题。简言之，这些分析的弱点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问题所造成的。这些观点认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这个思想是相当站不住脚的。它并不涉及生产关系的任何改变。而且，按照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观点，革命报说已经保证在根本上以“无产阶级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统治权威的存在，而忽视了同群众相分离的国家机器的存在，因而就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因此，如果对这些观点不加批判，就不可能给群众运动指出它所应冲击的真正对象。关于这个问题，参见B. Fabrègues《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载1977年11月至1978年2月《共产主义》第40页以下，特别是第45-49页。

（60）这些特权的存在可以从Roxane Witke写的江青传（《江青同志》，波士顿，1977年版）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独有的特权。所有的同级领导人都享有这些特权，尽管今天的新领导试图使人以为只有那四个人享受那些特权。人们知道情况远不是这样的。

（61）能说明问题的是：各个“单位”（工厂、车间、教育机构等等）在组织讨论“限制资产阶级权利”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应用时，主要涉及八级工资制、奖金等问题，而从能看到的材料判断，国家官员的高工资（有时比刚进厂的工人高十倍）却从来没有辩论过，甚至在讨论范围最广的那几年也没有涉及到。

（62）关于这一点，见贝特兰《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一阶段，1917—1923》，第399页以下。

（63）一般说来，限制表达意见，提供情况，进行讨论的自由（在党内和社会上），作为“保护”统治当局革命性质的一个工具，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它不仅使得形成小宗派、贪污腐化和帮带关系成为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它有利于国家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他们拍政变，使得他们更容易利用对民主的限制去镇压革命派。今天，继苏联之后，中国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不容置疑了。

（以）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参见《苏联的阶级斗争：第二阶段，1924—30》，（纽约1978年版）第一章。

（65）这个思想在1964年《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表达得很清楚了。

（66）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一文中指出。“不让发表错误意见”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在这同一篇文章中，他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各党派互相监督”有必要——“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

（67）这种障碍也妨碍了马克思说的“自由科学探讨”，他说这种探讨有许多敌人（《资本论》第一版前言）。

（68）这“百花”显然是掩盖真相的“门面”，主要目的是欺骗知识分子，对他们做了少许小的“让步”。这些“让步”部分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这是修正主义分子指望实现的，但它们只能是有限的。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支持者们不断号召的尊重权威和等级制是相冲突的。更主要的是这些“自由化让步”不可能发展，因为它们跟修正主义路线的倡导者对劳动人民和不愿否定过去的干部们进行镇压是不可调和的。例如197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号召对所有“反四人帮立场不坚定”的干部都要进行攻击，使他们不能不“进行自我批评，讲清楚自己的错误。”从而暴露了这家报纸害怕这些干部“不可避免地”“气候一旦合适就要煽起（政治）动乱”。

（69）例如，1977年12月27日，多年来第一次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民主党派”参加了这次会议。

（70）我这里质疑的是“三个世界理论”本身。要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将占过多篇幅。然而，必须指出，这个“理论”没有科学基础，不符合现实情况。它错误地假定例如在“第二”和“第三”世界之间，同一性可以超过矛盾性，这个思想跟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东西背道而驰。历史表明了使许多“第二”和 “第三”世界同家互相反对的深刻冲突（同样也使“第三”世界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尖锐冲突）。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也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国家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依赖关系有多么大。如我已经说过的，那些“靠权威来使论点成立”的人声称这个理论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并不能赋予它科学价值，这个理论埋葬了阶级矛盾，且不说国家之间的矛盾。除此以外，甚至这种说法似乎也没有多少根据，因为毛没有发表著作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次公开宣布这个 “理论”是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

（71）1977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智利大使它称他对智利以及其国家元首的印象“极佳”（1977年10月21日El Mercurio以及同一天La Tercera报）。

（72）就这样，中国逐步失去了它作为自力更生建设国家的榜样的地位。

夏尔·贝特兰：《大跃退》

附录：英文版

http://www.marx2mao.com/Other/GLB78.html#p114b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by Charles Bettelheim

March 3， 1978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ear Neil Burton，

I read your letter of October 1， 1977， with great interest， and if I have not replied to it sooner this is because I was unable to do so owing to previous commitments.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together with health considerations) why I was unable to agree to go to China last year.

In your letter you say that if I had visited China again in 1977， I would not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which I set out in my letter resigning the presidency of the Franco-Chi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I do not agree at all. First， because the documents which are now being published in China give expression to a certain political line， and it is the existence of this line which has led me to the conclusions I have drawn. Secondly， because， both before and since I wrote that letter， I have met many travelers just back from China -- friends of China， sinologists， former students or teachers from abroad who were working in China， journalists， and so on -- and what they have told me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even when they themselves approve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line) has confirmed me in my conclusions. In the following pages I take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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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of course， both recently published documents and the conversations I have had， since I resigned， with travelers who have since returned. These different elements have enabled me， I believe， to grasp better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has happened in China. My letter thus seeks to be more than a mere reply to yours: it is a first attempt at systematic thinking about the political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since October 1976 and about the conditions which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m.

Instead of going over again， point by point， the arguments in my letter of last year， or answering， point by point， what you wrote to me on October 1， 1977， I prefer to explain how I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vents that have produced it， for matters have now become clearer than they were: in particular， it is more obvious what policy has triumphed as a result of the elimination of the Four， namely， a bourgeois policy and not a proletarian one.

In the following pages I shall try， also， to explain the reasons why， in my opinion， the situation has evolved in the way it has. I think that by proceeding in this way I shall be able to reply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to the letter you wrote me.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examined is tha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is point we must note straightaway t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ow proclaimed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ended. This statement is certainly correct. It amounts to a recognition that a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s， resulting in the extreme restriction of the activity of the masses， and of the freedom of initiative and expression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to have enabled them to conquer.

In fact， when we look back and analyze what has happened since 1965-66， we can say that this change in the relation of forces was already apparent in the first months of 1967 (when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Shanghai Commune was crea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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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abandoned)，[1] and that thereafter it continued， with zigzag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thus the culmination of a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lasted for several years， a process of class struggle requiring protracted analysis. The way in which this announcement took place calls for two observations.

It is to be noted， first， that the announcement was not accompanied by any systematic striking of the bala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whole. The failure to do this means that no distinction has been made by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etween changes of a positive ki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working people， which have taken place thank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ose changes or practices that may have had negative consequences. The door is thus left open for a de facto challenge to everything contribut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is so even though homage is paid， in word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 is said that there will be other such revolutions. Without a clear analysis of the past， as thoroughgoing as possible，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one's way correctly in the future.

Secondly， alongside the announcement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over， the measures which have been taken since more than a year ago， and the themes expounded in official speeches and in the press， constitute a de facto neg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has been a veritable leap backward.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are obviously not accidental. They are the product of profound tendencies， the result of a certain relation of forces between classes and also of a political line which forms part of this relation of forces and reacts upon it.

I expect that you disagree with the formulations I have just set forth， so I shall develop my line of argument. This argument can， of course， only be partial; for it to be otherwise one would need to do w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ot done， namely， to undertake the striking of a systematic bala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whole， recalling the aims that were proclaimed at the outset， estima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were advances and retreats， and analyzing why they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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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d. Such a task could be accomplished only by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linked with the masses. It would also require a number of documents and items of information which I do not possess -- and which a stay in China would not， of course， enable me to collect， because， where many points are concerned， what is involved is documents and information that it is considered need to be kept "secret."

This being so， what I propose to do is to reveal certain aspects of the leap backward effected in recent months， and then to consider the reasons for it. Before doing that，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recall some of the proclaimed intent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specially those which constituted a sharp turn away from previous practices -- intentions which， at certain periods， became more or less realized in Chinese life， and which are now being challenged.

The Problem of Mass Democracy

When we study the "Sixteen-Point Decision" adopted on August 8， 1966，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see that one of the fundamental aims it proclaimed w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itical line that would enable the masses to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without being subjected to constraint when expressing minority views， "even if the minority is wrong" (point 6 of the "Sixteen-Point Decision"). The activity of the masses was to be allowed to assume many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to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organs of power in the factories， min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various quarters of the cities and in the villages， in the state organizations， and in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All this activity was to culminate in "a system of general elections like that of the Paris Commune." The elected members were to be continuously criticized by those who had elected them， and could be replaced or recalled by the masses (point 9). This aim was not seen as being merely provisional in character， for its "great historic importance" was emphasized. An essential principle was also recalled (since it had not been honored in the preceding period)， namely， that "th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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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is for the masses to liberate themselves， and any method of doing things on their behalf must not be used"; the masses must educate themselves in the movement" (point 4).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rinciple， the party can play its role only by not hesitating to promote the activity of the masses. The party leaders at every level must therefore encourage the masses to criticize the shortcomings and mistakes in their own work (point 3).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said that criticisms ought to be made in a spirit of unity and with a view to rectifying mistakes rather than eliminating those who had committed them. Finally， what was to be aimed at was "to achieve the unity of more than 95 percent of the cadres and more than 95 percent of the masses" (point 5).

One of the purposes proclaimed w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perstructure， in which bourgeois ideology continued to bulk large， so that， in particular， it wa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education， literature， art， etc." (points 1 and 10).

The link between the struggle for revo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was also mentioned， and it was stressed tha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ormer.

From 1966 onward， a movement developed that underwent ebbs and flows which need to be analyzed if one is fully to comprehe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as I have said already， such an analysis cannot be made in any detail at present. This movement also had its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It led Mao Tse-tung and those who are today being vilified by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recognize in practi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anging the juridical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and changing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so that a series of statements appeared which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possible for capitalist enterprises to exist "behind a socialist signboard，" that the wage system prevailing in China wa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capitalism， that the bourgeoisie was present in the party， and so on.

One has only to read the Chinese press today to see that， since Mao's death， the intent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which accompanied i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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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more and more openly abandoned. The so-called criticism of the Four serves as a pretext for this abandonment.[2]

The Leap Backward Effected Since the End of 1976

As I have said， the retreat from the proclaimed objectiv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id not begin at the end of 1976. It had begun much earli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bb and flow of the class struggle. Nevertheless， the period which opened with the death of Mao Tse-tung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Four has been mark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eap backward has been accomplished and by the open abandonment of a series of analyses developed since 1966. This abandonment means a repudiation of the gains made for Marxism b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in other words， a repudiation of Marxism itself.

As regards the ebbs that occurred before Mao's death，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recalling a few facts.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e dropping of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Shanghai Commune， which was replaced by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set up after 1967. But these committees themselves gradually withered. This withering proceeded in several ways: the principle of revocability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by the masses， and their periodic re-election， was respected less and less，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mittees was gradually encroached upon by that of the corresponding party committees， and the frequent confusion of functions by those who belonged to both committees tended to deprive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of their role of democratically expressing the aspirations and initiatives of the masses they we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same process of withering affected other organs that issued from the first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us， the workers' management groups I wrote about i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went to sleep. When I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autumn of 1975， there was only one factory where I heard anything about these groups (after I had insisted on knowing whether such groups existed as I did in all the factories I visited)， and what I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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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d left me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were there only as ghosts， while everywhere else they seemed to have vanished completely.

This withering signified a step back in relation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progress toward socialism， for that presupposes that the working people themselves become to an increasing extent masters， collectively， of their own conditions of life and labor. This step back did not happen "by itself." It resulted from class struggle， from the resurgent influence of the bourgeoisie， and above all of the bourgeoisie present in the machinery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party， who were tending to strengthen their authority，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masses， and so to be able to dispose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hich， in a formal sense， belong to the state.

In 1976， however， this retreat could still be seen as the effect of a momentary ebb，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still the order of the day and a number of analyses were still being made which clarified (even if not always thoroughly) the prerequisites for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class relations. Today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 and we see a bourgeois and revisionist counteroffensive proceeding on all fronts: on the front of practical measures and concrete decisions， and on the front of ideological positions.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in the Production Unit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One-Man Management

This counteroffensive is aimed especially at what rema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at the level of the production units. It also seeks to strengthen one-man management and the exclusive rol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ree-in-one combination" groups， and the tightening of labor regulations and labor discipline.

One of the first overt manifestations of the counteroffensive was the speech delivered on January 31， 1977， by Pai Ju-ping， first secretary of the Shantung Party Committee (broadcast by Radio Tsinan on February 1， 1977). Among the themes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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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nded in this speech (and which have reappeared since in numberless speeches by the highest authorities)， we find that of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the party committees in the economic sphere， with nothing said about the tasks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In this speech， as in many others， not a word was said about the free expression of criticism by the workers. On the contrary， the speaker denounced criticisms which had been sent to the party committees， and placed one-sided emphasis on obedience. If he declared that "we must rely on the working class，" this was not because of that class's spirit of initiative but because "it is strictest in observing discipline and obeying orders."

As I have said， these ideas are now being put forward more and more frequently. Thus， on April 6， 1977， Radio Peking stated: "In a socialist enterpris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is that between a guide and his disciples." Here， too， it is no longer a question of the initiative of the masses， or of learning from the masses. The sole wielder of authority is the party committee. The workers have only to let themselves be guided.

Anything that favors initiative on the part of the masses and of whatever is left of their organizations is denounced as corresponding to the "road of economism， syndicalism， anarchism， and radical individualism." Control exercized over the leaders is treated as breach of discipline， and the Four are criticized specifically for developing the idea of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letariat and bourgeoisie inside the factories， and speaking of antagonism between management and masses (New China News Agency [NCNA]， May 21， 1977).

We thus see the revival of a doctrine that Mao Tse-tung rightly condemned， namely， that of the primacy of unity over contradiction， a doctrin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deology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in Stalin's time.

The ideology now being developed tends to place the cadres and technicians above the workers and to subject the latter to the authority of regulations composed by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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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 "Despotism"

What we are watching is， in fact， a massive counteroffensive aimed at sweeping away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and done against the existence of oppressive regulations in the factories (what were called "unreasonable regulations").

It is now declared that these regulations (which it is indeed recognized， though only in passing， are determined by production relations) "reflect the objective laws governing the complex processes of modern large-scale production." The working class must therefore accept these regulations， since they reflect "objective laws." And Engels is brought in for support， by quoting a formulation which he put forward in a polemic against anarchism. In this work， written in 1873 and entitled On Authority， Engels wrote: "If man， by dint of his knowledge and inventive genius， has subdued the forces of nature， the latter avenge themselves upon him by subjecting him， insofar as he employs them， to a veritable despotism independent of all social organization. Wanting to abolish authority in large-scale industry is tantamount to wanting to abolish industry itself， to destroy the power loom in order to return to the spinning wheel."[3]

As Harry Braverman rightly points out， where Engels speaks of a "despotism independent of all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uses the concept of "authority" in a suprahistorical way， he allows himself to be carried away by his polemic. He thus loses sight of everything Marx wrote about the socially determined character of "factory despotism."[4] The use being made of this passage from Engels shows that what is being carried out in China today is， precisely， the strengthening of despotism in the factory -- in the name of transhistorical "laws."

What we see here is not just a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but an attempt to justify the strengthening of repressive practices employed in relation to the workers. From now on， increasingly， growth in production， in the output and quality of goods， is expected to result， in the main， not fro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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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worker's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and consciousness， but from the enforcement of strict regulations. Thus， on August 14， 1977， Radio Peking said: "Rules and regulations ought never to be eliminated. Moreo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rules and regulations must become stricter， and people must follow them precisely." Commenting on that last sentence， the speaker added: "This is a law of nature [!]. As production develops， so must we establish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at are stricter and more rational." A prospect to inspire enthusiasm!

Criticism of the Four serves， among other things， as a pretext for advocating stricter regulations. Already in 1976 Yao Wen-yuan had criticized the idea of increasingly severe regulations. He wrote: "How far are we to go in this severity? Are we to introduc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which even keeps check on the time the workers spend when they go to the toilet?"

From then on there was to be no more hesitation in praising "certain bourgeoi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certain aspects of the way capitalist enterprises are managed，" even to the point of saying that "these result from the workers' experience， and are therefore scientific"![5]

The pretext for strengthening what Marx called "factory despotism" is， on the one hand， the allegedly bad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consequence of the activity of the Four，" and， on the othe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dustrial， agricultural， military， and 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 I shall come back to these question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later. For the moment I want to emphasize particularly that it is in the name of these "requirements" that "emulation campaigns" are being set afoot -- a development about which something needs to be said.

The Emulation Campaigns

I want， first of all，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 Soviet experience of the 1930s， and China's experience of the period preced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owed that as soo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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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lation ceases to result from a genuine movement of the masses and becomes a "campaign" organized from above， it ceases to be in any way "socialist." It becomes a means whereby the cadres and technicians exert pressure on the work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and productivity of labor. Such a campaign strips the workers even further of any control they may have over their conditions of labor， and so expropriates and exploits them even more than befor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paigns of this sort were not launched， but this did not prevent various forms of emulation from being developed in certain workshops， factories， mines， etc.

It was apparently in March 1977 that "emulation campaigns" had started in China. This happened after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railways when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establishing great order and rapidly improving work on the railways is valid for all other departments and fronts" (NCNA， March 12， 1977). Jen-min Jih-pao of March 10 also issued a call for emulation campaigns. On March 22 that paper explained that emulation campaigns serve to establish "great order" and obtain "rapid results，" raising productivity and outpu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y increasing labor discipline.

The character of these campaigns as movements which are centralized and organized from above is clearly apparent in a dispatch from NCNA dated January 7， 1978， which states that， with a view to "accelerated expansion of coal production， the Ministry of Coal Mining . . . has recently organized 125 of the country's mines in an emulation movement to last one hundred days， starting on January 1."

This dispatch explains that the ministry requires that the min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ampaign "go all out to mobilize the masses and set up a strong command network as a measure aimed at accomplishing within one hundred consecutive days their tasks of coal-getting， in respect of quantity， quality， consumption， cost of production， and other production norms." The mines are invited to beat the record for all corresponding periods.

It could not be put more plainly that this "emulation campaign" is destined to subject the workers to a "command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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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nd compel them not merely to fulfill the norms (fixed by the authorities) but also to beat production "records."

Campaigns like these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real socialist emulation. They fit in， moreover， with a whole political line which "restores the commanding role" to the economy， to production and profit. In rela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this represents a 180-degree turn. At the level of formulations， nothing gives better expression to this turn than a phrase used in a Radio Peking broadcast: "Politics must serve economics" (November 27， 1977).

Profit， Accumul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Managerial

Power Within the Enterprises

What a formulation like this implies has been made clear by a series of documents and declarations that have appeared since the end of 1976， all of them stressing the role of profit. Thus， issue no. 8 of 1977 of Hung Chi emphasizes above all the idea that enterprises must increase their profits and accumulate more funds for the state. It even says: "Asking whether one should run a factory for profit or for the revolution is a strange question." As if that could not be the actual source of contradictions， and as if it was not necessary to define the principal aspect of this contradiction!

Again， this article in Hung Chi states: "The more profit that a socialist enterprise makes in this way [i.e.， by increasing production， practicing strict economy， rai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and reducing costs]， the more wealth it creates for socialism." It is thus assumed that the use made of the accumulated funds is automatically advantageous to socialism. And， above all， it is not even conceived that， in the struggle to increase profit (in which workers' initiative， the role of workers' management， and mass innovations are practically no longer mentioned)，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working class may eventually be repudiated. Yet when this leading role ceases， the doctrine that "making more profit means creating more wealth for socialism" becomes meaningless -- and becomes， more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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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thesis that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have been repeating for years.

The editorial in Jen-min Jih-pao of August 27， 1977， tries， without being explicit about it， to "get rid" of this problem. This it does in a confused way -- but how could it do otherwise? It speaks of the socialist "essence" of China's enterprises and of the profit that they make， writing， for example: "It is a gloriou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ocialist enterprises to work hard in order to increase accumulation for the state and make bigger profits.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what an enterprise gains is， in essence， different from capitalist profit. The gains made by a socialist enterprise are a manifestation of the workers' conscious effort to create material wealth， provide funds for consumption， and accumulate capital for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This differs entirely from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of the workers' surplus value . . .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and increasing their gain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revisionist] idea of putting profit in command， on the other，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cepts."

This sort of statement is exactly equivalent to what the Soviet economists say when they， too， speak of "socialist profit" and the "socialist wage";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stick the adjective "socialist" on an economic category to determine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reality it refers to. That depends on the soci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akes place. Numerous docu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dealt with this question (even though not always very clearly) and pointed out that one cannot equate stat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s with their having a socialist character -- the enterprises in question do not possess any socialist "essence" independent of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forms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of management that prevail in them.

Today， however， the official ideology seeks to deny precisely that which was emphasiz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concerned with glorifying profit in order to call on the workers to "work hard，" to be disciplined， and to "obey orders and regulations" -- that is， to cut down the scope of political intervention by the workers. Thus， the editorial of Novemb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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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in Jen-min Jih-pao speaks of the "losses of a political nature" suffered by the enterprises， which must， it says， "be reduced to the minimum."

This fully corresponds to the line which withdraws technological initiative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workers，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and the workers' management groups (and also from the various "three-in-one combination" organizations， of which hardly anything is said anymore)，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these powers in the hands of the "two chief leaders" in each enterprise. It is clear that this is the current line， as can be seen， for example， in the speech made by Yu Chiu-li at Taching， and in a Radio Peking broadcast of October 18， 1977， which dwelt on the principle by which the "two chief leaders of an enterprise must personally take charge of matters concerned with accumulation and profit."

Whatever phrases may be inserted in order to recall， in ritual fashion， that in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the "class struggle must still be taken as our axis，" it is clear that profit is now to be the central preoccupation.

This has a number of implica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stress laid on profit is used to strengthen hierarchical authority， to toughen regulations， and to get rid of intervention by the workers in management matt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istence with which the profits to be made by the enterprises is spoken of accompanies an ideological turn. Today practically no mention is made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nterprise profit" (meaning financial profit， the lo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valorization of capital) and "social profit，" the importance of which was stressed at the end of the 1960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Henceforth， therefore， enterprises which do not make a (financial) profit can no longer be singled out as "enterprises of the Taching type，" which means that they can no longer be put forward as examples.[6]

The role ascribed to profit is obviously also linked with the typ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at is coming to prevail in the nam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 (I shall come back to this question.) In any cas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y alike teach us that putting the accent on enterprise profit in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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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only aggravate inequalities between regions and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y and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dustry. Yet it was this last-mentioned form of development that w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d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after 1958)， and it achieved some remarkable successes.

I am not， of course， one of those who think that the line which is dominant in this sphere today is due essentially to "mistakes." More precisely， even if one can speak of "mistakes，" it must be seen that these are the result of a class point of view， of the tendency to consolidate capitalist relations， capitalist form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of management -- and therefore of the tendency to put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adres， technicians， and intelligentsia first.

The Struggle Against "Egalitarianism" in the Sphere of Wages

We find the same class line at work in what is being said and done in the sphere of wages. Here the dominant aspect of the present line is the struggle against so-called egalitarianism， and for differentiation in wages.

Thus， an article in Guan-min Jih-pao of November 1977 goes so far as to say that "egalitarianism is still the biggest problem in China" -- this being the actual title of the article. Such an affirmation runs counter to what Mao Tse-tung said in February 1975: "Before Liberation it was more or less like capitalism. Even now we practice an eight-grade wage system， distribution to each in accordance with work done and exchange by means of money， and all this scarcely differs from the old society."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accent is now put on the fight against "egalitarianism" is that it is once again a question of resorting to "material incentives" -- though， for the moment， this is done with some caution， as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is aware of what that line implies. In practice this takes the form， in a certain number of cases， of going back to piece-wages (wherea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iece-wag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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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d by time-wages)， and in other， less numerous， cases， the form of more or less generous bonus payments. All this is done in the name of accelerating the growth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creasing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 that is， in the name of arguments of an economistic and productivist character.

One article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this connection -- the article by Chao Lu-kuan (NCNA， November 22，1977) which， st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work，" strives (still with great caution) to make a case for piece-wages (Chao does not mention， of course， Marx's observation that "the piece-wage is the form of wage most appropriate to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7]) and for "the utilization of the necessary material rewards as a supplementary form."

This article and many like it that have appeared since 1977 increasingly make individual interest the driving-force of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This interest is substituted for the role played by a consciousness that one is working to satisfy the people's needs and to build socialism， the role which was put in the forefro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ch a substitution correspond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bourgeoisie in the party. It can only divide the working class by fostering the growing inequalities among the workers. Going back to piece-wages and material incentives after practicing for years the payment of time-wages， and after having long since renounced material incentives， means taking an immense step backward. This step backward favors the manager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technicians: it tends to strengthen the state bourgeoisie， those who occupy leading posts in th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and in the party. This is the class content of the new line， whatever may be the pretexts invoked by its supporters.

The New Orientations in Agricultural Policy

Since the end of 1976 a new orientation in agricultural matters has become apparent. Basically， this reduces the initiative of the peasant masses and increasingly subordinates them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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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centralized leadership over which the working people exercise no real control. It tends to impose on the people's communes work norms that are decided externally， and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at are also mainly inspired by organs situated far away from the immediate producers.

The class content of this new orientation is clear. On the one hand， it is a matter of fav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duction process that subordinates the peasant masses， to the utmost degree possible， to domination by the cadres， local and central， and so to a bourgeoisie of a new type. On the other hand (but the two aspects are interconnected)， it is a matter of creating conditions enabling the maximum amount of surplus labor to be extracted from the peasantry， so that they may pay the highest possible amount of tribute to finance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if the power of the state bourgeoisie is to be consolidated.

While the class content of the new orientation in agricultural policy is clear， it is nevertheless true that it takes as its pretext certain real problems whose importance was previously under estimated. These problems are， in the first place，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fter progressing in a remarkable way for about ten year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ems to have reached a threshold which it is essential to rise abov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food needs of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8] These problems are also problems of consolidating the exist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of changing the process of labor and production， which includes technological change.[9] They are problems， likewise， of the superstructur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reviewing all of them here， and even less of claiming that they can be solved in a simple way. It is only possible to examine some of the "solutions" that are being put forward today， and to consider what they imply and what their class meaning is.

Two forms of the tendency for the structures of collective production to break down have been frequently mentioned since the end of 1976， though it is clear that the same phenomena existed earlier， having been mentioned in a number of "big-character posters，" especially in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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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se forms is the increase in size of individual plots and in the extent of family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m. As far back as December 1976，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oblems was mentioned， for example in a broadcast from Radio Nanking on December 13.

Another form of the tendency for collective labor to break down (and one which seems to present a sufficient threat to collec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 it to have been mentioned often) is the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rural labor in extra-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long with an uncontrolled movement of the work force. These phenomena were condemned for instance， in a report entitled "Strengthen the Front Lin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was circulated by the NCNA on September 2， 1977. This document mentions that certain collective or state production units recruit labor from other communes or brigades. It also mentions that， in some communes and brigades， workers engage in other activities besid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at these communes or brigades include too many unproductive member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report， the provincial radio stations mentioned that investigation groups were being formed by the party committees. One of the tasks of these groups is to ensure that temporary or contract workers who are no longer with their communes go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Here we are certainly faced with serious phenomena which contribute to threatening the continuity and， a fortiori， the grow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 know of no fundamental analysis directed at accounting for these phenomena and drawing conclusions from them. On the other hand， we know that since the end of 1976 concrete measures of every kind have been taken， about which I now want to say something， becaus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se measures seem to me to have a clear class meaning， even though they are， or may appear， to be， to some extent in contradiction one with another.

A first series of measures aims at reducing the size of individual plots， where these exceed the percentage laid down in the regulations. These measures are aimed at consolidating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which is indispensa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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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collective production， but they may correspond either to a revolutionary or to a revisionist orientation; in present conditions the revisionists must also rely upon collect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dequate to sustain their program of "modernization."

Other measures， mentioned by Radio Peking on December 20， 1976， aim at restricting certain collective "additional productive activities." This seems to imply a threat to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has developed on a large scale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essential that it be continued， especial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own and country， to ensure a socialist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o satisfy the immediate needs of the masses.

To be sure， the restriction on collective "additional productive activities" may seem to be dictated by "problems of labor supply，" but this restriction corresponds basically to a revisionist conception -- to the desire of the leaders of centralized industry to control all industrial production. It is therefore not possible to suppose that its sole or even its main purpose is to ensure that more labor power is availabl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is all the less possible because family or individual subsidiary activities are being encouraged， and rural markets have been made respectable again. I find it hard to estimate whether this is some sort of "concession" granted to the peasants (so as to enable them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s)， or whether the purpose is to obtain certain additional products which it seems impossible at present to obtain in any other way. In any case， the line of favoring family and individual subsidiary production is very clear. It was confirmed by a national conference held in the autumn of 1977 at which it was declared that wide scope should be allowed to these productive activities， which， it was said， constitute "an essential complement to the socialist economy." It was added that these ought not to be criticized as representing a "form of capitalism，" for such criticism would be characteristic of a "revisionist line" (NCNA， October 13，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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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significant still， in my opinion，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present political line tr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created by the "shortage of labor power" from which Chinese agriculture suffers. The dominant aspect of this line is the resort to authoritarian measures imposed upon the peasantry from above. This is done under the slogan of "rational use of rural labor power." Thus， on November 23， 1976， Radio Haikow (Hainan) sai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to organize labor power" and called for the production team to be subjected to the "unified command of the brigade and the commune." It was also said that labor power must be sent wherever production can most effectively be increased and wherever it is possible to get the best results.

I do not doubt that the "economic objective" aimed at is desirable. But I very gravely doubt whether the methods advocated are either "socialist" or "effective." Actually， the proposed measures lead to the peasants being treated as a work force which a unified command sends wherever it considers their intervention will be most useful. This is a capitalist， not a socialist， way of organizing labor， a form of organization which the peasants cannot but resist. It is a long time since things were "organized" in this way in the collective farms of the USSR， and everyone knows the result of that!

We know， too， the setbacks which have resulted from attempts to treat the struggle for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so many "battles" to be directed， more or less centrally， by "general staffs." Yet a number of recent declarations show that such pseudo-military measures are viewed with favor by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doption of measures of this kind means a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peasants.

This lack of confidence cannot but be reinforced by the way the peasants inevitably， and rightly， react to measures which tend to transform them into a work force required to "maneuver" under the orders of a "unified command. " As though the Chinese peasants do not themselves know how to produce and how to organize so a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The tendency to organize the peasants' work from abo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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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 authoritarian way entails unavoidable consequences. The new leadership prepares to confront these consequences with a series of measures announced in a report circulated by NCNA on September 2， 1977. So far as the immediate future is concerned， these measures consist of tightening up labor discipline， laying down a system of work norms， and fixing rates of payment related to these norms. The report states explicitly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labor discipline， record attendance at work， strengthen the system of responsibility，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 establish "simple" methods of payment (related to work done)， organize emulation， and undertake regular evaluation of the work done by individuals and production units.

The summer of 1977 already saw some districts taking this road. On June 16，1977， Radio Lanchow quoted as an example the district of Hoshui， in Kansu province， which had introduced "a good system of recording attendance at work" and was applying a system of work norms combined with a system of inspection. This signifies a complete reversal of the line followed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which fixed norms were exceptional and a system of self- evaluation prevailed.

The Soviet experience has shown fully that these systems of fixing work norms and checking on the peasants' work only bring mediocre or even derisory results.

"Accelerated"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way in whic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decided to speed up the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shows clearly that this leadership is far from supposing that the methods of work organization which it advocates (but which it is obliged to resort to since it lacks confidence in the peasants)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deed， it is one thing to take the correct and necessary decision to follow the road of mechanizing agriculture， and quite another to rush hastily along this road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doing now， as when it says that mechanization is to be realiz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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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by 1980. Such haste leads inevitably to disappointment， but it is doubtless dictated by social contradictions， since "technological requirements" would， in fact， dictate a step-by step， methodical advance.[10]

This haste， an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which it is the product， together with the striving to subject the peasantry to a unified command， seems to be leading to an abandonment of the correct policy， hitherto accepted， of carrying out mechanization principally on the basis of each brigade and each commune， with these units relying mainly on their own resources.

Numerous statements make it plain that agricultural equipment is to be centralized in workshops dealing with several brigades and communes (which reminds one of the machine and-tractor stations in the USSR， which were set up in haste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and for the same reasons， and which have produced disappointing and well-known results). These central workshops are controlled by the party's regional committees. Clearly， the direction taken (which is logical， given the current policy) points toward "great agricultural battles" led by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who have machinery centers at their disposal and act through the prefectures and municipalities. Everything is to be placed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party. The party committees are called upon， accordingly， to form "leading groups for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centralization thus advocated tends to take away from the people's communes and brigades the role they used to play in producing small-scale mechanical equipment appropriate to their needs. This centralization， and the haste with which an operation as serious and difficult a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being conducted， are now causing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The difficulty most talked about is one that is well known in the Soviet Union， namely， the problem of supplying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with spare parts.

In this connection， let us dwell for a moment upon three readers' letters published by Jen-min Jih-pao on January 6， 1978 (and circulated by NCNA on the same day). One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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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was sent by a cadre from the people's commune of Hsiehtun (Chouhsien district， Anhwei province) to the Red East Tractor Factory in Loyang. The letter criticizes the factory for not having solved correctly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The commune was unable to find the spare parts that it needed anywhere (this was during the winter of 1976). After having written unsuccessfully to the tractor factory， the commune decided to send a delegation， but the delegation was not received. Only after a letter had been sent to the factory through Jen-min Jih-pao did the factory "reconsider its attitude" and make a "self-criticism" to the effect that its short-comings were "principally due to the frenzied sabotag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y the 'Gang of Four.'"[11] The management of the factory said that it was determined to "clean up the labor regulations."

The letter from the Hsiehtun people's commune to Jen-min Jih pao then says that after this "self-criticism，" the factory sent several technicians to the commune; they examined the tractor and took two of the commune's tractor drivers back with them to the factory to buy the spare parts they needed.[12]

If I have given so much space to an affair that might seem to be no more than an anecdote， it is because it seems to me highly significant in a number of ways:

(1) It shows that already in the winter of 1976， whe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had not gone far， it was very hard for a people's commune to get spare parts for its tractors.

(2) It reveals a situation quite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the Soviet Union has known for over forty years.

(3) It allows us to predict the grave risks that China's agriculture will run after mechanization if the factories continue to "deal with" problems of supplying spare parts in this way.

(4) It shows that the basic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was not even touched upon， since the management of the factory got out of its awkward spot by blaming its shortcoming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Gang of Four"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clean up the labor regulations，" that is， to tighten labor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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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line， whereas what was needed was to solve a problem of priorities in production， the management of stock， and distribution.

To anyone with any experience of the problems presented by the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urrent "acceleration" signifies a flight forward caused by the aggrav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13] These are bound up with the way in which an attempt is being made to command the peasantry -- that i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ourgeois relations and practices. In its turn， this development bears witness to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relations of strength between classes. These changes are increasingly leading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a massiv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is seen as the way to solve all difficulties. The haste with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rying to carry out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s typical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reflect a bourgeois conception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14] In this way， a process is beginning that inevitably must result in raising， substantially and rapidly， the rate of accumulation， which must tell heavily upo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priority assigned to mechanization over other technological changes in agriculture testifies to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present political line. Actually， it is not mechanization alone that will make it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does not mean that mechanization is not one element in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The problem can be solved only through differentiated methods -- by developing the use of selected seeds， by diversifying the fertilizers used[15] -- which presupposes mass experimentation and initiative. But the current line does not point that way. It points toward the increased subordination of the peasants to a central authority which will be in a position to extort the maximum of surplus labor from them. Mechanization is seen mainly as a means of more effectively ensuring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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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rdination， by favoring the predominance of dead labor (centrally controlled) over living labor.

The Purging of the Leading Organs in Agriculture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way in which the task of "carrying through the revolution in the superstructure" is now interpreted acquires its full meaning. Thus， in Hung Chi (no. 6， 1977)， Wang Chien defines this task as one of "strengthening 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the leading organs" by ensuring that the leadership is in the hands of "Marxists，" and of "educating the peasants in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 Tse-tung Thought."

To those who can read， this means purging the organs of leadership， removing all who do not share the present views on discipline， command， "modernization，" and so on. It also means "educating the peasants" by inculcating in them these present views， but no longer learning from them.

Foreign Trade Policy

The current orient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cludes many other aspects which reveal its revisionist character. They can not all be examined here， but something must be said about certain problems of foreign trade and about the wa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se be "solved."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document in this connection was presented at one of the conferences held in early 1977 on Mao's work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namely， the sixteenth in the series， which was devoted to foreign trade.

This document (broadcast on February 15， 1977， by Radio Peking) sets forth the concept of "normal foreign trade" (which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Marxism， and which is， more precisely， anti-Marxist). This concept aims at "justifying" the priority given to increased exports of coal and oil in exchange for imports of new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hus seeking to find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a policy which would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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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oreign trade a structure similar， as Chang Chun-chiao correctly observed， to that of a "colonial economy."

I do not， of course， mean that this is the "aim" pursued by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y certainly want to modernize China and make it independent of the big imperialist powers. What I do mean is that， by utilizing the bourgeois notion of "normal foreign trade" and giving priority to exports of raw materials， this leadership is incapable of attaining the goal it does aim at. The Soviet Union， which took the same road nearly fifty years ago， is still，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mainly an exporter of raw materials. It has not succeeded in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put it on the same footing as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so continues to import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n a mass scale.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oviet Union finds itself is not of course， due mainly to a particular "conception" of foreign trade， but this "conception" forms part of a whole， of a political line which has led to this result. I think， too， for the reasons I have set out above and for others which I shall set out later， that it is fundamentally the same political line that is triumphant in China today. This is a revisionist line -- a line which， with certain special features， was applied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30s.[16]

Incidentally， I note that the empty notion of "normal foreign trade"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Official documents in China increasingly use such expressions， which are quite alien to Marxis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But let us return to other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offensive now being conducted agains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concerns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When it is said (as in the circula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holding a national science conference， September 18， 1977; see Peking Review， no. 40， 1977) that "we must do a really good job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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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revolutio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s been proclaimed， this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it is intended to carry through to completio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education， that is， to reject most of the changes accomplished since 1966. A study of recent decisions and documents proves that this is what is happening and that， here too， we observe a "leap backward."

The recruitment of students is once more being effected on an elitist basis. Examinations have been restored to a place of honor (see Cahiers de la Chine Nouvelle， no. 2748， 1977)， and give an advantage to those with academic and book knowledge. Thus， Jen-min Jih-pao of October 21， 1977，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some manual workers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may be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ies， stres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ose who are the best on the intellectual plane" and that "the students must be selected， in a given proportion， from among the new graduates of the second-cycle secondary school." This means a partial return to the system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inning with the abolition of the two-to-three-year probationary periods that future intellectuals and cadres have to spend in the country. It means also abandoning the designation of those who are to go to university by their fellow-workers. In fact， in October 1977 between 20 and 30 percent of th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directly from among the "best" pupils of the secondary schools.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me shows that， as was to be expected， these are largely the children of cadres， who have in many cases been specially prepared for these examinations by means of cramming. The privileges possessed by those who have money， and， above all， by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cadres， are thus reinforced.

The lengthy eulogy to the situation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we find in the circular of September 18， 1977， shows clearly that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shes to return to a similar situation.

Equally characteristic is the reconstitution of a dual network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hich was severely condemn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Jen-min Jih-pao of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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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977， explains: "Admission to colleges is still limited. The young people who fail their examinations are the majority. So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study diligently and strive to master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they will have a second chance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in the future， or else they will be able to pursue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July 21 Worker Colleges and other part-time universities." Thus the "best" will go directly into higher education while the rest will swell the ranks of the skilled manual workers.

I do not claim that everything that was done in the sphere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perfect" or not in need of serious discussion. On the contrary -- and this seems to me inevitable -- I think， based on what has been sai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have been to China during recent years， that certain aspects of the reforms introduced left something to be desired， and that substantial improvements were called for. But it seems clear to me that it is not by going back to the situation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Instead， there should be an extensive public assessment of the lessons to be draw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sphere of education， and this requires a broad debate. But this is not what is done when a return is made to 1965， while declaring that "we must do a really good job in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This way of behaving is， moreover， in line with the hastiness characteristic of the whole of the current campaign fo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bove all， though， it is aimed at reestablishing the power of the academic authorities， at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adres. In this respect， the importance being given to mathematics is quite symptomatic， for the same tendency is also developing in Western Europ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mportance emerges from numerous articles -- for instance， the formulation used by Wu Wen-chiu in Jen-min Jih-pao of August 11， 1977: "The degree of a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is mainly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that country."

This is a baseless assertion aimed at increasing the "prest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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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of those who "possess" it. It forms part of an ideology which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s. It goes far beyond what needs to be said and done in order to restore professional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its proper place， a place which had， without doubt， been lost to some extent during the previous years.

Altogether， the orientation adopted regarding labor discipline and labor regulations，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in the factories， wage differentials， the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acceleration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etc.， all form part of the rejection of the "socialist innovations" contribut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is， of the conquests of that revolution.

We are thus not watching a movement to rectify the mistakes made in the cour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most important revolutionary movemen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at we see is an attempt a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iquidation of t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Attempt to Liquidat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etically"

On the theoretical plane，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dare to launch a frontal attack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cause this would mean openly attacking the line of Mao Tse-tung. It claims to be faithful to this line， because it needs such a claim in order to appear "legitimate." Nevertheless， the present leadership is developing camouflaged attacks which are attempts at theoretical "liquidation." The forms assumed by these attacks are many. I shall mention only a few.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sists in denying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whi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esented i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know that Mao Tse-tung regarded this line of demarcation as fundamental. Towards the end of his life， he declared that he had devoted himself to two purposes: "Driving Japanes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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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alism out of China and overthrowing Chiang Kai-shek，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carrying through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thus p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country on the same footing.

The present leadership， however， is trying to wipe out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trac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trying to do this not only practically， by its concrete policy and by returning Rightists to posts of command they were removed from between 1966 and 1976， but also "theoretically." It is doing this by gradually ceasing to speak of the "socialist innovations" which came ou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doing it by putting formally "on the same level" that which was accomplished between 1949 and 1965 and that which was accomplished between 1966 and 1976， and giving preference， de facto， to the con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earlier period. It thereby denies that， down to 1966， the political line included elements which hindered the march toward socialism， and that， after 1966， the political line included new revolutionary orientations which implied a radical qualitative change， the transition to a new stage of the revolution.

This wiping-out of a fundamental line of demarcation is effected by means of a one-sided glorification of what was accomplished between 1949 and 1966. It is effected also by attacking the Four and blaming them for having stressed the quite differen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anges which were made then and the changes made in subsequent year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Four are attacked in these terms: "The Gang of Four drew a somber picture of new China during the first seventeen years after its foundation. The Gang did not merely deny that there were any socialist innovation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y also demanded action against what had been done in the year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erms of developing socialist innovations， thereby totally repudiating what was realized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follow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ame document， which was broadcast by Radio Peking on April 8， 1977， stated: "In the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f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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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spite the interference and sabotage constituted by the revisionist line of Liu Shao-chi， the revolutionary line of Chairman Mao always remained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The aim of this statement is not merely to attack the Four. It is also an underestimation of the "interference" from the revisionist line during the years 1949-65. It is vital for the present leadership to do this， because it is returning to a revisionist line itself.[17] It means， further， denying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line of before and after 1966. This difference relates to the m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 into a new stage -- a stage that the present leadership wishes to hear no more about.

We find the same desire to wipe out this fundamental line of demarcation in the circular， already quoted， of September 18， 1977， which blames the Four for having "negated the fact that Chairman Mao's revolutionary line has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is field [i.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Peking Review， no. 40， 1977). Yet a formulation like this obscures the situation which existed between 1949 and 1965， the situation that ma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cessary.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 attempt to liquidat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oretically" takes many forms and gives rise to varied formulations. Here are some that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example， wherea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said that every enterprise was a place where the class struggle went on and that production itself was pursued amid definite class relations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it is now said that an enterprise is above all a place of production， interpreting in a one-sided way and isolating from its context a phrase of Mao Tse-tung's. This same theme was taken up in April 1977 by Sung Chen-ming，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t Taching， who went so far as to say: "Throughout the world， production is the principal concern of every factory，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nation." This is a formula which all the capitalists of the world repeat ad naus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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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different form， the same theme was expounded by the Chinese press in November 1977， when a series of documents were published which separated in mechanical fashion the class struggle from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thereby denying that these struggle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that the former basically dominates the latter. Thus， it was stated that "Revolution is the struggle of one class against another and aims at altering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men; production is 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nature. The laws governing production differ from the laws governing the class struggle" (document broadcast by Radio Peking on November 27， 1977).

This formulation is completely silent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struggle against nature" always develops under definite social conditions， within definite class relations， and that the way it is carried on also involves class consequences. Marx explained all that long ag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rew the political deductions from it. Today， however， the leaders are trying to make people forget it so that they can practice the most vulgar "economism."

This economism can be seen in Wang Chien's article in Hung Chi (no. 6， 1977)， in which he defends the idea that a change i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in the superstructure in present-day China must be governed b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material basis for consolidating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Here we find ourselves back with the theme of the primac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 theme rightly denounc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one which served the Soviet state bourgeoisie as an ideological weapon for extending and consolidating its power.

In reality， this theme dominates the whole series of sixteen conferences held on the pretext of discussing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This becomes apparent when we examine Hung Chi (no. 1， 1977). There is nothing here about the necessity for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ough this transform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objective of the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ll that is discussed is "adjusting those par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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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because， we are told， the "aim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is to emancipate the productive forces."

We come back， here as well， to an economism which makes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not the class struggle， the fundamental revolutionary factor， so that this sort of statement can appear: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economic basis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productive forces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revolutionary factor in the economic basis. Thus， in the last analysis， it is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at determine production relations" (NCNA， September 21， 1977).

Thus the theses maintained by Liu Shao-chi at the Eighth Party Congress in 1956 reappear -- theses which， though still condemned in words， are now being reiterated without acknowledgment .

Back to the Theme

That a "Socialist System" Exis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ts economism and productivism， and to oppose any radical change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o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rivileges of the cadres and technicians， etc.)，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turns to other old themes whic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made it possible to criticize. One of these was tha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 concept which tended to replace the concept of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and which fulfills the same function as that of the "soci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e ideology of the Stalin period and in Soviet revisionism.

The commentaries devoted to the sixteen conferences that discussed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speak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hich was allegedly "established" in 1956 and which has now to be consolidated by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heart of the concep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e find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ownership，" which is itself identified with state ownership. These identifications signify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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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is no longer given to the existence of a series of contradictions， although this is in fact one of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that， even in the event that this is recognized， primacy is accorded to unity over contradiction.

The seventh of the conferences declared: "Since the factories are owned by the st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actories and the workers has， to some extent， been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workers." The purpose of this "theoretical" rubbish is to claim that， since the workers are "masters of the state" and the state is "master of the factories，" the workers are therefore "masters of the factories."

In this way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cluding those which were pointed out by Lenin in 1921) are simply denied. The workers have only to obey the orders they are given， for these orders are given them by themselves! A splendid dialectic， aimed at defending the interests of a state bourgeoisie!

The same fundamental role attributed to "socialist ownership，" or "public ownership，" is proclaimed in many other writings. For example， when the emulation campaigns were launched， Jen-min Jih- pao of March 10， 1977， stated calmly that "under socialism the working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 within this society are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omrades."

The existence of the bourgeoisie is ignored and， of course，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recognizing its presence in the party and at the head of many enterprises. Thus some basic them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repudiated.

The typically revisionist refusal to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also enables Chi Chen to write in Hung Chi (no. 3， 1977): "In the socialist enterprises the working class is master. The basic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the cadres， and the technicians are identical. Their relations are relations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mrades. At the same time， owing to the division of labor， differences continue to exist between manual work and mental work， and some contradictions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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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 These ar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n this way the class struggle is denied， together with the decisive importance of the struggle to overcom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ual and mental work.

But it is not so easy to wipe out the teachings of the ten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it is not easy to make people forget what was said during those years， especially by Chang Chun-chiao， who made a frontal attack (even if not always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on some of the problems presented by so-called socialist ownership. Certain "theoreticians" cannot avoid， therefore， recalling (while distorting so as to make criticism easier) some of Chang's statements. An example is provided by the article in Hung Chi (no. 5， 1977) in which Lin Chin-jan attacks the observations made by Chang Chun-chiao in a piece published in 1975 under the title: "Complete Dictatorship over the Bourgeoisie." We know that in this piece Chang sought to determine the nature of the limits to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ownership in China， limits indicated by the current formulation stating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 "in the main." By analyzing this problem Chang took an important step forward， for he stressed the juridical and formal aspect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He showed the need for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reby epitomizing one of the central aim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8]

It is precisely this central aim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gether with the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corresponding to it， that Lin Chin-jan attacks in his article. In order to make his attack convincing， Lin Chin-jan speaks of the "fundamental" completion of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ownership and declares that， as a result of this "fundamental" completion， the class struggle has to develop mainl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ronts. Lin Chin-jan thus deletes that which is decisive， namely， the struggle waged by the workers themselves with a view to transforming the labor process and production and， thereby， production relations. He advocates substituting for the class struggle as this develop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struggle concerned with the different for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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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 "struggle of ideas，" a struggle between "modern ideology" and the vestiges of "old" ideas. This abandonment of the class struggle impl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into its opposite. It enables the state bourgeoisie to attack demands which workers may advance， on the grounds that these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ar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workers are still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bourgeois and petty-bourgeois ideas."

Lin Chin-jan's article continues as might be expected from the economistic nature of this thesis. From his conception of a "fundamental" socialist change of ownership， he concludes that the principal aspect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onsists in developing a "powerful material basis." All this amounts to is substituting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for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 and calling for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to be led by experts and technicians. By following this road one can only strengthen the capitalist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ose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destroyed.

It seems that many Chinese workers and party cadres are not letting themselves be misled by these revisionist and economistic conceptions. The ideologists in the service of the present leadership therefore keep on returning to the problems raised by Chang Chun-chiao's article. An example is the article by Wang Hui-teh (Peking Review， no. 1， 1978) entitled: "Why Did Chang Chun-chiao Kick Up a Fuss over the Question of Ownership?" In this article Wang Hui-teh blames Chang Chun-chiao for repeating in 1975 a phrase uttered by Mao in April 1969， when he said: "It seems that it won't do not to carry out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our foundation is not solid. Judging from my observations， I am afraid that in a fairly large majority of factories -- I don't mean all 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m -- leadership was not in the hands of genuine Marxists and the masses of workers."

According to Wang there is no longer any need for concern with the problem of management of the enterpris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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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ly the leadership in a very small number of factories was not in the hands of the proletariat，" so that， since power is also held by the working class， the problem of socialist ownership has been "resolved."

Wang's argument raises a series of questions. First， the question of the managerial personnel of the state enterprises. This question is explicitly mentioned by Wang， who declares that， thank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has been definitively settled in favor of socialism. But whence does Wang derive this "certainty"? Between 1969 and 1975， and， a fortiori， between 1976 and 1978， have not many things happened， in particular the return en masse of the right-wingers who had been eliminat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 we not have grounds for supposing that the situation today is worse than in 1969?

Finally， the problem of socialist ownership is also that of the class nature of state power. Chang Chun-chiao tried to deal with this problem dialectically (I do not claim that he entirely succeeded) by showing that the class nature of power is not fixed once and for all， that it is determined by the class struggle between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 a struggle which goes on within the party， so that power is never "purely proletarian" but can pass into the hands of the state bourgeoisie (something that Mao also said when he declar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uld，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develop into a "fascist party"). But Wang declines， and with reason， to discuss these problems in that way. For him the questions of power and of ownership have been "solved，" and he claims to "prove" this by resorting， tautologically， to quotations， which， moreover， he interprets in his own fashion. This method produces the following "reasoning": "First， '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to say， our society is socialist in nature， not capitalist. Secondly， as for the economic base of our society， the system of ownership has already been changed from feudal， capitalist， and small-production private ownership into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Thirdly， we must see to it that the suprem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tate will not fall into the hands of bourgeois conspirators and careerists like Lin P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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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s is a state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 . ."

What we have here is a series of assertions， not a demonstration. The first two assertions assume that the question has been settled. The last leaves absolutely open the "socialist ownership" question of what elements of bourgeois domination existed in 1975， and in what wa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was combined with its opposite， an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tate was changed after the events of October 1976 and the installation in power of the group led by Hua Kuo-feng and Teng Hsiao-ping.

The problem of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elations and forms of appropriation cannot be solved except by concrete analyses of all the matters mentioned above. This is what Chang Chun-chiao was trying to do in his article， and what the ideologists of the present leadership cannot accept. For them there is no problem -- state ownership is "socialist" and the workers have only to "work hard" and "obey order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and extend this ownership. It is a thesis which negates the teaching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hich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bourgeoisie.

One thing more about this question， so as to emphasize how dominant is a purely juridical (which means anti-Marxist ) conception of "socialist ownership." An example of this dominance is provided by the series of articles by Hsueh Mu-chiao published in Peking Review (nos. 49-52， 1977)， in which he goes so far as to say that in 1953 it was enough for the state to transform some private capitalist enterprises into mixed enterprises， by investing capital in them， taking charge of supplying them with raw materials and marketing their products and sending in someone to manage them， for these enterprises to become" 'three-fourths' socialist" (Peking Review， no. 52， 1977). This is an absolute caricature of Marxism， and illustrates very well the nature of the "Marxism" practiced by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Rel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Between Heavy and Light Industry

The same abandonment of Marxism in favor of a caric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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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rxism is show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lations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and between heavy and light industry. It proceeds in an extremely confused way owing to the formal "fidelity" proclaimed by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political line of Mao Tse tung， a "fidelity" which contradicts its actual practice.

The result is more or less as follows (shown， for instance， by the report of the third conference devoted to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which was broadcast by Radio Shanghai on February 10， 1977). On the one hand， the priorities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Mao's leadership are reaffirmed， in this order: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heavy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objective economic law of priority growth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hich is， in fact， a law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wherea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seen main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These points were repeated and accentuated in the report of the fourth conference (Radio Peking， February 3， 1977)， devoted to the Soviet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This path is praised， with criticism confined to the "one-sided" character of the priority given to heavy industry at the expense of agriculture. Completely neglected is the problem of equilibrium in exchange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In short， here too we come back to an economistic and productivistic conception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e present line. In this domain there is a return not merely to what prevailed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even to conceptions that prevailed in China as far back as 1956.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n the plane of class relations this backsliding is link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ositions of the intelligentsia， the cadres， and the specialists， that is， of the state bourgeoisie (I shall endeavor later on to inquire into the conditions which have made this strengthening possible). This strengthening is reflected in the ever greater importance accorded to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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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question is at the heart of the preoccupations of the present leadership. Significantly， the central organs of the Chinese press made it the principal theme of their joint editorial published on New Year's Day 1978. Here were phrases such as the following which had disappeared from the Chinese pres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peed of construction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question， it is a serious political question. Why do we say the socialist system is superior? In the final analysis， it is because the socialist system can create higher labor productivity and make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 faster than capitalism. . . . The question at present is that we must advance at high speed instead of resting content with what we have achieved. . . . In a word， quickening the pace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dict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lass struggles" (Peking Review， no. 1， 1978).

Thus， acceleration of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is supposed to be "deduced"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lass struggle， whereas， in fact， it is a matter of trying to substitute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for the workers' class struggle， that is， to subject the worker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rates of production， to demand of them more and more work and discipline.

The stress thus laid upon the pace of production has a dual meaning on the plane of class relations. On the one hand， as I have said， it reflect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osition of the intelligentsia， the cadres， and the specialists. On the other， it is a means of contributing to a further strengthening of these positions -- not only by subjecting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increasingly severe labor discipline and work norms， but also by making the leading role assumed by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specialists seem a necessity. In this respect the editorial quoted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it accords central importance to the intellectuals， to education， and to the acquisi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is way the stress laid upon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also serves as an argument for attack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carried ou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plan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stress lai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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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ing up the pace implies， since it is linked not with revolutionizing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with the increased role of "science"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specialists，" an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capitalist expanded reproduction， and so a growth in the rate of accumulation and in the demands of self-valorization of capital. It therefore implies submission of the workers to the demands of profit. Along the capitalist road which is thus being followed one necessarily comes up against the actual limits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nd this leads inevitably to economic crises which have grave repercussions o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masses and on the subsequent scop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Soviet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ough these crises develop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they are nonetheless real. I have no room here to deal fundamentally with this problem， which I shall examine in detail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The stress on speeding-up the pace calls for some further observation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of the same order as the productivist slogan issued by Stalin in the 1930s: "Tempos decide everyth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slogan led to the grave crises of 1932-33 and 1936-37， which were accompanied by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convulsions and， after 1938， by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recruitment to the party， which became very largely a recruitment from the intelligentsia， a recruitment of cadres， technicians， and specialist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present leadership justifies its productivist line not only by invoking the alleged requirement that the "socialist order" must realize "rates of development higher than those of capitalism，" but also the alleged necessity to "put an end to the protracted stagnation and even regression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said to be due to the doings of the Four. This "argument" is a flagrant falsehood. There has been no protacted stagnation or regression in the country's economy. Between 1965， the last year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most recent years for which we have estimates， there was no stagnation. Production of electric power increased from 42 to 108 billion kwh (in 1974)， production of steel from 12.5 to 32.8 million tons (in 1974)， of coal from 220 to 389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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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s (in 1974)， and of oil from 10.8 to between 75 and 80 million tons (in 1975).[19] To speak of a protracted period of stagnation， and even of regression， is in complete conflict with reality， and is aimed merely at slande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self.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has been even greater where production of machinery is concerned. The overall index for this branch of production， taking 100 = 1957 as the base year， rose from 257 in 1965 to 1，156 in 1975. These figures are taken from a source so unfriendly as the CIA's handbook![20]

In 1975-76， to be sure， difficulties arose， but these were in the main political difficulties， connected with the acute struggle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line and the revisionist line of Teng Hsiao-p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76 there were also 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Tangshan earthquake. Thus attributing the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then to "interference and sabotage by the Gang of Four" completely distorts the facts. Actually， the Four never "controlled" the economy， and if there was "sabotage" it may be suspected that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lies with those who were in charge of production -- either because they wanted to be able to blame the Four for their own misdeeds， or because their treatment of the workers provoked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discontent， including strikes which the Four may well have supported. In any case， it is a typically bourgeois line of thought to declare that， when strikes occur，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lies with "agitators."

Even with the difficulties mentioned above，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for 1976 does not show any signs of "protracted stagnation" or "regression." Thus in 1975， production of coal was estimated at 430 million tons， while in 1976 production of oil increased by 13 percent， and production of natural gas increased by 11 percent.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1976 overall industrial production was 13.4 percent more than in the same period of 1975， an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1976 it was 7 per cent more than in the same period in 1975.[21] So far as I know there are no figures available for the second half of 1976.

It may be that， because of the events of 1976， some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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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duction may momentarily have declined， but that does not signify a protracted period of stagnation or regression.

The foregoing remarks do not in the least imply that a certain acceleration of pace is not desirable and possible， but this acceleration will not be lasting if the basic lin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abandoned and the class struggle reduced completely to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Actually， this reduction amounts to the enslavement of the working people for the purposes of a bourgeoisie striving to increase profit. It implies a renunciation of the workers' class struggle for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of social relations as a whole.

The Revisionist Ideology of the Neutr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ffects of turning Marxism into its opposite，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deology of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n of course， be observed in all spheres. There is one sphere， though， that I must specially mention -- tha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e the ideology of the oppon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marked by its pres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socially "neutral." They thus deny that the way in whi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 depends on the predominant class relations， a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techniques involves definite class effects. This is obviously the case with the forms of technology developed in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As a rule， they cannot be purely and simply "taken over" in order to serve development along the socialist road: they， too， need to be transformed. This point of view was widely pres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day it is being forgotten.

The extreme point in this denial of the class determination of techniques occurs where "management techniques" are concerned. For example， Jen-min Jih-pao of March 22， 1977， criticized the formul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in management， one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ree aspects -- "the li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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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and mutual relations." It criticized this formulation because it makes no men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of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 question of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is indeed important， but to say that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giving it precedence over class relations， and so taking up a productivist position.

It must be noted， moreover， that the yardstick of "scientificness" occupies a central place in the attempt being made by the present ideologists to eliminate the essential question of class relations. Thus， this same article in Jen-min Jih-pao emphasiz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scientific attitude in the managing of modern enterprises. . . . In the managing of modern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employ a number of scientific methods."

The statement reporting the fifteenth conference devoted to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Radio Peking， February 14， 1977) goes so far as to declar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at which is "scientific" in the "advanced techniques of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matter of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This formulation presupposes that capitalist management belongs to the sphere of "universal" science an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can manage production units in the same way as capitalist enterprises are managed.

Let it be noted that the Jen-min Jih-pao document refers to a "quotation" from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which is more than dubious， being obviously falsified and adapted to "current taste." In the version of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which is now officially circulated， we read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hich in a number of ways fails to correspond either to Mao's style or to the manner in which he deals with problems: "We must firmly reject and criticize all the decadent bourgeois systems， ideologies， and ways of life of foreign countries. But this should in no way prevent us from learning the advance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whatever is scientific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enterprises."

In the version of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which was circulated by the Red Guar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said nothing like this. This version containe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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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reotyped formula about "decadent bourgeois ideologies，" and said nothing about the "scientific" character of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Mao Tse-tung spoke much more simply.[22] Clearly， Mao Tse-tung's words have been tampered with so as to "justify" the resort to capitalist methods of management by covering this with his authority.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here taking the same road as those Soviet revisionists who are "learning management" in business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modification" of one of Mao Tse-tung's writings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this is a regular practice of the new leadership. As another example， in the current version of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 phrase has been introduced which did not appear in previous versions， a phrase which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strong centralism， running counter to Mao's emphasis upon decentralization. The phrase in question runs as follows: "To build a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it is imperative to have a strong and unified central leadership . . . " (Peking Review， no. 1， 1977).

In general， w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deology accepted to day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 conflict with the theses of Mao Tse-tung develop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its tendency to pres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neutral，" like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 idea that there is both a socialist and a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at only the former promotes control by the workers over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has completely disappeared. Now there is only general talk about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is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thesis according to which， as soon as the "socialist system" exists， everything that develops its "material basis" must strengthen "socialism . "

Dogmatism and Revisionism

One might go on examining the ideological themes which the present leadership uses to justify its resort to revisio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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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practices which no longer have any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wever， I do not think this is necessary， since what has been said is conclusive enough. I wish therefore to end this section of my letter by simply saying that what characterizes present-day Chinese revisionism is its combination of narrowly empiricist practices and an ideology dominated by dogmatism.

This dogmatism i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instead of carrying out a concrete analysi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revisionists proceed by means of assertions and by using quotations from the "classics" of Marxism and from Mao Tse-tung， isolated from their context (and even， as we have seen， sometimes distorted or invented). Moreover， no account is take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s of the thinkers quoted. Thus passages from Mao Tse-tung dating from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put on the same footing as passage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Or， more precisely， the older quotations are given precedence over the more recent ones. This does not happen by accident， of course: the more recent passages are rich with an entire experience of struggle against the bourgeoisie in the party， an experience which is highly embarrassing for the present leadership.

Finally， the dogmatism of the period which opened at the end of 1976 is marked by a desire to present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problems as having been "solved，"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further progress in analyses along the line opened up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is connection it is highly significant that it has been stated that Mao "created the complete and masterly theory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Wu Kiang， Jen-min Jih-pao， September 17， 1977). Saying that the theory is "complete" means no longer permitting anything but commentaries on it， and thus means putting forward a metaphysical proposition which forbids any elaboration or further research. It means trying to sterilize theory and cause it to wither， for if theory fails to advance it must retreat. In fact， what we see is an attempt to use Mao Tse-tung's theory against Mao Tse-tung.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between Wu Kiang's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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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Lin Piao's "absolute authority of Mao Tse-tung Thought."

Thus， at all levels we observe a "leap backward." This can not be denied， unless one is unwilling to face reality because one feels， without being ready to admit it， that this reality compels us to examine problems we thought had been "solved，" or would prefer not to believe exist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your attitude， my dear Neil Burton). Or else one denies that there has been a "leap backward" because one has always thought， or now thinks，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harmful." This is， I believe， the view of most of the present leaders， who glorify in a one-sided wa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irst seventeen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66)， while saying practically nothing about the revolutionary phase which opened in 1966. True， they do not venture to repudiate expressly and openly these last ten year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ut their very silence on the r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of those years confirms that they take up the position of the bourgeoisie.

The present situation being as I have described， it now remains to understand how matters have got to this state. This question is vital， for the answers involve lessons for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Actually， this question has several aspects. The first is essentially concerned with the course taken by events. It relates to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most immediately surrounding the de feat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a defeat which became obvious after the death of Mao Tse-tung. Knowledge of these events， which in any case can at present be only fragmentary， informs us only partially as to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 defeat. It is nonetheless necessa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Remarks on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Revolutionary Line"

Before proceeding to examine the conditions attending the defeat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I think something nee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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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said on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 have put between quotation marks. This is necessary because the expression can be misleading， all the more so when the line is "personalized" by being called "Mao Tse-tung's political line."

In reality， an actual political line never "materializes" the orientations laid down by the highest levels of a party， even a centralized party， or by the leader who stands at the head of this party. The actual political line always depends on the social forces (classes， or social strata， or elements drawn from these classes and strata) which give it life.

It corresponds only partly to the orientations of principle to which it appeals， for it is heavily marked by the special aspirations and interests of these social forces. Their aspirations depend， inter alia， on the conception they hav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munity" -- a conception which is inevitably affected by the position they occupy in the system of social relations. This implies that there can be a more or less considerable gap between the political line of principle proclaimed by the leading bodies of a party and the actual political line.[23] The latter depends fundamentally on the social forces which give it its real content， and whose interests， aspirations， and conceptions it materializes.

It is therefore wrong to identify a party's actual political line with the orientations of a particular leader or leading body. This line is not the form assumed by their "directives." It is the result of a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rvention in an objective process. It may modify the course taken by this process， but only within limits imposed by the relations of strength between classes， relations on which it exercises an influence which is far from being "sovereign."

The identification， in political practice， of an actual line with the guidance given by a leading political body or individual leader (even when this line diverges more or less profoundly from the guidance in question) is not necessarily due to "stratagems" or systematic "deception." It arises from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political struggles take place when the only policy officially "legitimized" is that which is laid down by a suprem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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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ccepts that the political line applied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s the line "defined by the party and by Chairman Mao，" that is， the "basic line" of the party. This line is therefore considered to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periods when Liu Shao-chi and Lin Piao wielded substantial power. Even in these periods， it is said， the "basic line" was being applied "in the main，" despite "interferences" by an "enemy line，" or "sabotage" of the official line.

Consequently， the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official orientations and the actual line are both admitted and denied. The resulting confusions are due to the very procedure (which is in fact an idealist method) whereby the actual political line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a "system of ideas" and decisions taken "in the name of" these ideas， instead of being related explicitly to the social forces which embody the actual political line. It is true that， in dealing with current history， this procedure is often unavoidable， because exposure of the social forces which embody a given political line is not always possible.

These observations do not apply only t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y apply to all social formations in which the actual political line is regarded as being defined and fixed by the highest instances of a ruling party， and in which it appears as having been so fixed. This appearance， connected with the existence of certain political relations， may engender a myth of "united leadership" and "monolithism，" or， as its counterpart， a myth of "totalitarianism."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has also constantly encountered the problem， at once false and real， of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proclaimed political line and the actual political line， these usually being spoken of as examples of "violation" of the line. In some periods this "violation" was attributed to "shortcomings in organizational work，" as， for example， at the Seventeenth Congress of the CPSU in 1934， when it was said that "organization decides everything' (see the Russian report of this congress， published in Moscow in 1934， especially pp. 33 and 619). Later this "violation" was blamed on the activ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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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mies，" on "sabotage，" on "survivals from the past，" and so forth. In any case， what matters is that there is both explicit admiss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ine of principle and the actual line (this being described as "violation") and an inability to "think" this conflict in terms of real social forces.

If we turn back to the political line which actually prevail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therefore would need to stress that this line -- which， as a whole， was not repudiated by Mao， even though he may have criticized several aspects of it -- was not simply the "materialization"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given in the resolu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writings of its chairma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al and complex social nature of this line， one would need to undertake a differentiated analysis， and this is not at present feasible. Only such an analysis would show what the social forces (classes and sections of classes ) were which actually "intervened，" socially or ideologically， in the political scene. These social forces were the "agents" of what appeared as the political line of Mao Tse-tung， and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determined the content of this line.

It is therefore only with many reservations that we can use the expression "Mao Tse-tung's political line" to describe the line which was dominant between 1966 and 1976.

We must not lose sight of the fact that using the name of a particular leader to describe a certain political line involves a number of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deed， when the leader in question is held in high esteem， such use of his name can have a very intimidating effect. It tends to discourage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line， to create a situation in which "argument from authority" takes the place of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facts and principles. This substitution may entail profoundly harmful consequences. It contributes to engendering an atmosphere in which what certain leaders say is regarded as being "necessarily correct，" and discourages the masses and the party members from putting forward their own opinions.

The use of the term "revolutionary line" also calls for reservations. Actually， any and every political line is marked b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s (which are not all revolutiona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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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that participat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its application， and even in its elaboration. Despite these reservations， I use these expressions here because， in the given conditions， the principal aspect of the line which prevailed between 1966 and 1976 was such that we can say that this line was the most revolutionary and also the closest (in spite of enormous divergences) to Mao Tse-tung's conceptions of principle， which was why， in the main， he gave it his support.

Having said this， let us return to considering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is line suffered defeat.

The Immediate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Defeat of

"Mao Tse-tung's Political Line" Following His Death

I shall say only a few words about these conditions. First， Hua Kuo-feng's accession to power resulted from a coup d'état. This coup d'état began a political turn leading to the substitution of a revisionist and bourgeois line for the previous revolutionary and proletarian line. The order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is well known. There were other events on which our information is scanty or inadequate. I shall confine myself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Immediately after Mao's death on September 9， 1976， the unity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ound the political line followed until that time did not seem to be openly broken. All the leaders took part in the ceremonies in memory of Chairman Mao held between September 11 and 18， and Wang Hung-wen was a member of the Funeral Committee (Peking Review， no. 38， 1976).

On September 18， Hua Kuo-feng made a speech reaffirming the fundamental theme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He noted that classes and class contradictions persist throughout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He reaffirmed the thesis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e class struggle during the transition. He quoted Mao's formulation concerning Teng Hsiao-ping and his supporters; "You are making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yet do not know where the bourgeoisie is. It is right in the Communist Party -- those in power taking the capitalist roa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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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ist-roaders are still on the capitalist road" (Peking Review， no. 39， 1976).

In this same speech Hua Kuo-feng stated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smashed the schemes of Liu Shao-chi， Lin Piao， and Teng Hsiao-ping for restoration， and criticized their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 line" (ibid.). He add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struggle to criticize Teng Hsiao-ping and repulse the Right deviationist attempt to reverse correct verdicts" (ibid.).

The days that followed saw the appearance of signs of tension among the leaders. It seems that on September 19， Hua took possession of Mao Tse-tung's personal papers and on September 29 there was a stormy session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at which Hua accused the Four of having altered some of Mao's statements. However， on the evening of September 30 the entire leadership was present at a "forum" held in the hall on top of Tien An-men Gate.[24]

During the very first days of October one could observe， if one read the press attentively， the appearance of divergent formulations. Then on October 6 Hua Kuo-feng， relying on the security forces and on the military leaders of North China， carried out his coup d'état， arresting the Four (it is said that they are still alive). During these operations Mao Yuan-hsin， a nephew of Mao Tse-tung's， was killed， as was Ma Hsiao-liu， head of the Peking workers' militia.[25] On October 8， in the most dubious of circumstances， some members of established leading bodies having been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and others having been threatened with arrest， Hua Kuo-feng had himself "appointe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s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while retaining the post of prime minister. At the same time， he had himself assigned the monopoly on publish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All these decisions were announced in the nam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which in fact had not met.[26] From October 10 on， a campaign was launched against the Four， who were accused of "revisionism" and of "weaving plots and intrigues." At the same time， an appeal for discipline was iss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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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moment， Hua's "appointment" to the chairmanship was reported discreetly in the newspapers.[27] Only on October 21 were great demonstrations announced， to "acclaim" the "appointment" of Hua and to "celebrate the crushing of the Gang of Four." Thereupon， in complete conflict with historical truth， it was declared that Mao had been against the Four. On October 28 Chang， Yao， and Wang were stripped of all their functions in Shanghai; criticism of Teng Hsiao-ping， however， remained officially on the agenda.[28]

The joint editorial in Jen-min Jih-pao and Chiehfangchun Pao on October 25 strove to "show" that the "Central Committee decision" appointing Hua Kuo-feng chairman of the party had been taken in conformity with a decision made on April 30， 1976， by Chairman Mao. This allegation testifies to the existence in the Chinese party of some doubts regarding the regularity of this appointment， so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endow Hua with a different form of "legitimacy，" namely， designation by Chairman Mao himself. Actually， such "legitimacy" could not apply in a Communist Party that was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rules. Besides， there was nothing to base it on， for the phrase of Mao's that was now constantly quoted -- "With you in charge， I'm at ease" -- does not indicate to whom it was addressed， nor what this person was "in charge" of.

In any case， from the end of October on， Hua put himself forward as Mao's sole legitimate successor， and set in motion a sort of "cult" of his personality. Thereafter his photograph appeared increasingly frequently， side by side with Mao's and in the same format.[29]

Starting in November， calls for discipline became more frequent， and a decision was announced to reestablish "ration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factories." At the same time a campaign of calumny was launched against the Four -- a campaign so clearly mendacious that there is no need for any reply; it merely discredits thos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it.[30]

Criticism of Teng Hsiao-ping stopped at the end of November.[31] In December productivist slogans became increasingly more freq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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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anuary 1977 various demonstrations calling for Teng's return were reported. In February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 fairs， Huang Hua， said that Teng would return "at the opportune moment." In March Hua Kuo-feng proposed， at a working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at Teng again be given responsibilities. It was then that the campaigns of "socialist emulation" began，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accelerated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t that moment Teng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political activity in practice.

At the end of June 1977 Jen-min Jih-pao praised Teng's ideas，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criticized， and endorsed his criticism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henceforth presented as the line of the Four).

The situation at the top had evolved in such a way that Teng now returned openly to political activity. At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July 16-21， 1977) Hua was officially appointed chairman and Teng recovered all his previous powers. At the Eleventh Party Congress (August 2-18， 1977) Teng made the closing speech.

Thus， sixteen months after having been removed from all his duties， Teng got them all back. The Chinese people did not receive any real explanation of what had happened. They were simply told that two mutually contradictory decisions had been adopted unanimously by the party's central bodies. The first decision was announced like this: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animously agrees to dismiss Teng Hsiao-ping from all pos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arty" (Peking Review， no. 15， 1976). The second was formulated as follows: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animously adopted the 'Resolution on Restoring Comrade Teng Hsiao-ping to his posts'" (Peking Review， no. 31， 1977).

But this about-face did not take place "peacefully." It was the culmination of an acute class struggle in which the security organs played a big part. Although offici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role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repression used is scarce， when we put together such information as we have， including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foreigners who we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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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recently，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repression was (and still is)， being carried out on a large scale. In all the provinces for which we possess information there have been not only arrests but also executions， and the latter seem to have been exceptionally numerous.[32] The press， too， has emphasize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ecurity organs， especially toward the end of 1977 (e.g.， in Jen-min Jih- pao， November 27 and 28).

Throughout 1977 repress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mass "purge" of the party. Information is scarce here too， so that we cannot gauge the magnitude of the operation， but according to some travelers who have come back from China and who were able to talk with officials of a certain rank， it would appear that one-third of the cadres were "purged." These were mainly those cadres who had come up from the rank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purge is being accompanied by a mass return of those cadres who had been purged previously. Consequentl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the end of 1977 was much closer in the composition of its cadres to what it was in 1965 than to what it was in October 1976.

Parallel with the return of the Rightists we note that Teng Hsiao-ping's position is being strengthened: his close collaborators are taking over more and more key posts， notably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s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which decides appointments， transfers， promotions， and dismissals in all the party's bodies)，[33] in other central departments， and in a number of provinces.

At the same time， stress is increasingly being laid on production， which "takes precedence over the class struggle" (Jen-min Jih-pao， December 12， 1977). This process is also accompanied by the creation of new targets for criticism. These targets have not yet been clearly designated， but it is possible to discern them amidst various changes of formulation. Thus the formulation calling for criticism of "Liu Shao-chi， Lin Piao， and the Gang of Four" is now often replaced by one which omits the name of Liu Shao-chi. It is now from time to time noted that "we need to counterattack not only against the Right but also against the 'Left'" -- the last word being put between quotation marks to show that what is meant is not really Lef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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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on seems aimed at opening the way for a new campaign of criticism， as Jen-min Jih-pao of December 12， 1977， which carried it， added: "Not a few persons have proved in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real Left from the fake Left." At the beginning of 1978 this campaign continues， especially in the army paper， which attacks (without naming anyone) "those who change direction with the wind，" are experts in the "180-degree turn，"[34] and try to escape from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by joining in the criticism of the Four. Should this orientation be confirmed， it seems certain to lead to fresh purges which would strike at those who were active in criticizing Teng and then showed the same zeal against the Four.[35]

This review of the "events" which accompanied and followed the coup d'état of October 1976 is necessary if we are to appreciate the immediat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coup d'état took place， and to obtain a partial view of some of its consequences. But it does not explain why these "events" took place -- how they were determined by changes in relations of strength between the classes and why these changes occurred. The last section will attempt to answer some of these questions.

Th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 of Strength Between the Classes

and the Victory of a Revisionist Line

I have already disposed of the simplistic "explan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new lin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dictated by the "economic failure" of the line previously followed. This explanation is fundamentally incorrect. In reality， as we have seen， the overall economic balance sheet of the years 1966-76 was a very positive one. One may， of course， consider that it could， and even should， have been better， and that in the years ahead there will have to be a certain speeding up of the tempo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to prove that this speed-up could not have been brought about without abandoning the revolutionary line， provided that this line was rectified. That is why， as I see it， this abandonment cannot be accounted for by "economic necessities，" but only by a reversal of relations of strength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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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the classes. In the absence of a real balance sheet of the years 1966-76 it is impossible (and pointless) to try and list the ways in which the previous line could or should have been rectified. Only a broad discussion and social experimentation (neither of which took place) w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concretely to eliminate the mistakes that were committed by deepening the revolutionary line.

One thing， in any case， is striking: in the municipality of Shanghai， where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as applied most coherently --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interference from elements hostile to it， those who sabotaged it in practice while rallying to it in words -- the "economic results" appear to have been excellent. Persons who have lived in China and worked in factories in Shanghai and in other cities generally report that in the Shanghai factories the atmosphere， as regards work and production， was generally as good as， and even， more often than not， better， than elsewhere.

However， the defeat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did not come from nowhere. Nor can it be explained merely by referring to the "skill，" "cunning，" or "unscrupulousness" of the opponents of this line. These factors certainly played a part， but they were not the essential ones. If the line suffered defeat， this was because， in a certain way， it had failed. It is quite vital to consider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is failure， which， ultimately， are to be sought on the plan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classes. Examination of this question ought to furnish answers with very wide application， affecting not China alone.

I repeat: for the moment we can give only partial and provisional answers， but these will perhaps ser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 wider ranging study， which will include criticism of what may prove to be mistaken in the answers being offered here.

It must first be said that the principal obstacle to our presenting adequately developed answers is the absence of a class analysis of present-day China. This is a serious and significant f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ot produced such an analysis. Some of the Four tried to fill this vacuum， but they did not succeed. They were prevented from doing so by an inadequate grasp of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needed for a class analysis of a social formation in transition. This inadequ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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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hown in the tendency to define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of today not by reference to its place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by its ideology or its political line -- or， at best， by distribution relations conceived as an effect of bourgeois right. At bottom， the bourgeoisie was seen as a product of the superstructure and not of the economic base.

This inadequacy had its source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concept (which contradicts Marxism) of "socialist ownership，" itself conceived as an effect wrought upon the economic base by a change in the superstructure.

This theoretical inadequacy had many causes， in particular the absence of a broad discussion free from ready-made formulas， and the barrage directed by the opponent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against any attempt to develop such a class analysis. The bourgeoisie defended itself. It is no accident that one of the "charges" now brought against the Four is that they wanted to carry out a class analysis of China -- this being pointless， it is said， since such an analysis had long since been made by Mao Tse-tung.

While the absence of a class analysis of present-day China constitutes an obstacle to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es which have come about in class relations during recent years， it is also -- and this is a much more serious matter --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One cannot transform class relations in a revolutionary way if one does not know what these relations are. Lacking this knowledge， a ruling party can only， in the en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while endeavoring to "modernize the economy."[36]

One cannot emphasize too strongly the gravity of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re is no party document presenting a materialistic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and social strata in China today， the soci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working class，[37] and within the people's communes.[38] The absence of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new class relations is reflected in the resort to stereotyped labeling. Examples of this are numerous. Thus，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the categories (which had mean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communes were founded) of poor peasants， middle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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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stratum middle peasants， rich peasants， and landlords are still being used.[39] But today these categories no longer serve as anything but a ridiculous substitute for 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classes and social strata. Similarly， instead of a real analysis of the class bases of the different lines， the lines being "criticized" are always denounced in terms of the same stock labels. The result is mer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accusations addressed to upholders of opposing lines.

Here is a typical example. In 1976 an article entitled "A Great Victory" (Jen-min Jih-pao， April 10) declared that Teng Hsiao-ping's social base was made up of "the capitalist-roaders in the party" who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unreformed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bad elements， and Rightists in society" (Peking Review， no. 16， 1976). As another example， in 1977 Hua Kuo-feng， who had accepted this "analysis，" declared in his report to the Eleventh Congress， with Teng Hsiao-ping by his side， that the Four we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within our party of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bad elements， as well as of the old and new bourgeois elements. . . ." (Peking Review， no. 35， 1977).

Such formulations reveal the leadership's inability or refusal to put before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 serious class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lines being criticized. If it be supposed that such an analysis has indeed been made but has been kept "secret" (which is unlikely)， this would be unworthy of a party which claims to be guiding the masses. Actually，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assume t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not carried out any fundamental analysis， and consequently has been unable to do more than repeat the same clichés.[40]

Of course， the fact that the struggles over vital questions which have divided the party in recent years have not been guided by a serious and rigorous class analys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struggles have not corresponded to profound class cleavages. But it does imply that these cleavages have been apprehended intuitively and globally， and so without subtlety.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t is impossible to trace correct lines of demarcation， to deal properly with the secondary contra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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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which may thus assume an antagonistic character)， and， therefore， to arrange compromis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lass alliances demanded if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s to be carried through.

To a large extent，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s that of an immense forward thrust (effected between May 1966 and February 1967)，[41]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retreats and fresh advances. The retreats were mainly due to the Left's inability to conclude the essential compromises and forge the necessary class alliances. The first retrea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blamed by Mao Tse-tung upon this inability， which affected not only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forces but also relations between the classes themselves.[42]

A few phrases of Mao Tse-tung's which， isolated from their context and surrounded by appropriate commentaries， are now presented as criticisms of the Four are actually pieces of advice given to them -- not to isolate themselves， to avoid sectarianism， not to act hastily. Such advice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riticism addressed by Mao Tse-tung to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visionist line， such as Liu Shao-chi or Teng Hsiao-ping.

Apart from tactical problems (which concern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forces)， one of the factors which， it seems to me，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efeat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as its inability to deal correctly with the problem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so， also， of the cadres. One of the results of this inability was that the Four often appeared more apt to impose their news and get rid of their opponents than to implement a fully constructive political line.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showed themselves able to build various forms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working masses and the intellectuals (in particular， in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ree-in-one combination")， but they did not always manage to deal correctly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is alliance. Consequently， they tended to substitute coercion for political leadership.

Antagonisms therefore developed， which engendered， on the part of some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Left， measures of harassment and bullying and even acts of repressio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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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often directed not against real enemies but against persons who were merely suspected of being enemies. These practices were frequently the work of elements that were not truly revolutionary -- opportunists who had outwardly rallied to the Left and were seeking mainly to exploit the Left's prestige for their own ends.

Furthermore， even the leaders of the Left took a sectarian attitude toward scientists and artists. Consequently， obstacles were placed in the wa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of the full progres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activity. The right to read foreign periodicals and books was narrowly restricted (which also reflected the contamination of some of the activists who had rallied to the revolutionary line by a populist and even xenophobic ideology). On the pretext of exercising strict supervision of publications and of all literary， cinematic， theatrical， and similar activities， the number of new works allowed to appear was kept small. In the scientific domain the number of works published was drastically reduced and most scientific journals ceased to appear. Even access to libraries was severely restricted.

As I have said， it may be that some of these measures were taken by opponent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ho， while claiming to act in its name， were in fact trying to do it harm. In any case， measures of this kind not only inflicted pointless dama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of cultural activity， but were felt by the intellectuals as bullying and were probably in the end condemned by a section of the masses. Under such conditions it became inevitable that a majority of the intellectuals declined to support the revolutionary line， or only gave it lip service.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did not correct in good time practices tha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intellectuals， and were thus drawn into the infliction of one measure of coercion and repression after another. These measures have been described too often for it to be necessary for me to recapitulate them here. Even if such descriptions are exaggerate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basically， they correspond to some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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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um up the foregoing， I think we can accept the formulation of W. Aschmoneit when he writes， under the heading "Revolutionizing by Coercion，"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did not take shape sufficiently， and to some extent there was even a deepening of mutual distrust and lack of understanding."[43]

As soon as the element of coercion enters into what ought to be an alliance， it tends to spread. In the end， coercion was brought to bear upon a section of the masses as well， and gave rise to discontent -- for example， among the young people who were compelled to go and live in country areas， often without being convinced that they should， or being adequately prepared for the move， and also among their families.[44]

Unity of the masses therefore failed to develop.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instead of the masses being allowed to express themselves， "speakers" appeared， acting instead and independently of them. Each time this happened the results obtained were unsound and the ground was prepared for a revisionist counteroffensive conducted under the banner of "liberalization."

No one who has not lived in China in this period can draw up a real balance sheet of these years. It is possible， however， to identify som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se struggles， and， on this basis， to understand why they ended in the defeat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struggles has certainly been the sectarian way in which they were usually conducted. This sectarianism was due in part to the lack of a real analysis of classes which w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draw correct lines of demarcation and form alliances. It was partly， also， the result of a schematic conception of Marxism which culminated in dogmatism. To a large extent this reflected the continued influence of the degenerated forms of Bolshevik ideology which developed during the 1930s and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into its opposite.[45]

Chinese revisionism also came under this influence， but it did not conflict with that tendency's own aims， in contrast to the case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hich lacked the theoretical conceptions it needed in order to develop its activity in a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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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ent way. Revisionism in China was not in the least embarrassed by this situation: on the contrary， it was able， as a result， to make use of conceptions that were both dogmatic and eclectic.

This eclecticism made the revisionist line seem less coercive. Accordingly， when Mao Tse-tung died， the discont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together with a certain lassitude among the masses， led a section of the latter (who， moreover， feared that there might be civil war) to rally to the revisionist line -- after the supporters of this line had effected their coup d'état.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ggles of the last few years， which helps explain why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as defeated， has been the intensely personal aspect they have assumed. This personalization of the struggles culminated in a veritable "cult of Mao." This cult may have briefly played a certain positive role， but， all things considered， it was a profoundly negative phenomenon: it enabled clever revisionist leaders to hide behind the trust that Mao is supposed to have shown them， to speak "in his name，" or to proclaim themselves his "continuators." The examples of Lin Piao and Hua Kuo-feng show that this is not merely a hypoethetical possibility.

The possibility in question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when struggles are personalized， instead of manifesting themselves mainly as conflicts over problems of principle and lines， they assume the appearance (despite general declarations which present them as being struggles between different lines) of personal combat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re out to get positions， and this applies at every level.

Moreover， this appearance is obviously a factor in reality. The slogan "Seize political power!" has often led to political struggle becoming transformed into a hunt for positions，[46] a hunt in which personal attacks on those occupying these positions have often played a bigger part than the struggle over principles. However， the substitution of conflicts between persons for the struggle to transform class relations could only result， in the end， in producing indifference and weariness among the masses， since the latter could not see how their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were affected by conflicts of this sort.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visionist line played up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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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itude， putting themselves forward as those who would restore "order" and "tranquillity." Actually， as soon as they had taken power at the center， they threw themselves into the worst sort of persecutions， purges， and hunts for positions， but they did this with less publicity， acting behind the backs of the masses.

To all this something else can be added， namely， the often hermetic character of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I will give only one example. The "Pi-Lin Pi-Kung" campaign (criticizing Lin Piao and Confucius) appears to have been aimed at several target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depending on who was taking part. Among the targets were not only Lin Piao and Confucius， but also Chou En-lai， the Four， Teng Hsiao-ping， and perhaps others as well. Only a few people， though， could make out the meaning of a "discussion" such as this: for the rest， its pursuit and the obligation to "take part" could only， in the end， become unbearable.

The hermeticism of certain struggles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ose promoting them were not really trytng to get the masses to take part. These struggles were waged between the leaders， who "appealed to the mass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ir support; but the content of what was at stake was seldom clearly explained. The use of the same labels to denounce persons who advocated profoundly different political lines was， to some extent， an aspect of the hermeticism. Former leaders were held up as objects for the wrath of the masses by using all-purpose labels， that is， without really explaining to the masses what was at stake， and so without helping them to break into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hold their ground. In this connection， the episode of the Shanghai Commune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The Shanghai Commune: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Its Rapid Disappearance

Here we must go back in time. This is all the more necessary because the Shanghai Commune tends to be passed over， whereas it possesses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 shall first recall certain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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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ovember 1966 onward Shanghai (as well as some other industrial towns， notably Tientsin and places in the Northeast) saw a multiplication in the number of factory committees devote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committees established "dual power" in the enterprises. They were a development ratified by a twelve-point directive from the central group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47]

In the factories of Shanghai， the power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ittees was thus established alongside that of the production groups， which were made up primarily of cadres. At the end of December the latter disintegrated， while the factory committees developed into mas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called "headquarters"). Although these had difficulty in agreeing among themselves， they all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existing municipal council， which they accused of revisionism. In early January 1967， after meetings which over a million workers attended， the municipal council collapsed.[48]

On January 9， thirty-two organizations jointly issued what was called an "urgent notice" which set forth a series of rules and apparently prepared the way for a new form of governing authority. The whole of the Chinese press published this document， and it was held up as a model by Mao Tse-tung himself. Jen-min Jih-pao of January 22， commenting on it， noted: "Of all the ways for the revolutionary masses to take their destiny into their own hand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only way is to take power! Those who have power have everything; those who are without power have nothing. . . . We， the worker， peasant， and soldier masses， are the indisputable masters of the new world!"[49] On the walls of the city appeared the slogan: "All power to the Commune!"

Nevertheless， developments took their time. It was not until February 5 that the commune was proclaimed， at a meeting attended by a million workers. The speakers declared that "th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city council of Shanghai had been destroyed and that a new organ of power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keeping with the doctrines of Chairman Mao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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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Shanghai Commune was not hailed in the central press， any more than was the formation of communes in other cities， such as Taiyuan. Without being officially repudiated， the commune was not， so to speak， "recogniz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y. Some twenty days afterwards， it ceased to exist， with the birth of the Shanghai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presided over by Chang Chun-chiao， who had taken part in the work of the Shanghai Commun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ggestion of the central group and with the approval of all the founding organizations.

Thus， in Shanghai as in other cities， the commune form， though it had been mentioned in the sixteen-point declaration， was dropped and replaced by that of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No real argument justifying this change has ever been set forth. A variety of reasons have been given， mainly in Chang Chun-chiao's speech of February 24， in which he alluded to Mao Tse-tung's remarks on the creation of the Shanghai Commune.[51] According to Chang， Mao Tse-tung did not question the principle of the commune， but he did question whether the correct procedure had been followed in forming it. He doubted， moreover， whether the model inspired by the Paris Commune could be adopted anywhere but in Shanghai， China's most advanced working-class center. He also wondered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that would result from the proclamation of communes all over China.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not very convincing， and took the form of questions rather than arguments. In any case， they did not lead to a condemnation of the commune， but were only an appeal for caution and prudence.

Actually， the principal problem raised by Mao was that of the party. He seems to have been very disturbed by the role assigned to the cadres， and by the tendency of some of the rebels to "overthrow all those in responsible positions." He asked the question: "Do we still need the party?" And he answered: "I think that we need it because we need a hard core， a bronze matrix， to strengthen us on the road we still have to travel. You can call it what you like， Commu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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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Socialist Party， but we must have a party. This must not be forgotten."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how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had supported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commune， went back， in practice， to their previous attitude， claiming that China was not "ready" for this political form. How did they thereby open up a new course， which was to be marked by a series of retreats interrupted by partial， but increasingly less effective， counteroffensives?

In terms of the concrete unfol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wo sets of facts need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irst， the various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and elsewhere) were apparently incapable of uniting. They tended to clash， often and violently， and to engage in efforts to outdo each other， efforts which risked causing confusion and mass elimination of honest and devoted cadres. Mao Tse-tung described this situation in July 1967， when he remarked on the inability shown by the most militant support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unite and to ally with all those with whom they ought to come to an agreement.[52]

The second set of facts is the negative reaction of the majority of party members at the highest level to the situation that developed at the beginning of 1967. These party members did not， in the main， take up revolutionary positions. Without saying so openly， they were hostile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cause they were a majority，[53] their calls for "moderation" were listened to: had this not happened， it would have been all over with the unity and even with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party.

The attitude of many veterans of the revolution was expressed in Tan Chen-lin's speech at an enlarged session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in January 1967， when he said: "Do you still ne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Do you want to destroy all the old cadres? I speak here in the name of all the veterans of the revolution， and I would rather be jailed or beheaded than be a silent witness to the humiliation of so many of our old comrades."[54]

This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most of the old cadr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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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re to maintain the unity and existence of the party， led the Political Bureau to "narrow the front of attack" and "designate individual targets": Liu Shao-chi， Teng Hsiao-ping， and a few other officials. Another result was that an exceptional role was given to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its then leader， Lin Piao. Thereafter it was the PLA， operating through its "propaganda teams for Mao Tse-tung Thought，" that was to "recognize" the genuinely Left rank-and-file committees， guide them toward unifying action， and with them dominate the whole movement.[55]

These decisions led to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mass movement and to an increase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PLA leaders in the apparatus of the party and of the state.[56] In 1969， at the Ninth Party Congress， the PLA leader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Of the twenty-five members elected to the Political Bureau， fourteen were PLA generals. The mass movements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rst yea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replaced by criticism campaigns organized from above. In 1971 the danger that the PLA leaders， grouped around Lin Piao presented to the revolutionary trend was so great that Lin Paio was brusquely eliminated. But this did not make the revolutionary trend the majority trend in the party: its representatives constituted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did not manage to strengthen their position in the party sufficiently to prevent comebacks 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Rightist and revisionist elements. Finally， the coup d'état of October 1976， in which the PLA and the security services played a decisive part， was the culmination，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political stage， of a process which had been going on for years. This process was favored by the priority given to forms of organization led from above over mass movements with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organization. It was connected to the abandonment of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commune.

The unfolding of events is not enough， however， to explain either this abandonment or the eventual defeat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Explanation of these facts calls for stud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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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of the party's relations with the mass organizations， and especially with organizations of the commune type， constituting organs of the power of the working masses. There was much that was contradictory in these relations. For one thing， the working masses were far from being spontaneously united and active. This circumstance was expres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masses， and it made it necessary to wage an ideological struggle to enable the proletarian and advanced elements of the masses to play an effective leading role. Here there arises the problem of the role to be played by a revolutionary party amid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may split the masses and even bring about confli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ends which appear among them.

The party's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the masses also bring up this question: Is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masses， of their organizations and advanced elements， or is it in the party's hands? Or， putting it another way， is power wielded by the working people or is it wielded for them (assuming that the ruling party can rema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working people without being placed under effective control by them)?

For Marx， 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the commune is the organ of power，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Similarly， for Lenin， in State and Revolution， the soviets are the organs of power of the working people. In these two works the leading role of a revolutionary party is not even mentioned. In 1919 Lenin noted， as a negative fact， that the soviets were not， as they should have been， "organs of government by the working people" but "organs of government for the working people by the advanced section of the proletariat， but not by the working people as a whole."[57] This situation was not destined to change， and led to the complete loss of power by the Soviet working people.

In the sixteen-point decision of August 8， 1966，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aised the same problem， though in less clearcut fashion. On the one hand， reference was made to the system of the Paris Commune， and it was said that the new forms of organization of the masses emerging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organs of power of the Proletarian C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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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Revolution" (point 9).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said that， thanks to these forms of orga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masses are educating themselves." These two formulations are not contradictory provided that power is really in the hands of the masses， that the party's leadership is exercised through the work of its members， and that this work takes the form of persuasion and explanation and not of the wielding of an authority imposed by coercive means. As was said in the communiqu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dopted on August 12 1966，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i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is to have faith in the masses， rely on them， boldly arouse them， and respect their initiative. . . . Be pupils of the masses before becoming their teachers. Don't be afraid of disorder. . . . Oppose the creation of a lot of restrictions to tie the hands of the masses."

The substitution of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for the commune form in Shanghai， the role accorded to the PLA in choos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sses，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se representatives were appointed to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all implied abandonment of the orientation which had been explicitly adopted in August 1966.

This abandonment corresponded， as we have seen， to an evolution unfavorable to the revolutionary line in the relation of forces within the party leadership.[58] It was also due to the in ability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to unite and to avoid sectarian practices， both in dealings with each other and in their treatment of numerous cadres. This evolution and these practices seem to have been connected with the predominance of a certain conception of the role of the party， one that aimed at imposing its views on the masses rather than at convincing them. They were connected， too， with the "personalizing" of the struggles. These two phenomen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weakness of the analyses made of the nature of the dominant social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for these relations were declared to be "socialist."[59]

That assertion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struggles to transform social relations (since these are seen as being "already socialist"). It tends also to substitute person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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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such strugg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conflicts brings petty-bourgeois elements to the forefront and tends to thrust into the background militants from the working class who are not interested in a "hunt for position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ere sometimes led to try and find support among petty-bourgeois elements (which were inevitably unstable) and sometimes， so as to avoid the chaos that could result from the intervention of these petty-bourgeois elements， to turn toward the cadres of the PLA， or toward the civilian cadres， which ended by favoring the revisionist elements and weakening the revolutionary line.

These are， I think， some of the factors which explain the limits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e up against， and som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feat the revolutionary line suffered after the death of Mao Tse-tung.

The "Ideological Heritage" and Its Active Role

The preceding remarks relate， in part， to the "ideological heritage" derived from the degenerated form of the Bolshevik ideological formation dating from the end of the 1930s. They relate also， as regards the "personalizing" of struggles， to the survival of elements of feudal ideology， to which China remains heir today.

It is necessary to ask why these "heritages" have survived. What are the elements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dominant social practices which enable these "heritages" to remain active? Why has criticism of these degenerate forms of the Bolshevik ideology (though it was begun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 some of Mao Tse-tung's writings)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and why has it not brought about the dominance of practices which this criticism calls for?

It is obviously not easy to answer such wide-ranging questions. Here I can only offer a few reflections， or， more precisely， some fragmentary results of my think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how they should be answered.

To begin with， I note that certain social relations， the reproduction of which restricted the functioning of Mao Tse-tung's line and facilitated the revisionist counteroff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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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not subjected to systematic criticism and practical attack. At the heart of these relations lie (1)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 (more precisely，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relations) existing in the machinery of party and state， (2) the departmentalizing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ate machine， and (3)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arty's basic organizations， which cannot normally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are linked only with the organs above them. This separation and departmentalizing endows the higher organs of the party with substantial power and ensures the reproduction of relations typical of bourgeois apparatuses， relations marked by the existence of hierarchy and secrecy. It renders the masses incapable of appointing and recalling officials. Consequently， the latter cannot be servants of the people， for they belong to a network of apparatuses which dominate the masses.

There is an economic basis to these political relations， namely，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ch have not been transformed， but which react in turn upon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y make it possible for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o be concentrated in a few hand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carrying through of the partial changes in the immediate production process impos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blocked by the absence of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on. In its essentials (the fixing of rates of accumulation，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s between sectors， etc.) this continued to take place outside of the control by the immediate producers， who were at best "consulted" on this or that detailed aspect of the economic plans. The separation of the immediate producers from their means of production was thus only overcome to a slight degree， and therefore capitalist and commodity relations continued to be reproduced.

The economic counterpart of the bourgeois political relations was constituted， also， by an inequality in distribution relations. This wa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an eight-grade wage system but of some thirty grades in the hierarchy of payments. It also involved the privileges enjoyed by the cadre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which increased as one rose in the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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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privileges involved， for example， the use of a service automobile， more spacious and comfortable housing， and even， above a certain level， a villa and access to special shops (for clothes and certain consumer durables such as refrigerators， radios， TV sets， cameras， tape recorders， etc.). At the level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these privileges could extend to possession of several villas， free use of an airplane for personal trips， and so on.[60]

The privileges of the cadre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denounced over the last eighteen months， in a campaign of "big-character posters" which has not been directed exclusively against the Four， as the authorities might have wished. The most critical of these posters have been quickly torn down.[61] They have nonetheless contributed to making known a reality which implies that the cadres of different levels enjoy "legal" privileges and live， at their respective levels of the hierarchy， in a different world from that of the masses.

Moreover， the existence of these "legal" privileges is a source of "illegal" privileges and advantages， of everything that can be acquired， especially by the middle-ranking cadres， "through the back door，" as they say in China: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villa built illegally， favors for the children of cadres (to enable them to go to university， to ensure that the local cadres in the villages where they are sent see that they are not assigned to work of too arduous a kind， etc.). It is impossible to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these "illegal" privileges (which are a consequence of the "legal" ones)， but according to recent "big-character posters" they are relatively extensive， while being both combated and tolerated by the state apparatuses which are supposed to have it as their duty to prevent their appearance. Actually， the members of these very apparatuses enjoy these same privileges， and so they attack them only in a very limited way.

It must be added， finally， that the existence of bourgeois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of a high degree of centralization favors self-recruitment by the political leaders， especially when， under "democratic centralism，" the centralism heavily outweighs the democracy. This self-recruitment is ex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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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stance， in the coopt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Political Bureau. It easily leads to the formation of "cliques" and to nepotism.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 predominance of centralism over democracy is linked (so far as forms of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are concerned) with prohibition of complet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the party. It is to the point to recall that in the Bolshevik Party a ban like this was introduced only comparatively late， by means of a onesided and in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a resolution of the Tenth (1921) Party Congress. In principle， this resolution was not intended to prevent freedom for the expression of divergent points of view，[62] and it was adopted， moreover， only as a temporary measure， which the circumstances of a particular moment could alone justify.[63]

The existence of bourgeois political relations， accompanied by a system of privileges， forms one of the bases on which degenerate and altered forms of the Bolshevik ideology are reproduced. (The forms of the Bolshevik ideology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ideology during the 1930s served in the Soviet Union to defend similar privileges.)[64] I think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se relations explains -- given the absence of a mass movement radically challenging them -- why the criticisms made in China of Stalin's "mistakes" were never pursued consistently and given systematic form.

At this point the questions raised earlier come up once more， but in another form: why did no mass movement arise to challenge radically the system of bourgeois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entralization， although on several occasions criticism of this system was widely developed among the masses?

No single answer can be given to this question. The elements of an answer which I can offer are as follows， being put forward in a hypothetical and problematic form.

A first element of the explanation is to be found i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which the existing system fulfills， within certain limits. This function consists， fundamentally， in ensuring 1a certain form of unity in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is system cannot， therefore， really be destroyed withou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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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replaced by another form of unity. One does not truly destroy anything unless one puts something in its place. But this other form of unity can be discovered only by the social movement itself. It cannot be "invented" by theory. Social experimentation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criticism is here indispensable.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in this sphere upon mass social experimentation blocked the road to the discovery of forms of unity which could ensure a dominant role fo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while not ruling 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renovated and transformed party playing a leading ideological role.

Secondly，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fear felt by the masses themselves that the existing form of unity might collapse contributed to preventing any radical challenge to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relations. Thus， the Shanghai Commune could neither be maintained nor presented as a model. It was abandoned without this arousing any mass protest. Finally，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s increasingly constituted， de facto， a transformed form of existence of bourgeois political relations，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bourgeois class struggle and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a number of social practices.

It is a question， in particular， of the methods of leadership， which are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enuine mass democracy. This latter requires that neither the free expression of opinions nor the multiform organization of the masses be hindered. However， diversity in the forms of intervention by the working people (through the multiplication of "rebe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use of "big-character posters" expressing a great variety of opinions， and the appearance of uncensored publications by rebel organizations) was only a passing phase. The party cadres who were not criticized， and even those who themselves emerged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quickly set limits to these forms of intervention. They gradually replaced those who spoke for the different trends among the masses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sses: these "representatives" were gradually consolidated in their positions and integrated with the established apparatuses. They were thus cut off from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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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and by subjecting this base to repetitious practices， they blocked the initiative of the working people and the expression of criticism.

Such methods of leadership run counter to the advance toward socialism， which calls for thoroughgoing democracy. These methods were consolidated by fear of seeing the unity of the reproduction process broken while the rise of new forms of unity still seemed uncertain. They were consolidated also by the absorption of the cadres who had emerged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to a system of privileges which had not been fundamentally challenged -- a system which some of these cadres sought to preserve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it.

The imposition of antidemocratic practices contradicts the pursuit of a really revolutionary line， as well as some of Mao Tse-tung's watchwords: "It is right to revolt against reactionaries"; "Going against the stream is a principle of Marxism-Leninism." Such practices justify the analyses made by Mao when in 1964 he sai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no more revolutionary "in its essence" than any other party， that a party which has been a revolutionary party can always change into its opposite and become counter-revolutionary and fascist，[65] from which follows the need for the party to maintain its leading role not through coercion but through ideological struggle， accepting the existence of other political parties.[66]

For all these reasons， the predominance of antidemocratic practices contradict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revolution's advance.

Ultimately， as we know， only the working people can accomplish their emancipation. Preventing progress in the activity of the masses means opposing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revolution. The latter cannot go forward when the freedom of organiz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is hindered， when attempts are made to impose upon the masses， and upon the members of the party， "unified thinking，" whether this be done by persecuting and repressing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from the leaders or by organizing discussion meetings which turn into a mere repetition of what is regarded， at a particular moment， as being "correct." Pursuit of the revolution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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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s impossible when obstacles are placed in the way of the activity of the masses by establishing a monopoly of information or by distorting historical truth (for such distortion prevents the masses from learning their own history， and therefore from acting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a well informed way). Eventually， these various hindrances can only lead to defeats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ass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xperimentation and of scientific knowledge，[67] with a general mastery of this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action based upon it.

A revolutionary line which does not respect these requirements， or does not succeed in ensuring that they are respected， is not completely self-consistent. Whatever temporary gains it may make， it is doomed to suffer defeat in the end. In China this defeat has taken the form of a coup d'état by the supporters of the present revisionist line， with its "liberal" demagogy and its deceitful economic promises.

The Present Course and the Prospects Before It

The present course is， indeed， marked not only by economism and productivism but also by "liberal" demagogy. While repression directed against the masses and against the revolutionaries is being practiced on a large scale， the talk is of "a hundred flowers，" or even of "a thousand flowers." But these "flowers" are destined mainly for the intellectuals[68] -- on condition that they agree， where essentials are concerned， to repeat whatever the party says. It is being said over and over again， in fact， that "obedience to the party leadership is necessary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t": the idea (which corresponds to reality) that the party could have got into the hands of a revisionist leadership is ruled out by what is assumed.

Oddly enough， the present leadership is restoring a semblance of life to the old mummified parties which no longer represent anything， since they no longer recruit.[69] This is an attempt to seem to take account of what Mao said about the need for mutual supervision by the parties; it is also， and mainly， a way of reassuring the former intellectual and bourgeois circles whom these parties a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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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rying to conciliate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former bourgeoisie， it is tightening up labor discipline in the factories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 and restricting， in practice， access by worker and peasant children to higher education.

All this is being done in the name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workers being allowed to hope that they will soon reap the fruits of rapid increase in "modern"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sophisticated" weapons， which entails an enormous effort of accumulation， so that， apart from a few crumbs， the principal "fruits" that the working people will reap will be an intensification of labor and increased subjection to the orders of the cadres， technicians， and specialists -- that i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state bourgeoisie.

The true class nature of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lso revealed in its international policy. He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as it has been worked out by Teng Hsiao-ping， are being carried further and further.[70] This has been shown， for example in the backing given to French imperialist intervention in Africa and in support of the most reactionary regimes: those of Mobutu， Bokassa， and Idi Amin in Africa， that of Pinochet in Latin America.[71] The class significance of this support is all the greater because it is even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of China as a nation. It is felt by the people as a demonstration of contempt for their democratic and national aspirations， and it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prestige of social-imperialism， which， on the whole， maneuvers more skillfully (even while intervening alongside Ethiopian colonialism， against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struggles of the Somalis of the Ogaden and the Eritrean people). To be convinced of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China of the foreign policy it is pursuing， one needs only to talk with working people of the Third World， in whose eyes China's prestige is now at its lowest.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China's present international policy is continued in a foreign trade policy which tends to integrate China more closely in the world market，[72] so that the scale on which China's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 must de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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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nd more upon the fluctuations in this market. Thus， to the factors of crisis implicit in a sharp speeding-up of the pace of accumulation are being added others originating from the outside.

The new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condemned by history. In the long run it can only suffer defeats， as the entire history of revisionism shows. It will therefore be forced increasingly to reveal its true face -- which will become apparent to those who cannot or will not see this today. Actually， this leadership is sitting on a volcano. Even if it believes its own promises， these can only be refuted by facts. True， production may advance for a few years， especially in those branches of industry being given priority， but eventually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town and country， mental work and manual work，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will worsen， for the road along which the presen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leading China is the capitalist road.

It may be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party is still leading them along the socialist road， and that the promises made will be kept. This circumstance， together with the mistakes made by the Four， and weariness with their coercive measures， explains why a section of the masses has greeted the present leadership with relief and even， in some cases， with comparative enthusiasm.

However， things will change when the falsity of the promises made becomes clear. Then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waged long and victorious struggles for socialism， who have experie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o have seen in practice the posit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sults of this revolution， and who have learned to challenge the ruling authorities -- this people so rich in experience will resume their forward march.

We cannot foresee when and how this will happen. In the meantime many zigzags may occur， including fresh splits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where a conflict appears to be growing between the classical revisionist line of Teng Hsiao-ping and the line of Hua Kuo-feng， who seems to want to preserve the outward forms of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these fluctuations can only be secondary. It is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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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who will decide， and they will have with them the sound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situation that exists today， China's friends abroad have the duty more than ever of standing by the Chinese people. Without interfering in China's affairs， they must avoid， above all， doing anything that might strengthen the prestige of the leaders who are dragging China along a road that leads to catastrophe. Furthermore， in face of the disillusionment of thos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o se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ng repudiated， without always understanding why， and who may come to despair of socialism， China's friends must try to explain how and why a revisionist line has momentarily triumphed. This explanation is all the more necessary because it can serve to reveal the roots of the mistakes made by the supporters of Mao Tse-tung's line， mistakes which resulted in their defeat. This knowledge is essential for all who want to fight for socialism， so as to limit the danger that these same mistakes may be reproduced in their own country or elsewhere.

This task of explanation is long and complex. I have tried to begin it in the last sections， but I am well aware that this is， at best， only a first step in a long process of reflection， in which many people will have to take part if it is to succeed. In any case， thank you， dear Neil Burton， for having， by your letter stimulated me to reply and so to put into writing the few contributions toward an explanation which I have offered here.

Charles Bettelheim

Notes

1.

I come back to this question later， in the sections on the Shanghai Commune. [p. 39]

2.

As this letter is intended for publication I am giving， either in the text or in various notes， details regarding points which may not necessarily be known to， or remembered by， all my readers. Thus I shall remind them that the Four belonged to the highest reach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ng Hung-wen was vice-chairman of the party beginning in August 1973. Chang Chun-chiao was a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Yao Wen-yuan and Chiang Ching were members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in 1969. They were arrested in October 1976， when Hua Kuo-feng carried out his coup d'état， and in July 1977 were all four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for life." [p. 42]

3.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and V. I.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2)， p. 102. [p. 45]

4.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p. 16.

Dealing with the discipline imposed on the workers in the capitalist factory， Marx writes that "this discipline will become superfluous under a social system in which the labourers work for their own account. . ." (Capital， Vol. III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p. 83). [p. 45]

5.

See "About the General Program of Activ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 document drawn up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eng Hsiao-ping. [p. 46]

6.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70s "social profit" was often advocated. This meant that within certain limits the "financial losses" of some enterprises were tolerated， especially when these losses were connected with measures advantageous to the people -- for example， in the form of the fight against pollution. By making it an unconditional requirement that every production unit must make a profit， in the financial sense，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question of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profit" which might result from the working of this or that unit of production. [p. 50]

7.

Karl Marx， Capital， vol. I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p. 697-8. [p. 52]

8.

There are few estimates available of th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specially of the (decisive) production of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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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s，" and these must be quoted with reservation. The latest production figure from a Chinese source， which was given to Western visitors， was， as far as I am aware， that for the harvest of 1974， given as 274.9 million tons. This was a record figure (it included tubers， and probably soya seeds as well;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tonnage of rice was calculated in terms of husked or unhusked rice). In 1975 foreign specialists， basing themselves mainly on statements made by provincial authorities， estimated the harvest at 280 or 290 million tons. Official announcements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e 1977 harvest reached that same level. These two years would have seen an increase corresponding， at best， to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It remains true that between 1970 and 1975 the production of cereals increased by 47 million tons， or more than 19 percent --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We note， moreover， that China's contracts for imports of cereals amounted in 1977 to a record figure of 11 million tons， as against 5 million in 1975 and 2 million in 1976. (These figures are taken from Le Monde of January 10， 1977， China Quarterly of June 1976， pp. 817-21， and Est-Ouest， no. 4， 1977， p. 112.) Far those who claim that the years 1965-77 were marked by an attitude of indifference toward production， it is not without point to recall that the total irrigated agricultural area of China increased from 35 million hectares in 1964 to about 55 million in 1977 -- an increase of some 20 million hectares (in 1952 the irrigated area came to 21 million hectares). (See Dwight H. Perkins， "Constraints Influencing China's Agriculture Performance，" in 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Washington， D.C.: G.P.O.， 1975]， p. 28， and Est-Ouest， no. 4， 1977， p. 82.) [p. 53]

9.

I consider later how these technological problems are presented predominantly in terms of the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why this is the case. [p. 53]

10.

There are evidently contradictions， on this point as on others， with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symptomatic that on December 25， 1977， New China News Agency (NCNA) circulated Mao Tse-tung's letter o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ated March 12， 1966， a letter which， while favoring such mechanization， warned against the illusions that may be cherished regarding the effects it can have， and against the tendency to want to go too fast in this direction. Mao Tse-tung noted in this letter that "it would be inadmissible to se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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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mpulsively，" and added: "Is not Soviet agriculture practically mechanized? Why， then， is it still in difficulties? This certainly calls for thought." [p. 58]

11.

This "explanation" of the factory's attitude is disturbingly reminiscent of the stereotyped replies given in the 1930s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ose who complained of the bad way the economy was functioning: exhaustion of stocks，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etc. Everything was blamed on "Trotskyist sabotage，" yet， forty years after the "liquidation of the Trotskyists，" the same phenomena recur. Incidentall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Hsiehtun commune contrasts the attitude of the Red East factory to that of a sewing-machine factory which supplied the spare parts asked for at once. Oddly enough， this was the No. 1 Sewing-Machine Factory in Shanghai -- the place where the so called Gang of Four were alleged to be "rampant." [p. 59]

12.

It will be noted how an incident like this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adres and technicians of the commune and the factory to travel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respective organs， that is， not to work for several days， at the same time as heavy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extra effort that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are expected to make. This throws light on the way class relations are evolving. [p. 59]

13.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is only one aspect of the contradictions engendered by a brusque speeding-up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se contradictions lead inevitably to a gigantic squandering of machines， for the latter are sent into the country districts before the conditions needed for their proper use have been realized (the Chinese press is full of information on this subject). Another problem is the maintenance of these machines. It is not accidental that the editorial in Jen-min Jih-pao of September 16， 1977， observes that the operator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who have been trained in the state schools constitute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number needed. [p. 60]

14.

This conception accords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accumulation of equipment than to collective mastery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by the producers. [p. 60]

15.

The possibilities of increased output inherent in these methods are considerable. It is their use， much more than mechanization， that explains the high yields attained in other countries of Asia. Thus in 1974 Japan's grain yield was 5，580 kg. per hectar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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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d with 1，900 kg. in China. For unhusked rice their respective yields were 6，200 kg. and 3，509 kg. (see Est-Ouest， no. 4， 1977， pp. 83-85). [p. 60]

16.

I deal with this question in volume 3 of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which I am now writing. [p. 62]

17.

I obviously have no room here to analyze in what way the present revisionist line， whose principal representative is Teng Hsiao-ping， resembles the revisionist line of the early 1960s， which Liu Shao-chi and his supporters followed， and in what way it differs.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 lies in the emphasis laid， today， on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modernization，" etc. The difference is connected， apparently， with the numerical strengthening of the state bourgeoisie， which is thus able to assert more strongly its hegemony over the old bourgeoisie.This difference is also connected with the fact that， in order to try and break the resistance， which can only grow， of a working class which has experie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bourgeoisie to work up the myth of "urgency，" of a "race against time." In the name of this "necessary struggle" the state bourgeoisie tries to strengthen discipline to the utmost and to increase the pace of work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wage increases "granted" in 1977 thus appear both as a means of dividing the working class (through the criteria governing these increases) and as a necessary counterpart to tightening discipline and raising the intensity of labor. [p. 67]

18.

Recognizing thes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Chang must not， of course， lead us to overlook the weak points in his analyses， which indicate some of the limits which have objectively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One of these weak points is an inability to present the prospect of real social appropriation through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Instead of this prospect， what Chang advocated was generalization of state ownership (mistakenly called "ownership of the whole people")， whereas this would merely maintain the separation of the immediate producers from their means of production. Similarly， Chang did not see that， as soon as state ownership becomes predominant， the principal danger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ourgeois relations in the state sector， and no longer in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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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The figures quoted are given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1976，" China Quarterly， June 1977， pp. 362-4 and 382. [p. 78]

20.

See USCI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ndbook of Economic Indicators， August 1976， p. 1， quoted in Est- Ouest， no. 4， 1977， p. 97. According to this same source， tractor production (in thousand units of 15 h.p.) increased in this same period from 23.9 to 180， and that of merchant ships (in tons) from 50，600 to 335，600. [p. 78]

21.

Figures from China Quarterly， June 1977， note 9. [p. 78]

22.

Peking Review， no. 1， 1977， pp. 23-23. The version circulated by the Red Guards is in Communism， no. 1， November 1972， p. 95， and in Mao Tse-tung， Textes 1949-1958 [Paris: Editions du Cerf， 1975]， p. 190. [p. 81]

23.

This observation seems to me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dealing with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hich was put into effect between 1966 and 1976. The actual political line of those years was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fact that the most consistent revolutionary leaders (which means， first and foremost， Mao himself) were relatively more isolated than for a long time had been supposed. They were able to make their views prevail only partially， because they were obliged to rely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s which were extremely diverse and which differed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For example， they relied upon radicalized elements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in the first month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n upon a section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so on. (On this point， see also my remarks below on the Shanghai Commune， and especially note 53.) [p. 84]

24.

See Peking Review， no. 41， 1976， p. 5. See also the chronology of the events of this period given in A. Bouc， La Rectification (Paris， 1977)， pp. 159 ff.， and Chen Ying-hsiang and Claude Cadart， Les Deux Morts de Mao Tsé-toung (Paris， 1977)， pp. 97 ff. These two books present views which differ widely from mine， as well as from each other. [p. 88]

25.

See Chen Ying-hsiang and Claude Cadart， Les Deux Morts， p. 98. [p. 88]

26.

At best， a sect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may have met. [p. 88]

27.

As K.S. Karol notes in his contribution， entitled "Da Teng a Teng: Tre anni di lotta politica in Cina，" in Quale Cina dopo la revoluzione culturale， Il Manifesto， no. 6， p. 46. [p. 89]

28.

See Peking Review， nos. 43 and 44， 1976.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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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On October 29 Chiehfangchun Bao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Comrade Hua Kuo-feng is Undeniably the Leader of Our Party." Such an assertion doubtless implied that the fact was not obvious to everyone. [p. 89]

30.

Besides， if this campaign were not made up of lies， what sort of a party would it be whose leaders had done all that is alleged against the Four， without anybody ever knowing or protesting? [p. 89]

31.

In Hua's speech of November 24， when the first stone of Mao Tse-tung's mausoleum was laid， there was no more criticism of Teng. [p. 89]

32.

Some of these executions were announced officially， either over the radio or by means of posters displayed by the authorities. Others became known through "big-character posters" or because people saw trucks carrying persons condemned to death， wearing placards around their necks which proclaimed the sentence passed upon them. Matters went so far that it became necessary to state officially that it might be desirable to suspend certain executions. It is hard to say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execution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ightists were less numerous than these. Despite what is being said now， however， this would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case. The present comeback of the Rightists to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shows， in any event， that they had merely been removed from their responsibilities. Besides， Mao Tse-tung's line was opposed to large-scale execut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hus， in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Mao wrote: "What harm is there in not killing any of them? Those who are physically fit for manual labor should be reformed through labor . . . You can make them perform some kind of service to the people . . . Second， people may be wrongly executed. Once a head is chopped off， history shows it cannot be restored， nor can it grow again as chives do， after being cut. If you cut off a head by mistake， there is no way to rectify the mistake， even if you want to. . . . Adopting the policy of killing none when eliminating counter-revolutionaries from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in no way prevents us from being strict with them." (Peking Review， no. 1， 1977. See also Mao Tse-tung， Textes 1949-1958， p. 186). [p. 91]

33.

For instance， Hu Yao-pang became head of this department in December 1977. Formerl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Young Communist League， he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r his revisionist conceptions.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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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See the article by Alain Jacob in Le Monde， January 13， 1978. [p. 92]

35.

Is it necessary to recall that when Hua Kuo-feng was appointed acti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February 1976， he proposed that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Teng Hsiao-ping be launched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is fact was mentioned by the army daily on November 8， 1976， but Hua obviously said nothing further about it at the Eleventh Congress (see Quale Cina， pp. 42-43). [p. 92]

36.

W. Aschmoneit develops this line of thought in his article "China: Die Privilegierung der Intelligenz，" Berltner Hefte， January 1978， pp. 27 ff. [p. 94]

37.

As Aschmoneit rightly asks，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is differentiation beyond the fact that eight grades of wages exist? What do we know about differences in skill， about the role of seasonal workers，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the workers in the small and medium factories of the country areas and the workers in the big factories in the towns? (ibid.， p. 32). [p. 94]

38.

Aschmoneit notes also that we know practically nothing about the effects on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ountryside of the campaigns to change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which follow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p. 94]

39.

And even at the time the communes were founded， these terms referred， in general， to social differentiation prior to the land reform， which is more than twenty-five years behind us. [p. 95]

40.

When former cadres removed from office for having acted in an "incorrect" way are denounced， the recourse to stereotypes is also normal. They are almost all accused of being "spies" or "secret agents." It was in these terms that Chiang Ching attacked a number of writers and artis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 is in these terms that she is now being attacked in turn. Here， too， "labels" are being "stuck on，" instead of a concrete analysis being made. The repetition of this method implies that， instead of matters being explained to the masses， they are being refused any explanation. In this way their own history is obscured， and an attempt is made to destroy their historical memory， and so to disarm them， by the use of mutilated or forged documents and falsified photographs. When that hap pens， it is no longer a question of mere lack of analysis but of contempt for the masses. [p. 95]

41.

This forward thrust developed from the summer of 1966 on ward. It was preceded by an intense ideological class strugg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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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students and young workers played the role of a vanguard. During my visits to factories in the summer of 1967， the memb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ctory committees explained to me more than once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st of the workers did not feel directly concerned， and often even sent away the students and young workers from other factories who wanted to talk with them. It was only little by little， through intense propaganda efforts， that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workers were brought into movement. I drew the attention of Maria Antonietta Macciocchi to this dialectic. She has retained from what I said to her the idea that in my vie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not a genuine mass movement but "the ideological attempt of a vanguard to impose its own line and， as a result， the birth of a new， antibureaucratic bureaucracy" (M. A. Macciocchi， Après Marx， Avril [Paris: Editions de Seuil， 1978]， pp. 26-27). It is clear that a vanguard which had tried to "impose" itself would never have succeeded in unleashing such a mass movement as w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 96]

42.

To discover the reasons for this inability would require prolonged and complex analyses which I cannot undertake here， and for which， moreover， I lack the materials. These reasons were， certainly， at once soci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 shall mention some of them later. From the ideological standpoint these reasons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very insufficient break those concerned had made with the anti-Marxist conceptions of the Stalin epoch. [p. 96]

43.

Aschmoneit， "China，" p. 30. [p. 98]

44.

Coercion did not necessarily or even frequently take the form of coercion by "administrative means，" but rather of "social pressure." Further， it must be remembered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departure (voluntary in varying degrees) of young people to the country districts affected not only the children of intellectuals but also those of workers. [p. 98]

45.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second volume of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I have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undergone by Bolshevik ideology. There is no room to go over this again here. [p. 98]

46.

See Aschmoneit's remarks on this subject， "China，" p. 31. [p. 99]

47.

This document， dated November 17， 1966， was published by the newspaper of the Red Guards of the Peking Aeronautical Institute on December 23 (se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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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of the Great Cultural Proletarian Revolution [Hongkong: URI， 1966]， p. 133). [p. 101]

48.

An account of these events is given in K.S. Karol，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5)， pp. 215 ff. [p. 101]

49.

Peking Review， January 26， 1967， pp. 8-9. [p. 101]

50.

Editorial of February 6， 1967， in Wen Hui-pao， the principal Shanghai newspaper， quoted in Karol，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p. 227. [p. 101]

51.

See ibid.， pp. 229-31. Extensive extracts from this speech were reproduced in 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 no. 4147. See also Mao Tse-tung， Le Grand Livre Rouge (1949-1971) (Paris: Flammarion， 1975)， pp. 224 ff. [p. 102]

52.

See Jean Daubier，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Prolétarienne en Chine (1965-1969) (Paris: Maspero， 1970)， pp. 289 ff. [p. 103]

53.

As we know， the most consistent promot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were constantly obliged to rely upon (and to make compromi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rends of different kinds， owing to their minority position， which they proved unable to overcome. Thus， in his letter of July 8， 1966， to Chiang Ching， Mao said that， given the situation that existed， he could not avoid relying upon Lin Piao (and， therefore， upo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ven though he disagreed with him on some important points. As he wrote: "My friend [an ironical reference to Lin Piao] and his supporters have forced my hand. Apparently I am unable to do otherwise than agree with them." He even adde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on an essential problem， I find myself aligned with other people against my will. This is what is called changing one's direction without wanting to" (quoted in Le Monde， December 2， 1972). This comparative isol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had not been overcome by the time of the Ninth Party Congress in 1969. In 1971， with the fall of Lin Piao， this caused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s to enter in to agreement with civilian cadres who were far from sympathetic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se cadres constitut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sis on which Hua Kuo-feng was to rely in his coup d'état.

I attempt later on to analyze some of the ideological reasons for this comparative isolation of the most consistent and most respected of the leaders advocating the revolutionary line; as for the social basis of this situation， that was doubtless constitu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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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light relative weight of the Chinese proletariat. The active elements of this class，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 workers formed a fundamental base upon which the revolutionary line's advocates were able to rely (and this was so to the very end)， but it was a numerically weak base， so that various forms of agreement with petty-bourgeois trends had to be entered into. The need for these agreements，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were concluded， hindered to som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adical theoretical positions. [p. 103]

54.

Quoted in Karol，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pp. 218-19. [p. 103]

55.

Ibid.， p. 225. [p. 104]

56.

In fact， the lead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yed a decisive political role for several years. Some commanders were undoubtedly in favor of revolutionary positions and did really help the Left， but they were not the majority. The PLA was one of the apparatuses which had been least revolutionized. Between 1960 and 1965 it had， to be sure， experienced a movement for the study of Marxism， but this was conducted in the way in which Lin Piao conceived such a movement， a schematic and stereotyped way， so that， ultimately， it proved to be negative rather than positive in its effects. The relation of forces was never such as to enable the advocate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really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izing the PLA. In 1967 Mao was still hoping that the PLA would educate itself through its intervent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e J. Daubier， Histoire， p. 293). Facts have shown that this did not happen. The high command of the PLA eventually gave its support to the revisionist line. Furthermore， the effort put in by the Left to develop the workers' militias was not sufficiently sustained. Today these militias have been practically disarmed and pu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LA. At the same time， we see reappearing the anti-Marxist formulation which presents the PLA as "the pillar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p. 104]

57.

Lenin， "Report on the Party Programm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March 19， 1919. [Transcriber's Note: See Lenin's Eighth Congress of the R.C.P.(B.). -- DJR] [p. 105]

58.

After the abandonment of the political form of the Shanghai Commune， tension between the role assigned to the party and that assigned to the masses recurred several times， but without resulting in any change in actual relations (for the same reasons as in 1967). Thus， in 1974 many Chinese workers raised this slogan: "We want to be masters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fac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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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slaves of production and work." At that time they supported the advocates of the revolutionary line. Today， since the coup d'état， this slogan is regarded as "reactionary" (see P. Tissier， "La ligne économique de la nouvelle direction chinoise pendant l'anneé 1977，" Communisme， November 1977-February 1978， pp. 68ff.). [p. 106]

59.

I have no room to deal with this important problem. Briefly， the weakness of these analyse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d not question the anti-Marxist conceptions developed by the Bolshevik Party during the 1930s. According to these conceptions， state ownership and collective-farm ownership are two forms of "socialist ownership." This idea is quite unsound. It does not relate to any change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Again，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ions developed by the Bolshevik Party during the 1930s， the revolution was supposed to have ensured the existence of a ruling authority based fundamentally on "proletarian political relations，" which obscured the existence of state machine separated from the masses and therefore reproducing bourgeois political relations. Consequently， if these conceptions are not subjected to criticism， one cannot indicate to the mass movement the real targets that it should set itself. On this question see B. Fabrègues， "Questions sur la théorie du socialisme，" Communisme， November 1977-February 1978， pp. 40 ff. especially pp. 45-49. [p. 106]

60.

The existence of these privilege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Roxane Witke's biography of Chang Ching (Comrade Chiang Ch' 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These were not privileges peculiar to a particular individual. All leaders of the same rank enjoyed them， although today the new leadership is trying to make out that only the Four possessed them. It is known that this is far from being the case， and that Teng Hsiao-ping does not hesitate to have friends of his with whom he wants to play bridge brought to Peking by airplane. [p. 109]

61.

It is significant that in the discussions organized in the various "units" (factories， workshop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tc.) on "restriction of bourgeois righ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work，" what has mainly been dealt with is the problem of the eight-grade wage system， bonuses， and so on， whereas the matter of the high salaries of the state officials who may receive more than ten times as much as a worker entering industry) does not seem， from the information

page 128

available， ever to have been debated， even in the years when discussions were at their "widest ranging." [p. 109]

62.

On this point， see Bettelheim，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First Period， 1917-1923， pp. 399 ff. [p. 110]

63.

Generally speaking，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party and in the society as a whole)， conceived as a means of "protecting"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ruling authority， very easily become transformed into their opposite. They make possible not merely the formation of cliq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ruption and nepotism but also， what is even more serious， they favour the seizure of power by the state bourgeoisie. A coup d'état carried out by the latter enables them to exploit with ease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democracy so as to repress the revolutionaries. To day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following that of the USSR， leaves room for no doubt on this score. [p. 110]

64.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olshevik ideological formation see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Second Period， 1924-193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chap. 1. [p. 110]

65.

This idea was expressed clearly in 1964 in On Khrushchev's Phoney Communism and Its Historical Lessons for the World，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4)， p. 72. [p. 112]

66.

In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7) Mao Tse-tung pointed out that it is useless to "ban the expression of wrong ideas，" for "the ideas will still be there，" and that "Marxism can only develop through struggle." In the same work he said that "a party as much as an individual has great need to hear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its own" and that "mutual supervision among the various parties" is necessary -- that "the other democratic parties should exercise supervision over the Communist Party" (Mao Tse-tung， On New Democracy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pp. 151 -58). [p. 112]

67.

Such hindrances also stand in the way of what Marx calls "free scientific inquiry，" which， he says， has many enemie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Capital ). [p. 113]

68.

These "hundred flowers" are evidently a mere fa??ade， aimed in the main at deceiving the intellectuals， who have been granted a few minor "concessions." In part， these "concessions" correspond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the revisionist line counts on achieving， but they can only

page 129

be limited in character. They conflict with the respect for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which is constantly called for by the supporters of the revisionist line. Above all， these "liberal concessions" cannot develop， for they are not reconcilable with the repressions which the advocates of the revisionist line are being led to exert against the working people and against those cadres who are unwilling to repudiate their past. Thus Jen-min Jih-pao of February 13， 1978， called for all cadres who fail to take up "a firm posi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Gang of Four" to be attacked， so as to oblige them "to make a self-criticism and plainly confess their mistakes." The paper thereby revealed its fear lest these cadres become "inevitably" what it called "fomenters of [political] upheavals when a favorable situation presents itself" (quoted in Le Monde， February 17， 1978). [p. 113]

69.

Thus， on December 27， 1977， there was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for many years， an enlarged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 meeting in which the "democratic parties" took part (Peking Review， no. 1， 1978， p. 3). [p. 113]

70.

What I am questioning here is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itself. To start a discussion about this would take up too much space. Nevertheless， it must be said that this "theory" has no scientific basis. It corresponds to no reality. It wrongly assumes that， as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worlds， unity can have primacy over contradiction， an idea which runs counter to every thing taught us by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History reveals the deep conflicts which set many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worlds against each other (as well as the acute conflicts between some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Third" world itself). History and present reality show us， too， how great are the relations of dependence binding most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se "worlds" to one or the other of the two superpowers. As I have said already， the "argument from authority" of those who claim that this theory derives from Mao Tse-tung cannot confer scientific value upon a theory which buries the class contradictions involved， to say nothing of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untries. Besides which， even this claim does not seem to be well founded， since there is no published work of Mao's dealing with the matter. The first official proclamation of this "theory" occurred in Teng Hsiao-ping's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p. 114]

71.

On October 21， 1977， the ambassad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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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 to Chile declared that his impression of Chile and "of its head of state， is excellent" (El Mercurio， October 21， 1977， and La Tercera of the same day). [p. 114]

72.

China is thus gradually losing the position it held as an example of a country capable of developing by means of its own resources. [p. 114]

－－－－－－－－－－－

这一法国左派人士在1977年就对中国社会的走向看得如此入木三分，很难得。

而且以辞去法中友协主席职务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愤怒，更难得。反观国内的左派，在没有全力抗争时就自动放弃了，难怪中国难逃邓矮子复辟倒退集团这一劫。或许，国内左派那时的抗争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而注定要失败？从这一点看，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最终是没有成功，这也是由于邓矮子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大普及没有做彻底导致人民的觉悟没有有效提高，真乃曾经沧海难为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警示同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无奈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这无论如何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教育意义，至少那时填鸭式的思想灌输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感性认识而在认识上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 1:559 ] 一直在看的人(荆.湖.橙.玉) - 04:47:29 01/07/2006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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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帖 [ 0 ]

1978年就抓住了关键问题并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厉害！佩服！/no_text

[ 2:0 ] 乐非(常.岭.赤.樟) - 06:30:49 01/07/2006 *** 回 帖


098) “你办事，我放心”的由来

《毛泽东传（1949－1976）》中提到的关于“你办事，我放心”的由来

摘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四十三章 临终的日子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章含之的说法，摘自《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之“昨日旧事残梦”一章

1976 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章含之著，第301－302页（昨日旧事残梦）文汇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


099) 纪念"10.6"反革命军事政变29周年

----兼与秋石客网友商榷， 澄清历史上的一个问题

作者: 老保

日期: 2005-10-05 16:03

纪念"10.6"反革命军事政变29周年，纪念在这次政变中被打倒而又英勇不屈的人们！

1.秋石客网友在<<华国锋与热月政变>>一文中说主席打算安排江青当党的主席，这是不对的；网上所传姚文元之说，也是明显自相矛盾的。实际上，在党的“十大”上，决定培养为接班人的是王洪文。这从受主席委托，由周总理和王洪文共同提名四届人大人选、周总理临终前，叮嘱张春桥等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叶剑英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政变后华国锋们大肆宜染的主席批评江青有野心那一段讲话、王洪文有所谓标准照等等，都可以得到佐证。网上所传，实际上是右派们诬蔑毛主席搞家天下的伎俩，请左派同志们慎之。

2.主席提名华国锋为第一副主席，并不能肯定毛主席就是要华国锋当党的主席！因为这时华已从代总理确定为总理。根据主席对党、国家架构的一贯思想，毛主席是反对党、政、军权集于一人的。这从主席反对设国家主席、反对江青提名王洪文为委员长可以得到佐证(江青提名王任委员长，应是无心之过。因为在决定不设国家主席一职后，在国家层面上，委员长高于总理，江的原意，应是主席百年后，王洪文作为党的主席，出任委员长，就象现在的省委书记任人大主任一样的道理，以毛主席的智慧，不难明白江的意思。但是毛主席的思想，是不希望党的主席任行政职务，这就是为什么，在四届人大上，张春桥、华国锋都有职务，而王洪文却什么也不是的原因！毛主席批评江青“有野心”，只能说是对“自家人”的严励。由此也可说明，那所谓主席要让江青当党的主席，纯属无稽之谈！）实际上，十届一中全会上，周总理就是选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其后是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而主席在“4.5”时提出来，无非是进一步明确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而己；而且，华国锋这个“第一副主席”，根据当时政治局的决定，还有待下一次中央全会的追认！不成想，毛主席的这个提名，却被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实在是遗憾，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误！

如果华国锋真的理直气壮，为什么不按正常程序在十届三中全会中按组织原则正常接班，而要在主席尸骨未寒，置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于不顾，在1976年，在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的国丧期，在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人24万、损失无数，中国处在最困难的时期，背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就迫不及待地发动政变，抢班夺权呢！这只能说明，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根据十大的决议，能选为党的主席的应是王洪文，而不是华国锋。致于说，主席让华当接班人，是什么妥协、是为了避免右派政变云云，应该说，这只不过是后人的猜测而己。


100) 所谓一举粉碎“四人帮”，程序上不合法

剑胆琴心

对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直到目前还有人争功、买好。殊不知粉碎“四人帮”是一次非法的违反党内规则的见不得人的政变。

中共历史上的任何斗争，都是通过正当的会议形式完成的。不管其内容是否正确，如高岗、如彭德怀、如刘少奇、如华国锋、如胡耀邦、如；又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等，都是符合规则程序的。而解决“四人帮”就违反了程序。我这里并不是说明江青几个人解决错了与否，而是指解决的办法是荒唐的，是通过武力把人家秘密逮捕的。

华国锋为首的几个人解决江青的问题，和邓小平后来解决江青的问题完全不同。华国锋解决“四人帮”是权力之争，出发点不是路线斗争，而是个人野心。华国锋和江青在路线上是一致的。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是路线分歧，并不是个人权力之争。对华国锋、汪东兴一类人党内早晚要做出公证的处理意见。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允许非法的党内斗争再度出现。 还有就是是对文化革命的评价问题。

文化革命不论其正确与否，都是中共合法通过决议文件会议形式发动进行的。发动文化革命是经过中央的绝大多数人同意了，不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赞成，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革命家都投入了赞成票。

对文革的结论以内乱和浩劫相称，对积极执行中央政策的林彪、江青等领导干部及广大红卫兵等斥责为反革命，是极其荒唐的。文革即使错了，也错在党中央，林彪和“四人帮”有问题也是极左，谈不上反革命，而是革命革过头了，中共文革史是中共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能割断的，其间至少是做了不少好事，不能简单称之为内乱、浩劫。带着狭隘的情绪化的态度，对文化革命做结论，肯定经不起历史的考察，会出笑话，是极不严肃和极不认真的。


101) 思考毛泽东的接班人

主帖标题：曹为平，东方，李宪源，M.L.M.毛继东等同志究竟谁是正确的呢?

论坛梅花

2004-10-26 23:24:20

（曹为平，东方，李宪源，M.L，M.毛继东等四位同志:

究竟你们谁是正确的呢?我判断不了，只能由广大的群众同志和历史的认可验证．所有看到你们观点的同志们看了下面的文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也许各位同志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但从中可以得到某些启迪.）

思考毛泽东的接班人（一）

作者:ttx

华国锋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

（无耐的安排）

bokywlitch

毛泽东死前钦定华国锋为接班人，这是一个至今为止没有任何异议的历史定论。

作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之前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虽然无才无能，但其老实忠厚却是为很多人所认可的。他的这个品质也被人认为是毛泽东选中他的原因之一。

但这些真的是历史的真实吗？华国锋真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需要人们用科学的思维和逻辑去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政治家为什么要选择接班人

一般来说，政治家安排接班人，从正当合理的思维出发，是为了在自己死后，或交出权力后，让后来者继承并继续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让自己的政治事业发扬光大。（当然，或者从说不出的口，见不得人的理由出发，就是为了在自己下台或者死后，保持和保护自己及其后代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受到损害和损失，甚至是为了使其隐瞒自己在台上的丑行在失去权力后不被清算）。

为了让后来者在自己身后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才把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交给接班者。为此目的，接班人就一要挑选，二要培养。而且到交接班时，一般还有一个政治遗言或嘱托。对这个答案，相信没有异议。

第二个问题：如何选择接班人的问题。

选择接班人的标准是什么？在选择接班人时，应该首重什么，首先选择什么。或者说要成为接班人首先必须必须具备什么能力和素质。

从第一个问题中，认识了选择接班人的目的。那么，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选定接班人时，被选者在拥有权力后，在自己失去权力后，是否能够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就成为其是否成为接班人的关键问题。而被选者是否会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呢？决定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愿意不愿意，即：和自己的政治认识和政治主张一致不一致。第二：光愿意还不行，还必须有本事、有政治智慧和政治手段，即：须有能力能去实行这个相同的政治认识和政治主张。这二者缺一不可。

这也就是说，对自己和共同事业的忠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光有此是不行的，而有没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才是更为重要的必须考虑的方面。不然，只有忠诚，却没有能力和本领维护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就是接了班，也会失去的。那么，选这样的接班人交班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思维和逻辑，可以在三国时代诸葛亮选姜维接自己班的故事中得到印证诸葛亮为了保卫蜀家天下选择接班人时，首先选择的是什么呢？诸葛亮智伏姜维后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愿尽传授生平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当尽授之，汝宜倾心而报国也！”这是诸葛选定姜维作自己的接班人的时刻。诸葛选姜维作为接班人是看中了姜的什么呢？是因为姜的忠诚吗？可这时，姜维还是刚擒伏的敌军将领。还远无忠诚可言。如以忠诚而论，蜀营中忠于刘家天下和诸葛的忠臣义士多的是，为什么不在蜀营中选择接班人呢？那诸葛选择姜维接班是为什么呢？是看中了姜维的什么呢？诸葛收姜维时，姜维在亮面前主要表现了他先败赵云，后伏兵击退诸葛本人的行兵布阵的军事能力，表现了他识破诸葛亮计策的本领。也就是说，亮选择接班人首重才能和军事本领，首先是接班人的智慧。

人们一般都知道，接班人心须忠诚。但为什么诸葛亮没有选择身边忠于他的战将文臣，去“尽授平生所学”并托于重任，却要在战场上选择敌将姜维作自己的接班人呢？正如亮自己所言，“遍求贤者”，什么是“贤”：有德行的，有才能的。贤者就是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诸葛身边有德行的忠诚人士不少，但却缺少有过人军事高才的先知智士。而姜维不光贤，事母至孝，更重要的是他的军事才能非凡。所以诸葛才会抛却蜀军中的忠诚之士，选择姜维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从以上故事中，可以看出，诸葛亮选择接班人时，首重其军事才能。

第三，对待已经选定的接班人的态度问题。

平日里，如何对待已经选定的接班人呢？亮对姜“吾喜爱无限“，于是，单独召见，面授机宜，尽授平生所学，尽心培养。临死时，单独召姜维：“吾平生所学，已著于书，共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将军可授之。切勿泄漏。”又告知后主特使尚书仆射李福说：“……吾兵法皆授与姜维，他日能守西蜀也。”这就是说，诸葛亮选择姜维作为接班人后，对其厚爱有加，单独召见，尽授生平所学，绝不同于其它人。

那个政治家对自己的接班人不是另眼看待，厚爱有加。这虽然是从演义历史小说中摘录的情节，但它基本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政治家在选择接班人时的各种思虑、选择准则和对待接班人的态度。以上故事充分全面地体现了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通常的思虑。准确反映了对政治接班人的重视和要求和各个方面。

让接班人干什么才是选接班人的目的，选一个忠诚于自己，但却没有能力完成目的的人去接班，和不选择接班人有什么分别呢？所以，强调了一点，选择接班人，光有忠诚不行，还必须有能力和本领，有没有能力是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我想，“假若”毛主席要选接班人时，记住，是“假若”。假若毛主席要选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也应该是这样考虑的。要忠诚，但更要有能力，有本领。

四人帮是认可毛主席晚年思想实践的人，是真正愿意忠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信徒。他们是忠诚的，但他们的能力够吗？这也许就是毛主席没有把权力交给他们的原因吧。而在主席去世后他们的表现也证明了一点，他们的能力确实不够。他们搞政治，一句话，不行。

那么华国锋呢？或者说华的能力呢？华的能力够吗？华国锋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在进入中央前后，表现出过什么过人的智慧吗？没有，从来就没有。从地方到中央的工作，华都是平淡的无法在平淡的一个，和四人帮相比，华国锋更是能力和本领都不够的人。有人说，主席让他接班是看他老实，这更是无知，主席为什么不把权力交给更老实更忠诚的陈永贵呢？在中央，比华老实的人再没有别人了吗？其实，从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中，能够看得出，主席并不喜欢老实人，并在某种角度上把老实看成是无用的代名词。又怎么会因为华老实而把权力交给他呢？我想，任何真正有眼光的政治家要选择接班人委以重任，从智慧能力考虑，可能都不会选择华国锋的。因为单从这个方面讲，选华就意味者断送自己的事业，意味者失败。认识华的能力，并不需要在他失败以后，毛主席能认识四人帮的能力不够，难道就不能认识华的能力吗？连邓小平刚出来不久，就已经看出华的水平（不然，又怎么敢逼宫呢？）太低，主席却看不出来吗？又怎么会选他作自己的接班人呢？

其次，作为主席没有选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的一个旁证逻辑，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就是主席对他的态度。华国锋进入中央后，毛主席对他表示过比别人更多一点的信任吗？表示过超过对四人帮的信任吗？没有，从来就没有，历史史实是：从华国锋1974年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以来，到他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他从来没有单独和毛泽东会过面。这就意味着他绝对不可能有毛泽东对他的特殊指示的条件和环境。毛主席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此人，从来没有对他表示过一点器重与特别的信任，更从来没有对他接班有过什么特别的指示和安排。这与诸葛亮安排姜维接班的过程何等的不同，诸葛亮对姜维言传身授，临死时把自己的毕生心血和兵书战策全部授于姜维，又是在后主面前保荐。表现了充分的信任与特别的关照。而且，邓小平按排江泽民接班时，不也是秘密调江进京，在邓自己家里面授机宜，特别恩赐安排的吗？而主席对华国锋呢？却连一次单独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怎么能证明对他的青眼有加呢？

封建时代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天下，在选择皇位继承人时，都要在自己的儿子中选择那些能干的，能够守住江山的儿子，都知道首选能力，刘备死时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扶不起的阿斗，还要为他安俳一个看天下的诸葛亮。难道主席竟不懂得这些道理吗？怎么会把华这个没有政治目光和政治手段的政治低能儿选为他的接班人呢？

最忠诚的接班人是对事业有执着追求的又勇敢又有胆识的人。华国锋其人是能力和本领都不够的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更是一个根本看不到政治斗争实质的低能政治矮子，政治低能儿。他甚至在政治上还不如江青等人，他看不到没有了江青这一派势力的存在，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也正由于他没有这种政治眼光，所以不光断送了四人帮的政治生命，最后也陪上了他自己的政治荣耀。毛主席怎么可能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呢？

主席一生的革命实践，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可充分地证明，他首先是一个识人用人的大师，他难道会让张飞去诱花，却派西施去舞弄丈八长矛吗？可笑的是当主席让西施拿剑出场后。不光让对手吓的退兵十里，也让西施迷失了自己，以为自己真成了五虎上将。这也从侧面说明毛主席的威望和智慧。实质上，主席只是在自己还在世时，最后安排了一种趋势，造成了华国锋上台的趋势，但只仅仅是一种趋势，就使得当时那些走资派们不敢稍有反抗，足见他们对毛主席忌惮的程度。

所以讲，华国锋绝对不是毛主席选择的接班人。主席深知权力对于政治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几乎所有的非马列主义政治家都梦寐以求的东西，都会不择手段地想得到的东西，中共中央那些不懂马列，却权欲熏心的高层领导者（主席曾讲过，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那个是省油的灯，那个不想得到它。以华国锋的本领和政治智力能够保住这到手的权力吗？这些方面和问题，如果要选择接班人，难道毛主席就不会没有一点考虑吗？如果考虑，那毛主席会得出什么结果呢？如果明知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他也保不住，那么还把权力交给他，难道是为了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吗？会不会是有别的想法呢？这才是一切革命者应该认真研究思考的大问题。

华国锋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二）

bokywlitch

当我们由上文中认识到毛主席不可能选择华国锋作自己的接班人后，我们却又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在主席去世后，华能够成为中共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确实是由于主席生前的提拔和刻意安排。事实上，应该说，华国锋确实是毛主席安排接班的。毛主席在去世前，为什么要作这样一个安排呢？

毛泽东生前没有留下什么重大的政治遗嘱。但在1976年6月15日，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却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主席已经知道文化大革命在他死后，必将会暂时归于失败，走资派们必定会重新掌权。从这段话中，我们还可看出，他这时倒不关心文革在他身后会被否定，或者会被如何被评价。因为他知道，这种亘古未有的历史大事件，在当代是难有最后的定论的。他深深知道，“这两件事没有完”（包括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件事）。所以他对此很坦然，倒不怎么关心。事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这种态度和那些急于对文革作出结论的事后孔明，如何新之流相对比，就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了深湛与肤浅。）他这时，倒是作为一个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的政治家，更加关心如何交班，担心会出现“血雨腥风”，担心“和平交不成”。他当然想“和平交”，但也准备“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他很担心，很害怕“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的事情出现，更担心跟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进行革命实践的人在他去世后的命运：“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时的毛泽东，如他自己所言，“人老总想身后事”，他这时不是在想自己，而是更关心中国可能会出现血雨腥风的事情，担心革命造反派们的命运如何。

他既有此担心，有此考虑，又怎么会听天由命，不作些安排和努力，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呢？这也就是他安排华国锋接班的原因之所在。当时，中央主要存在两派势力，以中央文革为主的革命造反派，和以叶陈等老革命老军辊为主的走资派。这两派在他在世时，虽然势不两立，立火不容，但有他在，还能压制住，基本保持平稳。但他知道，在他去世后，这两派必然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不可避免地要最后滩牌。

他估计到蜀中无大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没有他自己的话，不可能是走资派的对手。因而也就不能阻止自己死后，走资派掌权。他当时有几种选择：

第一种，考虑到四人帮不是叶陈邓的对手，在自己死后肯定会失败，那干脆把权交给走资派，避免血雨腥风。但这就是投降，不是毛泽东的性格，而且，还会让世人误会，误解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毛自己可以承认文革失败，但却不能被承认文革是错误的。所以这条路是不能走的。

第二种，把权交给四人帮和中央文革。毛也许希望能够这样，但如果把权力交给革命造反派，也就堵死了走资派通过和平方式掌权的可能性，那走资派只能通过武装政变的方式夺权，那就必然要在中国打起一场内战。由四人帮的合法中央所领导的政权，和走资派在军内的势力控制的军队另立中央打一场真正的内战。这样，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革命者，又怎么会是以战争年代锻练出来的老革命为主的走资派的对手呢？而且造反派经验不足，但献身革命的牺牲精神和热爱革命的激情却有余。他们必然会象巴黎公社的社员一样，为维护毛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到底，血战到底。那就真的是血雨腥风，血流成河了，全国的造反派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响应号召起来革命的积极分子都会被走资派赶尽杀绝。而且，既然已经打开了内战，走资派们在取胜后，甚至会因此而解散共产党，改变共产党的政权性质。那就真的断送了革命。所以，把权交给四人帮将导致最可怕的后果。

毛主席想来想去，权不能交给走资派，但更不能交给四人帮，怎么办呢？

第三种，把权力交给无能力无本事无势力也还无派别的华国锋。

这首先是一个考题。如果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是合格的革命政治领袖，那么他们必然能够看清毛去世后，中国复杂政治局势的新变化，看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新对比中，天平如何倾斜，必能够正确地进行估计，并准备相应的正确对策。防止革命的倒退，并把革命引向成功和胜利。但他们却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和估计。难道走资派明知在下一次的中央全会上，自己不可能掌权，还能安安宁宁地等待这个，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希望的合法的中央全会吗？可惜，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成天喊革命的残酷性，和敌人的狡滑，但对对手的阴谋和非法政变手段，却没有一点思想和行动上的防范与准备，落了个事手就擒的下场。

其次，这是面对当时的政局，在对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中，从实际出发，作出的一次战略退却。因为如果四人帮考不及格，走资派必要上台。上台后必要大开杀戒。但职果上台的方式上和平一些，那么对造反派的报复和反扑就会弱化一些。不是他们的仁慈，而是他们的无由。这就最大程度地保护了革命造反派。

后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主席对四人帮能力的估计是正确的，当他们还在作在下一次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通过多数掌握权力的美梦时，自已却被人家用非法的政变收拾了。证明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太嫩，根本就没有一点防范对手非常手段的意识。这件事同时也证明了走资派的势力和实力，以及他们要求掌权的决心。他们为了掌权，不惜违法地发动反革命政变。可以想见，如果这种不流血的政变之路行不通时，他们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发动血流成河的血腥政变的，那怕在中国打一场内战也在所不惜。

如果四人帮是合格的，他们就不会不明白他们在主席在世时，和走资派的斗争中只所以占上风，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们是革命的，而走资派是不革命的，而是因为有主席在。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主席去世后，他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后果，走资派对主席不敢作的事，却不会不敢对他们作。而不会没有一点防范和准备。如果他们是合格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那么他们就能够预先虑到走资派们的这一本性，而从组织上，甚至是军事上作些防范，甚至采取革命的行动。

那么，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会如何呢？华在中央无派无势，单靠他自己，掌握不了政权，光凭他见了江青就表忠心，就可以看出，他是个风派人物，绝不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也不是人们所说的“忠厚老实”人。张春桥也对主席表示过忠心，但他和华不同，他是有坚定理论修养的人，他的忠心和理论认识在同一方向上，有同一基础（姚文元和胡乔木，陈伯达等一样只是笔杆子，不是理论家）。而华是没有理论的人，又没有多大本事，这种忠心就只能归于风派人物见风使舵的行为了。这一点，毛泽东不会没有看到，也不会没有分析和认识。所以可以想见，华在毛死后，必然是和政治势力中的强势力量走在一起。那一方如果要取得成功，都可把华作为一个可以棋子。所以他必然要和毛死后的政治强势力量走资派同流合污，必然要背叛自己和革命。

假若毛死后，华坚定地和中央文革走在一起，会如何呢？我们只能客观地认识事物，任何政治和军事策略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真的如此，那就只能说明主席失算了。中国将辟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内战，大屠杀。

好在主席没有看错华国锋，正象主席没有看错江青一样。主席对江青曾评价说，江青毛病很多，但有一点他相信，江青不会当叛徒。而四人帮被捕后，江青的表现，说明主席看的很准。主席能看准江青不会作叛徒，难道不能看准华国锋会作叛徒吗？

最后，还必须说明华国锋是怎样的人。主席不光看到华会当叛徒，而且也看到了他好大喜功，没有本事。华不是政治上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没有什么本事。如果把权力交给一个政治上没有信仰但却有手段、有本领的擅长玩弄权术和阴谋的人，那么，不光四人帮要完蛋，就连那些文革反对派，走资派中的相当多的人都要完蛋。因为他要巩固自己的权位，就不光要收拾四人帮，也同时要收拾走资派内那些资历超过自己的人。想一下，如果邓小平他们向华逼要权力的事情加给一个政治手段高明的人身上，会是什么结果呢？他面对政治老手邓不一定能够保住到手的权力，但也不会如华那样轻意缴枪投降。弄不好，是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不光四人帮要完蛋，走资派们自己也要火并，就又如主席说的，成了另外一种“弄不好，就血雨腥风了”

既然华国锋不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那毛主席为什么却把要力留给了华国锋呢？这是有深刻用意的，主席实质是在无耐之中，给了错误路线者们一个通过不流血政变上台的机会，就是让走资派通过不流血的方式上台，以避免全面内战和造反派被赶尽杀绝的结局。主席安排华接班，不光使全国的造反派免受蒋介石四一二那样大屠杀的政治白色恐怖，也避免了当时中国在毛泽东后的一场大内战和血雨腥风。这是毛主席在无耐中为中国人民最后操了一点心。

林彪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

作者:ttx

林彪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三 )

（违心的同意，屈服于现实）

bokywlitch

林彪接班的事，是在中共九大上被写入党章的，当时，毛主席也正在台上，所以都认为这是毛主席的安排。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主席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让周总理看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摧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发，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上文中那个“我的朋友”，人人都知道是说林彪。而“中央催着要发”指的就是刘少奇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根据群众和绝大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要把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全党，希望主席很快批转下去。”毛泽东问他：“不发行不行？”刘少奇说：“不发不好，因为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们的意见，不发就等于违背了这些同志，我们不好向革命小将们作工作呀！”从上面那些字句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从文革初期，毛泽东对林彪的许多东西，就不同意，在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毛泽东根本不同意经刘少奇中央同意的，林彪在文革中大树特树的作法。信中明确表示了毛当时的真实思想，更明确表示了对林刘作法的不同意和反感，明确显示了对林和刘的不信任。

中国人从表面上认识问题，一般都认为毛泽东在那个年代是无所不能的，对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意处置。是的，毛当时确实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却并非有无所不能的神通，更不可能穷尽地知道和过问一切事情。而且，他身边也并非没有那种阳奉阴为的小人。一些人认为毛有大到无边的权力，但根本问题是，毛自己不认为自己有无限的权力，毛更不是一个滥用权力的领袖。他是一个最尊重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的人。所以他也就有了上面那些信中的认识和无耐。那封信至少表明，在人们认为毛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年代里，毛也有话想说不能说，也有许多事情想作不能作，也必须“违心地同意别人”，他也只能等待时机成熟。他清楚地知道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今天，多数人由于不能辩别别有用心的宣传，都认为毛有至高无上的无限权力，因而把那个时代的一切错误和罪责都推到毛泽东身上。但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自己很清楚地认识了自己。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自己也有“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也有被迫同意别人的时候。因为毛泽东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他知道必须尊重客观，客观不能违背。

我们可在想见，在六六年毛主席对林彪就有了如此的认识，和如此的不信任，就不同意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的作法，想一下，仅过了三年，毛主席却由于林作了他自己原本就不同意的事，就又变得对林信任了，以至于无比信任，并选他作为自己的法定接班人。

其实，林彪能成为写进党章中的合法接班人，是因为他是名符其实的大阴谋家。这个阴谋家是通过什么阴谋把自己接班写进党章的呢？

实际上，作为大阴谋家的林彪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明白，想要通过取得毛泽东的信任来达到接班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为党性最强，原则性最强，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操达到极高境界的毛泽东，历来坚持党的组织和思想原则，一生都在反对宗派主义，从没有在党内斗争中搞过派系和山头，即使在自己失去权力受到打击的时候，既有机会和可能，也有威望搞山头和派系来重新掌握权力，但却从没有搞过，而是终生都在反对党内派系和山头主义，维护党的因结。所以，毛是不可能用培植个人势力的方法，培育自己的接班人的。林彪深深知道这一点。但他知道，毛最客观，也最尊重现实，甚至在时机和条件没有成熟时，常常向落后的现实妥协。正因为如此，林彪就采取了逼毛泽东妥协的阴谋。

人们一般认为，林彪是通过吹捧毛泽东而成为接班人的。也因此，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与崇拜，是由于林彪在文革中大树特树，大搞个人崇拜的结果。这话也对也不对。说林是通过吹捧毛成为接班人的，这话对，但说中国人民对毛的热爱与崇拜是因为林的吹捧就不符合历史史实了。实际上，毛泽东的威信并不是靠媒体的宣传而树起的，也不是四九年建国后，更不是文革后才形成的，而是在延安时期就自然形成了。老革命家李尔重在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中曾说，在延安时，毛泽东的威信就已经相当的高了，高到了什么程度呢？高到了有便秘的毛泽东，如果拉下一点屎，延安许多普通军民就要庆祝的程度。试问古今中外有那个人能够使人民如此地关心，能在人民心中有如此的地位。文革中又有什么事情能够证明，毛的威信超过了这个程度呢？这不是靠个人崇拜搞出来的。我们不能说中共在延安就搞个人崇拜吧，如果中共在那时，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就搞个人崇拜，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投奔延安和中共了，那个爱国青年会去投奔一个搞个人崇拜的政党呢？中共也就不可能取得全国政权了。

毛泽东崇高的威望和威信是用自己对中国革命的不朽贡献赢得的。用周恩来的话说，开始时党中央都常常弄错方向（这是指中央集体的），但毛泽东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多次挽救红军挽救党，才获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革命人民的无比尊敬和爱戴（想想中国文化中，人们对救命恩人的心情）。也正因为毛在中国人民和全党全军中已经有了这种亘古未有的崇高的威望，林看到了这个威望的价值和所向无敌，因此，林不硬碰，而是充分地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定下篡党夺权的阴谋，使自己最后终于成为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的。

林确实是通过大树特树毛泽东而成为接班人的，但实质上，必须看到，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大力提倡学习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表示忠心，不是为了取得主席的信任（他明白毛可不是那么好哄的，也从不偏听偏信，更对肉麻的吹捧有本能的反感和警惕。）而是为了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的。因为毛泽东的威望，已经使中国人民有了这样一条原则，凡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最革命的和为人民服务的；几是反对毛主席的，都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林正是看到了老百姓心中的这杆秤，才在一切公开的场合，表现他对主席的忠诚，通过大树特树毛主席，吹捧毛主席，来实质上达到吹捧他自己的目的，努力把自己包装成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人，以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这是一种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阴谋。

林通过表示对主席的忠心，取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也因此取得了当时政治局势中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接着，他利用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操纵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激情，把握政治方向，造成一种政治形势。即，由于林彪大树特树毛主席，才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他才操纵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他作毛主席的接班人，使全国人民和全党都接受他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造成全国人民和全党都要求他接班的政治呼声。全党和全国人民也是因为林彪处处表现对毛主席的忠诚，才支持他接毛主席的班的。以致这个错误的要求连主席本人都不能不同意，都无法反对，都只能同意。使毛泽东无法反对，只能违心地同意。因为面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和要求，这也是毛主席又一次“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的时候，是又一次“违心地同意别人”，因为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说，林彪是利用文革初期刘邓制造的混乱造势，混水摸鱼，利用全国人民和全党对毛泽东真挚的感情和热爱之情，取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任，利用全国人民的政治激情和政治呼声逼迫毛泽东，使毛也无法反对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一致要求。

而且，成为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和战友，成为毛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忠实的接班人，这个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取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无比信任，获得支持成为接班人；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身分打击异已，收拾政敌。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而打倒，这也就是主席说的：“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借毛泽东这个二十世纪共产党内的钟馗，来打击反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这一点上，和刘少奇邓小平没有任何差别，刘在台上时，正是能过这种方法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的。所以，主席说他自己，当了二十世纪共产党的钟馗了）。

其实，毛泽东自己对自己的威望，始终是有清醒认识的，那就是他已经成为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了。他自己也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吹得真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主席爱说实话，针对赫鲁夫跨台的事，他曾说过，还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的（这是最无耻的政客也没有说过的话，这表明了主席对个人崇拜的认识，承认它在现阶段必然存在的客观性。）在延安时，毛的威望就已经无人可及，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毛泽东是最具威望的领袖，人民对他的崇拜也已经过到了亘古未有的程度。搞政治，个人崇拜的确有用。但毛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最不缺少这个东西的。林不会愚蠢到给毛献上一分毛自己本身就有的，毛最不缺少的礼物，来取得毛的信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不是显得太愚蠢了吗？

所以说，毛泽东的威望不是林彪吹出来的，相反是林彪在文革中利用了毛泽东的威望，处处表现他对主席的热受和忠诚，才得到这个毛本人都不便反对的接班人地位的。

从上述给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出，主席是不可能同意林彪接班的，但主席在九大上却没有反对把林彪接班写入党章。没有反对，或者说不便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同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拔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在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我以为，这就是主席不便反对的思维角度吧！主席可能是从从大局出发，为了维护中央的团结吧！因为他反对，必然暴露了中央的分歧，必然不利于九大以后的工作，不利于国际斗争，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大局。主席没有反对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也证明，主席没有把自己凌驽于全党和全国人民之上，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的集体之上，尽管他有能力这么作，也有特权这么作，但他没有，他尊重了客观，尊重了民意，妥协于落后的现实，又一次违心地同意了别人的不同意见。

所以，我认为，林彪不是毛泽东自已选择的接班人。林彪确实是靠阴谋成为接班人的野心家，阴谋家。

谁来捍卫红色江山

作者:ttx

谁来捍卫红色江山(四)

——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

bokywlitch (本文写于是1999年)

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生涯中，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就是政治继承人的问题。据已有史料证明，毛曾说过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又曾同意（没有反对）把林彪接班写入党章。还有一些传闻，都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作法”。直到去世前确实又安排华国锋接了班，后来的历史史实证明这也是“失败”的作法。

由此，有人联想到邓小平对自己政治继承人的安排。夸赞邓“在自己死前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让后来者执行自己的路线。邓小平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工作”，（这是尼克松别有用心的结论）。因此评论，在政治继承人的问题上邓比毛成熟老练，显得远比毛泽东高明。

但其实这是不符合史实的肤浅的、甚至是轻浮的结论（说轻浮是因为有些人只要有机会，就要用抬高其它人的方式来贬低毛泽东）。先说邓在接班人选择上的问题，众所周知，邓选过胡耀帮，但那还可以不说是他选的接班人，而是政治斗争妥胁的产物。但邓面对世界传媒的公开言论中，曾十分肯定地说过，接班人是赵紫阳。并已任命赵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让人们看到这样的事实：共产党的接班人是从军委开始接班的，这是军人政治、还是正常的党的组织程序）。并且多次表示了他想退下来，但“‘人民’不允许”“是因为‘人民’挽留”才没有退休的话。但恰恰是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赵紫阳在学生借纪念胡耀帮之机闹事搞学运时，揭露了事实，证明了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想退休，人民不答应。而是他已凌驾于党和中央之上的特权，赵也因此而犯了错误。赵的命运实质上是证明了邓在接班人安排上的一次失败。于是邓又不得不开始了第二次接班人的按排──江泽民。但这个第三代上台后的所有事实，都证明这个第三代其实就是个傀儡，邓成了垂帘听政的太上皇，虽然名义上退休了，但实际上到死也没有放下权柄。第三代也并非是真正的核心，还是以他为核心，唯他命是从。虽然并不很服气，尤其是执政之初，常常有偏左的言论，有背离邓的路线的种种倾向，只是不愿失去到手的位置，才屈服于邓的权力，最后回到邓的路线上来。邓安排接班人和人事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是一个不光明正大的见不得阳光的过程，根本谈不上高明和娴熟的技巧，有的只是为了保住个人权力和名位而不顾一切，丢弃所有合法合理原则的高压和不择手段。他在这上面既没有比毛高明、也没有什么比毛泽东成功的成就。所有的，就是不如毛泽东作的光明正大和坦率鲜明。至于江泽民最后不能不实行他的路线，那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基础的，更是由江的个人利益决定的。邓小平个人信誉的破产，并不代表邓的修正主义路线破产。这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说说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

一位对毛泽东非常热爱的老革命谈了这样的看法：毛泽东有两个错误，第一，不该把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送了命。第二，不该把邓小平留到世上搞修正。而我却说，毛泽东这两件事一件也没有办错，为什么呢？（我是一个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分正确的人，我认为邓小平路线使中国倒退了到了1921年，中国只有走毛泽东指引的大道才能富强）。

这位老革命的意见表明了他痛恨邓小平及邓的修正主义路线，他是希望毛岸英活着继承毛泽东的权力，继续推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使中国继续向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他认为中国走上修正主义路线是因为有邓小平，他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的想法是不合乎马列主义辩证法和客观规律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先问一句，假若毛岸英真的活着，他继承了毛泽东的权力，但他能够正确地领会和理解毛泽东的治国方略和大正方针吗？能够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粹和实质吗？这是一个疑问，（如果不能，那么毛岸英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权力也同样会偏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再问一句，纵使毛岸英正确地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精粹，在中国继续推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再走二十年，但以后呢，毛岸英死了以后呢？中国到那时又该怎么办？难道还要毛泽东的孙子去继续吗？这能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吗？难道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是需要依靠血缘关系才能掌握和继承吗？这和封建专制世袭制有什么区别呢？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专制社会呢？

还有，说毛泽东不该留下邓小平搞修正，但就是毛把邓小平灭了，难道能保证不出王小平、张小平、刘小平……，如果毛泽东去世的当时，中国大多数干部和革命人民都真正地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深刻地体会到了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和伟大，能够认识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最长远利益，能够有正确的选择能力，能够为了长远和根本利益而拒绝眼前的小恩小惠，那么邓小平又怎么能够复辟得了。既然大多数的干部和人民不具有这种认识和能力，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不能辨认真假马列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那么不背叛，不复辟又怎么可能。邓小平所走的路线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刘少奇当年就搞过包产到户等，仅仅因为毛的去世才使这种路线有了走的条件，因而被施行了罢了。纵是没有邓小平，但还会有类似的人走这条路的。这条路今天走成这个样子，只不过因为不负责任而又大胆无知的邓小平在台上，而有了些他个人的特点罢了，并不会因为邓小平死了就可避免不走。纵是没有邓小平施行，也会被陈云、叶剑英等甚至中共其它平庸政治家（客）施行的，虽不一定是邓小平现在搞成的这样子，但方向是一致的，最大的相同点就是背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基础，即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认识的水平所决定的，是不以革命人民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而且，当时认为邓比毛高明，会治国的，不光是邓本人，还有一大批所谓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当然，也有一些要捍卫自己已有特权的高层人士，他们都不服气。他们把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经验、西方、苏联的政治制度拿来，与新中国相比较，觉得毛泽东时代里，领袖和人民所探索的，对共和国的新的管理方式，是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怎么可以不靠专家与精英呢？怎么可以不依靠忠臣与亲信呢？怎么可以依靠那些泥腿子呢？执政者怎么可以教人民造反有理呢？怎么能说高贵者愚蠢，而卑贱者聪明呢？他们怀着这种无知的观念，视这种伟大的创新是难以理解的和十分荒唐的行为。毛主席在世时，他们隐藏自己的认识。而主席去世后，他们就立即要求施行他们那一套从中外古籍中学来的管理别人和下贱者的经学，自认为正确高明的，其实是十分陈旧的所谓治国方略。

事实上毛泽东死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停止一个时期，甚至是一个较长的时期乃是一种必然，是有其客观基础的。毛泽东也料到了这一点，故而他明知邓小平保证不翻案是靠不住的假话，却还是把邓小平留下来去搞翻案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显示的是毛泽东的无奈和自信。说无奈也是说毛主席对客观现实的尊重，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有拔苗助长的能力，只能等待人民的觉醒（但却可以为人民的早日觉醒创造条件，这一点，毛泽东作到了）。说自信是说毛泽东坚信真正的最后胜利，也坚信邓最终必然失败。

毛泽东是什么经历，他战胜了国内外、党内外多少强大有对手，何等的磨难，又是何等的辉煌。他是什么认识水平，对文化大革命，一句“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说明这个快要作古的老人的思维是多么的清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在“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状态下把邓小平打下去（也实质是把邓和文化大革命划清了界限），这又是什么勇气。以他这个识人用人的大师（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在一生中几乎没有失败，而战无不胜），在弥留之际，选择声望和能力都极有限的华国锋作为权力的继承者，更是耐人寻味的安排。他把权力交给无能无识，又无派无势的华国锋，并不把权力交给在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中更重要的一件大事中出过大力的、并且是真心实意地忠实于这件大事的张春桥、江青（相比于华国锋）等人，尤其是他明知他的这一件最重要的大事是一件“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事情，他深知中共高层、高级干部中不理解、不支持、反对的人多且有声望、有势力的事实。他难道想不到华国锋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肯定会失去权力吗？假如他真的把权力交给江青、张春桥等人，让他们继续推行他的文革路线，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死后，面对中共高层的奸滑政客们对这条路线的反抗，江、张等人能够胜利吗？他们和叶、邓、陈等人的对垒，在没有觉醒状态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失败乃是一种必然。而要人民群众支持，先要人民群众能够理解认识到修正主义的实质和巨大危害，这在当时是没有群众的思想基础的。

毛看清了代表修正主义路线的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势力和要求革命的张春桥、江青势力在对垒中的差别。修正主义者头子之一的彭真也看清了这一差别，他说出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造反派要的是走资派手中的权，而走资派们则要的是造反派的命”。这是一种已经肯定了胜利者与失败者的敌对斗争情势。

研究这一系列的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是伟大的预见的天才，他预见的眼力来自于唯物论和辩证法。中国在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他一清二楚，所以他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他死后，右派会利用他的一些话去打击左派，但经过一段实践后，左派最终会利用他的另一些话去打倒、战胜右派。事实上中国这二十年所发生的现实正是他这段话中的前一个意思的全部内容。右派们正是高喊他在延安题写的“实事求是”打击左派的，用他所倡导的“解放思想”来突破左派阵地、打倒左派的。这句话的后一层意思只能留给历史去证明了。

现在我们探讨一下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和毛泽东死后必然会出现的邓小平路线──即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发生的必然性问题。

毛泽东生前，毛主席革命路线得以在中国施行，当然根本的原因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在施行过程中能够战胜一切错误路线并被坚持下来，重要的原因是缘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和权威的支持。在毛的个人威望和权威面前，广大革命人民坚决相信、坚决紧跟，而绝大多数干部则身体力行。同时，那些不理解、甚至内心想走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也表现了软弱的自私和不光彩的两面派，仂装出积极的面孔，因而这条路线得以在中国大地上被执行。但因为理解的人不多，不领会的人多，加上这条道路是才开始的探索，从萌芽到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和认识上的不足和不完善，因而在执行过程中损失不小，这就为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留下了指责的尾巴。因而毛泽东去世后，终因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不能认识和不理解，因失去了把握方向的人，使这条路线难以再走下去，不能不显示某种停滞的意向。但社会总要向前走，历史总要继续进行，即便是倒车、倒退。于是邓小平等必然地用另一条路继续了历史的延续。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

但毛泽东作为政治强人和伟大的英雄，他并不会任凭自己死后，那条他认为正确的路线也被中国抛弃，他于是也按排了他的政治继承人，这就是培养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实践。

人民走上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后，必然会因它所引出的各种各样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和罪恶，而重新认识到修正主义的罪恶，这就使得人民有了反面教员。在这种反面教员活生生的教育中，回想起毛泽东时代正面的经验，在这一正一反中认识到毛泽东时代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认识到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并在比较中作出选择，在修正主义路线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之时，暴发反抗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所以说，毛泽东并不寄希望于某个强有力的政治继承人，在自己死后来推行自己的路线，因为这终是靠不住的，只能延长生命，不能改变根本命运。毛泽东认为只有最广大的革命人民正确深刻地认识到正确路线的伟大和修正主义的极大危害时，他们才能自觉地维护革命路线，驱除抵制错误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人民群众中的多数不能正确认识这些道理的时候，政治强人用强力去推行正确的路线永远保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广大的革命人民的认识达到了区别革命和修正主义的水平，那么革命路线才能永远地传下去。所以说，毛泽东政治路线的继承人就是广大的革命人民，而不是毛岸英或其它什么政治家的直接继承。毛泽东曾说过：接班人不能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一批人，当然主要是人民，而首先进行反思的，必将是当年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过的，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过的红卫兵、老三届，是在毛泽东去世后，从毛泽东革命路线上败退下来的知识青年。当他们对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沉重的思索后，必将认识真理，认识教训；必将行动起来，发动、组织和带领中国人民重新走上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所指出的金光大道。

这是可以从历史中得到证明的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多多，农民起义本身反抗的就是封建专制统治，但却由于农民军思想上的认识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不能摆脱君权神授的封建迷信思想锁链，故而他们每一次反抗的革命成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反抗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即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取，一直不能摆脱进入又一个皇帝和家天下的封建轮回，正是由于革命的曲折道路发展到近代，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君权神授”是骗人的鬼话，是没有任何合理依据的欺骗，而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正是制造劳动人民悲惨命运和中国落后的根源，真正完成了反抗推翻封建制度的文化革命，才使得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摆脱了进入又一个封建皇帝家天下的轮回。虽然认识到这些朴素真理的人民还不是全部，而仅仅是数量比较大的一部分，就使得袁世凯恢复皇帝家天下的复辟倒退活动仅仅只进行了几十天就结束了，使中国永远再没有了皇帝。这不是什么人的功劳，这主要是人民中的多数对封建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性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达到了认识上的革命，即完成了文化革命，能够认识到帝制就是复辟封建制度，中国将永远落后。试想如果当时中国人民的思想水平还停留在初唐或明初那个时期，袁世凯的皇帝梦是不是就作成了呢？人民是不是就会欢呼洪宪皇帝的登基大典呢？人民还会风起云涌地起来支持蔡谔的护法救国军吗？袁家的天下不是又代代传下去了吗？是不是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封建道统的轮回呢？

而毛泽东正是这样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他的伟大就在于跨越了历史阶段，顺应历史潮流，掌握时代脉搏，充分地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的情况下，站在时代的前面，推动历史潮流向前发展。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正面的经验，供人民和反面教训去作对比，使人们的认识能够飞跃式地发展到一个高级的水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实践和实现过程中的曲折性大大地减少（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灭亡过程中的曲折性而言），时间大大地缩短。试想如果中国革命人民、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这正反方面的东西，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出发，去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国以至于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在毛泽东时代，有多少人能相信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会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宣传呢？而今却活生生地摆在了世人的面前，这就是一种最为鲜明的对比。

所以，红色江山不是靠某个人用强力政治去推行，而是靠广大的革命人民用自己的思想认识和阶级利益去捍卫的。人民群众中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在认识上完成了文化革命，即正确的认识到修正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危害，能够正确地辨别和自觉地抵制，那么红色江山是迟早要失去的。只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在对修正主义路线的认识上，完成了文化革命，如同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对封建制度的认识水平，那时，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和胜利之时。

附带说明一下，毛死前如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故然或许有阻止邓小平个人上台的可能，但却阻止不了类似于邓小平的那种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复辟一阵（那么，阻止邓上台的意义在那里呢？）。因为对文革不满的在军中有影响有势力的、仇恨四人帮的将军和老干部是一大批，而不仅仅是一个老邓。因而如果把权力交给四人帮，带来的必然结果将是，在他身后掌权的“四人帮”和邓小平之流的全面大决战。当邓之流利用战争年代遗留在军中的势力对合法的掌权者“四人帮”进行非法的夺权时，很可能导致流血的军事政变冲突，甚至是中国的全面内战，导致更多更大的流血政变和牺牲，甚至不可避免的会动摇共产党的政权（靠政变推翻掌权的四人帮，必将使共产党失去合法的政权，而组成另外的党和政府），或者造成中华民族的大分裂。而且修正主义者从四人帮手中夺取权力，将使四人帮的个人命运更加悲惨，并且会造成全国的造反派人头落地，依靠政变上台的邓和修正主义者们，会象蒋介石进行四一二大奢杀那样，在整个中国制造一个白色恐怖，对造反派进行斩草除根式的大屠杀。所以，作为伟大谋略家的毛泽东，在他临终前作了一个伟大的谋略，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如果说邓在七四年的复出，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宽宏大量给出路的话，那么这生前最后一次打倒邓，也是为了和邓划清界线，以区别修正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路线。第二，安排华国锋上台，既是给修正主义者和邓一个利用和平政变方式（避免战争形式和血惺政变的方式）上台的机会，也是给张春桥、江青等一个考题。第三，最主要的是预计到张春桥、江青等考不及格。因而退而求次，保护全国的造反派不至被修正主义者斩尽杀绝，为未来的革命保留火种。所以，毛泽东才把权力交给了刚从地方调到中央的，没有势力没有派的孤家寡人华国锋，给邓一个和平政变的上台和翻案机会。

但毛泽东的自信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人民群众有一个在修正主义路线实践中的学习，在自身生活的经验和命运的变化中学习，从自身错误行为的后果中学习的机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个群众队伍的扩大，难道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吗？这是为时不远的革命风暴快要到来了的证据。

回答辩真伪先生的帖子 (五)

bokywlitch

本人所写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文章，辩真伪先生提出了深入的意见。这是本人所高兴的。正如辩先生所言，衡量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事与非，是要分清英雄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这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高度。辩先生有了这个高度，问题就好说了。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倒底什么行为和认识是英雄史观呢？三国中的帝王将相史难道不正是英雄史观吗？而接受毛泽东选了接班人的认识，不也是一种英雄史观的表现吗？那就是承认毛泽东也是英雄史观了。笔者是不同意这种认识的。笔者认为毛泽东是马列史观，是真正信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真理性认识的。所以笔者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想，‘假若’毛主席要选接班人时，记住，是‘假若’。假若毛主席要选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也应该是这样考虑的。要忠诚，但更要有能力，有本领。”

我想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了本人的认识。即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想为自己选择接班人，即直接的权力继承者。主席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认为的，为自己选择了接班人，那就说明主席是英雄史观。那么也就必然要符合英雄史观者的思路了，自然就和三国中的帝王将相史者的思路一致了，对吗？笔者的意思是说，假若主席是英雄史观，那就要选接班人的，也就必然要按英雄史观的思路选接班人的。而就是按那种思路选，也是不会选华国锋的。辩先生认为本人的文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正因为本人认为，主席不是这种英雄史观，所以主席才不会为自己选择接班人，因此，本人认为主席从来就没有为自己选过接班人。所以华，包括九大被写入党章中的林都不是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关于本点，请参阅本人下一篇文章《林彪是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吗？》）

本人文中曾提到一个老干部说主席一生干了两件错事，一是不该把毛岸英送到朝鲜送了命，二是不该把邓小平留下搞修正。这个老革命者这种心理难道不是一种依靠英雄的英雄史观吗？本人说主席这两件事一件都没错，不正是基于人民史观吗？

但为什么文章要这么作呢？即先从诸葛亮选接班人说不得起呢？因为绝大多数读者没有这个高度，不去区分英雄史观和马列史观的，而且潜在的习惯性思想认识是英雄史观，认为主席是选了接班人的，只是选错了。（这是由中国几千年的帝王将相封建史观影响形成的）。所以，先要让他们认识到任何人选择接班人都不会选择华这个政治侏儒的。从而引出问题，思考主席为什么在去世前作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按排，从而使人们在接班人问题上作更深层次的思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深度。辩先生认为本人的文章是不是这样呢？

主席认识到他去世后，中国可能（主席心中甚至是完全肯定）要变修，难道不是由当时的人民意识，这个社会存在所得出来的吗？人民当时的意识，即人民认识真假马列的水平不是当时的一种社会存以吗？难道不正是这个社会存在决定了他去世后社会意识的改变吗？他在世时，中国只所以能够坚持社会主义，不正是由于主席的思想及其个人至高无比的威望这个社会存在决定的吗？绝大多数人民对主席的无限信任不正是一种社会存在吗？其实这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本人的文章中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本人正是用袁世凯复辟的失败，说明了人民的认识水平这个根本的社会存，对社会意识和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只是辩先生没有注意到罢了（也可能是不同意吧）。其实认识主席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事非，要正确的认识，就首先要抛弃英雄史观。如果你认认为主席不是英雄史观，而是人民史观，那么想一想，人民史观的人会为自己选择接班人吗？主席又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又是刘，又是林，又是华地选什么接班人呢？这正是本人认为毛岸英活者也不一定能够使中国在主席去世后不变修的原因。靠毛岸英或其它什么人继承主席的权位以保持红色江山不变色，不正是英雄史观吗？

辩先生以为呢？

如果你不同意本人对当时的社会存在的认识，和这个社会存在的改变，以及由这个社会存在的变化所必然带来的社会意识的改变，那请你谈谈当时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当时的社会意识又是什么。从毛在世时的坚持社会主义到毛去世后的搞修正主义，是不是社会意识斗争的表现，及意识对立双方强弱的变化和易位，这种变化和易位是不是社会存在的变化引起。

还要请教辩先生，你认为主席是英雄史观还是人民史观。如果你认为主席是英雄史观，那咱没什么好说的，道不同不相与谋。如果你认为主席是人民史观，尽管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同，但我将视你为真诚的同志。但同志你要告诉我，主席在接班人问题上的人民史观是如何表现的，是用选择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来表现的吗？

下面的话，先声明是把辩先生当成同志才说的。

其实辩先生主要的病症是嫌本人在文章中没有把四人帮和走资派放在同一位置上，没有把四人帮也放在被告席上。所以甚至没有完全看透文章的观点，就情绪化加经验主义地对本人作了一个居高临下的结论。（这只是我的诊断和认识）

其实，对于四人帮的问题，以及四人帮在整个毛时代和文革中的功与过的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左派朋友最大的分歧，甚至成为左派不能团结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质上，这是一个此要的问题，也根本不是本人文章中的要点和重点。文中提到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作为主席去世前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代表（造反派的代表，继续革命派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代表）而存在，这也是当时中国政治中的一个社会存在，否定不了，也回避不了。文中没有提到主席对他们的批评，也是因为文章重点不是讲四人帮，就所谈的问题来说是没有必要。（难道因为主席批评过四人帮，我们在作任何文章时，只要提到四人帮，就必须把主席的批评搬出来宣扬一通，发挥一通吗）。

至于本人对四人帮的认识，在这里谈到了，就作一个基本的交待。左派中有许多人是恨四人帮的，但其实你们还不是最恨他们的，谁最恨四人帮呢？难道不是邓小平、彭真等修正主义复辟狂们吗？左派朋友对四人帮的许多不能释怀，对四人帮的恨，在这一点上，至少和邓是一致的。为什么邓之流那么恨四人帮，为什么他们把对主席的仇恨报复到了四人帮的身上，这不值得对四人帮不能释怀的左派朋友深思吗？一个追求革命的人，当你和邓恨同一个对象时，至少你要认真想一下，自己对这个恨的对象的认识全面吗？正确吗？一定要使情感达到恨的程度吗？（没有合适的语言）

2003年 12月16日晚

另外作个声明，本人对每一个有深度和高度的，有实质几内容的帖子都会作出认真的回答，以达到和友共同进步共同求真的目的。但本人由于条件所限，上网不是太方便，固而回帖不可能及时，更不可能和朋友在网上直接对话讨论，只好表示迟复为歉和遗憾了。

本人的文章《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有一位笑多先生说他不同意，本人想回复，但却不知道如何回答，不知道回答什么。好比本人作一道数学题，用数学公式算出的结果，你可以说不对，但必须说出为什么不对，是算错了，还是公式用错了。本人是用历史事实和严密的思维罗辑得出来的结论，你只是凭感觉说不对，让本人觉得无从受益。而且不能因为结果太难以接受，不符合自己心目中某些经典的科学理论和理念就不讲原因地表示反对。希望笑多如辩先生一样讲出点内容。我们才好讨论。

摘录本人那篇文章的两段话请问笑多：我说错了吗？

第一段话：

“因为选择了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才摆脱了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被围歼，被消灭的命运，才获得了新生，才有党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与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四九年以前的历史阶段所充分证明了的真理。

因为远离了毛泽东，丢弃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就腐败了，就成为古今中外最大最腐败的反动集团，成为人民利益的背叛者，成为阻碍中国人民进步的最大障碍，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坏的反动派。这就是毛泽东死后这二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真理。

因为有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才在一个历史阶段里，在从遵义会议后到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前这个时间段里，从胜利走向胜利，才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才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无比热爱与信赖，才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列主义政党。

面对这样铁定的历史事实，得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结论，不是很自然的事吗？难道还能得出任何其它的结论吗？”

第二段话：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面对蒋介石政府背叛革命、背叛工农、屠杀革命者的反革命行为，曾总结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已经灭亡了”。 现在， 中国人民面对中国共产党当前腐败和反人民的现状， 也完全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毛泽东亲手缔造和领导的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也已经灭亡了。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 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派。”

2003年 12月


102) 师东兵著《短暂的春秋》

师东兵著《短暂的春秋》上网的话

来自 中国文革研究网 www.wengewang.org

水陆洲

师东兵的《短暂的春秋》，一九九七年由北京红旗出版社出版。当时，在图书馆借阅过一次，以后再也找不着了。今年，承蒙一位网友，把他收藏的这本书，扫描以后发给我。也许还有其他网友也想看看这本书，我就不揣冒昧地把这本书发到主人公论坛，供网友们参考。《短暂的春秋》反映的是：华国锋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上台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到一九八0年十二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这一段短暂的、不到四年的历史过程。这四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过程，可以说得上是“翻天覆地”。这一段过程，也可以划分为几个小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七六年十月，华国锋在元老派的主导和推动下，采取非常措施，一举逮捕江张王姚，被元老派和新贵派联合推上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座位。第二阶段：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七年五月，在抓纲治国、主要敌人是“帮派体系”的口号下，元老派和新贵派之间，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恢复全部职务两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双方达成妥协：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为副主席。第三阶段：一九七七年六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元老派与新贵派之间，围绕着“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在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检讨“两个凡是”，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问题、彭德怀、陶铸、杨尚昆问题平反。第四阶段：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0年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央的政治思想主导权逐步完成由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标志着新贵派政治集团被瓦解，华国锋只剩下“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职务的空壳。第五阶段：一九八0年二月至一九八二年六月。

一九八0年九月十日，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议，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根本任务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政治局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从此时起华国锋实际已停职）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特别法庭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他为中央副主席。

《短暂的春秋》从中央机构中两派一消一长的角度，基本上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它在描写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告诉人们：“除了已逝世的毛泽东外，当今政治舞台上恐怕没人能真正成为邓小平、叶剑英这两个人的对手了。他们几乎把政治权谋炉火纯青地渗透到了一切地方，运用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举一动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而华国锋所处的地位则是：“中央军委的实权基本上全部控制到了叶剑英手中，甚至是压倒一切的，自己明显的是个空架子”，“那股力量实在大得可怕。几乎已成定局了，没有什么再多加讨论的余地了”。邓小平等人怎样运用政治权谋打败对手，华国锋一派又怎样木然相对，在这本书中都不乏精彩的刻画。我们可以同意本书出版前言对本书的这样评价：“不管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何，不管读者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怎样，只要读了这部书，都会认为作者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刻划是严肃的、认真的。作者不以个人的好恶而任意编造情节和歪曲历史，而力图沿着历史人物的本来性格和事实框架，真实地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所以书中的人物看上去都是他们政治生活的照搬。”当然，至于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正如本书的出版前言所指出的：“读者在作品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短暂的春秋》叙述的这一历史活动中，人们看不见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活动，特别是它们中的先进分子的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读这本书的时候，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一本纪实文学。历史的过程和人物的面貌是纪实的，但许多细节描写却是虚构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真真假假”吧。希望有人再写一本《不长的春秋》，反映胡耀邦、赵紫阳上台又下台的历史过程。其中一定也会有许多值得人们玩味的东西。

2005年12月7日初稿

纪念毛主席诞辰11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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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目录

一、英明领袖权集一身 “抓纲治国”实现四化———————1

二、深居简出小平养韬略 登门拜访耀邦得教益———————8

三、叶剑英审时度势 华国锋避实就虚———————————14

四、江女皇囚牢抗争 华国锋知难而退———————————21

五、耀邦兴奋高谈阔论 小平心急电话试探—————————28

六、华国锋初提两个凡是 叶剑英一语化解危机———————37

七、念紧箍邓小平沉思 批凡是大老粗上阵—————————45

八、叶帅稳坐钓鱼台 陈云萌生新意念———————————5l

九、王胡子会上开炮 汪东兴急谋对策———————————57

十、胡耀邦走马上任 两助手探望小平———————————65

十一、李先念舌战群儒 华国锋夜访旧居——————————72

十二、祝寿宴众老帅吟诗 晓利弊徐向前进言————————79

十三、发文件吴德急晤陈锡联 亲登门小平说服华国锋————85

十四、耀邦办案亲力亲为 小平出山有声有色————————90

十五、忆往昔永贵心有余悸 论古今小平语惊四座——————95

十六、华国锋指桑骂槐 邓小平妥协求生——————————104

十七、中南海汪东兴献计谋 十一大华国锋弹旧调——————lll

十八、议平反胡赵请教陈云 腰干硬华国锋宣布纪律—————120

十九、为陶铸昭雪小平送材料 怕大权旁落东兴出点子————129

二十、党校开会巧遇彭真 邓华争论真理标准————————135

二十一、杨尚昆上门申诉 汪东兴设宴款待—————————141

二十二、当领袖华国锋力不从心 追进度邓小平训斥吴德———146

二十三、邓小平运筹棋高一招 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154

二十四、为彭德怀翻案耀邦上书 劝华国锋明智剑英施压———165

二十五、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 众秀才修改批判文章—————179

二十六、韦国清明确表态 胡耀邦最后定稿—————————187

二十七、薄一波晚会受冷遇 叶剑英南粤晤黑帮—————-- -195

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 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204

二十九、汪东兴会上打招呼 邓小平婉拒再检查———————216

三十、 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 冷西养病决不改初衷—————229

三十一、身体不适华国锋住院 乘胜追击胡耀邦发威—————229

三十二、常委会矛盾难调和 捕战机陈云再出山———————238

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 天安门事件获平反———————247

三十四、中央会议形势逆转 常委表决再输一局———————257

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268

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 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278

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 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290

三十八、怀仁堂对阵永贵低头 中南海聚会国锋无言—————302

三十九、为少奇平反耀邦讲理 替错误辩护登奎词穷————--312

四十、邓小平组织写准则 众老人议论动手术—————------319

四十一、做说客黄克诚义正词严 恐下台陈永贵无计可藏———328

四十二、汪东兴深夜告状 陈锡联西山受审----———————341

四十三、常委会两派摊牌 华国锋见风转向—————————356

四十四、汪纪吴陈离开政治局、耀邦紫阳进入常委会—————355

四十五、徐向前巧妙避陷阱 邓小平果断除障碍—————----372

四十六、刘少奇平反获批准 凡是派下台成定局—————----380

四十七、华汪空谈误战机 众人议定换总理————————--390

四十八、少奇平反舆论先行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401

四十九、吴德离政坛清闲无聊 少奇追悼会庄严隆重————--410

五十、 起草决议邓小平讲党史 否定文革华国锋唱反调—----417

五十一、以退为进小平辞兼职 朝不保夕国锋让交椅———--—428

五十二、邓小平讲话锋芒毕露 赵紫阳登台意气风发————--436

五十三、胡耀邦火力侦察，邓小平部署总攻————————--445

五十四、人大会通过决议案 聂荣臻病中吐心声——————--455

五十五、政治局开生活会 华国锋成众矢的————————--460

五十六、群情激愤深揭猛批 英明领袖名誉扫地—————----470

五十七、众元老考虑接班人 胡耀邦准备再亮相——————--479

五十八、会议续批华国锋 法庭审判四人邦--———————--488

五十九、华国锋被迫辞宝座 胡耀邦升任党主席——————--496

六十、 华国锋称病足不出户 邓小平探访亮出王牌————--506

六十一、小平斗智破幻想 六中全会定乾坤————————--515

六十二、十二大翻开新的一页 华国锋退出政治舞台———--—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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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出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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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出版前言

用作家的笔再现风云时代

华国锋下台，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头戴“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三大桂冠，集党、政、军重权于一身，成为中共历史上仅有的所谓“英明领袖”，其权势和威风显赫一时。自诩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华国锋，一上台就高举“两个凡是”的大旗，继续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圾专政下继续革命”，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处处设禁区，大搞“洋冒进”，妄图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系统的不得人心的“左”的思想和错误引起了新的混乱，也遭到党中央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于是乎，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迷惘和希望又再一次涌上国内有识之士的心头。历史需要英雄，历史造就英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有识之士的眼睛始终盯着邓小平，把他当作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

邓小平，这个几遭磨难的政治家，在遭受到“天安门事件”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连串重大打击下，能否东山再起?能否扭转乾坤?他的命运，牵动着亿万人心! 《短暂的春秋》以大量翔实的史实为依据，用艺术的语言和文学塑造的笔锋，真实而生动的再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从上台到下台这段近五个舂秋的历史进程，将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等一大批中共高层人物刻划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人们从这部作品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和感受到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艰难的抗争中如何忍辱负重，如何巧妙部署政治决战；如何团结和组织以老一辈革命家为一体的主攻力量和队伍，冒着罕见的压力和风险，非常稳妥，非常得体、非常精确、非常得人心的战胜了以华国锋为首“凡是派”的阻挠、拖延和反扑，赢得了这场历史性大较量的胜利。在这部作品中读者不仅可以一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共老革命家的机智、气魄和手段，也可以体验到以华国锋为首的一批既得利益者在这场搏斗中的迟钝、失算和无奈。这种差异，不仅从双方的语言和性格中可以感觉到，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的行为演绎的历史步伐中深刻地体现着。正因如此，《短暂的春秋》才有了它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本书作者师东兵先生是知名的纪实文学作家，他以擅长写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的作品而赢得了大批读者。本书也保持了他的这种创作风格，师东兵先生在谈到他的作品时不止一次地强调：“我是一名作家；是以之艺术形象来塑造历史人物和描写重大事件的，这就决定了我不能像写教科书那样去写历史，我的作品毕竟是文学。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作家，我又必须对历史负责，我的作品要能经得住时代和事实的检验。”这段话，可以作为他的文学创作观来看待，也是他这部作品的写作宗旨。作者正是抱着这一信念，用自己的笔再现了风云时代。不管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何，不管读者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怎样，只要读了这部书，都会认为作者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刻划是严肃的、认真的。作者不以个人的好恶而任意编造情节和歪曲历史，而力图沿着历史人物的本来性格和事实框架，真实地揭示事件的来龙去脉，所以书中的人物看上去都是他们政治生活的照搬。作为纪实文学，如果不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及史料进行艺术概括和精心提炼，不对生活的原型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再创作，人们看到的只能是拉拉杂杂的一大堆记载和难以理清的文字。作者在创作本书时，以敏锐的眼光和求实的精神，对一大堆真假混淆的原始材料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和考证，从而纠正了一些包括当事人的回忆录在内所作出的错误记录或描写。因此，我们相信这部作品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能打动人心并经得起时间的验证。只要不怀偏见，读者都会被书中邓小平等一批老政治家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所折服。作为纠正历史性错误的一代英豪，邓小平及其战友们的功绩，真可以与日月同辉。当然，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还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邓小平将作为一代伟人载入史册，已是不争的事实。如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的功绩不会被抹煞-样。仅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愿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任何人。读者在作品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和读者都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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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明领袖权集一身 抓纲治国实现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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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1）

一、英明领袖权集一身 抓纲治国实现四化

华国锋透过座车的茶色玻璃看到沿街的建筑或墙璧上。到处悬挂张贴着欢庆粉碎“四人帮”及拥护自己荣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巨幅际语，真是高兴极了!海水般湛蓝的天空上，浮出几缕白云在悠闲地飘荡，天高气爽，风清云淡，红旗飞扬，歌声嘹亮。他，果然胜利了!这胜利来得那么快，那么出乎意料，以至没放一枪一炮，没流一滴血，没死一个人，就翻天覆地进行了一场大革命，被人们称作“十月的胜利”。是啊，对手们太狂妄，太骄傲，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打击到了他们跟前，他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束手被擒，全部落网，连点反抗的壮举都没有。在上海的那几个人还想武装举事，怎奈经不起强大的武装包围和政治攻势，没几天就自动瓦解，这真是天意啊！想到这里，华国锋才徐徐吐出一口气，久悬空中的心终于放踏实了。情不自禁地自语道“中国人民，太好了！”对华国锋来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从晚上十时半至第二天凌晨六点的政活局紧急会议。

那是他下令逮浦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追随者以后的第一个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和他本人共十一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叶剑英的提议，由他出任那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这意味着，他是集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为一身啊!

（短暂的春秋2）

当时，他曾谦让，说“还是剑英同志挂帅好。”

叶剑英连连摆手：“不，你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是我们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我们拥护你！”

其他九位政治局委员也连声说“好”，一致鼓掌通过，会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又给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打电话通告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完全赞成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这下，他才觉得眼前大放光明，一个过去从没有敢想而现在辉煌的现实突然而至，这难道纯属偶然吗?多少权倾朝野的庞然大物，为了这把金光灿烂的交椅，斗得头破血流，折戟沉沙，戴锁上铐，一个个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押入囚房，面壁铁窗；而唯有他，得来全不费功夫，一夜之间，就成了举国上下的英明领袖。哦，东风吹拂，阳光普照，明媚秀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开始进入了鲜花盛放的华国锋时代了!头裹白毛巾，身穿白布夹袄的陈永贵来到他家，头一句话就说：“华主席，你可给咱山西露了脸啦，以今往后，山西要大干快上，彻底改变旧面貌了。这是山西人民的福份啊!”华国锋就像喝了几盅酒似的，兴奋得眉开眼笑，脸色通红：“老陈，不能这么说，咱不能光看到山西，要看到全国呀。咱们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寨一样的面貌，这才是咱们的奋斗目标。” 陈永贵黑红的脸膛，像秋日在铁塔上的反射，他连连点头：“还是毛主席看的远，这下毛主席九泉之下，也该放心了。”

提起毛泽东，华国锋的脸色微微一变，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到墙壁上挂着的那幅照片上，那是毛泽东晚年和他握手的一张珍贵照片、为数不多的历史留念。毛泽东苍老的面容显出秋凉之色，凝视着留着小平头的华国锋正想说什么，满腹的心思从那眼神中隐隐微露出来。这张照片，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那是他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重要象征呀!

（短暂的春秋3）

此时此刻的中国，不借助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你什么事也休想干成！

他这所以成功，既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盖世奇功。也非具备某些非凡本领，他全凭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这几乎是从上到下人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当他看到毛泽东的照片时，又想起还躺在水晶棺里日夜严密保护着的遗体，感情复杂地对陈永贵说；“我们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在天之灵，一定要世世代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话说到了陈永贵的心坎里，马上红了眼：“唉，毛主席就是这么说走就走了，什么也没带走。老人家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操劳一辈子，临死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部是公家的，俺每想到这一点，心里……”“别说了，咱们不是要给他老人家修个纪念堂吗？华国锋说：“纪念堂要修的排排场场的，让子子孙孙都记得我们干的这件事。”

跟所有口口声声忠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一样，在广庭大众面前华国锋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艰苦朴索的形象，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面庞上有一双慈善家的眼睛，说起活来不紧不慢，流露出浓厚的山西口音。中共中央的最高层，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需要深思熟虑，小心翼翼，得反复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就属于这样的类型。有些反对派对他的历史虽然疑团丛生，但他的档案和经历记载里却非常清白；他是一个处处事事按毛泽东和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岁月里他也没受什么冲击，始终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令行事。他能够顺利得手而又让同事摸不透是怎么得手的，这使他的那些同时代经历的同事们佩服得连连称奇，因而，他们此刻甘心听他调遣，拥戴他为英明领袖。就是那些军界的老将帅们，此时对他也敬畏三分。华国锋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同年，今年正好五十五岁。他的出

（短暂的春秋4）

生地在有着传奇色彩的吕粱山下、汾河谷地的小村庄——山西交城县杜家庄村。

陈永贵对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他知道华国锋并不姓华，而姓苏，他本来的名字叫苏铸。他十七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十九岁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二十八岁时随军南下到了湖南湘阴，担任了该县县委书已，一直在湖南工作了十五个年头。一九七四年调中央工作时他还对陈永贵说：“老陈，今后还得靠你多指导、多帮助呢。咱们都是山西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见到主席，多说咱几句好话。出外还是老乡亲哇。”仪仅两年，华国锋一升再升，登上了足以号令天下的最高领袖、最高统帅的位置。

前几天，大寨大队的社员代表来北京看望陈永贵。对他说：“华主席是真龙天子呀！”

陈永贵连连摆手：“别瞎说，别瞎说。”

那个社员有板有眼地说：“真的，现在交城县、吕梁山周围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说得人们没有不信的。”

“什么事？你也讲讲。”陈永贵也感兴趣了。

“人家说还是五六十年前，有个会算命看病的麻大夫来到交城县村庄，突然围着一户姓苏的门院转了好儿圈，对周围的人们拍着大腿叫唤：‘了不得！了不得哇！’人们纷纷围上来，让他说明到底是什么了不得。那个麻大夫摇头晃脑，口里咕咕囊囊就是不明说。直到这家门庭出来个老汉，把麻大夫请到家里吃了个酒足饭饱后，那个麻大夫才开口道：‘恭喜你呀老寿星，你知道不知道东汾阳村先前出过皇后?’姓苏的老头连忙点头：‘知道，知道’。那个麻大夫这时才伸过脑袋，嘴贴住老人的耳朵说：‘你家风水好呀，你这院子里以后要出贵人，出真龙天子呀！’这话一隔五、六十年过去了，麻大夫的话今年才得实现。你知道那个苏家大院的老头儿是谁？就是咱华主席的爷爷

（短暂的春秋5）

陈永贵听完才端起中央领导的架子说：“咱不信那些迷信，咱只承认华主席是咱们的英明领袖。”

“老陈，你也不能不信命。”那位社员从小和陈永贵一起种庄稼，彼此熟得啥话也敢说，他又给陈永贵说了一段故事：“打鬼子那年的某天傍晚，华政委带领武工队正要路过一条小河。因为几天连阴，河水暴涨，行人多被隔阻。行人中有一个算卦的瞎老汉。武工队员都来帮助群众过河，华国锋背起的就是那个瞎子，他刚把瞎老汉背起来，瞎子就在背上苦苦哀求：‘放下我吧，放下我吧！’没办法，华主席只好从背上放下他，而扶着他过了河。事后，人们都问瞎老汉：‘你为什么不让华政委背你过河？’瞎老汉说；‘我怎敢啊!那人一背我，我就觉得不对劲儿，用手一摸那人脊背，天老爷，人家都是龙骨，人家是真龙天子呀！’你不要不相信，现在这瞎老汉还活着！咱们的许多人还见过他。”陈永贵昕完那人讲的故事，板起面孔说：“不管人怎么说，咱还是少说。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从大寨人嘴里说出来，总不大好。”不过他说完不久，又像自言自语又像对那社员说：“不过，老古人们传下来的话也不能不信，你看华主席就是有贵人天相，长得像个菩萨一样，不然怎么能被毛主席看中？”故乡人说话嘻嘻哈哈，说完拉到。

但此刻，陈永贵又想起家乡人讲的故事，脱口而出：“华主席，咱吕梁山家乡的人都传说你是真龙天了。”接着把听来的故事又对他学说了一遍。华国锋先是一怔，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老陈，都什么年头了，你还信那些?那都是后人们瞎编出来的。我要是没有毛主席的培养，哪能当上党的主席。快别瞎听那些谣传了。还是想一想，怎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普及大寨县，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不实现农业机械化，中国的现代化只是一句空话。你说对不对？”

（短暂的春秋6）

陈永贵自从调到中央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他已成为公认的农业问题的专家。他依然穿着一身农民装，头发硬茬茬的，渗出了几缕白发。近～段来他脸庞消瘦，鼻粱笔直，像是用刀斧劈出来似的。但发紫的嘴唇经常讲着“以级斗争为纲”，强调“甩开膀子大干”，认为这是大寨经验的真谛。他讲起这些来总是威武而严峻，显得他非常精神并富有朝气。他闷呼呼地说：“我的意见，普及大寨县关键是抓好县委一班人，把大寨式的干部都调到各县去当一把手，准行!反正还是那句口号：踢开不干的，打掉捣乱的，提拔苦干的。”华国锋连声说好：“老陈，咱们今年就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狠抓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大寨经验普及开来。”

正说着，秘书进来禀报说：“汪东兴同志来了。”

华国锋连忙站起来，亲自迎出去，拉住汪东兴的手说：“我正好和陈永贵同志商量农业问题，你来正好。咱们一块议议这件事。”

汪东兴自从参与决策十月六日逮捕那四个人的行动以后，华国锋把他看作了功勋之臣，什么重大事情都要找他商量，成了他半刻也离不了的得力助手。他问：“江青有什么表现吗？”汪东兴轻蔑地说“那妖婆子至今不老实，绝了几天食后也开始吃饭了。狂妄地要求和你谈话，要和你辩论问题，还提出要见群众。”

华国锋的眉头皱起来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咎由自取。毛主席生前就预见到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当时为了主席的健康，同志们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谁知她不识抬举，竟然反到我头上来了。”汪东兴说：“我给看管‘四人帮’的警卫部队安排下去了，不要理她!看她怎么办!”说完，他又打开皮包，掏出笔记本说：“还有件重要的事也需你拍板，说是邓小平的事。”

（短暂的春秋7）

华国锋毫不迟疑地说：“邓小平，不要理睬他。他给我也写过信，对我们粉碎‘四人帮’表示祝贺，另一个想和我及中央负责人谈一谈。有什么好谈的?我们反‘四人帮’和他又不一样，他是反对毛主席而不仅仅是反‘四人帮’。邓小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死敌，他搞的右倾翻案那一套很不得人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在政治战线上，我们要采取两手抓的态度，一手抓揭批‘四人帮’，另一手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个方向不能动摇。”汪东兴眉头抖动着朝华国锋一笑：“我们完全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个意见。为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偏离这个纲，就是背叛。”“只有抓住这个纲，才能治理好一切工作。”陈永贵说。

华国锋脸上也露出笑容：“对呀，这就是抓纲治国。邓小平和‘四人帮’，他们各有各的帐，都不是些好东西。都要批。”

汪东兴说：“上次开会时李先念说，邓小平反‘四人帮’最早，最早能怎样?最早能粉碎‘四人帮’?还是没本事嘛。要不是我们华主席，中国还是在‘四人帮’手里攥着吗?邓小平没多大水平，只不过是有点小小的经验罢了。毛主席当初也只是用他而不信任他。主席真正信任的就是你华主席。跟我说过不下三、四次，说你是老实人，还说山西人厚道。” 华国锋拍着陈永贵的肩膀说：“我们山西人不但厚道，而且还能吃苦呢!”

现在华国锋讲话已毫不忌讳什么了，他完全可以畅所欲言，说他心里要说的任何话了。政治家一旦登上权力的高峰，都会有一种如鸟出笼的感觉。他们展翅高飞，很想成就一番事业，到他们想去的那个天地遨游一番呢。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及他们的问题通知全党各级组织。二十一日，北京市一百五十

（短暂的春秋8）

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全国二十几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也奉命举行庆祝活动。同时，中共中央还成立了“四人帮”专案组，由华国锋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组成。

从十月二十九日起，《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接二连三的发表了《华主席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华主席的英明领导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宣传这样的基调：“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我们的好领袖、好统帅。我们一定要像热爱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华国锋对此很感欣慰。看来谁到了这个位置上，谁也要受此殊荣啊！他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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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居简出小平养韬略 登门拜访耀邦得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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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8）

二、深居简出小平养韬略 登门拜访耀邦得教益

邓小平不动声地看完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的电视录相，仔细地听了华国锋反复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揭批“四人帮”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结合起来的讲话，心里暗暗好笑。

（短暂的春秋9）

他最初听到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抓起来的消息后，又惊又喜，眼睛腾地一亮，近～个月来一直愁眉不展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虽然不说话，笑容却可以掬上几大把。自从毛主席逝世，他就担心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铤而走险，采取血腥镇压的措施，那中国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华国锋、叶剑英先下手为强，一举粉碎了他们的的布署。他大为解恨地骂道：“江青呀江青，我料定你成了他们的囚徒，你并不是凭着你的本事掌权，而是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在今日之中国企图得逞，真是瞎了眼睛！”邓小平同江青、张春桥之间，存在着永远也调和不了的深仇大恨。华国锋、叶剑英的举动，无疑替他报了仇，雪了恨，何况他已从叶剑英那里得到暗示，王震等人给他报来了不少消息，王震说：“现在我们头上的泰山没有了，政治局里那几个捣蛋的拦路虎也清除了，中国要想搞好，小平啊，关键是你要站出来。”“可有人不那么高兴啊。”

“中国内部的关系是无形的、微妙的，凭你的机智，难道还战胜不了他。”．

“做这个工怍，还需要叶帅亲自出马哟。”

“叶帅那边，我包了！”

邓小平身上一阵轻松。他知道，无论办什么事，都有从种子、发芽到结果，离不开辛勤劳动，智慧的启迪和同事们的帮助与培育。

其实他是非常聪明的。刚刚逮捕了江青等人，他就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坚决拥戴华国锋作党的主席，认为这是众望所归。他也坚决拥护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壮举”，称赞这是“大得党心和民心的革命”。他公开表示，自己的身体还好，请求能给予一定的工作，以便更好地为党为人民继续出力。邓小平的这封信，华国锋不屑一顾。

（短暂的春秋10）

邓小平微微一笑，并不介意和灰心。他懂得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类的事情。他见得太多了，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风雨雨，这点冷遇又算什么!

北京的十一月下旬，已是初冬季节，西北风呜呜地吼叫着，倒像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拼命地摇撼大树，细密的雪花随着北风接踵而来，飞沙似的飘落着，不大一会就使房屋、道路和树丛都披上了一层细细的纱袍。邓小平站在内廊里，有滋有味地作了一个深呼吸，好像置身于那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胜景中。他几乎没写过什么吟颂梅、松、雪、冰之类的诗词，但很赞美那种耐寒傲雪的旺盛的生命力，他愿自己就像古今诗家笔下的苍松古柏，凌寒怒放。但是，你若把他当作那种孤芳自赏，不思通达的革命家那就错了!他，识时务，通机变，能屈伸，敢冒险：他的性格里，揉和着中国共产党几位最著名的缔造者的风骨，吸取了他们各自的经验及长处，加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个性。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大国里，主宰它的领袖如果没有铁的手腕和灵活的头脑，是难控制住局面的。当天晚上八点多，一辆普通的上海轿车开到了他的门口，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材精瘦，脸盘稍圆的小老头。他也是小平头，为了避嫌戴着一个大口罩。门铃一按，里面的警卫就像得到了暗示，马上放他进去。他拍打了两下军大衣，进了客厅。邓小平从沙发上站起来，亲热地和他打招呼：“耀邦同志，形势怎么样啊?底下的同志们有什么反映?”

胡耀邦搓了搓手，接着又揉脸，大声说：“形势就是春天，但是还有一股小寒风，底下的呼声很强烈，头一个就是要求你二次出山，重新工作。” “恐怕不那不容易啊!”

胡耀邦爽朗地说：“总比没粉碎‘四人帮’时容易些吧，谁不知

（短暂的春秋11）

你和‘四人帮’是死对头?打倒‘四人帮’的路线，这是很明白的现实问题，连三岁小孩子都懂得这个道理。”

胡耀邦性格开朗，说话干脆，办事利落。也许正因如此，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他，就被打成刘、邓路线的代理人，遭到无情的批判。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他和邓小平等老干部一道站了出来，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职务。一九七五年他响应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方针，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点问题》的汇报提纲，提出了在科技战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几条措施，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于是，毛泽东再一次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粱风”的斗争后，他的汇报提纲也成了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命运把他们紧紧的连在一起，使他们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铁关系。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今年六十一岁，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奋读书，成为佼佼者。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他也投入到斗争的潮流里，于一九二九年冬秘密加入共青团，一九三0年五月，中央红军开进浏阳县城，正在县城中学读书的胡耀邦接受派遣，回乡担任乡团支部书记、团区委委员，不久被调到少共汀东南特委担任特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到瑞金，在少共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八月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九月转为中共党员。转党后调到少共中央局担任秘书长。一九三四年十月，胡耀邦随中央红军一道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继续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六年一月，参加了红军东征，六月出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七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

（短暂的春秋12）

政委。他随后参与领导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一九四九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委员。一九五二年，他任团中央书记，以后又任第一书记。 凭心而论，他的这些经历，要比华国锋的资格老得多，且也有年富力强的岁月，所以他对华国锋目前的宣传压根儿看不惯。

“小平同志，你看出来了吗?我们党又在人为地造神了。说老实话，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一直到晚年才被人民尊敬到那个程度，情有可原。现在有些人根本不能和毛主席比，也要学毛主席的派头，要人们像尊敬毛主席那样来尊敬他，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胡耀邦的话讲得有分寸，目的只是试探一下邓小平的态度，他看见邓小平只是笑了笑，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神色便有了底，继续说：“现在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党中央应该从上到下有个崭新的变化，更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天价斗斗斗、批批批，弄得人心惶惶，个个自危，这样下去国家何时才能建设好?我和一些科学家好好研究了一些问题，我们国家的科学已经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起码二十年。”邓小平动容了，他的眼皮跳了跳说；“你没有看到吗?我们的英明领袖还要继续批邓嘛，还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呀。也就是说，我们的帐人家还要算，还没有完。”“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了!”

邓小平站了起来，接过卓琳送来的茶水，亲自放在胡耀邦面前的茶几上。幽默地问：“抓擒江青后，你喝酒了吗?”

“喝了，喝的是茅台。”

“今晚上想不想再喝点？”

“没有高兴的事，一喝就醉。”

（短暂的春秋13）

“这点你就不如我喽。”邓小平哈哈地笑道，“不能有好事才喝酒，没好事就不喝了。应该经常适量地喝点酒。也别说现在形势就不那么好，我们还是打过点交道的。他，没多少主见。剑英同志说他老实，我看也有那么一点。”“你别被假象迷惑啊！”

“迷惑？”邓小平笑了。“聪明的人再喝酒也不会醉，就像打桥牌那样，我一边喝酒一边出牌，照样赢！”

这两句话说的那么自信，完全有一副大战略家的风度。胡耀邦被他的气质折服了，心悦城服地说：“今天我来，一是看望你，二是想告诉你，同志们都盼你能站出来重新工作。中国没有你不行啊!就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才城恳地对你讲这番话的。”“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邓小平说，“我也给华国锋同志写过信，我今年七十二岁，比你整整大十一岁，还可以继续工作几年。我试图和他谈一谈，但没得到响应。看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呀。如果方便的话，你也可以给一些同志做点工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现在尤其需要多讲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四人帮’，你不要看到‘四人帮’垮台了，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那个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并没有消灭。如果不下决心消灭掉，迟早是一大祸害。要跟大家讲这个道理。”胡耀邦很受启发，说：“小平同志，还是你看得远啊！”

“不，事实明摆的。现在就应该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共同对付我们最主要的敌人。”邓小平说，“敌人就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胡耀邦这时才恍然大悟，激动地说：“小平同志，今天教益非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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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剑英审对度势 华国锋避实就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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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14）

三、叶剑英审对度势 华国锋避实就虚

年近八十岁的叶剑英离开西山，又回到城里他的老居处，问候和祝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忙得几个秘书团团转。而他，也只是在忙了一天安静下来的时候，才顾得上听取有关这方面的内容的汇报。国内国外一大堆问题摆在他们面前，需要他们很快决断。

叶剑英换下军装，穿上灰色中山装，搔了搔银白色的头发，很有一种文人儒将的风度。这一段来，他和华国锋配合得很好，华国锋很尊重他。无论华国锋决定的什么事情总要先和他商量，特别是在部队的人事安排上，华国锋和军界的领导人不熟悉，对军队的问题也了解甚少，所以基本上是由他说了算。 “叶帅，现在是百废待兴。我看最主要的是抓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济，另一个是军队建设。前者由我和先念、吴德、登奎他们亲自抓。部队建设就靠您老人家多费心了。”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后亲口对他说。叶剑英欣然点首：“现在我可以多操点心，将来还得你全盘考虑。你是军委主席嘛，不亲自抓部队建设不行啊！将来这个摊子都是你的。”

“你得多帮助我，我慢慢接这一摊子。”

叶剑英也看得出来，华国锋其实是很想抓军权的，只是碍于自己健在，他不大好意思罢了。

有些话语，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无动于衷，仿佛根本不知道似的。

（短暂的春秋15）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的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召开，吴德作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报告，当有人问到粉碎“四人帮”中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吴德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问，当然是英明领袖华主席。除了华主席外，谁也没这个权力，谁也没这个胆略。像郭沫若同志填写的诗词那样：‘接班人是俊杰，继承遗志果断，功绩何辉煌’。这个功劳，谁也夺不走!”又有人问道：“天安门事件是否可以平反？”吴德说：“今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是党内不肯改悔走资派邓小平一手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这个性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正像‘四人帮’这个称号也是毛主席给他们起的一样，怎么能够平反呢?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就意味着让邓小平翻案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当王震把些情况讲给叶剑英听时，叶剑英对此已经考虑了好几天：如何讲述这件事？一些话该怎么说？他对王震说：“目前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外面包括国内都有人说我们是右派政变，马上提出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同志复出．似乎太急了点。这里有个转变感情的问题嘛，得慢慢来。” 王震说：“总不能再等几年吧，小平同志还能再干几年?现在是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中青年干部都受‘四人帮’的流毒极深，我认为得靠我们这些老家伙。老干部都受‘四人帮’迫害多年，对那帮极左派深恶痛绝，他们是最为可以信赖的力量。” “胡子，你的有些话我赞成，有些话也欠考虑。”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此必须肯定的。在这场运动中受过冲击的同志，还是应该正确对待啊!”王震一听这些话愣了。他这才知道，要完成中国历史性的转变，不单单是像华国锋、吴德这类人需要转变立场，转变思想感情，就是像叶剑英这些在他们心目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也需

（短暂的春秋16）

要转变认识呀！这里，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要有更为艰巨的思想斗争，这时，他的心渐渐的沉重了。

当然，他不知道叶剑英也有他自己的苦衷。

他们逮捕江青、张春挢等人的两天后，中央政治局再一次开会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毛泽东建立纪念堂，同时作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会后，他提议再一次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他、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等人站在那位永远睡着了的老人面前，热泪盈眶。叶剑英举起拳头，泣不成声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叶剑英自从跟着你革命以来，没有作一件对不住您的事，我对天盟誓，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教诲和关心，我永远要高举您的旗帜，把您开创的革命事业继续坚持下去，革命到底!谁要背叛你的伟大思想和革命路线，我们就和他斗争到底!”这些话泣恸山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哭了，哭得那么伤心。

对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叶剑英曾反复学习，认真领会，并对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这些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样渗透在他十多年来的言行中。概括起来，这个理论共有六点精髓：

其一、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特别要求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其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

（短暂的春秋17）

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这条基本路线，必须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进行到底。 其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专政，使政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其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最危险的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把他们篡取的领导权夺过来，才能保证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其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不可能只进行一两次，而要进行多次。这样的革命要用人民民主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其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叶剑英在近十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有一个逐步认识，由开始的拥护到逐渐厌恶、反感、怀疑到仇恨，进而决心打倒他们的过程。但他也只是认为他们歪曲、篡改了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没有敢进一步认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有什么错误。更没想否定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现在让他在毛泽东逝世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改变毛泽东的成果，停止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进而纠正许多老同事认为是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他需要考虑，需要做很多的工

（短暂的春秋18）

工。

首先，政治局委员里就很难转变这个认识啊!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之前，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等人研究让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时，叶剑英曾很策略地提出可以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放低些，重点突出揭批“四人帮”，吴德马上说：“叶帅，批邓可是毛主席晚年的一个重大决策呀，这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的成果问题，不能马虎。为了不让社会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造谣惑众，我们应该把批邓的口号提得更响亮些!”汪东兴也说：“我也听到不少议论，好像邓小平如何如何有能力，我看他比起我们华主席来差远啦!他既然有那么大的能力还斗不过‘四人帮?还叫人家把他斗了个不亦乐乎?还是他不行!”陈锡联和颜悦色地说：“毛主席临终之前为什么发动这场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是担心他百年之后怕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才忍着病魔的折磨，下决心替我们除去这个隐患，这可是关系到能否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大事，我们还是要慎重。”陈永贵比他们谁都说的干脆：“说一千道一万，无论如何不能让邓小平再跳出来，他出来，全党全国都会认为我们是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穿着一条连裆裤，那我们可就丢尽人了!”当吴桂贤、纪登奎等人也接二连三地发表意见以后，一直沉稳地坐在那里听他们议论的李先念开了腔：“同志们，邓小平虽然后来犯了错误，但毛主席可是始终不主张开除他的党籍。为什么?以观后效嘛。这就是说，毛主席还是认为邓小平能够改正的，还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嘛。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打倒了小平，林彪一摔死，毛主席很快解放了邓小于同志，说他这人才难得，而且让他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们应该学习毛主席的胸怀，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一道工作，还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短暂的春秋19)

甚至是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主席的这个一贯的思想值得我们好好领会和学习啊！”。

虽然话的语气非常轻柔，大有语重心长的意味，但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来，这实际上是给华国锋出了一个很严肃而且必须正视的课题。

“不管怎么说，邓小平并没有一份像样的检查嘛。”陈永贵咕囊着说，“他连错都不认，我们怎么好向广大党员和群众交待?现在，还必须继续批邓，不然不能体现我们是在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一直在沉思。他已看出党内出现了为邓小平翻案的倾向，这股倾向的背后究竟有多大的势力他还不很清楚，但许多老干部都有这种情绪他是感觉到了。说心里话，他是不愿意为邓小平说话的，他知道一旦邓小平站出来直接威胁着自己的利益，而且自己改变毛主席的初衷，也影响自己的形象。现在是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的时刻，他需要思索的时问。他对众人说：“现在我们暂不考虑这些问题，先解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和继续揭批‘四人帮’的问题。” “华主席说的对!”叶剑英首先响应道，“对江青、张春桥的反革命能量，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江青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老婆，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把他的老婆抓起来了。这在感情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我们--定要向全党讲明，粉碎‘四人帮’，正是毛主席遗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临终前交给华主席的光荣任务。”“这个问题要讲具体事实，不然说服不了广大群众。”陈锡联说。

汪东兴从提包里掏出笔记本来绘声绘色地讲道：“毛主席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本身就是让华主席全权处理他身边的一切问题的遗嘱，这和过去的圣旨差不多。还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

（短暂的春秋20）

的反革命活动，严历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提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讲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毛泽东的这些话，在场的人大多都清楚，而且他们也清楚毛泽东整个话的前后意思及用心。但现在，彻底打垮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联盟后，他便成了公认的传达毛泽东生前讲话或指示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华国锋在汪东兴讲话时，频频点头：“东兴说的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就是我们彻底战胜‘四人帮’的最有力的武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尽管华国锋的一言一行，都套用和仿效着过去历次运动的行话，显得有点装腔作势、滑稽可笑，但叶剑英还是承认，在眼前的条件下也只得如此。否则，更会在此引起政治和思想上的混乱，关于让邓小平复出的提议，还是暂且放一放好。叶剑英一生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掌握政治上的“火候”，懂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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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提出，会收到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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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女皇囚牢抗争 华国锋知难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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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女皇囚牢抗争 华国锋知难而退

江青此刻已经冷静下来了。

她把这间只有几平方米的禁地打量了又打量，到底也猜不透这是哪里。开始她还试图打听，后来干脆不去想了。反正已经失去自由，就是知道自己关在哪里也于事无补，自己插翅也难逃出去，索性豁出去，看他们到底想把我怎样？于是，她也不绝食了，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其实，关她的地方是中央机关由过去的防空洞改装成的地下室。由于刚刚把他们抓起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个研究把他们四个人分别关在几个地下室里，对外严加保密，四处都有重兵把守。江青喊了几年“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的口号，其实她压根就没有想到她还会经历这样的场面，今天她终于尝到了铁窗的滋味。被捕后的头一月里，她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小声嘟囊，好像有千万只冤魂的利爪要撕碎了她，她脸色苍白，大汗如雨，几次抓住床褥爬起来，双手痉挛，太声喊叫。现在只有恶梦时常陪伴于她了。但是，当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又端起了架子，忽而声色俱厉，忽而放声痛哭，忽而破口大骂，忽而娓娓辩解。

“你们这不是审查我，而是法西斯绑架！你们把我从中南海绑

（短暂的春秋22）

架到这里，重重地扔在地板上，整整几个小时都没人理我，六个小时啊！”江青鼓着腮帮子，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你们知道你们干的事是什么性质吗？是反革命政变！是右派政变！告诉我，是什么人让你们这样干的？”专案组的那几名人员忍住好笑，把一大堆报纸扔到她面前，那上面都是全国各地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的报道。还有各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文章、消息及他们的罪行。江青瞪着血冲红了的眼珠子，轻蔑地翻弄了几下那叠报纸，本想显示一下临危不惧的沉着和力量，但那双不争气的手总颤抖，终于她忍不住了：“这是诬陷！这是诽谤！这一切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骗局，我一概不承认!” “你不听毛主席的话，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运动、另搞一套，妄图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这里有大量的证据和事实，你能赖掉吗？”“哎哎”江青装腔作势地站起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怎么样？”

“我们奉党中央的指示审查你，中央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交待问题，检查你的错误，接受组织对你的审查。”

江青连声冷笑：“你们审查我?哼，根本没资格。你给华国锋、叶剑英捎信，让他们来跟我谈话。毛主席刚刚逝世，尸骨未寒，他们就对我下如此毒手，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主席在世的时候，他口口声声忠于毛主席，还当面向我保证，一定要听我的话。现在怎么样？露了两面派的原形了吧！”“江青，你太放肆了!”专案组的大老王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猛地一拍，“你到现在还不思悔改，简直是自取灭亡。告诉你，现在不是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了，如不投降，等待着你的是无可挽回的失败。”

（短暂的春秋23）

江青觉得热血在她全身冲撞奔腾，胸脯急剧起伏着，恼恨、羞悔不打一处来。她把这个场合当作充分表现自已的一个机会，也拍着桌子咆哮起来：“我，作为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决不向你们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低头。我无条件执行的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党中央的决定，对你们这些党内走资派的所作所为，我就是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这些话，你们如实报告你们的主子去!”江青的态度把专案人员气的恨不得一枪毙了她，当他们站起向她逼近时，江青多少有点恐惧：“你，你们要干什么？我是一个病人，多年来一直害病，最怕受刺激。一被你们这巨大的声浪所震动，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点请你们谅解！”在囚牢里，江青的性格不断地重复闪现。就像所有的罪犯一样，畏惧和求生的欲望时时在绕着她的每时每刻，为此她心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她无论是用和蔼、从容的态度来对待看管她的士兵和干部也好，还是朝专案组的人冷言相讥、顶撞大骂也罢，都不能改变她的处境。“你们等着吧，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向你们清算这笔帐的。就算你们杀了我，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广大中国人民，你是杀不完、整不绝的。他们迟早要站出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你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这不过是斗争的延期而已。”她不断地这样讲，这无疑是挑战。

华国锋、叶剑英听取了专案人员的汇报后，更加意识到这场斗争不比以往，对手是毛泽东的妻子，她口口声声称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奉毛泽东和党中央之命行事的，令人难辨真假，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而从她被捕以来，一个字的检查都不写，反而跟一些看守人员说：从她的被捕更加感到了毛泽东的预言正确，还说自己觉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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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修正主义如此憎恨自己，正说明自己过去是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好像眼前这一幕，倒是她预料中的呢。

至于张春桥，他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好像变成了哑巴，在审讯人员面前，他显得面黄肌瘦且满不在乎。无论专案人员怎样问他，他都爱搭不理，一言不发。只有从他那双略微狭小的眼睛里，能够看出一道仇恨的、不甘心失败的目光。 只有王洪文从他曾不可一世的造反司令的气势垮了下来，整天愁眉不展，垂头丧气，原先的威风再也不见了。但他与姚文元都不交出他们背地里策划的具体阴谋事实，只是重复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老套子，也不能不说他们的手段有些高明，或者说是尔虞我诈吧！全国各地的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迅速展开，据汇报，各省各地各县甚至基层都揪出了他们的爪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暴红的造反派头头，都沾上了“和‘四人帮’有牵连”的腥味，大多列入了审查范围，人数已经超过十几万了。 叶剑英深知江青其人，凭借着她的独特优势和地位，她是绝不会低头认罪的，很有可能她要戴着她那花岗岩般的脑袋去见上帝。他说：“华主席，对江青不要抱任何幻想，相反，她倒心存种种幻想。我们只有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彻底清除，彻底砸烂，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他们的社会基础。在此问题上不能心慈手软。”他开玩笑地拍了拍华国锋的手说，“妇人之仁可不足取啊!”华国锋的脸微微一红，马上说：“我们决不施仁政，现在只有下最大的决心把他们彻底消灭了。我认为，我们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生死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叶剑英赞赏地点了点头，把他拉到另一个房间里，恳切地说：“你看到了吧?‘四人帮’张牙舞爪，不肯投降。在很长的一个历史

（短暂的春秋25）

阶段，我们同他们的斗争都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啊。最近，我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也是党的一条基本方针：毛主席一贯重视依靠谁、争取谁、分化利用谁，认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基于这点，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积因素，以便服从整个大局。” 华国锋听到这里，已经感觉到了什么。他照例和蔼地笑了笑，但显得有些勉强：“还是叶帅学毛著学得好，学到了根本上。”

叶剑英见时机已经成熟，一针见血地说：“既然‘四人帮’是我们当前最凶恶最主要的敌人，所以我们再不能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华国锋一怔：“不提合适吗？”

“我们要善于根据变化的阶级形势和阶级关系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四人帮’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将矛头对准了我，还有一大批老干部，严重地伤害了许多人的感情。我们继续按他们那一套办，势必会脱离这部分人！我们应该把这股力量团结起来，集中精力对付‘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华国锋的整个心弦为之一动。连叶剑英都这样讲，那再提反对的意见就不好了，很可能会伤感情。他毫不犹豫地说：“叶帅，我听你的。既然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人帮’，那我们就集中力量对付这个冤家，其他问题以后再讲。”华国锋不是傻瓜。叶剑英和他谈话的背后总意味着什么，他心里一清二楚。他现在势单力薄，粉碎“四人帮”后，所有人的面目都需要有识别的过程，只有像叶剑英这样的人，才是最可靠的同盟者。此刻，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他。。 翻开揭批“四人帮”的内部汇报材料，各地他们的党羽的叫嚣令他怵目惊心。 ’

上海王洪文的一个亲信说。“华国锋上台了，好日子也长不了，

（短暂的春秋26）

再过二十年还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同他们的斗争要持续很长的时间，现在需要我们养精蓄锐，争取先进行合法斗争。”

据山西的一个报告说，有两个县的县委已调动民兵，准备了枪支弹药，要成立游击队；上山打游击。

山东、四川、辽宁等地的“四人帮”党羽频繁的进行串连，密谋成立新的组织，各种推翻、攻击现政权的标语、传单不断出现。

这个善于动感情的山西汉子这时突然明白了，只要自己的地位不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的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就会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但局部的调整是必要的，比如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上，如果自己和叶剑英等人也发生尖锐的冲突，他一定也是很痛苦的。那自己呢?他感到了一种分歧将要出现在政治局内部，除非自己这一方作出巨大的让步。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至今咄咄逼人，发着可怕的叫嚣，他准备让步了。他再一次打开了有关江青在监内表现的汇报记录——

江青自以为自己还有一套足以制服她的对手的“法宝”，所以虽然身陷囹圄，虎威不倒。不时地在给她做工作，劝她写检查，以便向人民缴械投降的中央负责人面前口出狂言。 那天，汪东兴代表中央专案组找她谈话，没说几句，江青就蹦起来了：“你们在报上公布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你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什么时候批评过我?批评我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全歪曲了!请你转告华国锋，立即停止这种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不要在错误立场上走的太远，不要再演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了!” “江青，你太不自量力了!”汪东兴终于气的发火了，“你到了这种地步还用这种口气说话，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你向人民投降还能取得人民的一点谅解，争取党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这样顽固地对抗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 江青把身子往后一躺，眼睛微微一眯，到现在还不相信这话是

（短暂的春秋27）

从汪东兴的嘴里讲出来的。她怎么也不敢相信，像华国锋，汪东兴这些过去在她面前唯唯喏喏，连大气都不敢出的人竟会在她背后下如此毒手!不管她怎样看不起对面这几个对手，认为他们渺小也好，微不足道也好，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残酷的现实：她已经成了阶下囚，而她的对手却主宰着她的命运。那副居高临下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地位，本来是是属于她的。“你，汪东兴太忘恩负义！”江青的眼睛红了，泪水在她眼框里打转。“毛主席生前待你不薄，你为什么在他刚刚离去便对我采取突然袭击！”“道理很清楚，我们不对你采取措施，你就要对党采取行动，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倒行逆施，作了那么多的坏事，以至人民都对你恨之入骨，早想起来推翻你们了。你才对不起毛主席，给毛主席丢人呢!就是我们不起来逮捕你，广大人民群从也会起来造你的反！你至今执迷不悟，可见你要与人民为敌到底了！”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不听，我不听，你是无耻的叛徒，是毛主席的叛徒，我相信，革命人民终究会审判你们的。”

华国锋看到这些材料，立刻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旦这几个落水狗爬上岸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简直是不堪设想。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给他们坚决地回击。他想到这里，猛然提起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如果说“四人帮”真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是什么“造反派”、“革命左派”，那么：

为什么他们对给他们提意见的青年同志，那样不择手段地镇压和迫害呢？

为什么他们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子打死呢？

为什么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国内战，在工人阶级内部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痛苦呢？为什么他们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呢？

为什么他们依靠像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冢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为什么他们对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

（短暂的春秋28）

众，那样恣意践踏，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群众死活呢？

为什么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呢?

为什么他们打倒一切，根本否认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丑化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呢?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革命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华国锋一口气写了十二个问题，把能够使用的一切罪名和帽子统统给他们扣上了。这样他才觉得出了一口气。

他热爱欣赏这段文字，认为这段文字能够起到了“一石数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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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耀邦兴奋高谈阔论 小平心急电话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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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8）

五、 耀邦兴奋高谈阔论 小平心急电话试探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用华国锋的话来说：“这个会议是一个信号，也给小平送个信。”很多人不清楚他说这话的意思。只有叶剑英和少数政治局委员明白他说这番话的含义。

一年前的九月十五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毛泽东那时还在世，他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统统去参加会议，以示中央对农业问题的重视。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

（短暂的春秋29）

话，他肯定了大寨的根本经验是抓阶级斗争，提出要在一九八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他还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现代化，认为农业搞不好就要拉国家建没的后腿，主要落实农村干部政策，各方面都要加紧整顿。江青几次打断他的话，大讲评论《水浒》，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这也是江青特别仇恨邓小平的一个原因。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华国锋精心安排的一个措施，是他抓纲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召开的前五天，他指示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批准《通知》和征求意见会上。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他们都认为这个文件的规定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

华国锋没有感到任何不放心的因素。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对华国锋的赞扬和歌颂。他的家乡山西省早已将一首山西民歌重新填了词和《东方红》并列，那悠扬轻松的音调成为一位伟大人物出场的象征。所以，当陈永贵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华国锋的丰功伟绩，说“毛主席完全信任华主席，早在几十年前就对他进行培养，毛主席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时，全场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华圈锋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过：“报刊上是不是少宣传我一点，同样应该宣传一下叶帅。”

叶剑英连连摆手，“我老了，不要那么搞了。你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全党公认的英明领袖，而且毛主席为了树立你的威信，曾指示要宣传你，让全国人民逐渐认识你。所以宣传你完全应该。”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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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领导人说：“华主席才五十五、六，正当年，可以给我们赢得二、三十年的稳定。我们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吧!”

于是，华国锋再一次被罩上了神圣的光圈。

十二月二十五日，即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即将闭幕时，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身穿和毛泽东一样的灰制服，头上留起和毛泽东一样的背头，甚至步伐、手势也和毛泽东一模一样地来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讲话。这是一篇令世人注目的宣言。

他首先回顾了一九七六年的种种形势，用略含悲痛的音调说：“这一年，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党我军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在去年，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员长逝世。这样短的时里，有这样多原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确实给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悲痛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这一年，我国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每年总有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但是今年不仅一些地区旱、涝、低温、早霜等灾害相当严重，而且龙陵、唐山、松潘地区发生六次七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特别是唐山地震，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历史上少有的。……就在这样的时刻，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却丧心病狂，利用党和人民严重困难，妄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政治家们的嗅觉都是十分敏感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批邓另搞一套”这几个字。什么是“另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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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华国锋的“批邓”究竟要怎样搞?什么是本来意义上的“批邓” ?

在这篇讲话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类的话不见了，也不再提了。

这个信号，显然大大地鼓舞了那些长期受迫害，坐冷板凳的老干部们，也鼓舞了今年四月份参与“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受到审查以至抬不起头来的许多群众，一股股新的希望油然而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冰消雪融，大地解冻的开始，新的气息一天比一天浓郁了。邓小平的目光在刊登华国锋讲话的《人民日报》上停留了很久。他搜寻了好几遍，不错，除了那一处提到自己的名字外，洋洋万言讲话里再没有过去几个月讲烂了的那些词汇。也就是说，华国锋已经从他刚上台时发誓要坚守的立场上退却了。在政治的角逐中，只要对方的阵地有了裂缝，就不愁敲不开裂口，退却一步便是整个溃败的开始。邓小平把摊开的报纸往后一扒，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压根就没对华国锋发生过什么兴趣。他认为，华国锋还远远没有达到他们这一辈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就达到的水平!他充其量不过是靠“紧跟’’、“照办”成长起来的干部，连一个省的面貌还改变不了，岂能管理好一个大国!他还有点狂，又太嫩，没有真正经历过中国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所以必然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缺乏真正的理解。他在老干部中，在一批以冷静的目光观察今日之中国的新潮流年轻人中，都毫无根基。在中国，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资历，怎么能够压得住阵?就在这一连串的思考中，他也清醒地知道，尽管华国锋从根本上说不是领导中国继续前进的统帅，但他毕竟是一个过渡时期举足轻重的领导人，许多事情离了他，还真不行! 这就决定了他下一步采取的措施，必须谨慎又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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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的门开了一下，传来了胡耀邦的声音。这些天来，他和王震经常过来聊天，和家里的人都很熟悉了。每次他来看望，都要带来许多熟人和同事的问候，他也正是通过这些关心才使他不断得到安慰，心情始终舒畅着。 “小平，好消息!”胡耀邦激动起来，总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没有政治家持有的那种老成沉稳的风度，有时也给他增添了几分可爱之处。 “噢！”邓小平并不感到意外，他略含恢谐地说，“反正你每次来，都会带些好消息的。”

“我随时都要了解民意嘛。”胡耀邦说，“党内许多同志，包括北京市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在串连写信，要求党中央允许你复出，继续主持工作。这是一种时代的呼声，代表了民意哇。”“群众的呼声固然重要，但上面的斗争更是决定一切的。”邓小平将两手指中的香烟轻轻一掸，问道：“你没有去看望一下子陈云同志吗?他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见解可是非常尖锐，往往能够入木三分。”“看望过了，他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拨乱反正，恢复被极左路线颠倒了的是非。这个任务相当艰难，极重难返，非得像小平那样的人才能担当此任。”“他是这样说的?”

“是的。他说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找几位中央的负责人谈谈这件事。”

邓小平急忙摆手：“先不讲那么多，还是要分两步来走，步子迈得大了要把那个人吓住了。现在，他是要守旧。”

“守旧不符合民心。现在整整一代有思想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都对现状不满，他们对文革十年及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探索和研究，尽管有些认识是朦胧的，混乱的，但却是可贵的，传统的迷信时代正在裂缝，一种崭新的观点和思维正在出现。我觉得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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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大有希望的。”

胡耀邦这番话，在邓小平心里撞起了激动的火花。经历了风霜酷暑的打击，这位党的工作者情绪不仅没有消沉，反而更加朝气蓬勃，思维敏捷地接受新事物，使他对这位多年来一直从事青年工作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充满了好感，说：“好，看来你比我强，有魄力。将来你抓党的思想理沦建设，一定能搞的更好。”“我们的思想该彻底解放了。”

“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我们应该有这种勇气。”

胡耀邦显得更加激动了。他敬仰邓小平，就像敬仰一位良师益友。在他面前，什么样的心里话都可以讲，可以说，可以平等地商量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眼下谈虎色变的禁区啊。但是他听得很仔细，一点也没有非难的表示。“我认为，”胡耀邦说：“任何人的思想都会有不完善、不正确的地方，就是毛主席也不例外。我们过去始终不敢承认毛主席有错误，这本身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也是人，是伟大的人；但他的思想、他的理论，他的主张，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文革十年，特别是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们已经看到了毛主席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你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发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胡耀邦的这句话，立即和邓小平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但是他不动声色，只是缓缓地说：“耀邦同志，你的这种观点是可以继续探索的，但现在还不宜公布出来。要知道，‘四人帮’刚刚打倒,他们的帮派体系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大的能量。一种正确的主张如果不经过充分的思想准备或论证，也有可能会被邪恶扼杀在萌芽之中。就是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也是经过反复的斗争才成长、壮大、完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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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看到邓小平说话的时候，总是微蹙着眉头，不住地在思索。坐了一会，他问邓小平：“最近看什么书?”．

“《实践论》”邓小平说：“我也在仔细地研究毛泽东思想。”

说着，邓小平把他引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一进这个房间气氛就不一样了。

靠近门前摆一个桌子，上面铺着练毛笔的毡子，地下一个瓷瓶里塞满了不少写过字的宣纸。看得出来，在靠边站的日子里，他还是抽空看书练字的。其它靠近墙壁的书架上到处堆满了书，办公桌上压着的也是书。一套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摆在桌面上，靠近桌沿摆着近期的《人民日报》和大字版的《参考消息》。“马列主义的理论应该研究，但必须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邓小平说：“马列主义如果不和当前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就会远水不解近渴。”“当前的中心任务……”

“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邓小平的语调非常严肃。“我和剑英、先念同志打过招呼，现在如果不乘势追击，把‘四人帮’的余党和帮派骨干一网打尽，我们就会犯‘放虎归山’的错误，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大学大寨会议中不再喊批邓，是个良好的开端，他的这篇讲话我最欣赏的只有一段。”“就是揭批‘四人帮’搞好清查这一段。”胡耀邦拿起报纸，指着其中的一段说：“这几句话写的还是有水平的。”说着便念了起来：“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严格分清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我们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对跟‘四人帮’犯了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在他们当中，参与‘四人帮’阴谋活动的，还有浅有深，无论是浅是深，只要把参与阴谋的那一套向党向人民讲清楚，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我们就欢迎。打击面要缩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改悔的死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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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他念完，邓小平就摇头：“我说的不是这段。这些政策，我们党历来在路线斗争中对犯了错误的人都是这么规定的。没什么新鲜东西。就这篇讲话稿，我也断定不是他写的，他写不出来。在这方面，他没有毛主席那两下子。”邓小平接过报纸亲自念了起来：“‘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任意践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许多正确的东西被他们说成错误的，许多错误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是正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他放下报纸，走到书架前，用手抚摸着那厚厚的一摞子书说：“讲了半天，就这几段还说到了点子上。”“那帮派体系的清查……”

“不仅是对‘四人帮’的派系头头要清查，而且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靠打砸抢起家的所有人都要进行清理，尤其不能把那些人放在各级领导班子的岗位上。”邓小平坚定地说：“不然‘四人帮’随时都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不过，这是下一步或以后的事，现在同样没到解决问题的时候。”胡耀邦肃然起敬，邓小平确实有雄才大略，满腹经论，不然怎么会在党中央一干二十多年，虽然屡经挫折却都能东山再起。他坚信邓小平的再次出山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为期不会很远。送走胡耀邦后，时间已经很晚了。邓小平散步到街头，沿街望去，清一色的灯光明晃晃的，像天上的星星映照到人间，照得人们心情舒畅起来。回到家里，他还是毫无倦意。他想起了叶剑英告诉他的那个电话号码，抓起机子话筒，试着拨起来· “喂，您是哪一位?”听筒里传来已被人们日渐熟悉的山西口音。

邓小平没想到这一回他会亲自接电话，忙说：“华主席，你好啊!这么晚了还打扰你，我是邓小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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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小平同志，身体怎么样?你要多加保重。早就该看望你，一直顾不上。”。

“谢谢华主席，我的身体很好，前几天医生还全面检查了一遍。什么毛病也没有。”

“那就好，那就好！”

“我正学习您在笫二次全国农业学大会议上的讲活呢。这个讲话水平很高，是一个重婴的马克思主义文件。尤其是对‘四人帮’的批驳，真是气壮山河!”邓小平说：“华主席，我衷心地拥护您，愿意在您的领导下，趁我有生之年再为党作点工作，协助您办点事啊。”“小平同志，你的信和要求我都看了。过一段我会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的。现在你要保重身体，好好休息休息。”

“坐不住喽。”邓小平说，“现在形势这么好，正是心情舒畅为党大干的时候，我怎么还能坐得住呢!请华主席放心，我会很好地拥护你的领导，干些我力所能及的事的。”很长时间华国锋那边没有声音。

邓小平又等了一会，才说：“时问不早了，请华主席休息吧。”然后放下电话。

密密的星星眨着眼睛，也像怕冷似的微微抖动。天上的银河缓慢地流动着，北斗星的勺子把儿似乎也移动了位置。大自然的万物都在静悄悄地变化着。变，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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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国锋初提“两个凡是” 叶剑英一语化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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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华国锋初提“两个凡是” 叶剑英一语化解危机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乘胜前进》的元旦社论，慷慨激昂地宣布：“在新的一年里，中心任务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全年工作的总纲。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陈云伸手关了收音机的开关，对坐在沙发上的王震说；“现在的许多提法很不科学，‘四人帮’的路线明明是‘左’倾，是极左，怎么能变成极右了呢?这样混乱下去，只会用‘四人帮’来批判‘四人帮’，很要不得的呀。”王震说：“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时，先念、苏振华也提到‘四人帮’是极左。但华国锋认为是极右，是右的无可再右。”

“他是套用过去毛泽东的很多提法，其实毛泽东的思想的精神实质，他并不懂。”

从表面上看，陈云一直称病在家休息。其实，国内国际的任何政治风云要在他脑海里过滤一遍。他的资历和政治经验，都与邓小平不差上下，是中共元老派之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坐冷板凳，但毛泽东并没有把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看待，他在党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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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十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江青曾在两个会议上都洋洋得意地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径。我们党内留上这几个老右倾大有好处呀，比如陈云，就是右的不能再右了的人物。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你们谁知道老右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好了，谁要请教老右，去问陈云吧。”陈云听到这些，一点也不气恼，只是微微一笑而置之。无论当初是在副主席的高位还是遭到冷遇，他都不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当应声虫。凡事他有他的老主意，他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研究他自己总结和探索的一套经济建没的模式上。虽然他不常出门，但在党内的影响举足轻重。邓小平很重观此人的意见，他和来访的许多人都说起陈云，让他们去找陈云讨主意。在这些人心目中，陈云是个“智多星”呢。陈云除了党内的有影响的人或老同事、老相识外不多见客。他消瘦的身架，嶙刚的面孔，看样子弱不禁风但总是挺着胸脯，衣着整洁，谈笑风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顾问式的人物。当王震提到让他出面和华国锋谈话，请求华国锋允许邓小平出来工作时，陈云神秘地笑了笑：“你认为，小平肯定会站出来从事新工作吗？他上次重新出来给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深得厚望，到一定的时候，人民也会替他说话的。我们许多话，讲早了未必起效，只能因势利导，在成熟的时候把问题摆出来。我想在里外夹攻下，华国锋会让步的。要注意掌握时机啊!”陈云确实有点眼力，仅仅几天后，他的预言就被证实了。一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去年四月五日，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大规模纪念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后，北京市始终存在着一股不服气的群体情绪，就像潜伏在云层里电极似的，只要偶然相撞，随时都可能爆发惊天动地的雷声。现在，这股情绪又变成了一种多类因素促成的潮流，选择在周恩来逝世周年的日子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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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一月六日冷清的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就出现了几个巨大的花圈，各种悼文和标语、诗词突然间贴出不少，其中一首写道：“扫除四害悼英雄，总理自有后来人。不是镇压桧子手，而是堂堂邓小平！”有的干脆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凡有群众基础的事物，只要一露头，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数小时后，成千上万的各种花圈涌进广场，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周围变成密不透风的人的森林。各种不知名的平头百姓轮流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同胞们，同志们，鲜血不会白流，镇压挡不住火山，去年伟大的天安门悼念总理运动何罪之有?邓小平抓整顿、抵制‘四人帮’何罪之有，为什么把他们打下去至今冤沉海底?既然四害已除，奸雄已经打倒，我们强烈呼吁人民团结起来，让邓小平同志二次复出，为释放参加天安门事件的英雄们，为给这一冤案彻底平反而斗争、斗争、斗争！”响应的掌声，呼声，口号声，就像阴雨连绵后的一丝阳光，把许多人的企盼都集中到这里来了。

华国锋很快知道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他的眉头紧锁，两眼冒着火星，简直太不像话了!纪念碑周围的这伙人，究竟要干些什么呢？这庄严神圣的地方，岂容反动的家伙张牙舞爪！赶来汇报情况的吴德和纪登奎说：“很明显，这是去年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继续。一小撮反动分子利用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再一次煽动闹事，进行右倾翻案！”吴德还说：“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到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一周年之际，可能会爆发更大的乱子。”

“你们说他们提出的要求能答应吗？”华国锋问道：“他们的要求就是推翻去年中央的两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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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纪登奎说：“两项决定是毛主席亲自作出的。推翻这两项不就等于砍掉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吗?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他们的反动主张。”吴德也说：“弄不好这种活动还是有后台的。关键现在党中央内部不统一，有人可能会纵容、同情这些人的活动。如果要有后台的话，就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华国锋坐在沙发里，一直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对面的纪登奎和吴德，心里很明白他们的心情。今天上午，他还站在人民大会堂的窗户前，用望远镜亲自察看了广场的形势。虽然听不见那些人喊叫什么，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担忧，不由得站在那里出神。他想起了去年四月五日党中央处理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出动大批警察和民兵，对一些闹事的首要分子采取逮捕和镇压，至今还有一批反革命分子关在监狱里。现在，该怎么办呢?“华主席，你马上表态，对广场出现的这种情况该采取什么措施？”纪登奎都有点着急了。“在重大事情上犹豫不得啊!”

华国锋想了想，说：“这件事还需要和汪东兴同志、叶帅商量一下才能定，但有一条必须坚持，那就是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无论如何不能改。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还有，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离开了这个，我们这些人就不能成为毛主席放心的人了，也就辜负了主席生前对我们的期望。”正说着，汪东兴来了。

纪登奎、吴德把他们刚才议论的情况跟他一说，汪东兴立刻表态：“华主席说的完全正确，毛主席的这面旗帜，我们世世代代要高举下去，永远不能半途而废。主席的决策和指示，我们不捍卫谁捍卫?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后退半步！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人是什么人?我看需要好好地调查一番，说不定是去年那帮闹事的漏网分子。同时也要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华

（短暂的春秋4l）

主席的重要指示写进去。对群众展开教育。”

他们很快拿出了一个对付事件的意见，由华国锋亲自给叶剑英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叶剑英听完讲述的情况就笑了，他很谦和地说：“华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处理问题处处不忘维护毛主席的崇高威望，这是很对的。我完全支持你的意见。不过，听说广场又出现了花圈和大字报，我看不必惊慌失措。”华国锋一怔，立即注意听了。

叶剑英说；“不是说主张给去年的事件平反和要求小平重新工作吗?此外并没有什么过分行动嘛。群众对中央提点要求总还是可以的嘛。我们没有理由制止他们那样做，至于他们的要求，中央还可以讨论。看他们提的是否有道理。千万不要再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何况大多数群众都是为了悼念总理，过几天他们的情绪自然就会平稳下来。”“好，你的意见也有道理。我再和大家商量一下吧。”华国锋放下电话，把叶剑英刚才讲的跟他们一说，他们都不吭气了。

汪东兴最后说：“放放也好，如果广场上的那帮人就此止步，没有新的进展也就算了。如果得寸进尺，像去年发展到打、砸、抢、烧、杀，那我们就决不能客气。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豆腐，而必须要有铁的手腕。” “那就这样，我们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必要时采取紧急措施。”华国锋说完，又让汪东兴给公安部作了详细安排。但是，事态的发展正像叶剑英预料的那样，广场上的群众严格控制着秩序，并没有任何出格的事情发生。随着逝世日期的过去，花圈和人流渐渐稀少了。事情终于过去，但它的影响却飞快地扩展开来。自上而下都有人议论这件事，各种传说也悄悄地进入千家万户。北京街头逐渐出现了对吴德等不利的说法……

（短暂的春秋42）

那天，一封署名为“几位老红军”的信通过自己的孩子转到了华国锋的手里，信的开头就提出了那两个令他十分头痛而又敏感的问题：

尊敬的华主席： ’

我们以几位老红军战士的名义，强烈而又热切地希望您顺应潮流和民意，毫不犹豫地给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同志站出来重新工作。“四人帮”倒行逆施，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终于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你正因顺应潮流一举粉碎了他们，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我们相信，如果您毅然地站出来，主动办好这两件事，人民还是不会忘记你的，否则，你也难免重蹈“四人帮”的覆辙，何去何从，请您三思!三思！看完信，华国锋紧绷住嘴唇没有说话。

他的心里，翻起了奔腾不息的大浪涛，脸上的肌肉也不住地跳动开了。信中的话是尖刻有力的。信的作者也不是一般人。他很清楚这里的份量。当初镇压天安门闹事的坏人时，他是首当其冲的挂帅者。也正是因为有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才被撤销了党一切职务，自己由政治局委员一跃而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这起事情，他从心里压根儿就是反对的。至于他在那帮天安门事件参与者的心里的厌恶程度，他也是一清二楚的，就在事件之后，他还收到过好几封点名道姓攻击自己的信，作为反革命案件处理了。现在，有人要求自己出面给这件事件平反，怎么可能呢?但是，事情是复杂的。对此事件，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干部是持保留态度，他们一直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为此，他常常感到担忧和不安。他脸色阴沉地思索了一会，抓起电话，命令他的写作班子给他写讲话稿，要求他们重点突出维护毛泽东这面大红旗，决不能让任何人做损害毛泽东光辉形象的事。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短暂的春秋43）

他就是去年四月七日两个决议公布后被逮捕的，罪名是“传播总理遗言”和张贴“反动诗词”。逮捕不久，他被扭回所在的工厂批斗，随后被宣布开除厂籍。这名普通工人的母亲闻讯后，神经失常触电而亡，老父亲在机床旁干活听到工厂喇叭里批斗自己儿子的声音，一走神被机床轧断右胳膊成了残废。只有十五岁的小妹妹只好中途缀学，顶替母亲接了班，挑起了养活全家的沉重担子。他出狱以后，工厂不管他。他只好呆在家里凝望着母亲的遗像出神。

老父亲唉声叹气，一古劲地抽烟。事到如今，他已经绝望了，实在没有多少活可说。儿子声名狼藉地回来，他就感到很满足了。谢天谢地，总算没有死在监狱里。 近十个月的铁窗生活，使这个年轻人学会了很多东西。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他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主与法制，它就不会有繁荣、富强的希望，人民也不会过上真正幸福的好日子。”他还有个想法，这个想法他对自己的老子也还没有说出口：“只要邓小平复出，重新主政，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这个年轻人，把满腔热血只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幼稚也好，可笑也罢，在那个转折年头的时代，出现这样的念头并不奇怪。

这个青年工人的名字叫魏哓军。

街坊邻居看到这位被推了光头的小青年大白天里在家里不出来，见了人总是低着头，就像姑娘一样地红着脸，不好意思见人。都以为他在监所里改造老实了。一位老太太背着身子对众人说：“这都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害的呀，要不是他搞右倾翻案，哪里会来这么一场天安门事件?多么好的一群孩子，全毁在他手里了!”“听说晓军的诗词里骂的是‘四人帮’，没有党中央，这事迟早得平反。”

（短暂的春秋44）

“别瞎说，平反就是翻案，这股风还没过呢。当心把你也反进去。晓军的诗里骂的秦始皇是古代的第一个皇帝，怎么能和毛王席相比呢？”

“是吗?我也觉得奇怪。毛主席的名字明明叫毛泽东嘛，怎么我闺女从厂里回来说天安门事件有好儿个闹事的坏人骂秦始皇就是毛主席。反正这里的许多事我们也说不清，反正一切都得听华主席的就是了，反正……”“你就知道反正、反正、反正，我看魏晓军那孩子坐监也老实了。大门不出、二门不到，多本份哇。”

“本份就好。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本份点不惹事呀。只要平安无事，比骑马坐轿还要好呀。”

其实，这些老太太、老头儿们都说错了。

魏晓军并没有本份了。十个月的铁窗生活使他更加痛恨这个政治环境。他出狱的当天晚上，就书写了几十张“拥护邓小平”的传单撤了出去。白天他躲在家里睡觉、看书、作家务，晚上等大家都睡下后，他便一个人偷偷出去贴标标语、撒传单……字写的是标准的仿宋体，与他过去那歪歪扭扭的字截然不同，如果说十个月的监牢生活对他还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他逐渐练出了一手好仿宋体字。这种字体能长能扁，变化无穷，同样具备举一反三的作用。很快，追查反动标语和反动传单的专项任务布置下来了，有人怀疑到魏晓军头上。街坊邻居们一起冲着派出所的警察嚷：“你们吃饱了饭破不了案，就能往老实人头上栽赃。人家自从释放回家，连家门都不出，怎么会跑到广场撒传单。我们敢拿头上脑袋作担保。”笔迹鉴定，也不像。于是，魏晓军漏了网。 直到两年后，魏晓军成了显赫一时的“西单民主墙”的大主笔。

（短暂的眷秋45）

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这娃是改名换姓的“卧虎藏龙”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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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念紧箍邓小平沉思 批凡是大老粗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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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眷秋45）

七、念紧箍邓小平沉思 批凡是大老粗上阵

从六十年代起，凡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名义发表的社论，都被作为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加了个《解放军报》，更加重了这种份量，体现了中央军委的意思。以后，两报一刊的社沦和文章就成了表达最高决策层意见的权威性喉舌，基本上成了公开的中央文件。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照常坚持这种惯例。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根本引不起什么兴趣，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但在中央的最高层，却犹如降落了一次巨大的陨石雨，它的爆炸辐射线，击中了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而且至今没有纠正的老干部们的心。正当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联盟，他们企图从新的中央领导人的身上探求光明、渴望解放时，社论狠狠地给他们浇了一通冷水。正是春寒时节，凛冽的北风迎面扑来，再加上米粒似的雪花好像无数针尖刺在脸上，一会儿，脸有些麻木，手也有些麻木了。立春已过，这种鬼天气还真冷得叫人有点受不了。邓小平不停地伸手搓着脸，从院子地转了几保养圈回到屋内。他觉得，此刻的政治气候了和大自然的温度有点相似。但这毕竟是暂时的，冰封雪冻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寒冷的日子还能肆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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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呢?

听完广播，他又取来报纸，把这篇文章翻米覆去看了几遍。社论的作者是费了苦心的，完全是有所指，包含很深刻的用意的：

“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胜利保证。为此，我们必须作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前，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华国锋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这些话，怎样听了都觉得刺耳，怎样看了也觉得不顺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重大决策，照这个逻辑推下去，他们当然是要坚决维护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一大批老干部的案子，毛泽东都作过重要指示，有的是他亲手抓的案件，那他们也都要遵循了。这样下去，和“四人帮”没有打倒有没有两样? 邓小平忍不住拍着桌了站起来：“真是岂有此理！”

正巧，前来北京汇报工作的许世友和韦国清来看望他。他们给他带来了南方的水果及蜜桔，一见面就百感交集。

韦国清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发动著名的广西百色起义的时侯，刚刚参加共青团的年仅十六岁的韦国清就进入斗争行列，编入中国红军第七军，历任宣传员、排长、连长、军事教员、党总支书记、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也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斗爆发后，他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一九四四年九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阵亡后，他就任第四师副师长，解放战斗打响后，他先调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继而又任第三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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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兵团政委，参加了渡江和上海等战役。建国后，他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从一九五O年担任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率军事人员赴越，参与制定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一系列战役，为援越抗法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到一九五五年后，他先后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党的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显然，此时他和许世友虽然不长居北京，但说话还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

“谢谢你们来看我。”邓小平喜出望外地拉住他俩的手：“这个时候能来看我的，不容易啊!人在困难的时候，才能识别真正的朋友，常言说：‘患难识知已’嘛。”“老首长，我们是向叶帅汇报完工作后，他提议让我们来看你的。”韦国清很老实地说，“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想念您，早就想过来看望您了。”许世友大大咧咧地说；“我们早盼望你主持军务工作呢。叶帅年事已高，其他人太嫩，离了你不行哇。”

邓小平笑了笑，指着刚刚出来的报纸说；“有人不欢迎我重新站出来呀，他们很有点武大郎开店的味道，直怕别人冲击了他们。其实大可不必。他们也有理论，那就是‘两个凡是’的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所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整错的人都不能平反。这恰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在筹建俄国革命政党时，针对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处于停滞的状态，明确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他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几次翻开《列宁选集》给他俩看，自己也看，以示证明自己这一段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许世友说：“从我参加革命的时候，就一直听毛主席说，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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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

“现在我们也不能把毛主席的话看成永远不再发展的教条。”韦国清说。

邓小平很坦率地说：“毛主席的话也不是句句都是真理，也有错误。林彪口口声声喊高举，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其实他本人也并不相信那是真的。这点无论如何应该纠正。”“他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有什么根据?”邓小平的脸色发红了，声音也有点激动，他还是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焦燥不安。“天安门事件是什么性质暂且不论，就说我是总后台，显然是诬陷。无论我，还是我的孩子们，都和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认识参与这个事件的任何一个人，就凭这一点，我们说‘四人帮’是政治骗子一点也不冤枉!”许世友说：“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中央和毛主席指示，说要打倒你，我们当然得听了。中央指示要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开大会，通电中央拥护两个决议，我们只有照办。我在群众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秘书们写的，我只不过是照本宣读，一个字没改。现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宣布作废，希望你不要计较。”“我不计较那些。”邓小平哈哈笑着说，“不能怪你们，一点也不能怪你们。在那种环境下，大家都是说违心话，我也说过违心的话，不说不行啊！别说我们，就周总理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文化革命十来年，他一直在说违心话。他不那样做，连他自己也保不住嘛。”韦国清说：“我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替我说话，出来保我，早让林彪、‘四人帮’把我打翻在地了。”’

“@!#$，那些造反派天天找我的麻烦，要揪我，批我，还抄我的家，我就是不检查。大丈夫可杀不可辱，气得他们没办法。”说到这里。许世友突然感自己说漏了嘴，嘿嘿笑着说：“不过，有时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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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应付应付他们还是必要的。像小平同志的策略也很高明嘛。这一次，小平你不防故技重施，再给那几个小蠢虫来几句假检查，也未尝不可。不然他们总老在会上瞎哼哼。特别是那个陈永贵，他懂个鸡巴政治，明明种地就好好的，非要让他当鸡巴什么副总理，还是政治局委员；一天就是喊口号，什么‘像保卫毛主席那样保卫华主席，好像华主席就成了今天的毛主席。我看他比起毛主席来差远啦!”韦国清也摇头：“陈永贵当副总理是不行!他四十三岁才扫盲，开会讨论撤销你的职务时，华国锋刚说完这是毛主席的提议，他就第一个举起了手说：‘毛主席说要撤销他，就把他撤的干干净净，开除了他的党藉才好呢，省得将来跳出来再害人。”邓小平的脸色微微一变：“他什么也不懂，分不清什么大是大非。他最好还是种地去，对他对党都有好处。不过，这些话绝不能外传，只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关门话。”“你老，我们永远是听你的指挥的。”许世友说，“不管你在台上，还是台下，我对你的态度始终如一，打心里佩服。”

邓小平说：“我也是有错误的。毛主席自己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一个人能够‘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满意了。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不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如果讲理论，许世友可没什么兴趣。中央发下来的那一套又一套的书，除了毛泽东的著作他还真的翻阅过外，大部分的马列的书，他基本上原封没动。那些高深的理论，他提起来就头脑痛。他完全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而工作的。所以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没多读几本书也好，现在是不读书的犯错误少，倒是那些自以为读了很多书，懂得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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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人常犯错误。因为他们其实根本没弄懂马克思主义，只会搬弄几句词汇吓唬人!”

这话也许给许世友解了围，他曾对一些人说：‘‘别看你们是秀才，打起仗来你们不如我，就是在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你们也不见的就比我强!”这话还果然叫他说准了。建国近三十年来，许多人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漩涡里翻了船，而他基本上稳稳当当地闯过来了。

这一回，他再一次认定：跟邓小平没错儿，这小个子打不倒，他有头脑、有谋略、有办法。毛泽东健在，他难以施展他的才华。现在毛泽东一逝世，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几乎没他的对手，别看华国锋目前三权兼一身，坐到了权利的顶峰，他如果没眼，迟早要败在这小个子的脚下。所以，向军委汇报完工作后，他就约韦国清一块来看望邓小平。目的，也是为了将来给自己留条路，不至于弄得太被动了。这正是许世友的聪明之处。同样，在他们面前，邓小平讲话也是比较随便的，他希望他们在政治局会上能够发挥作用，便进一步说；“两个‘凡是’的提法不科学，你们要用自己的话公开批这些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为什么有些人要自封高明，提这些不科学的口号呢?所以还要看实践。”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如果翻来覆去老批某个东西，那肯定是这个东西给他造成的威胁深深的刺激着他。连许世友、韦国清也感到，这两个“凡是”的提法深深伤害了邓小平的心了，要不然他为什么没完没了地总讲这几句话呢?哦。那个阴影的确有可怕之处，曾经置人于死地或绝境的幽灵，即使失去了原先的法力，受过惊吓的人提起它，也会谈虎色变的。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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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叶帅稳坐钓鱼台 陈云萌生新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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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51）

八、叶帅稳坐钓鱼台 陈云萌生新意念

冷俏雪化的春天来。但是，中南海的苍松翠柏的枝杈仍然挂着细小的冰茬。雅静得更显神秘的那几个院落，这几天小轿车出出进进，表示着这里的主人的忙碌。尽管报刊上的宣传已把华国锋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深居这个中心圈的人谁都知道谁，免不了背后摇头吐舌不服气。这一点就是华国锋自己心里也清楚。 “华主席，得赶快把自己人提拔上来。这重要，那重要，领导班子最重要。眼下要紧的是巩固政权啊!”

汪东兴这样说，吴德这样讲，纪登奎反复强调，就连陈永贵也三番五次地提醒他。

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后，唯一的副主席就是叶剑英，许多大事他不得不找他商量。而繁多的日常事务，也总要由他亲自处理才行。他既成了权力的中心，也便成了漩涡的中心。利和害总是紧密相连的。 有些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批给汪东兴处理。这些日子，他挨个地找一些省、市的一、二把手和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工作表现，目的也是联络感情，以便更好地行使领导权。 地位一变，人就要变。一些原来地位与他相等的人发现华国锋的口气有了居高临下的味道，好像他就是活脱脱的毛泽东再现。

“今天总结‘四人帮’结帮篡党的教训，我们必须重申党的组织和纪律原则；个人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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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华国锋板起面孔，非常严肃地说：“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针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文件作了批评，说：‘以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又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今后我们还要执行毛主席规定的这些制度，各地发生的大事都要报告和请示我，不能任意变格。”有时汪东兴也在旁边敲边鼓：“华主席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和英明领袖，对华主席的态度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不要不服气，不行就是不行嘛！”与华国锋同样，叶剑英也在频繁地找人谈话，研究下一步中央和军委的人事空缺。此刻他身上轻松多了，经常来往于西山、玉泉山和城里的小凤翔几个住处，走起路来把地板踩得咔咔响，在眼下把一切偏离正统都视为大逆不道的社会中，他却是个例外，在人们心目中，他大有姜子牙辅助周公、诸葛亮帮助刘备安邦定国的风度。因为他办事极其谨慎，行动起来也密不透风，所以到处都有机智应敌的离奇故事。苏振华赶到西山时，正好叶剑英送走王震。王震柱着拐杖，张开大嘴和他打招呼。老头儿兴致很高，瘦骨嶙刚的脸上满面放光，银白色的头发被风吹的直立起来，匆匆上了轿车走了，好像要办什么急事似的。“王胡子唤发了青春了，很像一个包打天下的联络官。”叶剑英说着，把苏振华引进了客厅，这里的窗台上放着两盆君子兰，正开着桔黄色的花朵，屋里温暖如春。苏振华脱下呢大衣，把它挂在衣架上，低沉地说：“军委秘书长，我看还是罗瑞卿担任比较好些。”“还有胡耀邦同志的安排问题，华主席也只让他去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人议论纷纷了。”叶剑英不动声色地说：“议论就让他们议论去吧，胡耀邦同志善于学习，这个职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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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说也许是很合适的。”

苏振华说“三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不讨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啊？这也是群众普遍关心的事，人们眼巴巴地瞅着中央的态度，我们久拖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和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个别人事问题能定的可以定，有分歧的就要放一放。特别是华主席一时还想不通或不同意的，就需要等啊。”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反正有些事是迟早要办的，但现在不能勉强，刚刚进行了这么一场斗争，党中央需要先稳定一下局势，不然再乱了套，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受影响了。”接着，叶剑英和他谈起了军队系统揭、批、清的工作，谈起了对一些帮派人物的处理意见。

苏振华的心凉了半截，脸上掠过的是一丝难以觉察的抽搐，看来叶剑英的心思也在别的问题上，根本没顾及解决这类问题。但这些事不解决，别的问题又怎么能消除呢？叶帅呀叶帅，人人都说你的智慧敏捷过人，难道果真对这号事情看不透吗？“你好像有什么心思？”

“叶帅！”苏振华终于沉不住了：“民意难违呀！现在许多老干部、老同志都对二月七日的那篇社论不满呀！那篇社论你看过吗？”

“噢，什么社论？”叶剑英的表情仍然是不以为然的神情。

苏振华马上从报夹上找来那张报纸，抬头看了一下他的眼神，给他念起来：“……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这话并不错嘛！”叶剑英自言自语地说。

苏振华继续念道：“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反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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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还没念完，叶剑英就笑咪咪地说：“是不是该念那两个‘凡是’了?”

啊?原来叶剑英什么都知道。

看到苏振华还在纳闷，叶剑英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事情也并不奇怪，都是很自然的。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选用了华主席的那句话。我看过这篇社论的清样，上面有汪东兴同志的批示，批示说：‘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当然，华主席也知道这件事。大家先不要说了，理论上的许多纠纷，可以慢慢地澄清嘛。” “这事我也问过耿飚，他也摸不清具体的情况，他也有意见，说两报一刊根本没参加写作，为什么要以他们的名义发?”

“少见多怪!毛主席在世时，从来是这么干的!李鑫现在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过去长期担任康生同志的秘书，他当然懂得这一套规矩。”

“大家都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甭想办成了。”

叶剑英不声不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就是不回答苏振华的各种提问。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了，但这不是马上能解决的事，因为这少不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因为某个学术或一篇文章引起一场又一场大运动的教训还少么?他不得不考虑仓促表态会引起的后果。 他有他自己的主意。

在陈云家里，同样也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和思考。

这位老政治家眯缝着眼睛，聚精全神地听着他身边工作人员和自己孩子们的看法。他从他们身上往往会感到一种思想上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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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且是向上的力量。他的目光依次扫过一张张面孔的瞬间，也是他和众人交流感情的时候。连续几天来，这篇社论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还是扫不掉，驱不散。陈云抽出红蓝铅笔，在那社论的几行上划了又划；

“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高地举起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亿万人民、一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华主席领导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进行了并在继续进行着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经过这个斗争，捍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这是华主席的伟大历史功勋。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继往开来的伟大工作，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行动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心同德，步调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去夺取天下大治的新的伟大胜利。” 他之所以没在两个“凡是”上划记号，是因为这两句话他已熟记于心了。

“像这样下去，中国还是老一套，不会有一点生气!”

“毛主席当年朝气蓬勃的东西他继承不了，恰恰晚年思想僵化、一意孤行的作风、他倒守着不放！”

“像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冤案是一个也平反不了啦。”

“小平同志站不出来，中国这滩死水永远也甭想打破!”

“苦难的中国哟，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陈云听到这种议论，心中萌生着种种意念，一个政治家要是感受不到人民的喜怒哀乐及其情绪，就一定会失去与现实生活一起跳动的脉搏，其嗅觉必然越迟钝，最后被时代所淘汰。现在，人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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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人心思动，人心再也禁锢不住了。过去那种八亿人民听一人的政治局面早该结束了。

在这时候候，他便产生了这样的思想。人的思想总是随着人的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着。政治家尤其需要如此。

这几天，天天有老熟人来家里串门、聊天、谈事情。对于早已靠边站的政治家来说，这也正是工作的一种方式。

“老陈，现在该你向中央说话了!说一说小平的事，说一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现在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就是这些……”

“在这种情况，你要不出头就没人敢伸张正义了，你是开国元老，华国蜂也得礼让三分哪。”

这事倒不假。今年春节期间，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特意到家里来拜年，说了许多祝福、保重的话，临走还一再说：“你是党的老前辈，要继续帮助我出主意、想办法呀。我初次接触中央的这么多事，还是缺乏经验啊!希望您老人家多帮助我……”看样子听口气，华国锋并不像是虚情假意，陈云想了很久，决定给华国锋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和他谈谈心里话，对当前的各种矛盾，既不能绕着走，也不能一口气吹平，采取其他过激措施都是不可取的，只能注重现实，用谈心的方式，通过心平静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华国锋没有接电话，是由他的秘书很客气地告诉他：“华主席最近很忙，很难抽出时间来和你谈话，是不是你写封信来表达一下你的意见好吗?马上就要开中央工作会议了，那也是个机会，在会上公开讲讲也好嘛。华主席要你多保重身体。”好长时间，陈云放不下手中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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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王胡子会上开炮 汪东兴急谋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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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57）

九、王胡子会上开炮 汪东兴急谋对策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拉开帷幕。

来自各省、市的负责人一到北京，就听到了各种传说和北京各界的呼声。有人还把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复出的意见写成信件，往与会者手里寄。会还没开始，一场涉及每一个人的神经的冲突就集中到了人民大会堂那个有限的空间，各种浓缩的矛盾似乎随时都能迸出一道道闪电。华国锋虽然满面春风，但那浓黑剑眉下的目光还是能看出．人们的情绪并不稳定，潜在的危机存在着。当他看到坐在他身边的叶剑英非常乐观，好像一切都不在话下时，那种强有力的生气勃勃性格的力量立刻感染了他，他不紧张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名正言顺的党的主席，是合法的毛泽东的接班人。刚刚粉碎了不可一世的江青、张春桥一伙，谁敢公开跳出来闹事的话，一定会受到大多数人的唾弃。想到这里，他的神态自然多了。他反复强调这次会议的宗旨：总结工作，进一步安排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布置“抓纲治国”的各项国民经济目标。

会议一进入分组讨论，预料中的矛盾立刻公开化了，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了出来：

“邓小平究竟和天安门事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人民群众悼念总理要定成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捣了多少鬼？”

“邓小平同志究竟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能站出来重新工作？”

那天，华国锋参加北京组的讨论，一到会场，就和王震的目光交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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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一提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事情。”王震的话一出口，会议室立刻无声无息。许多人静止不动，聚精会神地瞅着他；许多人保持绝对沉默，他们背后议论议论，跟着他们应付地随和两句还可以。当着党中央主席提意见，他们绝对没这个胆量!“天安门事件完全是‘四人帮’插手搞坏的嘛。广大群众热爱周总理，而‘四人帮’极端仇视周总理，两个对立的阶级相撞必然爆发了斗争嘛。”王震说话随便惯了，无论有多少人也是那样肆无忌惮地打手势，点桌子，说的激动时便溅起唾沫星子。“为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小平同志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苏振华也说：“不是有句老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吗?‘四人帮’那么起劲地反对邓小平，恐惧邓小平，我们就应该站出来支持他嘛。”其他人也有为邓小平评功摆好的，也有对天安门事件提出质疑的，还有马上提出要求让邓小平也参加这个会议的。

各种发言在会议厅内回荡着，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听了很不以为然。王震看见华国锋垂着眼，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变的有些阴沉，汪东兴的嘴角则因为愤怒而微微抖动。会议正在讨论中，陈云颤微微地在别人的挽扶下进来了。很多人站起来和他打招呼，他满怀深情地向他们致谢，点点头。

华国锋也站起来，关切地迎上去：“您老人家也来了，请坐，请坐。"

“这么重要的会，我不能不来啊!”陈云的话稍微有些含混不清，使人听了感到有些吃力。“我身体不好，写了个书面发言，让别人代我念一念吧。可以吗?”“当然可以。汪东兴毫不犹豫地回答，还开玩笑地说：“你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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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说什么话都可以，不会有人抓你的辫子的。‘四人帮’打倒了，‘帽子工厂’和‘钢铁公司’都已经解散了嘛，大家说是不是啊？”

这句话，使刚才的紧张气氛为之一扫，与会者脸上都绽出了笑容。于是，一个戴着眼镜，面目清秀的青年站起来，代陈云作书面发言：

“同志们，我认为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着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于能否把全党团结起来，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意义十分重大。首先，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有这几点，(-)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群众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人民不愿意看到领导权落在‘四人帮’及其同伙们手里。(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其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讲到这里，王震又坐不住了，站起来大声说：“依我看，天安门事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这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汪东兴铁青着脸，微微垂下了眼睑，他认为王震这番话显然是冲着他来的。他很不客气的打断了王震的话：“我们会前不是规定了一条，不准随便扣帽子吗?要是可以扣帽子的话，我这里的帽子多的是!我们不能那样搞嘛。我看还是让大家把陈云同志的书面发言念完。”那个年轻人继续宣读：“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我国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虽然有些困难，但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共同商量，同心同德，经过努

（短暂的春秋60）

力，这些困难是一定会克服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整个会场的人都将视线移向了中共中央主席。会议三天来的问题，现在都可以从华国锋哪怕最简单的几个字的回答上得到结论。他到底是什么态度？汪东兴生怕他一时说漏嘴而坏了大事。他给华国锋使了个眼色，把他叫出会议厅，来到另一个房间。吴德看到这个情况，也找了个借口跟进来。“华主席，你看到了吧？”汪东兴说，“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发难，就是要继续搞右倾翻案风。”

华国锋为难地说：“这些人很有市场，一旦搞得太对立了容易冲淡揭批‘四人帮’斗争。”

“那怎么办?我们就对他们的要求实行让步?”吴德问。

“原则问题不能让步!”汪东兴的态度很坚决，“这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这面旗帜一倒，我们就面临危险的境地了。”

“东兴说的对!”吴德说：“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性，推翻了这个结论还怎么能谈得上毛主席的伟大?”

华国锋显然没了主意，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把叶帅请过来，今晚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个碰头会，统一一下思想，你们看怎么样?”

汪东兴、吴德心里有想法，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拟了几个人的名单，让办公厅秘书局发通知。

叶剑英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相当谨慎，他一直保持着和蔼神情坐在那儿，对谁的发言都表现出兴趣。一直等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充分发表意见；又听了李先念、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等人的发言后，才露出笑容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局的会议开得民主多了，生动活泼，充分发表意见，我看这种气氛很好，是一个政党兴旺发达的标志。至于大家争论的问题嘛，我看先不要匆匆忙忙地决定，放一放，来个冷处理。请华主席在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

（短暂的春秋6I）

作个讲话，把大家的意见都反映出来，鼓励大家讲话嘛。有一条必须坚持，这就是必须维护毛主席这面旗帜。这是原则，不能丢，谁要是在这个原则上动摇，那就是叛徒，就是修正主义。另一方面，也要讲灵活性，允许作些让步。比如小平在承认了错误的前提下可以不可以站出来重新工作呢?我看可以考虑。总之要照顾各方面群众的情绪，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干革命，总是人多些好嘛!”看起来，叶剑英的话天衣无缝，很难挑剔出什么。但汪东兴心里揣起了疑问，他给华国锋使眼色，华国锋坐在那里呆呆地听着，毫无察觉。

华国锋回到家里后，闷闷不乐。

老伴是个贤慧、很本份的女人，不知他在中央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也不多问，只是默默地给他端来茶点，照顾的无微不至。华国锋简单地吃了几口，推开碗筷进了卧室。 汪东兴接踵而至，他问华国锋的妻子：“华主席休息了吗?”

她轻轻指了指卧室，悄声问t“是不是又和人吵架啦?”

汪东兴说：“工作中的一些争论，没事。你看看他睡着没有，如果睡着就别……”

话没说完，卧室里传来华国锋的声音：“我没睡，你进来吧。”

汪东兴走进他的卧室，见华国锋床前也摆满了书，像毛泽东那样侧卧在床上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他坐正身子，叹了一口气，让汪东兴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自己也随着坐过来。 “华主席，我想给你提个意见。”

“请直说无防。”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你不能太软弱了。”

“你是说在那两个最敏感的问题上?”

“是的”汪东兴诚恳说：“我注意研究了一下，凡是主张给这两者平反的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过毛主席的不同程度的批评的人。像陈云同志，思想一贯右倾，毛主席一贯对他有看法。这样的人说那类话并不奇怪：至于叶帅，华主席，你也不能太迁就他。” 华国锋的眼睛盯住了他，汪东兴显得有点不大自在，但还是鼓着勇气说了下去：“我看他有点倚老买老的味道，而且态度暖昧。本来你是党中央主席，可他的话多少包含命令你的口气，我总觉得为你鸣不平。”“唉，八十岁的人了，凡事能让就让吧。”

“但重大人事问题不能让。你想过没有，一旦邓小平站出来，谁能驾驭得了他?毛主席健在，他就敢大搞右倾翻案，现在……”

“他还敢推翻我们？”

汪东兴结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从华国锋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自信力。

“不管怎么说，邓小平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说是活他也不见得能活得过我们。让他出来再干上几年又有什么关系？”

汪东兴大吃一惊；“你真想让他重新出来?”

华国锋站起来，在屋子里背着手走了两三圈，好像他已作过深思熟虑似地说：“站也不能马上站，还得再看一看，不过，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出来重新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好，利用他的经验把国家建设好一点也不错嘛。”汪东兴担忧地说：“我是担心你将来控制不了他。”

“还有你和大家嘛。毛主席讲了那么多批评的话，都是对付他的武器。即便让他重新担负工作，也带有戴罪立功的性质。”

“不过，你还要三思。”

“是的，我还需要再考虑。”华国锋说：“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征求党内外同志们的意见，让大家充分讨论。我这个党中央主席，应该给大家以民主。”“不过，现在需要树立你自己的权威。”

“你的话也有道理。你对我完全是一片好意。我准备在三中全

（短暂的春秋63）

全或党的十一大上提议你为党中央副主席，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到底了。”

汪东兴的声音颤抖了：“请华主席放心，我无论在任何时候也是忠于你的，我一辈子就忠于毛主席和你，以尽全节。”

华国锋紧紧地握住了汪东兴的手，使劲地摇了又摇。

中央工作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开了十多天，初步决定在今年六、七月间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到八月份左右召开党的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意味着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权力再来一次补缺和平衡，是许多人所关一心的事。这个决定一公布，把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了。又经过几次重要的碰头、商量乃至争论后，中央工作会议进入总结阶段。人们敏感地注意到，华国锋今天出场穿了一身崭新的军装。宽大的玻璃窗把足够的阳光投了进来，他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陪同下，一边鼓掌一边步上主席台就座。会议厅内许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条件反射般地朝他鼓掌、欢呼，差一点喊出万岁来。 “同志们”华国锋显得随和、慈祥、稳重，没有半点张牙舞爪的样子。“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开了十多天，同志们畅所欲言，在充分民主的气氛中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议开的热烈，开的民主，大家对我们抓纲治国的方针一致肯定，开出了团结的气氛。．中央相信会后，各地的同志们一定会以新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胜利召开的。”与会者都极有兴致地注视着他，关心着他对两个最敏感的问题究竟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好多人都在低着头记录着他的指示：

“会议中，有个别同志提出了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政治局同志反复作了研究。大家都知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他是必要的，不批，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不能顺利地坚持在无产

（短暂的春秋64）

阶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去年四月五日清明节，群众本来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也应看到，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插手，在大字报和反动诗词中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说什么‘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扬眉剑出鞘’想杀人，他们打警察，烧汽车，火烧民兵指挥部，打了那么多普通群众。所以性质变了。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所以说，这个案不能平反!不能翻案!”会议厅内一片寂静。袅袅青烟在沉闷的气氛中缕缕上升。华国锋的这番态度强硬而又留下一定回旋余地的讲话，马上在一些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另一些人心中则引起了甚为讨厌的反感。有些人失望地摇头，也有些人用目光交换看法，小心嘀咕表示反对。吴德、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亮，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等人眉心紧紧蹙起。寂静的会场上使人们都能清楚地感觉到了相互间明显的对立，恰如燃烧起了没有硝烟的烽火。华国锋拉长音调，漫条斯理而带有人为的威严说：“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损害我们的旗帜。如果这个开了头，那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那一伙叛徒会不会跳出来翻案呀?那卖国贼林彪是不是也该翻案呀?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志必须旗帜鲜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对这番话．，王震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脸上火辣辣的热得难受，他知道，华国锋讲话主要是针对自己的。不过他心中有数，有些内容他已经从叶剑英那里得到了讯息。目前的形势下，也只能等待了。想到这里，他嘴角扯出点笑容，只闪一下便消失了。

（短暂的春秋65）

正当有些人感到失望时，忽然又听到华国锋说了这样的话：

“当然，中央也对邓小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复查，他同天安门事件无关。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有成绩也有错误，中央将考虑再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对这些人来说，无异于浓黑得像锅底一样的天空中，突然间蹦出一颗星星，闪闪跳跳，眨眼儿偷笑，这意味着皎洁的银盘儿就要从云缝里出来了，清水般的银河将会洗净天上的乌云，让天空重现当初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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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胡耀邦走马上任 两助手探望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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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65）

十、胡耀邦走马上任 两助手探望小平

胡耀邦接到让他到中共中央党校任副校长的任命，已是中央工作会议后的事。

华国锋亲自和他谈话，神态大有领袖的风度：“中央党校很重要，是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在那里高高飘扬。中央考虑再三，认为你最合适，还能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自己。到了党校以后，把学习和研究任务恢复过来。你看呢？” 胡耀邦想了想说：“我非常感谢华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和我谈话，我没什么可挑拣的，坚决服从中央和华主席的安排。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的确是一件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是该系统地，准确地研究马列啦。”

（短暂的春秋66）

过去，华国锋和胡耀接触不多，对他的为人和思想、脾气都了解甚少。一九七四年他调到中央以后，和胡耀邦在开会时有过接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此人肯学习，有朝气，敢作敢为，办事果断，有着敏感的政治嗅觉，善于权衡利弊，及时改变初衷。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去主持工作，并要求他尽快就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很快起草了一份《关于科技工作的几点问题》的提纲，他给邓小平写信说：“这一个月我是把全副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拼了一点老命的。”邓小平提出修改意见后，他又很快召集人员讨论，拿出修改稿。一起送到邓小平手中。信中说：“这一篇在几个关键地方是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邓小平看后，再次提出修改意见，胡耀邦按照这些意见，广泛征求科学技术人员的看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数易其稿。到九月二十日，邓小平召集他和另外几个人前来汇报，大胆地支持他们一反文化大革命中的贯用提法，坚持整顿的这份文件，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百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邓小平还风趣地说：“你们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仅仅一个多月后，邓小平的“辫子”就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人抓住，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经过深思，下了最后的结论；“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横竖看不惯。他要算帐呢，他要恢复他过去的老一套，还是白猫黑猫，不管他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此人是靠不住的。”毛泽东这些谈话，经他们整理后，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武器。于是，邓力群主持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邓小平主持制订的《关于钢铁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胡耀邦提出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被定为

（短暂的春秋67）

“三株大毒草”，是“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

这时，胡耀邦也不得不检查，表示要同邓小平“划清界线”、揭发了邓小平历次同他谈话的经过和对他的指示，声称；“我要积极地投身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来，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作到正确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看到过他的检查，而且记忆犹新，所以老话重提：“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你过去写的检查还算数吗？”

“算数。我身上有很多毛病，包括错误，我一辈子都要好好学习，正确认识自己。”胡耀邦回答的很爽朗。

“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我们揭批‘四人帮’，不能揭批到毛主席头上。”他们正谈话，汪东兴也来了。他也照样是一副中央首长的架势，以内行的口气说；“华主席强调这一点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就有人揭批‘四人帮’而把矛头指向了毛主席。” 胡耀邦故意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说：“还有这种事!不会吧?”

“有”汪东兴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不能全盘抹杀。毛主席讲那些话时我亲自在场，讲得非常中肯、严肃。还有张春桥在一九七五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那都是经过中央和毛主席看过的，就不能那么乱点名批评，只能是不点名地批评‘四人帮’的错误观点。” 胡耀邦待在那里，静静地听他们指示。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汪东兴问。

“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讲的。”华国锋说。

“那么，有了问题我再请示华主席和东兴同志吧。”

华国锋、汪东兴将胡耀邦送到门口，神情依然很严肃：“党校是

（短暂的春秋68）

个很敏感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影响啊!”

“你们放心，我会正确处理好这些事的。”

无疑，华国锋和汪东兴对自己是不那么放心的。但胡耀邦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从两个人虚张声势中，早已看出他们在中央没有多少政治基础。在清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斗争中，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上来的新权贵大多都受到牵连，已经调整了他们的领导岗位。他们除了依靠在文革受到冲击和迫害的那批老干部，他们根本支撑不住局面。名义上看，华国锋重权在手，但如果老干部们，特别是邓小平站出来后，局面就会迅速改观。对此，他是信心百倍的。自从一九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胡耀邦就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过去在他头脑里曾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活跃起来了，那些东西与文化大革命的提法进行了交锋的撞击。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他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批判东方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先哲都不那么迷信了。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和认识，那就必然和其他科学一样，也要经受实践和生活现实的无情检验。在实践这个法官面前，任何理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的许多具体预言、结论，包括对林彪的看法，都没有经得起检验，难道他还是一贯正确的吗?难道他就不会犯错误的吗?既然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会有正确、错误之分，那么为什么对他的每一句话都要坚决照办，句句都听呢?他的思想，更多地是在最近这几年的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中，在同许多老革命家们的接触中，共同思考和争辩中形成的。他不愿追求过多的时髦，只求自己的行动和观点能够经得起子孙后代们的检验，经得起未来的检验。谈话以后，胡耀邦就走马上任了。

那天，他刚回家，就赶上从四川来京汇报工作的赵紫阳来看望

（短暂的春秋69）

他。赵紫阳是他心目中比较佩服的一位实干家。他到四川几年，改变了那里的农业面貌，传着“要吃粮，找紫阳”的谚言，不容易啊!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土壤中，能够得到人民发自肺腑的称赞，没有真正过硬的本事是很难达到的。但是，赵紫阳得到了。“紫阳同志，群众对一位领导的评价，光看在台上时的颂词是不算数的。更重要的是他下台或死后人们对他的态度。那时候的结沦才是赤裸裸的，也是无可争辩的。”胡耀邦捏紧拳头晃悠着说。“我承认，任何伟大的领导人都要接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我没想到毛主席会这么快就被人民所正确认识。”

“噢，什么意思?”胡耀邦伸手点着他的脑袋，开玩笑地说：“你这话可是违反两个‘凡是’呀，有损毛主席光辉形象。”

“没关系，我们彼此都一样，我想你不会去打小报告的吧？”

“你就那么相信我?”

“我要不相信，就不来和你同流合污了。”

两人又是一阵大笑。

赵紫阳问：“中央最近又有什么消息吗？”

“你是指哪一边？你都听到看到了，他们在拼命阻挠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对陈云也抱有戒心。我看吴德是别有用心，他想当人大委员长。汪东兴的思想僵化了，开口闭口毛主席，言必称过去老一套。”“老一套是不灵了。换句话说，毛主席自己能用的办法，我们就不能简单套用。每个领导人用什么方法，得根据他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决定。所以我看到了他的悲剧。” “一定是悲剧吗?”

“如果识时务点还可以。不顺应潮流就一定会走向反面。”

“我想问你，现在中央里，你最崇拜哪个?”

“我得先听听你的意见。”

（短暂的春秋70）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最佩服小平。”

“看来我们是所见略同了。”

“你说的是心里话？”

“要不怎么会来拜访你？”

“什么意思？”

“请你一块去看望一下他。”

“这个时候去见?”

“等他站出来以后再看望他，就有溜须拍马之嫌，我可不愿意落那样的名声。再说，到那时再求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拜访最好。”

“你是说现在就去?”

“怎么样?说干就干嘛!”

胡耀邦马上抓起电话联系，很快就定妥了。他摘下风雨衣，笑着对赵紫阳说：“今天可就要沾你的光喽，坐你的车去。”

“给你省下汽油啦!”

邓小平正在考虑给华国锋和党中央写一封信。看来，还是承认自己犯有错误，硬撑是过不了那一“关”的。华国锋、汪东兴他们扣得很紧，非要自己说几句检查的话不可，就像当年毛泽东对待自己那样，如果自己不保证永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决不会那么痛痛快快地让自己重新站出来工作的。现在他还是如法泡制，不过，一定要来点更为科学的东西。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赵紫阳来看望他的电话。这当然是好兆头！一年多的光景，邓小平衰老了许多。他还是浅眉，眼睛不大，目光很锐利。额头上的线条十分有力，身板直，带有那股虎气，怪不得有些干部很怕他，他那股气势的确有点咄咄逼人。“我们不是初交，算老相识了嘛。”邓小平握着赵紫阳的手说。

“你是个社会主义的实干家。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得有你这样的实干家才能干好，噢，还给我送来这么多家乡的土特产，我得好好谢谢

（短暂的春秋71）

你！“

胡耀邦在旁边说：“紫阳同志也在呼吁，要求你重新站出来工作。“

邓小平说：“谢谢大家。看来，光靠一两个人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的。非得大家一起努力不可。就是我站出来工作也得靠你们，发挥你们的作用，我已经老了，你们起码可以再干二十年。中国应该在你们手里建设好。”他的口气，他的神情，他说的内容都显示出他对自己力量的充分自信。赵紫阳受到了鼓舞，他说：“现在主要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迫切需要从停滞的、凝固的、僵化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样才会出现有力的行动，而且必须有足够有力的行动，才能改变一个局面。功到自然成，这个功，就是大家的努力，急性病是不行的。”这些话正说到了邓小平的心里，他望了胡耀帮一眼说：“其实，你们在一起搭班子是最好的。将来我要工作了，是会向中央建议的。”

“其实，紫阳同志来北京，可以直接到这里，不要耀邦引见也可以嘛。我们都是朋友了，我从你们身上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主要是请你指导我们。”

邓小平微笑着说：“彼此互相帮助吧。”

“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你出来主持工作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越早，中国革命越主动；迟了，只会使革命受损失。”

邓小平并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他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拖延部署已经流露出脑火和不满的情绪，但并没有发作。他懂得在自己处于明显不利的条件时如何应付上下左右的关系。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表现出足够的火候。他说：“我准备再给华主席写封信，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一些宽松话表示一下我的态度，我对将分配的工作是无所谓的，让干什么都行。不过我得强调一条，这就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

（短暂的春秋72）

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我这话是具有双关语的。”“华国锋不一定能理解。”胡耀邦说。

邓小平笑了：“只要历史理解就行。”

这时，赵紫阳才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不但是个能处理各种政务的活动家，也是一位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家。过去有些人的确太小视了他啊!就是现在依然有人还在犯同类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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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李先念“舌战群儒” 华国锋夜访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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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72）

十一、李先念“舌战群儒” 华国锋夜访旧居

邓小平四月十日写给自己的信，华国锋拖了好几天才看到。

对邓小平在信中写的那些拥护、赞颂自己的话，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邓小平在信中请求将他的两封信在全党公布，华国锋看来他是大有誓言在耳，请党监督的意味，表示他要言必行，行必果。这就算检查吗?

华国锋指示全党正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其中也包括自己让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的许诺。这还需要在最高层统一一下思想，不然肯定会引起干部队伍中的广泛的不满情绪和思想的混乱。 本来他想把这个问题再拖一、二年后讨论，但有些老同志步步催逼，包括邓小平也不断询问，他们都有点急不可待了。这使得华国锋实在感到心烦。

（短暂的春秋73）

可以说，为了邓小平重新站出来工作，有的软硬兼施，什么话都说了。当然总的来说是央求我，好话多，称赞的人多。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看来不同意他们是不行了。问题在于，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分配什么样的工作?汪东兴在给他送文件的时候说：“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给他点室内工作，别让他出头露面，这是最佳安排；第二，如果实在顶不住，可以让步到恢复他的副总理职务。其他的千万不能给他了。那个人一旦羽毛丰满可是不得了。”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会上，华国锋强调大庆是用革命化统率工业化的典范，要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还要求石油部门要为创建十来个大庆油田而奋斗。会议期间，华国锋把李先念、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吴桂贤等人召集起来，研究邓小平的安排问题。

华国锋主动提出：“小平抓工业经验比较丰富，是不是就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分管工业。他在党内、军队的职务就不要恢复了。”

吴德说：“就这也恐怕全党有意见呢。这就安排够高了!”

汪东兴说：“最好先给他挂个顾问空职，看看他的表现再说。如果还搞翻案，立即打下去。”

纪登奎沉吟着说：“邓小平可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上上下下都有一批人。我担心他现在把话讲得天花乱坠，到时间说话不算话，那危险可就上来了。”李先念在大家议论的时候，皱着眉头若有所思。总的来说，事情正在向健康的方向节节发展。这些文化革命才发展起来的新权贵们从过去的不同意邓小平出来，到允许他参加工作只是在安排务职务上嘁嘁喳喳，说明他们正在步步溃败。所以他更不愿意在公开

（短暂的春秋74）

场合下说什么了。虽然公开场合他不谈邓小平的事，但却能从感情上理解他的心情，并对他始终抱着毫不动摇的信任。所以当华国锋直接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才不紧不慢地说：“邓小平从来没有对他的职务想得那么多，他信中只说中央怎么安排都行，所以，我们不该用自己之心度别人之腹。我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干多少年?归根结底还是要把权力交给你们的。邓小平站出来也好，就算恢复了他的全部职务也罢，还不是为你们年轻同志扶犁拉套，为将来的国家建设打点基础吗?所以我说大家还是想远一点好，不要把眼光看得太近视了。” 这么一说，反而把有些人弄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再也无话可说。

华国锋试探地问：“先念同志，我们还是坦率地说，你认为小平的工作到底怎么安排才好?

李先念说：“中国有句俗话‘让喜者更喜，愁者更愁’。既然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干脆让他甩开膀子大干一番嘛，干嘛非要给他留上一条尾巴，让人家很不舒服地工作呢?华主席，从小平同志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你是很尊重的。你也应该信任他，‘四人帮’及其派系人物特别恨他，也是怕他出来协助你。他出来协助你，不是更可以镇住局面吗?” “你的意思是……”

。“恢复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轻装上阵地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上了‘四人帮”的当了!”李先念不说则已，一说便把人们弄了个瞠目结舌。

好半天汪东兴才说：“我不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这么说，邓小平好像一点错误也没有了，反而成了功臣，这不是科学态度。”

。 李先念心平气静地说：“有错误就应该像‘四人帮’那样往死里整他?如果是那样，我看我们谁都免不了遭此厄运。大家都承认小

（短暂的春秋75）

平在一九七五年干的不错，为了纠正‘四人帮’的错误，只有他敢和他们对着干。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斗争，也许倒老霉的是我们这里的任何同志。大家记得主席刚逝世。‘四人帮’就想拿上华主席开刀，这段历史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啊!”吴德连连摇头：“纠正‘四人帮’的错误不能连他们正确的东西也反掉。邓小平的问题一风吹是不合适的，也是不行的。这样下去，怎么向全党交代?” “这个能成为理由吗？”李先念说：“请问吴德同志，全党究竟有多少人了解事的真相?不都是听了‘四人帮’主持下的报纸上那么宣传吗?那能起多大的作用?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人民就行了嘛，如果连这点气魄也没有，还怎么谈得上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呢?你们说不是这个道理？”在李先念的提问下，其他人谁也不愿意站出来和他正面交锋。一时都沉默下来。

一连几天，华国锋，心里七上八下，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天空也和人一样，连续几天阴沉沉的，但是，人们却是盼望着春天的到来。当春雷像打鼓一样，闪电要撕破长空，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大地都发颤了。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准备，细密的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扑簌簌地往下流，连成了千万条线，直冲而下。 华国锋披着风雨，偏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丰泽园，望着毛泽东的故居好一阵沉思，接着又到了他晚年的二0二大院，如同塑像一般站立在风雨中巍然不动。是的，这时他的心境比这大自然中的雷电交加更加激荡。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几个月来发生的一切都像海潮般地袭来，又像雷电一样撞击着，茫茫大雨一样无边地浑浊地展开着。 汪东兴和陈永贵终于跟着秘书找到了他。

“华主席，这样会着凉的，回去吧。”

（短暂的春秋76）

“你们别管我，我的头脑好好冷静一下，想一想这些事。”

他的固执使他们着了急，工作人员赶紧找了一把雨伞，替他打着。他长叹一声，进了毛泽东临终时居住的那间屋子，又进了他的书房，指着一排沙发说：“当时毛主席就坐在这，我坐在那边，毛主席给我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大字。”这已是八亿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事。陈永贵当然更熟悉内情，他不止一次地听华国锋讲过那段故事的细节。但他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毛泽东那张条子。不知出于什么心情，他竟开口说：“华主席，让我们看看毛主席给写的那六个字吧。”“怎么?你不相信这件事！”

“不，不……”陈永贵有点慌乱，躲闪着他的目光说：“我怎能不相信这件事呢？我是想要亲眼看看毛主席写的这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缅怀一下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呀。”“唉，这个时候提那要求干什么，又不是小孩子。”汪东兴说。

华国锋笑了笑，说：“毛主席亲笔写的这几个字暂时谁也不能看，我要亲自珍藏。让它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关键的作用。你们明白我的用意吗？”“我懂。”汪东兴说：“这就好比过去皇帝的遗诏，在对付乱臣贼子时方才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现在人心隔肚皮，我们不得不防他们。”

陈永贵马上说：“听汪主任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华主席亲自保存着毛主席这几个字的手迹，的确有极其重要的伟大意义。”

华国锋叹了一口气：“是啊!过去有毛主席为我们掌舵，老人家健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好对付，无非听毛主席话就行了?毛主席怎么说我们怎么办嘛。现在不行了，毛主席离开了我们，永远地走了。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拿主意。难啊，难啊!同志们，我这才体会到，我这个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不好当呐。”

（短暂的春秋77）

“华主席，你不要着急，有大家在，我们全都听你的，你说谁不行，咱就批他个狗日的。”

“唉，事情也不那么简单。中央各种关系复杂，不考虑得周到一些，不行哪!”

汪东兴说道：“华主席，不管别人说什么，其实都得由你拍板。毛主席定下的这个规矩就是不能破除，不然谁都不能听你的，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怎么行?他们主张恢复邓小平的全部职务，你就是不同意，看他们怎么办!我就不信他们敢造反!”“万一他们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发难怎么办？”

“学毛主席的办法嘛。”

华国锋想了想，连连摇头：“不妥，不妥啊!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局势还不太稳定，党中央再发生内乱不好，影响不好。”

“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党内有斗争分歧是正常的。”汪东兴说：“其实话又说回来了，斗争、矛盾这是客观存在，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华国锋苦笑道：“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也没那么严重。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们还是拥护我的嘛。”

“哎呀，你如果否决了他们的意见，他还会拥护你吗?现在他需要你，不得不来这一套啊!一旦到了他羽毛丰满的地步，一切都晚了。”汪东兴说完这些话时，眼圈都发红了。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华国锋此刻的脸色稍微有点发白。他情不自禁地走到长廊口，他看到外面的雨水鞭打着大块玻璃，发出唰唰的响声。屋里静了下来，好长时间没有一丝反映。这时，外面隐约传来轿车的喇叭声，华国锋才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们该回去了。” 汪东兴话还没说尽，刚张开口，华国锋便打断他的话：“更多的话不要讲了，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

（短暂的春秋78）

华国锋想起了一件事，那就是：四月二十八日是叶剑英的八十大寿。还差两天，华国锋给他打去了电话：“叶帅，马上就是你的八十大寿纪念日，要不要我们去为你祝寿呀?”“不要；不要。”电话里叶剑英的声音非常清晰。“毛主席早就规定不让祝寿，不搞个人崇拜。我看还是免了吧。一切纪念性的东西都不要搞，还是全心全意抓工作。自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后，全国都掀起了学习的高潮。我们要抓紧这个好形势，扩大战果啊!” “我的那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你看了吗?中央计划在五一劳动节这天发表。我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即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你看了有什么意见吗?”“文章写得很好。华主席你在学习和运用毛主席著作方面，的确是全党的模范。这点我要向你学习啊！”

“华主席啊”叶剑英的声音稍微变了一点调：“你现在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中心，地位变了啊!不管老的少的中年的，他们都是你的臣民啊!所以我想提醒你一句，说得对了供你参考，说错了全当我瞎说，好不好?”“请叶帅指教。”

“我的意思是建议你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多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他们经验丰富，阅历也多，他们包括小平同志，都没有野心，都不会和你争什么，都是为着一个目标即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叶剑英的话语十分诚恳。“至于有些人就不一定了。他们和你年龄相当、资历差不多，如果搞的不好是会出问题的。”华国锋一怔，头皮一阵发麻。

叶剑英又说：“现在大家都说拥护你，有真拥护的，有假拥护的，还有三，心二意喊口号的。所以头脑要清醒呀。不要让别人利用

（短暂的春秋79）

你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小平、先念、陈云都说你老实，恐怕你上别人的当。当然，这些话我只是供你参考。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一切大主意还是由你来决定。我全心协助你。” 华国锋听了这些话，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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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祝寿宴众老帅吟诗 晓利弊徐向前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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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79）

十二、祝寿宴众老帅吟诗 晓利弊徐向前进言

叶剑英八十寿辰时，并不是没有纪念，而是不搞那种大规模的活动而已。这位深谋远虑，经过半辈戎马生涯的政治家，军事家，很会讲究实效。 他没有多通知什么人，只邀请了邓小平、王震、粟裕、聂荣臻、徐向前、杨成武、余秋里这几位将帅到场。到了这个日子，有人专门写一首‘竹筒诗”，请齐燕铭书写，由王子野用篆体镌刻于竹制的笔筒上作为寿礼献给了他。 写的诗是：

新功垂宇宙，远望好文章。

屡挽狂澜倒，重扶治国纲。

琴心舒剑胆，磊落见肝肠。

愿祝南山奢，千秋日月长。

叶剑英自己也写了一首《八十书怀》的诗，情不自禁地吟诵道：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侬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短暂的春秋80）

他回顾着自己一生跟随毛泽东南北转战的征程岁月，又看到今天这样喜庆成功的形势，他是感到欢欣鼓舞的。至于今后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没有去想，但他坚信是光明的。正像毛泽东经常讲的那样：“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作为跟随毛泽东半个多世纪奋战不息的将帅，他并不想去破坏自己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对他来说始终是感到自豪的。

后海名曰海，其实不过是条小河。但这里的水是碧绿的，水面上飘荡着荷叶和水草。在夕阳的映照下，水面上起了万道波纹，又像是万条银色的白鱼在海中跳跃嬉闹，鳞光熠熠，还真有一点梦幻境界。它的背后，有一座青砖砌成的大院，名目小凤翔。这里就是叶剑英在城里的宅落。当月亮的轻纱罩在北海水面上的时候，院子里欢声笑语传了出来，呈现了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王震夫妇、余秋里、杨成武、聂荣臻夫妇和徐向前等陆续来到，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围在他身边，齐声祝寿。

“活了八十了，我已很满足了。”

王震连连摆手说：“不老，不老，像你这样的身体，活到一百岁是不成问题的，我敢打保险。”

“活那么大干什么呀，让人讨嫌。”叶剑英话是这么说，心里却乐得合不拢嘴。

聂荣臻也说：“我们就是要好好地活着，活得寿命越长越好。有人盼望我们死，我们却偏不死!”

王震又说：“老子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我们不坐坐就死，那不便宜了‘四人帮’那帮摘桃派!”

徐向前也说：“对！祝叶帅健康长寿，我们这些老家伙都好好为党活着，争取都超达百岁大关。”在人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他拿出一张纸，说：“我给叶帅写了首贺诗，写得不好，请大家指正。我念啦：吕端当愧公一筹，导师评论早有定。

当年英豪劲倍增，八秩犹似四十前。

（短暂的春秋81）

射虎屠龙宿有志，二三鬼神一扫光。”

叶剑英抱拳作揖道：“惭愧，惭愧，实在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哪。”

‘“爸爸，也把你的诗拿出来吧。”

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吸引了人们，在座的人都把目光转向她。客厅墙角忙服务的工作人员也相互低语介绍。她就是聂荣臻的女儿，黑色的眼睛，秀气的圆脸，苗条的身材，处处充满青春的活力，尤其是处在这些老将帅之中，更显示出她在年龄上的独特优势。聂荣臻拍着女儿的肩膀说：“本来我想在大家都走后把拙作留给叶帅斧正。既然秘密已被捅破，我也就不怕丢丑了。”他刚把口袋里的一张大纸掏出来，就被女儿抢过去，很有节奏感和音乐韵味地念了起来：“揭竿羊城五十年，风雨齐州步履艰。

川西传讯忠心耿，京华除害一身胆。

行若吕端识大事，功成绛候有愧颜。

八秩寿翁犹继志，旗展神州贺新天。”

徐向前翘起大拇指：“这首诗写得好!写出了叶帅的丰功伟绩，不隗是今天的上乘之作。”

在人们的称赞声中，工作人员已经摆好了瓜果梨桃和酒宴佳肴。同时家人和孩子们也端来了寿烛。在轻歌漫舞般的音乐声中，庆典的一切准备都已好。“开始吧!”

“等一等，还有一个人没到呢。”

“谁呀？”

“不要问，他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叶剑英的话音刚落，马上就传来了人们早已熟悉的那个四川口音：“我来了!”

人们一回头，几乎吆喝起来。

（短暂的春秋82）

只见邓小平在女儿的陪同下，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还是小平头，穿着灰色中山装，圆口布鞋，满脸笑容，进门也朝叶剑英抱拳；“今天是叶帅八十大寿，我特意祝贺你长命百岁！”接着又对众人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我也来祝贺。”叶剑英迎上去拉住他的手，高声说：“你也是老帅嘛，是我们老帅的领班呢。”

邓小平说：“我这个领班倒了，还需要你来拉一把啊!，”

众人立刻说；“不是拉，而是全力以赴地要保你起来。”

聂荣臻说：“我们愿意作你的后盾，坚决保你。”

杨成武说：“我只配当个马前卒。”

邓小平笑着对叶剑英说：“你听了吧?这些将帅都是保我的，你保不保我呢?”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粟裕—到，宴会开始。

邓小平和叶剑英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围拢了个圈，桌子上的寿烛点着八根蜡，红红的火苗，象征着叶剑英已经走完了八十年的历程。他和家里人刚要吹，小平连忙制止他说：“别，别。怎么插了八根?再插一根嘛。” “为什么？”

“九根表示长乐，象征着我们的叶帅还要长久地和我们在一起。”

又是一阵热烈的赞成声和欢笑声，聂荣臻的女儿从叶剑英的女儿手里接过寿烛插在正中间。这时才由叶剑英和孩子们开始吹。邓小平等人也帮着吹，叶剑英双手抱着邓小平的肩头说：“毛主席就称小平同志是个好军师，可惜主席后来还是不信任这个军师，所以老人家晚年无比凄凉。我们见他都不那么容易，更别说在座的同志了。现在，我极力向华主席建议把小平同志二次从‘山上’请下来，他基本上答应，到时候还得诸位多捧场啊！”

（短暂的春秋83）

聂荣臻说：“这没问题。我们都是老战友了，谁还信不过谁呀!到时候只要叶帅一声令下，这些将帅们哪个帐下不听令？”

邓小平问：“现在对我的出来，还有没有反对派呢？”

“什么时候也有反对派嘛。”叶剑英说，“这没什么了不起。只要华主席思想通了，什么人也阻挡不住。我担心他身旁有那么一个人，经常给他出坏主意。”聂荣臻：‘“谁？”

邓小平忙摆手：“今天不点名，只让大家猜，谁猜着就算谁的水平高!”他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搞政治的头一条就是善于识别人，好人歹徒一眼能看清。过去，我早就指出‘四人帮’不是好东西。但毛主席总是护他们。为了他，我也是投鼠忌器，才落了大难。我料定他们没有好下场，反正他们不倒霉在这个人手里，也得倒霉在那些人手里，终于他们还是叫叶帅把他们逮着了，叶帅是功高第一。” “不敢当，不敢当。”叶剑英说，“实事求是地讲，华主席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还有东兴同志。”

“这个你就不要谦让了，应该当仁不让!”邓小平说：“如果没有你亲自坐镇，没有你当机立断,我看再有十个其他人也是不行的。”

杨成武说：“完全正确!”

他们一边碰杯，一边议论当今政治。几个将帅相劝几杯后，叶剑英脸上便泛出红光，他略有醉意地对大家说：“我年事已高，虽然身体还可以，但毕竟不如你们，也不如小平同志了，我极力向华主席推荐小平同志，他文武双全，的确人才难得。几次大难不死，既有人为，又有天意啊!今后就由小平同志扶助华主席抓纲治国，我得退下来打边鼓了。” 邓小平说；“那不成，你得当后盾。”

叶剑英笑了：“只配为你摇旗呐喊。”

． 徐向前一直没多喝酒，默默地品味着刚才他们的话，似乎明白

（短暂的春秋84）

了叶剑英为什么特意把这几个将帅们乘寿辰之日请来与邓小平见面的原因。他突然想到，除了已逝世的毛泽东外，当今政治舞台上恐怕没人能真正成为邓小平、叶剑英这两个人的对手了。他们几乎把政治权谋炉火纯青地渗透到了一切地方，运用到了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举一动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回到北海后门他自己的住处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华主席已经打来好几次电话了。”

徐向前一怔：“你没告诉他我到那里去了吗?说清楚了吗？”

“说清楚了。”

徐向前连连拍打着手掌说：“快，快，快接通华主席的电话，我要亲自和他讲话。”

听筒里华国锋的声音非常温和、亲切：“徐帅吗?我正忙着和国务院的同志讨论工业如何突飞猛进的事，想找你一块商量商量，听说你参加叶帅的八十寿辰宴会去了。”“是啊!我们几个都去了。小平也去了。”

“什么，邓小平也出席了。”

“叶帅说你很忙，所以没打扰你，主要是我们几个军办的老同志一起聚一聚，我也没想到邓小平同志会去。”

“哦，这也没什么。他们都是多年的老战友，在一起聚聚也是正常的嘛。何况又是叶帅八十寿辰时候。不过，你们谈到邓小平同志的工作问题了没有。”“华主席，没谈那么多，不过我还是诚恳地建议你，在他的问题上采取明智的态度比较好。既然那么多老同志支持他，干脆让他干一段时间也好嘛。不然，这样久拖下去，恐怕对党不利。”华国锋已经感觉到了什么。尽管对方的话说得吞吞吐吐。但问题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自己担任党内这两个极其重要的职务还需要在下一步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追认。如果一旦邓小平的问题不能使大家满意的话，那他的问题会不会出现意外也很难

（短暂的春秋85）

说。现在，中央军委的实权基本上全部控制到了叶剑英手中，甚至是压倒一切的，自己明显的是个空架子。就连自己的山西老乡，堂堂的元帅，对自己说话都是这么吞吞吐吐，好像瞻前顾后的样子，说明了那股力量实在大得可怕。几乎已成定局了，没有什么再多加讨论的余地了。华国锋心事重重地放下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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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文件吴德急晤陈锡联 亲登门小平说服华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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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85）

十三、发文件吴德急晤陈锡联 亲登门小平说服华国锋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华国锋经过再三考虑，批准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邓小平致他和中央的信件，把他的信一直传达到全党，作为下一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第一步，即先造点舆论，不至于引起意外的反应。 熟悉中共这十多年政治生活的人很快从这个文件里看到了下一步要出现的事，吴德急匆匆地跑到陈锡联家里，和他就这件事展开议论。

陈锡联除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还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重要职务，是毛泽东生前安排后事中的重要人物。就是不爱多说话，对别人的意见除了侧耳怜听外就是细心观察，很少对什么问题夸夸其谈。特别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他本来就不多的话显得更少了。“好，我的陈司令，一旦邓小平恢复了原先的三个重要职务，天安门事件的定性肯定要推翻。他是容不了事的，这点主席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我是担心将来他果然要变成‘还乡团’，变成胡汉三，对人们说：又回来了。那可就糟啦!”陈锡联抚摸着茶杯默然不语。在叶剑英的影响和暗示下，许多

（短暂的春秋86）

军队老干部都来拜访他，非常婉转地给他做工作，希望他站到他们的立场上来，支持邓水平恢复全部工作。正像他所预料的，从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一直在做恩想整顿、统一认识的工作。揭批‘四人帮’以来，上上下下都把罪恶的根源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尤其是江青，把她当作了比妲妃和白骨精还要坏的罪人。不管这种批判公正不公正，其产生的后果都使毛泽东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反正在党内以至全国形成了这样一个无形规矩，只要一说某个坏，就不允许任何人再说他半点好。即使他是正确的，也必须说成错误的方肯罢休。一旦有人敢替他说话，非把你当作他的同伙看待，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可。甚至批判的锋芒瞬间就会转向你，其程度比原先批判某人还要厉害。这种同样不正常的气氛使相当一部分人只能紧紧闭住嘴，使事情逐渐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现在，呼吁邓小平出来并恢复他的全部职务的舆论已经占了上风，并足以对任何不利于这种措施的倾向展开一场斗争，最终争得多数。这正是陈锡联从好多人的态度中看到的转折。他的炯炯目光照例是聚精会神地正视那些讲话的人，注意他们的表情，猜测他们的思想。但他也总是沉默着，顶多跟着人们应付两句罢了。这就是陈锡联。

“陈司令，难道你没有自已的态度?”

陈锡联叹口气，眉头皱了起来：“我就是有态度又能怎么样?能阻挡住这股思潮，不，是潮流吗？”

“怎么不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风的一系列指示，难道这些能通通不算数吗?”

“唉，这个问题和‘四个帮’搅和一起就不好办了；”陈锡联为难地说：“‘四人帮’批得这么臭，邓小平过去又一直和‘四人帮’坚持着斗争，许多老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和普通群众都同情他，盼望他出来，这个民意……” “那也不能没有是非呀！毛主席生前可是没有亏待我们，我们干什么事不能没有良心。这些事将来都得对历史负责啊。”

“不过，人家有些道理也讲得对，凡事要经过检验，看来人们……”

“这是右倾翻案，翻案不得人心。揭批‘四人帮’和反击右倾翻案同等重要，不能偏废。即使邓小平认识了错误，站出来工作，也不能官复原职。” “现在讲这些话，你难道不觉得晚了吗？”

“不晚，十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嘛。中央还没正式决定嘛。我们可以再找华主席谈谈，说明这件事的利害关系。”

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华国锋掂量了又掂量，反复考虑着。他承认，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优柔寡断，缺乏气魄，但是，他又认为自己这种性格是考虑周全，办事细致的优点。毛泽东不是说：“你办事，我放心”吗?这个放心主要是自己稳重、老实的结果。前两年，江青曾神气活现地批评自己：“国锋同志，你缺乏原则性，缺乏斗争性，还是老好人主义，这可要不得啊！说话慢开腔，遇事绕着走，这样下去出了修正主义你也会举手赞成。这点，你应该向春桥、洪文、文元同志学习，再不能这样毫无斗争性了!”那天见了毛泽东，他把江青的批评报告了他，说：“今后要注意这个问题，要下决心改。”毛泽东说：“也不要学他们。革命固然要讲原则。但灵活性也不能不要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用‘生命’来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又用‘务必充分注意’来强调它，最后再告诫大家‘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些话，江青不研究。春桥、王洪文也不大注意呢。他们是斗争有余，策略不足。你可以讲给他们听。”但是华国锋并没有传达给他们。他怕引起反作用：他只是把毛泽东的话牢牢地记在了他的心里。

在华国锋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个秘密的巨人。他的智慧和能量，根本叫人估不透。他为数不多的和毛泽东的接触，整个时间加

（短暂的春秋88）

起来也不过是三、五天的瞬间。自己一下子被洪峰巨浪推到了权力的极点，多少有点恍惚如梦。那座神秘的巨峰突然间倒塌，像在一锅烧沸的开水中突然加进一瓢冷水，他开始冷静了。万钧重担在肩，使他尝到了权力的甜果，也意识到了他身后的深渊。“华主席，小平同志看你来了。”

“噢，好，快请!”

华国锋整好衣服，擦了擦脸，挺着胸脯来到客厅时，邓小平正站在北墙上悬挂的那副毛泽东和华国锋握手的照片下，凝神瞻望。听到脚步声，邓小平回过头来正好和华国锋打了个照面，两双手，不，是三只手握在一起了。 邓小平双手摇晃着华国锋的手，激情满怀地说：“我非常想加入华主席领导的新长征队伍啊!老了，这几年，顶多十年的余生不献给祖国的四化事业，心不安哪。”“小平同志，你、你吃苦了。”

“这是难免的。”

华国锋这才仔细地端祥了邓小平几眼。啊，他果然衰老得多了，额上的皱纹像蚯蚓似的非常突出，黑里透黄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精神明显地不如前两年。这位重实干、讲求实际的政治家，此时的追求很简单：他想站出来重新工作，越是上了岁数的人也往往追求得不是那么充满幻想了，只要能有个好的归宿就心满意足了。华国锋这样揣摩对面这位矮个子政治家。邓小平和华国锋一起坐下来，先品尝了几颗山西酒枣，然后谈起了山西的地理环境、风土人物，谈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邓小平对山西似乎非常熟悉，满怀深情地说：“山西人忠厚啊，重交情、讲义气，出了个关老爷，是解州人是不是?洪洞县也出了个苏三，都是千古风流人物啊!”邓小平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讲起典故来竟然也能头头是道，抒发出不少令人惊叹的观点。相比之下，华国锋略感自己知道的太

（短暂的春秋89）

少，说开头也不接尾，对邓小平讲的许多话心不在焉地点头称是，提不出什么新观点，即使说两句，也不过是从《毛泽东选集》那里看来的。 “好了，我们不讲古人了。现在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我们有三个最有利的条件。”邓小平说。

华国锋眼睛里放出神采，这显然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请你说说看!”

“第一，扫除了障碍，我们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邓小平说：“第二，中国地大物博，群众积极性高涨，我们比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更丰富的资源。第三个条件最重要，也是决定前两个条件的，这就是我们有了华主席你这样年富力强、经验丰富、人民拥戴的英明领袖。” “我不行，全靠你们这些老同志帮助呢。”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不然，我就不会亲自请缨领命了。”

“小平同志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啊！”

“也是形势逼的。如果‘四人帮’还在台上，我早就甩手不干了。就是让我干也不干了，早寒心了。现在，我愿意有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决不带到棺材里。”“说得太好了，老同志都该像你就好了。”

“这话让你说对了。老同志都是一心向你的，都抱着这样一种感情想发余热。此刻正是龙腾虎跃时啊。我已经老了，干不了几年了，给点什么工作都可以。”“为了充分发挥您的才干，我们当然应该给你创造一切方便条件。”

“我可是两次受批判，群众、干部误解很多的人，可能要让华主席作不少工作呢。”邓小平脸上浮-起一阵淡淡的笑容，摇摇头说：“如果华主席不明确表态，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都阻力不小呢。”

（短暂的春秋90）

“请小平放心，我和叶帅会做工作的。大家对你主持工作时的政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话，全党都应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过，希望你能在全会上，也做个自我批评。”“这点没问题：”邓小平很高兴地说：“和你在一起，就觉得很轻松，什么话都敢讲，叶帅说你才是真正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看来一点也不假啊!”临告别的时候，华国锋一直他送上轿车。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突然对他产生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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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耀邦办刊亲力亲为 小平出山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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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90）

十四、耀邦办刊亲力亲为 小平出山有声有色

位于颐和园后面的中央党校，这几个月来显然有了起色，再不是那么死气沉沉了。胡耀邦一上任，就忙着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同许多专家、学者谈话，听取意见，搜集反映。那天，他去邓小平家看他，提到了他的一些想法。他是一位闲不住的人，思想非常活跃，到党校后很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新，提出想办一份刊物。 邓小平立刻支持说；“是的，是需要开辟一块阵地。党的指导思想还是‘两个凡是’，不，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要从理论上纠偏，得费相当大的努力啊!”胡耀邦一听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党校领导班子会上，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一位研究毛泽东思

（短暂的春秋91）

想的专家说：“我看这份刊物，就叫《理论动态》吧。这样可以灵活、随便些，搞理论的同志写文章、发表论文相对比较自由，总的来说是为了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嘛。”胡耀邦眼睛一亮：“好主意，就叫《理论动态》吧。有了刊物就算有了武器。我们总有了自己说话的阵地嘛。”

六月四日，他亲自挑选了几个笔杆子组织成“理论动态组”，决定创办《理论动态》。经过一番讨论后，他总结说：“我看就这样定吧，《理论动态》是一个面向党的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性质的内部刊物。每一期也不要多登文章，一篇就足够了。文章要切中时弊，集中阐明和提出一个问题，顶多两个。现在正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他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要回答的问题很多，我们就五天出一期吧!” 这人说话风风火火，没费多大的劲就把许多问题决定下来了。

散会后，他把沈宝祥留下来，脸上挂着笑容问：“怎么样?有信心吗？”

“看来得冒风险，这年头要想有点新见解不准备好挨批不行。”

胡耀邦哈哈大笑：“挨批怕什么？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批评!我不挨了几次批吗?也没见他们把我批倒，倒是那些一惯整人的家伙一个一个自己倒下去了。”“这点得向您学习。”

“我看，我们都得向小平同志学习。”胡耀邦激动地说：“他们那么起劲地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信心十足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小平同志就会官复原职，官复原职呀!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小平同志复出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过去那一套的破产。你看吧，全党全国都会震动的。”接着，他向这位中年理论工作者讲述了他最近这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自己今后的政治命运同那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暂的春秋92）

信心，是政治家的支柱。

看上去，胡耀邦整日开会、看书、出题目，让别人写文章，好像他已钻进理论圈子里，实际上他和许多中央的老人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着华国锋的一言一行。他对理论动态组的人员讲：“我们要把《理论动态》作为反击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体系的一块阵地。要把这项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工作的历史使命，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你们有这个信心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他的根本用意。他同老练的政治高手一样。也学会了用通俗易明的理论问题来赢得人心，战胜对手。他很快组织几位秀才写了几篇文章，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了《理论动态》第一期。 这期刊物只印了三百份，除发给中央党校内部分人员外，主要发送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名单都是由胡耀邦自己决定的。

同样，华国锋也照例收到这份刊物。

但是，他根本顾不上看，甚至连翻也没翻就扔到了桌子上。华国锋的注意力仍放在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上，他把各个部委和机关的领导人的档案翻了又翻，只要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多少有点联系的人，他都要亲自作指示不准重用这些人，以显示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倒是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关押的所谓“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个个鼻孔朝天，摆出一副不希理睬的样子。这反而使邓小平、陈云等人能够任意接触所要觅的人，看哪些人可以继续用，哪些人需要提防，哪些人将来必须整垮。 第一期发出的时间，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的那一天。胡耀邦不是中央委员，但他很快掌握了会议的整个进程。会议期间，他亲自赶到邓小平的住地，征询他对《理论动态》的意见。虽然还没发公报，可邓小平即将官复原职的消息已经在中共

（短暂的春秋93）

上层家喻户晓。不少被整的老干部和他们的家属纷纷来找邓小平，几乎门庭若市，使邓小平应接不暇。。邓小平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热情好客，亲切接待来找他的人。他板着面孔，冷冷地听着他们的申诉，甚至连话都不说一句。连陶铸的夫人曾志和他的女儿来访，邓小平只是冷冷地接过他们的材料放在案头。那些满怀热情来拜访的人，临走时都有一种心灰意冷之感。只有熟悉邓小平的人，才能够从邓小平那副毫无表情的面孔上看到他内心的震荡。知道他迟早会作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胡耀邦就是其中一个。

“三中全会开得怎么样？”他问。

邓小平微微一笑：“全会已经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在讨论关于恢复我的职务的决议时，尽管有人说三道四，但大势已定，他们也只好缄口不语了。”“这些人就是这样，一旦大局稳定，他们就见风使舵，转弯子比谁都快。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改换门庭，投靠到你的门下呢。”

“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算把一些人的嘴脸彻底看透了。”

邓小平顺手拣起一把鹅毛扇子，边踱步边摇晃着说：“有些投机政客就是专门钻党内矛盾的空子，见缝插针，或者两面讨好，或者投其有权者所好，不惜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推人下井，落井下石。我恨透这些家伙了。”“《理论动态》准备从新的高度剖析这个问题。”

“第一期的文章我全看了。写得不错，写得不错！这块阵地既然开辟出来了，那就要守得住，要从政治上、理沦上彻底站住脚。”邓小平说：“华国锋在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十一大做准备。他是想着登基呢。他没有什么理论细胞，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多发挥秀才的作用。毛主席很善于发挥笔杆子的威力，我们也要用那

（短暂的春秋94）

些老秀才们，像胡乔木、邓力群，那些在文革中遭到批判的人，现在都需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迅速归队，占领阵地。”

胡耀邦很懂得他这番话的份量。

邓小平正在兴头上，话很多：“我在全会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华国锋的反应如何?”

“他木得很。”邓小平说，“他丝毫没感到我在批他那‘两个凡是’的观点，还认为我的发言仅仅是针对着‘四人帮’呢。其实，我强调的是：要善于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这话份量已经很重了。”

“他没有感觉。但汪东兴那家伙很滑。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矛头所向不仅仅是针对‘四人帮’，他含沙射影地说：其实，毛主席的每一个重要指示都体现了一贯的思想，我们只要坚决照办就会取得胜利。他是在顶我啊！他对我存在着戒心，总想唱对台戏。”“看来斗争还会长期存在，并不意味着党内从此就风平浪静了。”

邓小平连连点头，不过他很快意味到什么，转过身子郑重地说：“你讲话要格外注意哟。除了讲揭批‘四人帮’外，不能再过多地强调党内斗争。现在人们的思想很敏感，我们的一些暗示性的语言很快就会使对方有所警惕。我认为，当前我们的任务一是不断地开辟阵地，二是要巩固这些阵地。比如《理论动态》这篇文章，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很好，如果直接批‘两个凡是’，那就坏了。”胡耀邦也咯咯地笑了：“这个大局我早就考虑到了，小平同志，这些年来，我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可是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我最宝

（短暂的春秋95）

贵的财富。”

“我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既有毛主席的，也有少奇、恩来和其他人的，但更多的还是我的。你说得对，这些都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邓小平讲这几句话的时候，说得很轻，但胡耀邦听得出来，这些的确是他的心声。这说明，他很可能会成为集这些伟大人物的优点为一身的人物。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个邓小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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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忆往昔永贵心有余悸 论古今小平语惊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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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忆往昔永贵心有余悸 论古今小平语惊四座

陈永贵好久没见邓小平，这次看见他，发现他额上皱纹剧增，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怔了一下才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说：“您好，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邓小平笑了笑，望着衣着朴素，一举一动都有农民那种憨厚、朴实风度的陈永贵说：“还记得吗?早在两年前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我就对你说过：我们抓整顿也说不定别人会把我们整顿下去，我已作好了二次被打倒的准备。不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话说得很幽默，陈永贵也笑了。

那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第二天，陈永贵陪同邓小平登上虎头山参观大寨的新面貌。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说：“农业战线都像大寨这样，八亿中国人民就不愁吃穿了。唉，农业搞得不好要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啊！”陈永贵说：“像这样整顿下去，全国的面貌一定会大改变。”“是吗?”邓小平拉住陈永贵的手专注地打量了一下，说：“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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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乐观，不过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打算，一是事情搞成了欢庆胜利，二是人家不让我们搞我们下台，或者再次被打倒，靠边站。”

其实，陈永贵又何尝不知道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早就对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心怀不满了。江青曾把他叫到钓鱼台她的住地，特意交待道：“老陈啊，你可要站稳立场。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并没有吸取教训，他们正在向革命派算帐，你要提高警惕，准备和他们斗。”开始，陈永贵并没有意识到是指邓小平。直到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后，他才大梦初醒，马上急转弯，也入了批邓小平的行列，不过他留了余地，并没有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谈话揭发出来。但是，他是无条件的信仰毛泽东的，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紧跟、照办，就不会犯错误。他感到自己过去同邓小平接触过多，实在是太危险了。这种余悸至今未消。

在他看来，邓小平文革前和文革中是的确犯有严重错误的，他之所以能在林彪摔死后重新站了出来，是由于毛泽东对他的宽大和容忍。现在，他又第二次复出，恢复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同样得利于华国锋对他的期待和谅解。他对邓小平的疑虑的戒心依然存在。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知道正是这种认识毁了他的基业。

“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陈永贵摆出一副怜悯的架子，关切地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邓小平眉心的疙瘩紧了一下很快舒展开来，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华主席嘛。”

陈永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声音很高，许多人都听见了。显然，他带有宣传的意味。

（短暂的春秋97）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的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起来。

“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都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语塞了，他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我同意你的意见。”

“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当然不能!”

邓小平拍了拍陈永贵的手背。也提高了嗓门：“所以，我们只有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作研究，从毛泽东思想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和创新的着眼点出发，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支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什么意思。

全会即将闭幕时，邓小平和陈云提起了陈永贵，深有感触地说：“那位农民代表是位好同志，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把他放在了国家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陈云开玩笑地提醒：“你可是刚站出来，小心再让别人抓住小辫子。”

“我不怕!”邓小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风浪，我还是没改我的脾气，有话还得说。人为什么要长嘴，嘴巴的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心里想什么，我就得说什么，我不能心口不一。”

（短暂的春秋98）

陈云点了点他的脑袋：“好，好，我算服你了。下一次再惨遭不测，我可不再为你摇旗呐喊了。”

“就不会再有下次了。”邓小平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一个政治家如果接二连三地犯同一个错误，那除非说他是头号傻瓜。我们可不能像陈永贵那样，只把自已的作用限制在听最高领导人话，照办最高指示上。我们的脑袋里要常想多问，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走一条新路。”陈云忍不住走过来，悄悄地凑到他耳边说：“看来我的眼力没错，中国现在这个摊子，非你莫属。我看，中国今后就看你的罗。”

“不对!不对!”邓小平连连摇头，“还有你，还有大家嘛。你可不能让我再唱独角戏了，这回大家都得上!”

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更加踌躇满志，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对他自己来说，根本不可能改变他的观点和主张，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创造的那些口号和作法，从心眼里憎恶。头一次站出来重新工作，他就意识到这一点了。那时，毛泽东还健在，他不可能放开手脚地实现他的蓝图。现在，他再次有了推行自己主张的机会，他懂得该怎么办了。会议刚结束，他就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谋长的身份，召集党、政、军各方面的有关人员分别听取汇报，调阅材料和文件，了解一下情况，研究中央和地方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探讨解决的方法。他在关心那些尚未完全解放的老干部的同时，也注意发挥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的作用，培养自己信任的接班人；在抓揭批所谓“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同时，也观察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那批干部的表现。他常常不露声色地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发表旨在彻底纠正他称之为“极左错误”的各种政治倾向的言论。极重难返，真是极重难返啊！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有一种紧迫感和艰难的惆怅情绪。他不由得对自己叹息：失去的太多

（短暂的春秋99）

了，太多了，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许得奋斗十几年，不，得几十年才能赶上去。

邓小平毫不掩饰地对人说：“我们的建设步伐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已经远远的落后了。解放十七年来，无论是教育战线还是科研战线，或者其他各条战线，毛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我主张在搞我们自己通用教材的同时，引进外国教材。要恢复招收研究生，增派出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来讲学。还要恢复考试、留级、开除制度。总之，各条战线上的根本任务就是拨乱反正。”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和行动，首先在中央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

“邓小平一上台就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难道不是右倾翻案?揭批‘四人帮’可不能揭到毛主席头上啊!得提醒提醒他，不要再犯历史性的错误。”“我早就说过此人不可靠嘛，你看怎么样?刚站出来就又翘尾巴了。”

“毛主席试验地用了他两次都不行，我们怎么能控制得了他，我看还得把他撤下去!”

“邓小平丝毫没吸取教训，还是他那老一套!看来，毛主席没有看错他。”

聚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心中的不满情绪一泄无遗。

这些，陈永贵都听到了。

他显得很有主意。他指示秘书把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有关指示、批示或者讲话要点都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不管中央会议上谁提了什么建议，他都要人或者自己亲自检查对照一下毛泽东的语录，看那些东西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有些建议时，他站起来了说：“尽管我们认为有些人的看法完全荒廖可笑，但他讲得头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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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听起来就像马蹄表一样，嘀嘀嗒嗒很好听。但一用毛主席的指示对照，问题都出来。”

陈永贵这个老粗，有时讲几句形容词，往往引得人们轰堂大笑，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几次用这样的语言，反对邓小平的主张，甚至直截了当地问：“请教小平同志，我们究竟是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执行别的什么路线？”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共产党人要为真理而斗争。毛主席的指示经过实践检验是真理，我们当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的办。”

“但你的有些主张明显地不符合毛主席指示，有些东西早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比如旧科举制度。”

“不，我说的这些意见，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明确的论述。只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故意颠倒是非，胡批乱斗而已。现在我们粉碎了‘四人帮’，如果不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还怎么谈得上拨乱反正呢？”邓小平说到这里，也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夹着书笺的那几页，念了几段毛泽东过去的讲话摘录，然后把目光转向众人：“你们说，我的建议符合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此刻，邓上平是排列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的第三位领导人，华国锋微笑着不答腔，叶剑英沉着微微点首，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便表态插话。陈永贵弄了个大红脸，憨笑着摇摇头，再也不说什么了。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再一次表扬陈永贵说：“我看永贵同志今天的态度就很好，有话当面锣、对面鼓地说。在党的会议上，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讲，讲错了也没关系。在这一点，我们都应该向永贵学习。” 叶剑英也来个因势利导：“今后，凡在党的会议上讲的话，即使是完全错误的，也一律不予以追究，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政策，搞好党风。”邓小平又说：“关键是要搞好党风。这些

（短暂的春101）

年，‘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那么就能实现毛泽东同志多年所提倡的那样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有了这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什么问题都可以放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不管是谁，都可以批评。”他的这几句话，讲得那么干脆，那么有力，以至马上便激起掌声，引起人们的响应。

陈永贵拿不定主意了。他找到吴德，想征询他的意见。

吴德显然失去了当初的信心，他沉思了好长的时间才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提这些问题已经意义不大了；十届三中全会已经通过了恢复邓小平所有职务的决议，现在中央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月之内准备好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不但我，就连华主席也不会对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多大兴趣。”“这么说，我们的是非已经没有标准了?”

“标准就是开好十一大。”

陈永贵那出类拔萃的气质显示了他不甘心屈服的征服力，他真的去找华国锋了。虽然除了会议上以外他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没有同这位新任的中共中央主席面对面地谈话了。上一次还是在三中全会前见的面。他似乎也能感觉到，华国锋实际上是在为行将就木的即定事实准备理论和筹划自己的力量。所以，听到陈东永贵来访，他马上穿了衣服就迎到了客厅。“有什么重要事吗，永贵同志?”在同乡面前，华国锋的山西话字正腔圆，完全不需要揉进那种不标准的普通话。

“还是和邓小平争论的事。”陈永贵说：“我看他最近站出来的

（短暂的春秋102）

讲话中，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距离还是太远了。我看他总想背离毛主席的思想，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我们今后走什么路呀。”

“算了！你暂时不要提这些了。”

“是不是我的意见错了？”

“不!不是你错，你没错。”华国锋肯定地说，“只是现在不宜讨论这些事，小平同志刚刚站出来，还不适应于政治局目前的新气氛，让他适应一段再说。何况马上就要召开党的十一大，好多组织措施、人事安排还没有就绪，挑起同小平的争论对党的利益有损。这个道理希望你懂。”“我懂了。”陈永贵看出华国锋正在想更大的事情。他突然明白了吴德的判断，看来那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的确有经验，一下子就看透了华国锋的意思，现在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完全不识时务。他想，如果把头脑中的想法毫无遗漏地找人写出来，也许会给人们准备一份最详尽的材料。于是，他痛痛快快地说：“华主席，今后我保证时时事事听你的。”华国锋想了想，才说：“我和剑英、小平同志交换过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安排可题，我提议汪东兴同志和吴德同志担任副主席，但小平同志有意见，他主张让李先念同志当。我正在考虑这件事，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汪东兴同志和吴德同志必须当！”陈永贵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不能贯彻到底，关键就要看统帅人的态度。我觉得你现在势单力薄，应该有两个最得力、可靠的助手，你说的这两个人，可以!”“你与其他同志碰碰头，议一议，争取在政治局会上能够通过这个决议。”华国锋委婉地向他介绍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情况，赤诚地表达了他的热切希望。陈永贵是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来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的。只要是华国锋讲的话或提出的意见，他总是尽力而又高兴地去做。他从华国锋住地出来，马上又去找纪登奎，向他转达华国锋的意见。

（短暂的春秋103）

纪登奎考虑问题就比他慎重了。他琢磨陈永贵讲的这些以及他说话时的心理活动，不紧不慢地说：“如果是在十届三中全会前，有些事情还好说，现在考虑问题，就不得不研究两位副主席的意见了。他们在党内、军内资历很深，人缘关系也很多，许多老同志都会听他们的。我想，汪东兴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容易通过，但吴德同志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去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他首当其冲，得罪了不少人；估计有人会重新处理这笔帐的。” 纪登奎还是有远见的，事实很快证实了他的判断。

就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人都收到一些署名“革命群众”的来信。其中一封印刷精致、词句优美的信中写道： “邓小平同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中央工作，这是全党全军全国的幸福。冬天已过，春天就至。有数十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我们希望中央政治局的诸位领导顺应民心，广开言路，在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真正深受人民拥护的好班了，干万不要让像吴德同志那样的在天安门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角色的人再进中央政治局。否则，民心受到嘲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陈永贵看到这份材料，气得拍桌子骂道：“这些灰鬼都是反革命，应该追查，一定要揪出后台老板来!”’

“算了算了!”吴德专程跑来，向他摆摆手道：“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也。如果真要揪起来，还不知道会揪到谁头上呢。我看还是不了了之吧。”陈永贵也连连摇头：“唉，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我真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想的!看来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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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华国锋指桑骂槐 邓小平妥协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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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104）

十六、华国锋指桑骂槐 邓小平妥协求生

盛夏中的北京，直到午夜时分还降不下温来。耿飚乘着红旗轿车驶进中南海。他身材高大，举止文雅，也有一种儒将的称谓。车一直开到勤政殿门口才停下来，看得出司机熟悉这里的道路，轿车开得又快又稳，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冒失鬼司机。等轿车门被早已等候的工作人员打开后，他夹着自己的公文包进会议室。他的情绪很好。 一小时前，他接到叶剑英亲自打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到中南海来开会。研究什么事，没有在电话说，但他估计与党的十一大有关。现在人们都关心着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大家都议论着这件事，而很少研究什么修改党章的事情。 按照汪东兴组织的修改党章起草班子的讨论，在听取了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后，把十大通过的党章中要求党员做到的五条增加成八条，即增添了“维护党的统一，不参加并且反对任何分裂党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对党忠诚老实，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积极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起先锋模范作用”等条文。这份草案，耿飚几乎看也没看。他知道，不管党章党纲写得多么动听，其作用都不过是让别人看的宣传品。真正老练的政治家及其党中央的最高首领并不接受党章的约束。必要时，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另一些条文推翻这些规定。越是搞分裂党的派别活动的人，会越起劲地高喊：“加强党的统一”。党组讨论这些文件时间简直让他烦透了。同事和老友们把他围在中间，总是没完没了地打听中央

（短暂的春秋105）

秘闻，赤裸裸地向他伸手要官要权，整个席间都是他们的尖啸刺耳的狂笑。

当他进入会议室门口时便停住了。只见对面沙发上端坐着华国锋，他左边是叶剑莫，右边是邓小平，他们旁边依次是李先念、汪东兴、徐向前和聂荣臻。见他进来，叶剑英连忙招手：“来来，快点坐吧，就等你了。”邓小平说：“今天开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将十一大的有关事情讨论一下，决定下来。”

耿飚挨着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坐了下来，从皮包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会议似乎刚开始，叶剑英正在发表讲话：“我们国家正处于承上启下的新的历史阶段，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任重而道远哪。庆幸的是，我们有了华国锋这样的英明领袖，这就需要我们在座的老同志们全力辅助，保证党在历史的大转变关头不至于发生大的波折。小平同志、先念同志，还有聂、徐两位老帅都对我表了态，决心要紧紧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完成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转变。小平同志提议，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选举四位副主席，主张老同志多一些，这样也算传帮带嘛。”“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也应有。”华国锋急忙打断叶剑英的话说：“比如汪东兴、吴德两位同志都应考虑。”

邓小平身子往后一仰道：“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担任党的副主席是众望所门，没有问题。但吴德同志嘛，党内外群众都对他有不少议论呀。”华国锋说：“有些议论一不定正确嘛。比如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看法，尽管一些人吵吵闹闹要平反，但我们不能草率答应。这里有个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吴德同志在这个事件中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那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去讲话

（短暂的春秋106）

的。现在社会上有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他，那完全是别有用心。我当时也是参与处理天安门事件的中央领导，难道能说我也是镇压了群众吗?”说到这里，华国锋显得很激动，脸都涨红了，在沙发里坐了有三、五分钟后，他才平静下来。

邓小平微微笑道：“请华主席不要着急，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华主席是一致拥护的嘛。大家都盼望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谁也没有提出让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负责嘛。有关人事问题，我们可以慢慢讨论，不必急躁。”邓小平慢条斯里的豁达风度，反倒使华国锋感到不好意思了。

聂荣臻板直身才开了口：“从党的过渡时期的大局出发，我认为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最好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担任比较稳妥。我提议，让先念同志担任比较合适。至于东兴同志出担任副主席，我没有什么意见，完全同意华主席和小平同志的看法。至于吴德同志，或者还有其他领导，既然党内外有不同的议论，那就往后放一放吧。反正他们还年轻，等条件成熟了再增选也不迟。”叶剑英指着耿飚问：“你的看法呢？”

耿飚说；“我同意小平和聂帅的意见，凡是大家有争论的问题都可以往后放一放，这样不至于引起党内的新的风波。”

“是啊!我们党可是再也经不起什么路线斗争的折腾了。”李先念说，“至于我担任不担任中央副主席，关系都不大。我倒是主张我们的年轻同志多上一些。考虑到华主席一下子担负这么重的历史使命，我也愿意给华主席当几年助手，协助他完成历史时期的转变。”徐向前点点头：“先念同志担任中央副主席比其他同志更合适一些。我看就让他干吧。”

叶剑英把目光转向华国锋，似乎征询他的意见，又像在请他作出裁决。

（短暂的春秋107）

华国锋已经没有了主意，伤起了脑筋，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这个中央主席的权威还远远地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像这样下去，而且总有一天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此时此刻，自己采取简单地坚持已见的态度是不行的，只有耐心地等待。这里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过程。反正自己具有年龄和地位上的优势，再和他们熬几年也拖得起。毕竟叶剑英已经八十岁，邓小平也七十多了，他们的时间总归是有限的。想到这，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低沉地说：“我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就按大家的看法决定吧。”。邓小平的嘴角，闪出一丝极不易察觉的微笑，和叶剑英、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后，继续说：“十一届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我认为应从稳定大局的利益出发，不宜大动，或者是基本上不动。考虑到粉碎‘四人帮’后的空缺，我提议增补余秋里、张廷发、耿飚、聂荣臻、徐向前、彭冲同志进政治局。陈慕华和赵紫阳同志可以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政治局。”华国锋一怔，这才感觉到邓小平对下一步中央各机构的组成人选，早已有了深思熟虑的准备。其中有些人，他和自己是商量过的。比如张廷发；还是自己最先提出来的。但是像这么快的时间里拿出一完整的名单，连他自己都做不到，但邓小平却做到了。他眼前闪现出一张张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面孔。

有少许卷发的赵紫阳比自己大两岁。他是河南滑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八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解放战争对期，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建国后，一九五一年在广东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一九七一年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不久又调回广东省委任书记、第一书记。～-九七五年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第一政委。他和自己的资历和年龄不相上下。华国锋若有所思地笑了笑，没有吱声。

（短暂的春秋108）

至于余秋里，华国锋知道他是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一四年生，一九二九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一直在军队里任职，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失去了一条胳膊，是出了名的“独臂将军”。全国解放后，他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中央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他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参加并组织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工作。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十大中央委员。华国锋对他放心，也很欣赏他的干练作风。他担任国家总理期间，和余秋里合作得很好。华国锋看了聂荣臻、徐向前、耿飚几眼，对他们出任下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提不出任何意见，认为他们当之无愧。

他的思绪转到了彭冲身上。

彭冲是福建省漳州人，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四年转为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初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领导漳州地区的学生运动，曾任工委组织部长、书记，在抗日战争日时期，参加开辟苏南部分根据地的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委，师副政委；建国后，先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等职务。经叶剑英推荐，他又要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的职务。他也是和自己资历、年龄不差多少的人物。华国锋暗暗想道，邓小平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名增补政治局成员，不是要树立和培植自己的势力吗?汪东兴似乎看出了华国锋的意思，他让工作人员把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草稿送来，对与会者说：“人事安排先往后推一推吧，大家审议一下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初稿，如果没有意见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汪东兴的提议，使华国锋大为满意。他翻了翻报告的稿子，话

（短暂的春秋109）

中有话地说：“我的政治报告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重点阐述和驳斥了‘四人帮’在走资派问题上的谬论。但走资派的确是我们党内的最危险的人物。毛主席不只一次地跟我讲过，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我在报告里特意加了这么一段话。”汪东兴说：“华主席的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发展吧。”

华国锋打开报告，有声有色地念了起来：“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是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只有像苏联那样，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形成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党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同走资派作斗争，正是为了防止走资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们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警惕犯走资派错误。我们党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此时此刻，华国锋念这段话，使邓小平听了很不舒服，这分明，是在借机警告自己嘛。他很敏感，但他并没有发作，因为从党章上讲，华国锋这样做也并没有错误。何况他字字句句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而加以发挥，尽管他发挥得很蹩脚，而且从实质上完全不能自圆其说，近乎一味地诡辩! 因为邓小平认为从根本上讲，毛泽东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至于党内走资派一说，完全是毛泽东进行党内斗争而编出的词儿，根本无需多加驳斥。华国锋从

（短暂的春秋110）

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出发，想同江青、张春桥等人划清界线，又不敢从实质上触动毛泽东理论的错误。所以只好牵强附会地罗织自己的一套解释。他知道，华国锋的说法是很难说服真正知情懂行的人的。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硬着头皮这么干。华国锋念着这些琅琅上口的报告，很觉得够味，他继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立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话，邓小平咋咋觉得刺耳！

他隐隐感到，有这样一个口口声声讲“阶级斗争’’、讲“继续革

命”的人作党的领袖，他迟早免不了再遭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挨整的厄运。而且，他和这类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权力高位的政冶领袖决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忍受不了这种指桑骂槐的手法，尤其是在毛泽东已经作古的今天!_会一散，他就命令司机把车跟着叶剑英的轿车，直驶他的住地。

“噢，你一直追踪到我家里了，还不想睡觉吗？”叶剑英似乎早估计到他会来。

“华国锋这个人将来一定得下去，他继续呆在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对我们、对中国的今后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邓小平把闷在肚子里的话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叶剑英坐下来，陷入沉思。他让工怍人员给他和邓小平每人斟来一杯酒后，挥挥手让他们都退出去。在中国这个政治舞台上，任何政治家要是没有时刻警惕危险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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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经的话，是很难整垮对手而保持自己稳步上升的。邓小平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所以自己一贯重视他的任何意见。 “小平同志，你还是再忍一段吧。”

叶剑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和他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来养精蓄锐，现在应该有个妥协求存的时期。华国锋肯定对我们的许多意见和主张也是心怀不满的，但他无可奈何。当前的形势不允许任何人轻举妄动。耐心等待机会吧。” 到底是高参出身，三言两语就会打动人，邓小平高兴地端起酒来一饮而尽：“我听你的！”

“你比我强哟。你不看我们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发表，全世界都让你轰动了。各国的预言家们预言，未来的中国将掀开一页邓小平时代。”“那都是言过其实的吹牛，外国人说话从来没谱。”邓小平说。夜晚的凉风吹拂去身上的热汗，给他一种新鲜的感觉，也带走了一些掺着香槟的酒气。经过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他需要清醒一下头脑，考虑考虑问题。现在，他已经不恼火了。不管是谁在搞什么行动，想把他邓小平踢在一边，是绝对不可能了。他在中国折腾了这么多年，自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势力范围。除了他最敬畏的毛泽东，他敢说，没有人再能比得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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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中南海汪东兴献计谋 十一大华国锋弹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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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中南海汪东兴献计谋 十一大华国锋弹旧调

汪东兴同样睡不着觉。他拿着一把扇子，沿着毛泽东平时散步的路线，在中南海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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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踱来踱去，陷于沉思之中。自从华国锋决定给邓小平平反官复原职，允许他重新工作后，他就产生了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这时让他拿出证据来说明他担心的正确，他肯定拿不出。就在这时，离他千米之遥的那座大院的电话铃响了。当警卫员把他找到，他匆匆赶回来接电话，一听那熟悉的山西口音，他很惊讶，这么晚了，华国锋亲自给他打电话，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东兴同志，你能来一趟吗?”

“可以，我马上就到。要不要带人去？”

“不，就你一个。”

汪东兴明白了，他那边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华国锋身穿一件白背心，披着衬衣，正在院里那颗松树下等着他。当汪东兴在他对面坐下来时，一位身穿便装的警卫员给他端来一杯凉茶，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华主席，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随便坐坐。”

汪东兴感到很失望。这么晚了，他打电话把自己召来，目的就是陪他坐坐。他这个堂堂正正的中共中央主席难道如此没有统帅之风度吗?明知道自己是非常熟悉中央内部人事关系的，许多决定却事先不和自己商量，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他望了一眼，看见华国锋满脸倦容，不由又产生同情之感。唉，毕竟他在中央呆的时间太短，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而中央机关的人事关系盘根错节，就是在这里工作十年、二十年的领导人，也很难理清这些复杂的矛盾。“马上就要召开十一大了，看来有些人事安排不尽人意啊!”

“华主席，你要注意一条，千万不能大权旁落。这次政治局人选，本应该由你组阁。”

“我和剑英、小平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是党内不是政府。党内的选举应充分民主，我想了想，觉得他们提的也对。但是，我总觉的，现在倒是邓小于想组阁了。许多人选，都是他说了算。”华国锋说。汪东兴冷笑了几下。是的，他很尊重华国锋，不过对他的能力素质却产生了大大的怀疑。虽然他是毛泽东信任的接班人，在党内和政府里的地位已最高。但他和自己不一样，他长期以来在基层和地方，习惯于听从别人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工作。现在一下子变成由他号令全军全国时，他就明显地露出了自己的弱点。而汪东兴是经历过各种大场面的人，他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工作，对各种大人物的性格、工作、生活都了如指掌。他从来都没被那些罩着神圈的伟人传说所迷惑，那些天方夜谭只是为那些生活在光怪陆离的权力中心之外的人们所准备的。在他看来，只有权力中心之外的政客们才如同生活在梦幻世界中，被他们自己的宣传搞得昏头昏脑。 他认为，党的最高统帅应该在充满风险的窄道上行走，利用信念和权力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如果他们不面对现实,而是贪圈个人享受和陷入了幻想的王国而不肯自拔的话，就像那些常常被赶下台的领导人那样，那么，他们倒霉的日子也就不很远了。他曾几次暗示华国锋，无论如何不要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让步，即使让他站出来也不能允许他官复原职。如果华国锋不听，那么，他肯定要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现在，华国锋已经隐隐感到了威胁，但还没有到非采取措施不可的地步，也就是说，他还陷入幻想之中。’ “华主席，你要多学毛主席啊！作为优秀的政治家，他成功地做到了两条，那就是：在没有获得指挥全党的最高权力时，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赢得多数而治服对手，取得最高权力；--旦权力在手后，就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使大权旁落，要不择手段地紧握住手中的权力。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邓小平正在实行的是前一段中的毛主席，而你则必须成为后来的毛主席。否则，后悔也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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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受到一些触动，他说：“等党的十一大召开后，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主席了，那时再办一些事也不晚。”

汪东兴拍着大腿叫起来：“你呀你，怎么还不认为自己是名正言顺的党中央主席呢?如果你不名正言顺，那么谁是名正言顺?毛主席说你是个老实人，我看你呀，也太老实了!”华国锋很愿意让所有的人对他产生这样的认识和评价。这总比那种阴险、毒辣、“阴谋家”、“野心家”之类的说法要好得多。也许，自己正是由于大多数人对他有这种评价他才获得这样的高位。如今，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也还得这种评价。这才是自己的特色，或者就叫专利吧。他记不清是哪个古人曾说过：征服对手最高明的战术是征服人心。他愿意从赢得人心上打开一条通向自己理想的路。 “不管怎么说，我们要保证党的十一大圆满成功。我的政治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任务，只要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看我们是不会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的。”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永贵、登奎和吴德等同志也对我说：现在国外的新闻媒介已经预言我们要离开毛主席的航线了。吴桂贤说得更明确：让邓小平恢复所有职务，就意味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盘否定。”“她懂个屁！”华国锋扔下茶杯站起来：“她不在政治斗争的圈内，站着说话不腰疼，让她到这个位置上试一试，说不定连祖宗也要卖掉呢！”“不过，华主席，你也要冷静地面对现实，你知道邓小平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华国锋停下脚步，让自己的思路又回到当前的问题上来。凭心而说，汪东兴是对的。由于这些人都告诫过自己要警惕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而事实确实证明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他可以隐隐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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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正是邓小平本人正在和一些老干部进行一些活动，而且是在他鼻子底下进行的，然而却巧妙地回避着自己。他也似乎感到了危险。但和他们在一起，这种危险的感觉又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尽管自己没有抓住他们的什么把柄，但自己应该搞清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要小心，要十分小心！他和汪东兴又商量一会十一大会议上的细节问题，然后看了一下表，已经凌晨四点多了。汪东兴让车开过来，自己钻了进去，向自己的家开去。华国锋显然是没有主意的人。送走汪东兴，他也走进卧室，还是毫无睡意，他斜卧在床上，抓起一本《基督山恩仇记》看了起来。他很喜欢读这类书，不知不觉钻进了书中的情节里，渐渐进入了梦乡……领袖们的生活说起来丰富多彩，其实也很单调而枯燥，他们和正常人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当华国锋在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的陪同下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他学着当年毛泽东的样子，满面笑容地地频频向代表招手，引得代表们欣喜若狂，拼命在向他鼓掌，就差一点喊“万岁”了。坐在台下代表席里的胡耀邦，看到华国锋那副样子，心里暗暗发笑。也曾试图笑出声来，但他忍住了。他知道这样做于事无补，虽然不至引起风波，但不会起什么重要作用。充其量不过表明了他对这个人的反感而已。还在半个月前，他向筹备十一大的秘书长汪东兴建议：要求在代表中增加一些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他提出了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等人的名字，请中央考虑是否让这些人当代表，汪东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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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请示后，华国锋明确指示：“不行，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批示定的案，如果他们当代表，不仅政治局会议通不过，就是全党也不答应!”胡耀邦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对汪东兴说；“毛主席批示过的也不一定正确，关键是看事实究竟怎么样。根据他们的申诉和我个人掌握到的一些情况来看，林彪和‘四人帮’在他们的案子上搞了不少鬼名堂。我们需要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审查一下他们的案件。” 汪东兴说：“那也得等到十一大开过以后再说，想通过参加十一大来标志着已经平反，那显然不可能的。况且中央也顾不上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想到这里，心里就来气。所以他看到华国锋尽量仿着毛泽东的样子行事，忍不住对身旁的一名代表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如果还有第二个，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演员，不管他是在舞台上还是生活中。”已过八十二岁的叶剑英显的老态龙钟，他以低沉的声音宣布大会开始后，紧接着通过了大会议程。

神采奕奕的华国锋走向主席台。在悬挂镰刀斧头的金色党徽下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同志们!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情况下，是在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提前召开的。今年七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华国锋的音调里充满了信心和自豪，他是很讲究对外形象的塑造的，不管内心怎样激动，表面上还是一副沉着、稳重的面孔。“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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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奋斗……”

陈云眯缝着眼睛，坐在主席台的一排。他在昨天的预备会议上，成为由二百二十三人组成大会主席团的一员。按照他的意见，这次代表大会完全可以不必提前召开，如果推迟几年召开，更可以使会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把他的想法向叶剑英提出后，叶剑英耸了耸膀子，摊开手说：“不开不行啊！有人急着登基，想名正言顺地当几年主席，不开怎么能行呢？”陈云的面孔紧绷着，那双苍鹰似的眼睛紧盯着华国锋的背景，飞流的思绪在历史的各个时期自在神游。他伸出左手，扶了扶耳机，听到面前这位毛泽东的继承者正以慷慨激昂的音调批判江青、张春桥一伙，他的嘴角挤出一丝笑容，眯缝的眼睛变成了一条线。“‘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已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新老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这些语言，曾经是江青、张春侨、姚文元这些人经常批判他们的对手而使用的词汇，现在几乎原封不动地扣到他们自己头上了。这对坐在主席台上的罗瑞卿来说，多少有些舒心解气的感觉，这也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如果让江青这些人坐在对面，不知此时此刻，他们会有什么感觉。罗瑞卿长长吁了一口气，感慨地想到政治斗争的确残酷啊，上帝只要把手指向了谁，谁就会戴上同样的帽子接受这样的口诛笔伐的声讨。其实：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反革命修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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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四人帮”的路线怎么能变成“极右实质”？恐怕坐在台上的这位党中央主席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他已经顾不了许多了，只要能把江青一伙从人民心目中搞臭就行，罪名的科学与否，则是以后的事了。 华国锋不时地抬起头来，观察一下人们对他报告的反应。他扶了扶并不经常戴的那幅眼镜。以高昂的音调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这句话，立刻在会场里激起了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

多么绝妙的讽刺！由毛泽东临近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前所未有的大运动而爆红爬上最高权力中心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最后则以毛泽东的逝世和他们这些人彻底垮台为标志，结束这场历时十一年的内乱。留给历史的究竟是什么呢?坐在主席台上的徐向前出神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有不少珍贵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历时长久的文化大革命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太深刻、太沉重了。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很好的总结一下这些历史教训，以戒后人呢!人们的兴奋很快被华国锋的另一段话打下去了。会场里顿时出现了一片片嘘声。

“安全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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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正从卫生间里方便出来的乌兰夫，洗手时碰到了李井泉。俩人过去就很熟络，彼此经常开玩笑。这次偶而相遇，李井泉又发起了牢骚，拉长声调问：“你听了吗?咱们这位接班人还是开口‘斗争’闭口‘斗争’的唱个不停，如果再斗下去，还不把国家彻底斗完、斗空了吗?”乌兰夫说：“不要着急，慢慢来。”

“你办事，我放心。”李井泉紧跟着来了一句。“不过，越放心越出岔子。”两人立刻发出了会心的大笑。

昨天开完会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到了邓小平家里，话题自然集中到了华国锋身上。乌兰夫说：“如果让华国锋还用老办法统治下去，我们国家可是要一代不如一代了。他没有毛泽东那本事，我看毛泽东那一套只有毛泽东自己能用，换了任何人都要垮台。” 邓小平：“人家是主张两个‘凡是’哟。现在他抱的就是那个法宝，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是‘走资派’。加上全党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高，连‘实事求是’这四个字都没有真正弄懂，所以拨乱反正难啊！”李井泉也说：“现在就看小平同志的了。如果你扭转不过这个乾坤，谁也没办法了，起码我们这一代人是不行喽。”

“你们是想激我，是不是？”

“自古道，劝将不如激将嘛。何况你不是将，是帅．是我们真正的老帅！”

乌兰夫摇摇头说：“党的十一大开的太早了，完全可以往后推一推嘛。这么急促地开会究竟能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呢？”

邓小平说：“早点开也好；可以让有些人稳稳心，也可以给我们腾出一定的时间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根治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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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症，以便对症下药嘛。”

当李井泉、乌兰夫重新走进大会堂时，华国锋的讲话已接近尾声：

“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世界无严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出它的灿烂光辉……”胡耀邦走进休息室，见陈云正坐沙发上喝药，便凑到他跟前，用红兰铅笔指着政治报告上的这段话道：“这些评价能站得住脚吗?能被历史所承认吗?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情况吗？”陈云打趣地说：“唉哟，这下你可问住我了。这个问题只好让历史来回答了。”

“那要等待多少年啊!”

“我看用不了几年，因为中国人民都是最讲实际的，只要对比一下，是什么说是什么，结论就好下了。”陈云还是淡淡地这样说，丝毫没有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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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议平反胡赵请教陈云 腰杆硬国锋宣布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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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议平反胡赵请教陈云 腰杆硬国锋宣布纪律

吴德来到北京组的讨论会上，那里的代表立即鼓掌欢迎。吴德显得很高兴，一副精明、健壮的神情。他脸上放着红光，眼睛炯炯有神，很随便地坐下来，问道：“你们觉得华主席的报告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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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讲得很精辟，字字句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一位代表滔滔不绝地说：“叶副主席八月十三日下午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很好，党章规定；‘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就从党规党纲上明确了凡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拥护文化大革命，是不是?” 吴德不住地点头：“不错，华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都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功绩，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党内有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结论。所以，这是团结全党大干的基础啊！也是对怀疑党的基本路线的人是一个警告啊!”纪登整也笑嘻嘻地问：“你们听到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议论了吗？”

“没有。”代表们面面相觑。

“没有就好。”纪登奎说：“如果听到就一定要和这种言论展开斗争。很明显，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否定毛主席嘛，就是否定广大人民群众嘛，所以，华主席在政治报告里一再强调：‘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这也是衡量一个同志是否继续革命的试金石嘛，对于广大代表来说，他们十几年，不，应该说几十年就接受了这种传统的政治灌输。”评接着是异口同声地发言：

“华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字字句句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支持。有华主席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气!” “华主席的政治报告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毛主席高瞻远瞩，临终还给我们选择了这样好的英明领袖，这就保证我们子孙后代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再也不怕改变颜色了。”

（短暂的春秋122）

“党章明确写上了今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今后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理论武器，我们什么也不怕啦!”

在山西组，陈永贵的发言是事先起草的十一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这个还未经大会通过的决议草稿到了他手里，便成为一篇颇有政治深度的杰作。便见他把头上的那条白毛巾扯下来，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珠，大声地念道：“同志们，我认为华主席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指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总纲……”代表们静静地听着这几位华国锋身边的人在发言中定的调子：几乎是如法炮制着自己的发言或讲话。

即将讨论和选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时，赵紫阳跑到胡耀邦的房间，进门就说：“老胡，这样讨论下去可不行啊!外国说我们是舆论一律，我看真有点这样的气味。”“那你说该怎么办？”

“解放思想嘛。我看还是少讲的好。只要真正实行了党内民主，许多好主意，好办法就会接踵而至。现在许多老干部还没有解放，人们还是有压抑感。” “不错，现在到了该把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的首位。”

“这不仅仅是老干部们个人的问题，牵扯到党内民主、群众路线、党的传统的恢复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事就都是空话。”

胡耀邦受到启发，拍着大腿站起来：“你讲得好，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那批老干部的问题得到解决，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看这个问题可以出一期简报，四川小组可带头。”

胡耀邦悄声对他说：“紫阳同志，请你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还会有很大的阻力呢。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总想把这件事拖下去。包括小平的问题，要不是各方面施压力，华国锋、汪东兴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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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么快让步。”

“那就继续给他们施加压力。”

“我们和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谈一谈吧。”

“好吧。”

陈云一直以身体不好为由，在各种场合不轻易露面。他是以研究经济和长期计划经济出了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内部点名批判，但毛泽东特意交待过：“陈云同志和其他人不同，历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的，就是思想太右。我就喜欢多交几个右派朋友，陈云就算一个。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批他，我看此人基本就是个好同志。”就这样，他在这场大运动中基本上没受到什么冲击。 他听完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意意后，沉思良久，才缓缓地说：“这个提得及时，我也认为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现在许多受迫害的冤主开始告状，反映问题，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比如薄一波同志，他来了两次，也找了小平同志，要求中央重新审查他们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一案的问题。紫阳同志，你对这事了解吗？”“我不清楚，我还是看的过去中央发的文件。现在他们写的申诉没看过。”

陈云点了点头，继续缓慢地说：“那是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 “就是所谓写‘反共启事’吗?”赵紫阳脱口而问。

“是的。对此，中共中央早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陈云说：“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康生、江青这些人为篡党夺权的需要，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将薄一波他们定为‘叛徒集团’。我看这个案子定的就是错误的，起码应该平反。”胡耀邦问：“陈老那时就在中央部门工作，是不是可以作证？”

（短暂的春秋124）

“当然可以作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中曾经指出过，我记得是第三条规定：‘凡是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是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根据中央这个文件，薄一波他们当然没错误哪！”看来，赵紫阳很关心这个问题，他饶有兴趣地继续追问：“你那时是中央组织部长吗?”

陈云说：“我那时还不是。我在延安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才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我当时还不知道中央组织部有这么一个七月七日的文件。后来审查干部中遇到了问题，在一九四一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以恢复党籍的决定。” 讲至这里，胡耀邦插话道：“陈老指的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吧?这个文件我看过。暂行办法的第二条规定；‘共产党员在被捕后，毫无叛党行为，仅仅在刑满后或交保释放时由自己或家属填写过‘悔过自新’一类文件作为出狱手续，而在出狱后仍然坚决革命，并未改变其革命本质，并未对革命发生动摇者，虽在当时中央并无允许履行这类手续之决定，应视为并未叛变。因此出狱后经地委以上审查和认可之后，已恢复党籍者．仍然不变，未恢复或恢复后又被开除者，则在本人要求依复时可恢复其党籍。但在党表上应登记此种出狱情况，以区别于过去拒绝履行出狱手续坚持无条件出狱者。’中央是有这么个文件”。陈云点点头：“是这个东西，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

（短暂的春秋125）

致的。中央曾经批准了这个决定。所以，我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也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一九四一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

“完全应该。”胡耀邦说，“这里面涉及到许多同志的政治生命啊！”

“平反这类冤案是件很得人心的事。”陈云继续说：“我们现也正需一大批拨乱反正的干部，如果能把薄一波这类老同志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不是一下子出来许多好干部吗?此外，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敌我边际地带也有一个所谓‘两面政权’的问题，当时党组织决定一些党员在敌伪政权中任职，掩护我党我军的工作。这些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大多被定为叛徒，我看你们也应该建议中央解决这类问题。这对党内党外都是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你们应该作这些好事。” “我们来找您，就是想请您指导指导我们，以便把下步拨乱反正工作搞好。”胡耀邦很谦虚地说。

陈云站起来，打了个手势：“这类事，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明问题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简直是胡闹！简直是利用党内民主为叛徒、特务翻案!”陈永贵气呼呼地走进华国锋的办公室，把有人给他转来的两期简报甩在了桌上。那两期简报上刊登了关于解放受迫害的老干部和为薄一波平反的内容。“你看看，现在有人就是要钻空子搞名堂。”“不要着急，我们顶住就是了，发什么火。”华国锋冲他笑了笑，安慰道。

其实，这类材料和意见，他早就知道了。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他特意加上了毛主席在强调同走资派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干部中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早在一九六七年毛主席说过：“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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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这段话，本身就是表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陈永贵显得有些急燥：“我看，我们党内就是有少数人想翻毛主席定的案，这样下去我们就会丢掉了毛主席的旗帜。”

“你放心，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毛主席!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了。只要我们坚决顶住，这些事情都很好解决。”

陈永贵说：“我们坚持听你的号令，只要你下令，我们就开炮，和他们斗。”

华国锋心平气和地说：“永贵同志，在这类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要沉得住气，不要动不动就喊斗争嘛。现在以安全团结为好，争取用讨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解决这类争论嘛。昨天，小平同志也和我谈到了彭真的问题，他想在十一大上放几颗原子弹，精神原子弹。这就是把彭真、杨尚昆、薄一波这些人选为中央委员。我反过来问他：‘这样好吗?现在国际上的反动派到处宣传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我们自己不注意影响，不正给敌人的宣传制造了口舌吗?’我这么一讲，他也不吭声了。这说明只要我们充分地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相信还是能够很好的统一全党的思想。你在需要有耐心。”“我一听到人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心里就平静不下来。”

“宰相肚里能行船么。你这副总理也算半个宰相嘛。”华国锋说完，哈哈大笑。使陈永贵也跟着咧开了大嘴。

他俩又说笑了一阵后，华国锋说：“讨论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时候，估计还要有争论。我们的姿态应该高一些。对那几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整的人，只要他们反对‘四人帮’积极站在我们这一边，就选他作中央委员。你放心，有这么几个右的代表，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正像华国锋估计的那样，各代表团分别讨论中央委员、候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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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的候选人时，还是发生激烈的争论。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声名狼藉的一些人依然抱有成见，认为让他们站出来就不错了，坚决不愿意选他们作为中央委员。为此，大会主席团开会做了工作，保证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的选举中得以当选。 但是，还有许多代表拒不投邓小平、乌兰夫、罗瑞卿、李井泉等人的票。只是他们的投票无损大局，不起多大作用罢了。

但这件事还是深深地教育了一批人。

邓小平对叶剑英说：“看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是一场长期的战斗，他们的帮派体系还远远没有肃清，还得继续下很大的气力。”

当二百零一名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二名候补中央委员选出来公布以来，邓小平走向讲台致闭幕词。

他也留起了背头，久经风霜的面孔和额上的皱纹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得很慢，一字一句听得非常清楚。讲话不时地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除了高度评价这次十一次全国大会外，还高度评价了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然后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为在本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显然，邓小平讲的这些，正是人们普遍关心和需要的东西。

八月十九日，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一中全会。会议按照事先商定好的格局，选出了中央机构，即；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由他们五人组成了常委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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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顶。这时，华国锋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他看来，经过这一系列的交织措施，他这个中共中央主席才算木上钉钉子，完全合法而稳固了。

不久，中共中央又成立了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华国锋，副主席为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华国锋觉得自己腰杆硬了，便在新的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今后中央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各位同志的言行都要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路线，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更不能违犯党的组织原则。所有关于人事、组织和政策方面的重要问题，都要向我清示，经过批准方能实行。全党要自觉地维护党的统一，决不允许任何破坏党的纪律的现象发生。”会后，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赶到华国锋家里祝贺，山西省交城县也派了专人前来祝贺。中南海华国锋的住地连日来喜气洋洋，浸沉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祝贺的人们几乎用颂扬毛主席的语言来颂扬他，一致表示：“坚决忠于华主席，誓死保卫华主席。”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许多省、市和地区揭批江青一伙的斗争和清查，都把矛头指向了过去曾在工作中反过华国锋和对他有过不满言论的干部及群众。甚至把一些给他提过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残酷迫害，制造了一连串的新的冤、假、错案，申诉和告状的信件，雪片似地飞向北京。有些消息和材料，通过各种关系到了邓小平等人手里，邓小平忧心忡忡的对叶剑英、聂荣臻、胡耀邦等人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不等于还没有粉碎‘四人帮’吗?我们一定想个稳妥而又解决问题的办法，扭转这种局面。一定得扭转。”这时，凡有政治经验的观察家们都已预感到，一场新的政治变革在中国是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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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为陶铸昭雪邓小平送材料 怕大权旁落汪东兴出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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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为陶铸昭雪邓小平送材料 怕大权旁落汪东兴出点子

政治局会议临散时，邓小平把一个大信袋从皮包里掏出来递给华国锋，说:“这份材料请你能抽空看一看，在适当的会议上我们可以议一议。” “什么材料?”华国锋有些迟疑地问。

“是关于陶铸的申诉。”

“陶铸不早已死的很久了吗？”

“是他的老伴曾志和女儿亲自交给我的，这对孤儿寡母，处境也很困难，找上门来我也不能说不管啊！”

华国锋冷冷地把材料又退给邓小平说；“陶铸的案子我稍微了解一些，很复杂哪。你有兴趣你先看一看吧。他陶铸怎么能平反呢?他一开了头，许多人的问题都得一风吹。”“该吹的都要吹嘛。”邓小平把那个信袋重新递到华国锋手里。

加重语气说：“人家向中央率诉案情，是相信党中央能够为受冤的人作主，我们总不能有负大家的心呀!陶铸该不该平反，你先看看材料再说嘛。如果申诉的没道理，拒绝就是了。连材料都不看，怎么就可以说人家不能平反呢?”华国锋觉得有些不妥当，就把材料接过来，换了一种口气，悄声说：“小平同志，有句话我不得不提醒你了，今后我们处理一些重大事件不得不考虑影响。你应该知道，陶铸同志的案子不仅毛主席过问过，总理、康生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过批示。我劝你了解了解这类敏感的案子，弄得不好，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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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你考虑那么多！”邓小平说：“你也知道，过去‘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干了不少坏事。在许多案件上他们都搞了鬼名堂，毛主席、周总理也有上当的时候嘛。我们考虑问题，首先要从事实出发，不能仅从谁指示、谁过问过某一件事出发。我认为，只要是真正弄错了的，不管谁批示的、谁处理的，都应该平反，都应该纠正。这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就是毛泽东同志健在，当他发现自己办错了事的话，也会站出来亲自纠正的。”华国锋有些不耐烦地说：“好，这类事情先放一放，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再议好不好?我先看看材料，考虑考虑，和一些同志们研究研究再说吧。”邓小平无可奈何地摆了摆手：“也好，请华主席考虑考虑再决定吧。”

潇潇细雨，下了整整一天。当天空出现蓝色的幕际时，一条彩虹搭到了中南海的上头，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一层层重叠着，相映生辉，就像一座金桥横卧头顶，气势十分雄伟。华国锋站在院子里，凝望了许久还不忍离去。触景生情，他想写一首诗以纪之。

但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几句合适的词句，只想起毛泽东写过的一首菩萨蛮的词，不禁脱口而出；“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他背不下去了。身后的警卫员小董接了上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华国锋觉得有点不合辙，便问道：“毛主席是这么写的吗？”

“没错！”小伙子很机灵，又把那首词重背一遍。

华国锋摇摇头：“我可是觉得有点不对，你去找书来对一对。”

小董马上跑进他的书房，找来了本《毛主席诗词选》拿给华国锋看。他看了后马上拍着小董的肩膀说：“好后生，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学习毛主席著作不错呀！今后你还应该多帮助我呢。”小董激动得眼泪直在眼框里滚动，他马上给华国锋打了个立正，说：“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一定要以华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到底。” 华国锋非常满意，破例地和这位普通的战士谈了很长时间，还给他在笔记本上题了词：“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这时，天空中的那条彩虹，又像顶环洞桥，从那儿弯弯地跨过来，给湖水映上了色彩的倒影。然后，逐渐的消失了。 他回到了办公室，打开了桌子上的一叠文件，那是他亲自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专门给他送来的。上面全是邓小平近几个月来在各种场合上的讲话纪录。有的段落划了红杠枉，显然是供新闻记者格外注意的。他认真地读了起来。

八月八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道：“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和科学战线一样，都是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要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然，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落后地位。”九月十九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指出：“一九七一年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讲的所谓‘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界线。张春桥他们那‘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你们教育部门还没有从禁锢中解放出来，还没有取得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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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讲话旁，有人批了一行字，写道：“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张、姚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召开的，请注意。”华国锋看了半天，认出这行字像汪东兴批的，只是没有签名。

邓小平在同一次讲话里又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决议，毛泽东问志也画了圈的。天门事件涉及到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九月下旬，邓小平在和一些军队干部谈话中强调：在调配军队领导班子时，对那些风派、溜派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审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还有些人既不能进领导班子也不能重用，例如；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的；（‘四人帮’用了那么一些小螃蟹，专门搞特务活动，安“钉子”。）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等等。这类人都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进来的，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就会给我们党和军队造成隐患……华国锋正看着这些材料，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他很快抓起来，里面传来了汪东兴的声音：“华主席，我和陈锡联同志想找你谈一谈，不知你方便否?”

华国锋正好也想找他们聊一聊，就说：“好吧，你们马上过来吧。”

穿着便装但具有军人风度的陈锡联：不仅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而且依然还在主持着北京军区的工作，地位十分显赫。他跟着汪东兴走进华国锋办公室时，华国锋已经收拾了桌子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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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文件，他望着那一头白发，又厚又密，好像刚刚睡醒过来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关切地问：“身体不舒服吗？”

陈锡联摇摇头和汪东兴一块坐在了那张巨大的办公桌的对面的沙发里。

汪东兴问：“最近，小平同志调整北京部队部分师以上的干部，不知你知道吗？”

华国锋的目光转向了陈锡联，对这一类的问题，他是很少对下面回答的。

陈锡联就军队干部调整的情况作了汇报，说：“许多命令是以军委的名义直接任命或任免的，我们也不知道，感到很突然。现在，军区的一些干部人心惶惶，都不太安心工作了。”华国锋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问道：“按常规这些干部的任免是怎么进行的？”

“按常规是由军区党委打报告，军委批准后方可宣布。现在有些情况显然是向我们搞了突然袭击。”

汪东兴插话：“这同样是不正常的。这几个月来，出现了一连串不正常的事。小平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常常不和政治局同志通气，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讲话和指示，弄得同志们措手不及。”“你们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过吗?”

“没有。”陈锡联说：“我们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他们应当请示你。凡是军队军以上的干部的调整，过去都要由毛主席点头才算数。否则，主席知道了要批评的。” 华国锋把手中的红蓝铅笔插回到笔筒中，站起来踱了几步，转身问汪东兴：“你说像这类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说；“宣布无效。有些人显然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刚上台就对你搞封锁。此风无论如何不能长，否则发展下去不得了!”

华国锋想了想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刚刚通知，公布了中央军委的组成名单。如果这事是叶、邓、刘、徐、聂五位副主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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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过的，那事情还真不好办呢！”

汪东兴说：“我早就想说一句话，一直觉得不便说，怕引起人们的误会。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人选没有我们自己的得力人是个疏忽。”

华国锋紧抿着嘴唇，看了陈锡联一眼，没有答腔。

陈锡联说：“九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文章，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抓学风，首先要治党，要花大气力，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我认为这就是造舆论。还有徐向前九月十九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其中说：我们决不能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华主席，你说此时讲这类话合适吗?”汪东兴提醒道：“我一直担心你会大权旁落，这种担心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提出来，否则就拿你当傻瓜欺辱。”

华国锋沉不住气了，当着他们的面马上要通了计剑英的电话：“我是华国锋，请让叶帅和我直接通话。”

停了很长时间，才传来叶剑英的声音：“哦，是华主席，你好吗?”

“最近北京部队军以上干部有调整吗？”华国锋一反往常的恭顺，直截了当地问道。

又停了片刻，叶剑英才说：“是有些调整，几位副主席碰了头，对部分参与帮派体系的人调整工作。”

“为什么不和我研究呀?这是重大原则问题，牵扯军以上干部的调动，应当报告我嘛。”

“请华主席不要误会。决定刚刚作出，怕出现意外才没有及时报告你。”叶剑英打着哈哈说：“这事要怪就怪我好了。我考虑到军队的特殊性，所以疏忽了一些组织原则。我们碰头时，小平还特意提议请你来一趟，考虑到你日理万机，又是我挡驾了。如果有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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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事，我承担责任好了。”

“那到不必。”这样一来，华国锋反而不好说什么了。他放缓语气说：“今后我们还是多通气好，不然会造成误会的。”

“是的，这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电话里传来叶剑英浓厚的广东音，陈锡联和汪东兴很清楚地听见了这句话，交换了一下目光，非常可笑地摇了摇头。华国锋慢慢地放下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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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党校开会巧遇彭真 邓华争论真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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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党校开会巧遇彭真 邓华争论真理标准

彭真给华国锋写了好几封信，要求中央复查一下自己的案子，重新予以处理。但每封信都如同石沉大海，连点回音都没有。

这倒不是说华国锋根本没有看他写的材料，而是感到非常非常棘手。自打逮捕江青、张春桥等人之后，要求复查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案件的申斥和报告多如牛毛，理也理不清。各种信件成捆成堆地寄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封信能够到这位新总理的案头。而他压根儿对处理这类案件没有丝毫兴趣。使他无法容忍的是：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人，经常把一些著名人物的材料往他这里批转，甚至连彭德怀的申诉也转来了。彭德怀已死了几年，现在是别人代他申诉。哦，怪不得毛泽东当初一再强调：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有机会就要伺机翻案，进行捣乱。怪不得毛泽东生前一再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他还看不到这场斗争的形势和严重性，甚至认为毛泽东是否有点小题大做？现在看来，问题的性质比当年要厉害得多。除了刘少奇还没有提出给他翻案，文化大革命中被整的那些人，几乎毫无例外地打着“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的旗号，提出了要求平反的口号。此门打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否定得差不多了。他很清楚这种后果。

必须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华国锋暗暗地告诫自己。

为着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在全党进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育，所以，要在全党办好各级党校。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建议，被政治局委员们一致通过。一九七七年十月五日，他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议》，十月九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他要求所有的中央副主席都出席典礼大会。这天，几十辆高级轿车飞驰中央党校，冷落了许多年的高级干部摇篮又热闹起来。

华国锋戴上帽子，从轿车里钻出来，就见胡耀邦快步迎上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热烈欢迎华主席来参加开学典礼。”

“我是校长，还能不来吗？”

“欢迎您多来呀！有您支持，我们就啥也不怕了！”

华国锋高兴地笑了：“主要还是靠你们哪，对了，小平、剑英他们来了吗？”

“他们也是刚刚到。”

在休息室里，华国锋见到了红光满面的邓小平、叶剑英，他们正在沙发里小声地议论什么。邓小平站起来和华国锋打了招呼后，对胡耀邦说：“华主席的毛笔字写得很有风格，你们一定要他留下墨宝呀！”“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胡耀邦乐呵呵地说。

正在这时，汪东兴也到了。他告诉华国锋，李先念因有外事活

短暂的春秋137

动请了假，典礼活动不能参加了。

“先念不来我们照常开嘛！”华国锋当着众人的面话中有话地对汪东兴说：“你是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今后要抽出一定的精力抓党校工作啊，我们就是要用毛主席的思想教育全党，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作为大事来抓，这样才能真正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搞好继续革命。我们不能做一件对不住毛主席的事情啊。”这话空空洞洞，纯属多余。反而显示出这位党的主席的措施非常软弱无力。

聪明的政治家，会巧妙地借用各种口号为自已服务。任何形式的东西本身并无意义，关键是内容。华国锋这几个月来的一举一动十分明显地露出了他政治上的花帮子功。所以当他在开幕典礼上：说了一些办好党校的重大意义后，叶剑英讲了几句话就把他讲的内容全帮冲淡了。 叶剑英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集中到一点，是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坚持和发扬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研究党的历史。这是党校的任务。” 究竟怎样理论联系实际?

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邓小平当然各有各的解释。

会议结束，汪东兴把胡耀邦叫到自己身旁，拉长声调问：“前天，《人民日摄》上发表的那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是你们党校写的吧？”“是我们党校的人写的。”

“你看过吗?”

“不但看过，正是我让他们写的。”

“文章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不出来。”

汪东兴说：“现在有一种倾向要注意，有的人借着批判‘四人

（短暂的春秋138）

帮’，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是全党不允许的事。比如你们在那篇文章里，不断地强调什么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不能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这不是暗指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迫害吗？”“汪东兴同志，我们写这篇文章决没有那种意思。”胡耀邦郑重地说：“文章的题目就点的很清楚，文章的内容也完全是在揭批‘四人帮’的。如果不同意我的解释，可以把文章拿到会议上，让大家共同鉴别一下。” 汪东兴连忙摆手：“那倒没有必要。我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告诫你们一下，今后要注意这种倾向，不要造成歧义。”

华国锋也说：“东兴同志提醒你们，也是好意。你不必记在心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他们正说着，邓小平走到华国锋跟前，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让你来见一个人。”

华国锋问道：“谁？”

“你见了就知道了。”

华国锋跟着邓小平走到了一间房里，只见桌子旁坐着一个老人，高高的个子，稀疏的头发，额头上稍微有些谢顶。他一见华国锋，急忙站起身、伸出手来，长长的脸上露出笑容，狭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华主席，我们都是山西老乡啊！不认识了吧?”噢，是彭真！虽然华国锋和他并没有共过事，也很少和他接触过，但还是从过去的影片和照片的记忆之中的印象里认出了他。他显然苍老得多了，说起话来总是侧着一个耳朵，好像另一只耳朵不那么好使似的。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脸上有灰白胡子还没刮净，似乎刚从一个地方匆匆忙忙赶到了这里。尽管此时此刻华国锋并不想见他，更不想和他谈什么，但现在显然是没法脱身了。“彭真同志，这一段还好吗？”

（短暂的春秋139）

“我身体没什问题，早就恢复过来了。”彭真看出华雷锋想溜，但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见着他，岂能轻易让他离去呢?就单刃直入地问：“华主席，我给你的信和申诉材料你都看到了吧?如果没有，我可以再给你一份。”华国锋不好再推辞，就说：“你的信和材料我都看过了、彭真同志你应该吸取教训啊!要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这样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和人民对你的批判。”彭真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用稍微发哑的嗓音说：“我承认自己有错误。但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更没有反对过党中央的决定。我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完全是出于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进行打击报复，欺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造成的。我和林彪、江青斗争很早了，他们一直存心要整我。” “不要说了！”华国锋表现出了不耐烦：“你的情况中央也基本了解。毛主席、周总理、康老等中央负责人都表过态嘛。我们也不好推翻毛主席的决定呀!” “可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整我确实整错了，总不能让我背黑锅。去见马克思吧?”

“你的问题不能一概否定，有整错的，也有整对的。我们需要冷静地、认真地、科学地、全面地、历史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希望中央对我的案子重新给予复查，然后给我个实事求是的结论。”

“这你不能着急，中央的事情很多，并不是你一件事嘛。你要耐心地等待。”

“还等待多久?”

“起码还得几年。”

（短暂的春秋140）

彭真急了：“好我的华主席！我还有几个几年呀?当年闹革命，我坐了国民党八年牢房。好不容易赢得了全国的解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坐了共产党的几年牢房，总不能让我再等八年吧？”说到这里，彭真的声音哽哑了，眼泪在眼框里转着。邓小平在旁边插话道：“华主席，彭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是江青，张春桥陷害了，他所做妁一切，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过的。”“对彭真同志的遭遇我也只能同情，但全党都知道：毛主席对彭真同志的错误写了大量的批示和文章，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我们都知道。”华国锋说：“如果给彭真同志彻底平反，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全部错了吗?那样一来全国，不，全世界都会引起轰动，我们党就将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邓小平微笑着说；“不，我认为恰恰相反。公开地纠正我们党犯的错误。不仅不会对党造成损失，而只会提高党的威望，会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彭真也说：“错误对任何人、任似政党来说，都是难免的，只要正确对待错误，就能吸取教训。华主席，我希望你对我的要求再好好考虑。”华国锋摊开两手，为难地说：“我再考虑，也不能推翻毛主席的结论呀!，我华国锋没那个胆子，也没有那个能力。”

邓小平也加重了声音：“我们考虑问题出发点是看谁掌握真理，而不是看谁说的。”

“毛主席的话，就是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邓小平哈哈大笑的摇着头说：“华主席这样说就显然带有片面性了。”

“一点也不片面。”华国锋说：“你说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实践。”邓小平大声说：“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

（短暂的春秋141）

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毛主席一再说“只能”、“才是”，这就明确地说明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小平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毛主席革命路线也需要不断发展。我们不能拿过去是正确的东西硬套现在，凡是事情都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好，好，我们不争论了。”华国锋伸出手腕看看表，急忙来一个急转弯。“我们理论上的事情可以再探讨。彭真同志的问题也可以再研究。但今天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们还应该听听多数同志的意见。反正事情不急，还是慢慢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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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杨尚昆上门申诉 汪东兴设宴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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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杨尚昆上门申诉 汪东兴设宴款待

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核心总部是在中南海里，那里的机构和建筑星罗棋布，古朴的和现代的相互混合，对搞建筑技术的人来说，这里的一切显然破坏了原先的和谐；对政治家们来说，把许多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等一些机构放在这里，的确显得狭窄，所以，有些权力的中心正在缓慢地往外移。汪东兴的宅院座落在中南海内环路旁的湖畔旁，几乎和毛泽东原先的住宅丰泽园遥遥相望。这里的建筑都是近二十多年来新建的，和皇宫里的风格很不相称，如同一部旧汽车上的新标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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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警卫极严，从毛泽东健在时，这里就是保密重地。华国锋接班以后，随着汪东兴的地位升迁，这里的一切都未得改变。他有一个垂直的工作系统。在他这个系统的人员终生承担着保密的任务。他们单独汇报、单独接受任务、单独下达指示。连同电话也有单独的程控系统，外面的电话可以打过来，但里面的电话非经中枢机关，很难打出去。汪东兴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掌门人，有条不紊地控制着这部机器。汪东兴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有两个人早已在他家等候多时了。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相识，关系十分密切，几年都在毛泽东身边搞警卫和服务，对毛泽东的生活细节和性格特点了如指掌。对汪东兴更是无话不谈。他们给他带来了一个人的信件，还有一信袋材料。汪东兴看完以后，坐在那里好长时间没开口。

“困难吗?”那两个人问。．

汪东兴为难地点了点头。

“你已经是党中央副主席了，并且又掌握着中央办公厅的实权，处理这点事还有什么困难?”他们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难道华主席还不相信吗?”“不光是他，还有其他同志呢!”

那两个人都笑了。其中一个笑着说：“你放心，叶、邓、李三位副主席都同意给他彻底平反，现在就等你和华主席的一句话了。你别忘了，杨主席过去对你可是非常不错的哟。”就像被电触了一下，汪东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这两个人拿出一页纸，说：“这是杨主任住的电话号码。他让你给他打一个电话，他想和你单独谈一谈。”说完，他们又和他聊了一阵别的，就告辞了。这下汪东兴难以平静了。

杨主任，就是杨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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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汪东兴是他的老部下，过去，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一块吃饭、喝酒，免不了相互之间说一些非常机密的心里话。说老实话，过去汪东兴非常尊敬杨尚昆，把他当作兄长看待，有什么为难之处，都要向他请求和商量。但是一九六五年底，杨尚昆被人指控为“对毛泽东搞特务活动” ，“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机密文件擅自提供别人抄录”，“同罗瑞卿关系不正常”等罪名，扣上参加反党集团的帽子。正是由于他长期在中央核心机构任职，掌握着大量机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岁月里，毛泽东都指示有关部门对杨尚昆严加保护，不准红卫兵和造反派群众对他冲击。所有这些，许多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唯有汪东兴一清二楚。

此刻与杨尚昆会面，汪东兴打心里不愿意。但是，他不敢，或者说不能拒绝他的要求。就像最厉害的严师一样，即使他倒下去或者死亡，他的学生、部下每次回想起他来，仍然具有威慑的权威性。是的，他知道杨尚昆临时住在北京的这个地址，他知道他是从哪个层次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杨尚昆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是素质优良的党务工作者。如果让他责怪自己，心里那股滋味可不是好受的，自己过去就挨过他的克，至今想起来还脸红不已。在他面前，自己没有二话可说。他想了又想，终于拿起红机子，拨动了号码。十几分钟以后，杨尚昆来了。

除了显得有些苍老，头发灰白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副无拘无束、大大咧咧的样子，一屁股坐下后就天南地北地扯起来。凡是汪东兴的提问，杨尚昆的回答都是很简单。他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遭遇叙述一遍后，愤愤不平地说：“我长期软禁在山西临汾，受了不少的冤枉气。毛主席逝世，我连追悼的自由都没有，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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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某些王八蛋竟然克扣我的供应，真是丧尽天良!”。

发了半天牢骚，汪东兴还没来及得安慰，杨尚昆便主动进攻了：“东兴同志啊，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已经跨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刊，不为自己的老战友们办点实事可不成l”“能办的一定办{”

“这是官话！”杨尚昆不高兴地说：“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关键是想办不想办。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功高昭著的老革命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惨遭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许多人的全家还不能团圆。你给他们平反昭雪，是一件得人心、积阴德的大好事，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去啊!”“杨主任，有些情况你也许不了解，这也难怪，不在其位，不知其难啊！”

“究竟有什么困难?”

“我们办什么事，首先要从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出发。毛主席亲自批准和处理的一些案子，你叫我们怎么纠正?难道我们比毛主席还聪明?还伟大?还正确？”“这是什么话！”杨尚昆气呼呼地说：“维护毛主席，是要维护毛主席正确的东西。如果维护毛主席的错误和缺点，那不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那恰恰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话好说，但真正行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杨主任，你要处于我这个地位，也一样不好办。”

“那不一定。我们处理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比如我的处理，现在已经证明，哪一条事实也站不住脚嘛!”杨尚昆拍着胸脯站起来：“就拿给我定的罪名来说吧，说我‘和罗瑞卿的关系极不正常’，罗瑞卿不是就平反站出来了吗？罗瑞卿是受林彪直接迫害的。连毛主席都对罗瑞卿说‘委屈你了’。为什么我这个受牵连者还得不到昭雪?至于说我‘背中央搞窃听器’，至今他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嘛。我按规定给毛主席的讲话录音，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怎么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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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搞特务活动’呢?说我‘把大量机密文件提供别人抄录’，这也是栽脏陷害。过去抄录文件、翻阅档案，都有明确的纪律和规定。只要有中央常委批准或书记处的决定，我就没有权力阻挡和制止。现在，这些内情都真相大白了!是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人为了篡党夺权故意陷害我嘛。毛主席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批准了他们的活动，现在查清后就应该彻底纠正了。为什么明知是错误还要紧紧捂住盖子不放呢?”杨尚昆越说越激动，不时地站起来，在屋子中央转圈子。

汪东兴显然也坐不住了，他不住地说：“杨主任，你不要激动，你慢慢地说。你过去的情况我并不了解，也没有办过你的专案。经你这么一来，我才明白了些。这些事情都好商量嘛。”“不光是我的事嘛。”杨尚昆说：“还有其他人的案子，只要是错误的，都应该纠正嘛。比如彭真，不就是制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吗?他忠心耿耿干了一辈子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是满腔热枕地想搞点明堂来，就是因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提法上与江青、张春桥有分歧，就硬要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天理难容啊！说心里话，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来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一个是反对毛主席的?没有一个。”“杨主任!”汪东兴站起来，把杨尚昆按在旁边的沙发里，悄声说：“你就谈你的问题好了，别人的事情你又不了解，各人有各人的账，你能替他们说清楚吗?”“你呀，还是老脾气!”汪东兴说：“你的问题，我想办法帮你解决。但是其他人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掺合进去。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说老实话，像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案子太多的。我了解，所有文化大革命中当成敌我矛盾的案子，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喊冤，上上下下都在上访、申诉、你能管得过来吗?就算管得过来，你说党中央能管吗?如果把他们都平了反，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成果?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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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

“我看不要从抽象的概念和定义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吧。”杨尚昆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纠正。不能顾及什么领导人的面子，也不能为了什么理论上的正确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我们总不能逆历史潮流动而动吧!”“好了，好了，我的老首长，我给你办你的事还不成吗?不过，这要一定的时间，你可不能太着急。”

“也不能拖得太久，我可是等了好多年了。”

“反正越来越快吧！你也不想想，粉粹‘四人帮’才几年哪。”汪东兴开几句玩笑，最后拉着杨尚昆的手说：“今天我们一块吃饭，得好好喝两杯。”“我看应该，早该喝你的酒了。当了副主席还没请客呢!”杨尚昆打着趣说：“不过，我头上还戴‘反党分子’的帽子呢，也许还没资格和你坐在一个板凳上吧。”汪东兴轻轻捶了他一拳，嗔怪地说；“老首长别瞎说八道!你再要胡说，我可非要罚你两大碗，还记得在延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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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当领袖华国锋力不从心 追进度邓小平训斥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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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当领袖华国锋力不从心 追进度邓小平训斥吴德

几个月来，华国锋按照毛泽东抓工作就像“弹纲琴”的指示，忙里忙外，既抓工业又抓农业，既搞党内又搞党外，很想使国中在短时间内来一个飞跃变化，以体现他“抓纲治国”决策的正确和成果。从一开始，他主张把自己放在了第一线的位置，事必躬亲，到处讲话，到处题词，到处指示。他想表现自己的精明能干，却把自己的弱点也毫无遗漏地暴露在人们面前。 他犯了政治家的大忌：锋芒太露，不留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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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抓经济还是毛泽东的老一套，农业上树大寨，工业上树大庆。他完全靠陈永贵、余秋里、谷牧、吴德、纪登奎这些人独当一面，企图以此来创造一个奇迹。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华国锋靠这些人召开了为时二十多天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议推广大寨“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的经验，强调“端正集体经济经营方向，以大批判开路，豁出去大干一场革命”，“不断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在党内的影响”，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华国锋在陈永贵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会议上，颇为“内行”地发表讲话，他说：“普及大寨县，根本的一条是要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抓革命、促生产，来一个高速度。到一九八零年粮食要达到七千亿斤，今后三年以百分之七的速度增长。同时，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当然，这种过渡要成熟一个过度一个，成熟一批过度一批，不搞一刀切!”这样的硬指标，当然使地方上的领导机构忙碌起来了。

与此同时，他不停地接见外宾，在重大外事活动中抛头露面，宣传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提法，有些谈话显得漫无边际，不切实际，使人摸不着头脑。作为一位大国的最高领袖，一旦在重大国事活动中表现出无知及毫无目的。就会从根基上动摇自己的权力。

相反，对于越来越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挨整的干部、群众要求复查冤、假、错案的呼声，他却表现得极其冷淡。对原中央那些挨批被打成“反党集团”或“修正主义分子”的高级干部，他一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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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要慎重对待，决不能助长右倾翻案的邪风。对于有损毛主席威望，企图吹掉毛主席这面旗帜的阴谋，必须揭露。”

但是，究竟什么是“右倾翻案”?什么是“有损毛主席威望的”“砍旗阴谋”?他自己也说不清，也不敢说。

十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显然是针对着华国锋代表的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来的，文章十分尖锐的说：“毛主席一再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因此绝不能因为是‘前任首长批的’，为-了维护‘前任首长’的威信，明明是错案，也不下决心纠正。这种做法不是无产阶级的做法。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 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立即打电话追问人民日报：“你们发表这文章请示中央了没有?你们口口声声指的那位‘前任首长’是谁?这分明是暗指毛主席。”他朝他们发了一通火后立即去找华国锋汇报。华国锋此刻正在和国家计委的领导人开会，研究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呢。

华国锋设想，到二000年前，工业每年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农业每年以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速度，持续地大步前进。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华国锋根据一些领导人的讨论和汇报，显得信心十足地说：“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是个关键年，我们要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仗，赢得个高速度、高水平。我们要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其中包括：三十个大电站，八个煤炭基地，十个大油化工厂，十个大化肥厂，六条铁路干线和几个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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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看到关于这个设想的汇报后，曾问叶剑英：“我们的国力和财力能达到这个指标吗?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又和一九五八年一样吗？”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让他试试也好，只有到一定的时候，他才会服输嘛。不要理他，让他吹吧!”

其实，邓小平和他的想法几乎是不谋而合。

在这两位久经风霜、沉沉老练是的政治家面前，华国锋和汪东兴就显得非常蹩脚而又幼稚可笑了。

华国锋一字一句地看完那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后，并没有像汪东兴那样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他说；“从基层的情况来看，许多干部政策不落实的问题的确很普遍，有些案子很明显的是冤。比如，有个干部在天天读的时间里念错了一个名字，把‘刘少奇’念成‘毛主席’，于是便打成反革命。像这类案子就应该平反嘛。” “我想的不是基层，而是上层。”汪东兴说，“现在连黄克诚，洪学智这类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在要求平反，党内生活出现了非常非常不正常的气氛。” ‘“可这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文章没有提到呀!”

“他们在含沙射影。”

“东兴同志，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怀疑办事，有许多冤、假、错案不正是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而成的吗？”

汪东兴不吱声了。他没想到新任党中央主席对这很敏感的事情采取了很迟钝的处理态度。他心中多少有数，但有些话又显然不能说了出来，他的紧张心理越来越重。他还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在工作，丝毫不表现出已经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的样子，以便掌握真凭实据送给华国锋。他注意来自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的材料及报告，尽量避免和胡耀邦直接见面。但他一定要阅读胡耀邦所送出的那些文件，特别是“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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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阅读有些被打倒的那些干部的申诉时，他都打心眼里佩服他们那种巧妙的回避和写材料时的用词。每当提到毛泽东、周恩来及当时的中央的指示时，都用简单的代词一笔而过，重点渲染林，彪、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作用，用词造句维妙维肖。一点破绽也看不出来。要不是他非常熟悉内情，也一定会造成错觉，以为他们都是受那些人的迫害的。更为笑的是，就连地方上的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人物，也在申诉，材料里口口声声说是“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好象“四人帮”有多大能耐似的。其实，他一看就知道有些完全是无理取闹，是想乘落实干部政策之机翻案。汪东兴把他认为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文件、材料，都标上“机密”、“绝密”的字样，可以存档，以便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作为炮弹使用。对一些收到申诉的案子，他也指示有关人员将专案材料调来，把有关领导人的指示内容抄给他一份。以便采取对策。吴德显然已经产生了失落感。

北京市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和清查所谓帮派体系的运动，有许多事情直接牵扯到了他。特别是去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那些受到处理和逮捕的人不断跑到北京市委闹事，甚至点名道姓地指名要他出来接待。这些天，他几乎天天接到这些人的恐吓信和要他立即辞职的信件，有的信一开头便说；“你就是‘四人帮’的最大帮兇，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你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人民总有一天要向你讨还血债！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们一旦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就立刻变成了众矢之的，处于天天挨骂的境地。

星期一上午九点差十分时，华国锋立即停止了和邓小平的谈话。

邓小平又摆出一副平时对下面的既威严又和蔼的样子对吴德说：“听说北京市委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得很不紧啊，你们要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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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许多老干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耽误几年他们还能工作吗?”

“复查是件很为难的事。过去定案搞了不少证据，现在推翻也得证据，总不能一风吹啊!”吴德没好气地说：“许多案子又不是我定的。”

“不管是谁定的，错了就统统推翻嘛。”邓小平说。

“现在的标准很难定。究竟哪些属于正确的，哪些属于错误的，中央应该制定统一的标准。否则，底下的同志很不好掌握，这也是落实干部政策缓慢的一个原因。”“关键是你们主观上有问题，‘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邓小平批评起人来，一向是很尖锐的：“拿出你们当年整群众的那个劲头来，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早完成了。”“我没有整过群众。”

“你没有?不要推得那么干净。”邓小平说：“天安门事件你们抓了那么多人，难道不是整群众吗?”

“那不是我的责任，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事。”吴德看了华国锋一眼，见他脸色通红，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就马上改口说，“许多历史性的决定，不能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何况中央至今并没有给天安门事件重新作结论，你让我纠正什么?”“好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你们觉得能向群众交了账，你们就照你们的样子干。”邓小平指指华国锋说：“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一再强调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把一大批干部尽快解放出来，这关系到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的问题。全国都在看北京，因为它是首都，可你们还是步伐缓慢，这不要拖全国的后腿吗?” -邓小平说完这话，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吴德觉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望着华国锋，不知道邓小平的火气从何处而来。华国锋好长时闾也没说话，看样子，华国锋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而他呢，心里很纳闷，不

（短暂的春秋152）

知道华国锋脑子里是怎么想?据他所知，华国锋不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的。

“华主席，现在的工作不好办了。拨乱反正：弄得有些正确的东西也被反掉了。”

“不，正确的要坚持。”

“现在，他们就是要借否定‘四人帮’来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天安门事件的人都快放光了，现在又一定要逼着中央承认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吴德大声说：“你认为他们这样做对吗？”“不，不，这一点不能答应。”华国锋连忙说，“即使我们党给事件的绝大部分人平了反，但难道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层层把关、审查的案子都错了吗?我就不信！我看，我们是难胜任干这类事了。干脆，中央专门组织一个班子干这件事，谁对这事有兴趣谁干，谁干谁负责。”华国锋完全理解吴德的心情，也很体谅他的难处。特别是吴德从皮包里拿出材料，详细汇报了从邓小平、李先念等人批转过来的几个案子的复查情况后，也觉得这样下去引起的后遗症太大了。“你看看，这些人的定案经过了群众的讨论、审查，又经过三结合班子层层批准，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签了字，你让我把案子推翻，将来找我算账，我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吴德把文件包放在桌上，大声说：“现在，我是坚决昕你华主席的命令，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至于其他人，我也不怕得罪他们，反正得罪也不是一天半天了。我就是怎么改善关系，也不见得能有多少效果，你说是不是？”华国锋叹了口气，没有正面回答他。

吴德说；“一句话，像现在这样的干法，我是越来越难以胜任了。如果允许，还是请华主席给我调换了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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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我不能违心地让别人牵着我的鼻子走啊。”

“要顾全大局。”华国锋说：“要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党内也几次处于孤立挨整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离开他的战斗岗位，而是耐心地等待，苦口婆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纪律，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使我们的意见被否决了，也要服从纪律。我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吴德想了想说：“有些话我不能不说了。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这次重新工作。是要下决心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不可能吧。”华国锋还迟疑地说。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吴德说，“今年九月九日，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时，有同志听见邓小平说：‘修毛主席纪念堂完全是劳民伤财，这玩笑总有一天会像斯大林那样，被拖出去火化掉的。’你说此人怎样？”“消息可靠？”

“完全可靠。”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华国锋霎时红了脸，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暴怒地在办公室里踱开了步。但这仅仅是几分钟的事。很快，他的神情就恢复了常态，刚才的怒气便消了下去。“我看总有一天，历史会证明；我们让邓小平站出来，恢复他的职务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吴德说：“这等于放虎归山啊！”

“话不能这么说。”华国锋走到吴德跟前，摆出一付宽宏大度者的样子，搂着他的肩说：“我知道你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但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要学会灵活应变嘛!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老人家不是几次提议党内应该有几个反对派吗？我们权且当他是我们党内右的代表就是了。”“你的意见是……”

“重大原则问题不让步，小事情上不计较。肯定，他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与我们的感情不一样。他是和毛主席作对过几次的人嘛。他的一些表现汪东兴同志也给我说过几次，我也劝他想开

（短暂的春秋154）

些。叶、邓、李这些人年纪已经不小了，还能再干几年?我们熬也熬得过他们。只要主要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他们再乱也乱不起来。”“你对下一步的安排是……”

“我准备明年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的领导机构决定下来，再通过我们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的计划，让邓小平，李先念他们好好抓国民经济，这些人搞计划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原来是这样，吴德似乎明白了华国锋的想法：他处心积虑的要把现任的职务从法律手段上完全固定下来，然后再全力地抓他的抓纲治国计划。看来这也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措施。吴德这样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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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邓小平运筹棋高一招 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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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154）

二十三、邓小平运筹棋高一招 胡耀邦兼任中组部长

天气渐渐地冷了。

每到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叶剑英都要到广州住段时闻。那里四季温暖，绿辫如茵；永远流荡着各种青翠和山花的香味，很适合休养。毕竟年纪大了，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支，所以早就想回家乡走一走。这个星期天的上午，叶剑英带着他的随行人员到了西山别墅，住在称为第二号院内的西山坡上。他听这里秘书说的文件后，知道了华国锋明年召开五届人大的全部打算。这个老西子。一向看重自己手中的权力，虽然已经登上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主席的宝座，但他估计华国锋还不会让出国家总理这个职务。按理来说，这个职务早该让给邓小平干了。但华国锋给他的口信中说：“

（短暂的春秋155）

总理还是应由一位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比较恰当。在暂时没有合适的情况下，我主张还是由我来兼任。”

叶剑英听了，忍不住冷笑连声。

当然，他已经八十岁，就党内军内的职务来说，无论地位上还是权力上，他都登峰造极了，华国锋建议由他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对此觉得理所当然。问题是，邓小平的职务又应该如何安置?正想着这码事，秘书赶来向他报告，说邓小平马上就要启程来看望他。听了汇报，叶剑英哈哈大笑，这个小子真是鬼精灵，他就知道我一上西山就是研究问题的好时机。他在军队里担任着重要职务；经常上西山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猜测。这里僻静安全，正是研究事情的好场所。反正他一来，这山上就热闹了。 果然，邓小平一进客厅就嚷嚷：“听说你要上广州，那可不行，我得在你到厂州之前把一些大事决定下来。不然，还得到广东去请你回来决定。” “不管什么大事，你决定不就得了嘛。”

“那可不行，我不能再单枪匹马地冲锋，干什么事也得把你拉上，找个垫背的嘛。”邓小平连说笑话连说正经事。“现在落实老干部的政策进展缓慢。很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层层得不到解放，这样不行啊！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要靠忠于革命事业的干郝才能完成。依靠现有的这些人不行。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举举手，喊喊口号还可以。让他们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说句不好听的话。比割他们身上的肉还难。”“看来你是有了好主意了。”

“选个和文化大革命关系不大，而且有朝气、有气魄能力的干部挂帅。专门负责复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案件的工作。”

“别绕圈子了，你看谁合适。”

“胡耀邦。”

（短暂的春秋156）

“他不是刚刚担任中央党校副棱长的职务吗?他可是常务副校长啊 ！”

“让他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嘛。”邓小平很干脆地说：“下一步开全国人大，也少不了像耀邦这的人挂帅能干。他比汪东兴强多了。早在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我就发现此人不简单，极有头脑，很有思想。这几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叶剑英点点头：“对他虽然接触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好，现在中央党校办得很活跃，我看了几期《理论动态》，文章写得很尖锐，很泼辣，都说到了点子上，我看这个人可以当组织部长，把现在的那个姓郭的拉下来。”“所以我提议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这件事。”邓小平说：“当然，议题不以它为主。我们不是计划在十二月中旬召开军委全体会议吗?就以研究军队整顿方案的名义召开这个会议，让老西子防不胜防!”三、四天后，政治局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因为问题是讨论军委会议的有关决定，所以指定了罗瑞卿出席这个会议。他坐在T字形会议桌的旁边，紧挨着汪东兴。 华国锋坐在中央，作为群龙之首的挂帅人物，他对要研究的问题其实胸中无数，一切听从了罗瑞卿的介绍，邓小平和叶剑英不时地作着补充。 坐在华国锋左侧的汪东兴，不时地观察着李先念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表情，对突然召开这样的会感到很不满意。通常都是华国锋先同他研究具体方案后，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与会者，而今天的会议，则是由军委办公厅负责通知，实在有悖常规。但他并没有更多地表现出来，只是保持者沉默。罗瑞卿说；“现在，我们感到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领导干部极不得力。有相当～批负责同志对中央的现行政策持怀疑态度。所以

（短暂的春秋157）

．使揭、批、清工作不能很好地抓下去，甚至走了样子”

“这个问题上地方比部队还厉害。”邓小平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大中华牌过滤嘴香烟，板着面孔说：“许多地区还是‘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说了算。那里的领导权还不在我们手里。如果搞得不好，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还会出现较大地反复。”这两句话，很准确地触动了在场的人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的眼睛盯住了他，一种不安的神情都表现出来了。叶剑英马上说：“小平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啊！如果我们不从组织上采取得力措施，我们和‘四人帮’的关系有颠个个儿的危险。”说到这里，伸出了手掌翻了翻。“难道我们的措施还不得力吗？”汪东兴问：“现在从上到下砸碎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难道他们还会东山再起！”

邓小平笑着摇摇头：“事情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仅仅是处理几个人的事，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斗争。‘四人帮’统治了十多年，把人们的思想都搞坏了，搞乱了至使许多干部还习惯于按照他们那一套办事。所以，不把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的一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就不能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 “是到了把这问题提到第一位的地步了。”叶剑英强调说，然后把目光朝李先念这边瞟来。

李先念早已得到暗示，这时也点头表态：“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是到了加快步伐的时候了。我们的经济建设本身在飞跃前进，但一大批干部，特别是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干帮还在那里受窝囊气。这不是在浪费人才吗?这种状况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汪东兴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他见位中央主席还坐在那沉思，就提醒他道：“请华主席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有关单位，要抓紧复查干部申诉的工作，真正错了的一定要及时纠正，不要再拖延了。” 邓小平冷笑道：“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领导同志本身就不那么

（短暂的春秋158）

干净，许多问题是属于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事。依靠他们来落实干部政策显然是很困难了。”

“你的意思是……”

“选一个年富力强、作风正派、思想水平都比较高的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去挂帅。”华国锋脱口而问：“你看谁合适?”

“耀邦同志就可以胜任嘛。”

邓小平的话音一落，叶剑英、李先念立刻答应，都在说胡耀邦的好话。

汪东兴笑起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刚才的猜测。他们的确是早已预谋好了的，要不为什么这么步调一致、异口同声地集中到一个问题。政治局常委共五个人，他们已经占了多数。如果再继续讨论下去，很明显地对己方不利。他对胡耀邦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他从心里讨厌那个对什么事情都爱夸夸其谈发表意见，而各种意见都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的人。在汪东必眼里，胡耀邦是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他不但看不起他汪东兴，而且也看不起华国锋。那天他到中央党校发表完讲话后，胡耀邦把他引到了自己的书房。胡耀邦指着自己书架上一排排的书，问道：“汪副主席看过马克思《资本论》吗？”汪东兴说：“没有。”他又问：“华主席看过吗？”汪东兴说；“我不知道。”胡耀邦脱口就说：“我看他也没有。他开口闭口就那么几句话，不像钻研过马克思原著的人。我认为，没有系统地钻研过几本马克思、列宁原著的人，很难完全从实质上掌握思想的精髓。光背几个条文和语录不行啊，要掌握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汪东兴认为胡耀邦是在戏弄自己，便冷冷地问道：“你看过几遍《资本论》胡耀邦毫不客气地说：“我看两三遍了，还没真正弄通，何况是根本没见过原著的人呢!建议汪副主席还是多看几本书啊！”汪东兴气得脸色通红，使胡耀邦马上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忙改口道：“汪副主席，我刚才可是多喝了几杯酒，说话没谱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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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谈谈读书体会罢了。”

虽然汪东兴没再说什么，但他对胡耀邦的印象已极糟糕。只是此刻不便说出来罢了。

“我看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人选还是慎重些好。”汪东兴说，“起码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一谈，现在决定是否太匆忙了些？”

叶剑英不紧不慢地拉长声调说：“研究问题老那么拖泥带水可不成!什么时候了，还那么馒慢吞吞的，我们的四化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现在是非常时期，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办事应办干脆点。” 叶剑荚的话依然有着很大的分量，立刻使汪东兴缄口不言了。

李先念说：“就让胡耀邦干一下吧，不行再另换人。中央组织部和各地组织部负责落实党的干都政策，负责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积压下来的那些申诉案，这点明确下来。一般的案子由他们和各级组织部门决定，重大案子由他们查后提交常委讨论，由集体负责。”“我同意先念的意见。不知华主席还有什么想法。”邓小平的眼睛对准了华国锋。华国锋考虑了一下，心中想起了那天吴德和自己的谈话，不由得动了心思，他认为，复查文化大革命中整干部的申诉案件，落实老干部政策，解放一大批被整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在全国有影响的人和事，是一件很难落实好的工作。弄得不好，就会骑在虎背上，坐也不是，下也不是。如果迁就整人的人，挨整的岂不又要没完没了地告状?要办的事这么多，如果陷到里面去，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这个包袱就让他胡耀邦背去吧。想到这里，华国锋说：“既然多数同志主张让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那我就尊重同志们的戆见，让耀邦同志接手干吧。而且由中央和他谈话后立即上任，努力在极短时间干出成绩来。”临结束时，又强调：“中央组织部不能拖了五届人大的后腿，要保证五届人大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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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听了华国锋的表态，心里“搁登”一下，觉得十份纳闷：华国锋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如此重要的职务让给一个政治上很不可靠的人呢?散会的时候，他才在华国锋跟前重重地“唉”了一声。 正像华国锋估计的那样，胡耀邦在接受中央任命时，表现得很勉强。

本来华国锋把谈话的事推给了邓小平和汪东兴，但邓小平非要要求他出面，说：“组织部长的人还是个大事，过去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着，你不出面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啊！”华国锋推拖了几次，到底还是让邓小平把他给“请”出来了。“从我的性格和能力来看，让我搞宣传工作合适些。”胡耀邦坦诚地说：“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我恐怕搞不好。建议中央另选一位各方面都比我强的同志担任吧。”人们常常以为，所有的政治家，即使是素质和能力都很差的人在接受权力的任命时，都会在同事和上司面前使用温和的语言和有礼貌的举动，但胡耀邦却一反常态，对这个任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和感激。他说：“我当组织部长也可以，就要真正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称职的干部就要坚决撤换，合格的干部就要大胆地用。在我自己的权限范圈内我要说了算。我负责审查的结论，如果上级领导驳不倒、推不翻就要产生效力，我不能干那种例行公事、别人决定让我只是办办手续的应付活儿！”华国锋不像原先那副慢吞吞的样子。私下里，他对胡耀邦也说了许多不信任的话。但现在他决心把这碗烫手的肉菜推出去，让他在最关键、最敏感、最容易两头不讨好的问题上犯难。再过几个月，也许局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眼下，他不得不为此忍下这口气。他说：“中央既然让你出任这个职务，你当然可以在你的权限范围内放手大胆干。”“听到了吧！”邓小平接着说：“华主席明确地表了态，这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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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立场，让你有职有权地干番革命。中央把复查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申诉冤情的任务交给组织部，这可是一件历史性的使命啊！”

“既然中央决定让我干，我也只好服从了。我会按照党和人民的利益把工作干好的，我对历史要负责。”

汪东兴虽然在场，但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又发现了胡耀邦的一个特点：这家伙一旦决定要干一件事，是会玩命的。你看看刚才他还犹豫不决，甚至想推掉别人争不到手的美差，可一旦当中央答应了他的条件后，他便露出了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的劲头。这反而更使汪东兴暗暗担心了，他不知道这个浑身上下像一团火球的小个子，又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他知道，反正他不是一个安份人。而这一点，正是华国锋需要的；也是邓小平要求的，前者出于放长线钓大鱼，后者是始于扭转乾坤的历史努力。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胡耀邦正式上任a

上任的第一个会上，他就把解放老干部，让他们重新站出来工作放在首要研究的议程上。他手边放着几个被关至今没有平反的老干部的案子，站起来说：“包龙图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为他敢于惩办坏人，敢于平反冤狱。你们有这种气魄吗？”他见没有人敢答应，就把手一挥：“我来这里是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你们谁没有这个勇气，不敢得罪帮派人物，不敢为受冤的干部和群众作主。你们提出来，我向中央要求，把你们从我手下调走。”这一下，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坐不住了。

胡耀邦大声说：“党和国家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面前，正是用人用干部之际，有些同志把许多在战争年代就立下丰功伟绩的老干部、好同志长期抛在那里不管不问，还让他们遭受冤屈，请问这是什么用心，这是什么作风！”与会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来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变得热气腾腾了。 “许多案子不是我们不办，而是不好办啊！有些毛主席、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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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康老、谢富治，逐有其他中央首长和国办批的案子，我们怎么好推翻呢？”

“粉碎‘四人帮’后，华主席以及党中央也发过文件，对有些案子明确表示过不能动，让我们注意维护党的威信。”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啦。”

“如果不照中央首长说的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与会者七嘴八舌说起来。

胡耀邦的脸涨红了，鼻尖上也沁出汗珠子，只见他又端起茶杯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只要你们是照我说的原则办的，出了一切事我负责，与你们无关。这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管对谁的结论，凡是不正确的决定，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这下，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了由衷的掌声。

可以看出，广大干部心里看得很清楚，也早就对极左那套作法心怀不满了。只是在层层高压之下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如果有人敢为他们撑腰，他们的积极性早就发挥出来了。 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搁置了许多年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一批又一批受冤的干部重新站了出来，那些惨遭迫害的老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获得平反昭雪的决定后，激动得连说话都发颤，一声接着一声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胡耀邦也受到了这批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称颂他是“胡青天”但是还有一批在全国全党具有重大影响的案子就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他知道，这些案子不但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有的还要由中央全会决定。 他感到为难了。

他给邓小平挂了两次电话，要求向他汇报平反冤假错案中几个带有重大全局问题，秘书挡驾了。秘书告诉他：“小平同志正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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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常委会议，这个会议同样很复糸，矛盾也多，希望你耐心等两天，到时候小平同志会亲自找你的。”

没办法，胡耀邦只好耐心等待。

事实上，就在等待的这几天里，他已经想好了一直索绕在他脑海里面很久的这件大案。正是由于这一大冤案的发生，才导致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这一冤案的彻底平反，将会给平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的一连串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认为，数不清的矛盾中，这是一个年代虽久，但是牵扯大局的主要矛盾。抓这个矛盾，显然是要担负一定的风险的。而他，早己豁出去了。当然，他不知道，就在他亲自抓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正和叶剑英等人密切配合，给军队的、他称之为“肿瘤”的问题作“大手术”。邓小平很清楚抓住枪杆子的极端重要，始终密切地关注着军队的每个细微变化。表面上看，似乎他正主持制定类似《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制度的调整方案》等文件，实际上是把重心放在了军队领导班子的配备上。一大批过去他的老部下被提拔重用。安插到了关键性的岗位上。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的军委全体会议，邓小平和叶剑英采取了把华国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策略，始终让他摸不着实质性的问题。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才是他的心里话。他说；“现在大军区、军队中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换，除了个别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亲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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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还有总部、军兵中，和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当然，他所说的“作风正派、不信邪”的标准，有着他特定的内容。讲到气愤处，他使劲拍了桌子。

“一九七五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这话显然是给这次整顿军队说的。

同毛泽东的策略一样，邓小平在抓军队的时候，也不断地释放战斗的气氛，好像战争随时都有发生的危险。他说：“总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一点我们可要有自知之明。指挥现代战争，随着我们装备的现代化，我们的干部包括在座的老同志，指挥能力够不够?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新的武器装备一来，行不行呀？懂不懂呀?发挥能力够不够呀?就是自己行，下面的人行不行呀?你不训练，就是不行。”邓小平摆出了一副真心实意抓军队建设的样子，其用意深深地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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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为彭德怀平反耀邦上书 劝华国锋明智剑英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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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165）

二十四、为彭德怀平反耀邦上书 劝华国锋明智剑英施压

一九七八年的元旦一过，邓小平召见胡耀邦，听取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干部的汇报。

胡耀邦已经拿出了一份足以使政治局多数人撑目结舌的报告。

他声音低沉而又斩钉截铁地对邓小平说：“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这一冤案，是毛泽东同志走上全面左倾道路的开始。”

邓小平脸色骤变：“你要给彭德怀平反？”

胡耀邦肯定地点点头：“事实证明，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强加在彭德怀同志头上的一连串罪名，都根本不能成立，早应该推翻了。”邓小平暗暗佩服胡耀邦的勇气。

“事实上，彭德怀的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冤案的先河。”胡耀邦拿出他的报告来，侃侃而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是由于所谓的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而事实上完全虚构的为彭德怀翻案的。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办了假案而心虚胆怯，不敢勇于承认错误，而又要压制党内说真话的倾向的神经过敏表现。毛泽东同志这种自己无理和所犯的错误，恰恰被林彪、江青，还有另外一些人巧妙地利用了，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段悲剧。”“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地谈，把你的想法统统说出来。”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汇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指示秘书不准任何人干涉他们现在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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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清彭德怀冤案的来龙去脉，我们当然要对他的历史有个全面的了解。”

其实，邓小平对他最了解不过了。

身材魁梧结实，长得威严而又憨厚的彭德怀，和毛泽东是同乡，比他小五岁。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坚持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军队里秘密组织士兵委员会，支持工会、农会和学生会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十一月率红五军到井冈山，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参与指挥了红军东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协助朱德率领八路军挺进敌后，开辟了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冠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贯彻军委战略决策，率部英勇奋战，消灭了蒋介石的胡宗南军队，解放了大西北。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入朝作战，凯旋归来后又荣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彭德怀曾是全党全军公认的战将和功臣。

胡耀邦说；“导致彭德怀这位功臣向祸首转变，仅仅是一封同毛泽东同志持相反意见的信。而这封信的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正确的是彭德怀同志，犯了错误的恰恰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产生了左的倾向。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毛泽东同志要求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设想一九五九年超过三千万吨，一九六二年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各协作区浮夸风越刮越烈。”胡耀邦继续说：“毛泽东同志也艰快发现了那个时期的错误。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同志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许多具体措懑。正是他批评‘共产风’，强调要‘压缩空气’，当然他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看法，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央在江西省庐山连续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来是纠正党内‘左’的倾向的会议。” “是的，这完全符合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想法。”邓小平不断点首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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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胡耀邦拿出准备好的报告看了看，慎重其事地说：“彭德怀同志显然对会议讨论中一些同志谈话，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的现象不满，又听说会议初步安排到七月十五日为止，担心匆忙结束，于是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从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上说，本来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完全合法的。”邓小平感叹地说：“作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不容易呀，付出了多少年的血的代价。”

“我们再看看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内容究竟对不对。”胡耀邦说：“彭德怀同志的信分为两个郝分。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年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生产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在写到全民炼钢铁时，他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笔学费(赔补二十余亿元)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你看彭德怀同志分析得不是极有道理吗？”

（短暂的春秋168）

邓小平笑道；“毛泽东同志对他的这段话可生气呢，说他是对党进行‘讽刺’，是‘非常巧妙的’。我凭心而论，也认为彭德怀同志是在讽刺党。这说明，认识一个真理，是需要一个过程嘛。”胡耀邦继续说：“彭德怀同志信的第二部分是强调‘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他认为：‘现在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对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业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还认为：‘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汁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地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同时，‘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他重点说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似乎很熟悉这封信的内容，他接着说：“他认为，一是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了，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见之于报章，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第二是什么来着？”“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胡耀邦提醒道：“他认为这一条最容易我们犯‘左’的错误。”

“先见之明!”邓小平连声说：“就凭彭德的怀同志的这封信的观点，我就佩他的确了不起，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越的政治军事家。”

胡耀邦说：“彭德怀同志为了使毛泽东同志易于接受他的观点，还这样写道：‘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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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糸等同起来……”

“你看，喜德怀同志总结得多么深刻。”邓小平拍着大腿说：“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多点民主，虚心接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也许我们党也不至于走那么多的弯路，也会出现党内如此惨重的悲剧。”胡耀邦接着说：“所以，我通过复查彭德怀同志的案子，悟到了许多真理。也正是透过这么多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我才感到了彭德怀伟大，在他身上的确有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凛然正气。他早在五九年的这封信中就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纠正右保守思想还要困难，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在信的结尾，彭德怀同志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追究个人责任，否则，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这说明彭德怀同志完全不是什么个人的野心和目的，况且他的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作‘参考’，并非在党内公开搞煽动。所以，给彭德怀同志定成‘反党’的性质，根本就是错误到了顶点。”邓小平回答：“对彭德怀同志的其他问题，他们复查过了吗？”

“彭德环同志在小组发言中，是说过不少意见，但观点和信中的完全一致。至于某些用语不当、情绪偏激之处，这不是重要的，关键是他的意见．完全正确。”胡耀邦说：“是毛泽东同志于七月十六日把信件发给与会全体同志。引起了全会的讨论。所以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这些人发表意见支持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这下惹下了滔天大祸。毛泽东同志于七月二十三日，在大会上逐条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意见，立刻在全党形成了一致舆论，即彭德怀同志犯了右倾反党的错误。到八月二日，党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即开展所谓‘路线斗争’，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分裂活动’定基调，于是，

（短暂的春秋170）

会议扯出了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正确解决的旧账，实行老账新账一起算，甚至无中生有地说他是和苏修搞‘里通外国’，从而把问题的性质搞的越来越复杂。”邓小平又问：“所有当事人的申诉都有了吗？”

“除了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已含冤逝世外，其他人的申诉都有。特别是黄克诚同志，我和他谈了几次，都谈得很好。彭德怀一案，株连了相当一批老同志。如洪学智、习仲勋等同志，都为此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洪学智这个人不简单哪。”邓小平说：“他今年也六十五岁了吧?是河南人，出身很贫苦，自幼失去父母，是抗大毕业的军人。他有实际作战经验，指挥能力很强，由一个普通士兵一直升到司令员，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哟。他也是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唉，一个彭德怀使他受了二十多年的苦。比我们受的罪还多。”“所以，通过给彭德怀同志冤案平反，可能解放一大批干部。”胡耀邦说：“我是下一了决心的，一定要为此案的平反奋斗不息。”

邓小平两手叉着腰，站起来：“我支持你的作法，我也和你一块儿奋斗，不过，不要小看了这码事，阻力不小呢。”他想了一想，笑了：“你们也给他们来个试探性气球吧。你先给政治局写个报告或材料，看看华国锋他们怎样对待。这样，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工作。”《关于为彭德怀同志平反的意见》送到华国锋案头时，他正忙于审读即将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条件。他心里暗暗吃惊，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像胡耀邦敢在这样的条件下公开写出材料，明目张胆地为批判了近二十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翻案。他早就听到过类似议论，但是，公开打出此旗帜的，竟是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这还了得吗?

他也可以猜到，胡耀邦之所以这么干，肯定收集了一批材料，

（短暂的春秋171）

而任何搞翻案的人都会振振有词地列举出一连串理由的。他听得太多了。如果只听他们的，他们几乎没有一点错!而如果依了他们，中国的政局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他都有些毛骨悚然了。 这时，汪东兴和吴德、陈永贵、纪登奎奉命来汇报五届人大组织情况。华国锋把这份材料甩给了他们。好一阵，他们都没有说话。陈永贵闭上眼睛一个劲地摇头，陌生而又气愤的神情在他们每个的人脸上游移着；吴德的胡须刮得精光，发红的眼球忽而闪出亮光，忽而又呈现无精打采的神色。连汪东兴都蜷缩着身子坐在那里闭目养神，好像他们已经抵御不住北极的寒气。凡个人脸上的皱纹都活脱脱地暴露无遗。 “你们怎么不说话了呢？”华国锋问。

吴德叹口气：“说又顶什么用呢？我们过去说了那么多话，结果不是都被人家一个个否定了吗？现在他们得陇望蜀，翻案的口气越来越大，简直要把建国以来党史翻个底朝天。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也要被人家打翻在地，不信走着瞧。”“不要说那些丧气话！”华国锋略微不满地凝视着对面这三个人的双眼。除了陈永贵外，好像他俩都像阴天的星星那样惨淡无光，他火了：“人家只是提意见，我们也可以发表意见嘛；像这样下去，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就被他们丢掉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捍卫毛主席的旗帜。”汪东兴的脸上泛出红光：“好，华主席，大家就等着你发话昵。说老实话，你本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最高统帅，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士气。在我们严峻的关头，你不发令谁敢说什么?这回应该给他们来点硬的了，不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再也没有退路，只能去见祖宗了。”陈永贵叫起来：“就是撤我的职，罢我的官，拚上回虎头山当农民去，也不能给彭德怀那些坏蛋平反！像胡耀邦这样下去，说不定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还要给他摘掉呢！”

（短暂的春秋172）

“胡耀邦算什么东西，他身后有人。”吴德说：“他到中央组织都才几天，成千上万个叛徒、特务、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问题都让他一风吹了。有些案子都是我亲自定的，内查外调，费了好多年的功夫才定了性。我敢说，那些案子能经得起～千年历史的考验。但是，前几天我听人说，那几个案子都被他平反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材料都经不起推敲。我就不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水平也没有他们高，我就不相信人民群众看不出他们的真实用意！只不过时机不成熟罢了。”

“什么时机，关键是华主席愿意不愿意率领全党和他们展开斗争。”汪东兴说：“只要坚持斗争，把盖子揭开，我相信他们都得统统完蛋，人民群众肯定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一提“斗争”，华国锋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他想起了每次路线斗争后都有一批人失魂落魄，甚至妻离子散、身败名裂。就连曾经耀武杨威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现在囚禁到牢房里也是一筹莫展吗?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结局有时很难预料，一旦自己惨败，那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自己功成名就，全党拥戴，就连邓小平、胡耀邦及其所有要求平反的人，也不过是向自己申诉，请求给予宽大或出路而已。换句话来说，人处困境厄运时，都企图能解除黑暗，换来光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平反的路，也可能事情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想到这里，他的态度又变了。“大家不要激动，要沉住气嘛。”华国锋把那份意见书往桌子上一扔，似乎很蔑视地说：“现在还没到公开摊牌的时候，你们还可以继续观察，继续等待嘛。我看大家还是先集中精力把五届人大的事办好，类似这种问题放在人大会议后解决。”汪东兴点点头，轻声说：“就照华主席的意见办吧。”他心里完全意识到华国锋此刻并不想把盖子捅开，因为那样一来，预定的工作计划就会全部泡汤。

（短暂的春秋173）

也许，双方都在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根据政治局员员们交换的意见，吴德汇报说：“大家一致同意华主席继续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的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人选还是：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王震、谷牧、康世恩和陈慕华。”华国锋问；“你还是人大副委员长?”

吴德说：“大家提议我还继续干。选上选不上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要选上，中央还要做工作嘛。”华国锋说：“我们并不是要搞宗派活动，而是要从全党全国人民利益出发来决定人事安排。”

汪东兴说：“通过这次党代会，我已经看出有些人是一直想做文章的。比如这次征询意见，小平同志一直要求把陈云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们本来已经不能工作了嘛，何必硬要凑数。”华国锋说：“凑数就凑数吧，人大方面的人事安排多一个少一个都问题不大。反正真正办事的还是吴德这些同志们嘛。比如让小平同志担任五届全国政协主席，我就很同意，让他们发挥发挥作用，有什么不好呢?只要不是想从根本上把人们打倒，我们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这也是区别好心、坏心的一个标准吧。” 汇报结束后，汪东兴、吴德、陈永贯都陆续离开总理办公室。华国锋打开议事日程簿，看了看他一天的活动基本完成，就把身子往后一伸，又想起胡耀邦给自己的材料来。他把目光从他身前自己用的笔记本上抬起来。从粉碎江青集团一年半的时间中，他已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继续沿着毛泽东指出的革命航线向前进，然而又使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定的系列重大案件保持在最低限度。他认为，他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了些闻所未闻，在过去看来是难以容忍的让步，否则他自己的统治和地位就没法巩固。在此问题上，他和他的女儿小莉有过讨论，小莉的话显然启

（短暂的春秋174）

发了他：“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时，列宁也向德国作过让步，让出了俄罗斯的一大块领土，为的是分化帝自主义内部团结，巩固新生的政权。” “真的！”华国锋惊喜地问。

女儿拿出了列宁的原著给他看，华国锋放心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是不反对妥协和让步的，只要能巩固住手中的权力，原则问题也可以灵活运用嘛。关键是不要让公众看出他本人脱离马克恩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雷池太远就行。彭德怀的问题太敏感了。一定得让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才好。想到这里，他决定给胡耀邦打个电活。

接话筒的正是那位血气方刚的中央组织部长：‘噢?是华主席啊！想不到你工作那么忙还顾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指示吗？”

“你关于给彭德怀同志平反的意见我看过了。”华国锋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这个意见提的显然不是时候，党中央下一步的总任务是进一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阶级斗、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你的兴趣到还是放在折腾历史老账上了吗?我看是不好的嘛。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提这类意见了，着眼点放在未来嘛。”“正因为我们从未来考虑，我才下决心平反冤假错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要知道，彭德怀一案，压制了好多老同志的积极性呢。我在看黄克诚、习仲勋、洪学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时，直掉眼泪啊。”“耀邦同志，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头脑脑发热。你现在地位不同了，直接掌管干部的生杀大权，所以处理问题一定要慎重。”

“我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给中央写这个意见。”

“你只看到了问题一方面，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嘛。”华国锋说：“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毛主席不只写了一篇，而是写了很

（短暂的春秋175）

多的光辉著作，认为同他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七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毛主席这么说过的。所以，现在你提出这一个意见，全党会怎样看我们呢？” “华主席，我正是认为毛泽东同志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于一九五九年又进一步引伸到党内，而且，他在关予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都犯了错误，所以才一定要提这个意见。” “什么？”华国锋震怒了：“你怎么能产生这样的极端的认识?耀邦同志，我希望你能改变观点，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我不愿意看到你离党的路线越来越远。”“华主席，我倒是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意见，如果说我们之间有差距的话。”话筒里传来胡耀邦的笑声：“我盼望缩短这种差距。通过党内民主讨论的方式，我相信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华国锋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看来，他不能用理论的武器回报自己的对手，也不能用党内纪律的措施来压制这位很有势力的政治家。他忽然感到自己原来很软弱。过去他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不知怎么搞的，他一下倒觉得自己矮了半截了。他不知道，小小的胡耀邦，为什么敢用这种语言来同自己谈活！要不是考虑到五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他也许真会对着话筒大骂一顿，他终于耐住了。 “耀邦同志，我衷心地希望你还是从大局出发，考虑安定团结的大局。”华国锋的声音已经带有哀求之味。“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已经对你，对中组部的同志有了意见，你们在查案子中已经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体现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原则。也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你相信一点，我说这么多话，都是为了你好。”说完，华国锋就把电话放了。

（短暂的春秋176）

胡耀邦不禁苦苦地一笑。

一位中央组织部长同党中央主席产生了严重分歧，怎么能不需要讨论？看来自己除了从理论上实践上说明自己的意见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外，也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是有风险的。好在党的十一大以后，党内的风气和民主有了好的开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在成为全党的共识。他只有通过这样的选择来澄清一个有待中央集体裁决的问题了。华国锋不愿把他和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矛盾公开。相反却极力掩饰这种分歧。这倒不是出于维护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崇高的目的，而是担心使自已失掉一批老干部的支持。他知道，在中央邓小平和胡耀邦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信任。尤其刚站出来不久准备重新工作的人，都把邓小平和胡耀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桂。而自己，却没在这种权势。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自己同他们的分歧暴露出来，受损害的只能是自己。

是的，中央最高层的这种矛盾对广大人民来说，完全被蒙在鼓里。当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集体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之下时，都笑语盈盈，一片和谐，太平景象。即使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八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一次会议和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也是密不透风，笼露着虐假的团结和表面热烈的气氛。 他在接见几个省、市的代表团时，显得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我们实现新时期的转变有个首要的好条件，这就是：党中央空前团结，有史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齐心协力，步调一致地为四化奋斗不息。同志们，有了这个条件我们还怕什么困难呢?什么也不怕了!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末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同志们甩开膀子，准备大干吧！”

（短暂的春秋177）

他在会议上代表国务院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工作报告，除了大讲大好形势外，还提出了他早已宣传了好久的那个十年规划，决心到一九八五年前要建设一百二十个大项目。对于华国锋报告，全体代表没有提出一句不同意见，相反是异口同声大加喝采，一致通过《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听取了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整个会议完全按照二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在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顺利进行了选举：叶剑英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会议期间，华国锋和叶剑英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小时的谈活。

华国锋说：“我建议从现在起全党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全力抓经济工作，大干四化建设，不这样我们就没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打倒‘四人帮’了，大家都想好好地抓纲治国，建设祖国。”“我同意你的意见。”叶剑英老持沉稳地坐在那里，就像至尊的活佛：“我和小平、先念、陈云这些同志都支持你，你就放手大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家畅所欲言，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拉倒，谁也不记谁。用这种民主的办法统一我们的思想，团结全党实现党的总路线。”“别的我倒不担一心，就是害怕有人利用平反冤假错案之机，否定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下去，会使我们在全国陷入被动局面。所以我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解决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案件。”“你这个态度也很好，比较稳妥。开个会议，把你的想法跟大家说～说，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

”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长以来，虽然有成绩，但问题不少。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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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给彭德怀平反的意见，我认为这个主张太急了，政治上会起很不好的效果。”华国锋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彭德怀平了反，毛主席的旗帜就算吹了一半了。”“何以见得？”

“彭德怀是我们党内第八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他如果平了反，还怎么能谈得上维护毛主席?”

叶剑英笑了笑，那双捉摸不定的眼睛在他身上瞅了又瞅，最后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才说：“既然党内在一些历史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我看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坐下来，大家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历史材料，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展开讨论。我主张这样的讨论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谁也不应强加于谁，最后求得统一。如果一时取不得一致意见也没关系，可以继续等待。什么时候意见一致了，大家再一起作决定。你看好不好呀!”华国锋一听叶剑英这番话，立刻浑身上下凉透了。看来，这位他十分敬重的老革命家，也完全采取了和邓小平、胡耀邦相似的立场，或者说，一旦当他和他们发生冲突的话，他未必能站在自己的一边。而这种冲突，或晚或早总会发生的。政治家在斗争中如果缺乏必要的保护，经历的事件又过于危险，那很少有人敢作出果断的决断。现在，如果他要失去叶剑英的话，那……他不敢，或者说是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国锋同志，”叶剑英轻轻地说：“你现在身为一国之主，考虑问题应该多从人民利益出发，多给老同志作点好事。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那些老同志，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帮助他们走条活路，他们会一辈子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为你拚命工作。如果在他们临见马克思的时候，还和他们斤斤计较，会失掉人心啊！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四人帮’之所以垮台，是由于他们和大多数人作对，他们的对立面太多了，如果你能把人心收回来，岂不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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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所以你才得到了许多老干部们的拥护，他们坚决支持你，把你作为他们的依靠和救星：”

叶剑英说到这里，突然气喘起来，华国锋忍不住走上去给他轻轻地捶背，但是，叶剑英轻轻地推开了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继往并来的关键时刻，你要大事情清楚，小事糊涂，大可不必在一些历史旧账上和老同志们纠缠。你还记得一九七五年二月份，毛主席和周总理毅然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宣布给予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以适当安置。这种无产阶级的博大的胸怀，正是我们有力量的表示啊!”华国锋闪过一丝狐疑：这能简单地类比吗?他没把这种疑问表现出来，反而点点头说：“叶帅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考虑问题就是胜人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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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 众秀才修改批判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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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胡耀邦筹划主攻凡是 众秀才修改批判文章

邓小平拿定主意要在一九七八年做几件轰动全国、全世界的大事，以便打破笼罩在全国的那种“两个凡是”的阴影。

他对胡耀邦等人交底说：“中国要想实现拔乱反正的使命，不冒风险扎扎实实干几件漂亮事，那就震撼不了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 他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作出《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又竭力推动政治局开会批准这个报告。政治局讨论时，一部分人忧心忡忡，提出了不少责难，邓小平很烦躁，不断地走出会议室，仰天长叹，至于为什么，他自己根本说不清，也许是为了呼吸一下北京早春的新鲜空气，暂时摆脱一下狭小

（短暂的春秋180）

的会议室里没完没了的闷气。他走出内廊扶着那棵百年老松连做两个深呼吸，傍晚的夜空漠然置之，任其自然。然后他又返回会议室，皱着眉听完了那几个人的发言，他对他们感到迷惑不解，捉摸不定。 其实，他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一九五七年在全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有一股势力、一般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的，反击这股思潮完全必要。但错误在于扩大化。在这场斗争中，全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四十五万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约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请示报告》提出对剩下十万多名右派，现在全部摘掉的条件已经成熟。”说服个别人颇费一番口舌，因为刚刚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那里面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谴责言犹在耳。但邓小平毕竟是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清楚地知道，通过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影响，而不是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况且政治局的人大都曾以不同身份参加了反右斗争。他自己就说；“我也曾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但我今天也很积极地主张给他们摘帽子，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最后这几句话，打动了华国锋的心。

这个关键人物的首肯，使讨论急转直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两部的报告。决定见之于报端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新闻媒介还是社会舆论，都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造成的，人们把四月五日中共批准两部的报告和邓小平三月十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结合起来，认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在那个讲话里，他要求各级党委给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好后勤，还说：“我就是他们的后勤部长。” 所有这些，邓小平当然赢得了人心。

这段时间里，他频繁地活动，常常抓住人们最为关心的迫切问

（短暂的春秋181）

题，给以肯定性的回答。

在四月二十二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大声呼喊：“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且许诺要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待遇和提高他们的福利事业。在接见外国来宾和国事活动中，他也是不断强调：“我们承认自己的落后，眼下要接近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我们只有善于学习才能迎头赶上去，”表面上看，邓小平精神抖擞，开朗乐观，完全是一副倾心力抓科技教育事业的样子，只有在最知心的老部下、老战友面前，他才露出满脸忧色。 胡耀邦、王震来他家汇报一批文革大案的复查情况时，邓小平连声摇头：“不行啊，照这样下去无论如何要不得啊!华国锋开口闭口讲：‘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典型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路线不破除，不批判，我们党和国家就不会有希望。”王震说：“这一段来，华国锋说得少了。”

邓小平说：“实际工作中，他们始终是这么干的，尤其是那个汪东兴，还有吴德、陈永贵，一开口就是毛主席的话，好像毛泽东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真理。现在是到了从理论上触动他们这个‘禁区’的时候了。” 王震笑着说：“这里面处处有‘地雷’啊!”

“不怕，我来‘趟雷’！”胡耀邦把袖子往后捋了捋说：“这一段，我一直准备写这么一篇文章，阐述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

（短暂的春秋182）

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向自由王国迈进，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些人，完全是趟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存的条文上，甚至拿现在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所以他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没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不敢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永远到不了自由王国。所谓建设四化最终成为一句空话。”邓小平立刻拍着巴掌叫起来：“这篇文章立即定，正能够切中当前的时弊！发表出来后，我敢断定会得到全党的拥护。我看全国的倾向，人心思变。不投巨石打破思想领域的这滩死水，我们不会有出路。”王震悄声说：“我发现华国锋掌权，比毛泽东还厉害。这个人物要发展下去，也是搞个人迷信、搞神话的能手。我看了不少山西的材料，那里的宣传机构几乎把他捧到天上了，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就会招来横祸。”“唉呀，如果他真要羽毛丰满，还有我们的活路吗？”胡耀邦说：“自己捧起菩萨自己拜，自己做成绞索自己套，这是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教训。我们有时也会不自觉地走这条路，不断地重复历史的教训和错误。每当觉悟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邓小平感慨地说：“耀邦同志快成思想家了。我没想到，这些年来他真读了不少书，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看来，你这个中央党校副校长没有白当啊！”“我不能白当！”胡耀邦说：“现在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我们还拿出过去那副‘外行领导内行’的面孔去领导人家，谁会卖你的帐！所以，我给自己定了硬性任务，每天不读够两小时的书不准睡觉。这次我们党校办《理论动态》，我就明确指出了

（短暂的春秋183）

办刊方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我让他们在各地组织了几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写得不错。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个叫胡福明的讲师，早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份就给《理论动态》写来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我看到后让他们动手修改，我也帮他们出主意。我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我这么一讲，大家都同意我的观点，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实践。” 邓小平变得兴奋起来，说：“毛泽东同志很善于抓思想舆论战线。他搞什么运动，总是舆论先行嘛。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来个舆论先行呢?造个舆论嘛。”王震笑起来：“我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那年的十一月十八日，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还说：‘邓小平没什么了不起，他有什么本事，他哪能粉碎‘四人帮’？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我看他根本不行!’我看，他也不再说那些糊涂话了。” 王震提醒胡耀邦：“文章发表之前你要好好把关哪，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估计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它会成为检验一切是非的标准。”

“看怎么说吧。”胡耀邦说，“严格来说，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但从政治需要上讲，这又是必要的。我们的这种观点也需要不断地检验吧。”当然，他们没有想到，当这些参与决策中国政局的政治家们在商量这个重大课题时，《光明日报》和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几个人也在讨论、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准备选择机会发表。

（短暂的春秋184）

这可以用四个字来恰当形容：不谋而合。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晚上，在《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里，总编杨西光、最初写出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和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另外两人，就在一起研究修改文章的意见。胡福明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一九五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后来又在南京大学任教。他对粉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以后的形势由衷地拥护。这篇文章由他修改后，基本的调子是批判“四人帮”的，他的稿子又由别人不断地修改，甚至许多段落都是另写另改主题。每次修改，都要打为小样，在光明日报理论部部分人员中传阅，征求意见。当时就有一个人公开表示：“观点我同意，但是不能发，发出去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党校参与修改的《理论动态》组的人心里明白：那些主张“两个凡是”的人肯定反对。只不过谁也不愿意挑明罢了。

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杨西光等人根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意见，两次修改了他们的文章，

这一次，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文章突出了邓小平关于完整的、全面的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含蓄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四十五年里，一直是根据实践检验《共产党宣言》时，加了这样的话：“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有人提醒他们这样写锋芒太露，于是又修改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说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文章的结尾部分还指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强调现在确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把它打破。”“好，写的有勇气!”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高兴地对杨西光说：“我看了两遍，觉得理论逻辑上还差些，还可以修改，以便进一步提高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杨西光说：“还可以修改。我建议文章定稿后，先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见报。”“可以。凡在《理沦动态》上发表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他对这个〈理论动态〉很关心也很重视。我们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就是他的观点。”吴江说：“等我把这个意见报告耀邦同志后，再作决定。”胡耀邦正在情绪高涨之时，马上答应道：“好，就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可以避免再送汪东兴审查。让他审就坏了，非枪毙不可。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还隐含文章出自某权威人士之手，容易引起注意。你们写好定稿后，我再审阅一遍。” “同‘两个凡是’派的斗争，也得讲究艺术呢。”胡耀邦说：“要准备们发难。最好里面加两句华国锋的话，你们有没有啊？”

“有，我们在《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节里，用了他的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文章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编他的专集。’”觇耀邦点点头：“好，引这一条可以了，也别太突出他。不然就取不到文章应有效果。”

“有人担心文章发表后会出现乱子。”

“乱子怕什么?关键看真理。不敢为真理而斗争还叫什么共产党员?我看干脆让他退党算了!”

“我让杨西光同志再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联系一下，等《光明日报》发表后，其他报纸第二天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他们答应了吗？”

（短暂的春秋186）

“还没回话。”

“这好办，我跟罗瑞卿同志打个招呼，要他指示军报发就得了。你们放心，到时候会有重要人物支持你们的。”

“我准备再好好修改一下。”

“对，一定要把文章改好，注意突出这样一种观点：‘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都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就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石’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胡耀邦扳着指头说：“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他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像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这个事实雄辩的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尔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这样写，可以举一反三，使读者产生更大的联想。”于是，吴江回去把胡耀邦的意见向《理论动态》组的人作了传达，他们以此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润色。

这次，连同以往的几次，已经是第九遍在改动了。而且这一次作的文字删改是最多的。约有一半以上的段落是改写和重新调整过的。文章还加了小标题，使之中心突出。再加的最后一段中，特意提到了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以便能够让更多的人无懈可击。吴江等他们定稿后．又作了部分增改，加上了：“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远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曾批

（短暂的春秋187）

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等这样的话，以突出这篇文章的意义。

四月二十七日，一切就绪后，这位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在稿上批道：“请即印十五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五月十日那期《理论动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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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韦国清明确表态 胡耀邦最后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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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187)

二十六、韦国清明确表态 胡耀邦最后定稿

中央军委的真正办公地点是在西山。五十年代，中央机关的首脑人物喜欢在城市中心建筑排场的办公楼。到六十年代后期，中央军委的重要人物都在西山别墅来研究各种问题并作出决策，拍板一些人事决定，甚至到这里来休息疗养。这一区域的许多机构，对外根本是不公开的。韦国清自一九九七年，由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上调到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山军委所在地度过。为了开好今年四月二十七至五月六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他忙着来往于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罗瑞卿之间，商量一些重大问题的定板事宜。按照议题，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五十多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方法。未开会之前，韦国清已经指定一些人制定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等三个文件的草案。但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意义，韦国清似乎已经有所感觉，但谁也没有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短暂的春秋188）

他照例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五十九期。这份并不公开发行的刊物已经在中央高层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他是在这份刊物引起非议的情况下才认真读过的，一种新鲜的、过去很久没有再嗅到的政治气息迎面扑来，这同今年春来自四川、安徽两省的那种自留地，集市贸易、农民自主权等新的试验消息一样，令他欣喜不已。 （一天，陈永贵突然来访并谈到了广东省的一些。韦国清说：）

“我从去年就调到中央了，那里的工作基本没有再过问。”

“广东还好，没跟他们起哄。”陈永贵说，“四川、安微有人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叫嚷要和大寨对着干，你可要站稳立场，支持我们和他们干哪。这关系到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不管各地怎么搞，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嘛。现在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各种办法都可以试验试验嘛。”

陈永贵急了：“毛主席和华主席已经树起了大寨、大庆这两面红旗，下一步是需要全国普及这两个先进典型的经验问题，为什么还要独树一帜?这实际上是砍旗!是砍毛主席、华主席树立起的伟大红旗。”韦国清三言两语支走了他，但支不走他那几句杀气腾腾的警告。可以看出来，陈永贵等人早已憋上怒火了，他们的不满正酝酿着，终有一天会发泄出来的，他也隐隐感觉到。中央最高层即将开会前夕，华国锋召见了他。

华国锋显得很自信：“韦国清同志，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委托你了。过了‘五一’，我要出访朝鲜，准备和金日成同志就一系列国际、两国间的问题举行会谈，所以顾不上参加这次会议了。”“请华主席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指示。”

“指示谈不上，意见还是有的。”

“这儿没有其他的人，我可以坦率地说，现在党内确有一股不好的倾向，这就是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甚至把文化大革命已经批臭的那种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歪风邪

（短暂的春秋189）

气都搬出来了，这样下去很危险。有人还主张，我们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低三下四，向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让步，以求他们施舍和援助。这些都不是毛主席的政策。”“我没听到过这些。”

“他们的说法不是这么露骨，但干的却是这样。所以，我请你与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一道来拒绝向讹诈屈服和背叛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做法。”华国锋说到这里动了情，滋润的眼睛闪闪发光：“毛主席在临终的时候，给我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语重心长的大字，我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作出使毛主席很不放心的事。”韦国清听了微微动容：“华主席，你说我们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究竟怎么干才好？”

一大叠厚厚的政治工作会议文件摆放在华国锋面前，他让他面前的这些文件原封不动地摆着，并凝望着天花板不断地深思。

韦国清也让自己这一套文件放在自己文件包上，并凝视着华国锋。他相信这位中央军委主席已经看到这些文件了。这些文件是最新的，它将把全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加速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但他并不知道华国锋到底还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我军的政治工作依然要恢复毛主席古田会议制定的～整套建军路线。”华国锋说：“要体现出党指挥枪的原则，突出思想工作，真正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不管遇到什么风浪，军队必须要听从党的指挥，而不能成为‘四人帮’一类的野心家的工具。”“这些无疑是对的，不过，这些文件你看怎么样?需要什么修改和删除吗？”

华国锋不置可否地说：“这些文件和条例当然是必要的。究竟怎么修改，你们可以开会讨论，与大家商讨，最后再报中央批准。我要强调的是，整个会议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一系列……”对这些听惯了的老生常谈，韦国清打心眼里腻歪了。他曾试图紧

（短暂的春秋190）

紧围绕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总方针，继承和发扬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到基层搞过不少调查研究，探索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特点，以图搞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但不是像华国锋这样泛泛而谈。说心里话，他看不起这位中央主席，只是出于组织纪律的原则，他才不得不屈尊坐在华国锋的对面，必恭必敬地听取他的意见。韦国清比华国锋大八岁，经历也比他丰富得多，是一个在广西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九二八年夏，年仅十五岁的韦国清参加了由壮族英雄韦拔群组织的农民自卫军，在攻打东门县城的战斗中，用一把大刀劈死了三、四个敌人，一下成为小英雄。第二年，他加入共青团，又参加了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非常喜欢这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和他一起吃饭、睡觉、行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一九三四年十月，韦国清随军开始了闻名史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五年初，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黔南，准备强渡乌江、夺取遵义时，担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和团长陈赓，亲自率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边界河渡口，在十分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及时把浮桥架到乌江对岸，为红一方面军直下遵义创造了奇迹。到达陕北后，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他在指挥军队冲锋时，被对面的敌人朝他放了两枪，子弹的威力把他抬了起来。当一缕蓝色的火苗从他身上飘散时，他才发觉自己负了重伤。半年后，他伤愈归队，已不能再参加战斗了。只得进入抗日红军学校深造。不久，先后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兼教育长。他真的不能指挥战斗了吗？他不相信自己就丧失了这个能力。他几次向军委要求，根据艰苦战争的需要，从一九四0年后，开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新四军三师九旅政委，第四师九旅旅长，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

（短暂的春秋191）

书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指挥朱家岗战斗．终于粉碎日军对淮北地区三十余天的“大扫荡”，立下了大功。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部袭击淮北新四军中心区时，他率领九旅主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主攻据守山头的韩部，歼灭其总部并生俘韩德勤，创造了苏北抗战的一个大奇迹。抗战胜利后，他任国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后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并指挥、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一九四七年二月，这位传奇般的人物奉命率二纵队越过陇海铁路，发起白塔埠战役。他指挥奇妙，变化多端，一举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和第二、第四师，活捉其司令郝鹏举。随后立即回师投入莱鞠战役，孟良崮战役中，他率二纵队与第七纵队在青驼寺担任阻击国民党第四十八、第八三师的任务，他以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指挥部队苦战三整夜，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保证了主攻部队胜利歼敌。一九四八年他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率部南下担负苏北战场的作战任务，先后发起益林、监南等战役。后在陇海路段发动攻势，牵制敌五个军的兵力，有力地策应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在率部胜利完成牵制任务，保障主攻部队先后歼灭黄伯韬、黄维兵团后，立即率部及时切断了杜聿明集团的西逃退路，并参加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一九四九年二月，韦国清作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参加渡江、上海战役后，与兵团司令员叶飞率部进军福建。建国后，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一九五0年中国政府指派以他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平、上寮等一系列战役，又在一九五四年的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韦国清同志武可安邦，文能治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后，还要多发挥他的作用呢。”

去年七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正在休息的花园里散步，

（短暂的春秋192）

凝望着池中的鱼出神。～位老人走到他身旁停下来，并咳了一声，韦国清猛地从他的沉思中清醒了过来。这时，他立即认出了面前的老人。邓小平慢慢地把一支香烟叨在自己的嘴上，两眼盯住韦国清。举止显得有点迟钝，但那还是管用的。韦国清掏出打火机，恭敬地把火苗凑到了烟头上。“老首长，我永远听你的，我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行，有这句话就行。”

“还是老办法，抓整顿，要及早纠正自一九六六年、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涉及亿万人的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的大局。”

“我明白了。”

邓小平走开了，继续在散着步。韦国清冷静地对这个场面端详了十分钟。谁也没注意到这个戏剧性场面。从此韦国清密切配合着他，从他批过来的那一张张各军军官的花名册，进行不停顿的任命和免职……华国锋和他谈完后,韦国清乘车直驶西山。他只是在电活里把情况向邓小平和叶剑英作了简要的汇报。

他知道，现在的党中央主席决非当初的毛泽东，尽管他在各种场合总想仿效那位前辈。他对他们几乎是鞭长莫及，失去了应有的控制。而这一切，从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只能归咎于他个人。正是他而不是别人，失去了许多本应属于他的大好时机。 胡耀邦收到《理论动态》的小样后，立即乘轿车赶到邓小平府第，递上这篇文章。

邓小平刚散完步。每天晚饭后他都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胡耀邦非常准确地瞅准了这个时间。

“老西子把赵紫阳和万里同志狠骂了一顿。”邓小平一边戴着老花镜一边敲着桌子说：“陈永贵越来越霸道，简直不允许别人对他的那些经验说半个不字，不管各地的条件有什么不同，都不准人家搞点生活。” “他们开会了？”

（短暂的春秋193）

“不，陈永贵给紫阳同志打了电话，说他们在搞资本主义。同时，华国锋也指责安徽的作法，批评他们犯了错误。”

“到底是谁犯错误，历史会作出结论的。”

“所以你这篇文章也许正是时候。”邓小平说。扶了扶眼镜看了起来。胡耀邦不时地作着解释。

邓小平念出了声音：

“革命导师尊重实践的严肃和科学的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锋’，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已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说过……”邓小平抬起头，对胡耀邦说：“这段话写得好，很有力量，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批评他们的。这篇文章你们打算怎样过张平化这一关？这位新上任的中宣部长跟华国锋同志跟得很紧。”“我们计划绕过去。”他把他们发表这篇文章的预定过程说了一遍。

邓小平点点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文章发表出来再说。那时让他们骂娘也可以。”

“我们都估计到了后面的事。”

“你们选择是儿号？”

“五月十一号《光明日报》发表。”

邓小平掐着指头算了算：“正是华国锋同志访朝归来的时刻。

（短暂的春秋194）

这个日子也可以，让他瞠目吃惊，怎么刚走几天，神州就发生大变。”

胡耀邦笑了笑：“我是追求连锁反应的。只要《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很快转载，就会出现谁也捂不住的讨论局面。只要能引起讨论，什么也不怕了。” “我们的观点绝对能站得住脚。”邓小平说：“我和韦国清、罗瑞卿同志都打过招呼，让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这篇文章。如果有人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就要都出马。”“小样给我留一份，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计划触及这个内容。”“最好是多和一些省、市、部门的负责人都打些招呼，让他们都积极配合，群起响应。华国锋这个人理论修养不高，天天就是那一本经，一涉及理论他就不行了。而且他是怕事的。”胡耀邦说：“只要全党一致响应，他会服输的。”这点正和邓小平的看法相同。他脸上露出来笑容：“看来，中央党校的同志们要立大功哪。”

“让历史来评价他们吧。”

“历史也是人写的嘛。”

“你看还需要添点什么内容吗?”

邓小平想了想，说：“我看不需要再加什么了，许多观点，也不是一篇文章都能够说完的。只要这个头开好了，后面还会出现好文章的。”

显然，胡耀邦知道，邓小平所说的“文章”是广义词，喻含着一系列精彩的行动。这里，再讨论这些事，肯定太早了。

尽管邓小平没对文章再提什么意见，但胡耀邦回去以后还是字斟句酌，又作了若干处的修改和补充，他特意又加了这么一段：

．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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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是真理的理论，也必须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相对性，强调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 胡耀邦连续看了几遍，才心满意足地放下笔，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打了个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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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薄一波晚会受冷遇 叶剑英南粤晤黑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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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195）

二十七、薄一波晚会受冷遇 叶剑英南粤晤黑帮

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的华国锋，没有感觉到危机在向他逼近。政治风云的现象，和大自然有时截然相反。越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之际，也可能是浓烟秘蓄、骤起雷电之刻。四月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时，会议发的文件中有几份是他这两年的讲话，会场后面的大标语，赫然大书着“紧紧团结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这一行大字。他派出参加会议的联络员把会议情况向中央报告后，他心里很高兴。虽然有人叽叽喳喳想搞点小动作，但大形势是任何人都逆转不了的。我是合法的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务院总理，任何人想要动这个根基，真比这骆驼穿针眼还要难。他想起了这句外国谚语，心里不禁笑出了声。 五月一日，当他由许多人众星捧月般地出席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文艺晚会时，在休息室里又见了薄一波。

（短暂的春秋196）

华国锋惊得目瞪口呆，怔怔地望着这老态龙钟的老人，看他满脸惨淡的皱纹，眼帘双垂，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由动了心。华国锋认出他便是曾在山西叱咤风云的薄一波。由于受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牵连，他显然饱经十多年的折磨，内心已经是痛苦万分了。华国锋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种场合下出现，“你接到邀请了？”

“我进来时，并没有人阻拦。”

华国锋转身叫过一位秘书：“你抽时间把薄一波同志的案子问一下，向我报告。”等那位秘书应声后，他又对薄一波说：“你还是回去耐心等待组织的结论吧。你应该相信组织会对你作出恰如其分的决定的。”“我只希望快一些，我已经等了十多年了。”

“既然是老同志，就应该体谅党的困难嘛。另外，你也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即使党给你宽大处理和出路，你也要吸取教训，总不能把问题一风吹啊!”一句话，使薄一波的脸色陡然一变。粉碎江青集团已经快两年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痛断肝肠的憾事呢？他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立刻被华国锋身后那名漂亮的军人伸手挡住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华国锋已被众人簇拥而去。薄一波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更多的人向他打招呼，很多人都把他快遗忘了。这间室内绿竹漪漪、十分素静的休息室，过去他经常来，也曾作过这里的主人。现在他在友人的精心设计下重登这间大厅时，却被看作是多余的人。这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自己就像一个受伤的老人一样，孤零零地格外引入注目。连他自己也觉得很没趣，没坐多久就悄悄地离开了。其实，这同样是邓小平的“杰作”，为的是提醒华国锋一下。

演出大厅里，华国锋和邓小平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欣赏台上的表演。那个女演员长得很美，一身延安时期村姑的装扮，正扭来

（短暂的春秋196）

扭去唱《交城的山》。

华国锋并不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但却是戏迷，特别爱好看平剧，那音宏声亮的节奏和唱腔，使他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激动。但是这首歌颂自己的民歌，显然压倒一切，他的思绪回到了过去。“华主席啊，薄一波也是你们山西人啊！”

直到邓小平第二次问他时，才把华国锋从回忆拉回到现实。他微笑着点头说：“不错，这是我们家乡的小调。”

“我是说薄一波对您很有感情啊!对我直夸山西，说为山西出了你这样的英明领袖而自豪呢！”

“是呢？”华国锋略露出得意之色。

“薄一波亲口和我讲的嘛。”

“过誉之词，不足计较啊!”

“你们过去认识吗？”

“不认识，我们不是一个系统。”

“后来经常来往吗？”

“没什么来往。”

这下，华国锋显然没说老实话。

其实，文化大革命之前，华国锋每次来北京开会或汇报工作，都要设法去见一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倒是那时的薄一波很牛皮，摆出副大首长的架子，不大容易见着，华国锋好几次都吃了“闭门羹”被秘书挡了架。就像在大会堂休息室他的秘书挡住薄一波一样。但是，他还是好几次见着了薄一波。

“薄副总理，我是交城人，与定襄县离的不太远。年轻时经常听到您的名字，对您非常佩服、非常敬仰。今后，我这个晚辈还得您多多帮助呢。”华国锋在薄一波面前一脸谦恭，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你是南下干部吧？怎么样，习惯湖南的生活了吧？”

“习惯了，都是干革命，在哪里都一样。”华国锋说：“不过毕竟

（短暂的春秋198）

是在北方长大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希望能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最好是薄副总理身旁，这对我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当然，这些对于华国锋来说，是永远不会记得的。但薄一波却想起来了，而且随着华国锋地位的荣升，他不止一次地想到了他的一言一行。有许多次，他都想给华国锋写信，反映他在监狱里的非人待遇。但又怕他收不到，反而惹出新的麻烦。当他恢复自由后，一连串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请求华国锋能在百忙之中关注他的冤情，但信件都落了个泥牛入海无消息的结局。一直到邓小平复出，把他的案子提到议事日程上后，他才得到消息，他的案子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反昭雪，其原因原来在华国锋这儿。

“据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由当时的中央批准了的。”

“哪个中央?不就是刘少奇吗?刘少奇能代表中央吗?”华国锋淡淡地说：“那些文件我研究过了，并不能说明他们完全正确。所以，我同意给他们适当的工作，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嘛。但他们的待遇，不能和没写过自首书的人一样。”“那不叫自首书。”

“反正意思一样。”华国锋说：“看过他们发表在敌人报刊上的启事，明明有‘坚决反共’的字样嘛。好了好了，不详细讲这些了。耀邦不是对这类事很感兴趣吗?就让他给他们一个差不多的结论得了。”邓小平没法再说。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文艺晚会也要变的索然寡味。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了去年年底《光明日报》在二版头条通栏标题《搞好文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下，刊登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时，所加的一个“编者按”，这个按语明确地说：“十七年的文艺路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黑线，对我国文艺事业确实有相当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短暂的春秋199）

邓小平最反感这些字眼，看过以后狠狠一甩，给它注了册。今年刚过，《红旗》杂志第一期又赫然刊登了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文章又说：“十七年中，文艺战线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对文艺路线进行干扰和破坏，但是，十七年的文艺历史，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历史。建国以来，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次都严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思想阵地……”邓小平心里完全明白了，不由地自言自语道：“两个‘凡是’派其实是用‘四人帮’的语言和思想来批判‘四人帮’，不彻底搞掉两个凡是派，他们迟早又会打着毛主席的旗号重蹈覆辙，把自己打倒的。”邓小平下了决心，他知道自己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整整一个冬春，叶剑英是在广州度过的。

他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三重身份，畅登白云山，吟诗黄花岗，住在从化温泉的豪华宾馆，不断召集党政军的要员开会，了解情况，部署工作，还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海南岛、梅县等地区。沿途中，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那优雅的风度不减当年，除了那满头自发，谁也不相信他已是八十一岁的老翁。 胡耀邦十分精明，他几次带着习仲勋、杨尚昆、黄克诚到广州拜见叶剑英。他几次神秘之行，说动了叶剑英下决心为这些人公开平反。他又施展政治家的策略，将这些人即将平反的消息传播出去，立刻使一些省市的负责人闻风而来，悄悄地暗访他们，成了面

（短暂的春秋200）

对、左右政界的头条新闻。

在滚溪河畔钓鱼时候，胡耀邦，习仲勋、杨尚昆陪同着他，在林木青青欲滴，亭台楼阁、小溪飞桥的名胜之地，进行了多次密谈，负责警卫的参谋，远远地跟着他们，负责不让生人靠近他们的视野。“尚昆同志刚批倒时，就是来的广州吧？”

杨尚昆点点头：“是的，那时我是个犯官，谁敢接触我，好像我身上带着病毒似的。”

“那时广东省委书记是赵紫阳吧?”

“是他，赵紫阳同志还是不错的，他对我很关心，配备了专车，其他方面也照顾得很好，只是我这个人不服这里的水土，老是得病。”

“现在好一些吧？”

“现在已经适应了。”

“你的问题，汪东兴同志也跟我讲过，大家都同意你站出来，只是想留条小尾巴。”叶剑英笑着说：“当你不老实的时候，他们好抓你的小尾巴。” 杨尚昆哈哈大笑：“我不怕。”

叶剑英说：“彭德怀是个好人哪。他认真、直爽、果断，值得信赖。当初，我们也有和他相类似的意见，都在他面前有所流露。但他出来以后，他只字未提这些同志，完全是挺身而出。自己承担了责任。不得了啊，就这一条，他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君子，我们那时打心眼里佩服他，可嘴上谁也不敢说。” 胡耀邦叹口气说：“一九六二年，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共中央曾于四月二十七日发过一个《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五月在中央会议上，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甄别平反的工作，他说：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这样快～些。会后短短几个月内，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就在这年的六月十六日，彭德怀同志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信，即他们所谓的八万言书，

（短暂的春秋201）

说明了强加给他的‘组织反党小集团’、‘里通外国’等均属‘莫须有’。”

“的确是莫须有的。”习仲勋说：“彭德怀同志本人又不会说俄语，他到苏联访问跟着大帮人，如果说彭元帅里通外国，其他人不也统统都是吗?” 胡耀邦说：“毛主席看了彭德怀同志的申诉后，对中央一些同志给受迫害同志平反很有意见，认为那都是属于‘翻案风’。他说：近来平反风不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他在八月五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这个人政冶品质不好，不能给他平反。’在九月二十四日的十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中国的右顺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恨彭德怀呢？”习促勋朝着胡耀邦，又像是在问自己。

杨尚昆说：“主要是是在思想路线上有分歧。彭德怀同志在过去的战争年代的确有些错误，毛主席喜欢拿老眼光看人，一犯新的问题就老帐新张一块算。加上当时持批评的态度的人，数彭老总的地位、职务高，所以他马上就成为最好的目标。”“有道理。”习仲勋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设法为彭老总平反了。”胡耀邦说：“他身后牵连到好多老同志，这些同志大多年事很高，总不能让他们背着黑锅进棺材啊！”习仲勋笑着望着叶剑英：“全靠老帅掌舵啊!”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呢，他就是华主席。”叶剑英只说了一句，发现习仲勋的身子似乎颤抖了一下，随即皱眉思索起来。

“我担心，万一他要死死守住两个‘凡是’的防线不放怎么办？”胡耀邦说。

“那就依靠民主集中的原则否决他。”杨尚昆说：“党的纪律是

（短暂的春秋202）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反正我们的力量在常委会上能占多数。”

叶剑英沉思着，缓缓说：“我们还是先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慢慢地等待一段时间，让他同意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没有这么一个过程是不好的。他长期以来受毛主席的影响很深，又没和彭德怀同志接触过，所以转弯子难啊！”“他对他的老乡也没有感情。”胡耀邦说。

“你指谁？”

“薄一波给他又是写信又是请求谈话，还有不少山西老乡给他捎话求情，都被他挡回去了。”胡耀邦学着华国锋的山西腔调说：“他的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作过指示的，实在不好办，给条出路算了，还要工作干什么！”“他根本不理解挨整人的痛苦。”

叶剑英在广州期间，几乎天天都要和人们议论起眼下这些早该纠正的问题，急待恢复的上万家企业，急待扶上去和拉下来的几十万干部，这一切，都需要一定勇气和胆略，还要有万无一失的应变措施……叶剑英回到北京后，华国锋照例地看望他。

在全国各地，科技人员是有些带有敏感性的人群，对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的批判，尽管还没有说出口，但已在酝酿之中了。代表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请愿示威，不断在北京出现，他们在西单，在中央接待站门口贴大字报、大标语，强烈要求给他们落实政策；代表冤假错案受害的人们成群结队的上访告状，他们写了几十平方米大小的一个冤字，成千上万人高举着抬到中南海，要求华国锋接见，要求中央立即给他们平反昭雪；成批成堆的大字报粘贴到墙上，点名道姓地批判吴德，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大字报、大标语还含沙射影地质问：“谁是天安门事件时的公安部长？究竟应批判的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

（短暂的春秋203）

华国锋显然沉不住气了。

“剑英同志太不像话了!”他的话题很快转到国内的问题上。

“一小撮坏人显然是有后台的，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必须得采取有力措施。不然这样下去，后果更不堪设想。” “依你之言，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嘛。对为首的一小撮坏人，当然要有确定的证据，实行坚决的镇压。”

叶剑英抬起一边的眉头。他并没有想到平时很和善温顺的华国锋，这时竟也想大打出手一番，然而，他毕竟是全国的最高统帅，一旦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也是完全可能的。叶剑英花了半个小时列举种种理由劝他忍耐，不要不忍而乱大谋。文化大革命中积累下来的后遗证，若不防患于未然，则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爆发危机。 “现在需要安定团结。”叶剑英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口吻说：“如果说，两年前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给我们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的话，我们可不能给他们的帮派体系复辟创造一丝一毫的条件。” 华国锋打了个激灵，他对涉及权力的事是很敏感的。

“华主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提醒你，现在是到了全面展开，加速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了。为了巩固我们的政权，我们急需一大批老干部站出来，重新走上关键性的领导岗位。”“我们不是正在做着这项工作吗?”

“问题是步子还不大，有些影响性很大的案子，还没有及时得到平反昭雪。”

“叶副主席是不是有所指?”

“杨尚昆同志的案子，还有彭德怀同志的案子，都应该得到处理了。”

（短暂的春秋204）

“我的意见是给出路，给宽大，但不能一风吹。”华国锋说：“一风吹必然会动摇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这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啊!剑英同志，我看这类问题还是再等一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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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 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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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04）

二十八、华国锋回国收见面礼 凡是派遭受极大震动

北京火车站彩旗飞扬，面带笑容的少先队员挥舞着中国和朝鲜两国的国旗，喜气洋洋地站在贵宾台前，他们早己训练完毕，等候在五四青年节的这天欢送华国锋乘专车到朝鲜访问。各大报的记者和摄影师早已接到通知，提前两个小时进入火车站。这里解解放军战士对外戒严，一般行人的旅客是绝对来不到现场的。车队比预定时间推迟半小时，早到的大使们纷纷推测，一些前来送行的官员们似乎等得不耐烦了，不时地东张西望伸出手臂看丧。电视台摄下了乐意让他们录像的镜头，也为少数几位不愿露面的拍下了镜头。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国家所需要或能够引起注视的。忽然，十儿辆高级轿车沿着贵宾通道鱼贯而来。等候在两旁的人们立刻有组织地变得欢腾起来。一些外交使团的外交官们纷纷腆起肚皮，摆好姿态，以免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到来之前有伤大雅。按礼节，邓小平、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领导人先从停留的轿车里出来，排成一行。然后，华国锋和其他随行人员才下了轿车，向欢送的人起过来，一一和他们握手。“华主席，祝你一路顺风，访问圆满成功。”邓小平有力的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国内的事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尽可能处理好的。”

（短暂的春秋205）

“谢谢。”华国锋摆出最高领袖的姿态说：“国内的事就全靠你了。”

“华主席，多保重啊！”

华国锋瞟了吴德一眼，发现他的表情很勉强，话音有点伤感。他来不及和他们叮嘱什么，一一握手后便登上车厢。

在车厢门口，华国锋转过身来，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邓小平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鄙视机笑的意味。是自己太多疑?还是看花了眼?或者只是对方习惯性的动作?华国锋的脸倏然一变，现出阴云。就在这时，列车徐徐开动了。

各家日报正在准备报道华国锋访朝事件，将第一版留空以供发表从平壤发回的电讯或专发表中朝两党两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华国锋和金日诚的讲话。《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和其他人员忙着发表一篇足以震撼中国政坛的“精神原子弹”。邓小平和韦国清一块儿来见叶剑英时，他在和罗瑞卿谈话。

“来得正好，军委儿位大帅都到了。”叶剑英打趣说。

韦国清连忙摇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可不是什么帅，而是几位老帅下的兵，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听调遣。”

罗瑞卿腿不好使，坐在轮椅里拍着扶手说：“有这一条就好办，一定能打赢这场决定性的战斗。我刚才和叶帅谈了，真正搞社会主义建设，离开了我们这批老家伙根本没门!” 邓小平说：“你们几位都在。我就不再布置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即将发表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军报都要转载，而且我们要给老同志们打招呼,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向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作战的宣言书。不管发生什么样的风波，大家都要站稳立场，决不能退步。政治斗争关头退后一步，就会退后十步，最后满盘皆输。”罗瑞卿说：“我不怕丢掉什么，同林彪斗丢掉一条腿，同凡是派斗

（短暂的春秋206）

无非是再丢掉脑袋罢了。”

“不要说丧气话”邓小平说：“当前中央的形势很好、人民群众里已经出现了民主的浪潮，各种不同意见的出现是国家繁荣兴旺的标志，我们何必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宣传马列主义呢!”韦国清也从邓小平那儿看到了文章的小样，他说：“我看全党还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许多党的干部并没有弄通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没懂。那篇文章说得很好：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是否正确靠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和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来证明，只有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叶剑英不知道这番话是照着那篇文章的小样讲的，还以是韦国清自己学后得出的结论，翘起大拇指说：“国清同志不愧是总政主任，理论水平就是高，老夫弗如也。”“你难道不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凡是派会找麻烦吗?”

“说这话为时过早，小平同志。现在的老百姓已非昨日的群众，特别是那班青年人简直是什么都敢说。相比来说，从理论上澄清一些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应该说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叶剑英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越及早准备越好。”邓小平说道：“这一件事，叶帅啊，我们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他们要搞突然袭击的话，我们也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危害。”叶剑英第一次感到不那么舒适自在。自从逮捕江青集团以来，他曾致力于国内的安宁和稳定，他不希望国内再出现混乱。他相信只要有充裕的时间，通过讨论商量，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将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如果再采取对付江青、张春桥那

（短暂的春秋207）

样的手段对付反对派，那将会受到人们的憎恶。

于是，他们四个人再次研究了文章发表后的若干细节问题。

华国锋在朝鲜的每一天，生活得都很开心。

十几万男女青年用鲜花组成的欢迎长廊，金日成和朝鲜所有最高级领导人参加的盛大国宴，安排得极为周密和舒畅的参观路线，以及所到之处人们对他的热情与友好。再加上五月的朝鲜，奇花争艳，异草翠滴，碧波湖泊，奔腾流泉，景色秀丽，峰峦多姿，使华国锋一行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金日成认为他将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十亿人的中国，最稳固、最牢靠的接班人和领导者，把发展两国关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他的身上。他使用了有史以来最高级的礼仪欢迎华国锋，接待华国锋，甚至在宴会的讲话中，金日成几次高呼“华国锋万岁！华国锋万岁!”这使华国锋受庞若惊，激动万分，连陪同他的官员们都看出他已经难以自制了。

“金日成同志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将要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只要有金日成同志的领导，有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存，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的侵犯。任何敌人，都将在我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华国锋对金日成说。“华主席讲得完全正确!让我们再一次握起手来，向全世界证明我们这种友谊。”

金日成和华国锋握紧手，又高高地举起来，让数十名记者们争先恐后拍摄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他俩作了这番姿态后，继而又亲切的拥抱和象征友谊地摇晃着手。“华主席，国内的局势怎么样?”

“人民生活大大提高，我们的政权非常稳固。‘四人帮’不仅不能东山再起，就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敌人也将动摇不了我们的政权。”

“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中有分歧吗？”

“不，我们团结得很好。”华国锋说：“我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

（短暂的春秋208）

念、汪东兴等同志之间团结得很好，他们很尊重我，可以说我们这个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班子，这是我们在本世纪内实现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很好，这对朝鲜人民来说，无疑也是一件特大的喜讯。”金日成用中文说。 “谢谢!”华国锋和金日成再一次握手。

华国锋在朝鲜参观访问了一个星期，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乘专机回到北京。

站台上，已经等候多时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十分矫健地走上前，摇晃着华国锋的手说：“热烈祝贺您访朝圆满成功！华主席，你们辛苦了!”华国锋也说：“你们也很辛苦。”

“国内的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和朝鲜签订的那些协议和公报，大家基本满意。”

“好，好，这样很好。”

不知是华国锋没有听清，还是有意应付，他一点也没露出异常神色，还是像入朝那样同前来欢迎的其他领导人一一握手，然后走向轿车，钻了进去，直驶中南海。 稍加休息后，秘书把当天的报刊拿到他案头特意把《光明日报》放在前头，使他一眼就看见了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就像迎面搧了他一个嘴巴，他觉得脸上火殊辣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文章的开头霹雳而起：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

（短哲的春秋209）

要。”

“怎件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上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已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的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假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好啊，现在凡是要否定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政策和决定，都可以打着批判‘四人帮’的旗号来推行，这真是最为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啊!”华国锋自言自语地说：“表面上批判别人，实际上完全是冲着我来的!” 国内已有一部分人打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现在，又冒出这么一篇文章，他感到寒心了。

这才是访问朝鲜回来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送给他的一份见面礼呢，他这样想。《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立即播发了文章。紧接着，即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地方，《辽宁日报》等十多家报纸也全文转载了。如此迅速，如此步调一致地转载一篇《光明日报》的文章，这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十分罕见的事，所以，自然引起了关心政治的读者们的注意，尤其是政界。就在《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的当天晚上的二十三点时，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吴冷西的电话。根据胡绩伟的电话记录，吴冷西是这样说的：

（短暂的春秋210）

“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吴冷西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说话逻辑性、理论性很强，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尽管这位总编辑已经考虑过转载的后果，但他还是被老总编辑那条理清晰的斥责激出了一身汗，他的话是那样富有论战性：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总编辑很清楚这种指责一旦被认可，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他手执耳机，边听边记。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导，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

（短暂的春秋211）

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不是真理才对吗？”

紧张空气压抑得人透不过气来，总编辑不由自主地解开衬衣上的纽扣，继续记录对方的话：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应该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冷西同志，你把这篇文章说的如此严重，我想请教一下，你讲的这些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传达领导同志的意图。”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请你不要外传。”

“不!既然你把这事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对不对，所以不能不作必要的传达。”

“这，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以把我的电话记录送给我一份。”

“我会这么做的。”

其实，胡绩伟并不知道，早在吴冷西没来电话前，汪东兴已经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打了电话，严厉追查此事。

_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

“什么?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汪副主席，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的社论或中央指定写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张平化解释道：“不过这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报审。”“你想办法查一查，所谓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旗帜。”

汪东兴放下电话后，又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像洪水般地涌进中宣部；然而，那些接电话的官员们都一无所知。他们除了听对方的意见外，对所提的一切都无可奉告。对于盼望天安门事件很快进行

（短暂的春秋2120

平反，尽快打破“两个凡是”的人们来说，对这篇文章所表示出的欢欣鼓舞是难以形容的，要求中宣部给该文的作者封功授奖，甚至一位年轻人在电话里哭喊着说：“我白天盼，黑夜盼，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现在终于有人能替我们说话了。”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后，张平化感到问题严重了。由于这些报刊对中宣部搞了封锁，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发起了新闻界人士和许多读者的好奇心，其他首都报纸的主编们几乎都来电话，甚至亲自来部里询问那篇文章的背景，请示可不可以转载。弄得张化平十分为难，他只得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明确指示，等我请示中央以后再作决定。大家先等一等吧。”张平化亲自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并详细汇报了他了解到的情况。华国锋的秘书转告了华国锋的意见：“华主席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他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也不要发表文章批判。等中央开会问明情况后，自然会有结论的。”其实，张平化的电话打来时，华国锋就在旁边，他正和刚刚赶来汇报情况的汪东兴商量对策。

．“这是蓄谋已久的阴谋活动。”汪东兴说：“发表这种牵扯全局的重要文章，竟然不和中宣部，更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又是什么!文章字里行问充满了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仇视。我和一些老理论工作着，包括吴冷西同志都交换了意见，认为这篇文章只强调理论来源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而没有充分说明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没有像十一大制定的党章那样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割裂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华国锋烦躁地在地毯上走来走去，显得格外心神不宁。对他来说，这篇文章肯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迫切需要了解的是这篇

（短暂的春秋213）

文章的背景。

“他们说，文章是中央党校和南京一个什么教授写的，据说是胡耀邦审阅的。据《解放军报》的人反映，他们的总编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中央的意见。”“中央！”华国锋震怒了：“什么中央?他胡耀邦代表了中央?他是什么东西？这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他们并没有批判错；他们从骨子里是仇视党、仇视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承认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好像犯了错误的倒是毛主席，倒是党中央!”“我早就说过，让这些人把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长的大权，实在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你看怎么祥?暴露了吧?”

“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用?问题是，我怀疑胡耀邦身后还有人。”

“少不了邓小平！肯定有他!”

“所以问题棘手。”

“所以你再不能心慈手软了。”汪东兴说：“这回你该清醒了吧，我们除了奋起反击外，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他们已经把你、我这些人不放在眼里，下一步就是赶我们下台了。”“他敢！”华国锋像狮子似的吼叫：“我们手中的权力是毛主席给的，是党和人民给的，他要逼我们下台，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全党全国人民能答应吗？”“这就要靠斗争。”

“怎么斗争？”

汪东兴想了想说：“我们先不要急着表态，看看有些什么人跳出来，让他们亮亮相也好嘛。现在阶级阵线还有些不清楚，人们的脸上都戴着面具，等他们摘下面具来就有办法对待了。”“给一部分同志打招呼，让他们坚决顶住这股邪风。”华国锋说：“这的确是一股反革命的邪风。”

（短暂的春秋214）

汪东兴说：“我给《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不要跟着乱跑。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新华社社长曾涛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这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你看这个口径可以吗?”“可以!”华国锋毫不犹豫地说：“告诉同志们，要他们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

“老陈，不得了啊!有人公开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宣战了!”纪登奎走到陈永贵的办公室，把手中公文包往桌子上一搁，就扯起嗓门喊道：“我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你看，果然来到了。”“哪个狗日地敢这么干，老子和他拚了!”

纪登奎惊讶地问：“什么?这两天你就没有看报纸！”

确实，除了由秘书给他选读若干文件念一下以外，陈永贵很少顾得上，阅报纸，也只是浏览一下大标题，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读那些大块头的文章。纪登奎发现他果真还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大事后，急忙给他找来了那份有检验真理的文章说：“你看看吧，人家要重新检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看来，离他们重新修正马列，修正毛泽东思想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谁这样搞的?”

“据了解，是胡耀邦和邓小平这些人。”

“这些家伙，个子小，胆子大，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毛主席的话，是早被实践检验的真理，还用他们检验个屁!”

“你看看他们含沙射影讲得多么好听。”纪登奎拿起那张报纸，有板有眼地念道：“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

（短暂的春秋215）

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其实，讲这些，陈永贵根本懂不了多少。但是他的脑瓜子特别灵，他马上悟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我就越听越觉得不对味。他们口口声声检验这，检验那，就是不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他们，不检验‘四人帮’，而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哎呀，我的老陈呀，你真成了神了!三言两语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怪不得大家都夸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好呢，今天更让我佩服你了。”陈永贵面不改色，他早已习惯了各种形式的赞扬和吹捧，他不紧不慢地说：“这一段来我就觉得憋得慌，一些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一古脑儿都冒出来了，还要口口声声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谁定的?那只有毛主席才能回答。我不是说大寨什么都对，什么都好，我认为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捍卫。现在赵紫阳、万里，还有胡耀邦，就是能胡日鬼，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按照大寨的经验，只能是大批大斗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有人说大寨的经验已经过时了，我说没有。我们干革命，还必须得靠大寨经验开路。”纪登奎亮出底牌：“我和吴德等同志研究了半天，认为我们必须向华主席讲明整个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再收也就不好收了。”当他们约好时间，一块到华国锋那里研究对策时，他那宽大而显得豪华的办公室，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大都是询问有关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丰义原则》和《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有关事宜的。华国锋指示秘书说：“不管谁问一律回答，我华国锋根本没看过这类文章、肯定不是我这里的声音，中央也没有开会研究过这类事。”

（短暂的春秋216）

纪登奎说：“现在查清楚了，按劳分配的文章是邓小平审阅发表的。”

陈永贵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弹。”

华国锋说：“他们也是口口声声地代表中央，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两个中央了。现在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毛主席一再强调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看来，两个司令部确实存在。这不，刚刚开完党的十一大，两个司令部就又出现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昨天来的时候，我和小平同志会见完他后简单地聊了几句，我对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些事，劝他以团结和大局为重。他说：‘这都是在根本方向一致下的小枝节。’我说不是．连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都要吹掉了，这还能说成是一件小事吗?不过，我劝大家还是先沉得住气，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不要因小失大。”他们越讨论，心里越沉重。现在起，他们已经不指望度过一个个幽静的夜晚，呈现在头顶的虽然是风和日丽的蔚蓝色天空，但那片浮飘的白云里似乎隐藏着一颗百吨级的炸弹，它悄然无声而又纹丝不动地淋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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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汪东兴会上打招呼 邓小平婉拒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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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16）

二十九、汪东兴会上打招呼 邓小平婉拒再检查

五月十七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的首都各大报刊负责人大会，在中宣部会议室举行，他们谁也没有料到汪东兴会来参加这个会。

汪东兴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显得潇洒而又风度翩翩。他没有板着面孔训人，也没有摆出大架子来壮声势、增加什么气氛。他很

（短暂的春秋217）

随和地坐在沙发上，由张平化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些情况后，他才开了腔：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后整个学术界很活跃。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流派都充分暴露出来了，这本是件好事，但现在有些太出格了的东西。对理论问题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发表出来以后，影响很坏。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是向中央发难的。我们的党报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这里，我们不计划追究责任。希望同志们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你们都要查一查这种情况，要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也就是说。以后别这么干了。当然，发表一下这类东西，对于活跃思想也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你们中宣部一定要严格把好关。”参加会议的听众从表情上看，没有丝毫变化，只是都沉默不语。在他们那儿，对此也发生了分歧，有的还相当尖锐，赞成者说，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提升为宣传部长；反对者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逮捕进监狱。但从这位中央副主席的口气上讲，《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显然是犯了严重错误了。但是，他们谁也知道，这两篇文章都是有大后台的。现在轻易地卷进去，无疑是不明智的举动。所以，他们都表示出审慎的抉择。张平化接着说：“我完全同意汪副主席的意见，对这两篇文章，特别是最近《光明日报》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你们大家可以看看，在小范围内可以议论议论，发表发表意见嘛。毛主席生前对一些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现在，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骂得不堪入耳。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

(短暂的春秋218)

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还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说，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做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我觉得我们的宣传战线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而不能搞多中心。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这是不能动摇的，谁动摇了谁就会犯绝大的错误。”中宣部长的这番话说得实在高妙!表面上看，他并没有对那两篇文章表态，实际上他的意见非常明确。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感觉到了这实际上是向他们打招呼，不让他们再跟着胡绩伟等人重蹈覆辙了。会议并没有让与会者展开讨论，也没让其他人发表讲话。他们说完以后，汪东兴再次站起来．微笑地说：“我送大家三句话．希望同志们深思：一是不要砍旗帜，即不要砍掉毛主席这面旗帜。二不要丢刀子，丢刀子是什么呢?就是马列主义的刀子，毛泽东思想的刀子。苏联人已经把马列主义的刀子丢掉了．我们可不要干那种蠢事。第三，你们都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是三句话，散会!”于是，参加会议的人一轰而起，纷纷议论起来。刚才的寂静被热烈的气氛所取代：

“我就料定，我们党决不会允许你从根本上修改过去的路线，你看怎么样，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碰壁了吧!不行，谁也不行，还得走老路！”“我看这回胡绩伟算完了，说不定工作组又要进驻报社。”

“听说吴冷西已经把胡绩伟批评一顿了。”

“毛主席的思想永放光芒嘛。老人家要控制我们多久呢?”

“永远不会过时嘛。”

“看来，中国再也不会发展了。”

形形色色的议论，都被汪东兴听见了。他的心猛地一揪，像有

（短暂的春秋219）

无数根钢针刺疼了他的浑身。他怎么也想像不到，举国敬仰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刚逝世不到两年，全党的舆论界竟会冒出这样的奇谈怪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问。如果说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听到的反应都是对两篇文章表示的不满或保持缄默、沉思的话，那对于邓小平、胡耀邦来说，得到的回报则是一片欢腾，就连一向谨慎的李先念，也给胡耀邦打去电话，高兴地说“你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了一件好事!我得好好谢谢你。”邓小平表现得很镇静自若，他还像以前那样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做他自己应做的事。无论是在陪同齐奥塞斯库观看演出，还是应邀出席这位罗马尼亚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甚至在会见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他也绝口不提这两篇文章的事．好像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码事。但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的表态和采取的措施却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他的耳里。

胡耀邦谈笑风生地向他讲述了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转述吴冷西本人的意见的情况后，邓小平笑着说：“看来，吴冷西也是个老糊涂了。文革初期．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下令让陈伯达进驻报社，夺了他的权，毛泽东主张：‘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不知吴冷西承认不承认毛泽东的这句话是真理？他不是说‘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你们可以问问他：毛泽东批评他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那他还要站出来干什么呢?”胡耀邦说：“汪东兴。张平化这些人已经把纲上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和对待华国锋的态度上去了，他们已经下令不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那我们就偏要讨论!”邓小平不紧不慢地说：“不讨论怎么能拨乱反正?真理越辩越明嘛，真理不怕驳，怕驳的不是真理，我就不信那个邪!现在，你们都不要怕。毛泽东同志当年那种一言定罪的

（短暂的春秋220）

文字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想实行过去那一套，谁买他的帐。你们继续准备文章，准备好好地驳斥他们的谬论。”

胡耀邦感觉到．邓小平是主张主动出击的。看来，两条路线的决战时期已经基本成熟，或者说，反攻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但尽管如此，邓小平在华国锋跟前．依然十分恭敬．大有身居桃花源中人的那种超脱的大度和风范。

五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就中美双方共司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会见后．他就国际问题向华国锋汇报，商量国家对外的统一口径时，华国锋主动把话题引到那篇文章上。“《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看过了吗?现在人们对它反映很不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一段忙得很，我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和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昕听华主席的看法。”

华国锋说：“根据大多数同志的看法．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很不严肃。他们引证毛主席《实践论》里的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以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文章的第二节却改变了毛主席这个完整的观点．片面地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实践以后，才证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观点，列宁在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国主义的特性、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的科学结论；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理论，只有实现了才是真理．还没有实现就不是真理．就可以任意推翻或加以删改。那么人们有这样的疑问：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呢？"

（短暂的春秋221）

说到这里时．华国锋显然激动起来了。他一抬头，找不到笔记本上的话，连忙翻了几页才找到，他继续说：“～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亿万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难道只是奋斗一条未被证明的理论吗?或者说．还没有被实践践检验的真理吗?这样，世界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和他们的反对者进行斗争，岂不是没有根据，没有必要了吗？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不是要等到二十三年后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之后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逻辑，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个现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党动员群众为之实现而奋斗也是不可理解的。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邓小平断定这不是他亲自写的东西，他没有这个水平!他笔记本上的内容和胡耀邦讲的吴冷西批评胡绩伟的话非常相似。他笑了．笑得非常开心：“好我的华主席啊，你讲的这些是不是离题太远了呢?”“不远．这正是问题的实质。”

“我看未必。你千万不要上有些人的当。他们把一篇儿千字的文章说得这么坏，说得这么严重，我看用意未必是好的。”

“此话怎讲?”

“这样乱扣帽子谁还敢再讲话?这有利于安定团结吗?”

华国锋一下语塞，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放缓语气，低声说：“我看这篇文章的用意，也无非是想加快平反假错案的步伐，无非是替一些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辩护几句而已，完全没有必要小题大怍。像你刚才提的那些话，我敢断定他们连想也没想过。”“但许多同志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说，你受他们的影响了嘛。华主席．我们这些老同志是诚意辅佐你工作的．我们政治上无意再进取，工作上也只是发挥自已的光热，竭尽全力为国家作点贡献吧了。我们不愿意再看党内那种你攻过来、我打过去那种混乱的内讧。”

（短暂的春秋222）

“这也是我所不希望的。”

“所以我主张，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步伐，给一些老同志平反昭雪算了。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小了，再干几年就只能躺在医院休养了，你为何不发挥一下他们的特长呢?”“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那我们可以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

“但是，凡是有损毛泽东光辉形象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谨慎，现在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毛主席已经到了发疯地步．我们还能再给他们提供炮弹吗?”“我们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敌人的攻击，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敌人可不是那么想的。”

“因为他们是敌人。”

“所以，我有个建议。”

“讲讲看。”邓小平似乎已经感觉到什么。

华国锋站起来果断地说：“你还是带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个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过去的工作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是正确的。这样，你可以以一个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屹立在全党全国全世界面前。我认为，这只会给你带来光荣，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我不愿再在实践已经证明我正确的情况下，绐我扣什么帽子。”

“这样可以平息国内外的舆论。”

“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样会给全党造成更大的混乱。那样做，只会给我们党，给包括你在内的所有中央负责人的脸上抹黑。”说完，邓小平夹着皮包，朝华国锋友善地点点头，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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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 冷西养病决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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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 223）

三十、小平发言支持批凡是 冷西养病决不改初衷

罗瑞卿和韦国清听完邓小平介绍的情况后，都气得拍打桌子，一致要求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一次讲话，公开对两篇文章的支持。其实，在这次会议上，他俩都已经把那两篇文章发给了与会者，要求他们认真学习，回去以后照此表态。罗瑞卿猛一使劲，那条断裂的病腿疼得他冷汗直冒．他咬牙挺了一会，说：“唉，要不是我这条腿拖着，我就探入到部队基层去打招呼，组织好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关切地说：“我看也该下决心了，到国外治疗去。不行，要彻底作手术。”

“唉，那要花多少钱呢?”

“为了你的健康，花再多的钱也值得。”

罗瑞卿感动地点点头：“小平同志，那我就听你的，等开完这次会后我就到国外治腿去，反正就这一次了，最后的一次。”

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碰头会延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很快取得了一致，即利用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给华国锋施加压力，让他收回成命并支持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而彻底摧毁他那坚持“两个凡是”的荒谬主张，为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铺平道路。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只可进，不能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战略决策，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部署。 已经开了三十六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今天又一次进入高潮。

邓小平身穿军裴，目光炯炯，板着严肃的面孔走进会议室。

当韦国清宣布请邓小平讲话时，与会者们按惯例鼓掌，他们猜

（短暂的春秋224）

不透为什么拖至今日．这位身兼军委副主席的重要人物才来发表讲话，莫非会议即将结束了?当然，也不乏有人认为．这位两次打倒、两次复出的总参谋长，肯定会和华国锋有什么默契，或者说，他便是党中央主席的得力助手。“同志们！”邓小平含着某种愤怒和激动，用冷得渗人的语言说：“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我首先讲讲实事求是的问题。陈锡联听着听着不对了。邓小平的讲话怎么与五月二十九日华国锋的讲话那么不合辙?前者强调党和军队在任何情况都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而这位总参谋长．开口便是“实事求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邓小平是有意唱对台戏吧？他的脸拉下来，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邓小平。邓小平显然已经离开了他的讲稿：“大家都看了报上登的那篇评论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了吧?那是多么好的文章啊，阐明了马列主义根本原则。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荒谬！荒谬!”陈锡联摇头，对身边一位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说：“他完全偷换了概念，否曲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

“实际上，他对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指示都恨得咬牙切齿，都要反对。按照他的那套实践，毛主席批他的那些指示都是错误的，

（短暂的春秋225）

没有一句对。”

“他很狂妄，凡是提到毛主席的时候，都说‘毛泽东同志’，好像只有他能和毛主席平起平坐似的。”

“你们当初怎么把他给搞出来了，让他一上台又翻案．”

“唉，没上台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邓小平环视了一下会场的气氛，发现人们都关注着他的讲话，这说明他的话显然已经抓住了与会者的心。他在讲了一大通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如何反对教条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后，话锋一转又回到了现实：“韦国清同志五月二日所作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问题．和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这样才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这时，会场里不少人相互撇嘴．使眼色、吐舌头，有的人甚至悄悄耳语，诉发着不满情绪：“瞧，小个子倒厚颜无耻地提起捍卫毛泽东思想来了，好像他倒成了真正的卫道士！”“这简直把黑白都颠倒了！”

“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强盗堂皇说仁义，一点都不假!”

“我担心，将来华主席肯定要吃他的亏，这个家伙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太危险了。”

邓小平谈完了第二个问题，即新的历史条件后，又开始讲破和立。他一边抽着香烟，一边弹着桌子说：“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改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

（短暂的春秋226）

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批林彪，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账’的问题……”底下又有人议论：

“听到了吧，又要剪除异已了。看来，不论他怎么整人，都能找到借口。”

“唉，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看来．封建流毒很难消除掉。”

“当初他站出来时．还把他当人，看来还是我们眼睛不亮。”

‘亮也没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现在是肆无忌障地提拔、重用他的老部下、老同事，我们这些人根本没放在他的眼里。”

“完了，这个党没什么指望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如果华主席都采取不了措施，我们便没什么好办法。”

邓小平发表完讲话后．韦国清立即布置组织讨论，会上，公开反对的腔调一个人也没有，都是争先恐后地叫好声。连那个在陈锡联耳边喊着要把邓小平拉下马的人，也一本正经地说：“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指明了全军政治工作的航程。的确，我们再也不能按照过去的老皇历办事了，如果再不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历史提出新的任务，我们军队的方向非走偏不可。”于是，会议接二连三地发出《简报》，高度评价《宴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重新检验一切文件和讲话，凡是错误的东西，统统推翻！会议还没结束。罗瑞卿就沉不住了，急忙给胡耀邦打去电话，说：“好啊．让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把全国都轰动了。怎么样，这回让《解放军报》打一次头了吧?”

（短暂的春秋227）

“好啊!”胡耀邦的声音非常豪爽：“针对一些人对那篇文章的责难，我正和党校动态组的同志进行研究，再写文章呢。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这篇文章写好后就以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你同意吗？”“太好了!”罗瑞卿说：“那我们就一言说定了。这篇文章我可要亲自参与修改，～定推动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它发挥特殊的作用。”

“这篇文章要着重批林彪、‘四人帮’的盲目崇拜沦。清除所谓把革命领们偶像化，把革命理论教条化，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的流毒。”“是啊，正如小平同志批评的那样，在一些人看来，凡是本本上写的，一句也不能动，凡是本本上没有的，一句也不能说。只要是革命领袖说的．写的、圈的、批的，他们认为都是对的。不管客观实际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经过实践检验那怕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仍然要一味地相信和服从。这是蒙昧主义的复活，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不错，看来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这篇文章的题目暂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怎么样？”

“好，好，这就说那些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的人．其实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常识识都不懂啊！”

“此外我还组织我们的人撰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以使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能够冲破阻力开展下去。”“耀邦同志．我真佩服你的才华和朝气，如此有魄力而又有水平。看来，小平同志看得准啊！他让我们向你学习。今后你还得多帮助我呢。” “我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吧。”

经过几次修改，胡耀邦又和罗瑞卿用电话联系七、八次，这篇

（短暂的春秋228）

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的文章终于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一十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人民日报》也于当天转载。

这如同又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把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弄得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了。

华国锋，汪东兴,立即发现自己失控。他们慌了于脚，匆匆忙忙地准备寻找新的措施应付即将到来的风暴。这点，他们都感觉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吴冷西病了。

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句一句地看完了新发表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轻轻地叹了口。其实，他完全蒙在了鼓里，根本不了解这两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背景。书生气十足的他．就文字扣文字。完全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胡绩伟来看他来了。

吴冷西发现他的脸上挂满微笑，那种微笑说不清是幸灾乐祸，还是胜利的的得意忘形，反正他看了不那么舒服，甚至打了个个哆嗦。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

“谢谢您的关心．我还好．死不了。”

“《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刚才还又看了一遍。”

“怎么样?你还是原来的观点吗？”

吴冷西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这篇文章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你向人们传达时．把我的许多话都传达错了。有些不是我的原话。”胡绩伟马上说：“你的话在当时的电话里讲得很清楚，我也听得很清楚。我不会速记，记录中当然不少不完全是原话。但你主要的话．主要的意思，我没记错。”吴冷西从床上坐起来，态度很不冷静了：“虽然你们的文章

（短暂的春秋229）

口口声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这并不能掩盖文章的倾向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文章提出这样一系列的观点，只会引起思想混乱。你们究竟是要举旗还是砍旗？”“照你看来，毛主席就没有错误了?”

“不!我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他的某些话，某些指示以至于个别结论，如果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已经不适合于新情况的，当然应该修改。但这样做也要非常慎重．时机要适当，方式方法要适当。”吴冷西恳切地说：“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它要随着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糸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应该按照党的十一大确定的那样，就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糸。如果不是这样，像你们在报上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只会把干部群众引到去争论毛泽东思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要修改，那么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所以你们这么搞，只会使党的形象，越搞越坏。”“冷西同志，既然你把我们的文章说得这么坏．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

吴冷西笑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谈话当然是不欢而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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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身体不适华国锋住院 乘胜追击胡耀邦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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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29）

三十一、身体不适华国锋住院 乘胜追击胡耀邦发威

看来，人的本性和基本特性是相同的。

（短暂的春秋230）

吴冷西病倒住院时，华国锋也感身体不适到医院去检查症状。

这下惊动了在京的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华主席你感觉怎么样?”

看着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人的面孔，本来没什么毛病的华国锋也感到胸膛中一阵隐隐疼痛，像是有一双巨大的铁锤猛击心头。他的手松驰了一下，摇摇头叹一口气：“医生说，没检查出什么病因。我想主要是心情不愉快。我希望我们党不要分裂．我们团结一致干四化不好吗?”汪东兴说：“毛主席说得好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都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陈锡联说：“我说为什么一些报刊不听招呼呢，原来是小平同志幕后支持。看来，他们是要把这场争论继续下去的。我也感到这样做对党百害而无一利，但是……”“华主席是党的主席，全党必须服从这个中心。不然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吴德说：“请华主席以指示的方式，下令全国停止令讨论这样的议题。正像其他同志讲的，这根本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是啊，如果华主席下令他们不听，那就更明显了，有人要反党，要分裂党。”陈永贵说：“这样，全同人民就可以……”

华国锋急忙制止住他：“永贵同志，我们不要说那些过头话。谁要分裂党，谁就要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的事，还是由他们去负责吧。”

汪东兴火了：“如果毛主席健在，他们谁敢这样胡作非为?现在无非是欺负华主席太老实。如果华主席果断一些，我敢断定，失败的只能是他们。”正在这时，秘书赶进来报告：“小平同志来看您来了。”

还没顾上回避，邓小平就像阵风似地迈进门，和在场的人们打了照面，笑着说：“看来你们得到的消息比我早，跑到我前面来

（短暂的春秋231）

了。华主席，你感到哪里不舒服?”

说来也奇怪，别看这些人背后乱骂邓小平，但一旦邓小平到了跟前，他们立刻都挤出笑脸点头问好，就连华国锋也从床上坐了起来，说：“小小毛病，还惊动了小平同志，真不好意思。医生说了：只是劳累了些，没什么大问题。”邓小平“噢”了一声，坐下来向他讲起了下一步打算召开国务院会议，就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进行讨论的计划，他说：“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从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必要的，只有强调实事求是，大家才可能联系实际，根据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向、规划来。”华国锋知道快触及到分歧点了，便给其他同事使了个眼色，轻声说：“我想单独和小平同志谈谈，请你们回避一下吧。”

汪东兴等人明白他们谈不出个什么结果，还是很不情愿地退出去了。

“华主席，你不要着急，什么话我们完全可以慢慢谈。”

“可是目前国内外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华国锋说：“我们党正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重挑战。所以，我们迫切希望加强党中央一元化的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停止一切形式的争论。就像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你可以告诉军队的同志们不要再搞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完全符合党的民主生活原则呀，为什么不能继续讨论下去呢?”

“政治局的同志已经有不少反映了。这些消息泄漏到国外去所造成的灾难，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而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同样是严重的。如果这些消息传出去．在我们自己国内的人之中，有人也将开始散布流言蜚语。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不仅仅是流言蜚语了。至于国内的影响，我想你自己会想像到的。”这话具有明显的威胁意味。

但邓小平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知道，通过自己半年多来的

（短暂的春秋232）

一系列措施，华国锋在中央最高层的地位已经动摇，他在全国的威信实际上已经一落千丈，追随江青的一伙文革派骂他是叛徒；原先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没水平”、“没能力”，逐渐对他失去信心；由于他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政策，那些老干部，和尚未站出来的人们都认为他事实上是江青一伙的帮凶．也对他心怀不满。政治圈里的人其实是最讲实际的，当他们认为某一大人物逐渐失去权势时，许多人就会想方设法改换门庭，另择新主。所以，他根本不把华国锋的威胁放在心上。但他也不是那种盲目蛮干的政治家，他非常精通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战术。 “华主席，我发现你太过虑了。”

“不，有些后果我不能不考虑。”

“我完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针对任何人的，更不是针对你的。如果有些人硬要对号入座，那将把问题复杂化。”“为什么不能停止，不搞这种讨论呢？”

“因为这不是以什么人的意志转移而人为造来的。这是历史发展到新时期后必然要出现，而且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理论课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再发展，对我们来说，是非要解决下去不可。”华国锋本想冲着他说几句难听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知道一旦那些话说出来，就会使邓小平处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也会使他们目前这种微妙的关系迅速破裂。于是他改了口：“小平同志，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在会议上解决，” 邓小平马上说：“要开会的话，那就先开政治局常委会。争取在这个会议上我们统一认识吧。”

胡耀邦的“兰鸟”轿车飞驶离了中央党校，径直穿过了学府路，直奔城中心开来，刚从成都来京的赵紫阳与他同车，他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宽敞的后部坐位与司机之间是用隔板屏蔽的，且又隔

（短暂的春秋233）

音。窗帘挡住了行人的凝视目光。

“他已经接近要垮台了。”胡耀邦说。

赵紫阳不露声色地听着。他已经接到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给捎的口信，让他发动几个可靠的省，市的党政军第一把手明确表态，在当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沦，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迅速纠正被林彪、江青等人搞乱的是非，特别是抓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平反冤假错案。从他的政治经验来看，已经明显地感到最高层政冶斗争的脉搏和趋向。 他佩服胡耀邦。短短的几年，胡耀邦就在全国知识界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他的一个讲话或电话传过去，知识分子们就会引起一片欢腾的景像。还在他组织的第一篇文章刚出来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党组就在方毅主持下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并且做了决定：支持它，支持这场讨论。七月五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出面召开的“理论和实践讨论会”在科学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方励之、严家其、吴江、于光远等十多人发言．畅谈实践是如何检验真理的。自然科学家们列举事实说明，当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实验的事实发生冲突时，科学是如何穿越旧理论而创立新理论，同时又从实验中得到证实的。有人兴致勃勃地举了这样的例子：十九世纪末，有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尔文，认为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已经是十分完善的了，只是天边还有两朵小小的乌云。这指的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幅射实验。可恰恰是这两个实验向经典物理学提出了挑战。如果把经典物理学当成一种教条和偶像，人们就将不会去理会这两朵小小的乌云。爱因斯坦和普朗克正是从这两个实验当中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量子论。在会上，天文学家方励之，以他那特有的健谈作了题为《从天

（短暂的春秋234）

文学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言。他说天文学的研究总是从已有的观测材料出发，提出各种假说，预言某种天体或现象的存在．然后又从新观测材料得到证实．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他列举了当时天文学上关于中子星和引力波的预言。一九六七年发现了脉冲星，证实了中子星的存在。而引力波的预言目前还没有被观测所检验证实。方励之还说：在目前各种字宙学理论中，大爆炸宇宙学比其他宇宙学要好一些．因为它能解释现有的各种天文观测材料。几年前批判大爆炸宇宙学，提出了各种理由：一是“离奇”说；一是西方“宇宙论”；一是不符合辩证唯主义观点。有的文章承认，“大爆炸”是能解释一些实验事实，但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讲到这里时，方励之将头发往后一扬，大声质问：“这些说法不是从天文观测事实出发，而是从思想观点出发，难道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吗?有些人实际上是照抄照搬苏联对宇宙膨胀论的批判。大爆炸是种宇宙学理论，评判对不对，要根据天文观测事实．而不能根据某种理论观点．要从实践出发，而不是靠思辩。”另一个雄辩家是严家其。

这位政治学研究专家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自然科学》为题，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大加鞭鞑和讽刺。

他说，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下，正如伽俐略所说：“在公开辩论时，当有人在讲述一个可以证明的结论时，他的话却被一个反对者打断了，用一段亚里士多德的原话堵住讲述者的嘴(这段原话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写的)。甚至当一个学生发现太阳有黑点时，他的老师、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书上都没有谈到那些黑点，竟向这个学生说：“这些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上。”法国哲学家蒙台涅曾嘲笑这些经院哲学家说：“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地说：‘西搴罗是这样说．’或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话’。至于我们能代表自己说些什么呢?我们自

（短暂的春秋235）

己的论断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怎样的?只是鹦鹉学舌而已。”他讲完这些事例后，哈哈大笑着说：“这些不也正是对那些生活在现代却要复活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绝妙的写照吗?”胡耀邦向赵紫阳讲完情况后，充满信心地说：“我敢肯定，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肯定会得到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和省、市领导人的支持，老西子的下台只是时间上早晚的事。”“不过，”赵紫阳说道：“这一场理论仗败了，他向倒台迈近了一步，不过他还远远没有到濒于垮台的地步。不要低估华国锋。他在垮台之前将会困兽犹斗。我看他会下台的，因为他不得不下台。”“现在政治局常委内的格局是三比二，我们是多数。”

“李先念同志也表态了吗?”

他将在国务院召开的加决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讨论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

“但是，《红旗》杂志的态度是很奇怪的事呢。熊复至今还在抵制这场讨论。”

胡摧邦笑着说：“这里也有很奇怪的事呢。熊复是五月十七日到《红旗》接任总编辑的。此之前．他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任职。上任的当天，他召集《红旗》的其他几个负责人谈话，大讲什么‘在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贳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有问题的，我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很难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思想的基本理论，还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据他所传达的汪东兴指示说，是那位副主席要《红旗》一花独放，说是不表态。你看斗争复杂不复杂?”“比我想像的要复杂些。”赵紫阳说：“上星期成都也发生了一些骚乱，和北京的情况都差不多。陈永贵和山西省委的人都说我们

（短暂的春秋236）

是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四川也有人想攻我。”

“坚决顶住。只要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的态度就会软下来的。”

“有那么快吗?”

胡耀邦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我早把这个人看透了，他是软骨头。他根本不敢和小平抗衡。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开诚布公，紫阳同志，我们不再是为他们而工作，而是为真理而战。让我再把话说清楚，只要各省、市的负责人再多表态一致，不管是华国锋还是那个汪东兴，他们都将跳不起来。”胡耀邦有言有行，说一不二。

他身体力行，终于又促成了一糸列行动。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全国各界的有关人员一百六十多人在北京朝阳区的党校开会，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这回站出来亮相的是邓力群。

此刻，他的职务还是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他讲话惯于显出庄重、严肃的表情。他在开幕式上宣布宗旨：“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这等于表明了他的立场。

当讨论针锋相对，剑拔驽张地开展起来时，邓力群又发表了一次讲话．说：“同志之间．有不同意见．不但允许发丧．而且允许保留。人家打棍子时，你怎么办?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是同志，他打了棍子，我们不打棍子。要造成一种空气，不能随便把一个人搞臭。我不赞成鲁迅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也是鲁迅说的：‘从古以来，没有骂倒人的。’我相信鲁迅的话。不以骂对骂。”

（短暂的春秋237）

紧接着亮相的是周扬。

自郭沫若在一个多月前因病逝世后．此人便是知识界的老前辈了，所以他在七月二十四日闭幕会上的讲话分外引人注目。

周扬的话锋芒十足，份量极重。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下许多人瞠目结舌了。

接着，周扬抬起头来，大声宣告：“科学无禁区。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这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抑科学的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出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许多观察家敏感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没有参加会，但他通过秘书对讨论会作了指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要进行学术性的讨论．不要进行政治性的、雄辩式的讨论。”虽然人们议论纷纷，但也只是一晃而过。因为这次讨论所引起的政治波涛，已经汹涌地，迅速地推向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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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常委会矛盾难调和 捕战机陈云再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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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38）

三十二、常委会矛盾难调和 捕战机陈云再出山

华国锋终于同意了邓小平和李先念的提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当前理论界的这场讨论。

早在五天前．华国锋便通过汪东兴、张平化的汇报翻阅了厚厚的一叠关于讨论情况的资料。各种意见都作了详细摘录，但总的说来，同意胡耀邦他们观点已经占了上风。尽管如此，所有的发言者都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而便用了明骂转彪、江青、张春桥等人，暗喻两个凡是的主张者的策略，这点，华国锋和汪东兴胸中有数，只是不便点破罢了。当华国锋把眼睛转向叶剑英时，他的神情像一位深思中的老人。这个以谨慎、老练出了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此刻不像邓小平那样穷追猛击，力陈利弊，大谈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而像隔岸观战的第=三者．手中拿着赌子儿．仿佛要在旗鼓相当，难解难分的时刻投出关键的一票。李先念在邓小平发言后，也侃侃谈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意义，甚至毫不掩饰地说：“我总是认为毛主席接近晚年时糊馀了，被林彪、江青利用了，作了一连串的错事。他的错误，给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尽管如此．我认为他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与功绩比，是占第二位的。”平时不见他多讲话，谁知一表态就是石破天惊。汪东兴马上插话：“这就是你们讨论的结果！？我可以用党性、用脑袋担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到最后一口气，脑子都很清楚，都很正常不但不

（短暂的春秋239）

糊涂，而且清楚地预料到死后要有风浪，顶料到有人要闹事。我可以证明：不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主席，而是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东兴同志，今天不讨论毛主席的是非功过问题。”邓小平伸出手掌来制止住汪东兴说：“那显然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只议究竟对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课题的讨论，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正常的学术争论而得正确结论?还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手段，给解放思想的良好开端大泼凉水呢?我们只要把基本的原则搞清就行了，不需要节外生枝!”叶剑英捂住嘴巴笑了。他用扇子轻轻地摇晃了两下．开了口：“小平同志把我们的议题讲明了，我们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其他的事太复杂，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李先念很佩服邓小平的应变水平，很快就把很容易引起歧义的众多矛盾集中到最主要的问题上来，而且把问题限制得那么死，简直不容对方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华国锋说：“现在正是全党齐心协力大干四化之际．我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或不应讨论，而是认为时机选择得不对。现在不管谁有理，先停下来。等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讨论这些课题有的是时间。”“我同意华主席的意见，这些争论先放起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摆出来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汪东兴说。

“现在晚喽！”邓小平划着火柴，又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说：“本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没什么了不起，很正常嘛。无论党章、宪法给了公民和党员这种自由了嘛。但是，文章一出来，就受到一些人的责难。什么‘理论上是错误的’、‘政冶上是反动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甚至有人还要提出处理作者和报社负责人。这种毫不讲道理的蛮横作法．就挑起了争论。不争论怎么行呢?究竟谁是谁非呢?”

（短暂的春秋240）

叶剑英明知故问：“是谁下过这些指示呢?”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说的倒也罢了。”邓小平说：“偏偏是来自我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中宣部长张平化同志算一个。他说话很不负责任，开口‘违反纪律’闭口‘不经审阅’，左一个禁令．右一个禁区，硬是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所以我在七月二十一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你们不是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吗？，恰恰是毛泽东同志主张百花要齐放．百家要争鸣的。’言必称马列的人恰恰不懂马列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李先念拍了桌子：“张平化继续这么干．可考虑撤职!”

叶剑英哼了一声：“张平化怎么适宜当中宣部长呢！”

“他真是这样说的吗?”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嗯，好了，我们大可不必为此事大动肝火。平化同志的意见，我了解一些，从他给我的汇报看，他也是一番好意，他担心这样讨论下去，会有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形象。”“其实现在已经损伤不少了。”汪东兴大声地说：“只要看看外电的报道和各地一些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就清楚了。”

“如果我们被外电和敌人的煸动所诱惑，那正中了他们的计。”邓小平说，“敌人盼的就是我们思想僵化，抱住自己的错误不放，以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去，最后自己垮掉。从我个人来说，我感到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是由于这次讨论引起的。”“这岂不说，我们讨论以前敌人就没有攻击我们了吧?显然是荒谬的。”李先念很不满地瞪了汪东兴一眼。

叶剑英再次开口：“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当然要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但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嘛。”

“正是我们的华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在学习中，我们应当力求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可随

（短暂的春秋241）

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原理掌握起来。’我认为．我们按照华主席的指示办，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当前的主要危险依然是修正主义，而不是教条主义。”邓小平环视了一遍众人．沉下脸来说：“今天是正式的常委会．目的也是统一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看．我们没有取得意见的完全一致，但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一步工作便能较好地协调了。会议上不一致没关系，会后就应该尊重党的纪律，尊重大多人的意见，毕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那么就这样了吗?算不上是一次表决，但意味着已经表决了，华国锋想道。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表决随后会来的，现在一场党内分歧已经逐渐暴露在全党面前。这些天，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已经陷入了变成少数的境地。尽管表面上，他们口口声声还尊称他为英明领袖。“现在不是结论。”华国锋现在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挤下阵来，他故作镇静地说：“就是我们同意这场讨论继续下去，也不能说可以匆匆忙忙地作结论了。这样的结沦同样需要实践的检验。”“对!讨沦这个问题不但要专家参加，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可以参加。”汪东兴说：“既然大家都想把这场讨论搞下去，那就试一试吧。但我还是主张因势利导的。作为党中央的态度，我还是那三条：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转变太快了。娈脸谱也应有时间嘛，不要叫后人嘲笑我们出尔反尔，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那样好吗?”谁也没有回答他的这种挑战。

政治局常委会的内容，双方都因为各自的原因，没有对外传达，所以，他们仍然各以自己的解释在他们的活动领域内行事、讲话。

相比之下倒是外界的人士心里清楚。

（短暂的眷秋242）

不同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审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态度。

八月十六日，华国锋应邀开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华国锋不在国内期间，让邓小平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人们发现，邓小平在会上声严色厉，会后却是和颜悦色，完全是另一副面孔。 机场上笑语盈盈．欢声雷动。华国锋戴着墨镜走下轿车，在机场南端的一条航道上的巨大的波音喷气式飞机旁停下来，与前来欢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告别。为首的还是邓小平。

在摄影镜头面前，异常亲切的邓小平双手握住华国锋的手，诚挚地说：“华主席啊．我想了很久，认为这次真理标准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党的重心应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停止类似的这个斗争．那个斗争．你考虑怎么啊?” 这对华国锋来说，无疑是安慰。现在他已经对无休止的斗争感到了厌烦，感到了恐惧．希望能过几年安宁日子．以保持自己地位的稳定。他把解决争端和异已的所有事情都寄希望于将来。如果说，当初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追随者自己已经冒了一次巨大的风险的话，那么现在让他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邓小平等人，他可实在没有这种勇气了。“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现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啊!”

“好，祝你访问成功，取得较大收获，”

“我想会有收获的。”

持续半个多月的国事访问，倒是使华国锋大开眼界，从而也是显示了他在涉外活动中，完全是个外行，起码不是内行。在布加勒斯特，他签署了中罗两国政府关于建立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其他八个协定和协议书；在贝尔格莱德．他签署中南两国政府关于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以及经济、科学和技术长期合作协定；在德黑兰，他又签署了中伊两国关于文化合作的协

（短暂的春秋243）

定。究竟这些协定和协议能对中国起多大的效果呢?他考虑得并不多。

在此期间里，邓小平多次和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碰头、商量、研究下一步如何确保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取得预期效果。陈云对他说：“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已明确表态了。任仲夷在《理论与实践》杂志发表了一篇《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我看很好。他说：‘实事求是，这是一面照妖镜。在它面前，一切伪理论，伪科学、左骗局，都会原形毕露。有了实事求是这个武器，禁区可以突破，思想可以解放，工作可以高速度地前进。’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战斗力。此外，八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你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学习《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发表的三篇文章，认真讨论了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两个问题，收效都很大。那个杨易辰胆子也很大哟，在会上他公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黑龙江省委不是黑的而是红的。这的确有点勇气啊!”邓小平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我们的事业和路线不能持续稳固地发展下去。”

“现在人们就怕反复。”

“为了防止反复，只有动根了。”

“大动还是小动?”

“要动就是大动，小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这要分两三步来走，走快了不行。”

“所以我得请你来出山了。”

“怎么个出山法？”

“恢复你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嘛。”邓小平说：“如果连你的政策都落实不了，那其他人就更谈不上了!”

“也好，有了权其他都好办了。”

（短暂的春秋244）

“让你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干不干？”邓小平兴奋地凝望着他。

“干!”陈云坚定地回答：“第二书记我都干!”

“耀邦、紫阳这些同志都得提上来。”

“对，关键是要靠这些接班人．”

在邓小平眼里，陈云是他的智多星。每当决策重大事情时，邓小平都要和他碰头，征求他的意见。陈云很聪明．非常善于观察形势和捕捉战机，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发表意见的。经过上下观察，他显然已看准了．有信心了．所以主动请缨，跃跃欲试地要出山了。邓小平把陈云的想法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当然同意。他忧心忡冲地说：“这件事不但要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还要中央全会通过并批准。万一华国锋、汪东兴在里面搞什么小动作．事情还会复杂起来的。”“这好办，可以和王震等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也分头做一些工作。万一有什么麻烦，那就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再集中兵力拿下那个堡垒。”邓小平果断地说：“现在你应该看到，不从最高领导核心动手术，什么事情也谈不到了。”那天夜里，邓小平也找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交换了看法。不出二十四个小时，中央最高层拥护邓小平意见的人，几乎全部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当华国锋于九月五日结束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的访问回到北京时，这里的一切都已基本就绪了。“小平同志，国内没发生什么事吧?”

“没大事倒有许多小事。”邓小平和华国锋握完手后．并肩往机场休息室里走去。他边走边说：“最近听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很使人放心不下。这样的事不利干安定团结么。”“什么事情啊’” ．

“汪东兴、张平化、吴德、纪登奎、永贵同志最近到各地视察工

（短暂的春秋245）

作，沿途散布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言论。”邓小平皱着眉头说：“比如汪东兴一个多月前到山东济南等地，竟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最近讲我们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这将起到很不好的作用。各地都有报告转上来，我都不好回答了。” 华国锋随口而出：“这个东兴同志，说话就是不注意，让我见了面好好和他谈一谈。一定要保持中央的团结，一定要维护齐心协力搞四化的大局。没有这一点．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完全想到一块去了。”邓小平说：“我九月八日至十三日要去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我回国后，顺路要视察一下东北三省的工作。有什么事．你可委托先念同志办．我也有了妥善交代了。”“可以。”华国锋对他的东北之行似乎不放心，忍不住强调：“小平同志，和地方的同志谈话，千万不要暴露中央内部的分歧。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局面啊，来之不易呢。和地方上同志讲．主要是贯彻齐心协力抓四化建设．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大局。其他的……”“这些我都懂。”邓小平非常友好地打断了他的话，丝毫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华国锋的住地和汪东兴离得很近，与那儿的建筑与水源浑然一体。而中南海货真无假的清代餐馆却是享有盛名的。华国锋一个电话便把汪东兴召来了．他们在当年毛泽东经常散步的静谷园内摆下了餐桌，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着工作。“听说你又到外地讲话，批评他们搞的标准讨论了？”

汪东兴爽快地点头承认，说：“我觉得他们越来越离谱了。搞真理标准讨论，其实是一个一个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了一批毛主席亲自定的案子不说．还要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甚至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要否定。像这样下去．我们党的整个历史都会被他们否定掉!”

（短暂的春秋246）

“没有这么严重嘛。”华国锋皱着眉头说：“你一开口就把纲上得那么高，别人还敢讲话吗?”

汪东兴表示惊讶了：“什么?他们还不敢讲话?他们就差一点喊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了。”

“你呀，说话一点都不注意。像这样下去我可真要批评你了。”

“你批评我啥我都接受，唯独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上，我要坚持我的观点。”汪东兴诚恳地说：“华主席，我倒是对您不满了。”

华国锋一怔：“对我?”

汪东兴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和嘴：“你在这场关系到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路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暖昧，不敢奋起抵制，甚至不让我们、也不让地方对他们的行动表态，这反而助长了那种歪风邪气。”华国锋有些不满了：“可你们那种态度又怎么样呢?只会自己把自己搞下台。”

“下台也没关系。为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杀头坐牢开除党藉都不怕，还怕下台吗?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想到我能当上党的副主席这个职务，所以我也并不是为了保这个职务而不讲原则。”．华同锋感到坐不住了：“东兴同志，你怎能这样说话呢?”

“华主席，今天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是，我是向着你的，请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汪东兴的眼圈都有点发红了：“我觉得像你这样在政治上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最终只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全丢掉!”

华国锋把脸一沉：“这么说来，我不是成了投降派了吗?‘四人帮’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攻击我的，没想到你也这么看。你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可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在任何时候，我不能丢弃了党的原则啊!” 说这几句话时，华国锋已经带出哭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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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 天安门事件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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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47)

三十三、汪东兴停刊遭抵制 天安门事件获平反

邓小平从朝鲜一回国，就在东北沿线下车．召见省市领导人和所驻部队的负责人．听取他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汇报。

“阻力很大啊!”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一见邓小平就说：“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多年，现在一句话就想把过去的东西都否定掉，人们很自然地要问：我们还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了?”“你没听听杨易辰、任仲夷等同志的意见吗?”邓小平说：“看来你们还要好好学习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实践已经对过去的好多事情作出了明确回答，如果还不觉悟．那就很成问题了。”“我希望您能给省委常委们都讲一讲，提高一下大家的觉悟嘛。”

“可以谈谈．我们共同学习嘛。”

九月十六日，在吉林省委会议室里，邓小平接见了省委常委和驻军部队的负责人。他坐在桌子的中央后仰着身子，并看着对面的王恩茂。常委们依次发表看法．几乎重要的问题都谈到了。邓小平首先讲到了罗瑞卿的逝世，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生前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然后，他针对人们的各种议论．发表他的看法：“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却是个大问题。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很有名啊!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

（短暂的春秋248）

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这番话，使在场的人个个屏神敛气，感到了不安。他们都已听出，他的话显然是冲着华国锋来的。而华国锋依然还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批评他还了得吗?不过，谁也不敢站出来驳斥邓小平的话。他们都装出一副丝毫不知情的样子，一任邓小平大发议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邓小平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两个凡是’是谁提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还在世，我想他也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王恩茂问道：“现在很多人传言．中央准备为彭德怀平反，有这事吗?”

‘如果有，你同意?”

“我．还不了解情况。”

“详细情况不了解能说得过去，一点也不就说不过去了嘛。”邓小平边吸烟边说：“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案子，我们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让大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目的也就是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彭德怀的所谓反党，不就是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表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嘛。他的意见对不对?你们重新看看信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听中央的。”

“听中央不是听某一个人喽。”邓小平笑了：“我们中央是集体领导。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什么叫高举?现在我回答你们。中央目前提出的方针、政策就是真正的高举。

（短暂的春秋249）

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这么一讲，倒使一些人醒悟过来了。他们感觉到：邓小平今天讲的这些看来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在目前．凡是介入政治圈的人都已觉察到了多数的重要。一旦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一种主张或意见占了多数，人们就不得不跟着走。也可以说，那是他心甘情愿地走进那种包围圈的。即使他不走别人也得走。由共青团中央举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定于九月十一日出版。第一次征订，即是三百万份。九月六日和七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消息。十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期的目录。其中，这期杂志将介绍一位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同江青、张春桥等人斗争，被逮捕入狱后又顽强抗暴，拒不屈服的青年工人事迹，他的名字叫韩志雄。文章的题目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在相当一批人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至今仍未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所具有的作用明眼人一看即知。汪东兴调审了这期杂志的文章后，大为恼火，便于当天下午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的韩英打电话，问道：“你看过《中国青年》第一期稿子了吗?”

“我，我进没来得及仔细看。”

“问题不少!”汪东兴的口气很严历：“第一，为什么他们只发叶副主席题词，而没有华主席题词?第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我已经批评过了，怎么这次又出来了啊?第四，这里面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所以．你们宣布刊物停印停发，等研究处理。”韩英心凉了半截。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向《中国青年》编辑部原话传达。

世界上再没有比凭藉权力乱封乱停刊物和报纸更为可恶的事

（短暂的春秋250）

了。这既等于封别人的口，又暴露了自己独裁、专制的嘴脸。编辑部研究了汪东兴的指示后，一一予以回答：第一．编辑部早在七月份就分别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并希望能在八月底交编辑部，以便能赶在九月二日付印。付印前，几次催问，当时只收到了叶剑英的题词，而华国锋又正在外，这样只发叶剑英的，也不会影响什么大局。第二、宣传韩志雄，是北京市公安局推荐的；而且，北京团市委已经作出了向韩志雄等人学习的决定，他还被选为出席共青团“十大”代表，其事实经多方调查，一点虚假也没有。你汪东兴有什么根据说他有问题呢?第三，刊登童怀周的诗抄，其内容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声讨江青等人的，这会有什么问题呢?第四，本来准备刊登毛泽东诗词手迹，后来因为赶不上付印时间，经过团“十大”筹委会同意，刊发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的手迹。而且，在这一期的复刊词中，已经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对纪念毛泽东逝世并没有疏忽。据此．他们表示难以接受汪东兴的批评。九月十一日，编辑部将自己的看法写信报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邓小平等人，同时也给了团“十大”筹委会。

九月十二日晚上，韩英找编辑部组长以上干部开会，传达他同汪东兴商定的四点处理意见：

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

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及照片；

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

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在传达中特地念了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有关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同华国锋讲话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此时，编辑部的决策人士们已经有底．所以并不惧怕那位堂堂

（短暂的春秋251）

的中央副主席了。九月十三日晚上，他们接受了前两条意见，对后面两条表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青年革命诗抄》以不改为好。因为这两篇东西内容并没有错，而且已有四万多份发到读者手中，改后将造成同一份刊物两个版本的局面，不但会引起读者的不满，若追问起删改原因，将无言以对．不利于安定团结。他们的要求．被团“十大”筹委会拒绝，这就只得使他们再次上书华国锋和几位中央副主席，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那两篇文章。 这下．汪东兴可是真正坐不住了。

九月十四日晚八点．他把《中国青年》组长以上的干部叫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开会，指着他们的鼻子质问：“你们知道你们干了些什么吗?我翻了这期杂志，以为是清样，谁知你们已经正式出版。出版了还让我审查什么?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没有审查任务，那我们就不审查了!既然让我管，我就不能不提意见，杂志送来了，我下午就打了电话，我并不慢啊。叫你们考虑一下，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风波。”杂志杜的编辑们还能沉得住气，他们当着他的面再次申诉他们的意见。

汪东兴仍然余怒未息：“你们不要我审查，我不负责，我这个人好办。你们又直接写信给中央．并没通过筹委会转给我，你们还有没有组织纪律。你们在天安门事件问题上不听华主席的?华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早有讲话．为什么有的人还在这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这期《中国青年》没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出了问题．你杂志社负责。”

“我们还是愿意请你提意见的。”

“可是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

（短暂的春秋252）

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汪东兴语无论次地说了又说，整整讲了四个小时，还是那几句老话。“毛主席诗词三首你们一首不登，高举毛主席旗帜怎么个举法!你们为什么不发华主席题词?华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为什么不能等两天?第一条，不动了，照你们的办。我声明，我没审查。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我看就这两个意见，不可能有第三个意见。今天批评一下，说得不恰当，请你们原谅。我的心还是好的。不能说你对我错了。都对，为什么没按时发?因为还有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照片。份量提高了。这两篇文章改一个字也不必要。”一场很紧张的冲突便以双方都让了点步而解决了。他们听得出来．汪东兴的声音，其实是很沉重的。

他已经感觉到了众怒难犯。虽然他开头调子喊得很高。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分管这项工作的汪东兴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到会。邓小平、李先念兴高采烈地登上主席台，祝贺大会召开，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会上致词。这件事，与先后对真理标准讨论表示坚决支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四川、湖南等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一样，在全国上下都引起了震动，造成了一种必须扭转乾坤的压力。华国锋再也承受不住了。

汪东兴也感到难以招架了。

“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我认为应该考虑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了，应该把全党的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那双黑溜溜的眼睛．不停地在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叶剑英脸上转动，他明白．他的意见是根据同华国锋谈话妥协的现实提出来的，不可能不被常委们采纳。“鉴于这是党改

（短暂的春秋253）

变重心的战略决策，我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地讨论和研究这个问越。”

汪东兴打了个沉：“怎么又要开会?”但是当他的目光瞅向华国锋时，华国锋却有意避开了。他说：“请其他常委发表一下意见。”

叶剑英喝了一口茶水，笑了笑，指着邓小平说：“你呀，一天价啄磨一些新道道，当然都是好意。看来你研究了不少东西呢。”

“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作出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也是毛主席的话啊!”邓小平也开着玩笑说：“我们有些同志往往只记着毛主席的一些话，而忘记了他的另外一些话。而恰恰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体现了真理。”汪东兴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好，让全党讨论这个问题吧!”

李先念接着说；“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也只有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比较合适。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党的重心应该转移了。现在不把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还在纠缠一些空洞的口号，就会误大事。”“我看，会要开就早点，不要超过十一月上旬。你看呢?”叶剑英转过身来，征询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说：“那就在十一月上旬开吧。具体时问由东兴同志根据会议安排的情况决定。我重申一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党的重心工作的转移。其他的问题一律不议!”华国锋说完就宣布散会。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旦会议开起来，当一种意见变为群体意识的时候．那种力量是很难遏制住的。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支撑二十多年的信仰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短暂的春秋254）

十一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尽管会议极其保密，但北京人已经觉察到了中央的动向，有人预料他们久盼的特大喜讯即将到来。意味探长的是恰恰开幕式的头几天里，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巧妙地制造了另一种表面现象。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常委所作的开幕词里再三强调：会议要着重讨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可是一到讨论会上，各组几乎都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事情提到了首要议程上。“天安门事件中。究竟有没有反革命?”

“这么重大的事都得不到公正的结论，北京市的人民怎么能完成转变重心的战略使命?”

“天安门事件里，‘四人帮’搞了那么多鬼．为什么迟迟不敢公布?”

特别是吴德，走到那里，都会变成众矢之的。有些人把这一事件迟迟得不到平反的责任，全部归结到他的身上。这无疑给他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其实，他早已批准公安局放了因参加此事件而所有被捕的人们，一共三百八十八人。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声浪，反而更激起强烈要求为该事件彻底平反的汹涌浪涛。十一月二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陈云就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除要求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平反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事。他说得很激动：“现在北京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此事，我们再不顺从民心还待何时?而且还有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讲到这里时．东北组的与会者一起为他鼓掌、叫好。

杨易辰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应该单独出简报!就说我们全组

（短暂的春秋255）

同志一致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再不为这一革命运动平反，那就天理难容了。”

陈云在群情振奋中又讲了几句话：“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这番发言一出来，立即旋风般地吹到各组与会者中，成为这次工作会议的主旋律。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追究有些人的责任：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为什么被他们颠倒了的许多是非还迟迟得不到纠正，就是因为个别人本身就和‘四人帮’一样，他们参与镇压了群众，迫害了干部，而且至今不肯作自我批评。”“对这些人，早该撤换了!”

“中央个别领导同志头脑里还是‘左’的那一套，口口声声尊重群众，开放民主．可是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他们至今置之不理，他们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么?”……

吴德实在挺不住了，连夜找到华国锋，诉说苦衷：“华主席，我看还是主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吧．不然我们就没法见群众，没法向会议交代了。弄不好，还会发生……”其实，华国锋比他们还要明白眼下的局势。

他不敢在邓小平、叶剑英面前摆架子．但在吴德等人跟前还是很有权威的，他说；“他们马上将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告交上来，我马上召开常委会批准。报告的措词你要好好推敲一下。”十一月十四日的常委会是异乎寻常的．除华国锋以外的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会议的议程，而邓小平则是刚出访回来就被通知来开会。为了防止意外，叶剑英临来时还作了一些必要的防范。他们似乎觉察到．一定是出了紧要的事情才召集这个会议，会议的地

（短暂的春秋256）

点恰恰是两年前智擒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地方。

华国锋等人都齐了后才把吴德叫进来．他脸上露出强挤出的笑容：“同志们，还在去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评价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现在，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时机已经成熟了。吴德同志早就起草了一个报告，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的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我建议今天的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让汪东兴感到吃惊，连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也颇感意外。

吴德慢吞吞地念完了那份报告和决定。他的神态和口气与他两年半以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的讲话简直判若两人。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好，那就一致通过了。”华国锋作了总结。

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题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一～评话剧〈于无声处〉》，指出：宗福先的话剧是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艺术表现。两天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长篇文章。一霎时，全国各地的舞台上都在上演《于无声处》这出话剧。于是，舞台上的剧和生活中的剧，都交融到了一起，而那几位政治家们，既是生活中剧的导演，又是剧中最杰出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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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中央会议形势逆转 常委表决再输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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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57）

三十四 中央会议形势逆转 常委表决再输一局

陈永贵啪地把几份简报摔在桌上，对纪登奎和吴德说：“你看赵紫阳和万里在会上兜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玩艺还标傍是马列主义的创新呢！真是活见鬼。”纪登奎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冷笑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两年多来就是检验了这些东西是真理嘛。”

吴德就像一个木偶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实际上，这几天报纸上已经详细介绍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决定：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认为这个办法将调动起农民己的积极性，大大地加快秋种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省委坚决支持这些办法，并在滁县、六安专区和凤阳县进行了广泛试点。不到三个月，全省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四万一千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赵紫阳说：“这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新政策的试验。”

当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会上介绍完他们的经验后，陈永贵当场便质问：“你们这一套恰恰是大寨经验所反对的，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万里说：“究竟是什么主义，广大群众心里最清楚。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我们就可以考虑实验。”

（短暂的春秋258）

“试验来试验去你们还学不学大寨?”

“如果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能得到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就学。否则，就不学!”

赵紫阳也站起说：“永贵同志，学先进不能强迫别人照你的办法学嘛。各地的情况要允许别人根据当地的实际灵活地决定方针政策嘛。”

“那还听不听党中央的号令?”

“正是党中央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搞实验嘛。”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号召、党中央强调的，难道不学啦?”

赵紫阳这个人很能沉住气，不管陈永贵怎么喊叫，他都是那种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耐心样，就像谆谆不倦的老太婆教孩子们学针线那般解释着他的主张，逗得很多与会者都掩着嘴巴偷偷地笑。他说：“学，也要看怎么学呀。总不能你治狼窝掌，我也非要搞个老虎坑呀!没有虎头山的地方怎么办呢?所以要因地制宜。”“你们这叫资本主义!”

“噢，”赵紫阳像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们革命了几十年倒在农村革出资本主义来了，那么请问永贵同志：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家呀．在农村谁又是资本家呢?”陈永贵回答不上来了．气鼓鼓地将文件包一拎走出会议室。

此刻，吴德和纪登奎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知道．这种变化是无可挽回的，除非把邓小平这一班人赶下台。不能这样：那凡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破掉的东西就要统统恢复起来，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作法统统都要宣布为正确的。纪登奎冷笑着说：“你们看吧，邓小平他们批判别人的‘凡是’，却要搞他自已的‘凡是’．好戏还在后头呢！”

此人多少有点先见之明。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参加会议的人们情绪大振，就像砸碎了套在身上的精神枷锁一样，各种意见和主张洪水般地奔泻出来了。发言者无所顾忌，不发言者则小心翼

（短暂的春秋259）

翼地；连一贯敢放炮、敢批评、敢讲话的汪东兴也觉得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是好了，

“所谓一月风暴，必须全部否定。一月风暴是林彪、‘四人帮’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反革命行动．现在中央必须重新认识这件事。”“还有‘二月逆流’，那明明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谭震林这些老帅们、老干部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抗争和革命．根本不是逆流，而是正流、洪流，中央至今还没有为这起案件平反，我们要求中央为这些老同志彻底平反。”“毛主席在晚年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压根儿就是错误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中没有一点点错误，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勾结在一起，乘毛主席病重昏迷之际，欺骗毛主席，搞了一场大悲剧。到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完全、彻底颠倒过来的时候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局部，也不是个别，而是整体上错了，完全错了。”

“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彻头彻尾的文化大倒退，是十年浩劫，有人还要我们正确对待。正确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

“我们认为华主席，汪东兴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以执行的是他们的路线，思想体系没有变，因而在工作中起色不大，或者说还根本没有起色。”……

这些突如其来的发言和主张如同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打得华国锋晕头转向，乱了方寸。他对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建议，不知如何回答了，只得求助于叶剑英。“我们开个政治局会议吧，这样好决定一些问题。”叶剑英说。

“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李先念说：“现在我们的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了，要想不被历史所淘汰，只有采取主动，顺应潮流，走在群众的前头。不然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短暂的春秋260）

邓小平故意不马上表态，他要看看汪东兴的态度。会议开了快一个月了．该解决的问题都已初步提出来了，但是汪东兴等人还在抵制他们的方案．如果策略上不对头，他会毫不退让地反对的。这个人跟毛泽东几十年，手里掌握着不少“秘密武器”，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华国锋还难对付。邓小平看得丝毫不差，汪东兴的确准备要全面反击了。他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各种意见和主张，完全违背了会议所定的议程，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活动。他仔细地研究了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在会议中提出的问题，越发感觉到他们包含着极大的政治目的。叶剑英在会议上讲话时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凡是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就要出乱子，出问题，出野心家。”汪东兴盯着叶剑英的面孔，心里暗暗骂道：“你现在摆什么一贯正确!当初中央开会，你那一次不唱赞歌?你巴结江青、林彪时的那付神态丝毫不比别人差，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歌颂，言犹在耳，文章墨迹未干，现在倒来了个摇身一变!唉，认清一个人真难哪！”胡耀邦的发言，还是围绕着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展开的，他说：“毛主席一直强调，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这些干部，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建立新中国而立下不朽功劳的老革命，他们经过这次考验以后，对林彪、‘四人帮’更怀有刻骨的仇恨．对党的新时期总路线更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为四化建设而奋斗的最可靠的骨干和领导核心。我们要求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尽快地恢复他们的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

汪东兴同样明白，这批干部一旦站起来，必将壮大邓小平等人

（短暂的春秋261）

在中央的势力，随时都有取代他们的可能。

在会议中讲话引起汪东兴注意的．还有胡乔木关于“多宣传工农兵，少突出宣传个人”的发言。胡乔木再三强调“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这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这些言论，汪东兴认定也是对着华国锋来的。但是，华国锋对这一系列的言论和意见，不仅没有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应变措施，反而表现得很麻木。这使汪东兴感到十分痛心。他忍不住自言白语：“华主席呀华主席．毛主席选择你作为他的接班人，真是又一次失策。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很可能会毁在你的手里啊！”汪东兴正在胡思乱想，听到华国锋在问道：“我喊了你两次了，你怎么不回答啊?”

“哦，我，我刚迷糊了一下。好几天没睡安稳觉了，疲劳得很，总想打瞌睡。”

汪东兴应付着说。

“常委们决定二月初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你对要讨论的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华国锋是在特意征求他的意见。

“有话到会上再讲吧。”汪东兴打了个哈欠站起来：“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许多人都预料：二月初的政治局会议是一次很艰难、很激烈的争吵论战．弄得不好将使中央工作会议上取得的成果都流产。而实际上．会议开得十分顺利。 会议一天时间，政治局委员们达成了一致意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薄一波、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问题，都是过去处理错了的案件，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对于康生、谢

（短暂的春秋262）

富治．中央政治局认为他们的问题很大，应当进行揭发和批判。关于地方的重大事件，中央决定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

当然，这得归功于华国锋放弃了一系列他过去竭力坚持的意见。

会前，邓小平、李先念和他谈话。

邓小平说：“你应该看出来了，无论是标准的讨论，还是解决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大家的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而不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你。只要你和大家团结一道工作，大家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心悦诚服地工作，都愿意齐心协力地帮助你和完成全党重心的转变．实现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李先念也说：“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您提了不少批坪和意见，完全是好意。这正是党内民主生活走向正常，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同志们都不希望你和其他同志对大家的批评采取对抗态度。你放心，你还是全党的英明领袖，你在全党的钮导地位通过这次会议，只会加强而不会动摇。”正是他们的后一句话，对华国锋起到了作用，使他默认了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但提出：“政治局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必须经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讨论批准。”十二月十二日，经华国锋同意，由邓小平代表政治局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

邓小平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来。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

（短暂的春秋263）

用。”

吴德那双发热的眼睛凝视着邓小乎，语不失声地对纪登奎说：“这像什么体统?这又成什么体统?会议的总结本来应该由华主席作呀!他有什么资格代表政治局作总结呢?”“看来，第二个中心已经形成了。”纪登奎面不改色地说：“他就是第二个中心的头子。”

“此刻，我才体会到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吴德说：“老人家的脑子一点儿也不糊涂。他知道我们这些人斗不过他，所以老人家临终前才下决心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把他搞下台才闭眼!毛主席英明．实在是英明！”主席台上，邓小平的讲话正拨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他说得太重要了，以至不管反对的还是赞成的，都不得不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噍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陈永贵很不服气地扭动了一下屁股．小声地骂到：“什么实事求是．恢复刘邓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毛主席的政策和方针就不是实事求是，还是他那不管自猫黑猫论。”陈永贵的话．引得周围的人一阵笑声。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邓小平伸出手指在嘴唇上蘸了口水，翻过一面稿纸，继续往下念：“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汪东兴斜视了身旁的讲活人一眼，报之以讥笑的态度，或者说不屑一顾的微笑。这位刚愎自用的副主席，把自己看作是正统的

（短暂的春秋264）

毛泽东思想的卫道士．不自量力地不准人们越过雷池，在时间和地点、人员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还按老一套行事，怎能不扮演一个悲剧角色呢?邓小平的讲话又一次触到了最敏感的问题：“最近国外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劳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泪水在华国锋眼窝里转圈，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总算给自己留了面子，他自己这样认为：没有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的三年多后作那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要还能这么高地评价毛泽东，他自己觉得在良心上也安然一些。他竭力保持着一种心理平衡，把希望留待于别人或将来……“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只有一个人听出邓小平的弦外音来了。他看到了下一步邓小平还要对“两个凡是”的坚持者们发动冲击，只是需要准备。他一定还要做更大的惊心动魄的事业，他将重新翻开中国的历史的新的一页……这个人，就是徐向前。

陈永贵本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请假回大寨看看，没想到大会闭幕安排得这么紧啊?连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程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华国

（短暂的春秋265）

锋终于憋不住了，冲着邓小平、李先念咆哮起来：“我是党中央主席，程序和议题应该由我来提出．你们怎么背着我把什么事都办好了才上会，这未免有点太过份了吧！”邓小平抱着双臂不动表情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中央全会的议题只有主席拿，而副主席们就不可以提吧？既是民主集中制，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嘛。”李先念心平静气说：“建议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冶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并同意的，我们从大局出发，加强中央的领导有什么不好呢?”叶剑英也说：“既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纪律委员会，同意陈云同志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同志为副书记的候选人提交全会表决，那陈云同志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也是可以的嘛。”华国锋痛苦地说：“你们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一切都弄好了才上会表决。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一种突然袭击!我不得不提出来，不然就有人把我当傻瓜捉弄。”“谁捉弄你来?”邓小平沉下脸来，很严肃地说：“一切议题都应当拿到会议上讨论嘛。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怎么叫搞突然袭击呢?每个常委在中央会议上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的一票之权。不行就表决嘛，反正是少数服从多数。”汪东兴豁地一下站起来：“这就是维护团结的行动吗?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华主席?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大局，华主席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都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你们的决定，你们总不能得陇望蜀、步步紧逼呀!选举纪律检查委员会，增选党的副主席．甚至增选几名中央委员这样大的人事安排，为什么不能等一等?为什么不能放在将来党的十二大上去进行?我们可以让步，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步?”邓小平大声说：“东兴同志，你也是个老党员了，党中央的

（短暂的春秋266）

会议你也参加或列席得不少，怎么能提出‘我们’、‘你们’这样的字眼呢?怎么能说‘让步’这种词呢？难道这是两国、两党、两种对立的派别在谈判？党的会议只有民主集中制，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之说，而没有让步退步之分!”这一下，倒使汪东兴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

华国锋说：“小平同志，你也别把事做得太过份了!人总要讲点良心。陈云同志由一个中央委员，一下子要成为党的副主席……”

“华主席，我愿意提醒你一句。”叶剑英慢吞吞地说：“陈云同志，早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就选为党的副主席了。他是党初期最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对党和国家立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劳。我不知道你对他为什么成见这么深?”“叶副主席，”汪东兴也变得激动起来：“这里不存在成见问题，关键是现在不宜考虑这么多的人事安排。我建议十一届三中全会暂不考虑人事问题。”华国锋马上表态：“我同意东兴同志的意见。人事安排放在以后考虑，”

邓小平说：“这样就是少数同志否决了中央工怍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了。我们党的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出现专制主义的歪风邪气，就是不能很好地实行党内民主。这仍然是不正常的。我衷心地希望华主席能够和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共同为党的新时期总路线而奋斗。”“华主席啊!”叶剑英摆出了老资格：“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犯糊涂啊！像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有多长时间地为党工作？他们站出来发挥什么余热难道不是为党好，为国好，也为你好吗?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下了大功，全党信任你，老同志信任你，愿意同心同德跟着你干才要求站出来重新工作，你把他们拒之门外好吗?”“我……”华国锋的心动了。

汪东兴急起，生怕华国锋一让步而造成后患，马上说：“他们

（短暂的春秋267）

可以先工作，将来再任命其他职务．”

李先念哈哈大笑起来：“看来我们在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只是方法上的区别嘛。古人有句话：做好事做到底，救人要救活。陈云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且又不好，他还能再等到十二大吗?到那时就说不定我们都该退休了。也可能那时叫我们干，我们都不干了呢。所以，我希望华主席、汪副主席好好从长远的方面想一想．不要呕气嘛。如果说过去没有多通气，我承担责任好不好啊?”邓小平也说：“工作中产生一点误解是难免的，我们都不要计较，还是齐心协力搞工作，谁也不许搞不团结。”

叶剑英微笑着望了望华国锋和众人，慈祥而又爽朗地说：“我看还是表决吧，同意小平同志提出这几项议程的请举手。”说完他便首先举手。李先念、邓小平也高高地举了起来。

华国锋想了想，也无可奈何地举起了他自己的手。

‘那么，有反对的吗t”叶剑英问。

汪东兴憋气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

‘那么，政治局常委会以压倒少数，通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议题。”叶剑英笑着对汪东兴说：“你这股倔强劲，还是当年的脾气。我非常喜欢这种性格。不过东兴同志可要记住，少数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要服从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可是毛主席说的哟。”所有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笑过以后便凝视着他的背影。这个思想僵化而又顽固不化的家伙，必须得把你从副主席的宝座上赶下去，让你尝尝另一种滋味。他不动声色地想到。这时，五个常委都意识到，风云只是刚刚开始，电闪雷鸣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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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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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268）

三十五、领袖权力逐步架空 红星事件轰动全国

彭真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推开了窗户，让初冬那飕飕凉风吹进来，屋里空气霎时清冷，新鲜多了。

老伴张洁清赶紧给他披上一件衣服；“当心着凉。”

“不要紧!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把我也给锻炼出来了，抗寒抗冻得很。”说完笑了。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后，连个窝都没有。原先台基厂附近的住宅，已让吴德占据。中央办公厅把他安排到北京饭店的两个客房临时住下。每当他从窗户口看到当年那片熟悉的建筑和场地时，他的鼻子都不由得要发酸。东方尽头，开始露出青色，稍后又变成灰白，再以后，又作绯红，太阳露出羞涩的红脸后，电报大楼上传来沉重的钟声。

他打开旋扭，收音机里传出清脆的广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哦，陈云果然当上副主席了!好啊!噢，胡耀邦、王震、邓颖超也选为政治局委员了，太好了!彭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眼角的鱼纹也随着笑声不断地抖动着。这一切预兆着邓小平的措施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看来每一步还很顺利。到底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处理问题就是不简单。他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

（短暂的春秋269）

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持地平反，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他没有听见自己的名字心里沉了一下。

他马上叫人到报亭买回来一张当天的《人民日报》，仔细看了几遍，确实没有自己的名字。

疑惑，怨愤，不可名状的痛苦都一起涌上心头。看来，中央全会上对自己的问题还有阻力。不过，那个曾使自己和数百名老革命家蒙受羞辱、带来灾难的专案组解体了．毕竟使自己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多少人都尝过他们罗织罪名、构陷伪证的滋味啊！张洁清理解丈夫的心情，安慰地说：“不要着急，再等一段吧。十多年都熬过来了，再等几个月算什么?”

正说着，胡耀邦来了。

他风尘仆仆，脸上放着红光．挂满笑容，一边脱下那件灰色呢大衣一边歉意地说：“看到公报吧?这次没来得及讨论你的问题，是有人故意挑刺。我已让中组部的同志马上取有关证据．请放心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还想留尾巴？”

“不，当然是彻底平反!”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明确指示，像你这样的老同志要让官复原职，立即回到领导岗位上抓工作。现在斗争还是尖锐的。那些帮派体系和凡是派人物井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会尽一切办法抵制三中全会的路线，所以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里，关键之一是不能把舆论大权交给不可靠的人掌握。”彭真说：“《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表现很不好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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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

“他是受了张平化同志，特别是汪东兴同志的影响，现在《红旗》杂志和中宣部内部都有群众起来造反了。熊复的态度也有所转变。请您看看这两份材料。” 彭真很关心当前国内外，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动态，马上接过来就阅读。其中一份材料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忠明、邢雁二人贴在《红旗》院内的大字报，揭发了熊复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前后的一些问题，大字报写道：“熊复同志不止一次地表白，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发表过文章，也没作过讲演。事实并不如此。他刚来《红旗》不久，就在有一次会上针对《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说：‘我是有不同意见的，在这里表明我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最近他在召集一些同志座谈宣传问题的会上，当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很被动时，熊复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感到被动，这没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这种人，确实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我们要问熊复同志，这难道不是反对吗？”“发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是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革命行动．熊复司志对这个事抱什么态呢?今年第十一期《红旗》登载《评姚文元》一文的第二部分是揭露他怎样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经过熊复同志修改把这一段吹掉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华主席、党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撤底平反了，但至今他既不传达中央的指示，也不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这又是为什么？”“六月中旬，在一次揭批‘四人帮’的核心小组扩大会上，熊复同志用嘲讽的口吻说：‘有人竟用老干部的名义，发表给青年的复信，说过去上当受骗是难免的，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投降主义，鼓吹投降有理吗？那封信是错误的，是根本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大家知道，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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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复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熊复同志对这样一封信竟破口大骂，其用意何在?在这次会上，他还耸人听闻地说：‘现在思想理论界很混乱，有些人不是不懂理论，为什么提出一些怪问题?这样严肃的情况，不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吗?’他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在七月三日的全会上，他竟然号召全会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用意何在?”彭真将这份材料扔到桌上，端起张洁清刚刚烧好的咖啡，用小勺搅了几下递给胡耀邦，然后自己也端起一杯呷了口说：“大字报这种形式，革命的同志可以利用，居心叵测的人也可以利用，我看这张大字报写得还是不错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三天，熊复看到了。”胡耀邦笑着说：“他也知道中央的风向大变，沉不住气了，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大字报旁边贴了张小字报，题目是《为大字报的出现而欢呼》。你看看这份材料，”彭真拿起第二份材料往下看：

“读了王忠明、邢雁同志的大字报，我非常高兴，并为这张大字报欢呼。”

“王．邢两同志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括起来就是：《红旗》的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而这是同我的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分不开的，我要负完全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中肯的。我诚恳地接受王、邢同志的批评……”胡耀邦说：“熊复同志很聪明，一发现风向不对就要急转弯。第十二期《红旗》发表的谭震林同志的文章，结尾有几段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话，熊复非要给人家砍掉不可。谭震林执意不肯．他又给汪东兴和华国锋写了信请示，直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都看了谭震林的文章同意发．他才发表，这个人，继续干《红旗》总编辑不合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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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像张平比、熊复这些人不能继续执掌舆论大权．就是像吴德那样的人也不能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彭真说：“一旦有风浪，谁知道这些人会怎么样呢?”“通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使我看到了不少见风使舵、投其所好的风派人物，其实他们才是最危险的人物呢。”

“你现在的水平提高得很快，许多见识是很有远见的。”彭真感慨地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如果说错了，你就全当我没说；如果你认为我说得有理，就请你替我向小平、剑英、陈云同志转达。”“你就放心讲吧，不要有任何顾虑。三中全会有一条规定，就是重申在党内生活中，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我们相交，你应该相信我。”“好!’彭真说：“我觉得华国锋同志很难领导全党认真地贯彻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必须挑选一位更合适同志取代他。”

“让小平同志干！”

“那当然好啦，只怕他年事已高，未必自己愿意干。”

“不过考虑这件事似乎还不成熟。”胡耀邦凝视了彭真好长时间，打心眼里佩服他的政治经验和观察问题的能力。几乎所有的老同志一恢复工作，都向他提出对这位挂帅人物的担心。看起来．华国锋似乎很委曲求全，装出一副和善亲民的样子，但政治权术里的阴险狡诈、难以捉摸而且行之有效的手段他都在对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身上使用出来了。当想到这里，胡耀邦伸过手去紧紧握住彭真的手说：“难得你这么信任我。请放心，我不会使你失望。我马上把你的意见转告小平同志，及早有所准备，不至于酿成大错。”中共中央党校一个叫王立本的学员，给华国锋写来一封信，就北京红星养猪实验场陈列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椅子等物品提出批评。认为这种作法，不利干恢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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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传统和作风。

这封信几经周转，到了华国锋那里时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上旬了。

他激动而又无可奈何地站起来，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寒冬已经开始，西北风一股劲地往袖筒、衣领里直灌。走到外面，连眼都刮得睁不开，两脚就像两块冰。人们的胡须和眉毛上挂满了白霜，变成白毛了。他刚才在外面走了一圈．已经有亲身的体验。看来，他要面临一个多事之秋了，刚刚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时那种欢腾，热烈的局面已经过去，对他的约束、限制和监视正在到来。想到这里，他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怀、陶铸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虽不情愿但又必须参加大会，当邓小平、陈云分别为那两个被毛泽东宣布为“反党头子”的“坏蛋”致悼词时，他产生丁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作为政治家，再没有比违心地做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而更为难堪的了。什么“英明领袖”，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这比打两个嘴巴子还难受!追悼会刚刚开过，他就被告知出席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日常工作机构。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会议免去了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和张平化的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一九七九年的元旦刚过，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忙着开会，他们左一个重申维护党规党法，右一个整顿党纪党风，甚至含沙射影地强调：在我们党内．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党规的特殊党员存在；不管是什么人，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大多数人会怎样认为，事实上这一切首先是对他构成了威胁。从真理标准讨论以来，随着接二连三地揭露毛泽东的所谓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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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罩在他身上的那层神圣光圈已消失得干干净净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小的党校学员竟敢抓住鸡毛当令箭，拿上一些过去都是很正常的小事指责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真是岂有此理!想到这些，华国锋捏紧拳头朝着桌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就像把他心中的烦恼一下子砸个稀巴烂。红色电话机发出了信号。他给妻子使了眼色，那个满头灰发的胖女人替他抓起了电话：“喂，你是谁?哦，是汪副主席。”

汪东兴? 唉，现在只有他才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他知道，这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曾想以尊神的身份捍卫他，处处维护他的权威和地位，在各个时期都给他以忠告，但他拒绝了汪东兴的好多意见。现在，自己连和他多接触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怕人们说他“拉帮结伙”，他怕被邓小平等人怀疑自己在“搞阴谋活动”。经过了粉碎江青、张春桥等人那场果断措施后，这批新站出来的老家伙们似乎更敏感、更脆弱，总是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好像他随时都有可能像对付“四人帮”那样对付他们似的。汪东兴来了。 ．

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汪东兴的额上和眼角．突然出现了许多的皱纹，头发上也出现了白发。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华主席，你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

“他们在一步一步地要夺你的权。”

“我倒无所谓。”华国锋故作轻松地说：“只是你丢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实权，太可惜了。如果你在会上再坚持一下，也许政治局大多数委员还是会同意你继续兼的。”汪东兴苦笑一声：“你没看见胡耀邦虎视眈眈的那个样子吗?我算看透了，什么‘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什么‘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誓言、保证．统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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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的，都是骗人的鬼话。当初毛主席在世时，那些人唱得多么好听，讲得多么漂亮。毛主席刚刚逝世两年，他们就把毛主席的所有决定都翻了个底朝天!唉，人一走茶就凉，我算看透了!看透了啊!”“东兴同志，你是不是喝酒了?”

“华主席，你放心，我很清醒。我也知道在你面前不应该讲这些，但是我不讲心里堵得慌。我难受啊！”

华国锋心头一热，低声说：“我的心也不是那么好受。现在．只好慢慢地等待时机吧。”

汪东兴苦笑着说：“最可笑的是胡耀邦那个王八蛋．带着胡乔乔木和姚依林跑到我那里，让我给他们交手续。我对他们拍了桌子；混帐，老子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呢。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你们来夺!几句话，那几个小丑都夹着尾巴跑了。”“东兴，你不该这样，你太沉不住气了。”

“我也觉得我有点鲁莽，可当时太令人气愤了。”

“胡耀邦这个人我算领教过了。”华国锋说：“但胡乔木、姚依林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对他俩应该了解啊!”

汪东兴说：“胡乔木是个书呆子，他没什么鬼心眼，只是爱咬文嚼字罢了。他是江苏省盐城县人，大概比你大八、九岁呢。一九三零年在北平加入的共青团，五年后才在上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北平工作期间，任北平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曾参加领导北平学生和工人在九一八事件以后的抗日爱国运动。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曾任左翼文化同盟书记和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到了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这么说，他是和江青、陈伯达他们同时去的延安喽?”

“不错!胡乔木是在一九四一年起任毛丰席的秘书，同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延安整风时，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其他一些文件。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任新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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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长和新闻总署署长，一九五零年起任中宣部副部长。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一九五六年起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党的八大以来的一些文件和中苏大论战的一些文章都是他负责起草或参与起草的。”“为什么毛主席后来疏远了他呢？”

“主要是他跟刘少奇和邓小平太紧。”汪东兴说：“当然江青对他也很反感，认为他不听话，对她和毛主席的许多决定不那么好好贯彻。导火线还是批判《海瑞罢官》。”华国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那姚依林呢？”

“他是安徽省池县人，一九一七年生．也是一九三五年入的党。在那年的‘一二九’运动中曾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后来调到中共天津市任宣传部长。抗战时期，当过天津市委书记，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以后又参加冀东武装起义，任冀察区党委宣传部长，晋察局分局、中央局秘书长。全国解放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当过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等职。这个人过去一直跟着陈毅、李先念他们走．不过周总理也很信任他。”

华国锋明白了。他脱口而出：“他们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汪东兴把脑袋往后一仰，长叹道：“这下你该看清了吧?他们才是迫及待招降纳叛，网罗他们的亲信呢。邓小平这个人，我早就说他靠不住嘛，你还不信，现在怎么样？”“不过，这些人毕竟都已经老了。”华国锋突然站起来，似乎很有信心地反问道：“他们还能活多久?毕竟是他们死在我们的前头嘛，有这一条就不怕他们!” “难道你不怕政治局的成员发生变化?”

“他们还真敢赶我下台?”

“那可不一定?”

“那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华国锋又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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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那我们可真要和他们拚了。”

汪东兴冷笑道：“老百姓总是跟着权力跑的。你不见有个叫王立本的给你写信提意见吗?他是党校的．肯定有背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就是一个信号!”华国锋的脸又拉了下来．他把那封信拿起来仿佛像掂掂他的份中地晃了晃，问道：“你看此事该怎么办?”

汪东兴接过来飞快地扫了一眼，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华主席完全可以因势利导，亲自写一封信支持他的意见。同意将红星养猪实验场的陈列品撤去，看胡耀邦他们还怎么做文章!”华国锋指示秘书于一月十六日给王立本复信，高度评价他的意见，同时希望红星养猪实验场照此办理。这封信立刻由北京各大报刊公布，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消息传到中央党校的第二天，胡耀邦亲临中央党校学员结业大会，在讲话中赞扬王立本关心党的事业，号召人们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内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造过来。他说：“这些封建等级观念残余，迷信救世主，迷信个人的做法，与我们无产阶级的领抽观念，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华国锋同志还不到六十岁，如果现在就把他每到一地用过的、坐过的、住过的东西都保存起来，陈列起来，那要修建多少纪念馆?所以要不得，要不得啊！改正这些东西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破除这些东西的重要意义，你们将来会看得很清楚的。”胡耀邦的讲话当天就传到了华国锋耳朵里．他正和陈永贵研究山西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部署和注意事项。当天的《情况汇报》由秘书汇报后，陈永贵气得吼起来：“胡耀邦这些话，纯粹是放狗屁。照他这么解释，韶山毛主席故居，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还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先辈和烈士的纪念地，统统都应该取消和改掉，我真不知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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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 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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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春节联欢华国锋见王光美 中央全会凡是派又遭败绩

纪登奎平时不吸烟，这一段却是经常口袋里装着烟斗，不时地拿出来摆弄一番。有时点着后，又让它慢慢地燃尽，也有时吸上几口，皱着眉头在办公室里踱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突然发生了一种十分古怪的念头：好象自己已经没多少事可干，已该退休了．尽管自己的年纪比起邓小平、李先念这些人来还小得多！这次会上，他和陈云同在一个组里讨论华国锋等人的讲话，陈云说了一句令他震撼心魄的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拨乱反正将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什么?”纪登奎忍不住问道：“照这么讲，刘少奇也应该平反?”

“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陈云同志，你这种观点是危险的，非常危险。如果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帽子一摘，那毛主席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完全被否定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学说也将被否定。”“纪登奎同志，我可以告诉你，凡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东西，就是天王老子的成果，也要统统否定！”

“这绝对不行!”纪登奎当场拍着大腿站起来：“如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部否定了，那还有什么共产党?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毛主席固然不是神，但刘少奇也不是好人!”华国锋从中作了周旋，主张对刘少奇的案子继续进行复查，所以三中全会没有对刘少奇的问题作结论。但是，陈云却当选为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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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副主席，尽管他和一些人投了反对票。

随着文化大革命中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紧接着，吴德又被免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林乎加担任；他又被免了在北京军区内担任的职务。纪登奎心灰意冷。

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党政军民各界三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春节联欢晚会，他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陪着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来到会议厅里，那里灯火辉煌，欢声笑语交织成热气腾腾的景象。突然，纪登奎看到身后的胡耀邦和邓颖超往前面走去，紧紧拉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摇晃起来。叶剑英对华国锋说：“我们看看那几个受冤的苦主吧!”

他们跟叶剑英、李先念走到那几个人跟前时，华国锋惊呆了，汪东兴他们也惊呆了，纪登奎更是傻了跟。原来，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身旁的那个老太婆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王光美皱巴巴、黄蜡蜡的脸上流动着眼珠，发灰的嘴唇哆嗦着．身上的那件蓝制服很像是赶制的。看到华国锋等人，她松开了胡耀邦的手，迟疑着朝前迈了一步，欲伸手又不敢，一下子僵到了那里。当初华国锋很不愿意接触彭真、薄一波，这一次很亲热地向他们伸出双手，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们吃苦了。”

（暂的春秋280）

叶剑英在旁边说：“真没想到，林彪、‘四人帮，整他们整得那么惨，关在监牢里连水都喝不够。彭真同志好长时间不给被褥，只准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觉，硬是把他的一只耳朵给搞聋了。”这时，胡耀邦指着王光美问华国锋：“华主席，你不认识她吗?她就是王光美啊!”

这回躲是躲不过去了，就在华国锋伸出手的瞬间里，好几个记者的摄影机和照相机对准了他们、拍下了一幅幅历史的镜头。

“华主席．少奇同志冤枉啊!您应该为少奇同志作主哇!”王光美泣不成声了，当她的手和华国锋的手相碰的霎那．她觉得浑身一软，快要跌倒，邓颖超和胡耀邦急忙扶住她。她才稳住神，泪眼朦胧地对华国锋说：“再不能让少奇在九泉之下继续含冤了。”“光美同志，不要这样嘛。”华国锋的眼圈也好像红了。“你再等等，相信党和人民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出科学和正确的结论的。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春节，我们应该高高兴兴的．欢天喜地嘛。”王光美擦掉了眼旧，突然又倔强起来：“华主席，十多年来我今天是第二次笑了。第一次是听到您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那天。今天哭也只是在亲人面前第一次流眼泪哇。”“好。今后应该永远笑，永远高兴下去。”华国锋多少有点不自然地说：“大家都认识一下吧。”

叶剑英双手抚摸着王光美的手．老泪纵横地说：“连我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光美同志．党和国家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你就再等待一段时间吧。” 纪登奎听得很清楚，这就是说，他们是一定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的。

当吴德和王光美握过手，转身和彭真握手时，彭真说：“吴德同志，你该给我腾房子了。鹊巢鸠占的日子还想继续下去吗?”

这句话弄得吴德很不好意思，他说：“难道给你另找一套房子就不行吗?”

（短暂的春秋281）

“不行!”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你当初怎么占的你再给我怎么退出来就行了，要找房子你去另找。我这个‘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另找不来。” 吴德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批斗彭真的时候，彭真对吴德说：“我现在实在支持不下来了，请你跟造反派们讲一讲，请两天假哟。”吴德说：“这个我做下了主，你和红卫兵小将们直接讲吧·”彭真有些生气地说：“这样没完没了地批斗下去．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吴德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起来：“什么！你还要我负责?我负什么责?你是个地地道道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死有余辜的叛徒、特务，你还想复辟?告诉你．革命人民就是要彻底地把你打倒，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吴德把这些故事讲给纪登奎听后．纪登奎感慨万端地说：“现在我才对《警世通言》、《酲世恒言》、《喻世明言》里的许多话有了深的体会：‘话到嘴边留半句，人生通途留后路’哪。我们这些人，过去只知道忠心耿耿地紧跟老人家干革命，谁知老人家刚刚归天，我们却落到了这般田地。”吴德说：“其实，这里面还有许多界限需要进一步划清楚。这就是，虽然给彭德怀、薄一波这些人定为‘反党’、‘叛徒’不妥，但他们有没有错呢?平反不能连他们的错误也推翻吧?现在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比我们这些一贯清清白白的干部还光荣，还神气，这种怪现象一定要扭。得给多数政治局委员打招呼，不能轻易地同意他们官复原职。邓小平的教训已经够深刻了。”“只怕我们阻拦不住。”

“阻挡不住也得挡，不然我们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职责。你说，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共产党当然是搞阶级斗争。”

“可现在连地富反坏右都平反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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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什么阶级斗争？” 纪登奎长叹一一口气：“我有一点感觉，我总觉得我们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会落个悲剧角色。”

“不是实行‘三不主义’吗？”吴德的劲头似乎十足：“他们那么起劲地反毛主席都可以，我们替毛主席说几句好话没错吧？”

但是，吴德再一次失算了，正像纪登奎所说的：他们根本阻挡不住中共中央平反一系列文化大革命中错案的步伐。二月六日，以林乎加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平反昭雪，为被株连的所有人和事，包括当时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平反。决定指出：“林彪、江青一伙从批判‘三家村’入手，，进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夺北京市委的权，进而搞乱全国。现在是到了彻底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更令吴德不安的是，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就在当天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彭真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负责起草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制的起草工作。吴德对纪登奎说：“这可是冤家路窄，我们又走到一块了。”

纪登奎连连叹息：“现在我们是步步设防，步步失败。吴德同志，像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没法继续干下去了。即使我们不下台，人家也总有一天会赶我们下台的。”“你的意见是……”

“直接向华主席指出来，如果再不采取急刹车，我们只好向中央提出辞职。”

“这样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敢说，邓小平这些人巴不得我们这样干呢！”

（短暂的春秋283）

“但对华主席来说，岂不是更让他势单力薄了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眼瞅着将来别人逼着我们下台吧。现在这样考虑问题，我们还体面一些”

吴德把纪登奎的这些话和思想动态，如实地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国锋似乎已经估计到会这样做了，表情上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变化。他很通情达理，能忍得下。他苦笑着说：“对我来说没什么关系，反正都是为党工作，谁干都一样。对历史我们也尽了自己的责任，但对这个局面来说，我实在是难以挽回了。我只希望在经济上能使我们的国家有大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强国梦……”“但具体路线，我们的方法和他们不一样。”

“究竟谁的办法好一些，可以试验嘛。”华国锋说：“他们不是大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实践检验别人，当然也检验他们自己。让他们干几年看一看，等他们在实践中碰了壁，自然就服输了。”中央工作会议还没开完，汪东兴就惊得浑身冒汗，再也坐不住了。

从四月五日开始，中央工作会议在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王震、薄一波、王任重等人的带头下，以总结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为名，对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个会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气氛相当激烈，言辞也刻薄。许多与会者被他们提供的一连串数字弄得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像不到，他们十分尊敬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怎么毫无经济管理水平?这样的人还配当国家总理吗?这是～些人的意图，尽管还未明说。

还在半个多月前，即三月十四日，陈云和李先念就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了六点意见．主要是：“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短暂的春秋284）

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要求中央开会审议他们的意见。

华国锋当然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对陈永贵、纪登奎、吴德说：“经济工作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现象，不平衡是相对的。像他们这样找问题，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但邓小平却说：“经济工作比例失调，是关系到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路线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必须开会研究这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于是，从三月下旬开始，政治局开会审议陈云、李先念的建议。那么会议对汪东兴来说，只是一连串枯躁无味的数字和令人头痛的公式及概念．所以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发言权。其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整个会议中，只有华国锋硬着头皮来招架。这回是陈云打头阵。

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讲话中，劈头就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个国情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和邓小平、李先念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说：“前一段我们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在国锋同志错误的指导思想下．盲目冒险。一九五八年的冒进只是土的，而国锋同志的冒进是洋的，是带有现代化的意味的。今年三月十八目计委重新拿出个新文件，我看就比在国锋同志指导下搞的那几个好。国锋同志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提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的调整就是压低指标，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是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而是提出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干二百吨钢编计划。”陈云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经济权威，他又是新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所以他的话一出来，几乎没有人反驳，事实上也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

（短暂的春秋285）

农民。现在，人民要求改善生活。虽然三十年来，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

所以，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华国锋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主要产品产量、主要生产技术，多数接近．少数赶上和超过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显然是过高而根本达不到的。最后，陈云打断了一些人的话，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华国锋同志在政府报告中要求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左右的大型项目：什么三十个大电站呀，十个大油气田呀，十个大钢铁基地呀等等，完全是不符合国力、财力的冒险指标。还有几万个小的基本项目指标，不得了哇!把国家折腾穷了。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算了。搞起来，没有原料、材料，不是白搞吗?”邓小平说：“当然，华主席的出发点是好的，是想把经济搞上去。”

李先念也插话说：“这一点必须肯定。华主席有这个胆子提出高指标，也说明有气魄嘛。”

“搞经济工作，不能离开实际和条件去搞大胆的设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管经济．有些人就是经验少，胆子大。”陈云开着玩笑说：“像当时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全国那时年产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缴十五亿斤粮食。那时每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政治局委员哄堂大笑．笑声中人们自然想到华国锋．只见他坐在那里脸红得像个西红柿，低着头不住地翻阅什么．一声不吭。

当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传达到中央工作会议上后，整个情绪都受到了影响，人们说什么话的都有。因为事情都是这两年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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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记忆犹新。

“当初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所有的领导人都在，怎么全推到华主席一个人身上去也，这太不公平嘛。”

“他是党政军一把手．他不负责谁负责?”

“华主席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不大合适，还是像毛主席那样只担任中央主席好些，这样也便于发挥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嘛。”

“看来，华主席的能力太差，没有挂帅的素质。李先念同志四月五日的讲话中列举的数字是惊人的。”彭真在分组讨论时对几个组的负责人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的粮食远远不能适应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按人口平均的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一九五七年。棉花按人口平均的占有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点一斤降到的现在的四点六斤．油料由十三点二斤降到十一斤。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三百六十五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几十亿斤。一九七八年，花了二十一亿美元进口粮、棉、油、糖，占进口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这三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赵紫阳说：“这几年还天天喊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其实根本违背了农业发展的规律。事实充分证明，农业上再不纠正那种‘左’的错误倾向，我们的农业是没有出路的。”“照这么说，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也该废除了?”

“铁的事实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赵紫阳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已经使农村中农民们赖以生存的一点余地也丧殆尽。如果我们还相信过去的神话．那将花费一代人的时间才能使农业恢复元气。在农村即使留下最少量的粮食也必将使城市挨饿。”邓小平问道：“有些数字的含义你们知道吗?它的后果你们知道吗?这对那些只是在口头喊高举而根本不面对现实的人来说，真是绝妙的讽刺！” 李先念又打开他的讲稿，对众人说：“现在，全国发电能力还缺一千万千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业生产能力发挥不出来，一大批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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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处于停工状态。全国用煤多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煤炭工业的发展速度，煤炭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石油工业后备资源不足，这几年增长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趋势。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加工工业还在盲目发展。全国机械工业的加工能力，超过了可能提供的钢材数量的三四倍。另外，交通运输的紧张情况也没有缓和，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百分之五十到九十。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去年一年，因为我们的港口积压货轮的时间超过规定期限，我们就损失了八千七百多万美元。”“不仅这些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十多年来，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加；职工就业面是扩大了，但平均工资没有提高。我们在集体福利、职工住宅、公用事业、环境保护和文教卫生等方面，累积起来的问题很多。此外，劳动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现在，全国大约有两千万人要求安排就业，其中主要有大专院校、中技校毕业生和家居城市和复员转业军人一百零五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三百二十万人，插队知青七百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二百三十万人，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处理错了需要安置的八十五万人．等等。在两千万人中，今年急需安排的就有八百多万人。大批人口就业．这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严重影响安定囝结……” 就这些问题讨论．已经够他头疼的了。

除了华国锋、纪登奎这些人感到一筹莫展外，邓小平等人似乎都已经成竹在胸。工作会议开到结尾时，邓小平发表总结讲话：“我们已别无选择余地了。我们看来已经一致同意，全国面临这样严重的局面是人们谁也无法忍受的。那将会阻挡中国的四化进步，并由此大大推迟我们进程的时间。为恢复元气．我们要认真清理长期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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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的影响，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到处都可以听到表示赞同人员的叽叽喳喳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将获得参会者的赞同。

然后，胡耀邦开始说话了。此时谁都意识到他已在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威望正日益提高起来。当叽叽喳喳声平息下来时．他矫健而又富有感情地站了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多．同志们，是严重的．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赶快让一大批被错整错批错斗的老干部赶快走上领导岗位．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的错误结论后．中共中央又宣布彻销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为因执行或曲解这一文件而造成的冤案平反创造了条件。现在．我们巳为彭真彻底平反，为‘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彻底平反，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彻底平反。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批准彻销一九六四年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彻销《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彻销一九七五年《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为陆定一彻底平反；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彻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作的错误结论；为赖若愚、董昕等彻底平反，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彻底平反，等等，所有这些平了反的同志。我主张从上到下一律恢复原职，把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重用起来，不得给以任何歧视!”他的这一套手法成功了。他再一次给他们赢得了人心和力量，正如华国锋、汪东兴私下所担心的他们会来这一手那样。

陈锡联走到底层，刚刚要跨进正在等候的高级轿车，这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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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己的背部被人碰了一下．站在他身旁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干部。

“华主席想在他的家中与你谈话，陈司令。”他轻声说完，便二话不说地走开了。华国锋现在住着的房子，据说是过去专门为江青修造的。这套建筑华丽而又实用，具有一套现代化的安全的使用设备，但办公室却很简朴。华国锋挥手让他坐在一张空着的椅子里，”通过这几个月来的事实你看到了，有人在兴风作浪，我们对此都是心中有数的。”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他们不但要全盘否定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伟大决策，而且也要否定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大量工作。我想具体听听你的意见，我们该怎么办？。”沉默。

两位年纪不轻的人之间出现的沉默气氛是令人震惊的。他俩谁也无法想像他们这样的议论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党内曾出现许许多多勾心斗角的内讧，如果他想让别人死的话，那他自己也必须作好死的准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只是言词伤人，便使像他们这些深感受逼的领导人秘密逮捕而后公开批判，使他们身败名裂。这不能不使他们在这类最为敏感的问题上捉摸不定。“现在很多问题还无法下结论。”陈锡联终于打破沉默：“如果他们决定要你下台，那你就完了。可是，现在看不到这种迹象。他们谈的只是工作经验和教训。华主席，你现在必须冷静思考：这就是：是否他们上台就必然会使你下台? ”“这倒不至于。”

“如果这样，”陈锡联笑了笑：“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因为说了也没用，说多了传出去只能是自寻烦恼。”

“但眼下的许多措施已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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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先忍耐着吧。”陈锡联木然地笑：“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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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 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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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藉“民主墙”事件华汪倾谈 清“凡是派”影响小平南巡

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北京市民和来京人员经常议论的主要话题。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见解都可以在这里尽情发泄和张贴，与之相呼应的是地下刊物和组织也纷纷出现。有的公开提出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恢复人权．恢复民主的本来意义。“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新的皇帝能够给人民带来民主!”有个相貌平常，身穿黄色军装的年轻人几乎天天都来到这个被称作“自由岛”的地方发表各种惊人的见解。他的那些演说开始像是在呼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镇压的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是在直接谴责“四人帮”和毛泽东。但当演说逐步深入时，他的话题开始围绕所有那些被称之为专制统治集团的领导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他统统都批判了。“因此．我们对于每个社会，”他说道：“不是用它表面上的许诺和宣言及它取得的技术成就来判断，而是用它给予人的地位和意义来判断，用它对于人的尊严和人的良知所赋予的价值来判断。”当时他贴了不少大字报，其中一份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写道：“许多当权者为个人手中握有的权力所陶醉，还有那些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出于他们卑鄙的目的，也会利用人民的轻信而无视他们对民主的践踏。例如邓小平副主席在三月六日对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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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就企图利用过去人民对他的信任来反对民主运动。他把各种罪名加给民主运动，企图把华、邓政治体系无力挽救中国经济和生产的责任强加给民主运动，再一次拿人民作他们政策失误的替罪羊。”“邓小平要民主吗？不要。他不愿去了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他不愿让人民收回被野心家和野心家集团篡夺的权力。对于人民自发的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他都说是借此闹事，是破坏了正常秩序，要采取镇压，对于批评错误政策的人．对于要求社会向前发展的人，采取这种手段，说明他们对人民运动十分害怕。”“我们想请问煽动抓人的政府大员们：你们使用手中的权力是否合法?我们也想问华主席和邓副主席：你们占据总理的职位是否合法?我们更想了解一下：以副总理和副主席身份．而不是以法院和人民机构的名义宣布抓人，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我们进一步要问：按照中国的那条法律，‘坏人’这个名词就构成犯罪?到底什么标准算是坏人?要以谁的看法为标准?这几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明确，我国就没有法制可言……”那些穿着便衣的警察已认识到．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在谈论民主和揭批“四人帮”，而是在谈论政治局领导下的现行政权。在大字报和演说不久，他就以几个罪名被捕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魏京生。

邓小平看了他的所有罪证和材料，大发雷霆：“魏京生就是反革命。我们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消失了。不等于说阶级斗争就没有了。我们同魏京生这样的坏分子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意想。现在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动摇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出了这四项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的。华国锋看了魏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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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全部材料后，心理涌出一股不可名状的舒坦劲。自从这些年轻人打着“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旗帜掀起一股股浪潮后，他就有种极度的担心．担心会酿成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广场式的事件．当别人请示他该采取什么措施时．他张口结舌，支吾其词，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现在好了，邓小平说他们是反革命捣乱了，这比起前一段口口声声发扬民主的言论，多少带点自打嘴巴的味道。他按了一下电铃，将秘书召来，想了想说：

“请在六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中的政府报告中，给我加上这样的话：‘在我国(除台湾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不再存在。但我国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还有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还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四人帮’的某些残余，也还会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并且国内阶级斗争又同国际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所以，各种阶级敌人还长期存在，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他们人数很少，我们决不能够麻痹大意，放弃警惕。”秘书作了记录后又问：“华主席，还有什么事吗?”

“你把汪东兴同志找来．说我有要事。”

汪东兴乘车赶到华国锋的住地时．太阳已收敛了它最后三道霞光．没多久，月亮从云朵里钻了出来，像银盘似的，挂在淡蓝色的天空中，晚风缓缓地吹着，月光仿佛在水面上撤了一层银粉，晶莹闪亮……华国锋今天的气色很好，他让汪东兴看了有关材料后，说；“看来邓小平也没有什么高招，转来转去．还得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现在他终于对西单民主墙那帮闹事的坏人采取措施了，这就是……”“这是因为魏京生们反到了他邓小平的头上!”汪东兴没好气地说：“你当他为了维护你?他正在一步一步地架空你，最后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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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知道汪东兴近来对他产生了不少意见，其实汪东兴对他完全是好意，这他是心里清楚的。那天，他应出版社和所谓童怀周的请示．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了书名后，汪东兴跑到他这里，伤心地掉了眼泪，他说：“华主席呀华主席．我没想到你步步后退，处处失守，已经到连点骨气的刚劲都没有了！你怎么能给《天安门诗抄》一书题写书名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能说你是迫不得已，在党内保留了意见?为他们题写书名，不是充分证明您是在讨好他们，向他们献媚吗?”华国锋心中不悦，也只好保持沉默。说心里话．汪东兴基本上对华国锋已经失去信任。他觉得，依靠自己已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他认为，现在党内已经面临着刘邓势力全面复辟的现实，毛泽东的刀子快丢掉了。他感到伤心，具有一世英名和高度洞察力的毛泽东怎么选择华国锋这样的软蛋人作为接班人? 唉，这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天大的笑话啊！如果说，林彪是一个刚愎自用、胆大妄为，善于挺而走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话，那华国锋则是一个腹无滔略，胸无文才，根本没有多少治世经验的实干家，充其量不过是个只会察颜观色、随风转舵的领导人罢了。他自私、畏缩，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什么原则都可抛出。所以，汪东兴心灰意冷，说话免不了冷嘲热讽。华国锋感到有点伤心：“我好心好意地依靠你．提拔你当我的助手，怎么现在一点也不为我着想呢？”

“东兴同志，你应该相信我。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接班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忠于毛主席的，我们不会做半点对不起毛主席的事的。”“可你想想，我们这一年多来，哪件事是对得住毛主席的呢?人家一步一步地，不是正在用你的手，来做否定毛主席的事吗?”

“你太糊涂了!”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

“让我们试一试不行吗?东兴同志，社会主义运动谁也设有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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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允许不同方式，他们碰了壁，还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到那时再评判谁是谁非嘛。”

“你这是自我安慰。”

华国锋真有点生气：“我不这样能怎样呢？难道再来一次逮捕‘四人帮’！”

汪东兴唰地一下脸变得苍白，那只微微发红的眼睛凝视着华国锋。是的，他曾从许多方面设想了如何给予邓小平等人一次他梦寐以求的迎头疼击，但从来没有想到过任何行动方案，起码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现在被外电称为华、邓体制权力结构的每一个角落都出现细微的裂痕，他也不知道如何才好。“那也许会行得通，也许会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那真是要流血、死亡，说不定会……”

“华主席，你别再说了，”汪东兴的嘴唇打着哆嗦，终于承认：“我们很难对那样的后果负责，我们随不起那样的责任。”

“所以，我一直地寻找一条非常稳妥的办法。我们国家经不起大折腾了，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的政治经济又这么多问题，我之所以愿意放手让他们搞试验，目的也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他们把责任往你身上推，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们的用意我清楚。”

“未必。”汪东兴说：“任何政治家推御责任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整垮对手。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捧你，事实上他们都把你当作了他们的敌人，起码是对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以我看出了你的无能。”汪东兴脱口而出：“也许你本来就应该担任这样的角色，你早该自己下台。”

“你胡说！”

汪东兴笑了：“其实，这话也是对我说的。我也不够格，也该下台，也许这是早晚的事。”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呢？”

（短暂的春秋295）

“准备下台，也许还不会下台。不准备下台，说不定真会下台。这是毛主席说的。”

华国锋哭笑不得，他真不知道今天汪东兴到底犯了什么神经，说了这么多不切实际的话。他正想说什么，汪东兴一本正经地又讲起来。

“你知道胡耀邦最近干什么吗?”

“不知道。”

“他正在组织力量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复查。说不定他用邪门

歪道真能否定了刘少奇的罪状。”

“不可能!”华国锋说，“刘少奇头上那三顶帽子是用大量的事实给他戴上去的，如果真推翻了，那除非那些事实是假的。可有些证据我亲自调查过，绝对不会假。”“好．有华主席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不过有话说到前面，你如果真的允许给刘少奇平反，那我就真要辞职了。”

“他想翻案可不是那么容易。尽管陈云、邓小平想给他翻案．但难、难、难，我倒想看看他们怎样为他推翻那三顶帽子。让胡耀邦穷折腾吧，有他下了台的时候。”“好，我看着事态的发展。”

别看汪东兴私下对华国锋顶碰两句，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却到是维护着他，真像当年保护着毛主席一样．连吴德都开玩笑说：“你开口华主席、闭口华主席，好像除了华主席代表党中央外，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似的。”汪东兴回答得也很干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的确只有华主席能够代表中央，其他人只是华主席的助手。只有野心家和阴谋家才企图本末倒置．取而代之。”这句话，恰巧被进来的邓小平听见了。但邓小平是绝对不会表露出什么的，他只是微微一笑。这位老资袼的政治家经过一次次的党内政治斗争风云后，已经懂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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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对付他的反对派了。他坐在里，偶而打趣几句．始终不表露什么意见，等叶剑英、陈云也到来了后．他只是催促他们快些开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审查和通过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决定一些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的安排问题。由于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主持起草的，所以在政治忌日委员们讨论时没费多少时间就通过了。在讨论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等人为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为科学院院

长等人事问题时，会议出现了冷场。

吴德、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彭真和薄一波官复原职是否合适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局常委会的提议表示了异议。看得出来，有些政治局委员是同意他们的看法的。胡耀邦振振有词地发言：“彭真、薄一波二同志官复原职，我看是天公地道。有人提出这类本不该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其他解释。只能说，这些同志头脑里‘四人帮’的余毒，至今没有肃清，希望这些同志自己起来革命，主动作些肃清工作吧。”于是，政治局以多数票赞成而通过了预定的议题和方案。紧接着，从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照常是叶剑英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余秋里作一九七九年国家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张劲夫作一九七八年国家预算和一九七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这次大会最引起国内注意的是：彭真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在会上作了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这将标志着中国正在向法制方面迈进……当然，预定的人事安排全部通过。

七月一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又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兼主任，李先念兼副主任，姚依林兼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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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余秋里、王震、方毅，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为委员。

这一系列的组织措施，就连局外人也看得出来，华国锋的权力在一步一步缩小，他的范围正受到更多的限制。

大概中共中央对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地宣布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已经不耐烦了，于八月十七日发出一个《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中涉及到有关中央文件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宣布凡是中央过去所发文件的内容．提法和决定，同中央新发文件、讲话内容、提法和决定相矛盾、相抵触的，一律应以新的文件、讲话为准，旧的文件或其中的有关部分内容自然失效．不必再一一宣布撤销。这说明，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又进入新阶段。凡身不在当时境界和圈内的人，很难感觉到每一件事的真正意义……

彭真一见邓小平穿起了军装就知道这位真正的掌舵人又要采取重大动作了。西单“民主墒”的那些年轻人几乎构成不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威胁，但是中央的那几个“凡是派”领袖，却成了这两位老人的心病。彭真忧心忡忡地给他打了个电话后，邓小平让他家里来商量几件事。“最近，汪东兴、吴德、纪登奎，还有那么凡个人、活动频繁。”邓小平说：“所以我也准备补课。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彭真轻轻拍着身前的案卷说：“这话说到根本处了。许多平反了的老同志给我来信，说现在各地都有那么～些文革派掌权，千方百计地阻挠三中全会的路线。很多人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完，‘凡是派’、文革派还会卷土重来的。”“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对我说，十年以后再看。”邓小平两眼放出光芒地说：“现在到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的。要想得远一点，一要趁我们在的时候挑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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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我看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同志就不错。他们肯定是死心踏地要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我看是不是紫阳先调到中央来?”

“我和陈云同志商议过，准备在四中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让他进政治局。同时你也选进政治局来。”

“像王鹤寿、刘澜波、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薄一波、蒋南翔这些人都可选为中央委员。不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不行啊！”“是啊，”邓小平点着头说：“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选好接班人不容易啊．一两个不行，得有一大批人。现在这件事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是不会见马克思的。我们这些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彭真的脸色一下变了：“我们一定要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过，他们也难。”

“不，别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了，也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有保证。” “现在，反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大有人在。”彭真说，“昨天我还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受到了你们的多次围攻，你们这些右派势力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我们总有一天要和你算清账。’这些人活动很嚣张，我的山西老家就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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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吧?他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

“所以，必须把他们统统从领导岗位上清退下去。”彭真果断地说：“而且，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像吴德那样的人，必须拉下去。现在北京市的人民的反映甚为强烈．”“不光是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表现也很不好。”

“还有那个陈永贵，所谓的我谁也不信就信毛主席的大老粗，让他种地、管一个生产队还可以，怎么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呢?真是乱弹琴!”“解决凡是派的问题，我和叶帅、陈云、先念碰过头，一定要分两步来走。”邓小平老道精熟地说：“先要把华国锋稳住，让他听我们的，不要完全和他们搞在一起。先解决那四个人的问题，要稳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这次下去，也是先给地方吹吹风。”“太好了！”彭真心悦诚服地说：“我在北京也要做一些人的工作。尽量使这件事不再引起轰动。不过，我担心华国锋……”

邓小平笑了：“这个人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根本经不起风浪，没什么了不起!”

“这我就放心了!”

和彭真谈完话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就启程到达济南。

济南是闻名全国的泉城，老城西南隅的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冠。城北的大明湖，古迹荟萃．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邓小平在山东省党政军领导人白如冰等的陪同下来到这里时，邓小平便吟诵起古人的诗句：“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今日仔细一游，果然如此，古人真是形容得非常贴切、真实啊！”白如冰说：“我们山东不仅有闻名于世的名胜，而且人也美呀!”

“文化大革命中搞武斗、搞夺权的人也美吗?”邓小平转过身来，神态变得严肃了：“山东清查帮派体系搞得怎样了?”

（短暂的春秋300）

“已告一个阶段，有些定性工作还没有搞完。”

“省、地两级干部中，对中央制定的路线都通了吗?”

“开始有些人不大通，经过教育．大部分同志已经通了。”

邓小平等人在稼轩前的小亭边上坐下来，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一个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白如冰说：“我们认为接班人要选思想解放的人来干，我们山东有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解放思想是什么?”邓小平说：“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我看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你们同意吗?”“同意。”在场的人都纷纷点头。

“上次汪东兴同志来你们这里，不是讲了三条吗?”

“那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他的讲话我们只有在很小的范同内作了传达。”

“他是很典型的‘两个凡是’派。”邓小平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支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没有想到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汪东兴说这是‘砍掉红旗’，谢谢那位汪副主席，他那么一反对，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这场争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白如冰说：“我们在去年十月份说在省委展开讨论，一下子分清了许多是非。”

（短暂的春秋301）

“对刘少奇的问题怎样看?”邓小平闪动着眼睛望着白如冰。

“我个人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没有什么错误，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比如什么叛徒、内奸、工贼的事实，我是不了解情况的。”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那都是林彪、‘四人帮’对少奇同志的诬陷，他们给别人定了多少‘叛徒’的罪名，哪里有那么的叛徒？在他们眼里，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不过，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还会有争论。我希望山东的同志带个头，为少奇同志的彻底平反作点贡献。”离开山东后，邓小平又先后到上海、天津进行视察，沿途打招呼，其目的当然是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消除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影响。

彭冲向他反映：“上海的‘四人帮’残余现在已经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有个帮派头子说：‘华主席大梦惊醒了．认识到了粉碎江青究竟意味着什么。下一步我们且看他如何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看来，我们不把党的领导权解决好，不行哪。”“有远见的老同志都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初步商定，九月下旬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解决增补彭真和赵紫阳两位同志进政治局的事，另外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重要文件，纠正这二十多年来农业上片面强调学大寨所造成的政策极端。”“赵紫阳专门就这个问题和我商量过，我早就对永贵同志有看法了，现在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动不动就给群众和干部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把人整得死去活来．有人说他比‘四人帮’还厉害。”邓小平笑了：“他毕竟是个农民嘛，不能勉强。有些事是别人用了他，而他也有些忘乎所已。到时候，我们还是还他的本来职务和面貌就行了。”“现在外界对叶帅的传说很多，都认为叶帅是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对党内也有一定的影响。”

（短哲的春秋302）

邓小平说：“今年十月一日，是国庆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们专门为叶帅准备了一篇讲话稿，目的就是要向全国公布我们的政策．你们看到讲话稿了吗?”“看到了，大家提了很多修改意见。”

“四中全会也要集中时间再次讨论一下这个讲稿，要使它成为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你们要懂得中央这样做的意义，明白吗?”彭冲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着点头。

邓小平说：“这就是要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告。党中央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正在向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迈进。那种由个人专制，个人意志办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也是再不允许出现什么救世主，真正由中央集体领导说了算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彭冲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不好开口说明。在政治权术的角逐中。许多事往往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旦需要行动来表达的事用语言公布出来，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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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怀仁堂对话永贵底头 中南海聚会国锋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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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02）

三十八、怀仁堂对话永贵底头 中南海聚会国锋无言

薄一波没想到在怀仁堂口碰到了陈永贵，只是他虎着一张脸．爱搭不理地往里走，见了自己仿佛压根儿没见着，不认识。是不好意思，还是另有成见?这使他感到一阵愤慨。“永贵同志．请留步。”

薄一波终于主动开了口，陈永贵再也躲不开了，只得转过身来，等着薄一波走到跟前主动伸出了手。

“永贵同志，我这回重新工作，对各种事情都还不熟悉，需要你

（短暂的春秋303）

多帮助呢。”

“哪里的话，现在都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对你来说更是轻车熟路，有什么不懂的?大概不是让我帮助你，而是请你来帮助我吧!”

到底是庄稼人，说话直来直去，不拐一点弯子，但是，薄一波心中一阵酸痛，同样的陈永贵，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

还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上旬，陈永贵来到北京开会，连续几次打电话要见薄一波，一直等了一个星期．薄一波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才抽时间接见了他。 那时的陈永贵，在他面前显得那么虔诚，那么恭敬，开口“薄副总理”、闭口“薄副总理”地喊得可亲热哪。他给薄一波带了一袋小米、半袋绿豆。“薄副总理．亲不亲，故乡人。俺们大寨最引以自豪的是，京城里有咱老乡作大官。一个是彭真同志，一个是你。您离大寨最近。乡亲们日夜盼望着你能到大寨来看一看。如果您不嫌弃，等你退了休，就回大寨住吧。”“那不给你们加重了负担啦?”

“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啦?大寨永远可以作为你的家。不管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是俺们的亲人。”

薄一波记得很清楚，就在此次接见的两年后，陈永贵和刘格平等人站在一起，支持山西省造反派夺了山西省党政财文大权，成了赫赫有名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年春天他又来北京开会，参加了首都工交口造反派举办的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自己在遭受一顿拳打脚踢以后，挂着巨大的纸牌子被推到一个人跟前。“薄一波．你还认识我吗r

薄一波忍痛抬起头．朝他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认识、你是永贵同志。”

（短暂的春秋304）

“谁是你的同志！”陈永贵厉声地说：“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你怎么能称我为同志?你对山西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山西人民早就强烈要求把你揪回去．接受一千七百万山西人民对你的审判。你知道吗?”薄一波低头不语。

这时，身后的红卫兵狠狠的捶了池一拳：“薄一波，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为什么不回答?”

陈永贵大声说：“你无颜面见山西父老，对不对?今天我就是来代表大寨、代表山西人民声讨、批判你的滔天罪行的……”

又是十二年过去，同一个陈永贵站在面前，不知究竟是谁愧对乡亲父老？薄一波的眼圈发潮了。

“永贵同志，来，我们到休息室里好好谈一谈．亲不亲，故乡人嘛。”薄一波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伸出手来对他示意了一下。

这回，陈永贵没有拒绝，跟着薄一波进了怀仁堂，在那间铺设古朴而典雅的休息室里坐下来。薄一波想和他好好谈一谈．希望他能够转变立场，但也知道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很长的时间，他也不打算仓促成事。反正他们已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永贵司志”薄一波的声音很低沉：“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我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会提高认识水平的。应该看到，那场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是一场大灾难。我们都是受害者，只不过角度地位不同罢了。”“薄副总理”陈永贵突然抬起头，眼睛里闪现出像是困惑不解，又像是倔强不屈的那种光芒：“你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刘邓路线?” 薄一波打个怔，他没想到这位大老粗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话题，倒真使他有点不好回答了。但他毕竟是久经风霜的人，脑

（短暂的春秋305）

瓜子转得很快，他不动声色地反问：“你看呢?”

“我看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刘邓路线，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重新决定的三中全会路线。你觉得这条路线不对吗?不要紧，永贵同志，我们今天算是彼此交心，同样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薄一波说：“外国的反动报纸说我们党内正爆发着严重的派别斗争，说什么毛泽东的继承人们己危如累卵．这显然是恶意的挑拨。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完全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相互交心．达到新的高度的团结。”“我们是应该讲团结．”陈永贵说道：“但有一个基础，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团结。现在有人在搞多中心论、无中心论，华主席的许多主张得不到贯彻。”“华主席的话都对吗?”

“有人明明是欺负他老实，如果毛主席在．他们敢这样吗?”

“永贵同志，怎么能够把华主席和毛主席简单地作比较呢?”薄一波说：“毛主席缔造了我们的党和军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人推翻三座大山．他的功劳高大无比，没有任何人能够相比。所以，毛主席可以犯些错误，而我们这些人绝不能覆蹈他的错误，这个常识你应该懂!”陈永贵也不冷静了：“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起来．更不会有今天。人应该有良心。”“我当然知道！”薄一波微微笑道：“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根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现象的。” 陈永贵的脸“腾”地红了，头上也冒出汗珠子，显得有点狼狈和

（短暂的春秋306）

尴尬。他当然不知道：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会议室里，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蜂．比他还要狼狈．还要尴尬。

叶剑英和陈云坐在华国锋对面．正在心平静气地讨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细节问题。由于经济工作上一连串的失误，华国锋被陈云列举事实问得精疲力尽。他已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等于在演独角戏．对来自中央委员会以外的那些反对者们的刺耳话和政治局这几位元老们的各种问题，他都难以作答了。“国锋同志，”自从三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和他谈话或在公开场合提到他时，便直呼其名，很少再用“华主席”称呼，更不再提“英明领柚”了。他的身子仰在沙发后背上，双肩靠在后背垫上半闭着眼睛，打着手势说：“我已老了，我一直想让年轻人干，只是你们觉得我还可以给你们当顾问。现在中央的班子也有个老化问题。我建议让赵紫阳同志到政治局来，参加中央政策的决策。”“紫阳同志不合适。”华国锋坦诚地说：“大家对他很有反映，他不成熟。”

“要说反映，党内党外，国锋同志你也很有反映嘛。”陈云不客气地说：“你难道就成熟了吗?两年多来你抓经济工作证明你很不成熟，很不老练。但大家依然拥护你当全党的领袖。”“我不能和他相比。”华国锋笑了笑说：“我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我抓各项工作都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如果说我不成熟、不老练；岂不是说毛主席也不成熟、不老练了吗?”“国锋同志，不要那么相比嘛。过去我一直认为你是很谦虚的，现在也希望你能和大家很好的合作与团结在一起，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之所以放弃一些自己的观点，同意相当一批老同志重返领导岗位，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对紫阳同志的工作，陈永贵、吴德、纪登奎、汪东兴等同志都有看法，

（短暂的春秋307）

都有意见．我不能为一个而失去几个，这样的道理我想大家都懂。”

陈云马上反驳，叶剑英伸手制止陈云，慢悠悠地说：“在四川，紫阳同志赢得了人心，到处都流传道‘要吃粮，找紫阳’的新谚语，我看其他省市这样的情况不多吧?现在全党正在集中力量解决粮食问题．给你配备一个农业专家不好吗?国锋同志．我们都是为你而着想啊！”陈云也说：“老同志给你提意见，有些话也许难听一些，但他们都没有恶意，都是诚心诚意帮助你。我们不忍心让你看笑话．都想帮助你……”“如果你总要错误地理解我们这些老家伙的意思，那好．我们可以不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再不行，我们可以辞职。”叶剑英的脸色泛出红晕．说到这里，不停地咳嗽起来：“我现在就……咳、咳、咳，请求中央批准我退位……”这下，华国锋尴尬地坐不住了，慌忙站起来，过去给叶剑英捶背：“叶帅，你千万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嘛，为什么要激动呢?你不要着急！你再不要考虑退的事，你永远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 “可我们的许多话你又听不进去．老同志能不着急吗?”陈云埋怨道。

华国锋说：“好、好，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听你们的。我收回刚才的意见，好不好?”

陈云冷静地看着这位步步后退的党中央主席．极不易察觉地笑了笑。他已经看出了华国锋的心思，他正按着他们预先给他划好的路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走，往下走，就在黎明前那个他即将悲伤的时刻……叶剑英又恢复了常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我们现在很像三国时期的蜀国。那时，诸葛亮也有教训：‘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廖化你知道吗?”华国锋脸一红，硬着头皮点点头。对这个名字他感到陌生，但又

（短暂的春秋308）

不好意思细问．只好点头应承。他最怕在人多的时候和他谈论什么问题。本来叶剑英的话有时他就听不懂，再加上叶剑英又喜欢在谈话中引经据典，吟颂些唐诗宋词，这就使他更加感到与他谈话艰难，大有话不投机之感．叶剑英也有自己和华国锋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的念头，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想法．他们又不得不表现出相互尊重的样子。“诸葛亮本来老．五十多岁的人了，又不愿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不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叶剑英又开始引古喻今了：“蜀国人才事必躬亲，有些事放手让别人去干，干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再予以纠正嘛。我们自从井岗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诸葛亮这个人很有远见，也很会处理问题。他的《前出师表》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年的历史得出的经验。”

陈云接着说：“叶帅讲的这几句话，很值得国锋同志沉思。什么叫贤臣?什么叫小人?我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那些在你面前敢干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说话比较难听的人，不一定是恶意。我们这些老家伙之所以敢于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在你面前力陈利弊，未必有什么野心。倒是那些在你面前口口声声说拥护你，支持你、给你甜言蜜语灌迷魂汤的人．倒真要小心呢。林彪不是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吗?这类阴谋家大有人在！”转瞬之间，一阵恐惧的心理钻进了华国锋的腹部。他想起了很多人，其中想得最多的是汪东兴，他肯定是这种人吗?其他人又怎样呢?是的，叶剑英，陈云、小平、李先念都已老矣，他们难道对自己有什么威胁吗?令中外观察家关注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从一九七九年

（短暂的春秋309）

九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只开四天。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华国锋对这两个文件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时．人们没有对此表示出过多的热诚。公报一广播和发表，各国政治家和国内那些对时事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一段话：

“为了充分发挥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实党中央的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全会通过协商和无记名投票，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再履行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同志和中央委员彭真同志为中央政治委员……”汪东兴看到那几个他最到腻歪的人终于以微弱的多数选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露出了恼怒的神态。

“那几个自首、变节分子重新担任中央要职，那实在是我们党的耻辱，我都感到丢人，这实际上等于在中央又安插了新的定时炸弹，这实在是天大的过失！”汪东兴厉声对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十多人说。 “我们也没办法，华主席同意这个提案和日程上会，就保不住他们会通不过，”他们显得都很垂头丧气。

“唉，文化大革命算是白搞。”汪东兴说：“怪不得毛主席临终前一再说．我们国家的基础还是旧的，和解放前差不多，所以林彪、刘少奇一类如上台，很容易，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这叫不叫资本主义复辟?”陈永贵问。

汪东兴没好气地说：“叫不叫，你们自己看。我刚才念的是毛主

（短暂的春秋310）

席的话。”

“毛主席看得真准啊！”吴德说。

纪登奎冷冷地说：“毛主席还说过，有些右派利用我的一些话企图永远高举黑旗时，但那样就不好了，左派们会利有我的另一些话把右派打倒。中国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料定他们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是不会饶恕他们的。汪副主席，我的这些话．是不是主席的意思?”“意思没错!”汪东兴也冷冷地回答。

这天晚上十点以后，华国锋的家里开始变得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一般。

四、五个不约而同到来的人都已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拿着扇子。汪东兴甚至露出两条又白又粗的光膀子。华国锋的老伴进进出出，忙着给他们上茶水、端水果。电话已经给几个省、市的负责人打去，坦率地交换了他们的意见。有一条是共识：这场争论将是长期的。斗争将在法律和党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谁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多数，谁就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当陈永贵、纪登奎泣不成声地回顾毛泽东当年一些指示时，华国锋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们。“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是料到了的，”吴德乏困地说道：“当我允许邓小平站出来，我就料到会有这种结果。这个人从来是出尔反尔，他的保证、许诺一旦达到目的后是会宣布作废的。”汪东兴说：“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利用这个原理会随心所欲地朝令夕改，肆无忌惮地歪曲、抛弃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

当这些人没完没了地空发议论、倾吐牢骚，大骂别人时．华国锋终于憋不住了，下了逐客令：“这些问题以后再议吧，回去以后你们谁也别再说什么，要注意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千万不要被别人抓把柄。好了，就这样吧！”国庆节的前两天即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那座被千丝万缕金色

（短暂的春秋311）

的太阳光线镶了一层金边的人民大会堂一万余位各界人士至聚集到大厅．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当政治家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时．不管他们内心怎样忧伤、焦虑，脸上总要挤出那副千人一面的笑脸。他们总是紧紧地包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把需要张扬的那些东西作为策略和手段宣讲出来。华国锋满面笑容地主持着大会。

叶剑英宣读那篇近百人精心敲定的文字稿；“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毛泽东思

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看得出来，大会堂里的人大多数已经对此失去兴趣。他们瞪大眼睛，指指点点，欣赏着那些坐在主席台上的刚重新工作不久的老人，回忆着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争的神态，如同在读一部清晰得不能清晰的无字书。“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 许多人字斟句酌地品着叶剑英的这段话，同样也回忆着他前几年的言论．发现了他的讲话中明显的变化。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军事家是赤胆忠心地辅佐华国锋的。他们对政界这种扑朔迷离的幻象始终感到眼花缭乱，弄不清这些超级演

（短暂的春秋312）

员们的言行，究竟哪些是真的而哪些是假的。

叶剑英数落完林彪、‘四人帮’的罪状后，提高了嗓门：“在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到读到这里，冷不防华国锋接过话筒喊起来：“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粉碎‘四人帮’时也是出了大力的。”于是．又是一片鼓掌声。

叶剑英紧接着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粹了‘四人帮’，这一场持续十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博斗，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宣告结束。”庆祝大会结束时，正是晚霞映红西方的天空之际。天上的云彩，给大会穿上了五色鲜艳的衣裙。参加大会的人流离开大会堂后，从四面八方又响起各式各样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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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为少奇平反耀邦讲理 替错误辩护登奎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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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12）

三十九、为少奇平反耀邦讲理 替错误辩护登奎词穷

中共中央精心准备了近两个月的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并没有在国际上起到预期的反映。国内国外的注意力，竟被十一日由自称为“星星美展”的一伙青年人发起的抗议示威游行所吸引，所冲溃。那是一个天空晴朗、阳光明媚的早晨，不到九点那些斗志昂扬的年轻人便喊着“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北京市委必须保

（短暂的春秋313）

障公民权利”、“取缔‘星星美展’就是践踏宪法”、“强烈要求北京市委严肃处理‘星星美展’事件的制造者”、“必须保证公民有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人民万岁、民主万岁!”等标语牌，汇集到西单民主墙跟前，大批的围观群众和外中记者都赶来助威。大约快十点钟时，示威队伍沿着长安大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道路的两侧，站满了许多身穿灰色、蓝色制服的行人，他们的手挽手，有的为游行者鼓掌。在行进队伍的两侧也有部分骑摩托车的警察。纪登奎和陈永贵从中南海汪东兴家里出来后，正碰上这支示威队伍。从轿车的玻璃窗他们都看到示威的人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而巡逻警察站在马路中央，并没有冲击的迹象。这些场面他俩都看得多了．并没有什么紧张不安的表现。

“发生什么事了?”陈永贵漫不经心地问。

纪登奎的手下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民主墙那里看大字报，消息比较灵通，于是回答：“有一批青年美术家，白天到美术馆门前露天举行美展，被公安局干涉了，所以他们要抗议。”“搞个美展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展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不怕，还怕美展?制止人家不是没事找事吗?”

“唉，里面有好多情况说不清。据看过美展的同志讲，里面有政治问题。”

“非毛化的东西比较多。”

陈永贵火了：“那就该镇压!现在思想界都让邓小平、胡耀邦这些人给搞乱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青年信仰危机。许多年轻人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别的追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正在这时，游行队伍出现了。纪登奎惊奇地发现，走前面的还有一个拄着双拐的中年人。陈永贵憎恶地望着远处的旗帜，也模糊地听到喊叫声。他从窗口伸出脑袋来观看。纪登奎回到家里时．发现胡耀邦和上任不久的中央组织部长

（短暂的春秋314）

宋任穷已经等他很久了。

原先自己在胡耀邦跟前，还可以居高临下地讲话，现在他当了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又兼宣传部长，不但和自己平起平坐，甚至自己还要听他的调遣，心里很不是滋味。在桌子那边的宋任穷，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看到宋任穷的眼神，知道一定有大事和自己商量。看来他们俩个并没事先商量好，沉闷了许久还没有点破来意。“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吧，”纪登奎终于开口说道：“是不是征求我对刘少奇一案的意见?”

胡耀邦说：“这一段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组部的同志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种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认为给他的定性和罪证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我早就预料你们会这样说的。”纪登奎淡淡笑道。

“当然，我们要从当时的实际背景来看，”胡耀邦说：“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把话说清楚点，是谁?”

“当然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中央多数同志都产生了这样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批判斗争，所以好多罪证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出现了，这是导致全国最大的一个冤案的原因。”胡耀邦稍微停顿了一下，观察着他的表情说：“剑英、小平等同志都让我们在开会之前多征求一下同志的意见，尽量不要把争论带到会上去．所以我们先和你谈一谈，争取能统一认识。”纪登奎知道在胡耀邦的背后，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将、老干部充当后盾，而且他们在中央的地位日益巩固。在短暂的时间里，胡

（短暂的春秋315）

耀邦就各种大权集于一身，登上了党中央秘书长的显位。由于重权在握，对他们的提议，谁还敢说半个不字。

但是，纪登奎有他的老主意。

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劝你们还是慎重些．不要搞得太急促，以至于全国人民都无法接受你们造成的现象。为刘少奇平反，将会使中国陷入大动荡．从而使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中心任务黯然失色而显得微不足道。许多人都管我们叫‘和平演变’了。”“对人民的误解，我们可以用事实解释。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攻击、诽谤，我们完全不予理睬。如果大家为闲言碎语所困扰，那我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胡耀邦说。纪登奎抽着烟卷思考了一会，说：“那好，既然你们认为准备得很好了，请问，你们如何能驳倒他在一九二五年由长沙被捕叛变的事?如果能驳倒还好，万一驳不倒呢?”胡耀邦以不容辩驳的口气说：“马克思主义者分辨一切事情，都要的是实事求是。所谓一九二五年少奇同志在长沙叛变．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用逼供信的手法捏造出来的。”“是吗?”纪登奎吃惊地瞪大眼睛，摆出了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宋任穷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弄着手里的一叠材料，偶而递到胡耀邦手里，帮助他提醒着什么。在此期间，不断有电话打进来，但他都站起来，示意纪登奎的秘书不让任何人打扰他们的谈话。“原审查报告说，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赳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胡耀邦端起茶杯呷一口茶水，翻阅着手中的材料说：“据复查，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冬确实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

（短暂的春秋316）

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第一，他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得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潜逃’之说，起初是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康生又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就申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那不能!”纪登奎伸出手来，大声说：“刘少奇私自回乡和上海总工会闻讯他被捕，通电要求赵恒惕释放，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以此证明。如果说当时已在上海工作的康生同志不能证明刘少奇的问题，现在推翻的证据也没有力量。但我们姑且不于认定。我请你考虑再推翻他叛变的证据。”胡耀邦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他才发觉眼前这位纪登奎并不是等闲人物，他伶牙俐齿，还颇为不好对付呢!怪不得邓小平对他说：“纪登奎是文化大革命中受益的人物．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对我们这些人的迫害，他不像一般群众那样容易转变立场．恐怕要费很大气力呢。实在不行，只好让他挪位。”虽然如此，胡耀邦还是耐心地说：“少奇同志在长沙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他被捕的消息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遣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湖南上层人物洪庚，此人是长沙禁烟局局长，少奇同志的朋友，叶开鑫的乾女婿，此外还有叶开鑫，及赵恒惕手下的师长贺耀祖、欧阳振声(此人是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督促检查的情况下，

（短暂的春秋317）

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卅，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洪庚之妻和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的同学李保安等证明。”“我不否认这些事实!”纪登奎更加振振有词地说：“但这些也丝毫否定不了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与刘少奇曾经同学的恶霸杨剑雄于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文、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然后‘交保开释’。’赵恒惕提出这样的活命条件被刘少奇完全接受了。当时中央讨论刘少奇是否叛徒的认定：杨剑雄一九五二年交给政府的笔供不可能会诬陷刘少奇，他只能掩盖对刘少奇不利或有损他名誉的情节，而不敢胡说半个字。假如刘少奇不接受赵恒惕的条件，那个大军阀会释放他吗?”胡耀邦显然有些激动了，他把手中的材料往桌子上一放，右手忍不住一拍说：“你们以此作为少奇同志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叛变’的根据，是荒唐的。像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本《四书》，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司空见惯，不为奇。你们和原专案组以此竟推断出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陷害。”纪登奎也火了：“耀邦同志．你不要得势欺人！刘少奇的专案是伟大领袖毛丰席亲自批审的。毛主席有话：刘少奇作为一个‘斩决’的要犯．一夜之间，难道没鬼吗?你现在把矛头对准我干什么，你那时没有喊过打倒刘少奇吗？”胡耀邦立刻抑制住了自己的激动，马上放缓语气说：“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冲你发那种火。不过我还是要向你解释，当时，中央专案组根据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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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这两件事，来推断刘少奇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同样站住脚。据查，‘四斩’反革命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此外，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单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书)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未提到‘斩决’之事，所以也不足为凭。”“杨剑雄作为有恩于少奇的人，他却在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请示他时，擅令枪决，这无论如何也未必妥当吧?”纪登奎的话音里已露鄙视意味。胡耀邦感到万分痛心，眼前这位身任要职的政治局委员至今对一个已含冤而死的原国家主席都不放过．仍欲鞭鞑，怎不令他气愤至极呢?但他仍以巨大的毅力控制住了自己，说：“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他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覆。刘少奇同志于二十九日覆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覆……”“完全歪曲事实，连忘恩负义都不如！”纪登奎大声说：“我至今还

（短暂的春秋319）

认为少奇这样批示的确带有杀人灭口之嫌!”

“我们的看法与你不同。”胡耀邦说：“我们认为答复正常，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说是出于他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你至今还说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对不起．我只能说这是强加罪名了。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少奇根本没有投敌叛变，所以也根本无须像你所说的那样了。”纪登奎见胡耀邦、宋任穷还拿材料给介绍，就摆摆手说：“我看你们不要再讲了。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和立场根本不同。你们是不管说什么，非要完全、彻底地推翻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包括毛主席亲自抓的刘少奇案件。在现在的环境和条件下，我相信你们是什么证据也会拿出来的。我无意再和你们争论什么，你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就让实践去检验，让历史去回答吧!”宋任穷也有点生气了：“你作为政治局的一个成员，怎么能采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呢?”

“如果你们执意要按你们这一套办，我这个委员，包括副总理的职务都可辞掉。”纪登奎说：“我保留我的看法．这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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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邓小平组织写准则 众老人议论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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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19)

四十、邓小平组织写准则 众老人议论动手术

华国锋从十月十五日起，作了为期二十多天的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意大利等西欧等国的访问。

从全球战略的高度看，这次访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来，中国政治首脑对西欧国家进行的第一次访问。按照同这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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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先约定，访问期间，华国锋将与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理雷蒙·巴尔；西德总统卡斯腾斯、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意大利总统亚历山大德罗·佩尔蒂尼、总理弗郎切斯科·克西加等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举行会谈，并签署一系列的文化、贸易、科技等合作协议，还要在法国巴黎参加周恩来旧居纪念牌揭幕仪式等。 本来，华国锋想推迟到党的十二大以后再去访问，但邓小平对他说：“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抓经济建设，不开眼界不行。西方建设好的经验，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借鉴的。十二大准备工作，留给耀邦、紫阳他们干吧。你作为一国总理、党的主席，不站在世界高度看问题不行啊！”李先念也说：“现在的西方世界，可不能还按老眼光去看喽。整个世界都在向前发展着，你这次抽出二十多天的时间周游一下这几个发达国家，保证会有重大收获。这次回来再考虑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方针、政策，我敢保证你会有质的飞跃。”这下，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得打点行装．组织陪同人员，在国庆节刚过就开始准备出国的各项事宜，而把国内问题的处理，全部给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华国锋出访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召集胡耀邦、胡乔木、赵紫阳、宋任穷等几个贴心人物开会，布置他即将向“凡是派’讨伐的具体措施。

他毫不怀疑，在国内那四、五个“凡是派”人物也一定组织秘密行动而且在进行之中。他知道，汪东兴、陈锡联在中央高层内部进行的一些游说是得心应手的。虽然他们都调离了军队中最核心的领导岗位，但在那些机构已安排了他们认为与他们的思想体系一拍即合的人。他们处处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所以他们有着很大的号召力。胡耀邦来到邓小平家里，其他几位著名的人已经到了。特别是

（短暂的春秋321）

看到胡乔木在场，他就知道邓小平一定又要安排起草什么文件了。胡乔木最重要的特长是对中共党史和国际运动史的研究，称得上是文革以前党史的活百科全书。更重要的是．他是文革前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很得那几位中央老常委的信任。邓小平至今还是十分器重他。邓小平比国庆节招待会时的形象似乎憔悴了些，两眼都有一圈褐色的乌斑。等他们都到齐后，他才从内室里走出来。

“你们都听到一些人对我们关于刘少奇同志复查材料的反应了吧?”

他们四个人都点了头。

“这是最关键，最大的一个堡垒。只要这一道防线突破，我们对‘两凡派’的进攻就算取得了决定的胜利。现在到了报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规定几条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时候了。我计划在中央五中全会上通过这个准则。今天找你们来，就是议一议这件事。”胡耀邦想起了他前几天和自己的谈话．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着手抓这项工作了。于是首先说：“我们党过去本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很好的传统，但是由于建国以来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致使一部分领袖人物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的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损害……”胡耀邦有个特点，讲起话来往往收不住，总是滔滔不绝，中心反而不突出了。

邓小平皱了一下眉头，感到他多少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便打断他的话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和你们商议一下，起草一个文件，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几条准则，我看起码有这么几条需要注意……”

（短暂的春秋322）

四个人赶紧掏出笔记本，拧开钢笔．认真记录着。

“第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邓小平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打着手势说：“上次开常委会，我刚讲了两句话，汪东兴就把他的本本打开了．那上面全记着毛泽东同志某年某日的批示或讲话，我说一句他顶一句，我火了就说：你干脆把你的本本念完，念完咱再讨论!这样他才闭嘴。”赵紫阳插嘴说：“我和乔木同志征求他对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意见，他说杀了他的头他也不同意，说他绝不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让步．要反潮流。”“他反什么潮流?”邓小平笑着问。

“反人民的潮流。”胡耀邦说。

“看来，他是要和我们对抗了，”邓小平放下茶杯，站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准则要重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过去用中央文革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这是一个教训。我看我们还要恢复书记处，在中央主席、副主席之下设总书记，像八大党章规定的那样。”胡耀邦和在座的人都听出来了，邓小乎讲的这些措施和规定都是对着华国锋来的，旨在限制和控制他的权力，赵紫阳很佩服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一手，他们善于因人设事和设事制人。当初毛泽东为了阻止林彪篡权，就建议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而现在邓小平又主张恢复八大党章的一些规定，这会不会引起新的斗争呢？“我们还得重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强调：“这可以作为第三条。第四条，要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明确规定：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

（短暂的春秋323）

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一定要撤下来。我就收到不少干部和群众的来信，要求把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还有另一些人赶出中央委员会去，不知你们听到了没有?”宋任穷说：“这方面的呼声太多了．信件都是成捆成捆地往中央寄。”

胡耀邦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跟着林彪、‘四人帮’做了不少坏事。过去群众不敢讲话，真可谓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现在，人民对他们的愤怒火山般地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还建议准则的规定里加这么一条：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反党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可以。”邓小平说：“总之．乔木、耀邦同志，你们可组织一些秀才先搞个准则草案，然后再上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委员会讨论，最后上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准则写得要具体，明确，不仅要管现在，而且对将来也要产生积极作用。”赵紫阳说：“根据准则的若干精神，是不是五中全会上就把汪东兴等同志的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已经成公开反对派了，我们每干一件事．他都要反对。” “你们的看法呢?”

其他人都表示赞同。

邓小平说：“你们再做做其他人的工作．时机既然已经成熟，就要坚决地、果断地下决心。时机这玩艺儿，一旦捕捉不住，客观存在就会悄悄地从你身边溜掉．到那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耀邦、紫阳你们分头谈。乔木、任穷同志也可以在你们的范围内做一些工作。”

（短暂的春秋324）

胡耀邦说：“今后，党内的这种民主要成为一种制度。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的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胡乔木高兴地说：“写上这一条，保险人民群众拥护。我们准则起草工作，一定要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宋任穷说：“要让人民看到希望嘛。”

邓小平抬头看了看墙上的大钟，说：“我看差不多了，就到这里吧。你们要抓紧时间搞出草案来。对了，我差点忘了。”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陈云、剑英同志和我反复考虑要选两位年轻一些的同志进常委会。你们也可以帮助我们参谋参谋。”这是一种暗示。

胡耀邦和赵紫阳便从邓小平的眼神里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叫信息。聪明的政治家们从来不愿公开搞封官许愿的举动，他们总是用一些能够表达出自己意图的举动给一些人启示，鼓励或制止他们干什么、不干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对这两个少壮派的后起之秀，他们已经心领神会了。陈云由王震陪着．来到西山叶剑英居住的二号院，跟他呆在一起，和他商量了邓小平写的具体意见，直到半夜才乘轿车回城。他们仔细研究邓小平写的准则意见时，每个人都有一种惊喜但又担心的感觉。老实说，他们都承认自己没有邓小平的那种气魄和胆略。他不但敢于冒着各种非议作某件事，而且有办法、有措施作成这件事。“我早就说过，”王震摸着刮得灰青的下巴说：“邓小平只要站出来，一定会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来，你看怎样?”

叶剑英说：“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办法绝妙到极点。华国锋既不好反对，又被夺去了政权，真有哑巴吃黄莲的味道呢。”

陈云说；“而且党的八大、七大都有先例，事实证明这个办法

（短暂的春秋325）

好。小平这几条意见也好：鉴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的重大问题，同时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能及时地有效地得到处理，中央需要建立有系统地进行经常工作的机构，考虑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这个小个子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还得选几个年富力强．既能苦干又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组成。”叶剑英说。

王震从公文包里拿出几页纸，毕恭毕敬地对叶剑英说：“小平和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主张由八九名同志，顶多十一人组成书记处，他提议的同志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同志。先念同志又提了两名，他们是姚依林和彭冲同志。”“杨得志同志还是能打仗的嘛。”叶剑英像陷入回忆之中：“他和小平很熟哪。”

王震咧着嘴巴笑了，拿出一份履历来说：“我把他的简历给你念念，他是湖南省株洲人，一九一O年出生，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鲁豫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第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武汉部队司令员，昆明部队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在战争年代，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指挥了著名的大渡河战争。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役。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和第九、第十、第十一届的中央委员……”对大多数人来说，宣读这样一位角色的简历很枯燥无味，但对这些身经岁月沧桑和战争风云的老军事家来说，则比欣赏一曲最优美的唱段还富有魅力。那些血与火的岁月，在他们的耳朵里，如同一曲交响乐。

（短暂的春秋326）

“哦，够了。”叶剑英说：“书记处的这些成员都有战争经历。”

“方毅没有吧?”陈云若有所思地问：“他的经历怎样啊?”

王震说：“他是福建厦门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四岁时加入共青团，十五岁转为中共党员．担任过厦门团中心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参加闽南游击战争。抗战时期，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民运部长，鄂东特委书记，皖东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参加和领导了创建鄂东、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共省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财政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外经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是八届、九届的中央候补委员，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陈云笑着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受什么迫害吧?”

王震也跟着笑了：“反正没受大的重用。”

叶剑英说：“估计这个准则和书记处的人选问题易于被多数同志所接受，都是老资格的人，能够镇得住一些人。”

陈云说：“小平和先念同志还竭力推荐耀邦和紫阳同志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来，我看也是很有远见的决策。”

“‘稚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的这句诗说得好啊！”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治国治党，我不如小平同志。年轻人总要超过年老的，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还是希望，在五中全会上把我的名字往后排，起码排到小平同志之后吧。”“小平同志自己不会同意的。”陈云向叶剑英挤了挤眼：“再说，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和大家要对有些人动动手术，在这种情况下你往后退怎么合适呢?”“什么手术?”叶剑英一时没反应过来。

王震说：“是这么回事。中央大多数同志都认为，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已经很不能胜任了。我们想让他们辞职。”

（短暂的春秋327）

“噢，”叶剑英若有所思的想：“他们会辞职吗？”

“纪登奎有所表示，他承认和我们的分歧难以弥合，但害怕承担后果，已经要求辞职。”

“其他人呢？”

“其他人还没有表示。”

“那么，邓小平的看法？你们又是怎样考虑的呢？”

陈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了大量对他们的指控，他们的问题其实都是很严重的。为了区别，可以让他们辞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体面地解决党内斗争的办法，我们不采取文化大革命那种办法。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应该永远废除。所以让他们自动辞职是明智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王震说：“如果不主动辞职，那就要由组织采取措施，只能撤消职务了。哪种对他们好一些呢？可以让他们选择。他们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态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了。”陈云说：“正如王震同志所讲的，我们要明确地给他们指出路。”“我曾见过山西的两位同志，他们反映了陈永贵的许多问题，他在回山西太原的昔阳县的时候，沿途大骂小平、我，还有其他领导同志。他们的那一套即将破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还认为他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当人陷入这种情绪时，他的本相就大暴露了。我觉得，这些人公开地与我们唱反调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观潮派。只有极少数冷静的人，他们能够抑制住自己。这些人虽然表面上服从我们的提法，但他还死心塌地地坚持他们的那一套。这些人不辞退下来，华国锋同志不会和我们很好地合作，以便完成新时期这段历史性转折。”叶剑英闭着眼睛思考这码事了。

说心里话，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这些人，在他眼里已经无足轻重了。他虽不怎么喜欢他们，但也不厌恶。他们也未必对自己有

（短暂的春秋328）

什么仇恨。他认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它独特而深刻的历史背景。换句话来说，谁到那样的环境，都免不了会和他们一样。他在文件和材料中已经看到过关于他们的事，知道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也包括面前这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他们．至今对自己都十分尊重。但现在，尽管他对他们都有着一种难以启齿的同情，但面临重大的决策选择，他自然是不会站到他们的立场上去的。 “你认为该怎么办?”陈云问。

叶剑英点点头：“他们下台是肯定的，但我主张先和他们谈，好好地谈，一定要采取和平的措施，不然引起的震动太大了。只要把他们清退出中央，其他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但是你们不要太乐观．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的主张，华国锋就未必赞成，他肯定会站出来反对的。所以，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离开客厅后，叶剑英邀请陈云和王震一起去吃晚饭。

“我们的工作得往前赶，”陈云首先说：“待华国锋回来后，基本上生米要变成熟饭。”

“这就叫先斩后奏。”叶剑英说：“什么事也得反复考虑：有些事必先奏后斩，有些事则先斩后奏，有些事要边奏边斩。”

噢，这就说明问题，王震想道。他心里在琢磨着叶剑英的这些话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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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做说客黄克诚义正词严 恐下台陈永贵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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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28）

四十一、做说客黄克诚义正词严 恐下台陈永贵无计可施

这个星期天，汪东兴是在郊外密云水库那度过的。深秋的天

（短暂的春秋329）

空，格外绚丽，秋雨洗刷过的大地，像大海一样升腾起一股股薄散的雾气。几叶轻舟在湛蓝碧透的水面上宛如扬帆起航的舰艇，那样气势昂扬。成行的大雁，像向胜利进军的队伍．展翅南飞，勇往直前。尽管一往无际的草滩上，草儿都变黄了，但那密密丛丛的枯草，却像给沙窝里铺上一块块金色的大地毡，依然给了来此的客人以极大的诱惑力。为了严格保密起见，汪东兴要求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三个最亲近的人员开车前来接他。

他的话引起了沉思：

如果党的十二大再提前召开的话，他决心在选举中苦挣一番，连任副主席。政治分析表明，现在他的地位呈下降趋势，并伴以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那股西方民主墙的年轻人的浪潮，很可能产生极端。他倒希望能让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状况重演。那时，也可能使现在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们觉醒，邓小平的信誉扫地，从而导致他们的下台。另外，在民意测验中，华国锋的威信仍然高涨．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想盼，在民众中获得了最多的支持。总之．他希望能有一次行动，一次当机立断的行动，这个行动能确使为刘少奇平反的活动流产，使邓小平及其他的支持者们感到众怒难犯而停止他们的活动。他使得他的同事们沉默不语．当年那种豪气壮语很难再见到了。只有远处，树影婆娑，林涛阵阵，草丛里的蝈蝈，领头开起了音乐会。

“你们知道吧?”汪东兴仍激愤不已：“邓小平现在公开树起旗帜，要为刘少奇彻底平反了。据说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怎么能这样干呢!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大革命紧要关头，居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这都有大量的事实作证据，难道能推翻吗?他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难道不是事实?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难道也

（短暂的春秋330）

是别人对他的诬陷?他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这些铁证难道都能推翻吗?”跟随他多年的一位部下说：“可中央相当一批老同志竭力主张给他平反，我们有什么办法?”

“什么人?”汪东兴远离城区，压抑胸间的不满暴露无遗：“都是像彭真、薄一波那批曾定为‘叛徒’的人最积极。叛徒给叛徒平反昭雪，这有什么稀奇?反正我是不会举手的，杀我的头我也不同意!哪怕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我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我不能自己抽自己耳光！那种滋味好受吗?”不欢而散。

就像早已安排好了似的，汪东兴一路上无精打采地刚回家．警卫参谋就进来禀报，说黄克诚要来拜访，有要事相商。他皱着眉头正要拒绝又改变了主意。黄克诚一生刚毅正直，命运坎坷，原先就因敢讲敢说而吃了不少苦头，所以资格很老但因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始终得不到重用。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给他平反而又提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书记的话．也许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还在战争年代，汪东兴与他有所接触，曾对他的为人和经历大加佩服和赞赏过，所以他重新工作后．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印象还不错。尽管黄克诚不断挺起胸，显得腰板很结实，但还是掩盖不住他那虚弱的身子，就从耷拉的眼皮和那一头又厚又密的白头发看，当初英俊．魁梧的将军形象早已消失殆尽，留下来的完全是一副不甘心衰老的钢强躯壳。“我还得叫你汪副主席。”黄克诚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向你汇报一下刘少奇同志案子的事。”

“这事不是我分管。”

（短暂的春秋33l）

“这我知道，但你当初也是中央专案组的成员，有些问题需要征求你的意见。”黄克诚音宏声亮地加快速度，生怕汪东兴再来打断他的话，突然他声泪俱下地哀嚎一声：“少奇同志冤枉哪！”汪东兴吓了一跳：“你、你怎么了?”黄克诚老泪纵横：“我没想到一位由人民代表选出来的合法国家主席，从一九六六年冬被隔离和批斗．连申辩的权利都没有，临死都不让他看到自己的处理决定和证据．这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奇耻大辱啊！”“你冷静些。”汪东兴的面孔很僵硬，像泥胎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现在不是提倡实事求是吗?你只讲事实就行了!”

“他们说少奇在‘四·三’惨案发生后．给日寇当保镖。其实，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定的，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把这些当时见诸报端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少奇‘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歪曲历史……”“黄老啊！”汪东兴拉长声调说：“换句话说，即使当时的右倾口号不是少奇的发明，但他总是执行右倾路线的．这一条总有责任吧?还有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和献计献策的事……”“这些我们都详细调查了，那完全是靠逼供信，让丁觉群一个人信口编造出来的。”

“一个人?不可能吧?”

“没错!就是丁觉群一个人。他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运动小组长，一九二八年被捕

（短暂的春秋332）

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他的口供完全是被迫编造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调查的同志对这个只有一名组长、一个组员即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反复了解，历史上就根本没有这个机构。当然刘少奇被定为小组长的情节也完全是虚构的。”“那丁觉群为什么会揭发呢?”

“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里，丁觉群不诬陷刘少奇，他就过不了关。我们的同志经查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狱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实事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丁觉群四次翻供和申诉，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人揭开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于是，他按专案组的指供诱供，写了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笔供。”汪东兴心烦意乱地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脱口而出：“这些叛徒、特务．实在可恶至极!”

黄克诚又说：“我们的同志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觉群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党中央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觉群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再三说，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这话很能说明问题嘛。”“但是．你们能全信丁觉群的话吗？”

“但是，当初专案组不是完全凭他的话定案吗?”

（短暂的春秋333）

“刘少奇指示工人纠察队缴枪这也是假的吗?我们当时定刘少奇是工贼，依据了大量的事实。不仅仅是丁觉群一个人的。” ．

“好，我回答你缴枪的事。”黄克诚耐着性子说：“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些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干的，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调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更显然是栽赃诬陷。”汪东兴冷笑着坐下来：“就按你们讲的这些，刘少奇也是有问题的，起码他是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他也不是什么白区路线的正确代表，也不是什么听毛主席话的革命家，回到当时的情况看，他的问题也许会更多……”“但我们不能只凭想像，而要看事实。”

“是的，事实上难道没有和国民党精心策划的苦肉计吗?”

“没有!”黄克诚大声说：“少奇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据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擘)工作的林棣之、陈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见到和听说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第二，根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

（短暂的春秋334）

央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少奇同志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你这种说法很勉强．难道国民党当局抓人不抓主要的工会领导人，而抓一般干部吗?”汪东兴连连摇头：“也许正是因为抓了他们，刘少奇才向武汉当局报告，要求保护嘛！”“但是．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都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的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去。今晚军队已撤出，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等等。”汪东兴听到这里，失声笑道：“当时报纸的说法都不可靠，都是道听途说嘛。所以．除了经各种渠道都能证实的事外，其他的一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毛主席当时就一再强调，要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而不轻信口供，事实证明还是毛主席说得对!”黄克诚叹口气道：“你说完全正确。但事实却和我们有些人想像完全不同。比如，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曾经被捕，主要根据是：当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报告信。信上提到：昨晚卫戍司令部军官率领巡逻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该会几个重要成员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但经中纪委同志现在复查，特别与一些当时亲历其境者的证明对照。该报告信的内容显然是不真实的。而且事实上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当时也都未被捕，更足以证明该报告信内容之不真实。”

（短暂的春秋335）

“照这种逻辑，虽在一九二七年，法租界巡捕房就想在一九六六年诬陷刘少奇了！”

“汪东兴同志，我不愿听到你这种强词夺理的言论。”

“事实本来如此嘛！原来调查的证据，被你们百分之百的推翻，连历史档案也被你们说成是假的，好像唯有你们说的才是真的。那刘少奇的逮捕苦肉计又有人证，该怎么说呢？”“苦肉计之说，其唯一的来源还是被引用了多次的那个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按他所说：刘少奇为了掩盖了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将来更好地为汪效劳，于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他送给陈公博，提出‘来一次苦肉计’，在工人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刘少奇等人即被捕，次日上午由卫戍区派小汽车密送刘少奇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是的，请你用事实驳斥。”

“事实已证明，刘少奇同志并未被捕，何来苦肉计？原中央审查报告引用这种在逼供下编造的谎言，鉴定罪名，完全不足为据。，”

“你们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事实，难道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黄克诚坚定地说：“当然可以！我们这一次复查就是抱着让子孙放心的态度来进行的。还有说少奇同志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活动。原审查报告除了以那份丁觉群编造的书面交代为依据外，别无任何旁证。而根据聂荣臻同志以及罗章龙的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离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这说明，丁觉群的口供所说‘躲在庐山’，根本不能成立。“汪东兴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了：“聂荣臻此刻证明这一点是很不严肃的。审议刘少奇问题报告时，聂荣臻同志是中央委员，各种会议和材料他都看见过而且也讨论过，为什么那个时间他不

（短暂的春秋336）

站出来讲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发表过，而且同样揭发、批判过刘少奇的，为什么现在又出尔反尔？所以你讲了这么多，老实说，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既然你没有能把我说服．那么我对你们搞的这个复查报告不能负任何责任。”黄克诚也严肃了：“你觉得这种态度合适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汪东兴说完，突然又改变了口气：“请问黄克诚同志，你今天来，是以个人名义和我谈话，还是受组织委托来专门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汪东兴这时又换了副面孔：“假若你是个人来和我交往，我们只是私自交换意见，你得陪我好好喝两杯，我这里有上好的茅台酒。你如果是代表组织来征求我的什么意见，我就不能奉陪了。我建议此事到会议上研究。此事不宜在家里讨论。”“那我可以告诉你，是陈云同志和小平、剑英同志商议后．委托我来给你吹吹风，当然也是听取一下你的意见，因为你也是参与刘少奇同志专案的人嘛。”“我看这个问题等华主席回来以后再研究、讨论吧。”

汪东兴不耐烦地说：“我还要吃饭!”

吴德感到很奇怪。华国锋刚刚出访，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彭真、薄一波等人就忙得白天黑夜到处开会，相继出笼了一系列的文件草案，好像他们就是专门背着党中央主席要干什么事似的。陈永贵是他搬到新居后第一个来看望他的。

“你终于给彭真腾房子了?”

“不腾能行吗?人家就是要出这口气嘛。”

陈永贵撇了一下嘴：“没意思!”

说着，他背操着手看起新的居住地来了。这套院子比原来低了一些，水泥青砖砌成、挂瓦屋顶，具有朴实无华的特点。进了客厅，

（短暂的春秋337）

稍事寒喧几句，吴德便示意陈永贵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华主席这个人很老实．不会和人斗心眼。要搞阴谋诡计，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现在广大群众对毛主席还是很有感情的，对他们那班在文化大革命中声名狼藉的人哧之以鼻。”陈永贵也学会了几句文皱皱的成语，不过说起来很蹩脚，老是念错字：“我回到山西，大部分农村干部都对他们那套包产到户不满意，说这不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了?我现在寻求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使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他们那一套是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而且实践上也证明他们那一套行不通，广大农民都抵制嘛；第二个是只有拥护华主席才是他们的希望和唯一正确的选择。”“你呀，大概还不知道吧?陈云、胡耀邦他们已经把刘少奇平反的报告都写出来了。”吴德极其神密地说：“人家专门乘华主席不在时到处征求意见，实际上是造舆论。”“好狗日的，公开为刘少奇平了反，岂不是说文化大革命连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吗?陈永贵好像被人用对空导弹轰了一下。吴德看到了这位大寨英雄的心情，摇了摇头。陈水贵看到了吴德的表示，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十年多的时间，七斗八斗难道就斗出了个这?现在，中央的大多数确确实实是说不清了，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他们所控制了．而且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到了这时候了你还信不过我?”

吴德“唉”了一声说：“事实证明，我们毛主席的确英明、伟大，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说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我们还不相信，还怀疑动摇，你看仅仅几年，实践全部证明了毛主席的话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华主席恐怕也……”

“我想，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要正视残酷的现实的话，他就应该承认，现在局势的发展和我们个人的利益也休戚相关。”

（短暂的春秋338）

”什么意思?”

“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连我也得被他们干掉。”吴德说到这里，站起来，腆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走到窗前。他凝视着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几棵树木。毛泽东刚刚逝世，中央就出现了大的剧烈斗争。江青、张春桥等人刚刚粉碎，邓小平就掌握了权力，而且迅速控制了中央的实际权力。看来，他在余生之年，一定要干净、彻底地清除掉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痕迹，来个底朝天。忽然，他又想起什么问：“你知道了吗?老陈哪，听说胡耀邦他们又搞出了一个修改党章的草案，要恢复中央书记处，重新设立党的总书记。”“让谁干?八成又是让老邓兼!这岂不是要把华主席彻底架空吗?”

“他们还在制定什么党的准则．规定了许多纪律，”吴德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他们想把他们那一套用党的纪律固定下来，封住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嘴巴。不让人们提意见嘛。”他们正说着话，秘书进来给吴德放了一份文件就退出去了。吴德漫不经心地打开那份文件．像电打似地叫出了声：“哎呀．好快哪!”

“什么事?”

“你看．关于给刘少奇平反的意见出来了!”

陈永贵急忙凑过来，和吴德一字一句抠起了那份征求意见稿：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零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政治

（短暂的春秋339）

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吴德几乎是一口气地看完了这个复查报告的初稿。他的脸色蜡黄，这时他隐隐感觉到．政治这玩艺好像纯粹是胜利者玩弄的游戏，只要手中有了权力，一切事都可以像面团似的随便捏．而且捏什么像什么。“这回，一切祸水都得往江青，林彪、康生他们身上推了，好像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似的，其实把刘少奇的事推在他们身上，倒高抬了他们。”吴德说。陈永贵两眼红红的．把这份文件往桌于一扔，说：“我真担心，下步党的历史该怎么写呢!”

吴德比陈永贵大几岁，陈永贵调到中央工作后．吴德对他很好。经常像老大哥那样帮他出主意，解决点家庭或个人的困难什么的，所以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知道，江青、张春桥虽然表面上对他也很尊重．其实骨子里根本看不起他．只要经常听听他们那副顺带教训人的口气就明白了，而吴德则是和他平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竟然无话不谈。毛泽东逝世以后，吴德比过去对他更加热情。“我问你，永贵同志，你过去说过谎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没有什么意思，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了林彪的一句话：‘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你认为有道理吗?”

“不，我认为完全错误。”

‘“你，你没说真话，也就是你的心里话。”

“哪儿的话呢?”陈永贵小心地说。这老家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吴德仔细地考虑着他们的话，说：“你干嘛不好好想一想．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说得多么好啊!什么三忠于、四无限呀，什么‘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不翻案’呀，‘什么坚决同过去那个

（短暂的春秋340）

反动的我，彻底决裂’呀，可是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全部变了卦。你说，他们过去的话不算谎话吗?”

陈永贵迟疑了片刻，点点头：“算!”

“可是，现在有谁指责他们呢?”

“谁敢哩，他们一个个都掌了大权。”

“对了！”吴德高声地说：“所以，我们也可学他们，也说假话。”

“怎么个学法?”

“比如，同意他们的一切决定，跟他们跑，给他们唱赞歌，他们说狗吃过老虎，你就说亲眼见；他们说蜂蜜是苦的，你就说我亲口尝。”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陈永贵火了：“让别人听见，不把大牙笑掉才怪呢!人家一定认为你神经出了毛病。”

吴德笑道：“好了，你良心上下不来吧?你不会顺竿子往上爬，逢场作戏吧?好，那我估计你一定会给他们拨拉下来的。用不了多久，政治局里将没有你的立足之地!”陈永贵想，吴德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他的话一定事出有因，但自己一时还想不到。他探过身来，说：“等华主席出访回来，事情也许会好些。我敢打赌，华主席也一定不会同意给刘少奇平反的。”吴德的眼睛眯了起来。他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北京市对管制的那些走资派和被打倒、被专政的人物的敌情动态基本上他都能参与，都能了解。特别是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天安门事件前夕，政治局慌了，他接到命令、指示要抓紧在全市重点加强侦察活动，镇压那些人的反抗。现在．负责监视他们的人还免不了给他汇报些了解到的材料。当然，现在他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就像自己突然从光明世界一下子坠入黑暗中，自己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几乎与世隔绝了。就凭这一点，他也能感受到权力对政治家的极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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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汪东兴深夜告状 陈锡联西山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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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41）

四十二、汪东兴深夜告状 陈锡联西山受审

当一架巨大的波音专机开始向中国领空逼近时，天空中出其不意地迎上去两架护航机和一架领航机。雷达所测定的飞行高度为五千英尺，正位于飞往广州这边的航线上。当天空中开始响起熟悉的中国语音的喊话声时，华国锋顿时觉得亲切的春风真是迎面而来，身上那种不可名状的紧张感立刻松驰了下来。从飞机的窗口往下看，大地像过电影似的不住的变化着。从蔚兰的海洋到绿色的大地．会把你引到入醉的一片丰收景象之中。从上面，可以看到炸蕾吐絮的雪片大地，那是棉花啊。沉甸甸的谷穗在天空下金光灿烂，火焰似的红高粱，棒槌粗的包谷穗，全部影像般地进入国家总理的眼帘。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他感到无比的自豪！机舱里的随行记者，紧紧抓住照相机并调节好了镜头，不住地选准机会给他照像。而华国锋坐在桌旁，也不时地摆出一副领袖的姿态，扶正眼镜，让记者们尽情的拍照。快到北京时，他的神情激动起来，脸上泛出红晕，精神也抖擞着．腰板也挺直了……一小时以后，华国锋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那里的一切都打扫的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给人一种非常舒适、欢快的表象。但是，有一点他很不满意。他下飞机时，那几个本该出场的人却没有来，这多少丢了他的面子，使得他很扫兴。在南方，繁花似锦，温暖如春，而北京，此刻萧瑟的秋风把树上枯黄的叶子刮得到处都是，连树上各种鸟儿都穿上了厚厚的“毛”衣．要不是房间里早早送上了暖气，他会冻得变成冰棍!

（短暂的春秋342）

办公室主任照例前来汇报这一段的工作情况，他还未打开记事簿．华国锋就开口问了。

“这一段中央有什么重大活动和安排吗?”

“小平、耀邦他们正忙于筹备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的文件工作……”

“小平同志有什么讲话吗?”

“噢，前几天，中央召开了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长篇报告。”

华国锋很注意这类事，忙问：“他讲的什么内容?”

‘他一共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二是认真选拨接班人，三是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华国锋松了口气，又问：“提没提到我呀?”

”只字未提。”办公室主任看出他的脸色不太好，又补充说，“小平同志说了这么几段令人寻味的话，他说：‘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三个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邓小平同志讲到这里时，列举了好多事例。”“是不是有暗指我的地方呢?”

“听不出来。”

“我的住房超过规定了吗?”

“你可以特殊点啊！这是职务的工作的需要嘛。”

“他还说：‘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

（短暂的春秋343）

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讲到这里后再三提出要培养接班人。”华国锋冷笑一声道：“这本应该是我考虑的事，他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他依然成了太上皇！”

华国锋就像受到污辱般的跳起来：“扯蛋！要不是我粉碎了‘四人帮’，他还在阴沟里等批判呢！现在只不过是忘恩负义、上楼抽梯吧了。”余阳把一片片的云絮染得红艳艳的，大地也披上红艳艳的盛装，当那个红红的火球向西移去时，中南海内碧绿的水面上披上了一层金衣。又逐渐，月亮从东方天上悄悄地露出了笑脸，她像一个文静的姑娘，柔和姣洁的银光撒向人间。在全国各地，最后出版的首都各报和电视新闻，为数亿观众和读者收看，他们都知道：他们敬爱的英明领袖已经圆满结束对西方四国的访问，顺利回到北京。但谁也不会注意到、也不可能获得华国锋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最高层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床头的电话呜呜响起来时，他就想到了打电话的肯定是那个人。

“华主席休息了吗？”

“还没有，我正在看这一段的《每日快报》，你呢？”

“我睡不着啊！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到你这里谈一谈。”

“汪东兴同志，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在电话里交谈一下不好吗？”

（短暂的春秋344）

“电话里很不方便，而且线路很复杂，容易泄密。”

华国锋很清楚此时“泄密”二字的特殊含义，他毫不犹豫地说：“既如此，你来吧，我在小客厅里等你。”

“他们走得巳经很远了。”汪东兴一进门，就令人非常不安。原来他说话小心翼翼，但马上措词异常激烈起来，但内容还是简明扼要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认为这是他们全面控制权力的一整套部署，政治上，他们公开亮出黑旗．这就是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组织上，他们提出要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要让胡耀邦作总书记，赵紫阳进常委会；在手段上，他们精心搞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不仅限制了你在党内的合法权力，而且也规定了他们大搞修正主义的各种自由，偏偏没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自由……”华国锋的眉头皱成一个团儿。他打汪东兴送上来的那几份材料．耳边就像骤起刀枪相撞的搏击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井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6)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我们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

（短暂的春秋345）

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几十年来，他作为党和国家卓越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事业……”华国锋把桌子狠狠一拍．震得桌上的茶碗都跳了起来，响声在宁静的夜雾中如同雷震：“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复查，而是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翻案。在他们眼里，刘少奇几乎成了完美无缺的完人，而倒是使毛主席成了百孔千疮的罪魁了。”汪东兴说：“这样传达下去，广大人民群众会怎样衡量我们的党?怎样评价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又会怎样看待华主席你和我们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我说，这一道防线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一定要发扬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顶住!”“你估计中央政治局里有多少人会支持我们的意见?”

“我看基本上旗鼓相当。”

“但常委会上我们就会变成少数了。”

“这么重大的事，常委会决定不了，一定要在中央全会上批准或通过才行。”

“中央全会上敢肯定，我们的意见会占上风的。关键是把那一批被打倒、被批判的有问题的那些人先进中央委员会，实在是失策得很!”

夜已很深了，冷风嗖嗖地吹着．使清冷的月光发出的白色，也包含着一股肃杀之气。天空的尽头．那颗慧星拖着一条尾巴，像带着一把大扫帚，在碧空中划了一下就消失了。不管是福是祸．人们总是把它看作一个信号。

陈锡联离开了他的住地，被人带到一辆黑色的高级轿车上，由两位从西山军委总部来的警卫员陪同着前往西山。

（短暂的春秋346）

四十五分钟之后，轿车便飞速驶过两道警卫大门，进入了那几座曾经十分隐秘的大院内。又过几分钟，他被引进了叶剑英的私邸；巧极了，黄克诚、聂荣臻、韦国清等几位军委负责人都在。他看到几位老人都在慢慢的呷着咖啡或浓茶一类的东西。他被让坐在一张直靠椅上。房门在他身后被关上了。“陈锡联同志，我们请你来，”聂荣臻看了叶剑英一眼，慢悠悠地首先开口：“想听听看你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和复查报告的意见。你刚从华主席那儿出来吧?你有什么样的好建议呢?”陈锡联坐在那张直靠椅中，望着桌子对面的叶剑英。自从在国庆宴会上见过他们几位后，他一直没再和他们联系过。现在相隔这么近，他感到他们几位都显得困乏而紧张。没有工作人员在场。陈锡联这才意识到，他们几个可不是偶然在一起碰上的，而是事先商量好了后共同来对付他的。

“叶帅、聂帅、韦主任和黄克诚同志”，陈锡联马上流利地说：“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我主张也不忙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个问题往后再推几年，也许条件会更成熟一些。”“不，我们认为条件已非常成熟了。”聂荣臻说：“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想你不一定理解几百几千名受刘少奇同志株连的那些干部们的心情。”叶剑英还是静静地凝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他慢慢地端起他的那杯浓茶呷了一口。

“是的，我同意聂帅的看法。”韦国清说：“现在全党上下都感到为刘少奇平反势在必行。他受冤十多年了，再不平反，天理难容!”

“陈锡联同志，”黄克诚说：“你不认为复查报告写得有理有据，天衣无缝吗?”

陈锡联猛地抬起头来：“不，我并不那样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里面漏洞太多，起码需要另作复查和补充。比如，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后，供认自己是满州省委

（短暂的春秋347）

书记，出卖了省委领导成员和所属党组织，并向统治阶级积极出谋献策，张学良颇为赞赏，这本来已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可以说明。而现在，只凭和刘少奇定同一个性质的孟用潜(当时任满州省委组织部长．同刘少奇同时被捕)及当时张学良的卫队上校团长的翻供材料，恐怕不足为凭吧?”黄克诚马上说：“孟用潜早在刘少奇定案前就提出翻案了，他在被关押劳动保护期间，共写过二十次申诉材料，均被原专案组扣压，隐瞒不报．这不能说人家同意那种揭发。”“因为孟用潜同刘少奇都被定为了叛徒，所以，他提出申诉是必然的，并不奇怪。他们利害相关嘛。”陈锡联说：“相反，他如果不翻案，那才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韦国清冷笑道：“锡联同志，看来你的思想还是很僵化哪。就是原张学良的卫队团长刘多荃，也写材料推翻了原材料。他所说的‘破获共产党案子，从被捕人数、被捕地点、关押时间，到释放的方式和过程等具体情节，同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案情无一相似之处’。刘多荃也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和十一月写了更正材料，说他确实没有听过张学良同被捕的人‘达成政治交易’的事，‘一九六八年一月我所交待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两篇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并揭发了专案组人员对他指供，诱供，炮制假证据的全过程。”“那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写的吧?”

“是的。”

“当中央复查小组的宗旨是为刘少奇平反时，他的材料当然也是投其所好的，正像当年揭发．批判刘少奇时，所有的证明材料都骂刘少奇一样。”陈锡联说：“所以我认为复查这一案子，同样不能带框框，要以当时的历史档案和提供的真实材料为依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反复研究。我不赞成一刀切、一风吹。除了他们两人的材料，还有其他人的材料嘛。”

（短暂的春秋348）

黄克诚说：“原《罪证》中还有另外六个所谓知情人作证的笔供，都写得模糊不清，除一份是听说的之外，其余五份，只说被捕者是黑脸、白脸、黄脸、中等个、高个子或胖子、瘦子……”“这正是证据的可信之处!说明他们是实事求是讲的。刘少奇他们都用的是化名，这些普通的敌伪人员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正是近四十年后的刘少奇等人嘛。只要把这些人重新找来，仔细审问还可以问明情况嘛。”陈锡联说。黄克诚显然是在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低沉地说：“在当时所捕的知情人中，原奉天纱厂副技师关辅金、原奉天纱厂庶务主任徐廉奎，原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关庆云三人已病死，还活着的有曾在孟用潜调离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的丁基实，又名西君羊，还有原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刘青第和原奉天警察局商埠地三分局差遣班长陈元桢．他们全部否认了在逼供情况下写的假证明，这些事实又说明了什么呢？”陈锡联从浓密而突出的眉毛下面敏捷地打量着他们的表情，含糊地说：“让历史来证明这一切吧！”

“其中，陈元桢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还揭发：他只记得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因闹风波，抓过人，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但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初，沈阳军区有一个人把他叫去查问此事，威协说：‘你再不说，就送你到公安局去。’前后七八天连轴转，不让人家睡觉，实在受不了啦，后来又换了一个军官对他说：‘你都承认了吧。刘少奇已经倒了．没有啥，你立功了。’陈元桢还揭发说：‘一九六八年的那个材料是他们写的，我不认识几个字，不会写字，又未让我看，只念给我听了听，就让我签字盖手印的，随之就把我放回家了。不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突然来了几个当兵的，又把我带到沈阳军区监护起来，哄我说开完‘九大’就放我回家，可是一直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才把我放回家。’你看他们的手段是何等恶劣!”黄克诚说完．眼都有点发红了。

（短暂的春秋349）

叶剑英明知故问：“那时沈阳军区司令员是谁呢?”

“是我。”此刻陈锡联反而冷静了。

韦国清又问：“你知道这码事吗?”

“我只知道中央指示查清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情况，沈阳军区派人协助中央专案组的人去的。他们究竟怎么调查．审讯的，那我就不知道了，”陈锡联坦然说：“如果刘少奇这一案被平反，全党全国全世界都将想知道刘少奇这一案究竟是怎么被定为冤案的，内幕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谜一样的难题不解决．他们怎么会相信中央的路线呢?我们一定要寻到一条合理的解释。”叶剑英慢慢地点点头。

聂荣臻板着面孔说：‘现在已查明．刘少奇同志是在奉天纱厂一次工潮中，同孟用潜同志一起去该厂找人谈话，因厂内有叛徒向厂方密告厂内酝酿罢工等情况，致使地下党支部书记被拘留，刘、孟二人也在纱厂门口被该厂卫队怀疑而逮捕。以上被捕的经过和原因，满洲省委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即向中央作了报告，有案可查。当时的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也证明：刘少奇，孟用潜到警察局后，外面送东西很方便，前往接见也不困难。对他们没作政治犯处理，所以当时省委态度镇静．刘、孟在警察局期间，一直对警局作一般案件的应付，没听到政治态度有什么变动。这些，总能说明问题吧?”陈锡联微笑着说：“刘少奇等人被捕后立即承认了自己在党内的身份．并揭发了省委的其他领导人。这本身已属变节行为。至于省委其他领导人不知此事，或者说不了解内幕，这也能说得过去。但是，他要想证明刘少奇被捕审讯时的表现，那他显然不具备起码条件。”黄克诚大声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并未引起党组织受破坏，和牵连其他同志被捕、被杀。这就是铁的事实。据满洲省委一九二

（短暂的春秋350）

九年九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说：‘刘、孟被捕一事，在工作上虽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倾向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王鹤寿，杨一辰、何松亭等当时在党、团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的住址、机关，没有一处遭到破坏，也没有任何一位同志受牵连被捕；王鹤寿、赵毅敏同志还证明，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一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渡同志被杀以外，直到九一八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同志们所共知的。”陈锡联马上说：“不过，我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刘少奇有没有变化、叛变，同满洲的党团组织有没有遭到破坏，这可是两概念，也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不!”韦国清接着说：“原审查报告影射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省委大破坏，是刘少奇同志‘提供情报’的结果。这是蓄意歪曲历史。根据一九三零年五月十八日中共满洲总行委第十二号《通知》和一九三四年日本大孤对支经济联盟编《苏联和满洲的共产运动》、敌伪报刊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盛京时报》记载以及当时在省委工作的赵毅敏、杨一辰、王鹤寿等同志一致证明，这次大破坏，致使党、团省委领导人及党、团员三十余被捕，是由于当时杜兰亭(当时在团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后叛变，向敌人供出团省委机关的地址造成的。因为当时党、团委负责同志正在那里开会．因而使许多同志被捕。那时，刘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满洲去上海工作，这件事同他毫无关系。”陈锡联点了点满头灰发的脑袋：“叛徒和敌人都是狡猾的，尤其是钻进党内的内奸。我希望同志们还是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为好。记得毛主席曾和我谈话时，提到刘少奇：‘这个人很狡猾，很会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同我们较量，他善于伪装，善于编造种种借口和理由来为他的叛卖怍掩护。他一贯如此了，历史上也是如此。’这是毛主席亲口和我讲的，康生、张春桥都可以作证。”

（短暂的春秋351）

“事到如今，你还是抱守着‘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不放。这是很危险的。”韦国清在他面前第一次这么动怒。

黄克诚说：“我可再一次告诉你，刘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个月后，统治阶级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取保释放的。据孟用潜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补充材料’说；‘对我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对刘少奇也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杨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两次证明：当时对刘少奇判决‘检察一下，不起诉处分，取保释放’。还有当时任满洲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原奉天纱厂协理王广恩等人，也提供了类似的材料。”陈锡联又伸出一只手道：“我不排除这是事实。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其他党的领导人被捕之后，不是杀头就是坐牢，而偏偏刘少奇这个党的重要领导人却能一次又一次地‘取保释放’?为什么国民党有关当局总是对他格外开恩?你们口口声声说，原专案组仅凭搞逼供信编造的材料．就认定刘少奇‘投敌叛变’，进而凭空捏造说‘刘少奇积极地向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等大叛变活动。这些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罪名。好，我没有调查，所以不敢妄下断语。只是想彻底弄清，究竟刘少奇是运用什么法术，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党的组织的大破坏、大捕杀的厄运呢?他的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功绩究竟在那里呢?”聂荣臻拍了一下桌子：“陈锡联同志，你很不相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不相信中央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也不接受我们这些同志对你的帮助和教育，我们只能深表遗憾。”叶剑英也说：“党还会给你机会表现的。希望你不要固执己见，这样对你，对党都会有好处。”

（短暂的春秋352）

陈锡联痛苦地说：“我建议召开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非常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

韦国清冷冷地说：“这是中央考虑的事，我们只帮助你提高一下认识。”

黄克诚也苦笑道：“没想到我们的意见在你身上没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你们毕竟使我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在决定这样的大事时，我们应该平等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陈锡联刚说完，叶剑英按了电铃，向进来的那位接他来的年轻军官示意了一下，那名军官点点头，并护送陈锡联朝外走出去。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叶剑英喊道“你停一下。”陈锡联转过身去，那位老人还是原来那副他先前看到的模样，只是桌上的咖啡凉了。

“今天是军委的同志找你谈话。”他严肃地说：“不要向其他任何人泄露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不然，会出现误解的。”

陈锡联走出门后，那辆黑色高级轿车缓缓开来，正好在他跟前停下。那位军官打开车门，扶他上了车，门一关便疾驰离去。夜晚星星像璀璨的宝石嵌在深蓝色的天上，明月从辽阔的天空升起，把她那皎洁的光辉洒向人间。月亮是月亮，但在月亮的背后却是一团又一团的迷惘……日本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从十二月五日应华国锋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以来，连续几次会谈，便显示出华国锋对国际事务的生疏和死板，各种知识也很贫乏。这使得随同他的外交部官员深感焦急。大平正芳表示．日本考虑帮助中国进行“石臼所港新建一个煤炭、矿石专业化码头”、“兑州至石臼所的铁路”、“北京至秦皇岛复线电气化铁路”、“京广铁路衡阳广州段复线工程”、“秦皇岛港的煤码头二期工程”、“五强溪水电站”六个项目。对北京现代化医院的

（短暂的春秋353）

建设计划日本政府也准备给予积极的合作。华国锋对此表示得很迟缓，除了连声道谢后，又拿出官场套话搪塞；“这个问题嘛．请让有关方面研究后予以答复吧。”邓小平听报告后立即赶来纠正：“华国锋同志，我们对所有发达国家的积极表示，都应持欢迎态度，不可坐失良机啊!”

“我是主张稳妥一些好。”

邓小平并没有多和华国锋解释．他又单独和太平正芳举行几次会谈。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在文化交流和关于在渤海南部及渤海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并于十二月六日举行签字仪式。 “小平同志，在国事活动方面．还是你比我有经验，今后这些方面你可多发挥作用，同时也希望你多帮助我。”

“我们这些老家伙在各方面都得帮助你呢。”邓小平很不客气地说：“恕我直言，你这样下去不行．要丢中国人民的脸呢．起码有损于中国的国格。”华国锋脸一红：“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怎么能扯得上丢中国人民的脸呢?小平同志，我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不要呕气好不好?”

邓小平看到他那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便和他一起走进了大会堂一间小休息室，直截了当地劝他不懂的东西多和有关人员请教、商量，不要擅自回答问题，也检讨了自己说话不太注意的毛病，说：“我这个人就是这点不好，批评起来没鼻子没眼，说完拉倒．其实我是从来不记仇的。”华国锋心中有数，心里暗暗骂道：哼，谁不知道你邓小平现在是董卓专权，曹操当政，已经根本不把合法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放在眼里了．像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呢?但是，他也不过是皱眉蹙额坐在那里，目光盯着桌面，他感到实在没有多少话可以和邓小平讲了。甚至自己见他都有点发怵。

（短暂的春秋354）

“国锋同志，现在汪东兴、纪登奎、陈永贵和陈锡联同志表现都很不好啊!”邓小平说：“他们在下面经常发表—些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大唱反调的言论．已经在一部分群众和干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要求撤销他们的职务呢。”华国锋吓了一跳，急忙说：“问题有那么严重吗?如果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造成严重的混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特别是对待陈永贵同志．小平啊，我们在各个方面得让着他点啊!他毕竟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无论是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都有责任帮助他，而不能求全责备。你说对吗?”邓小平听了，觉得这段话讲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改变了口气，继续说：“如果说陈永贵同志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汪、吴、纪、陈这四位同志就不能容忍了。他们都是入党很久的同志了，怎么能不懂得纪律呢?现在，我们的党风叫林彪、‘四人帮’损害得已不成样子了。剑英、陈云、先念和我已委托中纪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问题的准则，就是要重申一下党的各项纪律。今后我们要从严治党，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华国锋身前摆着两杯茶水是在他等候其他同事谈话时留下的。他把一杯推到邓小平这边，等他伸手去接杯子时，他轻轻地说了句话：“小平同志，你的性子太急了。”邓小平笑了笑：“国内外有这么大堆问题等着我们去处理，我们再四平八稳地走路还行吗?我们的步伐必须迈得快一点，这样才能适应世界飞速发展的需要。”华国锋喝下一口茶水，平和一下胸中的怒气，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中纪委《关于对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我都看了。既然你们认为瞿秋白在被捕期间写的那篇《多余的话》都不算问题、不是叛变，那么关于刘少奇在三次被捕期间的表现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公开以后国内怎样评价……”

（短暂的春秋355）

话没说完，邓小平哈哈大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依靠共产党脚踏实地的奋斗和实践来写的，而不是看什么人的眼色和说法写成的，依我看，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纠正我们自己的错误，正是我们党有生命力和希望所在。我们大可不必害怕别人说些什么，我们只看一条，我们做得究竟符合不符合事实，其他的一律不管。”这时，只有这时．华国锋才清楚地认识到他比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要高明得多，要现实得多，所以根本就没有和自己商量的余地。自己这副堂堂的党中央主席、国家总理的身份，除了对其他中央委员能起点作用外，对这位小个子来说，已经形同虚设了。但是．尽管如此。华国锋还是不甘心地说：“现在中央有关部门纷纷传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位同志要进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你知造这种谣言吗?”“这不是谣言，而是全党全国绝大多数同志的心愿，说明了人心所向。”

“这么说，这种说法事出有因了?”

“不是有因，而是有果。你出国访问期间，我和政治局的其他常委，大多数委员都商量过这件事．我们都同意在五中全会上正式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多数同志没意见，就可以通过。”“不过，事关中央重大人事问题．我这个中央主席应该亲自掌管，起码也应该知道。我还不清楚的事，底下的同志倒都知道了，这总不是正常吧?”“国锋同志，”邓小平显得非常不悦地说：“我们还是不要再在鸡毛蒜皮问题上吹毛求疵了，这样不好嘛。培养党和国家年轻的接班人，全党上下都在议论，我们在一起碰碰头又有什么不可?议论和决定是两回事，就像我刚才和你讲对汪东兴等几名同志撤销职务的事，这只是我们俩商量工作时的议论，而不是作出决定，更没有实行。所以一旦传出去，我是不负责任的。我劝你大可不必小题大作。文化大革命前，正是毛泽东同志把一些本来很正常议论、小题，

（短暂的春秋356）

看作了不起的大事，弄得草木皆兵，从而掀起一场又一场的大风浪，终于把整个党和国家拖入一场大的灾难之中去了。这个教训，再也不能忘记了。”华国锋一下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再也没有勇气往下谈论了。许多憋在自己心头的话语此刻觉得再无说出来必要了。

“好，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个党再不要节外生枝，掀什么波浪，还是全党一致齐心协力地搞经济建设是正经事。”华国锋说：“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我看还是在会上讨论一下吧。”“对!”邓小平赞赏地说：“有话摆在当面来谈，在大多数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来个求大同而存小异，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不过，华主席啊．你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当家人，大家眼睛还是在看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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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常委会两派摊牌 华国锋见风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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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56）

四十三、常委会两派摊牌 华国锋见风转向

政治局常委会议开得虽然平和，但意见却十分激烈而尖锐，会议没有使用录音机，速记员也不在场。

“我们已进入八十年代了，整个国际国内对我们来说，都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邓小平依次扫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华国锋和汪东兴，从容不迫地说：“我在元旦政协茶话会上讲，八十年代我们要做好四件事：第一，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我还坚决反对了西单所谓民主墙的作法。我认为，不管有多少

（短暂的春秋357）

困难，我们都应该首先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这里．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前提，那种动不动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搞得人心惶惶，很不利于发展大好形势，而且从有‘四大’的自由以来．这种形式基本上就没起过什么好的作用。”汪东兴随口而出：“公民有使用‘四大’的自由，这是宪法所规定的。”

“宪法可以规定，也可以取消嘛。”陈云也冷若冰霜地说。

邓小平接着说：“一切法律的条文同党的各项决议，政策一样．凡是已被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对我们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实现新时期的目标不起好作用，都可以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它废除。”“那不太随便了吗?”汪东兴又随口顶了一句。

李先念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看来汪东兴同志已经成为我们各种决议提案的反对派，几乎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所有重大决定都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这样下去对党的团结和统一有利吗?”汪东兴说：“党章规定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也规定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陈云严厉地说：“但是汪东兴，当然还有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在私下里有大量的反三中全会路线的活动。” 华国锋感到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了。他从邓小平、陈云他们谈话的口气中已经看出，他们将会对汪东兴等人采取措施，然后再瞅准一个合适的时机把他们的错误公之于世。这无疑对他是个警告，也尽管是他所不情愿的．但他已经鞭长莫及了。叶剑英慢腾腾地开了口：“我感到我们的华主席从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才是最好的，他很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思，这并不排除他可

（短暂的春秋358）

以坚持和保留自己的看法。这里有一个纪律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华主席是做得好，而东兴同志，还有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同志表现就不那么好了。”“这决不是偶然的。”陈云打开他桌子上的文件夹．认真地说：“汪东兴等同志一再阻挠中央为少奇平反，除了说明他们头脑里还受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极深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还在组织上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迫害和诬陷刘少奇的活动，这点尤其是汪东兴同志的责任大一些。你先别急着辩驳，中纪委已经收到了大量的对你的错误和问题揭发，许多站出来的老干部、老同志提起你，也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咋的?不服气?不服气我们可以公布材料。”华国锋连忙打圆场：“同志们，我们还是商商量量地摆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华主席你可以作证，并不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和东兴等同志过不去，而是他们和大多数过不去．不仅和活着的人过不去，而且也和死了的人过不去。”李先念说：“所以，我倒有个建议，如果汪东兴等同志觉得无法和我们这些人共事，那也可以，你们可以痛痛快快地辞职。”汪东兴脸涨得通红，浑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冲上了头顶，冲上了眼珠子，他像一头激怒了的大象，正想狠狠发作一番，但当目光落在华国锋脸上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胸间的狂潮一下子又退了下去。华国锋说：“汪东兴同志是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合法的副主席，即使他个人提出辞职，也须经中央全会批准才行。这里有个组织手续问题，我希望大家都平心静气地考虑一下。”这一下，屋子里的气氛都冷却下来，出现了长达五分钟之久的沉默。

陈云说：“根据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汪东兴等同志的错误

（短暂的春秋359）

完全可以撤职。我们刚才都看到了《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其实，他们的许多问题都牵扯到了汪东兴同志，人贵有自知之明．你汪东兴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究竟如何？你自己心里清楚，广大群众和干部心里也清楚。过去我们糊涂，是在装糊涂，其实我们什么不知道?”汪东兴强作镇静地说：“事到如今，我说什么等于白说，干脆不说了。”

邓小平说：“有话还是说出来好，不说憋在心里多难受啊！”

叶剑英迟疑片刻，也开口说：“这次中央纪律委员反复查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推翻了扣在少奇身上的不实之词，可能有些同志一时接受不了。刚开始我也难以接受，认为还是慎重一些好。但看了大量的证据和事实，我都震惊了。看来，刘少奇这起案子，叶群把他们捏造出来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少奇的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欺骗了毛主席，也欺骗了我，欺骗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嘛。所以，东兴同志也不要感到难为情，充其量你也不过是上当受骗嘛。”“我没有上谁的当。”汪东兴的态度还是很倔强：“在刘少奇的问题，我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我没有个人发挥的东西。”

李先念说：“那时毛主席曾三令五申地说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他的大字报不准上街嘛。但是．张春桥却在同年十二月，单独约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把刘少奇的问题公布于社会。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乘毛主席不在北京之际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他的行动自由。”“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有两个人表现得最坏，这就是康生和谢富治。他们直接批准动用专政工具使少奇身边的人违心写材料诬陷他。”陈云讲到这里时，嘴唇和下巴都索索地颤抖了：“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伙同那个鬼制造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冤案。他们为了达

（短暂的春秋360）

到这个目的，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柞、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柞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这个妖婆子的决定．使杨承怍加快致死。他们这个专案组也使得王广恩被迫致死。江青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省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两小时即死去。至于他们对丁觉群、孟用潜使用的逼供手段，大家都可以看材料，那里面的问题真是触目惊心，我就不说了。如果汪东兴同志想认真的话，我们不妨把他在那个时候的有关指示和活动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汪东兴的脸一下子变得灰白．不得不双手捂住脑袋，连连叹气：“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怎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

华国锋的脸色也急剧地变化着，他已看到了常委会上的格局，而且除了服从他们的决定外，还能选择什么呢?他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深深感到自己将要下一个最大的赌注。这里一步不慎，也将面临着下台的可能。他回想起了前几天邓小平对他说的话。政治局常委会中四比二的格局将会把自己推向一个可怕而又危险的边缘。如果自己再不随机应变，手中所有的王牌都会在瞬间荡然无存。“我来说几句吧。”华国锋依然把自己摆到了会议主持者的地位，他很庄重、很严肃地说：“通过审读大量的调查材料，我也仔细地研究了中纪委关于刘少奇同志的复查报告和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同时也看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我感到这些文件很好。过去我不了解中央的情况，一九七四年以前我一直在湖南工作，在基层，对中央的斗争可以说根本不了解情况。我个人也根本不和谢富治呀，康生呀，江青呀这些人接触．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外，我和他们没来往。”叶剑英笑了：“我们这些都清楚。当时你也是走资派的嫌疑

（短暂的存秋361）

嘛。”

“对，对!”华国锋点着头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群众和干部给我帖大字报．说我是‘刘、邓的孝子贤孙’嘛。”

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都哈哈大笑了。

会议室的气氛立刻轻松下来，但汪东兴的脸色却更加难看了。

华国锋接着说：“所以，要说受他们的迫害，我也受得不少．只不过不如大家那么多就是了．原先我没有考虑过，这次也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和叶帅、先念等各位老同志谈心．我是会和大家很好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新时期的总路线而共同奋斗的。”汪东兴斜视了他一眼，捂住脑袋干脆闭上眼睛。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交换了一下目光．会心地笑了。

“华国锋同志刚才的表态很好。”叶剑英又说：“表明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可以随时改变错误的东西，虚心地听取大家意见，这正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所在。”会议开到这里．井没有算结束。按照邓小平的提议，这才是政治局常委会的正式开始。

会议又开了整整两个小时。

散会时，胡耀邦奉命来到了。

邓小平和陈云将他引到另一间房子里。

“华国锋已经彻底认输，向真理投降了。”邓小平说。

“这么快?”胡耀邦的眼睛里露出兴奋的光彩，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但当消息证实时．他又感到惊疑，不禁说道：“唉．他无论如何不是政治家的料!”陈云说：“你赶快选几个最得力的同志，分别和陈永贵、吴德、纪登奎同志谈话，公布他们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让他们正式向中央写检查，促使他们尽快辞职。”

（短暂的春秋362）

“制定一个计划．一个应急的计划，不要再安排这些人，尤其是汪东兴公开活动。报端上也不能让他们再露面，”邓小平说道：“然后准备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然后再问全会公布。” 在下午五点钟，哨兵刚刚换了班。两辆崭新的红旗轿车开到了吴德的住宅门口。由于哨兵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正打电话和屋里的秘书联系。他那对黑溜溜的眸子一下看到了坐在车里的邓颖超，眼睛都发亮了，赶快放行。邓颖超是已故总理周慝来的夫人，不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而且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过去，这些年轻的军人只是从报纸和电视上见过她，如今难得这么近，他们都有一种格外亲切感。邓颖超毫无表情地直视着前面．灰白的短发在下车时被风吹得零乱了些，她伸出左手理了一下。先下车的胡耀邦急忙跑到她跟前来搀扶，她接受了他的这份殷勤和好意。当她快进客厅的时候，吴德还茫然无知，正倚在床上看那本《基度山恩仇记》的小说。当消息传过来后，他还以为没有动身呢。真的，自从上次会议后，他的消息就不那么灵通，他准备了一份洋洋大观的情况报告，准备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好好解释一下他的观点。“什么?邓大姐来了?唉呀，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两分钟后，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吴德出现在他们俩面前。不知怎的，他一见胡耀邦那副板着的面孔心里就不踏实了。一种即将出事的感觉笼罩了他的情绪。 他知道，从一月七日开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胡耀邦主持，正在召开第二次会议。邓颖超、黄克诚都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据接到的文件透露，黄克诚在会议上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抓党风党纪，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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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原则的贯彻执行．必须同破坏党的纪律的现象作斗争。每个党员都必须要和党中央的路线保持一致。”当然他也知道，这次会议将要通过三个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三份文件都将要在中央十一届五中会会上审议。“吴德同志。”邓颗超安详而又严肃地说：“我们是在会议休息期间决定和你谈一次话，要你认识一下三中会以来你的一些错误言行，当然也要对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的一些错误进行批评和帮助，希望你能有所认识。”“邓大姐，我不知道我个人有什么错误!”吴德说：“至于我在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时，人们的一些不同反映，我认为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胡耀邦对此只是冷冷一笑。实际上，吴德的这种回答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并没突如其来的感觉．而且已有所准备。政治局的成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对于这五、六个人已经感到怒不可遏，以致于在背后悄悄地称他们为“新四人帮”，也有的叫“五人帮”了。“你必须理解两件事，吴德同志。第一件事是，鉴于你目前的态度和所犯错误，中纪委认为你无法履行你所负担的职务，建议你立即辞职，报五中全会批准。”如暴雨袭击，尽管吴德的内心已掀起巨澜波涛．但在表情上纹丝未露。“第二件事是，鉴于你所犯错误的影响．我们希望你能作一些自我批评，以便取得全党的谅解。特别是在党的五中全会上，你的态度的好坏将直接关系着你下一步的安排。”胡耀邦说完，注意观察了一下吴德的表情。他很惊诧，坐在对面的那个人仿佛没听见似的．好长时间不吭一声。

当胡耀邦又把这两条重复一遍后，吴德才淡淡回答：“我已听清了。我只是想问一下，你们这样做，请示了华主席了吗?”

“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华主席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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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见状，很耐心地说：“吴德同志，你这样提问就不好了。党中央现在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领导．你只承认一个人而把其他同志置于领导之外，本身就是不合适的。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劝你还是接受中央的建议，想开些，不要固执己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见到的例子，凡是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立场的人，都会犯很大的错误．最后只能是毁了自己。”对邓颖超，吴德不敢随便顶撞，只得点头默认了。

但是他们前脚走，他刚送他们返回，就马上拨通华国锋家里的电话。

“哦，是吴德同志啊，对不起，华主席身体不好，刚刚体息。”秘书很婉转地说：“最近一段，他的情绪很不好，我建议你还是这一段时间里不要给他打电话，请不要来找他，让他安静一段时间好不好?”这实际上是拒绝了他。

吴德很感愤然。刚才他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时．那边告诉他：华国锋正和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谈话，双方就共同的关心问题交换了意见．据耿飚说：“华主席兴致很高兴，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准备进一步和美国改善关系，建立一个全球防御苏联人侵的新格局。既然能和美国客人谈话两小时．难道和自己交谈半小时也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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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汪纪吴陈离开政治局 耀邦紫阳进人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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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65）

四十四 汪纪吴陈离开政治局 耀邦紫阳进人常委会

就在胡耀邦、邓颖超和吴德谈话的同时，纪登奎、陈锡联也分别由黄克诚、韦国清等人出面，和他们进行了类似的谈话。

纪登奎、陈锡联愤怒至极，在他们走后大骂不已。

现在，这些人把求得公正解决的最后希望完全寄托在华国锋身上了。他们认为，只有华国锋能够以其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三重身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但是，事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表讲话的就是华国锋。

“同志们，通过审议中纪委的几个文件，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所谓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内奸、工贼．纯属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一伙对他的诬陷和迫害。至于少奇同志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例如什么指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变投降啦，同美特王光美结合啦，通过孟用潜和美国司徒雷登进行勾结啦等等，统统都是造谣，是胡说八道，是钻进党内的坏人妄图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骤，必须彻底清算!” 汪东兴大吃一惊，敢情这位被称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流传毛泽东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条子的英明领袖，转起变化来也是一百八十度，比其他跟毛泽东不那么紧的人还要快!这次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

坐在华国锋两边的，已分别成了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汪东兴来到要往主席位上就座时，一位年纪不小的工作人员很

（短暂的春秋366）

客气地把他请到下面最后一排的沙发上。

新增补的政治局委员胡耀邦、赵紫阳、彭真、邓颖超和王震。显然早已知道会议的内容，不住地和其他委员打着招呼．谈笑风生地交换着意见。陈永贵进来时，亲热地和吴德、汪东兴打招呼，但当华国锋宣布会议开始并发表讲话时，他的那双眼睛就逐渐地僵直了。

华国锋说：“林彪、江青一伙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还一口咬定，刘少奇同志在全国解放后，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各国革命运动等罪行，说他已经成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总代表，现经中纪委查明，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刘少奇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同意大多数常委们的意见，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以反复核实材料后，我们今天提议请政治局委员们审议一次，然后以政治局的名义提交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批准和作出相应的决议……”陈永贵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吴德：“华主席今天是怎么啦?他怎么会同意……”

“嘘，小声点．邓小平要大开杀戒了!”纪登奎凑到陈永贵耳朵边说：“华主席已经向人家彻底投降了!”

吴德的脸色蜡黄，觉得头晕目眩，两耳轰鸣，痛苦地哀嚎连声。

陈永贵说：“到时候我们发表意见，坚决不同意他们的结论嘛。中央不能为了一个刘少奇，就可以不择手段地贬低毛主席。他们口口声声还称毛主席伟大，像现在这样天天往毛主席脸上抹黑，还怎么能证明毛主席正确?”坐在他们对面的彭真．一直在观察着他们几个人的动静，他给胡耀邦使了个眼色，说：“瞧他们，正在策划反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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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不动声色地笑道：“看有几个人能听他们的！”

这话真让他说着了!

华国锋的这番话，把“两个凡是”派们的精神支柱一下子给打断了。当正式讨论开始时，就连陈永贵也蔫不唧的，连说话都不像原先那么理直气壮了。陈云见状，又进一步点火：“中纪委关于对康生、谢富治的审查，也证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陷害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党内外普遍要求彻底清算他们所有的罪行。这次我们也一并交五中全会审查。还有……” 他说到这里时，那双深沉、老辣、眯缝着的眼睛在与会者中搜索着，当他转动在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等人身上时，那双目光凝固了：“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有些人至今仍在坚持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观点，反对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背后串通，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党内外群众和干部检举、控诉他们问题的信件，雪片似的寄到了中纪委……”

“有的同志反映，他们只要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这四个人的形象，就会联想到‘四人帮’的罪恶。”彭真开了口：“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对我们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极为不利，我们还是建议政治局会议能够免去汪东兴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职务；免去纪登奎、陈锡联二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免去吴德的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组副书记职务。同时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提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免除纪登奎、陈锡联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吴德担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彭真的提议一出口，会场一下子卡了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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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连人们的呼吸和咳嗽声也听得一清二楚。

这时，汪东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有些人不是口声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吗？不是再三再四地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不是强调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干四化吗？不是允许党内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实行‘三不主义’，要求健全民主制度吗？怎么到我这里时这些好传统都不讲了？连潘汉年、瞿秋白你们都容得下，为什么容不下我们四个人?” 没有人回答他。

纪登奎开了口：“我早就向中央一些负责同志提过，纪登奎思想迟钝、学识浅薄，已经难以完成担负的党和国家各项领导职务。我想来想去决定辞职。希望政治局会议能够批准我的请求。”“我也是这样，一来身体不好，二来年老多病，三来为了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罪了不少同志。我也觉得继续留在政治局内已属多余，所以正式提出辞职。” 吴德说到这里，两串混浊的泪珠已夺眶而出顺着脸腮流下来：“如果纪委认为这样还不行，那要关要杀都可以，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

华国锋望着这种局面，特别是看到那几张熟悉的面孔罩上愁云，即将离开自己而去时，一种凄楚的孤独感袭上心头，连他自己也不知产生了一种什么滋味。 还没有等他缓过气来，陈锡联也站了起来，双手抱着头道：“诸位同志，不要大家为难表态，我们辞职就是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别说去掉职务，就是要我这颗脑袋，我也会很高兴地摘下来。就请大家批准我们辞职吧！”叶剑英虎着脸，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邓小平脸上绽出笑容，这种局面是他渴盼已久的。他侧过身，对陈云耳语了几句，又转过身，同华国锋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说：

（短暂的春秋369）

“刚才四位同志其实都已表了态。我看很好，这是在党的会议上，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发表。还是老话：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四位同志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就存在着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很有意见嘛，大家不同意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嘛。当然，对他们．不能和对待‘四人帮’一样，我还是主张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以观后效。”汪东兴又顶了一句：“可以一撤到底，清洗得干干净净你才可以睡安稳嘛。”

邓小平这下笑起来：“东兴同志，不要这样，这比你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内斗争来说，文明得多，民主得多。你们想想．当初你们对待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不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最大的肚量!就是最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态度!如果‘四人帮’、林彪能学百分之一我们这样子，党和国家就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灾难!”“小平同志刚才讲得很好!”李先念也开了腔：“希望汪东兴你们四位同志冷静一些，我建议华主席，请刚才这四位同志出去回避一下，我们好对他们的问题展开讨论，以便表决。”这下华国锋才转过神来，机械地朝汪东兴等人点点头：“请你们四位同志到隔壁休息室里回避一下，等待政治局会议对你们的结论。”

汪东兴抑着一丝希望，深情地看着华国锋，但华国锋的目光不敢和他正面交锋，马上错开了他的那双灼热的眼睛，对其他与会者说：“我们继续讨论吧。”再没有什么犹豫的必要了，纪登奎率先往外走．吴德、陈锡联紧跟而去。最后汪东兴才站起来，说不上是恋恋不舍，还是悔恨交加地离开了会议室。 稍加停顿，大厅里爆出了一阵由衷地掌声。胡耀帮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唉呀，早该这样了!这四个

（短暂的春秋370）

人，简直是压在政治局头上的四座大山，弄得人心惶惶，连大气都不敢出。”

赵紫阳笑道：“搬掉了绊脚石，对我们又是一次解放。这下才真正是甩开膀子干了。”

彭真说：“要不是感到众怒难犯，他们才不会自动离去呢。这也叫民主和法制的力量，这说明今后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让他们滚蛋吧!”表决的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政治局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同意他们立即辞职，并提请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

当胡耀邦走进隔壁的休息室，向四个人宣布这项决定时，他们多少有点瞠目结舌，恍恍然如同一场梦。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家生涯已经结束了。政治家离开了权力和职务，如同失去了表演的场所及舞台，那和政治生命的死亡没有多少区别了。“那么，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当他们站起身来往外走时，胡耀邦伸出手去，想显示一下告别的情谊，但是他们谁也设有伸出手来。

他多少感到有点难堪。

大厅里的讨论还在继续。

刚才发生的那短暂的一幕已经结束，没有多少人会对此表示关心，除了那二、三个与他们有着共同命运的人外。大多数人，包括华国锋在内，为了体现大公无私和党的原则的纯洁性．都争先恐后地历数那四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好像他们压根儿就和自己没有接触过似的。连陈永贵也表了态：“我也觉得汪东兴等同志太过份、太不像话了?党员嘛，总要服从党的纪律，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指责党的主席、副主席呢?我们应该从他们四个人身上吸取必要的教训．有不同意见没关系，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和提出嘛．但不能搞小组织派别活动，更不能搞分裂。”

（短暂的春秋371）

谁也说不清他讲这番话究竟是指谁。

会议继续就一些重大问题上发表着意见，

许世友大咧咧地问：“瞿秋白不是写过反党启事《多余的话》吗?听说在那篇自首书里多处谩骂共产党，吹捧国民党。”

邓小平问道：“你看过《多余的话》吗?”

许世友急扯白脸：“我怎么能看过呢?我如果能看上，岂不成了‘四人帮’了!”哄堂大笑。

陈云说：“世友同志，你是个大老粗，也要学点文化嘛。瞿秋白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纪委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许世友“噢”了一声：“我还以为他升了官呢。看来毛主席的话的确也有错误，他说叛徒大都是贪生怕死，为了活命才坚决反共。这瞿秋白人都死了，还贪什么生?活着的人都可以平反，死了的人更应该平反了!坚决给他恢复名誉，彻底平反！”有人想笑，没敢笑出声。邓颖超说：“还有一个潘汉年的问题，也应该平反。他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后来又被定为‘内奸’，许多同志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了牵连，这是党的历史上最重大的冤案之一，中纪委的同志经过大量复查工作，证明他和其他有关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内奸，而是对党忠诚，为党的事业怍过重要贡献的同志。为了平反一系列重大冤案，耀邦同志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还有紫阳同志，”邓小平说：“他可是个难得的实干家哟。他和耀邦同志多年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有实践经验，也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政治局常委会一致推荐他们在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谈谈。”徐向前皱着眉头，认真地思索着．脸上露出冷冷的秋霜。

李德生沉默不语，看样子有满腹心里话欲讲又止。

彭真点点头：“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短暂的春秋372）

倪志福也说：“我也同意。”

叶剑英笑道：“我看不一定人人表态了，还是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手举了起来。

“那么反对的意见呢?”

没有任何人表态．也没有任何人举手。

．不知是谁捅了陈永贵一下．陈永贵好像才从睡梦中醒过来，喃喃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

最后，聂荣臻、张廷发、韦国清、乌兰夫又对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意见，要求五中全会对此作出相应的决定。

总结还是由华国锋来作．不管他脸上的笑容是由衷的，还是勉强的或者伪装的，反正看上去很亲切，很慈祥：“我们开了个很好的会，很团结的会。大家畅所欲言，真正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样很好。们提交五中全会的所有议题和文件全部通过。如果大家再没什么，那就散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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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徐向前巧妙避陷阱 邓小平果断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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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72）

四十五、徐向前巧妙避陷阱 邓小平果断除障碍

前一天的傍晚，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完参加国际体育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和国防部长徐向前元帅进行了谈话。他们进了房间后，随手关上了大门，房间内装有良好的隔音设备。看得出来，华国锋想在元帅前倾吐心里话，但元帅一开始就持谨慎态度。他似乎感觉到，对面这位被捧为英明领袖的党的主席和

（短暂的春秋373）

政府首脑，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和领导素质。

“徐帅，我一向对你很崇拜．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支持我。”

“我一直在履行着我的职责，不敢有任何松懈和失职的地方。”

“你知道吗?让你当国防部长是我提议的，而别人提的并不是你。”

“你不是已经给我讲过了吗?我再次表示感谢。”

“我现在很痛苦。唉，这时候我才理解了毛主席过去许许多多指示和决定的真实意义。”华国锋呈现出一脸忧愁：“中国这份家当，不好当哪。我常常晚上睡不者觉，饭也不想吃，我总有一种孤掌难鸣的感觉，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不是有许多人在帮助你，支持你吗?”

“不行，他们都没有力量。”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唉，我自己也难说。我现在是身不由己，甚至明天干什么我也说不清。”

“哦，”徐向前笑了笑：“连你自己都说不清，别人就更说不清了。华主席．我看你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一切顺应潮流罢了。”

华国锋听了．像一个小男孩那样呲牙咧嘴地笑了笑：“徐帅，我们都是山西人，你看出来了吗?山西人实际上很老实，重感情、讲义气、能够委曲求全……”“那也不一定，那里也有好人，也有不好的人，什么事情也不能绝对化。”

“那是，那是。”华国锋吞吞吐吐，并没有把要讲的心里话讲出来，也没有从徐向前嘴里听到他想要听的话。

双方沉默了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两人都心事重重地端起茶杯喝茶，时而相互凝视一下对方的面孔叹口气。

“你说叶帅这个人怎么样?”华国锋突然改变话题，问道。

（短暂的春秋374）

徐向前一怔，马上说：“你看呢?”

“你看他有点出尔反尔了吗?”徐向前反问一句，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我劝你再不要想入非非了，那样一点用处都没有，只会给自己找些烦恼．甚至招祸!”华国锋的思维显然不在固定的一点上停留，而是像一匹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那样。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一九三五年九月，毛主席和张国焘围绕着究竟是南下川康还是北上抗日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国焘不听中央的决策，竟然背着中央，给陈昌浩发布密令，要他们就率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要武力解决毛主席。是叶剑英看到电报后，跑到毛主席驻地，把它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机立断，马上率军北上，离开了险境。现在，我又听到不少说法，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或文件证明张国焘曾有过那样的密电。徐帅．你那时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到底有没有那个密电啊?”徐向前也感到很奇怪，党中央主席的思想又跑到这里来了。他沉思了片刻，说：“反正那个电报我是没有看见过?在给张国焘处分的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指控过他的这种罪行，而这条罪证可是最有说服力的啊！”“那么，叶帅为什么要编造这条假象呢?”

“他和你谈到这件事吗?”

“谈过多次。”

徐向前显然对此有了兴趣，转过身来，关心地说“你给我讲讲，他是怎么说的。”

“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一天，我俩在一次谈话中，他对我说：‘要不是我向毛主席揭发了张国焘，也许就没有今天。毛主席多次提到我的这件事。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谈到长征中左路军和右路军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因为这个电报上说：南

（短暂的春秋375）

下，彻底开展党的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叶帅还说：一直到建国后，毛主席对我的这一点始终念念不忘，多次提到此事，说我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嘛。有一次，他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叶帅提到这些时，连我也怀疑，毛主席会说那样的话吗?我怎么没有听到?”徐向前说：“我不知是他记错了，还是故意要这么说，反正我是没有听见过那些话。当然，张国焘不是个好东西，他认为自己人多枪多，想取代中央，取代毛主席。但究竟有没有具体事，还要靠证据来说话。”华国锋也笑了：“对!他们不是一直在讲实事求是嘛，今后我就要处处事事给他来个实事求是！”

徐向前问：“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华国锋说：“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让我多接触些国际问题。小平对我说：‘你是党和国家的代表，不熟悉国际事务不行。今后你把重心放在国际上，国内的问题，党内的问题，让耀邦、紫阳他们来干。’”“那么，你对国际问题又有些什么想法?”

华国锋说：“八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将是更加动荡、更加紧张。苏联入侵阿富汗，说明它已把‘有限主权论’，从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扩大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不结盟的伊斯兰国家，这是苏联霸权主义彻底的大暴露，它教育了全世界，让大家更看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这次在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的投票表决证明了这一点……”华国锋夸夸其谈这一番高论时．徐向前反而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其实．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和令人难以捉摸的巧妙之

（短靳的春秋376）

处。就在华国锋和徐向前进行密谈时，又一对山西籍的老政治家也在谈话，他们的水平无论从哪一角度衡量．都是上乘一流的。

彭真和薄一波自从重新工作以来．一直忙于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按照邓小平给他们的分工，前者重点抓法制建设，后者则是协助胡耀邦抓党务。他们虽然都是山西人，但对华国锋、陈永贵这些人没有一点好感，而且充满了愤恨之情。他们对华国锋迟迟不给予自己平反而耿耿于怀。“你看出来了吗？"薄一波对彭真说：“华国锋抛弃汪东兴等四人，其实是为了保全他自己。他还想继续过去‘左’的那一套，搞他的专制主义。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残余极重，人们看重正统，所以……”“所以要把民主和法制放在国家的重要地位。”彭真点点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人民体会到了民主与法制是国家的支柱。没有这两根支柱，社会主义的大厦就要倾塌。有了这两条，不管是华国锋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就是想搞独裁专制也难了。”“不过，这个人靠不住。”薄一波说：“有他在台上，过去‘左’的那一套迟早会露头。因为这个人的经历和言论，都和过去的极左事件和路线紧紧相连。即使他只字不讲，那些人也会把他当成一面旗帜的。所以我想，还是采取法律化的程序，尽早地解决隐患比较好。”彭真想了想说：“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在想，而且小平、陈云、叶帅、先念等同志都在思考，耀邦为此已经作了不少文章了。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而又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造成了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直到今天．还保留着这种痕迹。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主义的东西，很容易发生。所以中央在陈云、耀邦等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才要搞《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短暂的春秋377）

这样，我们今后的斗争就有了合法化的依据。”

“我看下一步的目标该开始了。”

“不要看急，先稳住局势。这也和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一样，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先夺中小城市，最后再夺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薄一波笑道：“看来．你也学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本来并不错，是被林彪、‘四人帮’他们给搞坏了。”彭真微笑着说：“现在我们就用毛主席的一套来对付他们，也让他们尝尝滋味。不过，话还是说回来了，毛主席还总算有远见，没有把事情作绝，不然，哪里会有眼下这个局面呢！”，进入八十年代的头一个冬季．邓小平就对热衷于西单民主墙，搞那些“要民主，要人权，要自由”的所谓民主人士沉下了脸，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一霎时，数以百计的人被以种种罪名拘捕了。北京公安局和各分局紧急出动，捣毁了数十起地下刊物和地下组织的窝点。这意味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在出现富有戏剧性的转变。一九八零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说：“现在有一些社会思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的许多东西．能说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邓小平推开桌子面前的茶杯．神态非常严厉：“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的残余还在。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

（短暂的春秋378）

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批人，其真实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犯罪分子打击一下。但还只是初步收获，还要对各种犯罪分子继续坚决打击，努力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在谈到有些共产党员、干部支持所谓非法刊物时．他说：“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面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二月七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委员在会议一开始．就学习和讨论了邓小平的那篇讲话。强调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神情显得激动：“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看法，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可以把它取消。”韦国清接着说：“能写上也就能把它取消。”

（短暂的春秋379）

谭震林说：“我现在一见那些大字报、大标语就头疼．就好像又看见了文化大革命。那场动乱．没有给我留下一点点好印象．我对此愤恨不已．”赛福鼎突然冒了句：“对什么事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

“我看，对那场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全面否定．一点好处也没有．”谭震林斩钉截铁地说：“不把它彻底否定就给它留下了隐患，就会造成动乱的后果。”乌兰夫也说：“现在对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动乱．都要统统取缔，统统制止．对那些至今还搞派性的人．要毫不姑息地撤换下去，不能给他们半点自由。”这么一来，这次人大常委会很快达到了共识．一个大规模的以整顿杜会治安为名义，重点取缔非法组织的措施和决议一个一个地出来了．

二月十六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

大年三十．华国锋邀请部分科学家座谈，围绕“到本世纪末我国现代化要达到什么水平，什么目的?”的中心．让参加座谈的人们畅所欲言，发表看法。但是．很明显．华国锋这个举动同样是个姿态。名为座谈．实际上还是想让大家听他的。许多有远见的科学家提出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的一系列主张．华国锋便沉不住气了。华国锋又开始滔滔不绝：“与外国交流先进科学技术．这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闭关自守是不行的。但是，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果抛开我们现有的基础，完全依赖从国外引先进科学技术，我们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对这些新、老科学家来说，华国锋的讲话依然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措施，说了等于白说。这点使他们很失望。

（短暂的春秋380）

连续两天，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和首都党政军民三万人举行盛大联欢晚会，欢度春节；又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举办的茶话会。他们努力表现出一副中央政治局空前团结的姿态。以稳定局势。 华国锋还单独召开同农业科学家的座谈会，他除了强调那个“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新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索，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老调子外，还引人注意地对农业问题作了指示：“要加快农业建设的速度，必须抓住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一环．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要有不同要求。”

人们很敏感发现，这位党政军的第一把手再也不提喊了近二十年的“农业学大寨”了。而且，消息灵通人士都已知道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犯上严重错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正销声匿迹。只是大家还不敢怀疑，他们的错误同正频繁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的华国锋有什么关系。而他，也想洗刷他和他们的牵连。这点，恰恰是邓小平这位精明的政治家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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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刘少奇平反获批准 凡是派下台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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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80）

四十六、刘少奇平反获批准 凡是派下台成定局

二月二十三日，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了预备会议。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及其支持者都知道，如果他们提出的各项议程获得通过的话，就离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目标不远了。就是华国锋和其他的人物也都同样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希

（短暂的春秋381）

望他们依然保留自己的位置，哪怕作个门面也在所不惜。

开幕的这一天，《人民日报》特意报道了“内蒙古新发现一个大油田”的消息，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规，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盖会议的顺利召开。当到会的中央委员二百零一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八人都同意会议的各项议程，并进行了分组表决后，会议才正式开始了。第二天，叶剑英就会议要讨论成立书记处的问题发表专题讲话。

他说“我同意成立书记处的决议，也同意决议中提出的书记处的职权范围。虽然我觉得职权范围小了一点，但目前只能如此。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中年人的明天……”华国锋只觉得两耳轰鸣起来，眼睛也出现了一种模糊感。他的话说得那么明确，书记处就是接中央的班，莫非中央总书记就是要接我这个中央主席的班?我比胡耀邦还要小六岁．究竟谁年轻?这种暗示和预计都会令人实在无法容忍，而且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按照列宁的学说，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的同志组成的。”叶剑英回头扫了坐在身旁的华国锋一眼，那神情好像他的这番话是专对华国锋一个人说的似的：“我们讲中央书记处接班，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个人的班。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他只看上个马林科夫，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权。我们党‘八大’以后成立以邓小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书记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搞了一个‘中央文革’．把书记处忘掉了，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但在实践中也没有解决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为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

（短暂的春秋382）

住。”

这番话说得很含蓄，但作用是很清楚的．既然毛泽东侧重个人交班，而且林彪、王洪文这两个接班人都选错了．那么最后这位华国锋能对么?华国锋觉得自己的心头隐隐作疼，坐在那里，脸上火烧似的，热辣辣得难受。但他还是忍受着：若无其事地摆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干脆装糊涂到底吧。显然，叶剑英的讲话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而是和那几个老政治家们商量过的．那里面的词句字斟句酌．完全考虑到了将来的措施．

“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这样做，除了有利于解决接班人问题外．好处很多：(一)可以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国际国内大事，更好地解决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动，更加有预见性。(二)中央领导同志能有更多时间更多机会下去同地方接触。(三)便于中央科学分工，抽出一些领导同志们到外国参观学习，把外国的经验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更好地知己知彼．领导四化建设，在经济上、文化上较快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国家……”华国锋想，这一套都是毛泽东所否决了的!当初毛泽东也有这样的善良愿望，把常委分为一线、二线。设立了书记处．但是．很快刘少奇、邓小平就利用这个合法的组织措施架空了毛泽东．使党中央主席连召集、出席一次会议的机会都没有了。要不是毛泽东以罕见的气魄和胆略采取重大措施，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夺权，毛泽东也早就丢权靠边站，顶多能成个无害的、不起作用的摆设品，就像自己这样。这时，他觉得胸闷堵得慌，不由得伸直脖子长吁一口气。叶剑英又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

（短暂的春秋383）

个人，独断专行，他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

这是在暗指毛泽东．也是给自己敲警钟。

华国锋不是傻瓜．这一段来，叶剑英显然是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这些人完全站在一起的。只是此人不是处处露面．不是积极冲在前头罢了。他就像一个深藏在云雾之中的老道，轻易不出来，只是在关键时刻指指点点，为他们摇动一下进攻的旗帜而巳。“大智若愚”这句话，对他来说真是有着点睛之妙!会后，叶剑英专门提出要和华国锋个别谈话，华国锋屈尊而去，坐到了他的对面，就像学生向先生讨教似地先问了几声好。

“好，好，我的身体还说得过去。”叶剑英连声说：“关于书记处人选的事，我担心你想不通，所以特意和你谈一谈。你看这十二名候选人怎么样啊?”华国锋笑着说：“叶帅，我一向非常尊重你，对你提的任何意见我都没有持过异议．我只是想提醒您．这十二名候选人中的年龄．没有一个比我小的，都比我大。”叶刽英哈哈大笑了：“是哟，是哟，这十二名人选，我和小平、陈云、先念都反复考虑了，他们比我们小。比你都大，正可以帮助你处理好日常工作．使你腾出足够的时间学习提高嘛。比如耀邦、紫阳，他们一党一政，都是你很好的左右手，都能为你独当一面。”华国锋心情稍微平静了些．不怎么像刚才那样烦躁了。私下里，他甚至开始在怀疑自己是否有点太过敏。现在看上去，无论邓小平还是叶剑英和陈云，都对自己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大概也是为了换取自己在会议桌上对他们提供关键性支持吧！但现在汪东兴等已经没有出席这两天的会议，政治局的人多数都在投靠邓小平他们．他们正牢固的掌握和扩大在中央全会上的多数票，他不得不为此而忍气吞气。“我对这些候选人不会有太多的意见．实际他们都在中央主持

（短暂的春秋384）

着一两个重要部门，成立起书记处也便于贯彻中央的精神。”

“对，你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叶剑英说：“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拿书记处来说．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都只有一票，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识大体．顾大局，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我的这些话，同样适合于我们的常委会和政治局。”“你放心，我会很好地服从中央的决议和党的纪律的．只是对个别人选我还有保留性的看法……”

“那无伤大雅。”叶剑英轻轻弹着桌子说：“个别成员不合适，将来都可以调整嘛。不过．我看这里的成员，哪个也比吴德、纪登奎，汪东兴这些人强嘛。起码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跟林彪，‘四人帮’搞到一起。这一点最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党的今后啊!”华国锋不好再说什么了。

中央全会的分组讨论并不都是文质彬彬的泛泛而谈，许多人在一些问题上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许世友在骂起那几个辞职的人来，不乏一些庸俗下流词语。只有爱吹毛求疵的陈永贵在讲话时有所约束，尽管他的语调是酸溜溜的，他和他的支持者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想竭尽全力地抗争。华国锋感到不安了。

这回轮到他主动地把陈永贵叫到自己家里，推心置腹地劝他要识时务，不要走得太远了。

“永贵同志，你再不能坚持过去的那一系列主张了。”华国锋诚恳地说：“汪东兴他们硬碰硬顶，邓小平他们已经逼他们下台了。如果你们也离开政治局，那我就更是光杆司令了。”“华主席，难怪汪东兴跟我说，华主席要是连我们这些人都保不住，那他自身也是难保的。”

“所以．我们只有让步。”华国锋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

（短暂的春秋385）

础上让步。”

陈永贵哼了一声：“现在还谈什么四项原则，我看他们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农村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

华国锋迟疑地说：“不能那样一概而论吧。据统计，去年全国粮食和油料、棉花、猪、牛、羊．禽蛋．蜂蜜、水果等都全面增了产嘛。全国粮食征购量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一百零三亿斤．超额完成了任务呀。”“华主席，那只是现象。”陈永贵大声说：“现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农村社员们个个想的是发家致富，根本不考虑国家和集体，人心已经乱了。就拿山西和昔阳来说吧．许多地方和大队也顶不住从上到下的压力．正在向资本主义道路上走。”“永贵同志，这话今后再不能讲了。”

“可我讲的都是实话呀。”

“是实话也不能再讲了。”华国锋很严肃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大局。现在的大局就是安定团结。没有这一点，什么也谈不到了。中央既然已经这么定了，依靠你、我的力量绝对拉不回来的。如果我们还像当初那样固执己见，只能作无谓的牺牲损失。怪我保不住拥护我的同志，是的，我已经力不从心了，永贵同志．我说句心里话，就连我自己．能不能保住还悬着里。”陈永贵的心猛地颤抖着，瞪着眼睛任凭泪水往下流，往下流。

全会讨论过程中，最热烈的问题莫过于给刘少奇平反和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的辞职了。与会者纷纷发言，其勇跃程度是历次会议中少有的。许世友专门找到了陈锡联，拍着他的肩膀吼道：“你这位老兄，中央表态就表态嘛，为啥要和大多数人唱反调呢？革命干的好好的辞什么职?”“你以为我愿意?”陈锡联一脸懊丧相：“不辞不行啊!辞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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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是党中央的决定。”

“你看看，你看看。”许世友压低声音说：“当初你跳得那么高时．我就跟你说过．现在是非常年头．不要乱跟人。”

“跟华主席还能错了?”

“他?我看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许世友神秘地说：“我叫人给他看过相．他不是什么真龙天子．他只是个门面皇帝，顶多也是三、五年的事。”“你就会开玩笑。”

“骗你我是王八！”许世友挺认真地说：“华国锋这种主还能在政界混？一到顶马上就是大滑坡，这一滑就滑到沟底了。我看你还是急剁车．马上给小平同志写个检查．承认一下错误，也许还会站出来．或者这一次就不辞职了。”陈锡联苦笑了一声：“晚喽，一切都晚喽。不过我并不后悔。作为一个深受党的教育和毛主席教海几十年的干部，我很满足，总算我没有丢掉毛主席的这面旗帜。这一点．就是到了九泉之下，我也安心些。”“你．太死心眼了。”

“老兄．我没想到你这样的七尺汉子，竟在今天的场合说出了这么多的失败论调。”

“这也都是事实。”

陈锡联搂起许世友的肩膀说：“看来．我这个人还是没有远见．今后要派你来代理我，我一定要好好向你学习。”

“什么屁话，我还能取代你?你放心吧，绝对不会！”许世友说：“不过．你这样把权力拱手送人．我看是一种怯弱的表现吧．好了，我们今天不说那么多了。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到你府上拜访去!”这次会议对华国锋来说．却是非常轻松的．许多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基本上无需他多过问和插手．而他也懒得多过问，放手让胡耀邦等人去干。但是．大量的外事活动的材料和报告如同雪片似的向他堆积而来．有些外宾也得他出面接待．这样一来他便在深更

（短暂的春秋387）

半夜从床上拖了出来．被带上轿车直驶人民大会堂。

那天，正是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外交和国际经济合部部长科尔内尔·布尔劳卡率领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代表团访华时．本来应由邓小平或李先念出面接待他们．但是推给了华国锋。 看来．华国锋正是求之不得的。

不管在党内他是多么不顺心，但在外宾面前他笑容满面，完全是一副无拘无束的乐天派神态。

“我们对自一九七八年我同齐奥塞斯库同志会谈以来，中罗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感到满意。”华国锋说：“请你转达我对罗马尼亚党和政府及齐奥塞斯库本人的问候。”“主席阁下，近闻国外对中国党有了种种传闻，请问您是否能够证实一下他们的种种说法是否真实?”

“敌人的造谣习以为常．请罗马尼亚同志大可不必信以为真。”华国锋说：“国外猜测中国党分这个派，那个派，其实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只有一派，那就是中国人民派！”“那好．那我们就放心了。”

“请您转告齐奥塞斯厍同志．我们党的最高层是团结的，政局是巩固的。可以说中国党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就在华国锋同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两天后．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发表．公报指出：

“……五中全会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四位同志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严肃而又恰当地处理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这一精神．积极负责地继续解决类似的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井教育党员和群众，

（短暂的春秋388）

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密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前途努力奋斗……”

即将离京的罗马尼亚客人看到公报后．不禁对华国锋同他们的谈话产生了怀疑：究竟是这位中国党的主席对他们有所保密．还是他已对中国政局失去了控制?华国锋显然不想在人民面前造成这样的影响或认识，因而显得有些蹩脚和可笑。

就在五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又于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举行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

华国锋在二十四日上午，代表中共中央就五中全会的各项议程作了说明，并征求意见。

华国锋以当家人的口吻说：“文化大革命前，党有个很好的传统，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与党外同志协商讨论．以便集思广益．把事情办好。粉碎‘四人帮’后．党恢复了这个传统。我们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领导工作。所以．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让胡耀邦、赵紫阳二同志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们还决定恢复党的八大所决定的并在十年间证明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日常机构．打算让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由赵紫阳、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等十一位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这时，史良提问了：“请问华主席，中央全会能够通过或选上这些人吗?”

“没多大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充分工作。”

“那么．党的全会是否真正的民主?”

“那是当然的。”

“那为什么直抒自己意见的汪东兴等四人要被迫辞职?坚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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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自己的意见同撤换不执行三中全会路线的干部是否矛盾?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同汪东兴等四人辞职又是否相称?”

华国锋这时打着哈欠说：“不矛盾，他们四个人的错误不仅仅是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了不同意见．而是在历史上就犯有错误．这点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数。”又有几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很直率地问道：“请问华主席．您是否在刘少奇问题上犯过错误?”

华国锋脸一红．稍有不悦地说：“这不仅是我，而且整个党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从随同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手中接过一个本本，照本宣科地念道：“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表明党决心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贯彻在党的全部实际活动中的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错误被反革命阴谋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利用，造成了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果．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同时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一系列冤假错案，都一一进行平反。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仅是为了刘少奇同志个人．而且是为了使党和人民永远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用一切努力来维护、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使类似刘少奇同志和其他许多党内外同志的冤案永远不致重演．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这就是我对大家的回答。”直到公报发表后．参加这次座谈的一些精细的人发现，华国锋讲的，正是五中全会公报上的话．基本上一个字都没变。

这，大概就是华国锋坚决服从中央决议，保留个人意见的一个注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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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华汪空谈误战机 众人议定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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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390）（伯强校）

四十七、华汪空谈误战机 众人议定换总理

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机要都是具有毕生经验的高级公务人员，必要时可以让他们知道中央的最高机密；他们必须是这样的，他们经手处理那些可以使政治局成员倒台的信息和材料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向任何有关的人泄露。所以，有许多这个部门发生的事，或许海外都传遍了．但那个部门可能一无所知。全会即将进入选举和表决时，胡耀邦前来请示华国锋：“最后这几天的会议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应不应该参加?”

“我看应该。小平他们的意见呢?”

“我还没有征求他的意见。”胡耀邦显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华国锋。其实，他已经和其他几位副主席都达成了共识，不准备让这四个人参加最后的表决．华国锋说：“那样不好吧，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人的中央委员资格取消呀。中央委员是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出来．不让人家参加他们心服吗？”

邓小平听了胡耀邦的汇报，表情冷漠地说：“那就让他们参加吧，无非他们来了不投我们的票嘛。我就不相信我们的选举过不了半致。”

尽管由央办公厅给汪东兴等人发出通知，但除了陈锡联外，其他三个人都请了病假，拒绝了对几个决议和文件的表决。

华国锋用怀疑的目光看了两遍关于汪东兴生病的纸片。他第一次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对自己助手的怜悯之中。过去他不记得对任何犯错误的人产生过什么同情。汪东兴与其说是犯有错误

（短暂的春秋391）

的罪人，不如说他才是一个真正坚持毛泽东路线的英雄．华国锋心里想．

全会结束后．他调了一部车．专程赶列汪东兴家里来看望他．

汪东兴并没有表现过多的热情．他显得闷闷不乐．头上的白发好像突然增加了许多．脸上、额上的皱纹也突出地醒目了。

“身体不适了？”华国锋问。

“主要是生气所致．血压总是降不下来．”

“莫要激动．过几年也许会好的．形势会有转机的。”

“几个决议全部通过了吧?”

“全部通过了．当然有不少人投了反对票，但正如你预料的．我们根本扭不过乾坤来。”

汪东兴苦笑了：“晚喽！当初该扭转的时候你不扭．到现在一切都晚了．真可惜．我们辛辛苦苦栽出来的桃子．到成熟季节时却吃不上了．被人家摘走了。”“想开些．不要过分伤心．花开自有花落日．蓄芳待来年嘛．这是一位同志捎给我的一句话．我把它再送给你吧．”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要有所准备，邓小平并不会到此止步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使你下台，好完成他们清洗得一干二净的天下。”

“会这样吗?”

“哼．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目内无君子。这句话．我算服了．所以，我对我自己的遭遇倒无所谓了，担心的是你！”

“可是．五中全会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他们还敢在大会上把我选下去?未必吧!”

“十二大什么时候召开?”

“还没有最后确定。”

“确定了由你作政治工作报告吗?”

（短暂的春秋392）

“还没有。”华国锋不以为然地说：“这些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十二大的主要议程是：(一)党的工作报告．(二)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三)修改党章；(四)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纲要；（五）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名额为一千六百名。按代表人数十分之一的比例选举候补代表．以备选举代表缺额。”汪东兴皱着眉头听完．深思地说：“从表面上看，丝毫没有动你的迹象。但从措施上看．每一条都是冲着你制定的。就像当年毛主席为了对付林彪，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措施。为什么邓小平他扪要取消‘四大’?害怕群众，害怕真理的传播。将来好镇压人民的反抗嘛。国为他可以控制宣传舆论工具．但控制不了人民群众中的‘四大’武器。他想剥夺人民同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后一点自由，华主席啊，你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就……”

华国锋感到恐惧了。汪东兴伸手拉住他的手时．发现他正在哆嗦，便安慰地说：“不要怕，我这里绝对安全，不会出问题的。”

“不过说话要注意，隔墙有耳啊!”

“我已经让人作了彻底检查，我这里的人也绝对可靠．不会有人出卖我的。”华国锋有些焦躁不安了。他似乎后悔贸然来看望汪东兴，总觉得他巳变成了一个危险分子，一个足以能够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的危险分子。他戴上了他那副茶色眼镜，这样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那忐忑不安情绪。透过镜片，他郁郁寡欢地凝视着汪东兴。华国锋想离开他，但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对自己又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使自己又不能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愿意存有一线希望，他也许可以为自己出其不意地提供一些好的可行方案。最后，自己拿定主意，听完他讲的全部意见。汪东兴瞪大着眼睛透过桔黄的灯光呆呆地望着华国锋，而华国锋已经从艨胧的灯光下瞥见了他脸上的泪痕。

“东兴同志，我想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邓小平也只不过是满足把一些老同志解放出来，给他们重新工作的机会。现在他们如

（短暂的春秋393）

愿以偿，该让步的我全都让步了。他还要怎样呢?”

“有什么根据?”

“这是邓小平亲口跟我说的。”

“你就那么相信他?”

“他再三说他是不会失言的。”华国锋坦率地说道：“他希望我和他互相帮忙。”

“那好，我找出来一件东西，我让你看一看也许会对你有些启发。”汪东兴说完起来，走到他的文件柜旁，打开那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绐华国锋说：“你再仔细看看吧!”华国锋打开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下达的《中共中央文件》第十四号，文件的题目是《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文件里附着一封邓小平于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这么两段话，汪东兴用红铅笔勾划出来，使华国锋一口气看完了：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求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

（短暂的春秋394）

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出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华国锋恍恍然好象作了一场梦。他那一只拿文件夹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

“你看到了吧？”汪东兴说：“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邓小平。他写检查，不过是个手段，当他用这套手段欺骗了毛主席后，紧跟着就来搞右倾翻案。同样，他在第二次被打倒以后，也给你写信，也是首先来段假检讨，他现在起劲地搞的那些东西，不都是当年他检查中口口声声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玩艺吗？”“这些我都知道了，我也看到了。”华国锋大声说：“但是你说该怎么办呢？”

“和他们斗。”

“斗得过吗？怎么斗？让他们把我们统统赶下台？那才叫斗吗？”

汪东兴一下子哑口无言了。

华国锋像是一度克服了他对下一步命运的恐惧，不再害怕作为一个什么问题被揭露出来，不再害怕被捕的后果，如果他遭受失败。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相当平稳的了。也仅仅是此时此刻。汪东兴好像刚刚知道自己过去是多么幼稚可笑。以为在会上唱唱高调就是坚持原则，就是捍卫毛泽东旗帜哪。现在看来，政治家的成绩是在于他的效果，而不在于他的口号和宣言。他站在自己的门口看着华国锋上了轿车离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华国锋请他干的，他都干，他不管是代谁受过，是代毛泽东，还是华国锋，还是他自己，反正他自己已经被赶出了中央政治

（短暂的春秋395）

局，失去了那个最令人兴奋和追求的位置，现在只有他华国锋似乎还在中央的最高交椅上合情合理地稳坐着，但是他已不能保护别人和自己了，除非时局和政局再发生根本的变化。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到十二点整，该是午夜了。汪东兴感到腹部的肌肉紧缩一团，神经末梢处于紧张状态了。每当他考虑完一个重大事件而找不到最好的办法或措施时，他都会有这种感觉。

赵紫阳告别了工作过五个年头并为他嬴得了巨大声誉的四川省，正式到中央工作，从眼下看，他已荣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了中央书记处，等待着他的是灿烂的前程。但是政治前途往往是难以绝对预料的。它好像是由五颜六色光环组织而成的漫长路程，有着诱人的奇香，也有着险象横生的陷阱；有着如花似玉般的美女招手，也有潜伏很深的毒蛇和猛兽的窥测；当那里一片欢声笑浯朝你迎来时，早巳瞄准好你的枪口已经喷火了。你能否胜利？能否衷心得到一切？取决于你的头脑是否敏捷，意志是否刚毅，手段是否得当，本领是否高强……当他接到邓小平的电话召唤时，并不感到奇怪。他甚至连准备都没有准备一下就上了轿车，吩咐司机直达邓小平住地。

邓小平在家里和万里、韦国清、还有另一个人打桥牌。他正玩到兴头上，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不时地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珠。见赵紫阳进来只是略微点点头：“来了，好，请坐吧，呆一会耀邦同志也来。”正说着，胡耀邦也进来了：“好哇．你们娱乐得正带劲，把我给漏下了。”

万里起身让座：“来来，请总书记上阵和小平同志干几盘。”

邓小平连忙拉着万里坐下：“不用他，不用他，他是臭牌手，干工作还可以，打桥牌是个永远毕业不了的小学生。”

韦国清也让赵紫阳：“请你上来打—阵。”

（短暂的春秋396）

赵紫阳忙摆手；“不行，不行，我和耀邦同志差不多，也是臭牌手，是常输将军。”

满桌哄笑。

邓小平说：“紫阳同志治邦是高手，打桥牌是低能儿。能文武兼备才行哪。他是我们四川的大救星。短短几年，把我那个多灾多难的家乡改变了面貌，不简单哪。他和纪登奎是同乡，—个要跟极左攀亲。所以我们只好选了紫阳同志了。”众人又是大笑不止。

“你们说一说，紫阳同志干什么工作比较合适啊？”邓小平一边打牌一边和人们谈工作，竟毫不分散精神，使胡耀邦、赵紫阳惊讶不已。

万里说：“我看让紫阳当国务院总理最合适，别再让华国锋兼着了，他有何德何能胜任三职呢！”

胡耀邦说：“万里同志的意见很好，华国锋不能一身兼数职了。其实他过去是把工作交给纪登奎干的。现在应该交给合适的人干，紫阳就最有条件。”邓小平笑了：“看来我们是不谋而合啊。紫阳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觉得我刚到中央，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还是熟悉一段时间后再定吧。”赵紫阳说：“要干还是先干副总理。”

邓小平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我早就和叶剑英同志交换意见，这个总理的人选非你莫属。要不是打算让你挑总理这副担子，还不选你当常委呢。”赵紫阳看到了胡耀邦使过来的眼色，马上改了口：“好，既然小平同志信任，我就决不辜负小平同志的信任。接受这副担子干吧。大概还得人大常委会任命吧。”邓小平一边打着牌一边说：“先上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下来后立即上任。然后再上人大常委会追任。下次人大会议，还要讨论

（短暂的春秋397）

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一条。你们看看，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热闹吧？”

“热闹好嘛！”胡耀邦说：“干革命就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如果总是死气沉沉的叫人喘不过气来，还不把人憋死了吗？”

邓小平笑道：“耀邦就是爱热闹。”

就这么坐了两、三个小时，都是海阔天空般地闲聊漫扯。

赵紫阳和胡耀邦渐渐地坐不住了。当他们瞅准邓小平正全神贯注地与万里一睹输赢时，乘势告辞而出。

这时，一股新鲜空气扑面而来。赵紫阳如释重负地说：“一件大事就这么定了吗？”

“也可以说是定了。”

“华主席那里能通过吗？”

“他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胡耀邦说，“此事已经由不得他了。”

“他已成了空架子了？”

“莫非他还想当货真价实了？”

“将来怎么给他个结论呢？”

“识相点，自动辞职。”胡耀邦说：“不然只能被全会选下去。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不是用这种手段对付过刘少奇吗？我们如法炮制就是了。”赵紫阳说：“这个问题总得上会呀 ！”

“你放心，小平同志很快会有安排的。”胡耀邦估计得一点没有错。不出三天，政治局常委会就在怀仁堂小会议室里举行了。那天傍晚七点半，太阳已经落下去了，漂浮在天空中的云彩，正在逐渐改变着颜色，淡灰色的薄雾笼罩了中南海，那里的华灯一下子都亮了。华国锋临开会的前两个小时，才由李先念给他讲述了要准备研究的议程。看样子，他很窝火，满脸不情愿的样子，问道：“改变总

（短暂的春秋398）

理要经人大常委会讨论批准，我们这样干合适吗？”

李先念说：“你别急，不合适我们还可以不动嘛，老同志的意见也是为了使你腾出时间来好学点东西，重点抓全面工作，又没有别的意思，你着什么急？”一直到开会的时候，华国锋的眼睛还是戒备十足地瞅瞅叶剑英，又看看陈云，最后扫了一遍胡耀邦、赵紫阳和邓小平、李先念，以平抑的声调说：“五中全会既然已经定下了许多任务，我们还是分头落实为好，不能老开会，整天埋在会议堆里并不好。”“有些问题总得决定嘛。”邓小平说。

“是啊，有些大事不开会怎么能行呢？你是党中央主席，总得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嘛。”陈云说。

叶剑英说；“五中全会的公报一发表，立刻受到了全党全国的热烈拥护。我看了不少报告，大家都反映中央五中全会开得及时，开得果断，对那四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处理也比较适当，符合安定团结的大局，也体现了党的干部政策。下一步是考虑如何使常委们更好地分工，以便发挥每个同志的作用的问题。我认为华主席不宜再兼任国务院总理，把这个职务让给更合适的同志来担任。”“那么，谁更合适呢？”华国锋问。

邓小平马上回答：“我看赵紫阳同志就比较合适。”

华国锋显然已经有了准备，他冷冷地说：“如果大家一致同意，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不过这总理由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吧，对不对？对外我还是名义上的总理，对内由紫阳同志全部负责。这样，工作搞得好与坏，我不再负责任了，也省得人们说三道四。”“这样说话总不合适嘛。”陈云说：“你毕竟还是党的主席，工作大家是分头干，班子里你是班长嘛。党中央主席不宜再兼国家总理，这早已是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为什么毛主席要在五十年代末死活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就是为党、政分开，腾出主要的精力来学习、来抓中心工作，也就是他常说的国内外大事。现在，常委

（短暂的春秋399）

们都一致希望华主席能尽快熟悉中央和国内外一切大事的决策过程，多积累一些经验，避免走弯路和不犯错误、少犯错误，所以都要尽可能地为你分担些工作。这是好意。”邓小平说：“这的确是好意。”

胡耀邦说：“这的确是好意。”

胡耀邦说：“自从党的三中会会以来，中央的班子一直实行着分工合作，集体领导的原则，所以各项工作一直进行得不错。我希望华主席还是能和大家继续团结下去……”话语里隐含着另一层意思。

华国锋的胸膛里感到了一种痛苦，像是有一只巨大的铁锤在猛击心头。他指头松弛了下来，两手托在桌子上。他喝了两口茶水，稳了稳情绪，睁开眼睛，低沉地说：“请同志们放心，我会和大家很好地团结在一起的，也会很好地遵守党的纪律的。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么怎好就怎么办吧。”赵紫阳暂代国务院总理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是在对外宣传上，华国锋依然是总理。三月九日，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政府总理乔森潘来华访问，华国锋以总理的名义，在耿飚、姬鹏飞副总理的陪同下冒雨到机场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华国锋在钓鱼台国宾馆休息时，和姬鹏飞随便聊起来。

“你看我担任总理这一段来怎么样？”

“很好，你的作风很民主，大家很佩服你。”姬鹏飞说：“当初乔冠华不服气你，在刚刚粉碎了‘四人帮’时说过，在你手下当外交部长好比是‘陪太子读书’。现在他很后悔，说：‘没想到华主席抓治国安邦还有那么多的办法，看来毛主席这个接班人选得对，毛主席的确有眼力。’连乔冠华都佩服了，这说明你的确得人心。”华国锋苦笑一声：“唉，说什么话的人都有，由他们去吧。对了，过一段我想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你看怎么样？”

（短暂的春秋400）

“为什么要这样？”

“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抓党的中心工作呀？”

“我看不必。你在中央常委中是最年轻的。按照常委的分工原则，你应该在一线抓实际工作，兼任总理，更可以多接触些实际工作，便于积累、总结和实践管理国家的经验。所以，我建议还是兼个五、六年以后再逐步退到二线去。现在书记处的同志的年龄都比你大，这不是好现象，还应多培养—些年轻人嘛。”“你把你的意见整理一下，给我好不好？”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在另外一次有外事活动的场合，姬鹏飞把一份他指示写的书面意见交给了华国锋，华国锋很快作了批示，发表在只供中央政治局委员参阅的《情况汇报》上，然后他又亲自去西山找叶剑英。“叶帅，”华国锋殷切地说：“中央这块摊子我想来想去，还得你老人家挂帅呢？”

“不行，我老了。我早就要求把我的名字排到邓小平同志后面去，你们不答应。现在，我还是再一次希望，中央能让我退休。”

“不，不。你老人家还是应该发挥大的作用才好呢。”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再一次提出应由你来挂帅，你却要让我干，我干了这么三、四年后，有人又不大喜欢我干了，在关键时刻我希望叶帅能帮助我、支持我，没有你当后盾，我非垮掉不可。”“你看你，怎么又讲这个话呢？小平同志不是很支持你吗？有他帮助你当军师，你什么样的困难也能克服得了。我不行了，老了。”叶剑英说：“特别是这一段来，我有明显地苍老之感，手脚也不那么灵便了，记忆力不好使了，所以我一直想往下退。你有事还是多找小平、陈云、先念他们谈为好。”华国锋有点奇怪，为什么叶剑英要摆出这样的姿态呢？

“叶帅，选拔接班人，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蹴而就的。这有一个逐步交接的过程。在书记处这些成员中，我的年龄和他们相比，我

（短暂的春秋401）

是最年轻的。”

“是吗？”

“是的，所以我一直想，总理这个职务我还是再兼几年比较好，这样对我也是一个锻炼。我的身体总比他们好一些嘛。”

叶剑英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华国锋看见他满是寿斑的脸上露出极其复杂的笑容：“华主席，我看不要再变了，常委们已经决定的事何必再推翻呢？将来等我们这些老家伙去见马克思后，中国还不是你们说了算！”华国锋又糊涂了。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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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少奇平反舆论先行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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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01）

四十八 少奇平反舆论先行 取消四大异口同声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季节．万物获得了生命的力量，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当春雨淅淅沥沥的笼罩了北京城区时，人们能够略感残冬的寒意。但那含苞待放的迎春花，毕竟已经吐出了它那特有的奇香，在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着，飘荡着……按照胡耀邦的精心设计，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舆论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着。

三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署名为“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九二五年》，并由胡耀邦审定加了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在上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对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刘少奇同志是在身患重病，并遭受敌人迫害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长沙养病的；刘少奇

（短暂的春秋402）

同志在长沙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我党又利用上层关系营救保释。邓中夏同志在广州欢迎刘少奇同志的群众集会上说：“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最勇敢的一位战士。”这是在全国、全世界第一次公开为刘少奇平反的消息，所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三月十六日下午，华国锋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聪明正副会长访华团时，古井喜实很有兴趣地向他询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情况，并指那张报纸问：“当时的真相是这么回事吗？没有出入吗？”华国锋说：“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我党的五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主要是从组织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会见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和上次相同的位置，又发表了《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的长篇文章，编者按又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等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具体领导武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而英勇的斗争，曾夺回被英帝国主义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至于当时湖北省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和纠察队缴枪等问题，责任在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刘少奇同志在武汉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从未被捕过；从武汉去庐山养病，党中央是知道的。林彪、江青等一伙诬陷刘少奇同志为‘内奸、工贼’，完全是蓄意罗织罪名。”三月十八日下午，华国锋会见卢旺达外交和合作部长恩加访华之前，还在一字—句地看这篇文章，他问随行人员：“编者按是谁写的？”

“不知道。”

“告诉他们，不要写得太过分了。写的越实事求是，越能赢得人们的同情，过则适得其反。”华国锋摘下眼镜，略显不满地说。

三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

（短暂的春秋403）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的文章，编者按说：“这篇文章以确凿的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九年受党中央的派遣，在反动势力十分疯狂、环境十分恶劣的东北，同其他同志一起，发展革命斗争，艰苦卓绝，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期间，刘少奇同志是被捕过，但他始终坚不吐实，反动派的法院只得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根本不存在投敌叛变的问题。一九三零年四月，满洲党、团省委遭到的大破坏，是由于当时在团省委工作的杜兰亭被捕叛变而造成的，刘少奇那时已由党中央调回到上海工作。林彪、江青等一伙用移花接木、逼供伪造等卑鄙手段，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完全是蓄意栽脏。”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完全推倒了原来扣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

为此，胡耀邦很得意。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华国锋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接见出席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们到休息大厅时，胡耀邦已经在那里了。“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华国锋应付道；“好，好，很好！”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以几百万、几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了三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打倒了。”胡耀邦兴奋地说。哼，要不是中央的权力发生变化，你们三篇文章顶个屁！华国锋心里愤然不平地骂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臭的可以说成香的，黑的可以说成白的，这里面的奥秘实在难以说得清啊！其实，华国锋心里完全清楚，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的，正是毛泽东。

那还是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华国锋，听他汇报关于湖南省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几次提

（短暂的春秋404）

到了刘少奇；“我那位对头在湖南臭不臭啊?”

华国锋说：“早已批得臭不可闻。湖南人民决心把刘少奇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说：“刘少奇不是我们人为地能够批倒的。历史上几次被捕，出来得都不那么光明，向敌人求活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叛徒啊!以后钻进共产党内，充当内奸、工贼。他的情况．过去我们都不晓得，是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华国锋说：“刘少奇钻进党内隐瞒了这么多年。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的国家。”想到这些，华国锋头上汗珠忍不住冒了出来。

他们正说着，邓小平、彭真等人也陆续来了。胡耀邦问道：“正好小平和华主席都在，你们看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什么时候开比较好呀？”

“莫慌，莫慌，”邓小平笑着摆手：“现在舆论还没有造成声势嘛。继续发表一些拨乱反正的文章，先分清是非嘛。追悼大会不过是个形式，而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让大家都看清林彪、‘四人帮’的本质嘛。”于是，从四月份起，《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继续发表为刘少奇辩白的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容混淆》、《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薄一波写的回忆刘少奇在一九三六年批准出狱的文章《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历史功绩》等文章都起了重要作用。四月上旬，在研究讨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议题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耀邦又提出了为刘少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的问题。

华国锋说：“追悼大会只按一般规格就行了，不必再下半旗，像刚刚死去的国家元首那样，因为这毕竟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嘛。”

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一切按国家元首逝世后的待遇搞。要组

（短暂的春秋405）

成最高规格的治丧委员，地点选择在人民大会堂．其气势要和周总理的规模一样。我们既为少奇同志平反，就要拿出真正的大气势来嘛。”

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都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华国锋只好收回自己的看法。

“悼词由谁来致好呢?”胡耀邦又向。

按理应该由华国锋致．他是中共中央主席．无论从地位和影响，由他出面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他很想推掉这份殊荣．主动地提出：“我看这个会议应由剑英主持，小平致词。他是国家主席嘛，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大会完全是最高级别的。”陈云看出了华同锋的用意，就说：“少奇同志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嘛。由你主持追悼大会最合适。至于悼词，我倒同意华主席的意见，就由小平同志来致。你这个当年少奇司令部里的副帅给主帅致词，情理上也说得过去嘛，对不对?”最后这几句开玩笑的话．把刚才的不悦气氛为之一扫，几位常委的发言又都活跃起来了。

“我主张再写一篇《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文章。”胡耀邦说：“彻底批判和消除人们中好像刘少奇平反，就是否定毛主席的。”常委们一致赞成。

唯有华国锋心里觉得好笑：“他们明明是在否定毛泽东，还偏偏要打出毛泽东的旗帜，这还不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想好好地大笑一顿，但不敢，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自己。

就连邓小平也没有估计到：他关于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的建议，会在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受到了一致的响应。四月八日下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史良、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一进休息室，早已恭候在那里有叶剑英、聂荣臻、乌兰夫、

（短暂的春秋406）

韦国清、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等人都站起来迎接，向早已杜门谢客、在家静养的一代巾国领袖宋庆龄问候。

“听说要修改宪法．这是大事．我不能不来啊！”

宋庆龄是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但仍是体态丰盈饱满．面容端庄雅典，身穿短杉旗袍．一举一动都显示着特有的魅力。叶剑英说：“取消公民的四大权利．正是为了保护公民们的基本权利啊！早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就有不少代表个别或联名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这条条文中有关‘四大’的提案，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许多委员在讨论‘西单民主墙’时又提出了这条要求。所以，在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我们正式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希望大家认真审议作出决定。”宋庆龄点点头：“这是大事．应该好好讨论啊!当初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讨论修改宪法的时候，我就向毛主席提出，应该制定一部科学的、能够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法来作为国家的支柱．不能老是修改，改来改去，都会把人搞糊涂。”彭真说：“是不能随便修改，老是修改根本大法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不稳定的集中表现嘛。”

但是提到大字报这些形式时．许多人大常委都纷纷摇头．认为那不是什么发扬民主的好办法。

这并不奇怪。

许多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遭受过冲击。一夜之间“打倒”、“火烧”的大标语、大字报就像巨雷震耳欲聋般地铺天盖地而来，不是无中生有，就是夸大其词．甚至“揭隐私”、“捕秘密”、怎样耸人听闻，大字报的作者就怎样写。而且大多数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不署名，有时写一些“打鬼队”、“捉狗组”等来无踪、去无影的名字，叫你如坠烟雾之中，骤然感到暴雨如注．积水成渠，却不

（短暂的春秋407）

知道自己该如何辩解．刹那间一个人的名誉遭到损害．各种污蔑倾盆而渲泻，大多数委员们都有类似的遭遇，所以很快引起了共鸣。

史良说：“前一段，我的孩子一没事就去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带回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离奇古怪的传说．我真为他们担心啊!”

这下好了．人大常委会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他们可以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同一些被他们称之为“不三不四的人”展开斗争了．会议展开正式讨论时．气氛大振．空前的活跃。

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不住地理着灰白的头发，引经据典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取消‘四大’完全必要．第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证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有人搞了‘四大’，我们自己却搞不了‘四大’，”彭真插话说：“他们一开头气势汹汹，就把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搞到了不平等的地位上，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呢?”“第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杨秀峰说：“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帜．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坏人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魏京生之流就是这样干的……”“对！魏京生钻的正是‘四大’的空子。”

“我发现，凡是别有用心的人都善于利用‘四大’，倒是安分守己的人不会利用。”

“阴谋家总是利用此来作文章的!”

与会委员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

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杨秀峰仍在发表着他的意见：“第三、把‘四大’写进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和教育科研秩序，不利于

（短暂的春秋408）

四化建设。第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从文化大革命到‘西单墙’，一些坏人正是利用大字报泄露了不少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他一边讲，一边举例子，使不少委员为他所说服，纷纷点头称是．

胡愈之说：“我看‘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从实践上看．它不但不利于发扬民主，而且还破坏了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被利用来搞所谓大民主．宪法被践踏，公检法机关被砸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实践上看．‘四大’实际上是野心家、阴谋家整好人的工具，是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四块石头，四根铁棍子。实践证明．搞‘四大’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得到保证．”李瑞环也说：“大家忙着搞‘四大’．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业务、生产，势必使生产受到破坏。林彪、‘四人帮’利用‘四大’制造派性．天天大吵大闹、大批判、大围攻．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袁雪芬也说：“我们那个地区．有的人现在还在利用大字报扰乱人心，破坏

安定团结搞四化．我们还是应该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各项提案进行表决。

会议由彭真主持。

宋庆龄等人以“身体不适”为名请了假，没有参加大会。

会议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权利中“四大”的条交的议案。

同时．人大常委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副总理的职务。并决定，接受吴德辞去本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请求并报全国人大下一次会议追认。邓小平在会议闭幕的当天便详细听到了彭真，韦国清的汇报，

他问：“宋庆龄同志对我们的各项议案有什么意见。”

（短暂的春秋409）

彭真说：“她说她尊重大多数委员通过的各项决议。表示不想过多地介入党派之争和政治漩涡。”

邓小平笑了笑：“看来不少民主党派都有相同的态度。殊不知我们党内的每一个风波都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利益。”

韦国清说：“委员们都对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的辞职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当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并把他们的检查印发给大家后，委员们也就理解了。”邓小平点点头，松了一口气。

他想起了陈云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五中全会上的一段话，越想越觉得他很有远见。陈云在提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职时说：“我同意他们提出的辞职。他们检讨的内容是表示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的认识程度。他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当时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还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想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查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大家散会，完不了也只好暂算完了。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应该说，陈云的意见还是得人心的。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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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吴德离政坛清闲无聊 少奇追悼会庄严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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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10）

四十九、吴德离政坛清闲无聊 少奇追悼会庄严隆重

吴德辞职以后，就呆在家里，哪儿也没有去。开始很不习惯这种闲散的生活，总觉得很无聊。总想出去走走，拜访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但他想到了后果．还是忍住了。他懂得“背后活动”的含义是什么，一旦背上了这个名声，他就是浑身是嘴也很难说清了。他每天看报纸，看文件．看小说，逐渐地有所习惯。他真正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含义。

那天，他参加毛主席纪念堂出来后，在广场东侧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女人身影。他们周围再没有什么行人。他忍不住走到她的跟前，已是四十岁的人了，依然乌黑发亮的头发．戴着一副眼镜，漂亮而又有一种无可言喻的哀伤。她也发现了他，两个人相互凝视了有好几创始钟的时间。确实无话可说，他只说了声她的名字：“李纳！”

她后退一步，回报一声：“这不就是吴德吗？”

“一晃几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到现在你才想起我来了？我过得怎样你又能怎样呢？你能给我什么帮助？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吧！”

如同泼了一瓢凉水，吴德呆若木鸡的站在那里，眼看着她远远地离去。是的，在她眼里，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像夹缝中的人，双方都不信任他，都把他看作异己。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受到了政治家的孤独的滋味。四月三十日晚上，吴德孤苦伶仃地坐在家里看电视，屏幕上的那一切至今使他留念。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庆祝五一的联欢。

（短暂的春秋411）

华国锋由邓小平、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等人陪同，走进联欢会场时，两旁的观众起立鼓掌，表示他们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景仰之情。唉，人们永远是为在台上掌权的人欢呼鼓掌的，不管是谁只要今朝有权，就会为他大唱赞歌，一旦他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马上就会变成千夫所指。他从屏幕上看到了彭真的形象，感慨万千，涌上了一股酸甜苦辣的滋味。

当初彭真被打倒之后，见了他一副可怜巴巴的表情，连说话都显示出屈从的样子。现在他还是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跟华国锋谈话也不是那种拘禁受约束了，而是显得轻松自在。倒是华国锋好像受到了限制，连鼓掌的架子都感到别扭。吴德从电视上获悉．叶剑英、李先念二十九日在广州和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联欢晚会。许世友、李德生也分别在南京、沈阳同群众一起参加庆祝活动。如此详细地报道政治局委员们参加五一纪念活动的消息，与被冷落在一边的他们四个人的下台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无聊的时候，他走到院子里散步。或者抬起头，天上密密麻麻和地上的灯火一样的星星。有时，他发现天上的星星活了，～颗．二颗、三颗，明晃晃、金灿灿地跳动着，好像睁开了快活的眼睛。四颗、五颗、六颗，看他们挤挤挨挨．排成长队，也像怕孤单的样子。此时他又忍不住叹了口气。“首长，华主席来看你了！”

“真的?”吴德一跃而起，几乎是一溜小跑地来到他家客厅。华国锋已经脱下外衣，正在客厅里看墙上悬挂着的照片。

“华主席，你好!”吴德恭敬地说：“这几天我～直在电视上注意着你的身体，你比以前明显地瘦了。”

“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这一段，我总看见你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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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分工，让我主管外事工作。我又是接见外宾，举行会谈，又要去贝尔格莱德参加铁托同志的葬礼，回来时又视察了吐鲁番盆地，所以工作很紧凑，我自己也感到很累。”“邓小平他们在干什么?”

“准备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还要准备起草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将来六中全会的文件通过。他们的关注点全部放在国内，尤其是军队。”“那是实权啊！”

“我何尝不知道呢。但是我毫无办法。”华国锋说：“上个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但韦国清在在时，只提邓小平而不提我。很明显是在排挤我。”“那你打算怎么办？”

华国锋说：“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离不了你们!你们离开中央后，我自己觉得特别孤独，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预兆。”

“唉，我们也没办法。”

“你能不能也学邓小平他们，给我和中央写个检查，承认你们犯了严重错误，要求重新站出来工作呢?”华国锋突然说。

“那能起什么作用呢?”

华国锋说：“我最近看了不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帅、赵紫阳、胡耀邦、彭真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检查。他们那时为了减少损失，写了不少认识自己错误和罪行的话．赵紫阳甚至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批判，这对我是大有好处的，是起了革命的促进作用了。至于邓小平更是口口声声叫嚷‘永不翻案’。结果是一上台就翻案。”吴德笑了：“这叫什么?”他见华国锋不答话，就自己接着说：“这就是毛主席常常说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他们这样对待党，也在时刻想着别人用这种手段付他们。所以，就算我们的检查写得再好，邓也不会再把我们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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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去了。”

“到时我可以说话呀!”

“到时恐怕你自己也保不住了。”吴德似乎很痛心地说：“如果你的地位能保住，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华主席，现在不是为我们考虑的时候，而是我们为你多考虑地时候呵!”这话在华国锋听了，就像天上的惊雷一样响亮。

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定于八零年五月十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五月十五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表公告．要求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了由党政军群等最高领导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和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并发表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的社论。社论说：“对刘少奇同志作不公正的判断和小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扯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中央在考虑为刘少奇平反时，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曾经进行得非常广泛，非常持久。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既然是假的。就必须宣布是假的。如果中央明知是假的，由于计较暂时的利害得失，秘而不宣，不予以平反、不予公开平反．那就背离民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信于全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中央宁可承担可能由此产生的某些风险，也不能不下决心为刘少奇平反……”这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和立场。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根据中央的决定来安排自己的命运。在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法律手段后，没有多少人会冒着风险来在这些与他们切身利益看来似乎关连不大的问题上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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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四。早在追悼会前不久，《人民日报》和首都其他报刊集中篇幅发表了不少刘少奇的照片，并介绍在文革期间为刘少奇鸣不平的许多群众的事迹，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和不同反响，就是明显的例证。到了五月十七日下午，整个天安门广场是罩上了一片哀悼气氛，五星红旗低垂，—万余名参加追悼大会的群众代表和各部门领导，都胸佩白花，臂缠黑纱，缓慢地步入人民大会堂。大概是由于时过境迁的缘故吧，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并没有四年前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那种悲痛欲绝、哭声震天的气氛，不少人若无其事，甚至面带笑容地东张西望，还有些人纯粹是来看热闹的。万人大礼堂的正门口，悬挂黑纱制成的大幅横标，上面写着：“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会场主席台正中，安放着刘少奇的大幅遗像。遗像前摆着盖了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刘少奇骨灰盒，周围摆满了松柏和长青树。两旁摆放着数以百计的花圈。

王光美的花圈，放在骨灰盒的前面。

一切就序后，华国锋、邓小平、陈云、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从休息室慢慢地走出来，站在主席台的前面。华国锋沉着脸，扫视了一遍会场的情形。除了邓小平、彭真等人老泪纵横外，他看不出有多少人是从内心感到悲痛。下午四时，他以低沉的音调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在哀乐声中，全体与会者肃然默哀三分钟。乐队奏国歌。接着，邓小平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永贵也参加了追悼会。当他接到通知时，多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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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些惊奇。他已被冷落了一段时间了，甚至连华国锋也不是那么频繁地和他见面了。他们见一次面，也很难了。

在大厅里，他和薄一波碰面了。

“永贵同志，这一段认识有提高吗？”

“有提高，我还在继续学习，也要准备好好检查。”

“那好，我们党总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留出路的。我们不会像林彪、‘四人帮’那样，一整人就非要把人整死不可。”

陈永贵想到，这只老狐狸十分清楚，我这个农民副总理对他已经没有半点用处了，所以他的言行已经带出浓厚的教训人的味道。看来，我也得辞职，这倒无所谓，我本就是农民，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大不了再回大寨种我的地，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自我安慰着。邓小平的悼词已接近尾声了：

“刘少奇同志是—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念到这里时，华国锋想抿嘴笑：既然把刘少奇说的这么高，这么有远见，难道他就不会预料到文化大革命他要有一场陷入灭顶之灾的厄运？为什么不采取有效的手段阻止这场灾难或厄运？说来说去，他还是不行！他远远比不上毛泽东！邓小平继续用悲痛的音调说道：“刘少奇同志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他两次被捕，都坚贞不屈。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时，站在刘少奇遗像下的王光美己经泣不成声了。她由她的几个子女们搀扶着，从这种最高资格的追悼大会里，得到了一种安慰。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好象恶梦刚刚过去，一场新的生活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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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刘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难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邓小平致悼词以后，华国锋又带领与会者向刘少奇遗像三鞠躬。乐队奏国际歌。这时，华国锋等领导人排着长队，按秩序到王光美及亲属跟前，同他们握手表示慰问。“光美同志，请您节哀。”

“华主席，我们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以后，已经挺过来了，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我们。”

华国锋听了，觉得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弄不明白她想的什么，但他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

王光美和邓小平握手时，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中国革命离不了你。”邓小平深切地凝望了她一眼，说：“是喜事，是胜利！”

彭真握住王光美的手时，眼泪又止不住流了下来。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人到老反而特别易动感情，一遇激动的事就掉泪。

转到陈永贵和王光美握手时，他只略微碰了—下便离开了。他这时才正眼瞧了王光美一眼。唉，原来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为什么要把她说得那么可怕，那么歹毒，那么十恶不赦呢？唉唉，这个舆论工具呀，真能把人造成鬼，也能把鬼揑成人！离开好远了，他还忘记不了他的手指和她那双冰冻的手相触的瞬间的感觉。据王光美传出话来，刘少奇生前有遗言，他们骨灰将撒在祖国的大海里。

追悼会结束，人们缓缓地离开人民大会堂后，天上那颗红红的太阳，也像火球似的滚下了西边，晚霞映得天那一边分外好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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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彩似五色鲜艳的衣裙，给细心观赏的人们留下无穷的怀念和思索。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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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起草决议邓小平讲党史 否定文革华国锋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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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起草决议邓小平讲党史 否定文革华国锋唱反调

号称“党内一文笔”的胡乔木，写文章的确很快，他和邓力群分工合作，很快就写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稿。

肩负起草这个文件的任务，是邓小平亲自交给他们的。还在元旦刚过，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说：“现在党内的思想非常混乱，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所谓的各次路线斗争看法很乱。我们需要起草一个决议统一全党的认识，就像你在抗战即将结束时执笔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提起二十五年前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是最使胡乔木感到难得骄傲的得意之作。尽管那是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起草的，但他毕竟是执笔人，那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了巨大作用的《决议》的每—字、每—句，都浸透着他的心血，他的思索，他的判断。有一次，毛泽东和他开玩笑说：“你手中这支笔厉害啊，是董狐、司马迁的手笔，是在给我们党的历史当法官呀！”从此一些中央领导人见了他，就和他开玩笑，叫他“历史法官”。胡乔木把这当作了自己的光荣。建国后的第二年，他又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个人专著，再一次声名大振。

毛泽东对他的政治文笔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思索多于陈伯达，理论高于田家英。不时地帮他修改文章，甚至对他的写的诗词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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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偏爱，亲笔改了又改，连江青都感到嫉妒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在胡乔木也参加的一次会上，江青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你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这一回，是邓小平亲自挂帅。

邓小平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凡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的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不对。所以，我主张你们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在提到毛泽东多次强调过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邓小平掰着指头说：“现在该怎么看这十次路线斗争呢？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不是路线斗争，而是革命同反革命的生死搏斗。”邓小平点着头说：“陈独秀、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向搞鬼，原来在铁路总工会时候就搞鬼，后来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胡耀邦说：”那次会议上提出要搞党的历史决议时，华国锋提出要由他挂帅。我马上就顶他：你没资格，不是说地位上不够格，而是资历上没条件。你对党的历史知道多少？党的最高层斗争你参加了多少？没有亲身经历，你怎么能有发言权？所以你挂不了帅，在这些方面，只有小平同志能胜任。我们希望小平同志能讲一讲党的历史，特别讲一讲我们大家都不熟悉的那些事。”邓小平笑着点着香烟，那副神情就像回味历史的情趣似的，慢悠悠地讲起来：“除了我们这几次所谓路线斗争，都证明是毛泽东同志错了外，其他的还要再思考。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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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那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话：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扣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岗的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他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邓力群说：“对这些问题怎么定都可以，起码在党内的争论不是很大。因为高岗事件毕竟离我们很远了，特别是对现在的年轻人，事件都很生疏。”胡乔木也说：“关键是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开始……”

“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邓小平将右手使劲往下一拍，很果断地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很大的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

（短暂的春秋420）

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我看，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胡耀邦说：“这些也好办。我怕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华主席是主张三七开的，中央政治局内也有人主张四六开，或者是对半开。”邓小平额上那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说；“依我看，什么开也不是，是彻底否定。直到现在，那批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干部还牛皮哄哄，好像有什么功劳似的。比如华国锋，他有什么本事？还是在文革中踩着别的肩膀往上爬上来的！他们用无数老干部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子。所以，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给了他们这些人一个资本，好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什么功劳似的，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国锋才会觉得脸上无光。”胡乔木沉思了—下说：“那得从理论上找原因，找根据。要有分析、有步骤地说明文革的错误，否则太突然了，全党不那么好接受。”“那倒也是。”胡耀邦也点头。

邓小平说：“那就是你们秀才们的事了。你们可以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胡耀邦说：“还是你来提供历史事实啊！”

邓小平想来想说：“那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左’的路线有一个发展到恶性膨胀的过程。”

“这个‘左’的过程是从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开始的吧？”邓力群说。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一又香咽，反问—句：“你们看呢？”显然他已有深思熟虑后的结论，所以等他们都点头默认后，自己又发表了一番高论：“如果要准确地划分毛泽东同志犯左倾错误的时期，就要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开始。到了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党和毛泽东同志也

（短暂的春秋421）

想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在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欣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就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指示，江青那套陆续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两个独立王国。到文化大革命就更没法收拾了，他离谱更远了。”胡乔木听了这些谈话，认为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错误。以后，邓小平又陆续把他们找去，明确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他到了晚年，确是思想不那么一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对毛泽东的错误，—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这些，也就是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指导思想。

胡乔木和他的写作班子钻进了中央内部的档案室，调看了大批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机密文件，一次又一次在修改起草他的草案。他和邓力群、胡耀邦不断地进行讨论，甚至争论不已。“我们就是让毛泽东和毛泽东打架，让过去的毛泽东否定后来的毛泽东。”邓力群说：“这种写文章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此，既否定了毛泽东的错误，

（短暂的春秋422）

也让凡是派看到我们还是恢复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

胡耀邦则说：“我们的决议并不仅仅是给凡是派们看的，而是要统一全党的认识的，一定要明确、科学，使所有人都没话可说。毛泽东已经成了华国锋同志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把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一分开，他除了下台再没有别的出路。”“这个决议要促他下台？”胡乔木失口道：“是不是下次全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不置可否地笑了。从他那深不可测的目光里，胡乔木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从五月二十七日到六月，华国锋在副总理谷牧的陪同下，对`1日本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

六天里，到处是彩旗鲜花，到处是欢声笑语，华国锋完全被日本人民表现出来的热情而陶醉了。进入五月底的梅雨季节，日本几乎天天下雨。可是华国锋访问东京的三天，却都碰上了难得好天气。他们一行刚刚到东京，一个大野的日本人士就高兴地给中国大使馆打来电话，对华国锋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说：“请总理看看现在天空吧，东京的天空为华总理的来访变得美丽了。如孔雀开屏一般！”六月一日，华国锋访问了日本回到上海以后，又对上海、江苏两省进行了视察。一直到六月四日才乘专机从南京回到北京。

李先念、彭真、赵紫阳、乌兰夫、余秋里、姬鹏飞等领导人，都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小平摇晃着华国锋的手问：“怎么样？大有收获吧？”

“的确是受益非浅，大开眼界。”

“这下相信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了吧？”

华国锋怔了一下，对谷牧说：“我们不是还在研究、讨论进一步改革、开放吗？”谷牧点点头说：“华主席现在确有好多新设想，现在需要我们齐心协力搞建设的时候。”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那好

（短暂的春秋423）

啊，我们倒很想看看你们的设想呢。”

谷牧是山东省成县人，当年正好六十六年。他一九三一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三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曾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担任过北平左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东西滨海地区，鲁中南区参加领导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曾任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警备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国家建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造反派、红卫兵贴过大字报、大标语，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出面保护，基本上没受任何损失，始终坚持着工作。他同吴德、纪登奎等人的区别是他没积极参加对一些老干部的批斗、迫害，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出来的新人们并不重用他。访日期间，华国锋都时刻和他交换意见，他对这位在各个时期都没沾上什么腥味的助手表示出了极大的信任。

“现在刘少奇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中央可以腾出手来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看法了。”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在国内正在主持起草这方面的文件。我们都是过来人，恐怕把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对全党的影响并不好。这里毕竟牵扯到党和国家十年的历史，有数亿人民参加的政治大革命。评价上一定要慎重，要科学。”“我同意你的看法。”

华国锋找到了知音，心中一兴奋，说话就随便：“现在不是提倡说老实话吗？凭心而论，我认为小平、耀邦、彭真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也一定站不住脚。他们都是从个人的成见出发，单纯地发牢骚、泄私愤，他们不认真地想—想，他们当初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也是口口声声拥护、紧跟吗？那时不是他们不想紧跟，而是人家不让他紧跟，他写了那么多检查和认识，难道就统统不算数了？”“他们干的是有点过分，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短暂的春秋424）

“这些原则问题我看还是一直坚持为好。即使他们不采纳，留下记录，让后代子孙了解下事情的真相也是好的。”

华国锋又要按照他的想法力争了。

六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长篇文章。前面有段按语说：“这是—个不顾自然条件，不讲经济效果，只凭某些人主观意志，硬抢别县的水源为己所有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决定缓建后，广大群众、工程技术人员说：‘早就该这么办！’”很明显，“某些人”就是指陈永贵和山西省的负责人。其中，也牵扯了华国锋自己。因为陈永贵向自己汇报这个工程时，他表示了支持。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的所谓“西水”，是指从昔阳县境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在昔阳与寿阳交界处，“东调”向海河水系。这样，可流经昔阳的五个公社、发展七万四千二百亩水地，改善一万五千八百亩灌溉面积，共计几万亩耕地。文章列举这个过程的害处是：规模庞大，施工艰难；浪费巨大，劳民伤财；而且资源利用极不合理。

《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的社论，社论最后有段话很像是冲着自己的：

“家长式统冶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听不得不同意见的‘—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短暂的春秋425）

华国锋泄了一口气，脸上觉得热辣辣的，原先普及大寨县时，自己也是为了进一步树立昔阳县这面旗帜，没想到落下了这么多的把柄，看来，一旦人失了势，马上就会来问题，而且各种问题说得头头是道，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是严重问题，谁也不会再来考证—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不知是出于故意，还是巧合，偏偏在这时中央办公厅给他送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征求意见槁，胡耀邦还特意的指示，请他对此稿提点看法。华国锋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它看完。

他看得很详细，很认真，好几个地方都用红蓝铅笔作了记号。

六月的天气就像猴子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红日高照，万里晴空，但转瞬间，阴云密布，狂风四起，铜铁般的雨点，铺天盖地压下来。华国锋走到内廊里，望着外面时紧时松的大雨，心里像乱麻一时难以理清了。他感到了眼下的工作实在难做。

原先，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和各项工作都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工作有方向，有典型，看得见，摸得着，似乎—切都顺当、条理，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干什么，自己也好像胸中有数。“现在，这一切都被看为极左、原先的一套全部被打乱。整个来势就像今天这场暴风雨，端着无形的大盆，当头浇下，整个天地变成水的世界，使人一下子难辨东南西北。但是，又没多久，一道金色的彩虹，出现在天上，像雄伟的长桥横架苍穹，光彩夺目。华国锋的心情也似乎舒畅了些。想了又想，决定给胡耀邦打个电话。“喂，耀邦同志吗？你好，找是华国锋。”“华主席，你好！我己听出你的声音来了，请你给我们指示一下工作。”

分不清那位小个子究竟是出于对自己的尊重，还是一种廉价的恭维。华国锋扬了一下双眉，很客气地说：“你们送我的那份党内

（短暂的春秋426）

若干问题的决议稿我看了，你们在很短时间里能搞出这样的稿子，的确不容易。这点应该肯定。但是，你们在决议中好象对文化大革命完全采取了否定态度，是不是啊？”“是的，华主席。”听筒里传来的胡耀邦的声音非常清晰：“我们认为，同时也被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所谓‘天下大治’”。“我已经看到这些词句了。”华国锋的语气很果断：“我记得我们上次开会时，肯定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反修和防修，而且也认为对文化大革命不能一笔抹杀，现在你们这么写，是不是又违犯了我们原先的决议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共识在叶帅三十周年国庆讲话中已经表述清楚了。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再在原来的基础上退步。”“不是退步，而进一步认识。随着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相信对这个问题还会进一步认识的。我们可不能把停滞的观点再带到这里来啊！”

“耀邦同志，我们还是不能损害毛主席，历史将会证明损害毛主席就是损害我们自己。”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损害毛泽东同志，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胡耀邦的语气也非常坚定：“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这样表述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华主席啊，你说我们这段话是否回答了你刚才提

（短暂的春秋427）

出的问题。”

“我是说，我们能不能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总结、分析一下文化大革命，看它有什么积极性，又有哪些错误和教训。你看这样看问题好不好啊？”“华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不能这样使用。我们认为，只有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从中吸取了教训，这样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坏事才能变好事。这才是一分为二对待它的本来意义。”华国锋将电话“砰”地放下了。

亏得他们还好意思地说别人是家长制的领导方法，这哪里有什么家长制残余！连党中央主席的再三建议都听不进去，都要想法设方地进行抵制，这哪里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华国锋又叹了口气，坐下来了。他对哪个胡耀邦，真正称得上是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也许正因为他仗着身厚有一大批老干部在支持他，所以说话、办事横行无忌，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说话的口气相当大，好象只有他自己才真正代表党中央。就拿今年五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来说吧，你胡耀邦在会上讲话，大谈今后两年工作的几件大事，事先一件也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完全是照着他自己的想法讲。而且他很会在群众中买好，塑造自己的形象。华国锋心里暗暗地骂着胡耀邦，并在他的讲话里划了几条红杠杠，批了几句话。胡耀邦是这样讲的：“关于认真负责地处理两案有关人员的问题。对‘四人帮’，今年下半年要审判，由彭真、彭冲同志挂帅。对两案有关的人，要判刑、开除党籍的只能是很少很少，对大部分人要采取改造的办法。使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我所说的改造的办法，是毛主席所历来主张的办法。一九七八年中共发了四十八号文件，还批转了河南的文件，都体现了一个指导思想，即对在错误路线下犯错误的人，一定要作全面的分析。一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个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三段完全不犯错误的人不

（短暂的春秋428）

多。我常想，感谢‘四人帮’没有解放我，如果早解放我，恢复我的中央委员，我可能照样犯错误。”

华国锋在这段话下批的话是：“说了许多大话、空话，就这几句才算大实话。为什么没有早解放你？你想过自己有没有的错误呀？一点都不懂得作自我批评的人，迟早有一天也会跌交的。”华国锋感到自己太疲乏了，连打了两个哈欠，无力地将铅笔扔在桌子上，一下子躺到了床上。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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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以退为进小平辞兼职 朝不保夕国锋让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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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28）

五十一 以退为进小平辞兼职 朝不保夕国锋让交椅

几天后，又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天黑得像锅底一样。乌云密布紧紧裹住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尽管铜钱大的雨点哗哗地下着，但怀仁堂里仍灯光通明。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列席常委会的彭真围拢在一起，正在召开全党全国下一步工作的战略会议。由于叶剑英正在广东各地视察，所以没参加会议。但是他对会议的议题早就了解了，并委托赵紫阳转达了他对对外引进议题的意见。

跟往常一样，华国锋主持着会议。邓小平却首先讲明了自己的意图。他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由公安部受理并进行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侦察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按照今年生效的刑法、刑诉法的程序和条文，应该对这两个集团进行公开审判。他曾提出中央应成立一个审判工作指导小组，由彭真、彭冲、江华、黄火青、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

（短暂的春秋429）

权组成。尽管他提出这个建议后，中央许多人怀疑这样做的效果是否好。但是，他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曾经有一些人，当初对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怀疑过，但他们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服气了。审判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和评论。但从统计和民意测验上看，大多数人是支持他的。

所以，他讲起话来，总是信心十足。

“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不是路线斗争范围内的事，所以解决的的方法也不同，不能是党内的处理，而只能动用法律。”他说：“依照法律判他们的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不是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现在就是体现这一点的时候了。”这就意味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不会再由他个人来决定该怎么办，也不会由中央政治局来讨论怎么定，而是由法庭全权决定。如果那样，一旦他门真正行使独立审判权，后果将真的是不可预料的。邓小平又说：“我们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实际上牵扯到林彪、‘四人帮’的大量问题都属于法律问题，比如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天安门广场镇压人民群众，将那么多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迫害致死，那不是都是犯罪吗？只要我们知道一些，都可以给他们定罪判刑，可是至今我们有些同志还不觉悟，还要坚持那套‘左’的认识，认为文化大革命还果然有很多优点，有什么积极意义，甚至还想再搞一次那样的运动。你们说有没有那样的人呢？我看是有的！”这时，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眼光相撞了，华国锋心头一阵颤抖，知道他的这番话包含着极大的含义。他本想当场再解释几句，但他没敢再冒风险。在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被迫辞职以后，他就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尽量避免与这位被尊为“绵里藏针”的老政治家发生对抗的局面。但是，他觉得自己老那么沉默也太窝囊了，就说几句：“凡事都

（短暂的春秋430）

要具体分析。公开审判林彪、江青两案我举双手赞成，但既要审判，就要在人大会议上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特别审判庭，特别检察庭一类的审判组织。因为这毕竟是我们国内的大事嘛。”这几句话果然把常委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李先念、陈云、赵紫阳纷纷发表意见表示赞成，连彭真也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于是，胡耀邦也讲话了：“我们提出的设想，应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决定。审判江青和林彪，这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是这样的事，在我国还从未有过先例。所以，干这项工作，当然要首先解决立法问题才能使审判工作合法。这点，小平同志早就估计到了。”陈云说：“国锋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意见都对，我刚才想了想，就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理此事。”

“不，应成立审判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彭真说：“自从小平同志提出要对两案实行公开审判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和许多同志碰头，刚才又受许多同志启发，觉得这两个机构必须成立。”“到底是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说出话来就在点子上。好，这个意见可以，上人大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李先念说：“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可以分别就任特别法庭的庭长和特别检察厅的厅长。然后再任命—些审判人员。”陈云说：“像伍修权、费孝通这些人可以当副庭长嘛。审判员、检察员多—些，代表的范围广一些，突出审判的人民性。具体的人选可以由耀邦同志全面考虑一下。”赵紫阳说：“你们的看法都很好，我都赞成。但是林彪和江青毕竟是两案子，牵扯的人犯的案情都不尽相同，我看要分成两个审判庭来审。”“当然是两个审判庭。”彭真说：“第一审判庭负责审判江青、张春侨、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

（短暂的春秋431）

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具体的工作和业务让有关专门人员去干，我们给他们提供—些具体原则就是了。”

这么一讲，与会常委全都同意。

每当会议开到这种程度时，人们的眼光总是很自然地转向邓小平。他已经成了这些人公认的真正的当家人。

“大家都已说许多。”邓小平微微笑道：“晚上的会又不能开得太久，太久了老同志受不了。陈云同志受不了，我也受不了。所以这次常委会我不主张决定什么大事，但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放手让年轻干部上的问题。”邓小平的目光就像一只探索器，在参会者的脸上来回着，观察着人们对他意见的反映。见没有人表示看法，他又接着说：“为了不使权力过于集中，兼职、副职也不宜过多，逐渐解决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的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讨论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同时我和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也不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个主意来得太突然了，一时根本叫人反应不过来。华国锋猛然一听，以为邓小平、陈云等人也要辞职，心里一阵惊喜，马上表态道：“小平同志刚才提出辞去副总理职务，以实际行动培养年轻干部大胆的干，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我个人表示完全同意。我自己不兼总理，也同意。希望老同志们都应该向小平同志学习，把一些重要职务让出来，放手让年轻的同志们干嘛。毛主席说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总是老同志一手包办，年轻人什么时候能放开手脚？”邓小平笑而不语了。

赵紫阳望了胡耀邦一眼，急忙说：“这么多老同志一下子不再兼任副总理，对政府工作是一个最大的削弱。我不同意—下子退这么多，是否慢慢来。”胡耀邦事先也没得到邓小平的暗示，更没听他提到过这事，心里也有点着急，就说：“紫阳同志说得对！老同志是

（短暂的春秋432）

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我觉得我们党的干部正在青黄不接时期，一下子变化这么多，会使党和国家遭损失……”

陈云胸中有数，他很快就明白了邓小平的真实用意。等大家都在时，才缓慢有力地说：“老同志面临的第一项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让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我们给他们当好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所必须的，我完全同意这一战略措施。我在这里表示，我不宜兼任副总理的职务。”“我也不宜再兼任副总理的职务。”李先念似乎也悟到了什么，点点头开了腔。在座的多数人都知道，根据经济统计表明，当前国民经济的状况并不很好，随时都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去年财政赤字一百七十亿元，今年大约也是一百七十亿元，国家完全靠向银行借货和透支过日子。这两年，银行增发了一百三十亿元的纸币，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意识到货币流通量已经接近了要引起危机的临界点。尽管如此，物价还在上涨，而且商品涨价的面相当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已通过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了。乘着这个时候撤离第一线，无疑是有经验的政治家的聪明之举。对这一点有些人并不都能认识的。当大家都发表完意见后，邓小平伸出手臂看了看表，说：“今天时间已不早了。我看我们也不必忙着作结论。还是到政治局会议上作决定吧。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的话，我们下周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华国锋想表示一下他的最新看法，但终于没有勇气公开讲出来。

徐向前没有睡好。主要原因是在晚上接到了一个让他干一件有生以来头一遭使自己十分违心的事：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专心搞军委副主席的工作。电话是聂荣臻打来的。这位元帅还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短暂的春秋433）

王震都提出了不再兼任副总理的职务，王任重因党内有重要职务，也要求辞去副总理，陈永贵也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徐向前没好气说：“他们干不干是他们的事，我不干我自己会讲，为什么还要别人替@!#$心？请您告诉一切关心我的人，我的身体很好，还能干几年，用不着什么人对我表示过份的殷勤！”徐向前心里很清楚。在中央，自己和叶剑英、邓小平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从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就抱着一种凭党性办事，不结伙、不入派，不和任何人拉拉扯扯，建立什么私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保持着一种独来独往的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他似乎对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内讧、内斗已经深恶痛绝了，压根儿就不想沾边。所以，他不被有些人视为知已是理所当然的。华国锋是名正言顺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总理，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他显然被人无端的架空了，弄得大权旁落。是的，他承认华国锋水平不高，能力有限，但对他的忠厚老实，他还是比较欣赏的。就是从一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出发，自己对他表示尊重也是无可非议的。无论是在国务院的会议还是国防部的会议上，徐向前都反复强调这样—个观点：“我们应该支持华主席，他对党和国家立下了莫大的功劳。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应该有良心，千万莫做忘恩负义的事。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要不是华主席让一大批深受迫害的老干部站出来，重新工作，我们—些老同志能有今天吗？上楼抽梯、过河拆桥，从来都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传统。”这些话，对有些人来说，也是他们不太爱听的。所以徐向前得到让他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建议时，心里很不平静。对他来说，不兼任副总理也就不能再任国防部长。而这两个职务一失去，所谓的军委副主席只有空头职务而已，这也就意味着，他在党内、军内变成了一个一无职二无权的闲人。对别人，不

（短暂的春秋434）

兼副总理是提格、高升，对他则是贬弃。

一股闷气冲上来，他愤然抓住红机子，拨通了那个几次想拨而又没有拔的电话号码：“喂，你是哪一位？”

他听出了那位浓重的山西交城口音说话声。突然一种理智的力量使他的头脑霎时清醒了，他控制住了刚才的情绪，立刻对准话筒说：“华主席吗？你好！我刚才叫人修了一下线路，想在需要和你通话时保证线路通畅，所以试了一下。”“没有其他事吗？”

“没有，我一切很好，谢谢！”

这回，轮到华国锋思虑重重了。

很快，他就意识到邓小平不再兼任副总理的建议，实在是一个叫人无法挑剔的计谋。这个计谋太高明了，以致一般人根本无法看出他的真正用心。他不知道徐向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打这个电话。通过他调到中央六年多的时间里，深感党内的关系错综复杂，铁幕重重，扑逆迷离。即使身居中央核心十多年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者他们周围的官僚、政客及其圈内的人，讲话极有水平，极有分寸，他们大多不易外露自己的观点，一切勾心斗角的排挤和拆台，都在种种美丽动人的伪装下进行着。不到双方都认为很有把握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轻易露相。当初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曾把党内的千支万派挤到了一起。现在这股潮流退下去了，那些枝枝杈杈便都又恢复了原状。秘书悄然走到他身旁，说：“陈永贵同志来了，你见不见？”

华国锋想了想说：“见见吧。”

陈永贵的眼睛红红的，奸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了那条熟悉的白毛巾，推了光葫芦头，脸上的皱纹就像蚯蚓似的爬了个满脸。原先精神抖擞，说话风风火火的硬汉子，这一段来就像霜打了的蔫黄瓜，当初的风姿荡然无存。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

（短暂的春秋435）

有了往日的光彩。

“你也写辞职书了？”

“写了，叫秘书替俺写的。不写怎么行呢？山西到处都在揭发批判我，往日的功臣变成了祸首。我再不辞职，就等着别人往下橹我了。”

“有人找你谈话了吗？”

“耀邦同志找了两次了，他要我主动一些，说：只要你辞了职，不再在位上，攻你的人就会少—些。”

“山西省委的找你了吗？”

“找了。省委书记王谦对我说；我们实在顶不住了，大寨的经验已经变成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典型，全省各地都有人造反，我们再不检查，恐怕省委就要瘫痪了。我说：你们看着办吧，该检查就检查，该批判就批判，你们就往我—个人身上推吧。反正我已经豁出去了，我也保不住你们，你们也不要保我了。”“他们提到我了吗？”

“也提到了。王谦说，从现在看，华主席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威望的。只要他下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保险拥护。是不是能让华主席给我们说句话呢？我说快别提了，华主席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哪里还能出面保你们呢？”“你怎么能对他们说这种话呢？”

“不是让说实话吗？”

“唉，你呀你，到底是个农民，关键时刻就看出来了，用不上！”

“华主席，我可是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

华国锋烦躁地摆了一下手：“别说了！我一切都已经领教过了！”

华国锋站起来，走了一大圈。大概他也觉得这样对待陈永贵有些太不公正了，为了缓和一下刚才不愉快的气氛。他倒了一杯果汁对了点开水，亲自端到他面前，低声说：“原谅我，永贵同志，这一段

（短暂的春秋436）

我也是心情不好，所以说话也不好听。”

“这没关系。”陈永贵说：“我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但是我担心会发生最糟糕的事。过去我把政治看得太简单了。想不到政治的确是很残酷的艺术。我一个农民，犯着冒这么大的风险，所以我听从家乡人的劝告，还是急流勇退为好。”“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华国锋说：“我和你有同感。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谁也帮不了谁的忙了。”

“我看没有必要，咱们还能干什么呢？只有祈告苍天了。”陈永贵苦笑着说。

“也许会有一个突破。”华国锋想了想，突然大声说“我需要的就是一个突破口。只要有了突破口，整个局势就会大改观。”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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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邓小平讲话锋芒毕露 赵紫阳登台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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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36）

五十二 邓小平讲话锋芒毕露 赵紫阳登台意气风发

一九八零年七月三十日，经邓小平、陈云等人提议，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文件。文件强调：“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报纸上要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农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文件特意规定：“毛主席像章要尽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

（短暂的春秋437）

这个决定的意义和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日益显示出来。

华国锋这几天每天晚上看几个小时的《毛泽东选集》，才上床休息。睡是睡着了，但睡得很不好。不到三点钟，他就完全睡醒了。常常坐起来，从卧室透过纱窗向对面房子望着，默默地想心事。经过一系列工作后，聂荣臻、刘伯承、张鼎承、蔡畅、周建人也提出了辞去五届人大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徐向前才同意辞去副总理的职务。这一系列真真假假、维妙维肖的政治戏剧弄得局里局外人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切妥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于八月十八日开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对这个议题，华国锋感到很紧张。

早晨起来活动了一会儿，便吃早饭。他吃得很少，只喝了一小杯牛奶和几块饼干就不吃了。时间尚早，他只得捧起书来看，但精神不能集中。一直到会议开始前的一分钟，他的心还在忐忑不安地激动着。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远比上任接受这个位置要难受得多。他从眼角的余光里看到赵紫阳踌躇满志，嘴角都兴奋得合拢了。他都记不清自己的开场白是怎么说的，但邓小平的讲话他却听到非常清楚，他讲话的题目就是《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按理说，这类讲话本应都是由自己来作，但全让他邓小平越俎代庖了。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了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情况，特意说明“以上这些变动，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反复研究过的。这次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他便重点论述中央要逐步更新各级党领导机关，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来。他说：“有些同志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

（短暂的春秋438）

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至少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我在今年一日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一点上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持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聂荣臻马上插话道：“对帮派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也不可轻信。那些家伙阴一套、阳一套，看风使舵，惯于投机。其实他们还不是骑墙分子谁都跟。他们对我们是假应付、真仇恨；明里也可能说几句恭维的话，暗里就很难知道他们要干些什么了。他们之中也可能有真想放下屠刀的，但他们也不能立地成佛。”陈永贵孤苦伶仃地坐在那里，静心地听着。前两天，昔阳县的一大批干部和郭凤莲都给他来信，说他们都被戴上了“帮派分子”的罪名遭到清洗。他心里在暗暗的叫苦：好狠毒呀，他们不把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的这批新干部斩尽杀绝，他们是决不会甘心的。什么叫复辟？这下老子可算尝到滋味！邓小平的这篇报告显然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对许多问题的论述不能不说是切中时弊，入木三分。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时，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成为严格的制度。

（短暂的春秋439）

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华国锋坐在那里，屁股上就像扎下针似的，觉得身上很不舒服。邓小平几次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干的事，明明就公开批评自己嘛！他皱了一下眉头，脸上露出明显的蔑笑：邓小平呀邓小平，你别马列主义枪口朝外，手电筒照人不照己，对照一下你自己，什么家长制作风，什么干部终身制，什么压制民主，什么无原则“尽忠”，哪个和你不沾边？你口里反对崇拜别人，实际上提倡别人崇拜自己罢了！徐向前也是虎着脸，露出满脸的不悦！他感到愤恨的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尽管口头上让别人往下退，打破干部终身制，他们一个个都快八十岁，甚至早已过了八十了，还要硬赖在那里不退。如此表率，如何能服从？ “是啊，要打破干部终身制，还是先从政治局常委中带头吧！”

“干部特殊化问题不要老指责毛主席，还是看看现在的班子吧！毛主席一逝世，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人家花钱都是自己的稿费，连江青也是用主席的稿费，哪个像现在这班人！”“这套大道理都是骗人的，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先从自己身上作起！”

（短暂的春秋440）

邓小平讲话的过程中，有一些列席会议的人在会议后边小声议论。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并不服，坐在主席台上的这个小老头儿，只是他手中权力太大了，他手下的一批军人已经控制了中央和军队的许多要害部门，所以这些人都很害怕他。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要点一共有五条，他一一作了解释和说明：

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第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第四，各企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他们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第五，常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上述五条，都请同志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在较长时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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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

邓小平讲话后，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正像人们经常看到那种政治现象一样：公开的讨论和会后的议论往往惊人地产生差距。会上讨沦这些条文时，政治局委员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人事安排上，他们关心的是那几位老政治家不兼副总理后，有哪些所谓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取代他们。当胡耀邦代表政冶局常委提出名单后，舆论大哗，各种反响骤然而起。

胡耀邦宣布：除了提议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外，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同时提议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五届人大副委员长。“天老爷，这些干部大多都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像杨尚昆，那和他的关系不同寻常啊！”

“杨尚昆年龄也不小了，为什么还让他上？”

“把老帅拉下来，换些老将上，老将比老帅们更听老邓的话嘛。”

“清一色老邓的人，这下老邓的势力可是增强了。你看吧，华国锋的日子会更加不好受喽。他也快干不下去喽。”

这些议论都是在会议上听不到的。当然，见诸于简报和汇报中的话却是一片喝采声：

“改革是一项艰巨任务，小平同志的报告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他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坚持拥护。”“这是良好的开端……”

“这是伟大的起点……”

“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胜利，看到了光明……”

十多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决定把邓小平的讲话，作为改革干部体制的纲领性文件。

（短暂的春秋442）

就在政治局会议将结束的时候，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会议完全按照邓小平的讲话进行分组讨论，当然取得了一致性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在人事选举上，会议毫无例外地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提议，所有辞职的一律免掉，建议补选和任命的统统当选。从此，华国锋当了四年之久的国务院总理，正式让位给赵紫阳。赵紫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代总理。这是本次人代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其次，会议特意爆出一惊人的消息，这就是公布因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所造成的一百七十点六亿财政赤字的问题。

这不亚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代表们纷纷对华国锋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质问、批评，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会对提出的问题作说明、回答解释。尽管追究责任谁也没有公开点到华国锋的鼻子上，但是他的威信在这次会议上一落千丈！会后，他愁眉苦脸地对两个部长说：“这—百多亿赤字问题本来很正常，用不着大惊小怪，叫有些人这么—渲染，把它变成了了不起的一流的政治问题，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这，道出了华国锋的心里话。

直到许多年后，华国锋才看出，邓小平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没有一点不是深思熟虑后的有效手段，他既达到了目的又赢得了人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能说得过去，既稳妥又有手段，实在是政治家的高明之举。对此华国锋是自叹不如啊！赵紫阳接任总理后的第二天，就接待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前往机场迎接的时候，赵紫阳风度潇洒，举动自若，比起华国锋的拘束、别扭来的却显得不同凡响，大有老练的政治家气魄，一点儿也不显得生疏。他主持的欢迎仪式和在会谈中的态度，都比华国锋高一等，他对马尔登

（短暂的春秋443）

说‘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我们正在从长期以来统治中国的左倾路线下解放出来，刚刚结束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明确了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改革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我们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其他国家继续发展广泛的合作和交流，这是我们长期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紧接着，他又接待了肯尼亚总统阿拉普·莫伊和意大利总统山麓罗·佩尔蒂尼。特别是同这位第—位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国家元首交谈时，赵紫阳更显幽默、风趣，给这位外国政治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称他是“管理才能和领导艺术都是第—流的年轻总理。”新总理上任，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处理得井井有条，很多事务忙而不乱。不管多么紧张，他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散步、看书、打高尔夫球。今天上午，他审阅完了一天的安排，批转完各种请示报告后，秘书通知他：“上午十点，小平同志请你到他办公室去，中午他将和你一道午餐。”“还有其他人吗？”

“可能也通知了耀邦同志。”

赵紫阳估计着邓小平找他谈话的目的，以便作好对付的准备。他有一个传统，即无论干什么事，哪怕是出席一次很普通的会他也决不毫无准备。有条不紊，是他工作的特点。他往书记处打电话，坚持要跟胡耀邦本人讲话。“耀邦同志，是我。十点钟以后有什么事吗？噢？你也不清楚啊！那好，我们多准备点材料就是了。”

电话里胡耀邦说：“小平、陈云、先念同志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可以腾出主要精力抓大事了。他找我们，肯定商量带有全局大事。他思考问题的特点我已掌握了，不抓则已，一抓到底。我估计是抓下一步政治体制的改革的。”

（短暂的春秋444）

“那好，我们也多在这方面作点文章。”

赵紫阳看得出来，胡耀邦多少也有点飘飘然，说话，办事显得自以为是了。他很想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他好好谈一谈，指出他性格上和认识上的一些毛病。他们是最好的朋友，这回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总理，俩人必须配合默契，才能把工作搞好，否则要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刚放下电话，陈永贵来了。

陈永贵是来辞行和办交接手续的。他对新总理的态度非常友好而且很尊重。赵紫阳也觉察到陈永贵心里不是滋味，很想安慰一下这位曾是风云一时的英雄。 “总理，我要走了。”

“永贵同志，你可以到外地走一走，当然先别回山西，那里的运动，不，那里的工作刚有了转机，你回去不见得会有好的反应。我希望你到风景区休养一段时间，劳累了这么多年，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赵紫阳的话语很和蔼，一点都没打官腔。

“好，我听你的。”陈永贵说：“不过你放心，我会很乐观的。这点挫折对我来说，没什么了不起。我们毛主席在历史上不是多次遭受过王明、陈独秀这些错误路线的打击吗？他老人家还差点被开除党籍。能大能小，都是为人民服务，职务的高低不是主要的。我当农民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想到过要当副总理。我要骗你就不是人。”其实，不要起誓，赵紫阳也相信他，一个吃苦耐劳，中心耿耿跟着共产党走的庄稼汉！本来，赵紫阳还想再跟他多聊几句，一看手表时间到了。而且，陈永贵也没有多谈的表示。

他们的握手道别，只是两只手轻轻碰了一下，时间非常短暂。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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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胡耀邦火力侦察 邓小平部署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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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45）

五十三 胡耀邦火力侦察 邓小平部署总政

邓小平的秘书彬彬有礼地对赵紫阳和胡耀邦说：“请你们先稍候一下，看看这份报告，小平正和陈云、先念商量工作，待会儿就来。”

他俩被引到邓小平的书屋里坐下来，阅读秘书递给他们的报告。那是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问题的检查请示，里面揭发了陈永贵许多骇人听闻的错误。报告看完了，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也先后出来了。“看到了吧，连他们的大后方都顶不住了嘛。”邓小平说，“人就怕输了理，一旦人们看透了他们，他们马上就会陷入孤立，陈永贵还有他的后台——老华已经丧失了群众基础，可以对他们展开总攻击了。”当这一前景展现出来的时候，赵紫阳和胡耀邦兴奋得脸膛都红了，但他们都默不作声。他们知道，现在还不是他们说话的时候。

陈云笑着走到胡耀邦身边，拍拍他的手背说：“这一回还得你们俩打冲锋。”

“你们才真是我们的接班人。”李先念说：“华国锋靠不住，毛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我看他办的都是他老人家不放心的事。这个人，将会成为很大的隐患，如果还继续呆在主席的位置上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要研究请他挪挪位置的事。”邓小平翘起二郎腿，弹了弹手中的烟头，身子往后一仰，说：“我看首先要解决的一步是让他由主席变成副主席，理由很简单，他不熟悉中央工作特别是对军委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很不胜任。”’

（短暂的春秋446）

在坐的人心里都很清楚，让华国锋离开现任的宝座易如反掌；他苦心经营的一套又一套班子相继陷落；他提出的各种方案及会给他带来无限荣光的计划已完全与世隔绝；他们不发—枪一弹已经控制最整个中央和中国的政权。问题是，他们研究如何采取一条更稳妥、更能深入人心的措施来迫使华国锋和平让权，并能得到全党全国的拥护。赵紫阳说：“只有一个完美的行动方案，那就是先召开—次政治局生活会，先给他提提意见，系统地分析他主持工作以来的错误，启发他有点自知自明，同时也让政治局的同志逐渐认识到他已不能继续留在现任职务上了。”“即使我们不主动召开这样的大会的话，那他也会提议召开生活会的。他的错误已是证据确凿，没什么可辩驳的了。我们希望他能抱着负责的心情洗耳恭听，再不要有非份的天真希望。”赵紫阳说完后，胡耀邦又补充了他的看法。他们看出这三位政治老人眼巴巴地等待他们的态度时，毫不犹豫地亮出他们手中的牌。

“你们是不是以为华国锋会自动败阵，甘心让位？”邓小平那双明晃晃的眼睛转向他们，在他们的脸上跳动着：“不会的，如果你们那样认为，同样是天真的。我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我懂得，当我们采取手段争取马克思主义统治的胜利时，无论如何要避免招致愚蠢的冒险而危及前进的步伐。你们首先要考虑，当他不愿放弃他的既得利益时，我们怎么办？”陈云伸出一个指头，认真地说：“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就是华国锋的既得利益。”

“当初解决那四个人的问题时，他之所以愿意和我们配合，是为了保护他的利益。而我们为了实现最初的目标，也给了他一定的许诺”，邓小平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现在我们要触动他的既得利益了，他或许也会替他们说话的。”“如果这样，我们不排除武力解决的可能。可以事先和他谈判，

（短暂的春秋447）

劝他接受现实。于此同时，可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政治局会议上列数他的罪状。这两个会，我们都有决胜的把握。”

李先念说：“我们同华国锋的斗争可以说成是党内路线斗争，他有一条路线，那就是‘两个凡是’，推行思想僵化、教条主义那一套。其他人，都谈不上路线斗争。应该说，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立下大功的，这点必须肯定。不然党内大多数同志也不会服的。这一点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时应慎之又慎。”“请陈云同志再谈谈你刚才的想法。”邓小平把目光转向了陈云。

陈云严肃地说：“我们不是要很快审判‘四人帮’吗？这是打骡子惊马的好办法。记得我第一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意见时，他并没有马上接受。他脸一白，问道：‘那样好吗？我们党内还没有开过这样的先例。’我说：没有开，我们可以开嘛。‘四人帮’是党内有史以来最大最凶恶的反革命集团。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于党内历次斗争，只能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同他们的矛盾。我这么—讲，他都感到恐惧了。”陈云的话说得不错。自从党内许多人提出要审判林彪、江青两集团的意见后，华国锋更感到了一种危机的来临。江青在党内所干的事，不但和毛泽东的活动、意见紧紧相连，而且也和自己的活动，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中自己的活动紧密相连。如果要公开审理江青一案，她开口说活必然要把自己端出来，而且事实求是地讲，许多文件、书信上的签字，都是自己的笔迹，那将是非常难堪的。公开审判江青，会对自己带来不信任的后果，华国锋想到。如果他输掉这一轮的话，那种不信任表决随后就要来。现在党内一场分歧或斗争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两年来，他从来没有像这样清楚地感觉到，他现在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而挣扎，包括一定的让步和后退。如果他败下阵来，那将会和吴德、汪东兴、陈永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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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别墅和特权都保不住了。如果自己要采取极端措施，那失败的后果将更加可怕，像江青、林彪那样的毁灭就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他已大汗淋漓了。“华主席，你好！”

胡耀邦从邓小平处出来后，奉命要和华国锋进行一次火力试探．这将决定他们究竟要采取什么方案来使眼前这位党的主席就范。

尽管华国锋非常讨厌胡耀邦，但在他面前还是表现得非常客气。而胡耀邦也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对他尊敬关心。政治上的这种反差有时往往会弄得令人啼笑皆非。胡耀邦这时理解了江青为什么要在林彪即将垮台之前对他突然大献殷勤，又是给他拍照，又是接受他的西瓜。这不正是为了灭亡他之前而稳住他、麻痹他、使他产生错觉的一种手段吗？“唉，陈永贵同志想不到在山西还干了那么多的错误，真令人痛心。”胡耀邦说：“当然我还是倾向于对他采取保护态度的。他毕竟还是有功的，有成绩的嘛。”“是的，我们不能对同志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态度。”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对有些材料还要进行大量的核查工作。前几天我见了永贵同志一面，他对我说，山西的揭发有许多是不真实的。我们要在一定的场合允许他作一些解释工作。”“那好啊！”胡耀邦马上说：“我们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召开一次生活会，在政治局委员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党内的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嘛。”华国锋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广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责任在中央，应由中央来负。应当肯定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建设上都是有成绩、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在农业战线上也作出过贡献。现在，有人想全盘否定大寨，这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

（短暂的春秋449）

认为教训在于，对于先进典型，我们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他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去垮掉。”

“教训就在这里。”胡耀邦说：“任何先进经验和典型，都有一定的条件和历史作用，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把大寨的作法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大寨和陈永贵同志之所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不能说同这种指导思想没有关系。”华国锋被这种铁嘴钢舌的反辩震住了。他不愿意纠缠下去，就说：“好，你说的也在理，就按你的理去办吧。”

“你看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什么时候举行才好？”

“过了国庆节再说吧。”

“书记处草拟了一个关于在人大常委会下成立特别审判庭和检察厅的提案，是不是你批一下。”

“这倒不必，由彭真同志批准就行。他是中央审判指导小组的组长嘛。这件事既然要搞，就一定要搞好。”华国锋说：“审判庭的同志要有党性，要保证这次审判不致于使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受到损害。你看呢？”胡耀邦说：“审判工作由那些专家们去讨论吧。我们也高质量提意见，但那要在法律的范畴中进行。”

“要先审定哪些事可以审，哪些事不能审，我们要先定个框框。其次，要保证被告人不能在法庭上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胡耀邦哈哈大笑道：“嘴巴长在他们的脑袋上，你能管得了？”

“我就担心江青。”

“担心也没有用，你不能把她的嘴巴封起来啊！只要是严重犯

（短暂的春秋450）

罪的事，我们都要追究。”

“那也要看谁嘛，总不能一刀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华主席！”

胡耀邦暗暗佩服陈云的判断，审判江青一案，确实能起到打骡子惊马的作用。

以凉爽、清新宜人而闻名全国的北戴河、是历来的避暑胜地。它位于秦皇岛西南，南临渤海，北靠联峰山，海滩漫长曲折，沙软潮平，海水清澈；冬无严寒，春无风沙，夏无酷暑，秋无干湿。每当傍晚，万缕霞光像金色的凤凰展开五彩的羽翼，载着和谐悦耳的歌声、笑声、水声组成的交响曲在温馨的晚风中飞腾。这里的楼房区弯弯曲曲，星罗棋布，周转穿梭而过的小轿车的码牌表明汽车的主人都是享有特权的。

叶剑英来到这里休息已好几天了。

每天的活动安排得并不多，除了看些文件、有趣的诗书、报告外，就是和党、政、军的要员预约谈话。谈话的人都是经邓小平提出来的，内容大致是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或劝他们早点退下去，也有耐心听取他们意见，才采取对他们的方案的，不过很少。这个不愿在前头指手划脚的老人，静悄悄的以另一种特殊的手法帮助邓小平完成着意义重大的历史转变。当秘书把发表在《伦敦邮报》上的邓小平同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谈话拿在他书案上时，他几乎是以一口气的速度看完的。他早听过介绍，奥里亚娜·法拉奇是位足迹踏遍全世界、访问过多名政坛首脑的著名作家兼记者。她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她以提问尖锐，言辞泼辣而著称。因此她的人物访问记别具一格。十几年来，她先后采访了各国政府和政党的著名人物四十多人，其中有美国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约旦国王候赛因等人。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她又采访了邓小平。

（短暂的春秋451）

法拉奇习惯于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回答，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但加上一个占一定篇幅的前言。她说这样才能做到真实，避免断章取义。一个有经验的记者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公正”，常常要努力在他报道的内容中倾注自己的观点，而在形式上隐蔽自己的观点。法拉奇在这方面的智力有她自己的特色。她以问答全文的形式来表明她的客观公正，其实，这并没有妨碍她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相反，尽管她没有修改或删节被访者的谈话，哪怕是一个字，但她却通过她的提问，尤其通过每一篇的前言，尽量地表达她的观点。叶剑英饶有兴趣地看着她问邓小平的几个精彩段落：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对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是封建主席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大都听不进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集体领导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奥：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的时候都没有碰倒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周总理—直在台上，一直在掌权，虽然有的时候他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又不能纠正当时那些错误？邓：周总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一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

（短暂的春秋452）

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启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份。‘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来我的话，我是犯下不少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不能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短暂的春秋453）

叶剑英看完这份资料，微笑地往后一推。

他佩服邓小平的思维，灵敏而又机智，胆大而且心细，极善于对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作出反应。就从这篇谈话中，他的这个特点再一次得到证实。相比这下，自己无法同他的这种政治手段相比拟，所以他们已经提出自己退下来，但邓小平坚决不同意。

“现在还不到你退的时候。”

“我实在是力不从心。”

“退也可以，得等到华国锋下台。”

叶剑英笑着点点他的脑袋：“你呀，真是鬼精灵。”

邓小平也笑了：“我早就说过，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得和我同进共退，我就是失败也得拉上你作垫背。不能再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样，老是我孤军深入。”现在，邓小平他们采取一系列行动，已经把总攻击的时候搞得更成熟了。

叶剑英刚合上文件夹，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是邓小平，请让叶帅和我谈话。”

“真巧！刚看完你和法拉奇的谈话材料，就又听到了你的声音。”

“世界上的事总是无巧不成书嘛。”

叶剑英哈哈大笑：“你又冒出什么鬼主意来了？”

“不是鬼主意，而是神主意。”邓小平幽默地说，“我和在京的几位常委碰了头，他们也都希望在国庆节前夕人大常委会召开十六次会议，通过对特别法律和特别检察厅的组成人员的任命。这个会议还是由你来主持好啊！”“这是大事，义不容辞。”

“我看只有利用这次审判的东风，才能促动那个人自觉—点革命啊！你看他还在公开场合下演戏，好象他有多大功劳似的，让江

（短暂的春秋454）

青这人在审判中狠狠咬他几口吧！”

“预审中的材料都看了？”

“我听了公安部同志的几次汇报。那个老太婆还是威风不减当年，又是讲理论，又是讲功劳，把她当作是代表全党意见的英雄。”邓小平的话语里充满蔑视：“不过有个最大的好处是她把华国锋紧紧咬住了。说他才是许多事件的重要策划者，口口声声要和他、汪东兴对证。”“她听到汪东兴已经下台，不知有何感想？”

“据看管人员汇报，江青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甚至说她早就料定他们会有那样的下场。老太婆就是没有想到她自己的下场。”

这时，俩人同时放声大笑。

邓小平接着说：“我打算在审判林彪、江青的同时召开政治局生活会，系统解决华国锋的错误，给他施加点压力。”

“为何操之过急呢？”

“现在正是政治上最好的时机。—来他在经济上的失误已引起了人们普遍不满；二来许多刚站出来的老干部对他的怨气正在火头上；第三少奇同志刚平反，审判江青的士气非常高涨，形势对我们正处有利之机。我就怕热情冷下来，—冷下来，特别当新上任的这些同志弱点、缺点开始曝露的时候，我们再动他就不那么容易了。”“好，我同意你的看法，一定要和大多数同志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容易出麻烦。”

“那么，人大会议就靠你妥善安排了。”

“明天，”叶剑英犹豫了—下，果断地说：“你让彭真同志找我一次，汇报一下组成审判庭和检察厅的事，具体时间，我们定吧，你看呢？我的首长！”“好，就由叶帅定吧！”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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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人大会通过决议案 聂荣臻病中吐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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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存秋）455

五十四 人大会通过决议案 聂荣臻病中吐心声

九月二十六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全国人大秘书长杨尚昆指示工作人员把厚厚一叠提案材料分给每个与会常委时，人们立刻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感。尽管一切都是事先早已决定好的，常委们也许只是例行公事，但他们还是感到了—种压力，这种压力是重大的压力。当年那几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似乎已经坐到了对面的审判椅子上，被迫倾听由他们以前的同事对自己的审判，从而成为—些身败名裂的人；过去这样处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这样的事都是第一次。但是，如果开了先例，那就必然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因为总会有人步这种结果的后尘的。有些有远见的专职常委们已经考虑到这种后果了。秋高气爽。虽是上午，但叶剑英已经穿上了厚厚的衣裳，一路上他看到轿车外的路旁萧瑟的秋风正在卷走着发黄的落叶，就要标志着另一个季节的来临，心里浮现—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在休息室，他见到了早已到达的彭真，问：“成员名单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事先征求了宋庆龄副委员长的意见了吗？”

彭真笑了：“她还是老说法，尊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那好吧，大多数委员一定会通过我们的决议的。”当叶剑英由

（短暂的春秋456）

彭真、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得尼·却吉坚赞等副委员长们陪同坐在了主席台前，扫视着全部到会的委员们时，发现会场里出奇的安静。他们各在各的位置上坐下来，打开了各人面前的那些提案材料。“大家都看到了吧？”叶剑英由于对江青、林彪两案的成员怀着一种刻骨的憎恨而显得形容憔悴：“我们这个会只是审议和任命审判‘四人帮’两案的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共由三十五人组成，其中有八名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是很有名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这些人。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我们要看到我们党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幕戏，题目叫：审女皇。”与有些人闷闷不乐的样子相反，彭真始终显得兴高采烈，他眯缝着眼睛说：“这里，对江青的审判的确会引起全国、全世界的关注。已经有人纷纷打听我们究竟会怎样处理‘四人帮’，我看我们还是独立审判，不受法律之外的任何人的影响，当然，今天主要讨论两个特别审判机构的组织人员问题，其余的问题将交给他们去考虑。”大概是激动的缘故吧，他的讲话显得有点罗嗦，他一遍一遍地介绍这两个机构组织人员的姓名和简历，强调特别法庭分为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陈伯达五人。第二审判庭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蚊五名原军人主犯。还再三说明，此次审判只审理林彪、江青等人的刑事罪行，不涉及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否则就会把党内的路线是非同他们的反革命刑事罪行混淆了。当讨论开始后，许多委员们对组织这些机构的人员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太大的关心，而对江青这些人现状十分关心，兴趣极大。

史良问彭真：“如果让江青认罪，那比太阳从西边升起还要难哪。看来她是一个要抱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我问过监狱和审理她的案的人，她从被捕到现在，没写过—个字的检查，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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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承认过一个罪行。她还是当年的派头啊。一开口就讲她的功劳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看来她要重新上了台，我们这些人统统都杀头。—个也剩不下。”人们哄地笑起来。

史良又问：“她吃得怎么样？”

江华说：“她吃得还是不错的，起码比普通犯人强多了。前一段我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看了他们一次，当然江女皇是不知道我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观察她的情况，是通过观望镜看她的，她坐在她的床铺上，用手不住地摩平自己裤子的褶纹，不时地站起来，作作深呼吸，像条老狼似的嗅嗅牢房的什么气味。看来她的嗅觉很灵敏，发觉我们正隔着一堵墙观察她。”“那么张春桥呢？”

彭真说：“这个人的态度也是极其顽固、极其恶劣。他从被捕那天起，就不再说话，拒绝办案人员对他的任何询问。他好象还是特别清高，公然蔑视法庭、蔑视党的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从不交代任何问题。他们那一伙人，就数他胖，养得肥头大耳的。”“不过，他是讲了不少问题的。”江华说：“他坚持他认错不认罪的防线，一直说他犯了错误，但不认为他的问题是触犯了刑律。这里面，态度最好的是王洪文。看来他的精神是完全垮了，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讲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没骨气。这就是他们那伙人的基本情况。”彭真又说：“这些在押犯的生活待遇一直比较好，伙食上从来没有亏待他们。如果拿他们迫害我们时的情况相比，简直是把他们捧到了天上。当然，到审判他们的时候，还会将他们的伙食标准再提高—些，让他们吃得好好的，穿得暖暖的，以保证其充足的营养和健康，好有足够的精力来出庭受审。”会议整整讨论了三天，到了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叶剑英主持下，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

（短暂的春秋458）

1．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起诉、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特别检察厅厅长。

2．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特别法庭设两个审判厅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兼第一审判厅审判长。3．特别法院公开进行审判。

4. 特别法院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对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

表决以后，叶剑英徐徐吐下一口气，对彭真说：“全国人大的历史上，从此又翻开了一个新篇章。”

在朝西通过向玉泉山的路上，轿车呜呜地开了很长时间，但公路是笔直的柏油马路。从北京城方向开来的这三辆轿车飞驰着，只用一个半小时，就到达了军队核心首脑人物的办公地。一路上，胡耀邦仔细地视察了广袤无垠的庄稼地。秋光分外凉爽艳丽，如海的高梁和远处的枫叶连成一片。地里的豆类作物喷着芬芳，给锦秀壮丽的大地铺陈得更加有滋有味……政治家只在这种心情下，才有心思遐想连篇。

早已等候在门口的两个人等三辆轿车停稳后，亲自迎了上来，同最先跳下车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紧紧握手。

“聂帅怎么样？”

“身体不太好，可能参加不成会议了。”

胡耀邦和赵紫阳跟着他们，走进了聂荣臻的卧室，看见他正躺在床上，由身旁的护士给他输液。但是，他的气色很好，神智也很清楚。看到总书记和总理进来，他好象很激动，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护士按住了。“真遗憾，这么重要的会议，我不能参加了。”

“这是意外的事，”胡耀邦说。“政治局委员中除了你和刘伯承同志请了病假，赛福鼎和陈永贵我们不计划通知他们到会外，其余同志我们都通知了。此外，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也将列席会议。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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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这次会议，中宣部和纪委都将在此期间开会，特别法庭也将在政治局生活会期间开庭。里外配合、上下配合，争取会议开得有声有色。”聂荣臻嘴角露出笑意：“怪不得小平同志一直推荐你，看得出你确有组织才能。”

赵紫阳说：“这一段来耀邦同志里里外外，跑前跑后，作了大量的工作．”

“这都是大家在努力嘛。特别是小平同志，基本上天天都在找—些同志谈话，争取为这次政治局生活会奠定基础。”胡耀邦说：“我们这次来，也就是为了进一步征求一下你的看法和意见。”聂荣臻说：“有一件事我—直有怀疑，那就是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华国锋自己大肆宣扬的所谓毛主席给他写的条子：‘你办事，我放心’。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我心中无数。你们见过吗？”胡耀邦摇摇头：“我是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赵紫阳说。

聂荣臻接着说：“我曾经问过叶帅，他也是说他没见过。这么一来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么一件事吹得神乎其神的证据，竟不交给中央保存，也不在历次的政治局中央全会上公布，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过去说此人怎么怎么怎么老实。”胡耀邦说：“我看大大的不见得。这个人其实是很狡猾的，通过这么一段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他极心眼里作事。那个条子很可能是伪造的，是他自己或指使他的人伪作。”赵紫阳说：“人所周知，当时毛主席病得已经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可能给他写什么字，而且主席又没有签字，没有写明日期，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聂荣臻示意护士给他枕头垫高了些，然后继续地说：“我们刚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名义上强调‘大治’，实际上是‘不治’，他本身的许多事情就和‘四人帮’有牵连，叫他清查和‘四人帮’

（短暂的春秋460）

有牵连的人和事又怎么能查得下去呢？所以，许多‘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不但没被摧毁，而且还受到了保护。这场斗争的软化，与华国锋的错误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为什么各地会有那么多治安问题，反革命分子猖狂活动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政治不能与中央完全保持一致，不能不说祸根在此。”胡耀邦连忙点头：“讲得好！讲得好！聂帅的这几句话完全说到要害处了。我们同华国锋的矛盾根本在此。从本来的意义上讲，华国锋和‘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观点在他们的脑袋中都占有上风。”“这也是我们这次生活会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赵紫阳说。

聂荣臻完全同意地说：“对了，这下你们算找到要害了，对华国锋的错误，要一条一条地揭，一条一条地批，要让他听了吓一跳，这才能触动他的思想。如果能让他知道，还按老皇历走，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不，这一次也计划从组织上采取措施，动员他辞职。”胡耀邦小声地说：“这也是小平的意思。”

“那就更好！”聂荣臻双手使劲地一拍床铺，几乎要坐起来，慌得护士和众人赶紧扶住了他。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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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政治局开生活会 华国锋成众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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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60）

五十五 政治局开生活会 华国锋成众矢的

华国锋一进会场，就感到了异样，心里立刻忐忑不安了。

以往政治局开会，作为中央主席的他，总要坐在主席台上或者会议桌的中央，显示出独特的身份。但是今天完全变了样，就像国

（短暂的春秋461）

际上召开圆桌会议似的，整个会议室的沙发被围成个大圈，象征着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他和叶剑英一块走进去时，先来的人纷纷和叶剑英招呼，而把他硬梆梆地凉到一边。华国锋一下子收起了他那长形脸膛上曾讨人喜欢的露齿笑容，这种音容笑貌曾使政治局委员们把他选为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人物。

如果从他左边数，紧挨着他的是与他私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叶剑英，他这样认为。叶剑英是他在政治局内的知己，再过去是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后者长得瘦小，白皙，轮廓分明，有些知识分子厌恶他，却从未有人低估过他。许世友和彭真凑在一起是不可思议的，何况一年前许世友还在华国锋面前大骂过他，说：“和彭真这号叛徒坐在一起吃饭都感到恶心。”华国锋同样很赏识他。许世友极为忠诚可靠，且无任何超越自己幻想之外的任何政治野心。他和耿飚、徐向前一样，对厌恶的那几个人持同样态度。现在，不知为什么，他们竟搞到一起去了。坐在对面的是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分坐在他的两边。和赵紫阳相挨的彭冲、陈慕华和李先念、李德生。排在胡耀邦那边的余秋里、张廷发、王震、邓颖超。书记处的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也坐在另一边，他们是被通知列席会议的。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里各摆着一张小桌子。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位速记员，他们是特地负责这次会议记录的。

政治局的委员们核对了人数后，胡耀邦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同志因病未能参加会议，陈永贵和赛福鼎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人。中央书记处书记七人列席了会议。”这时，华国锋按照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定的调子宣布会议开始，他说：“根据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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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的规定，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今天，我们按照这个精神来开个政治局生活会，重点谈一下党的十一大以来的思想，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便在新基础上达到更加巩固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这次开会要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邓小平强调说：“不要吞吞吐吐，不要钝刀子割肉。揭问题就要有脱裤子的决心，来个一针见血。如果再顾及情面，我们这个党就不会有希望了。”这下，会议室的空气立刻变得沉闷起来，人们都屏息静观着谁先开炮，谁都没有率先发言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几分钟没有人讲话。“我看，还是我这个总书记带个头吧！”忽然，胡耀邦开了口，他大声说：“现在我们党再一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就是：我们是继续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指引的方向走，还是在此基础上原地踏步，甚至开倒车，往后退的问题。”一下子人们目瞪口呆，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见胡耀邦呼地站起来，激动地说：“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决心大干四化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还是因循守旧，坚持‘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路线和左倾错误，迟迟不能从错误的泥坑中解脱出来，严重影响了大多数同志的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愿意检讨。”面色苍白的华国锋，骨碌转动不停的眼珠子扫了与会者一圈，解释道：“从粉碎‘四人帮’起，许多老同志建议要我赶快解放小平同志，当然如果马上解放小平同志，会使党的工作减少损失。但是我考虑到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刚刚去世，毛主席的威望正在高涨时刻，我们党中央的弯子一下子转得太快了，会使党和人民马上接受不了，就

（短暂的春秋463）

会出现大的问题。当时，国内外都有人称我们是右派政变了，这个情况希望同志们予以理解。”

“我看华国锋同志还是不忙解释吧。”陈云扳着面孔说：“耀邦刚刚开口说话嘛。像你这么解释，天底下就没有错误这一说了。因为任何错误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你的理由头头是道，还要别人提意见干什么？”“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怎么又开口呢？看来你是根本不想让别人开口，这就是你对待大家批评的态度？简直是岂有此理！”

“华国锋同志—贯作风霸道，根本听不进去群众、干部的意见！”

“他还有个完没有呢？让耀邦同志讲！”

这一下华国锋感到众怒难犯了，连连招手：“好，还，我认错！现在请耀邦同志继续讲，继续讲！”

“华国锋同志在各种讲话和谈话中，都口口声声地说粉碎‘四人帮’是他的功劳。他完全夸大了他的作用，利用这一事件把自己摆在了非常不恰当的地位上。当然，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胡耀邦伸出一个指头，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这—点应当肯定，但是，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韦国清说：“粉碎‘四人帮’时，叶帅、先念同志，还有许许多多的将军、老帅都是立下了大功的嘛。就是你华国锋不粉碎‘四人帮’，别人也要粉碎，你要阻碍，说不定连你也一块粉碎了。”“话虽说得难听，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李先念说：“邓小平同志同‘四人帮’斗争了整整两年多，积累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什么周总理逝世后，反‘四人帮’的怒潮会火山爆发那样冲天而起？为什么天安门四五事件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就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深入人心！他们为我们粉碎‘四人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讲，你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没有逝世之前，是同‘四

（短暂的春秋464）

人帮’遥相呼应的，是和他们搞在一起的。要不是江青、张春桥反过来企图收拾你，也可能会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

“完全可能！”赵紫阳说：“你还记得吗？华国锋同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份，你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时，我就对你说：‘国锋同志，慎重一些，小平同志的一些作法是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过的，小心别伤害了大多数的感情。’你马上就训我：‘你这种提法根本就是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在政治局内造谣言、放暗箭，攻击江青、春桥同志，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毛主席！’你华国锋不仅当着我的面这么批我，而且把我的话报告了江青。”“紫阳同志，不是我报告的！”

“不是你是谁？当时再没有人知道！”

“也可能是工作人员干的！”

赵紫阳来气了：“像你这样推责任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在你批我后的第二天，江青擅自召集几个省的负责人开会，在会上大批各省的右倾翻案风，其中点了我给华国锋同志讲的话作例子。江青见我还是无动于衷，就冲着我喊：‘赵紫阳，你知道这是批谁吗？就是批你！直到中央要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议之前，你还敢给中央负责人提意见，让别人慎重，我看你一点都不慎重！请问华国锋，这不是你打的小报告，又是谁干的？”“太明显不过了，华国锋同志不老实！”

“这点小事都不敢承认，何况是大事呢！”

“这点他根本推不过去！”

王震指着华国锋的鼻子吼起来：“这事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帐都得往你头上记。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镇压群众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你亲自指挥的。中纪委已经查了档案，镇压的电话是你打的，命令是你签发，人是你下令抓的！所有这些，你能事事赖掉吗？”华国锋红着脸说：“我并不想推卸责任，我只是想说，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以后，才由我去执行。”

（短暂的春秋465）

“这不能说你没有责任！”王震似乎是咆哮了：“这种诡辩和‘四人帮’没有什么两样！张春桥、姚文元，包括江青都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执行了中央决定的，事实会那样吗？你抓哪一个人也都政治局批准了？华国锋呀华国锋，我过去对你的面貌还有点不清楚，现在才发现你极不老实！”“许多同志都要求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你为什么迟迟不平反？这也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吗？”彭真也沉下脸来，词语非常严厉：“我看你的态度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两年之久后，你都迟迟没有转变观点！”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问的时候，华国锋作了解释。他说他之所以那样做，一是政治局会议委托他全面指挥；二是江青、张春桥，特别是王洪文亲自监视着他，他不那么做就根本保不了自己；第三，毛泽东已经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灾难已经造成，谁也扭转不了历史现状。但那并非是他情愿干的，他并不想为自己找些不站住脚的借口。房间中的沉寂像是腥风血雨一般。陈云发言了，尖刻的言辞叫人根本喘不过气来。

“为什么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能避免犯错误，比如剑英、先念、李德生、倪志福等同志，他们都是党的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有的也是政治局委员，而你不会像他们那样呢？”“我分管安全工作嘛。”

“我看不是，而是胸有向上爬的野心，所以要踩着别的人肩膀往上走。很明显，那个时候不坏良心是上不去的。”

“不，我没有野心。”“陈云同志，如果你硬要这么讲，我完全可以辞职。我不在乎当主席不当主席。我可以当个普通公民。”

陈云冷笑道：“早在八月十八日到二十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有少数同志已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你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

（短暂的春秋466）

上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你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至一九八零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华国锋同志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刚才他也提出要求辞职，我认为改变他的现在职务是完全必要的。”华国锋的脸一下子成土色。他几乎带出了哭腔：“我再三再四地作自我批评，一再对大家的意见采纳接受，你们就是不谅解我嘛，你们一再表示不相信我，我不辞职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些人低垂下了头，再不敢和他那双潮润的、含着某种渴盼目光的眼睛相碰。

华国锋又把目光转向了叶剑英：“叶帅完全可以作证，我在粉碎‘四人帮’后哪一点不是采取了集体领导？我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和叶帅研究过的！让小平同志站出来，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就让他站出来了嘛。这并不是算太慢嘛。”叶剑英有些不耐烦地说：“国锋同志，今天政治局会议是给你提意见，是对你批评帮助帮助并不是给你评功摆好嘛。等哪一天在给你评功摆好时，我看大家也能讲一大筐子嘛。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承担责任，那我来担好了。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中央让我退休，起码把我的名字排到小平后边去，这是我主动的意见。”这么一来，弄得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更加孤立。他就像上帝将倒霉的手指指向了他一样，不管他怎样辩解，也没有多少人听他的；也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他。当初还有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人敢于替他说话，如今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一副举目无亲的境界了。他想放声大哭，但是哭不出来。

华国锋只得以守为攻：“同志们，既然大家对我还有这么多意

（短暂的春秋467）

见，那么索性大家把心里话就都倒出来吧。这个会，今天开不完，明天继续开，明天开不完，接着后天开，一直到把意见都说完，凡是属于我错了，我坚决改正，凡是属于中央的，我承担第一位责任。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嘛。”“你说了这么多。”乌兰夫开口说话了，他叹了口气，很不满意地说：“都是解释、说明，我就没听见主动检查过一句属于你的错误。‘两个凡是’，大家说了这么长时期了，是你的发明吧？这已被实践检验是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你长期坚持这个口号，而且是在实践中推行这个路线。”“这点我承认．我是多次讲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志们，刚刚粉碎‘四人帮’，‘左’的思想倾向占统治地位，我们不提这个口号就争取不了群众啊！”“你看看，你看看，他又在辩护是不是？”

“这是事实呀！”

“他根本听不进去群众的意见嘛。”

“国锋同志，你承认不承认‘两个凡是’是反马列主义的？”

“是不恰当的言词。”

彭真火了，将沙发扶手一拍大声说：“什么不恰当言词，完全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你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在三中全会以后，你的思想有所改变，但在—些原则问题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是我在组织上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服从了党的纪律，在行动上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我尽了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

陈慕华开口说道：“你是党的主席，你不能仅仅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呀！如果只是一个党员，怎么能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奋斗呢？或许你是一个好党员，但却不是成熟的、合格的党主席！你可以是个好公民，但却不是一个好总理！”

（短暂的春秋468）

华国锋感到一阵昏眩，眼前立刻一片漆黑，他不由得用双手捂住了脑袋。就连陈慕华这样的并不多谈政治人事的女领导人都指责自己了，我还能再在中央呆下去吗？这种局面太惨了！他被解放出来。安排到政治局内，最后落到了这般境地！朦胧中，他忽然觉得自己驾车在道路上顺着悬崖爬向了一个深不可达的谷底。在谷底又是一连串的山丘，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狭缝，道路从中间通过。道路两旁一片葱茏茂密。在平坦的谷底，点缀着成千上万农家小屋，屋周围有禽舍、牛栏和玉米田、庄稼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屋顶中央的烟囱冒出袅袅的炊烟，甚至在如此高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满山的羊群，还有妇女和儿童弓着在田间劳动。这多么像自己的家乡山西交城县的山水。记得有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一块到大寨视察，路过这片土地时他开玩笑在说：“假如我老了，就回这片土地上种耕田园，这里的一山一石多么亲切啊！”“难道你不想把这里彻底改变一下？”

“怎么个改变？”

“变成大都市啊！”汪东兴放声笑道：“我的老伴也是山西人，是山西垣曲县人，那里也是山区，我总想着有朝一日把那开发出来好为民谋福。”华国锋的情绪受到感染，也大声说：“我们这一生也让家乡父老放心了，我们毕竟给山西人民增了光彩。这一辈子过得不冤枉，要不是毛主席，哪里会有我们的今天！”“可是，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这里的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也许人们会把我们当作千古罪人来遣责！”

华国锋一下子清醒了！他的头上、身上沁出了一层冷汗。这时他才发觉，批评他的会议没有结束。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似乎比刚才更积极、更勇跃了。一直坐在那里观察局势发展的邓小平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准备讲话了。会议室里立刻出奇地安静，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他。这时，华国锋才猛然醒悟道，他，他才是稳操、主宰目前中国命

（短暂的春秋469）

运的当家人。他真弄不清楚，为什么在场的这些中央核心成员竟如此敬畏他，他那锋利的目光转到那里，那里都会出现不安的躁动。这个留着斑白头发的小个子，怎么会有如此惊人的力量！“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畅所欲言，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了各种意见。”他说：“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得重申党的纪律。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极其保密的会议，会议的内容一个字都不能泄漏出去。谁泄了密，就要严厉制裁他。这是其一。第二，不管对华国锋同志还是其他人，有什么只准在这里讲，不能拿到会外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有这么一条要规定：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是分裂党和颠覆党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员绝对不允许参加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林彪、‘四人帮’煽动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权的反革命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你们听清楚了吗？”邓小平笑了笑，那只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盯住了华国锋，又念下另一段：“一位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进行派性活动，必然会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不加以坚决制止而任其发展，就会导致党的分裂。”“大家都听见了吧？这可是他自己亲口讲的！”邓小平笑着说：“那么我们就所其言，观其行。希望华国锋同志不要自己食言。因为任何搞两面派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个会，我建议明天继续开！”（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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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群情激愤深揭猛批 英明领袖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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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70）

五十六 群情激愤深揭猛批 英明领袖名誉扫地

江青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从容不迫地走出监房，跟着身穿警服的女看守来到接见室，同前来担任辩护的两名律师见面。

她坐到对面的椅子里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发制人地提问，而是端坐不语，尽量把自己的神志搞得自然些。

“你接到起诉书有什么看法？你要不要聘请我们给你当律师？”

“首先我要控诉公安部！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法西斯绑架！”江青脸一沉，厉声说道：“至于起诉书，那更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林彪和我怎么搞到—起来呢？林彪是要杀我的，对我恨之入骨。现在，特别检察厅把杀人者同我这个被杀者混淆在一起，这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讲？不过，我是想请个律师替我说话。”“你要决定聘请我们给你当律师，我们可以就这些案情来商讨问题。如果你不决定下来，我们无法就案情进一步谈话。”那个年纪大一些的律师说。江青的眼神在他俩身上转了又转，反问道：“你们敢给我辩护吗？我这个案子可是太复杂了，牵扯到我们党内的许多大事。许多事情，不是我决定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我不过是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代表的基本路线罢了。所以，要想给我辩护，你们得学习一九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学习十六条，也就是那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学习这些，理解不了我的许多活动。当然，我现在被他们开除党籍了，那是他们决定的，我不承认！”那两个律师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年纪大一写的人说：“我们作

（短暂的春秋471）

为律师，要学什么文件，我们自己知道，不用你来指点。我们只想弄清楚，你到底想不想请我们当律师？”

江青皱着眉头捂住了耳朵：“你不要大声说话好不好？我害过病，受不了刺激，你们这样大声说活只能使我身体受不了。”

“你不是说你耳朵聋，要我们大声说话吗？”

“你们离得这么近，我能听见。”江青慢慢地放下两手，骨碌着眼珠子又问：“我是想请律师替我说话的。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我请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和我的女儿李纳给我当辩护人，这完全合法呀！为什么特别法庭不允许，不答应呢？”年轻一些的律师说：“这我们就不知道了。特别法庭的回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管不了那么许多。不过，据我们所知，史良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她多年来又不再继续当律师，所以特别法庭不允许也是可能的。”江青冷笑道：“请你们给我当辩护人，你们自己能取了证吗？比如—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主席给我有一封信就在我的保密柜，你们能取出来吗？还有，有些证人，比如华国锋，他是重要的当事人。毛主席给我的许多指示，他是知道的。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定性和取证，他也完全清楚。有些事就是他干的嘛。起诉书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天安门事件吗？我也可以告诉你们，那也是华国锋干的。材料是他报的，政治局会议是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的事是他执行的，现在把事情一古脑儿都推到我们身上，这合理吗？”“你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嘛，现在我们只说你的事，而不管其他人。”

“所以你们就很难弄清楚真相。”江青说：“起诉书完全对我实行的是诬陷！我一点也不在乎。把什么事情推在我身上，我不怕，我感到很光荣。问题是像华国锋、汪东兴这样的小人，他们自己干的事不敢承认。这太无耻、太卑鄙了！”接见室里只听见江青—个人的声音，未免是对聘请律师的一

（短暂的春秋472）

种讽刺．看来，这件事情只能就此作罢了。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从前天开始，就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对这个美丽而幅员辽阔的大国，始终充满了神秘感。他在钓鱼台国宾馆说：“我相信，作为一个献身于世界和平而坚持不懈进行探索的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传统，并牢记它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再三重申的义务……”在和赵紫阳会谈时，他几次看到这位新总理经常走神，表现出心不在焉的那种神态。两国的陪同人员都在场，会谈是令人愉快的，但又是拘谨的。当赵紫阳夸夸其谈的介绍结束时，李光耀站起身来，慎重其事地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感谢，他已代表新加坡极为小心弈弈而又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的言论。“我愿意告诉赵总理，全世界都关注着贵国审判江青、张春桥及其他政治犯的事件。”

“我们始终认为，这是我国自己的内部事务，外国的任何机构和组织都不应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干涉。”

“我们从来不想干涉贵国的事务。”李光耀说：“我只是想提醒阁下，许多国际组织呼吁要援救江青，国际上曾有惯例，即对妇女一般不采取死刑。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审判活动中考虑到这一点。”赵紫阳笑了笑，很平静地说：“我们国家的审判是独立审判。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罪大恶极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进行。”对此，李光耀也是报之于淡淡的一笑。

华国锋的精神防线此刻也完全垮了，两眼由于熬夜，出现了红丝，脸部的肌肉松驰下来，走起路来没精打彩，闷闷不乐，再没有当初那副毛泽东转世的神气了。会议室的桌子重新作了布置，整个会场排列成一个长方形的大会议桌的形式，这样与会者可以将文件包放在桌上，尽情地记录

（短暂的春秋473）

和准备发言稿。

华国锋斜视着那位身材短、瘦骨嶙峋的胡耀邦，并感到他的手掌中握着什么了不起的材料，也正和邓小平交换着意见。这样看来，今天的会议上还有好戏看了。当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人都在那张宽阔无比的会议桌旁就座后，胡耀邦又开始讲话：“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和批评华国锋同志的错误。我们之所以开这个会，目的还是治病牧人，是为了帮助华国锋同志，而不是为了整人。这一点，我相信与会者能够很好地感觉到。”陈云点点头。他那凝视的目光不断游移到华国锋和那几个始终没有发言的人身上。别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望着他；其中几个人仔细察看邓小平的每一个表情。“我来讲几句！”满头白发，看上去骨瘦如柴其实身体非常强硬的王震伸出一双手来，不停地比划着说：“华国锋同志的思想越来越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想一想华国锋在‘十—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口号，什么‘抓纲治国’啦，什么‘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啦，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大庆、大寨两面红旗’啦等等，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口号。当然，这并不说没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你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彭真说：“口号不能乱提，所有的口号都是代表中央在一个时期的前进方向的。口号提错了，一切皆错。华国锋同志至今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有点好处，还想四六开或者对半开，是不是？我愿说句老实话，文化大革命对全国人民来说，没有—点点的好处。除了给党和人民造成一场大灾难外，再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直到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他还讲了许多‘左’的意见，继续守着毛泽东错误不放。”“如果说毛主席都错了，那我也就承认错误罢，这样评价历史，我没意见。”华国锋忍不住说。

（短暂的春秋474）

“这样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邓小平关键时刻开了口：“你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你就可以犯。毛泽东同志即使犯点错误，全党全国可以原谅，你华国锋就不能原谅。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你华国锋有多大的功？你动不动就想和毛泽东同志攀比，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可以看看，华国锋自己的像和毛泽东同志的像并挂，对他种种出格的歌颂，我越看越觉得不顺眼，越听越觉得不顺耳，我都替他感到脸烧，但他却觉得心安理得。这种情况，甚至在今年不久以前还在继续。这说明华国锋同志多么没有自知之明，多么荒唐！他完全把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摆错了位置，是严重的思想问题和党性问题。”“我同意小平的意见，”赵紫阳紧接着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历史上有着不可比拟的功劳。他缔造了党、军队的国家，正像平时经常讲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就这，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我们还是要批的。你华国锋可好了，你刚上台，就享起毛泽东革命半世纪才享有的待遇。报纸上你的报道，和毛主席的报道、版面安排一模一样。甚至住房、生活条件等等，你都要和毛主席比，你华国锋真是太不自量力了！连老百姓都有口头谚语：‘口出狂言不知羞，黄豆也想比地球！’指的就是你啊“！”胡耀邦“噌”地站起来，指着华国锋的鼻子说：“听了吹捧你的那些话，我都肉麻！什么‘英明领袖华主席’，你也不想想，你英明在何处？何方？就是在抗战时期领导几个人的游击队打打游击，也算最高统帅？哈哈，不是我吹，你打的那些仗，比不上我的百分之一。当然，你也就更不能和我们的许多老将军、老元帅相比了！看来，你是很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的。你是个题词迷，到处要留下你的墨迹，对什么事情你都要写几个字。你题了大量的、而不是小部分的，你写许多不应该写的，而不是必要的题词题字。你那些玩艺儿四年的总和，超过了毛主席四十年的总和还要多。你看你英明不英明！”

（短暂的春秋475）

会场一阵哄堂大笑，把华国锋臊得坐在那里张口也不是，低头也不是，屁股下好象垫上了针毯。

“耀邦同志，许多过誉之词也不是我让他们说的。我承认自己不行，最好我把自己的职务让位给你！”华国锋红着脸说：“我的职务也不是自己伸手要或者夺来的，也是大家选来的嘛。”“你这是什么态度？怎么一点都听不进去别人的批评？”

“谁说你的职务是夺来的了？你是向谁发火？这么不虚心！”

“耀邦同志讲的话，字字、句句都在理，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山西到处都唱‘交城山’把那个曲子和‘东方红’一样播放，你知道不知道？到处提‘英明领袖华主席’你知道不？说话呀？”“这我当然知道呀！”

“知道为什么不制止？”

“我，我怕扫了大家的兴！何况有些话是中央最高层的同志的提倡。”

邓小平点着他说：“这说明你不识抬举！别人奉承你两句，是启发你自学，或者给你提个新高度。你却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只问人民要这要那，从不想着对人民奉献点什么，所以你必然要引起人民对你的反感，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国锋同志，大家这是给你敲警钟哪！”陈云说：“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哪个都比你大，哪个都比你资格老，我们谁也没有接受过那么高的荣誉，你的确太过分了！”许世友站了起来：“我们已经讲了许多了，听听华主席讲怎么样？”

“对，让华主席表示一下态度也可以嘛。反正我们提意见是为了帮助一个同志，而不是为了整人。总要让人充分发表意见，也允许被批评的人辩嘛。”空军司令张廷发说。“应该听听华主席的表态。”彭冲说：“认识多少讲多少，一时认识不上去也没关系，大家还可再等候嘛。”

耿飚也说：“总还应该看到，华主席在过去的四年中还是作了大

（短暂的春秋476）

量的好的工作嘛。粉碎‘四人帮’，没有华主席亲自坐阵能行吗？我看还是不行吗？我看还是不行的！这些方面，叶帅过去讲得很多，我也不想一一举例。我们都想听听华主席对大家提的这些意见的态度。”泪珠已经在华国锋眼眶里滚动了。

华国锋站起来，声音有些哽咽：“同志们，首先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批评，这对于我下一步搞好工作，无疑是有好处的。我非常赞成党发扬民主、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我同样主张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不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国锋同志，谁给你罗织罪状了？”胡耀邦马上说：“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

赵紫阳也说：“华国锋同志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变着法儿给批评他的人扣帽子！”

“你说说，我们批评你的哪一条不是事实？哪一点冤枉你了？”陈云也反问道。

耿飚颇为不满地说：“你们还让不让华主席讲话？怎么人家开口就打断人家话？”

许世友也说：“党内民主嘛。充分体现人人平等嘛。”

彭冲很不高兴地说：“我想听听华主席讲！”

邓小平也火了：“看来这个政治局会议由你们主持是不是？为什么要擅自修改会议方向？政治局会议开会帮助华国锋同志，是常委会决定的，难道你们要推翻常委会的决定是不是？真不像话！”许世友脸白了：“小平同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

“还是会议原议题走！”邓小平爱搭不理地说：“我们会给华国锋同志留下充分讲话的时间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是让大家把华国锋同志的问题充分揭够、揭透、揭彻底。不然，还怎么谈总结历史经验？还谈什么教训？”几句话，使会场的气氛再依次紧张起来。

这时，叶剑英用红蓝铅笔轻轻地弹桌子，宽阔的肩膀耸了耸，

（短暂的春秋477）

慈祥的面孔上出现一道道饱经风霜的皱纹，放声大笑起来：“好！好！我们这个政治局会议开的确很热烈，很够味，大家把憋在心里的许多话都讲出来了。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正像大家一再提出的，华国锋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的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都给他提出来后，他—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了这样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今天，我们是继续讨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错误，这也是起草党的若干问题决议的—个重要组织部分。不仅对华国锋同志，而且对我，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同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我看还是按原定的程序开会吧。”“刚才叶副主席讲的话很好。”华国锋说，“对同志的批评，我希望真正作到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不再作什么解释了，只要大家愿意讲，我什么时候都表示欢迎。”当他表态的时候，出现了一会儿的静默。但只是短暂的时间，彭真从桌上的皮包里取出—叠材料。摆在自己面前，呷了一口茶水，开始了他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同志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致要求平反这些案子，给受迫害的同志恢复名誉。对待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就成了衡量一个人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维护‘左’倾、‘四人帮’路线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水岭、试金石。你华国锋究竟是采取的哪—种态度呢？”说到这里，彭真的眼圈都红了，平静的脸一下子露出怒不可遏的神色：“你对我们这些受迫害近十年之久的老家伙没有一点阶级感情。除了仅仅与‘四人帮’有关的一些问题以外，你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倡议。你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是消极的、观望的、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在背后猛击—掌，你就不肯向前走一步！在座的同志们

（短暂的春秋478）

都还记得，你对邓小平是什么态度，你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是什么态度？你的那鄙视、恶劣的、至今没有完全转变立场的态度，伤了大家的心，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作深刻的、像样的检查能行吗？”“这样的检查还不能仅仅是口头的。”邓颖超这时也开口了，她那总是忧虑的脸上泛上红晕，很明显地出于激动之情：“而必须是从实际行动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就要有—个长时间的供同志观察和考验的过程。大家将从华国锋的实际行动中看他是否改正了错误。这将是最重要的。”这时候，会议的气氛又热烈了。原来那些不准备发言的人这时也纷纷开口，有严词批评华国锋的，有对他提出殷切希望的，也有劝他尽快作出检查的，还有认为他已经不胜任现在职务，再次提出让辞职的……华国锋一直以某种不安的心情关注着会议的进程。说老实话，他对检查、认错，以至于作什么样的结论是不在乎的，唯一关心的是他的职务。他不忍已到手的这个金光灿烂的宝座突然间易人，也不甘心就在这样一个会议上白丢权。他相信中央全会上自己还有足够的力量，通过他的解释和努力，自己还有争取到多数的可能。现在，最要紧的是沉着，是镇定，是赢得必要的时间……“华国锋同志”，邓小平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那双略微深陷下去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一把能探出你秘密的搜索器，—下子钩住你最关心的要害问题，然后再轻轻地拨了出来：“你看当前该怎么办？”“我听从党的安排，由会议决定吧。”华国锋尽量使自己的神态自若点。

邓小平笑了：“你—再要求辞去现任职务，一些同志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但是我看这个问题不简单，需要反复考虑，反复研究，不能草率从事。我主张，你还继续担任你自己的职务，继续主持讨论你的错误的政治局会议，这对你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短暂的春秋479）

“我服从你的安排。”

“那么大家还有什么要讲吗？”

与会者没有人发言。于是，邓小平再次说：”今天的会，我们暂时到此。明天休息一天，后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三日，我们继续开会。由于我国正处于新旧交替、除旧更新的历史转折和重大改革时期，党内党外都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和问题，我们首先要通过政治局会议，来把全党最高层的思想和认识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率领全党干四化。不然，一切都是假的。我想，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应该说，邓小平的话是对的。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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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众元老考虑接班人 胡耀邦准备再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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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79)

五十七 众元老考虑接班人 胡耀邦准备再亮相

张春桥就象关在铁笼里的老虎，闭着眼睛卧在床上，一动也不动。他把仇恨、愤怒、屈辱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一点儿也没流露出来。当初的咤叱岁月，已经过去。今后的命运前途，实难预料。所以，他最好的选择就是保持沉默，沉默……自从离开最初关着的地下室，到了这深山峻岭般的秦城监狱后，他就一个人被关进这间小小的房屋里。没有人和他聊天，也没有过问他的一切。直到预审、提审开始后，他才想起，到底那些人还没有忘记他。能忘记了吗？

他感到一种心理满足。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被捕，整整四年多、广播和报纸天天都要提到，没有一天不提到他。当他们不敢直

(短暂的春秋480)

斥那位伟大得不便提名的巨人时，他们就用‘四人帮’来取代他。一般人的心理简直无法承受那种巨大的压力，但他却出奇般地承受住了。

今年已经六十三岁的张春桥，头发、胡须都已成了灰白色，变成一个瘦干巴巴的小老头儿。他的身体面孔像风干了的匣子，神情木然，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爱搭不理。仿佛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再没有任何人似的。那天，当法警和特别检察厅的人给他传达起诉书的时候，他还是老样子；翻动了几下眼皮，不理，不睬，不答腔。

“请你在起诉书送达回执上签字。”张春桥抬起头，仿佛压根儿根本没有听见。

这段精彩的录相，华国锋连续看了四、五遍，他真不敢想象，他要陷入张春桥那样的境地，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看到张春桥那副阴森森的面孔，他想起了五年前张春桥和自己的一段对话。那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张春桥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国锋同志，现在相信了吧？还是我们会胜利吧？我早就讲过，邓小平那一套是不得人心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容忍他长期干下去的”“春桥同志，还是你有远见。”

“希望你今后多靠江青同志，事实证明，江青同志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很准、很具体、很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我以后要多请示你。”

“不要请示我，还是有事和大家商量嘛。”

华国锋不敢得罪张春桥，他小心异异地问：“现在中央有相当一部分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想不通，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对走资派，一般地批是不能解决问题了。”张春桥说：“我正在从理论上考虑如何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不杀一批、关

(短暂的春秋481)

—批、管一 批，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只要有—次反复就不好办了。”

“什么反复？”

“邓小平上台嘛。”

想到这里，华国锋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惊出了一身冷汗。屏幕的张春桥，那双深藏着的眼睛似乎在窥视他，向他发出一阵狞笑，他几乎要叫出声来……轿车越出中南海，进入天安门广场，此时暮色已淹没了街道。

彭真很喜欢这个时分的北京。六点半钟后，长安街和两旁大楼的窗口、商店的灯火已经亮了，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也开了小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北京正要改变面貌，由绚烂的白昼进入神秘的黑夜。以初秋的季节来说，今天的天黑似乎嫌早了些，也许是积压在天空的乌云所造成的错觉吧？看完有关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已经开始出现乌云，不过那一大片乌云变成雪雨，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

彭真和万里都被一种激情所驱使，坐在同一辆车里兜起风来。彭真吩咐司机：“就在城里转吧，我们散散步，一种特殊的散步。”

开会开得很久，容易把人的大脑压得沉沉的，许多好意见反而发挥不出来了。也许在城里转—转，会使自己突然来点灵感。他们俩都在北京市委工作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没有北京也就没有故乡。不错，这里的一幢一幢楼厦，毕竟给人一种故乡的情怀。“政治局会议开了这么几次了，我看华国锋下台已成定局。”万里说：“我在想，他下台后谁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合适呢？”

彭真说：“小平担任最合适。”

“他会干吗？”

“他干是众望所归啊！”彭真说：“叶帅老矣。陈云同志身体不适，让他出出主意，讲讲话还可，真要让他挂帅不行。”

“我担心小平同志不会出任这个职务。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青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

(短暂的春秋482)

导工作，我看这个挂帅的人，还得在胡罐邦和赵紫阳之间选择。”

“唉，接班人难选！”

“毛主席从六十年代就提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培养了十多年，他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

彭真说：“教训很多嘛，这个问题也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时势造英雄。只有历史选择领袖，而领袖想要改变历史，难啊！”

“你这话的意思……”

“我们的工作还是放在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和民主上较好。选择接班人的提法，我觉得还是为时太早。”

万里琢磨着他的话，陷入思考之中。

彭真说：“领袖是在实践中、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人为地培养和树立很难站得住脚。从无产阶级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凡是人为树立的领袖全垮了。马克思是什么人培养的吗？不是！列宁是什么人培养的吗？也不是，斯大林就不是列宁培养和树立的。恰恰相反，列宁临近逝世之前，是想把斯大林换掉的。但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把马林科夫搞掉了。”万里听得仔细，显然已被他的观点吸引住了，思想也随着他的议论而活动。

彭真说：“大凡领袖人物，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斗争的手段才能站得住脚。凡是靠人封予的接班人，都是很难持久的。”万里有同感：“刘少奇曾被毛主席作为接班人培养过，结果是毛主席亲手打倒了他。还有林彪，为了早点接班，他甚至动用各种阴谋手段来对付毛主席，结果是折干沉沙，死在了外蒙古。”彭真感慨地说：“一直到晚年，我真不知道毛主席怎么会看中这个华国锋，要文没文，要武没武。他能掌了权，笑话！”

(短暂的春秋483)

“也许毛主席的本意是让‘四人帮’批倒他的，没想到他认为的老实的人干掉了他的老婆和亲信。”万里毫不掩饰的他的观点：“结果早晚还是没以他的意志发展，最后让小平同志给他翻了个底朝天。”“华国锋那个样子，我一看就知道他坐不长！我还没有站出来时，就知他不行！”

“他下台是肯定了，他下台后……”

“还得小平干！”彭真坚定地说：“他不干没人能干的了。这里不存在着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这是天意。”

“剑英也是这个意见。”万里说：“那天我和叶帅谈了十几分钟，他说：‘毛主席最初成立书记处的时候，是把小平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我们这批老家伙中，只有小平能胜任。’”“我考虑他另有想法。”彭真想了想说：“这里有个舆论问题。不过，我认为无所谓，舆论可以变，它毕竟由人决定的。”

这话真让彭真说准了。

邓小平考虑华国锋下台后由谁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已经许久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主意，但始终不便说出来和人交换意见。

“还要征求我的意见？不用啦，你说出来不得了吗？

“我是想听听你的高见。”

“我看，非你莫属。”

“我？”邓小平哈哈大笑：“叶帅老了，我也老了嘛，也快八十岁的人了，合适吗？”

“毛主席不是到死还在位吗？”

“所以老人家干了—件又一件糊涂事嘛。”

“我们破除干部的终身制，看来真要从我们这里带头了。”

“不过，还有一个传帮带的问题，我们还不能大撒手，大撒手会出问题。”

“你还是把你的想法亮出来吧。”

邓小平挺认真地说：“我主张交班分步来走，首先中共中央主席这个位置选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干。军委主席嘛，得有个能镇得住

(短暂的春秋484)

的担任。在没有合适的情况下，我看还是我兼任一段时候吧。”

陈云想了想，眼睛眯在一条线：“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嘛。这个主意果然高人一筹，这不就把许多人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吗？就这样干！”邓小平说：“我们商量的这些，只是一个初步设想。还得进一步征求剑英和先念的意见才能最后决定。”

其实，连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其实是不谋而合的。陈云给叶剑英打电话征询意见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喜得眉开眼笑。

“我没意见哟。这下我就再也不怕别人掘我的祖坟，鞭尸问罪了。小平是中央的高参，就按他的心意办吧。”

陈云会心地望了邓小平一眼，说：“这可是我的主意，我的点子哟。”

“你们瞒不了我，我一听就能猜到，除了小平，谁也出不了这种高招儿。他能够破天荒出奇绩，不愧是我们改革工作的总设计师啊!！”

陈云和邓小平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把胡耀邦和赵紫阳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使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友谊。

“华国锋下台后，你估计谁会接替他的位置？”赵紫阳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时，胡耀邦的心早“噔噔”跳起来了。

“我看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最合适。”胡耀邦小心异异地说。

赵紫阳轻轻耳语：“我估计小平会推荐你干！”

“我？”胡耀邦也料到这点，但是故意摇头：“不可能！不可能！还有比我更合适的。”

“不！”赵紫阳果断地悦：“谁也没有比你更合适了。作为党中央主席，既得有实践经验，还得有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还应该在军队里干过—段时间，熟悉军队的管理事务。所有这些你都具备。看

(短暂的春秋485)

来，这个帅位非你执掌不可。”

胡耀邦狠狠捶了赵紫阳一拳：“如果是这样，总理啊，党把整个中国交给了我们，我们非得好好下气力建设好不可。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不要，也要为人民作出几件漂亮的事！”“我保证和你搭好班干，决不会使你失望的。”

“那就甭说了！我们非下决心来点彻底改革的措施不可！”胡耀邦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好象他果真就要走马上任了。

他认为，赵紫阳这番话不是凭空而说，而是根据中央的现状作出的正确判断。其实，他也早有同感。

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已经开幕了。他决定在这个会议作个亮相，发表—篇引人注目的讲话，就像当初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和开展讨论一样。他想了很久，决定这篇讲话的题目就叫《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很满意这个题目，一看就旗帜鲜明，又有战斗力。他考虑了几段话，决定写出来，加进去：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以后，中央各地方提出了四条，就是：中央没想到的，地方想；中央决错了的，地方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多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说的都是百分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搞了一段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根本不可能避免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只有能力大小强弱之分，没有绝对行同绝对不行之分。不能说这个人的能力绝对行，那个人的能力绝对不行……”

(短暂的春秋486)

“关于宣传个人的历史的作用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相当混乱，即使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澄清。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胡耀邦想，他的这几段话，一定能使座谈会受到很大的震动。现在是需要点大震，才能把“两个凡是”派架起的那些空架子、草房子统统震垮、震塌！正在这时，胡启立有事来找他商量，他兴高采烈地把这篇讲演稿拿给他看，指着这几段问：

“你看怎么样？”

“当然好了。不过……”

“有话直说嘛。”

“这是针对着华国锋的错误，我们可以严肃批判。但是如果有人要搞小平的个人崇拜怎么办？也这么说吗？”

胡耀邦一怔，他可没想到胡启立会提这样的问题。半晌他才说：“我想，小平同志是不会搞自己的个人崇拜的。”

“小平不搞不等于别人不搞。如果别人要搞你也反对吗？”

“反对！”胡耀邦毫不犹豫地说，“今后不管谁搞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都得反对。不然，后患无穷哪。我们今天拥护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手中有真理，假如他明天……”“好了，不要说了！”

胡耀邦想了想，也点点头说：“对了，不能再说了。我这个人，有时说话随便，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个毛病，希望你们都帮助我克服。”这是这位总书记发自内心的话。

他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七六月年四月二、三日左右，即安门事件爆发前，邓小平已经靠边站了，但还没有被撤职。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着从北京饭店到邓小平的客厅。这位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放到老头子的面前。

(短暂的春秋487)

他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是的，但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人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邓小平慢慢点着头：“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吗？”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贴耳地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邓小平笑笑：“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活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到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有什么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们谁也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没有说出来的另一个担心。

“就这些。”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们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话—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小辫子。那几个笔杆子，最喜欢抓人的小辫子，而我，也是小辫子最多的一个人。”但是，—个人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总会要导致他的挫折。即使此时此刻不会体现，也将在以后的行动中暴露，否则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作用了。（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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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会议继批华国锋 法庭审判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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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88）

五十八 会议继批华国锋 法庭审判四人帮

华国锋掐着指头算了一下，政治局开会批评他的所谓严重错误已是第七次会议了。虽然会议的调子越来越高，但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多，他似乎已经不那么恐怕，神态也显得自然了些。“同志们，明天下午三时，特别法庭将第一次开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十名主犯将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审判。”胡罐邦以格外庄重的口吻说：“我们政治局的会议从明天起，将暂时休几天会，专门观看审判‘四人帮’的实况电视，同时研究有关审判中的问题。所以，今天的会议我们将主要讨论华国锋同志经济上的有关错误。”说到这里，胡耀邦特意停下来，用征询意见的眼光问道：“华主席，你看这个安排怎么样？行吗？”

华国锋感到哭笑不得，他摆了一下子：“就这样吧！”

这回，开头炮的是赵紫阳。

“大家都看清了，刚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实际教训，证明了华国锋确实没有管理国家的宏观考虑及解决危机的水平。长期以来，他在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工业生产上追求高指标，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他抬起头来，对华国锋说：“当时小平同志向你提出警告，让你注意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比例失调问题，只是你并没有引起重视。”华国锋眨巴着眼说：“没有呀！我没听到小平讲过这个问题呀！”

（短暂的春秋489）

“你没有重用陈云同志嘛。”李先念说：“像我们党内第一流的经济专家就在你身旁，你就是不请贤，反而使用什么纪登奎—类的人，他懂个屁！现在你明白了吗？那些口口声声叫嚷像保卫毛主席那样保卫你的人，其实溜起来他们溜得快！”“这我承认！这我承认！”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我们没有足够估量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也没有清理经济指导工作上‘左’的错误，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上，进口成套的规模也搞大了，超过了实际的需要和可能。”“这还是头脑发热嘛！”彭真说。

王震也插话：“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是凭着想当然，一点都不考虑群众的死活，所以加重了财政经济的困难。要不是小平同志采取果断措施，召开了三中全会，说不定我们现在早喝西北风去了。这也充分说明，华国锋作为一党之主，其能力是不能胜任的，让他退下来，另行安排工作，这也是对他的帮助嘛。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对他的最好的爱护。”“王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邓小平说：“我刚刚站出来重新工作时，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华国锋同志的。但那时他高傲，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还有那几大金刚为他助威，动不动就是毛主席如何。有些同志大概还记得吧，那时开政治局会议简直就像准备吵架，卫道士们随时准备给你扣帽干，打板子。你一句话说的不当，他们就会喊：‘拉出去呀，重打四十大板！’你看厉害不厉害！”邓小平学了个川剧里的念白口吻，使每个与会者笑得前俯后仰，连华国锋也咧着嘴巴笑起来。

“所以，洋冒进、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我感到不行了，这样下去实在不行，才决心打扫庙宇，请进真神。各就各位，小兵回营。我们还是各自恢复自己的面貌吧，于是把陈云同志请回来，彭真同志请回来，一大批经验丰富，对党有浓厚感情的老同志请回来。于

（短暂的春秋490）

是出现了今天这样的大形势。”邓小平把手中的烟蒂拧熄在烟缸里，大声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我、也不是某一个领导人头脑里想出来的，更不是照本找出来。而是付了沉重的代价，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看这一点，你华国锋同志不—定能想通。”“我能想通。”华国锋答道。

“是真心想通的？”

“我从来不搞两面派。”

“如果真的想通了，那我就赞成你辞职。你辞去现在的职务，标志着建国以来的第四个时期的错误路线已经得到了纠正。”邓小平坚定地说：“我看这不是我和你过不去，也不是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和你过不去，而是历史需要这样，依靠你自己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总是办不到嘛。”华国锋说：“我希望同志们能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离开主席这个位置，就是改正错误的好机会。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能上能下，能大能小，因为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邓小平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像我，在党内上上下下，反复了多次。还有我们毛泽东同志，也是遭到了多次的打击，排斥出领导岗位。直到—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嘛。所以，你退下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能是—次重新学习的好机会，而不会受到歧视。”华国锋低下头来，脑海里激烈动荡着，思考着。

李先念瞟了邓小平一眼，接着说：“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左’的口号，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我看责任也不能由他一个人来负，我们都有责任嘛。”这么一说，政治局的一些人连连点头：“是的，我们也有责任。”

“华主席每提一个口号，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过的。现在把责任全推给他，也不公平嘛。”

（短暂的春秋491）

“我们多承担一些责任，也给华主席减少点压力，这也符合实际。”

“华主席的责任，其实也是代纪登奎、吴德、陈永贵、陈锡联他们的罪过。因为他们在国务院指导工作期间，干的一些事，很多没有报告华主席。这些华主席不能负责。”“就是嘛，要批应该多批他们。”

这时，华国锋又充起了好汉，他说：“同志们，那两年的工作中的失误，主要是由我造成的，我应该负主要的、第—位的责任。大家知道，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地方上工作，调到中央以后没有主持过全面工作。所以，当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一下子把全党全军和全国的担子压到我身上后，我的确感到了压力。再加上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打倒和靠边站，我的确没有能力扭转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成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头脑发热，在指导工作中犯下左倾路线的错误。但是，我是愿意改正的，我有这个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不把责任推给下面的同志，有什么问题我全部承担。”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有人悄声叹息：“唉，他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天子，我们讲了那么多，他全不理解。”

“看来，我们的确是在陪太子读书，这种人，保他也没用。”

“可惜毛主席奋斗了二十多年近三十年的成果，就毁在他手里了。”

“地地道道的第二个马林科夫！”

在会场里有人窃窃私语的时候，邓小平那双锐利的眼睛不断地扫视着会场，他从每—个与会者的脸上看到了他们的思想深处。他悄声和陈云、胡耀邦耳语了几句，然后以会议主持人的口吻说：“刚才，大家着重对华国锋同志在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发表的自己的看法。肯定，他是犯了错误的，这种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呢？该叫什么名称呢？”

（短暂的春秋492）

韦国清大声说：“我主张，华国锋同志犯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

“对，是方向、路线的错误！”王震附和道：“而且是我们党内时间比较长的路线错误。”

邓小平微笑着问列席会议的万里、王任重，胡乔木等人：“你们看法呢？”

“我们也认为叫‘左’倾路线错误为宜。”王任重说。

邓小平摇摇头：“我看，华国锋同志是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此外，我们批评了华国锋的错误，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过去各级组织中的一些同志，比如山西呀，湖南呀，河北啦等等，这些人都受过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错误影响，这是难免的，希望各级组织—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什么责任。底下的问题，改了就算了。”邓小平的这个提议，受到与会者的一致称赞。尽管一再强调，政治局会议上不要鼓掌，但还是出现了由衷的掌声……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审判江青、林彪两案的序幕正式拉开。

特别审判庭的后台，安装了绝密的闭路电视，供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在那里收看审判实况，整个灵魂再一次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邓小平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江青，似乎江青也看到了他。双方怒目凝视，只是一个是胜利者，一个成了阶下囚，历史开了多大的玩笑啊！江青哪里象是囚犯，她依然我行我素，根本没把法庭的所有人放在眼里。由于特别法庭早就考虑到江青会进行闹庭，所以故意没有按照十名主犯原来的名次顺序押进法庭，将王洪文排在第—个最先传出。当特别法庭庭长江华最后—声唤道：“传被告人江青到庭”时，整个审判庭一片寂静，几百双眼齐刷刷地盯住了后面的门口

（短暂的春秋493）

和过道。

就连华国锋和彭真也瞪大眼睛，张开口，紧紧地盯着屏幕，江青终于亮相了。

到底是江青。她依然是当年接见红卫兵时的风貌，面带微笑，穿戴整齐，头发梳得溜光，两手时而放在背后，时而摆来摆去，那近视镜片后的眼睛在人群众中搜索着，转动着，没有丝毫的恐惧感。倒是审判台上的法官们，一直以某种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她。当看到她在被审席里一声不吭地听完了长篇起诉书后，他们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所有的观众，包括政治局委员们，都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到了看审江青这出大戏上，至于其他人，只是了解而已。

江青对起诉书的指控，鼻子一哼，嘲笑置之。对法庭的提问，她不是“不知道”，就是“不记得”；当廖沫沙出来对她迫害文化界名人的指控作证，江青站起来大骂“叛徒！”她指着法庭怒喝：“你们让这些叛徒、特务站出来作证，对我诬陷，我感到无限光荣！”她多次宣称：“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法庭，我是无条件服从的。对于你们这些不执行革命路线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们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就是丑化亿万红卫兵小将，就是丑化中国人民！”她还念了一首顺口溜，斥责中共中央领导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修正马列，大露原形；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三项指示为纲，以目乱纲……”江青的举动，使人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凡的岁月之中；她的言论和声调，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口号和提法的活脱脱再现。

邓小平在实况转播时对众人说：“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坏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坏、最无耻的家伙，杀—千遍都不解恨。她不甘心失败啊，她还想复辟。不过，她的表演倒从反面提醒了我们，一定要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不能让这样的坏人再钻进

（短暂的春秋494）

来。”

“江青要判死刑，一定得杀掉！”

“国人皆曰可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江青不杀，世界上就再没有可杀的人了。”

“江青的这套表演，会在全国引起共鸣的。”

“没关系，我们专政的手腕不会成了豆腐。对敌人，再不能心慈手软了。”

政治局委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他们显然被江青的傲慢和反抗激怒了。

屏幕上，江青声色俱厉地又在强辩、攻击，公诉人怒目警告：“被告人江青藐视法庭，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谁知江青根本不吃这一套，把被告席前的栏杆一拍，大声喝道：“你们干脆让我多长—个脑袋，割掉不就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当时留在前方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那时候你们都到那里去了？”法庭上出现一片笑声。

华国锋在大厅里站起来，气得面色苍白，手指都颤抖了：“你们看，江青到现在尚且如此，可想当初是何等嚣张一时，如果不是四年前，我们一举粉碎了她，恐怕现在不是我们审判她，而是她审判我们喽！”邓小平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微微一笑：“即使一九七六年你不粉碎‘四人帮’，一九七七年也会有人粉碎他们的。江青倒行逆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她灭亡是肯定的。”“但是，她的力量也是最大的。”

“大？”邓小平又笑了：“大和小都是可以变化的，现在她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江青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不管谁帮助了她，也甭想在她跟前能落下好。”

（短暂的春秋495）

“这个女人最大的特点是逆潮流而行，专门与大多数人为敌，这是她垮台的必然原因。”

“看来我们不得不杀她了。”

“这个问题还是由特别法庭根据法律决定吧。”邓小平斜视了华国锋一眼，“江青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又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华国锋显然有他自己的一套打算，他特意坐到了邓小平旁边，悄声说：“据各地的报告，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实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少数支边青年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公开发表，反动传单到处散发，政治谣言传播，‘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全在活动。此外，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拐卖妇女、组织卖淫、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贩毒吸毒等刑事犯罪活动也泛滥得很厉害，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们都应保持最高层的稳定，是不是？”

华国锋点点头：“地方都在看着中央，底下都在看着我们。”

邓小平也点点头：“你说的我都同意。通过这次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人们再一次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确没有一点点进步意义。它实实在在是一场浩劫，是一场灾难，应当全面、彻底否定的。你同意吗？”华国锋轻声说了句：“我不反对。”

邓小平转过身来，对转播大厅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党员、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都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一直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造反派以及继承他们那一套的少数的坏头头，再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说全国，就是—个地方、一个部门、—

（短暂的春秋496）

个单位，也不能允许他们得逞。可是在个别单位、个别地方，他们已经在猖狂的捣乱了，那里的群众已经对这种状况很愤怒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坚决地起来保卫人民的利益吗？”这几句话，把所有人的怒火又点燃了。在场的人纷纷表态：

“凡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起家的人，必须统统打下去，而且不准他们再爬上来。”

“在整顿班子中，凡是过去跟着林彪、江青干坏事的人，都要清理出去，不能留隐患，要有铁石心肠！”

“这是教训，听见江青的吼叫了吧？”

“哼，再对他们仁慈手软，将来就保不住我们的脑壳了。”王震站起来，在大厅里走来走去，举起拐杖说：“乘着大好形势，我们应该办的事，坚决办下去。” 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人，非常明白王震这番话的根本意思。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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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 华国锋被迫辞宝座 胡耀邦升任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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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496）

五十九 华国锋被迫辞宝座 胡耀邦升任党主席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微微的北风送来了一股又一股西伯利亚的寒流，把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吹得贼冷。

当喧嚷了一天的气氛稍加安静时，月光像清水似的洒在大地上，使地面上的建筑发出亮晶晶的光芒，神秘的中南海也像渡了一层银。夜空中，稀稀落落的星星，眨巴着眼睛，沉默地注视着人间……怀仁堂里，政治局的会议已经是第九次了。

无论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还是华国锋及其一两个少的可

（短暂的春秋497）

怜的支持者们开始变得不耐烦了。要说的都已说得差不多了，再拖延下去也没有多大的特殊意义，因为问题的焦点已经十分明确：华国锋不宣布辞职，他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的。这一点，精力充沛的胡耀邦似乎讲得太露骨了：“同志们，从上个月（十—月）十日开始，我们的会已经断断续续开了近一个月。与此同时，中纪委、中宣部和其他机关也相应召开了重要会议。尽管大家的发言有点泛泛而谈，但有一条是共同的，就是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我们都听到华国锋的解释和所谓的自我批评，他要求中央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在我个人看来，要求我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格外高的。全国全党的利益不允许我们再作儿戏或搞无意义的实验。”“最后，我们还听到了江青及其他的追随者在审判他们时的叫嚣，毫无疑问，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所以，我们再也不能对由华国锋同志继续领导我们的党表示信任。他要求……”正在令人惊恐的时刻，华国锋站起来，伸手制止住胡耀邦的发言：“请等等，我说最后两句话，也许是耀邦同志和诸位最感兴趣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连胡耀邦也安静了，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我考虑了很久，认为耀邦同志和大家的分析是正确的。我再次提出辞去现在职务的请求。”华同锋的表情似乎很诚恳，已经消失了以前提到这个问题时的那种悲伤：“我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请求政治局会议能够予以同意。”许世友感到很惊讶，没想到华国锋会这么快地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像亲眼看到一位巨人从中南海的权力顶峰跌落下来，仅就他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这点来说，传出去以后的消息也够人们议沦—阵子了。

（短暂的春秋498）

胡耀邦脸上露出明显的满足。

其实，许多政治局委员根本不知道，昨天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已经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已经形成华国锋下台的定局了。邓小平说：“为了全党的稳定和大局，你华国锋应该立即停止工作，集中精力考虑你自己的问题。”华国锋脸红得像块布：“难道就等不到十一届六中全全的批准了吗？就是撤我也得中央全会同意呀！”

陈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中央政治局有权采取临时性的的果断措施。当然，如果你愿意与常委配合的话，那对你，对党都是会有好处的。”邓小平板着面孔，严肃地说：“如果你主动地、积极地离开现任职务，我可以建议政治局、中央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你做中央副主席。这将是给你很体面地下台。任何政党、任何国家在权力转移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能够经得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这次常委会上，胡耀邦、赵紫阳虽然没有多说话，但他们那虎视耽耽的眼神，早已使华国锋胆战心惊了。华国锋毫不怀疑，如果他要采取硬性抵抗的话，那他可能也走上江青、张春桥的老路。因为，给他罗列的那几条错误中，只要抽出任何一条，也可以给他定成罪状而把他推到被告席上去。想到这里，他不能不害怕。他也是人，也有妻子老小，他不能不考虑后果，何况现在，他手中无兵权，身旁无助手，早已成为一个空架子的光杆司令了。邓小平给胡耀邦使了一个眼色，胡耀邦便端坐在主席台中央，咳嗽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那么，我们现在就对华国锋同志的请求进行表决，同意这一提议的……”邓小平首先高高举起手。叶剑英也跟着举了手。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彭真、王震也照样做了。会场上出现了几秒钟的停

（短暂的春秋499）

顿，那种群体意识的压力同样影响着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表决，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华国锋，都高低不同地举了手。华国锋下台，就这样形成了定局。胡耀邦故意冷漠地说：“那好，关于华国锋同志辞职的决议，就这么通过了，而且是一致通过。下面，我们紧接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来接替华国锋辞职后留下的空缺，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昨天讨论这个议题时，邓小平建议常委会不作决定，改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研究。所以，会议室又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人们面面相觑，或者东张西望，用眼神交换着意见。片刻，出现了轻轻耳语声。忽然，王震站起来，大声说：“我来提，小平同志早该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了。”“对，小平同志最合适。”

“小平挂帅，理所当然。”

此刻的华国锋，脸颊火烫的，但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沉重。他不愿把自己痛苦表现出来，故意轻松自若地看了众人一眼，看到其他与会者纷纷主张邓小平上台时，只有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几个元老沉默含笑，—言不发。他也突然冒了一句：“我提议叶帅出任这两个重要职务。”—下子，也有几个人提出了叶剑英的名字。

就在节骨眼上，邓小平站起来：“同志们，刚才大家讲的都是 。我看，我要再不站出来表态，会议就要一致通过了。那时我再开口，是不是晚了？”人们跟着他笑出了声，然后，他又说：“由我担任中央主席这个职务很不适宜。这些年，我一直批评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包括他那著名的‘两个凡是’的提法。而且，我也积极地主张他下台，他辞去现在这些职务。但是，如果大家认为我让他下台，就是为了我上台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邓小平第一没野心，过去没有，现在也

（短暂的春秋500）

没有。我年纪这么大，就是当了主席，我还能干几年哪？我主张，我们选一个年轻一些的，最好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

这下，会场里出现了喃喃低语，咕咕讥讥的声音。几十只眼睛互相瞅着，像寻找新大陆似的寻找邓小平说的那样的合适人选。

胡耀邦感到了自己的心“咚咚”地在跳，而且跳得格外强烈，他简直受不了了。人在极度愤怒，极度惊吓时，心脏都会承受不住那种突如其来的刺激。而胡耀邦，此刻正经受着这种喜悦到来的强刺激。“小平讲得非常好，代表了我们几位老同志的心愿。”叶剑英微微一笑，指着陈云说：“我和陈老同意小平的意见。”

李先念轻声慢语地说：“小平早已深谋远虑，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

邓小平一阵大笑后，庄重地说：“我看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比较适当。”坐在那里的胡耀邦极度兴奋，紧张地呻吟起来，他赶紧低下头。“你们看怎么样哪？”邓小平那双眼睛在每个与会者脸上扫射着。

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从政治局会议开始，他们就看到这种苗头来了。对赵紫阳等来说，这种看法形成得更早。

“耀邦当然合适，小平点将很准啊！”

“不，这不是点将，而是点帅！”

“胡耀邦当主席，我们坚决拥护。”

“耀邦党政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出色！”

“从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时我就看他是一个非凡的人才，将才，帅才！”

“你又把林立果那一套搬出来了。”

“性质不一样嘛！耀邦也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嘛，怎么能和林立果比呢？”

（短暂的春秋501）

在人们的捧腹大笑中，邓小平又接着说：“我刚才只说了半句话，还有半句哪。耀邦同志当中央主席，完全可以，至于军委主席嘛，他还不太熟悉军委的工作。我看在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时，我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一下子，人们都楞怔住了。

好半天，人们才醒悟过来，原来邓小平把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分开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当会议一致通过邓小平的意见后，他又笑眯咪地问华国锋：“你对此还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完全同意会议的决定。”

邓小平非常平静地说：“正像你原先讲过的那样，政治局的决定只是临时性措施，还要经过中央全会的批准。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的决定以前，你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你同意吗？”华国锋感到有点意外：“这……”

“这是党的大局，应该如此！”邓小平强调了一句。

叶剑英点头说：“小平同志考虑很周到。这两个职务都是中央全会上决定和选举的。政治局会议擅自决定改变是有点不合适。我们可以让耀邦、小平分别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由国锋同志挂名，维持到中央全会召开之时。”华国锋差点嚎啕大哭，他强忍住这种他认为是带有侮辱他的意味的提议带来的刺激，说：“既然是非常时期的决定，就这样公布好嘛。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不也是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吗？”“你还是口口声声毛主席，我看那都不足为例。”邓小平说：“我们将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办。”

“对，小平考虑周到，还是照小平的办吧。”

“华国锋同志，你要要尊重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啊！”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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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华国锋称病足不出户 邓小平探访亮出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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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502）

六十 华国锋称病足不出户 邓小平探访亮出王牌

一九八一年的元旦，一早就刮起了东北风，使人觉得冷飕飕地直打哆嗦。但是，火红的霞云吹开了夜幕，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天安门的城楼上还是披上了金色的光环。邓小平很看重新的一年的第一天，指示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新年茶话会，在人民大会堂里隆重庆祝一番，首都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将与他们欢聚一堂，以图新年大吉。本来已经安排好了，茶活会将由华国锋主持，赵紫阳致辞。赵紫阳主要讲经济问题。因为根据统计：国家原煤产量六点二亿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点四，原油产量十点五九五亿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零点二。粮食产量三万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点五。形势是严峻的，不容人们过分乐观。直到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彭真、邓颖超都来到人民大会堂贵宾休息室，等候与各界人士见面时，华国锋的夫人打来电话，说“国锋同志身体不适，新年茶话会他不参加了。”邓小平一怔，瞅了一下众人，十分不悦地说：“是否真病到连露面都不能行走了吗？我看他是害了政治病，是想扫我们的兴！”

“早不病，晚不病，荼话会就要开始了他才捣乱，岂有此理！”李先念生气的说。彭真也哼了一声：“这种人，不让干就捣乱，他不会很好地和我们配合的。”胡耀邦马上叫拿来了风衣，说：“好，他不来，我亲自去请，看看他的架子有多大。”

赵紫阳讥笑地说：“人家名义上还是主席嘛，不拿你们一下能

（短暂的春秋503）

行吗？”

胡耀邦匆匆走出大会堂，上了轿车，吩咐司机直驶中南诲。

进了华国锋豪华、宽畅的大院，胡耀邦问工作人员：“华国锋同志呢？”那名长得十分英俊的警卫参谋用手指了指后头，给胡耀邦挤了挤眼。他明白了直走到后院。看见华国锋正和老伴说什么，他穿着一件灰色棉衣，在内廊里散步。他显然没有估计到胡耀邦会亲自来请他。“是不是闹情绪啊？”胡耀邦半开玩笑地过来要握华国锋手：“大家都想见见你嘛，好长时间不露面了。”

华国锋冰冷冷地坐下来，把双手放在肚子上：“笑话，闹什么情绪！病就是病了嘛，难道连请假也不允许吗？”

胡耀邦讨了个没趣，马上换—副亲切的语气：“病了赶快检查身体嘛。怎么样？要紧吗？”

“大概死不了。”华国锋不冷不热地说：“茶话会我是去不成了，你们自己举办吧。”

“华国锋同志，为了显示党的团结，小平同志，我，还有大家，还是希望你能出席，这样也是为了大局嘛。”胡耀邦的声音有点恳求的味道了：“你不能坚持到底，露露面也可以再回来嘛。我看你还是给大家一点面子吧！”“给面子？给面子也不能不管我的死活呀！”华国锋的气不打一处来，他激动地站起来，通红的脸膛—下子变得苍白，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说：“我不和你罗嗦了。你还是赶快走吧，以免误你们的事！这个茶话会，我是坚决不去的！”“那你执意不去我就有办法啦！”胡耀邦抬了一下手，朝他点点头：“那好，再见！”说完，扭头便走。

倒是华国锋的夫人赶紧出来，亲自把胡耀邦送上轿车，说：“你不要计较老华，他这几天心情不好，身体也的确有病，话说错了的

（短暂的春秋504）

地方，你无论如何担待点，担待点。”

胡耀邦深感华国锋的内当家倒还通情达理，不像其他人的老伴那样刁滑，便对她点点头：“你放心，我们该怎样还怎样，不会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同志的感情。” 回到人民大会堂后，胡耀邦把刚才的情形给大家讲了一遍说：“看来，茶话会这台戏就由我们唱了。”

邓小平笑道：“人家不捧场，我们有什么办法？既然请不动，就由我们自已来吧”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声笑语，满堂金辉．各种彩灯晶莹耀眼，呈现出一片节日的喜庆气氛。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人出来同大家见面的时候，聪明的政治家们立刻发现少了一位重要人物。各种猜测骤然而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消息还是被人传了出去在国内外再一次引起了轰动……元旦过后的第四天，邓小平收到了由十二名部队军以上干部联名签署的建议信。信中强烈要求他不要走得太远，劝他收回逼迫华国锋下台的成命。“就连小孩也知道，像华国锋这样深得民心的人民领袖，没有你施加压力，采取一系列恶劣手段刁难、恐吓他，他是绝不会自己辞职的。你们一面把华国锋赶下台，一面把胡耀邦这样的野心家扶上去，是在拿人民给你的权力开玩笑。我们实在看不出胡耀邦比华国锋究竟高明多少……”“中国有句老话：知恩不报非君子，过河拆桥真禽兽。想当初，你被毛主席打倒请示华主席把你解放出来时，你可怜巴巴，表现得是那样的谦虚。但仅仅一年多时间你自以为羽毛丰满，便翻脸不认人，直到要夺华主席的权。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要小肚鸡肠，容不得人。乘早收回你们打算在六中全会上要干的那些不得人心的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邓小平将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暗暗佩服敢于写信的这些人。看来真有不要命的人，他想。他稍微向后挺了挺脖子，有

（短暂的春秋505）

点蔑视的样子，签名的那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对他们，不需要看眼色行事，只要拿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足以能治服他们。

“韦国清同志吗？”

“是我，小平同志。”

“中央政治局通报发出后，部队军以上干部有什么反映吗？”

“大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政治局及时、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可以使党和国家减少很大的损失……

“真是这样吗？”

“我们搜集回来的报告是这样的。”

“那好，请代我查询一下这十二名军队干部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对中央会议的态度，然后你再把总政的态度报我。”

“是的，我马上去办。”

邓小平皱起眉头，照着来信那十二个签名的顺序，念了-—遍。他觉得信里面的有些话很熟，记不清是什么人曾在他面前进过这类的话。他到院里转了一下，吩咐司机准备出车。他似笑非笑的样子，不是担心那些军官们怎样对付他的表情，而是下一步怎样收拾他们的那复付面孔。一旦重权在握的时候，他是决不会心慈手软的。事情很快查清。那十二名军官不仅在信中这样讲，而且在听了传达政治局通报的讨论会上也是这么说的。其中有—个多年从事政治工作的政委拿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说：“我们在会上提意见，希望上级不要实行打击报复。真正实行三不主义。”邓小平对韦国清、徐向前、耿飚等人说：“这里还有一个能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性的问题。我看他们都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我看还是该离休的离休，该调走的调走，决不能让他们继续留在部队干坏事。”韦国清说：“我同意小平同志的看法，这不是小问题。”

“要注意，无论是‘四人帮’的残余势力，还是现在搞自由化的所有敌视我们的人，都要汇合在一起，共同抬出华国锋来，打着

（短暂的春秋506）

他的旗号来破坏。当然，这不是以华国锋同志的意志为转移的事。”

徐向前问：“华国锋同志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躲在家里杜门谢客。据说是病了，也不知是真是假。我看，抽时间大家去看看他。”邓小平说：“人家劝我们，我们也劝劝他嘛。不要让他想入非非了。多数同志是不了解情况，一旦大家了解情况，我看没多少人真正支持他。”徐向前凝视了邓小平一会儿，只是听着，始终不发一声。

他很熟悉邓小平的性格和为人。他知道他很实际，永远面对现实。他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重温自己无法挽回的往事上面，懂得什么事该办而什么事不该办，决不做经过努力而做不到的事。对他来说政治生活的成功，是靠耐心、韧劲、力量和坚决来完成的。但是，他还十分富有人情味，善于在不利的时候委曲求会、讨好对手，在向对手献媚的时候夹住他的脖子，这便是这位政治家的特征。邓小平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登门去看华国锋。

华国锋似乎估计到他会来，这几天—直卧床不起，脸上也出现了浮肿，果然是副生病的样子。

“唉呀，我这点小病，还值得惊动你的大驾，实在过意不去啊！”

“你是党中央的一把手，举世瞩目，我早就该来了。”

一阵客套和寒暄后，彼此的谈话转入正轨。

邓小平说：“你也该出来活动下，老是躺着也不是个办法。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都有不少说法，大多是谣言。露露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嘛。”“可能你也会以为我是装病，其实我的确病了。头一天到晚昏沉沉的，医生嘱咐静养，我看还是静养一段时间再说吧。”

“是不是对政治局会的决议有什么看法？有看法还可以提嘛。”

华国锋想了想，鼓起勇气说：“话，我不想拿到会议上去了。在你面前说几句知心话，即使错了，也就是我们几个人嘛，也不会起

（短暂的春秋507）

多大作用。”

“你说吧！”

“我认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里，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那几天，我是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当时只有我和东兴同志作了周密研究和部署，临行动时通知叶帅参加。”华国锋说：“现在，你们都想争功，都把我在粉碎‘四人帮’中的第一功淡化了，加上许多人不了解情况，所以我的能力和威信都受到了影响。想一想，我在粉碎‘四人帮’时冒了多大风险，所以我即使有什么错，大家也应该谅解了。”邓小平静静地听着，不时的点头：“我不否认你的丰功伟绩。我没有夸奖人的习惯。但是，你的功劳很出色，我没有理由不夸奖你。多数同志主张你辞职，不仅仅是你犯了一定的‘左’的错误，主要还是能力问题。前两年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好嘛。”“如果说我没能力当主席，难道就有能力当副主席吗？干脆他们把我全撤了去下得了，省得—些人不放心。”

邓小平哈哈笑了：“华国锋同志，我今天很高兴，原因就是你很爽快，向我说了心里话。我也给你话句里话，我今年已经七十七岁了，比你大十七岁，是不是？你无限光明的前途还在后嘛。如果你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完全可以重返中央主席的岗位。”“我没这么想。”

“我替你想到了！”邓小平就像一个诲人不倦的长辈，慢条斯理地对他说：“周恩来同志多次讲，逆境是个很好的教员。我们这些人，往往都是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我的最大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些。相比之下，你比我要幸运得多。基本上你没受过什么挫折，一生在幸运神的保佑下度过。所以，我劝你还是应经受考验。”华国锋沉默不语了。

邓小平又说，“你知道别人说你什么了吗？”

（短暂的春秋508）

“我不清楚是指哪一方面。”

“有人说你伪造了毛主席那条‘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说你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骗子。”

连毛主席身边的人都否定写过那段话。

“这、这、这怎么可能吗？”

“但人们都这么说。”

“那是谣言嘛。”

“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呢。”邓小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递给他：“你看看这些吧，这关系到你的人格、名誉啊！”

华国锋一看那些，脸色大变，额头上的汗珠沁出一层又一层。他不住用手帕擦着。他真佩服政治家们的手段，连自己最隐蔽的隐私都找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威信可保！他的手不住的颤抖，连声说：“小平同志，你不要相信这些，千万不要相信这些！”邓小平“嘘”了口气，说：“我实际上一直在保你，在说你的好话，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谁有心思搜集，但总有人往外捅嘛。我们决不相信这些东西。但也请你不要相信别人的挑拨和谣言。这次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主张充分写足你的功劳的。但也要实事求是写错误。这些错误不是他们散播的流言蜚语，而是你主张‘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很明显，这些不会对你的人格有任何的损害。”华国锋点点头，没有吱声。

邓小平又说：“我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促进开好十一届六中全会。这个会，早开比较好，越早越主动，越赢得人心，说明你是真正和大家站在一起的，和党中央是保持一致的，人民还是忘不了你的。”华国锋想了又想，终于抬起头来红着脸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好好想一想。”

“那好吧，我们等着你的回答。”邓小平终于完成了这次探望的

（短暂的春秋509）

使命。

中央政治局和特别法庭经过一番长时间的、激烈的争执和讨论，终于拿出了最后的判决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特别法庭审判大厅里灯光通明，座无虚席。法庭外，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哨兵隔断了外界的通行，一切都显得格外森严、肃穆。六十七岁的江青被押上来后，显示出一副永别的姿态。她看了看身旁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几眼，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至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她则看也不看，摆出不屑一顾的神气，好象她耻于与他们为伍。十名被告坐在他们的席位里，静听对他们的判决。

判决书由江华宣读：

“……本庭经过四十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江青冷笑着，把耳机戴在头上，歪着脑袋，闭着眼睛，静听对她的结论：

“被告人江青，以推翻人民政权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伙同康生密谋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八十八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告人江青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短暂的春秋510）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江青没等念到“缓期二年执行”等段落，她就振臂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两名法警扭住江青，强行给她戴上了手铐，这时，她还要挣扎，大声抗议。审判长立即下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

早已等候在江青身旁的两名女法警，冲过去将她的肩膀一架，连推带掇，一阵风般地将她押了下去。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和人们的议论声。

其他被告：张春桥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判有期徒刑；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邱会作被判十六年；那名企图杀害毛泽东等人的江腾蚊被判十八年。于是，历时两个月零七天的公开审判如此结束了。

华国锋是在自己的家里从电视看到这一幕的。当江青披头散发高呼口号，被法警押出去时，华国锋忍不住站起来说：“唉，如果毛主席有知，亲眼看到这个场面，会怎样呢？”他的老伴马上接话：“老华，咱可不学江青。大家让你干你就干，不让干咱就算。不争不吵不闹，千万不能落这个结局。”

华国锋心事重重地走了几步，说：“政治这碗饭，不好吃啊！江青本来走不到这一步，可是她非逼着我……”

“我告诉你，还是少说这类话．事到如今，就现在的话吧，她早该死了！”

“可她毕竟是毛主席的妻子呀！”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嘛。”

华国锋不再说什么了。好在他的老伴从不多问政。这番话，也只是两口子间的悄悄话，为的是不让他在外面再招惹祸灾而已。这天晚上，华国锋用毛笔写下了“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八个字，用以警戒自己。（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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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小平斗智破幻想 六中全会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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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511）

六十一 小平斗智破幻想 六中全会定乾坤

春天赶走了严冬，春风吹拂，冰雪融化，中南海的里里外外又披上了绿装。各种鲜花还在蓓蕾时，胡耀邦就沉不住气了，一天到晚喊叫着要召开六中全会。“这个华老西，不知他究竟操的什么心，塄是不想召开六中全会。”他朝着赵紫阳说：“他大概也是想利用熊掌难煮的典故，拖延时间等待救星吧。”“那是一相情愿！”赵紫阳说：“他也不想想，现在谁会为他卖命？当前形势这么好，再拖一年他也得下台。到时间反失去了同志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同情心。”这话说不假。本来李先念也是想替华国锋说几句好话的，这时也冒火：“出尔反尔，搞什么名堂。自己说得好好的要辞职，现在又迟迟不愿出席会议，甚至政治局会议都不愿参加了，这不是成心给我们难看吗？”邓小平还能沉住气，他说：“我们还是先把准备工作搞好吧。为主的是起草好《决议》，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有种观点，认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我看这样提不好。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如果我们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不参加，党的主席不参加，就有点不合法。所以我们还是等。五月份开不了，那等

（短暂的春秋512）

到他六月份。”

胡耀邦也只好点头：“那就等吧。”

在这段时间里，不少军队干部，包括一些军委常委，都找邓小平、叶剑英等谈话，说基层和地方上的反映：

“六中全会，一定要妥善安排好华国锋同志的职务，不然外电就要说我们是政变，这个名声太难听。”

“同志们都建议让华国锋改作中央第—副主席，这样好看一些。”

“华国锋毕竟在粉碎‘四人帮’中是立下大功的，如果安排不好，全党全国人民不好接受哪。”

“华国锋的错误，人民恨不起来，反而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毛主席刚刚逝世，如果当时就实行现在的政策，全国非大乱不可！”

对这些反映，邓小平都仔细地听。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必须依靠和发挥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作用，不能让任何少数人的舆论左右和影响了大家的决心。党内民主允许人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势压人的采取行政命令来强迫人们服从是罪愚蠢的。因此，在听汇报时，他一再说：“华国锋同志是有功之人，这是历史必须肯定的。他的能力有限，不能胜任现在的职务也是肯定的。他辞职之后，我多次向政治局会议建议，让他继续担任常委和副主席，这表明了我们想和他继续很好合作的态度和决心。下面，是华国锋同志采取主动的时候了。”邓小平让这些人给华国锋捎信，同时他也频繁地和其他常委及一部分老将帅研究对策。叶剑英对华国锋的底子比较了解，他说；“工作必须做，压力应该有。他之所以迟迟不主动召开中央全全，就是认为他在各省、市的中央委员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我们可以借起草《决议》之机把华国锋辞职的消息捅开一点，造

（短暂的春秋513）

成一定的舆论，使他不再有幻想。”

“还是叶帅主意高！”邓小平发自内心说。

“你是实干家，我也得向你学嘛。”

“叶帅，是不是请你出面再给老华作点工作。”

“我看不必，我不出面要比出面主动得多。到一定的时候，他会来找我的。那时我再讲话也不晚嘛。如果我主动找他，那倒真有点逼宫的味道了。”邓小平也理解叶剑英的苦衷和用心。过去他在华国锋面前许了诺，承担了不少责任，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他必须有个回旋的余地。

邓小平指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加快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定稿的工作并扩大范围，在全党四千多人参加的各个层次征求意见，逐渐地把华国锋的错误公布出去。《决议》是这样评价华国锋的：

“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迟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沦、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些‘左’倾错误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

（短暂的春秋514）

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随着对“决议”初稿的讨论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已在上下形成了共识：华国锋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

华国锋等不到他希望的效果，实在沉不住气了，只得给叶剑英打电话：

“叶帅，现在我只能求你出来说话了！”

“好啊，你让我帮你说什么呢？”

“我同意辞职，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让我交权。在全会召开之际，你、小平和其他老同志要为我多说几句好话。”

“这是毫无问题的，你应该相信，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也是对事不对人，大家对你没有恶意。至于现在捧你的人，他们是会给你帮倒忙的。”“好了，我愿意和大家采取合作态度。请叶帅把我的意见转达其他同志。”

“这就对了。”叶剑英用鼓励的态度说：“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开阔的胸怀。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都在造谣，他们在看我们，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怀疑我们能不能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所以六中全会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可以向中央建议，争取七月一日党的生日之前开了全会。这也是你对党的一大贡献啊！”华国锋认定他是在用高帽子哄骗自己。但他别无选择。只要这样做不会对自己的人身和名誉有大的损害，他只得如此了。

从五月一日起，华国锋又开始露面了。所在之处，他受到人门的热烈欢迎，掌声和问候，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紧陪他的邓小平不时的说：“你看，同志们没有歧视你吧？你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嘛。我们对你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在五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表示同意《决议》中对他

（短暂的春秋515）

的错误的表述，他对一些人说：“不管是功还是过，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结，还要经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大多数人通过的决议。”人们对他的表态都不置一词。

作为一种姿态，胡耀邦决定宴请华国锋，而且让赵紫阳作陪。第一瓶茅台酒空瓶已经摆在桌子边，第二瓶也倒出了不少。胡耀邦来情绪时，一连喝几杯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脸虽然红但还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华国锋呢，尽管他很少以酒助兴，更很少独斟自酌，但多年在政治圈子里周旋，他的酒量也早就练出来．当他需要的时候，他的头脑能一直保持清醒。他看到平时烟酒不沾的赵紫阳喝了不少，便借着酒兴说：“你两个，加上邓小平，等于我一个。”

胡耀邦明白他的话的含义，也说：“我和紫阳加起来，还比不上你呢。”

华国锋说：“希望你们总结我的经验教训，千万莫要重蹈我的覆辙。”

胡耀邦劝告似地对他说：“国锋同志，上下升贬，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家常便饭。一个政治家，要准备两手，—是整人，二是挨整。你这小小变动，根本算不了什么。我、紫阳，特别是小平同志，大起大落多少次啊！”赵紫阳伸出手指想制止胡耀邦。他发现华国锋的眼睛已红了。这使赵紫阳想起了一只躺在草木林中受了伤的警犬。酒精使他的头昏昏沉沉，但他知道和受了伤、流着血的这个人在—起，仍然是很危险的。他说：“不要提那么多了，我们所说的这些，还要经中央全会讨论，究竟中央全会能不能批准，还不一定呢。”“你还想给我点安慰。”华国锋说，胡耀邦又给他倒上了酒。胡耀邦发现他喝多了，便总是抢先给他倒得满满的，而自己的杯中

（短暂的春秋516）

却少得多，但胡耀邦要控制自己的眼神也是很费劲的了。

“国锋同志，紫阳说得并不错。不管你将怎样，我们希望我们还能在一起合作共事。咱们三个人中，你年龄最小，希望还是很大的。来，为将来而干杯！”“将来！”华国锋连连摇头：“应该为你荣升党中央主席干杯！将来我们都协助你。”

“好，这可是你亲口说的，紫阳作证！”

“我说话从来算数，决不会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放心吧！”

“国锋同志的话，理应该相信！”

他们干了。胡耀邦又倒上酒：“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让我们一切重新开始吧。为了祖国，忘记过去！”

华国锋被警卫参谋扶着摇摇晃晃走向他的轿车时，已经快午夜了。漆黑的天空，满天的星斗，经凉风轻轻一吹，觉得身上好多了。他哼了几句山西梆子，一路上风驰电掣地回到了他的住地。老伴见他喝得这么多，不住地埋怨：“你呀你呀，都快下台了还这么喝，不怕人家把你害死！”华国锋一惊，赶快跑到卫生间里，把两个指头伸到喉咙里，往便池里使劲吐了一阵，又喝了几口水，觉得没有什么异常反应才放下心。不过，想想刚才的情形，他还是有点儿后悔。一躺在床上后，他还在想：自己到底在这天晚上，有没有说漏嘴的地方。细雨在黎明时降落了，真是天上风云难测，地上人心难度啊。华国锋第二天起床后望着已成薄雾的草坪，渲染着草坪焕发新姿的雨珠，感叹地自言自语起来。为了开好六中全会，邓小平、陈云把胡耀邦和宋任穷叫去，研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的思想状况及政治态度。

宋任穷把情况作了汇报后，邓小平说：“我看现在的二百二十来名中央委员中，起码有二十多名不能出席会议。经过审查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他们大部分是参与了阴谋活动或犯有严重错误的。”

（短暂的春秋517）

“让他们参与会议，只能扰乱人心。”陈云说：“凡是犯纪律正在审查的干部，一律不准参加会议。”

邓小平打了个手势：“这样就可以顺利地保证会议按预计进程召开。”

胡耀邦从宋任穷手里接过那份名单，并用蓝铅笔在上面划着记号，说：“全会正式召开之前，先开个预备会。确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够控制党的机器。”“这个观点跟我的很吻合。”陈云说。

胡耀邦说：“在中央核心机构，华国锋的势力还有一定的市场。他们认为，华国锋很廉洁，而且谦虚好学，没有特权，再加上他是毛泽东同志选定的接班人，好像他们很正统，所以他们自以为可以理所当然的掌握党。华国锋之所以还不在政治局会议上和我们争，也是要拖延时间，在中央全会上采取行动。他认为，他的票数能超过一半。”“廉洁？廉洁个屁，把他搞女人的事公布出来他就不廉洁了！”

“算了，我们还只和他进行原则的政治争论。”

邓小平问胡耀邦：“你说老华还会在会议上那么顽固吗？”

“我看不一定。过去主要是汪、纪、吴、陈这些人给他出点子，他竭力主张那么干。现在，谁也说不出华国锋究意是怎么想的。前天，我找他谈话，他只是连连点头和微笑、察言观色、看风使舵。”“要和他打招呼，以常委会的名义要他服从组织纪律。他要搞阴谋诡计，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邓小平皱起眉头，指着陈云说：“开会前，还是你再和他谈一次话。”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样的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四人，列席的五十三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短暂的春秋518）

同志主持了会议……”

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都怀着各种心情关注着这次会议。

电视屏幕上的那位英俊、飘逸的演播员，用非常清晰的语调广播道：“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二）改选和增补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对上述议题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讨论。这次会是继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公报中的下列内容：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报》一发表，举国上下掀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

拥护者说：“这是中国实现新时期战略目标的伟大胜利，没有这一系列措施，我们的宏伟计划都要全部落空。这次会议的意义，丝毫不亚于第二次解放。”反对者说：“这个会议标志中国全面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已经彻底丢掉了，从此中国便掀起了最为黑暗的一页。”

不管人们怎么说，红艳艳、金灿灿的朝霞，烧红了蓝天大地，映

（短暂的春秋519）

红了田野、山林，依然是那样生机勃勃……

（伯强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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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 十二大翻开新的一页 华国锋退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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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春秋519）

六十二 十二大翻开新的一页 华国锋退出政治舞台

华国锋好像作了一个长梦，直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开了十多天了，他似乎从沉睡中清醒过来。

他反复思考六中全会前后的过程，又仔细地翻阅了有关的文件，才品味出一些政治家之道。表面上光筹交错，实际上刀光剑影；看起来像对酒赏梅，清雅至极，握手言欢，实际上杀机四起，磨刀霍霍。这种平静中见激荡、平风中含义深的政治魔术，正是当今政治的一大特色。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他并没有参加什么。直到正式会议开幕前的六月二十六日，叶剑英给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来一封信，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参加讨论，特向中央告假，并且表示他自己同意中央的人事变动和各项决议。到了二十七日，他又见叶剑英又颤微微地来到开幕式上，参加了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决。然后，他还参加了无记名投票选举。对叶剑英的表现，华国锋总认他像在演戏。

最令华国锋气愤的，是胡耀邦在六月二十九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显然，胡耀邦认为大局已定，不需要再扭捏作态了，便又露出了他原来的本像。他说：“今天我讲三点意见；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我看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四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

（短暂的春秋520）

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威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赵紫阳同志比我就更适合。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我的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请全党的同志遵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鉴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那里使了？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领导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华国锋暗暗大骂胡耀邦是马庇精、投机鬼。老子辛辛苦苦地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搞了半天你们一直在图谋从我手里夺权。到现在你们如愿以偿，才又要把劲往国民经济建设上使。其实你们什么时候想过建设？想过国家？你们什么时候也是想的你们自己。你们是地地道道的一伙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者！还有陈云和邓小平，也在会上作了讲话，中心还是老一套，他们自己胜利了。华国锋看到临散会时，那几个常委谁也没有多褡理自己，和会前的态度截然相反！唉，他们太势利了！华国锋心里想。一连几天，华国锋都在花园里散步，低垂着头，陷入对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中。孩子们都在草地上尽情地玩耍，趁着春光正是灿灿明华之机，痛痛快快，无忧无虑地玩罢！他的老伴跟着他，逗他的孙子们玩耍，她尽量不让孩子们干扰他，打断他的思考。六中全会的安排，对她来说，还是满意的。她知道只要能留在常委会，而且还是副主席，尽管丈夫的位置从第一排到了第七，但总没和前边的领导人，像林彪、江青、黄永胜那些人那么惨。这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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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了。她不准丈夫冒风险，那怕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也不能去冒风险，为了个职务丢掉命，太不值得了。这个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华国锋。“从今往后，你那里也别去，就在家里看书、练字、锻炼身体，让他们干吧！这么大个中国，我就不相信他们能比你强！”

“唉，是不那么好搞。”

“到时候他们搞不下去了，说不定还得回来请你。就像‘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请毛主席那样。”

华国锋眼睛一亮，觉得自己还有盼头。

老伴说：“没事时到外地散散心，旅游旅游，你还从来没有带我出去走过呢！”

“好的，过去没时间，现在有了机会了。”

经过几天的反思，华国锋绞尽脑汁考虑的东西有了结果。他在她面前站定了，挥舞着右手说：“@!#$，就这样！”立刻振作起来了。他挽起她的胳膊，满脸堆笑，两个人一起走回自己的别墅。但是，他们的计划并投有得到批准。

华国锋实在沉不住气了，给胡耀打电话催问。

“哦，华国锋同志，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能来我这儿谈一下吗？”

华国锋停了一下；“电话里不方便吗？”

“我想，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许多事并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

“那好，我去吧！”

胡耀邦还是住在老地方，房子也没修，外面的建筑和主人的身份很不相称。华国锋把这作为一个伪君子的特征，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惭愧或敬意。当他来的时候，胡耀邦已在门口恭候了。胡耀邦请他坐在了自己对面的沙发上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他具有自己的性格，既谦恭又不失倔强，不是那种随意可以卑躬屈膝的人。

（短暂的春秋522）

胡耀邦也意识到，这位副主席与人不同，他消息灵通，可能已知道国内外的形势；他不是用自己的职务能镇住的人。他事实上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都很高。他决定抓紧时间，单刀直入，不能心慈手软，只能如此。“你想到外地走一走，是吗？”

“作些调查工作，顺便休息休息。”

“政治局常委们不同意你的计划。”

华国锋坐在那里，好像被谁猛击了一下。然后，他多少带出一些怒容：“耀邦同志，你太过份了，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认为你明白，”胡耀邦心平气和地说：“你知道当前的形势吗？”

“我不知道！”

“那好，我可以告诉你。”胡耀邦说：“现在国内反革命案件很多，各地都不这么平静。再加上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也很猖獗，有些人公开打起拥护你华国锋的旗帜，要打倒这个批倒那个。你现在出去合适吗？” 华国锋摊开两手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的，是和你没关系。但你出去，出了事谁负责？到那时，你会说不清的，华国锋同志，我政治局都是为你着想啊！”

华国锋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低声说：“谢谢你的关照，我服从组织的决定。”便离开了他的客厅．胡耀邦一直把他送到门口：“欢迎你经常来。”然后拉开车门，一直把眼神黯淡、低垂着双肩的华国锋扶进轿车，关住车门，目送他离开。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眼大半年又过去了。

那天上午开完政治局委员会，陈云约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旧居丰泽园那儿，说是喝点特殊风味的咖啡，天气是睛朗的，松柏树上已挂上了霜。中南海水面上，夕阳的残辉映照着像淋了一片血。太阳的光线渐渐收拢在红墙碧瓦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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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晚霞也逐渐收起了余辉。

“你看，”陈云指着西天的景色，对邓小平说：“我们就像夕阳西下，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最担心的是百年之后，我们会不会后继无人。”

邓小平的目光转向胡耀邦，似乎让他回答。

陈云说：“他们也六十多岁了，用不了几年也会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意思是下点决心，在党的十二大上解决这个问题。把一些老同志统统退下去，只留几坐镇的。把一大批年轻干部提上来，选进中央委员会。”“从党章上来说进行一番改革，把十二大变成一新老交替的过渡阶段。”邓小平很赞成陈云的话，对胡耀邦和赵紫阳说：“你们大胆地干，不要有任何顾虑，反正有我们这些老家伙给你们撑腰。”赵紫阳说：“老同志都退下去可以，唯独你们俩不能退。”

邓小平笑着说：“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老实说，我们自己来说，现在还不行。就是叫我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就是叫我退，我也不退！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嘛。”陈云也笑了：“必须分两步走，先让一部分老同志退，还有一些人，就是那批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恋恋不舍的那批人，做点工作也得让他们退。”“这些人耀邦搞个名单。然后上常委会研究。”邓小平指着胡耀邦说：“将那些容易以后有麻烦的人都请下去。”

陈云也嘱咐胡耀邦：“有个人你们要注意选上来，就是电力工业部部长李鹏，在延安是个小孩子，李硕勋的儿子，后来到苏联学习，刘澜波最近又和我说，要培养他。”赵紫阳插话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过派性，人们有反映。”

“那也要具体分析。他保老干部，保刘澜波是事实嘛。”

陈云说：“只要从根本上对老干部有感情的人就要用。我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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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办公室主任，只有三十二岁，里根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四十岁。是否外国人就比我们聪明？不一定嘛。所以，十二大一定要有新东西。”邓小平接着说：“我们这些老干部说死就死，很有点朝不保夕的味道。我记得讲过，军队曾经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也在向这方面走，就是团级干部三十岁左右，师级四十岁左右，军级五十岁左右。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就是六十岁退休。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我们现在不改革不行，都成了老头将官娃娃兵了。”胡耀邦不住地摇头：“难，难啊！现在提拔干部容易，让人退就难了，让谁退得罪谁。”

“得罪也得干！”

邓小平看了陈云一眼：“让刘伯承、蔡畅这些老同志带个头。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我们这些人你看怎么个带头法？”

赵紫旧说：“你们这次不能带头退。你们的使命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我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

陈云话没说完，邓小平替他接上了：“就是华国锋的职务。”

“对，十二大要下决心解决他的事。政治局常委不能要，无论如何要请出去。”

“这个问题耀邦、紫阳你们要亲自抓。”

胡耀邦说：“我早就感觉到他是个危险分子，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得利派啊！”

赵紫阳说：“他怎么能对文化大革命恨不起来？恨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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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咬牙切齿地说：“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人，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对这些人，不要只看到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不好怎么行？老家伙还在嘛。当有了风浪时，你看吧，有一个，有两个就可以串连，兴风作浪。他们说，没有把这些老家伙整倒，整死，现在还在台上，当时整死就好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心慈手软，要有铁石心肠。”“对华国锋也是这样。”赵紫阳说。

“当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座的人大概追悼会开得差不多了，他们就认为时机到来了。”

邓小平喝着咖啡，吐出一点渣子，说：“在这个问题上，麻痹不得，大意不得，一定要下决心。你们最好马上找人布置，打招呼，讲厉害，实行起来。”行动是很快的，真能用得上“雷厉风行”这四个字。

邓小平作为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政治家，完全以政治设计师身份出现，他的主意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把整个中共中央的一整套机构弄得天衣无缝，令任何人都叹为观止。他果断取消了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的设置，将中共最高机构设为总书记制，由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他在中央重新恢复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后，又增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对中央的重大决策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谋意见。他建议这些主张写进党章里。

经过大半年的工作，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又于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一百八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列席的二十一人。当华国锋参加讨论，看到了即将交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改草案）》后，心里就嘀咕起来，取消了主席、副主席，我怎么安排？看来，给他安置一个吃闲饭的闲置位可能就难了。

（短暂的春秋526）

这次全会按预计通过了胡耀邦作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当然也通过了党章修改稿。会后，华国锋曾经试探地问邓小平：“我是否还进十二届中央政治局？”“我希望你进。”

“我将努力做工作。”

这是很含糊的话．华国锋放心不下，又去看望了叶剑英。这位老态龙钟的政治家丝毫没有露出他了解中央决策过程的内幕。他很爽朗地说：“我将投你一票，无论如何要投你一票。”华国锋在他面前是敢讲心里话的。

他说：“我认为，我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会，比不进好；进去对党有利，对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有利。”

叶剑英很快把华国锌的意见转告胡耀邦。

胡耀邦在电话中说；”我也可以坦率地讲，华国锌无论如何不能进政治局，更不能进常委会。不进好，进去对党不利，大大地不利。”

“小平也是这个意见吗？”

“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意见。”

那几天，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几乎天天都找中央委员们谈话，内容极其保密。当然都是涉及党的十二大一些重要问题的。

一切就绪后。中共十二大预备会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举行。胡耀邦主持会议。确定了大会四项议程，选出了大会主席团一百五十二人。华国锋抽会议的空隙，特意又问：“十二大中央政治局委常委会有什么变动吗？”“基本没变，动也是很小的。”

“主席团提名，还是各组提？”

“计划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让大家发表意见。”

华国锋没有再问什么。他听出，这位中央主席打的全是官腔。

（短暂的春秋527）

九月一日上午九时，中共十二大正式开幕。

邓小平主持开幕并致开幕词。胡耀邦特意强调说，他的开幕词是这次大会的指导思想。这对许多代表和政治家们来说，都是新鲜的。

胡耀邦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正像他那次讲话一样，他多次激动站起来，挥手比划，高呼口号，显得朝气勃勃，激情难抑。但是，他的反对派却在台下小声嘀咕：“你看耀邦那个样子，他是猴子的屁股，坐不住。”“什么？”

“坐不住。这个位置对他不合适，迟早回像老华一样。”

“嘘，小声点。”

“不信，我们走着瞧！”

九月二日至五日分组讨论，审议大会的文件，六日，大会便通过了胡耀邦的报告，同时通过了制定的新党章。

叶剑英、陈云在会上分别讲话，前者讲民主集中制，后者强调防止“三种人”被提拔进领导班子的问题。

然后是引人注目的选举。

九月五日上午，大会选出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当念名单的时候，华国锋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九月十二日，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决定了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公布这些名单的时候，人们谁也没有听见华国锋的名字。显然，他落选了。

听到九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后，华国锋的脸上一阵抽搐，就像遭到电击似的，顷刻便显得麻木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如何放声大笑的，笑得把屋子都震得嗡嗡作响，把家里人都惊呆了。

（短暂的春秋524）

大笑过后，两串泪珠从他那厚厚的脸腮上流了下来。他记得很清楚，他今天才六十一岁，正是政治家大有作为的好年华时期。但是，他不得不开始过一种退休的生活。整天无所事事，闲赋在家。在家里谁问他以前干了哪些事，他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谁。他卧室的墙上，依然挂着那幅毛泽东的彩像。他经常站在像前，凝望着那位曾使人终身感恩，也使人闻声颤抖的老人。毛泽东啊毛泽东，您那慈祥的面容，您那富有感情的灵魂，您那永存的教诲，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唉，虽然当面领教的时间很短，你的声音不高，一切似乎朴素而又平常，但此刻又在我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每当我想起您那深沉、温柔的眼睛，就像您还没死，还活着，活着……华国锋不知念叨了多少遍这样的话。

他的心思，谁能猜着？

蓝天下，河流纵横，绿野变成白色的丝带，高山好似连绵的土丘。从飞机上俯瞰足下，白云迷漫，—个个山顶探出云雾外，似朵朵芙蓉出水。楼房、村庄，点缀在绿色白色相间的海洋里，是那样的五彩缤纷！他过去，怎么就没有如此美好的感受！

深秋的早晨，他依然要出去散步。在他前面，银霜茫茫。当鲜红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茫茫大地像染上了一层殷红的血迹，那些露珠像明珠洒地，玛瑙滚动，使他留恋忘返。秋天过去是冬天。雪下了一夜，又下了一个早晨，他看了几次，天上的雪花还是飘飘扬扬，没完没了。他想像，大雪中的吕梁山定像银白舞动的巨轮，婉蜒起伏，一直游向天边。他又想起交城县里那个关于真龙天子的传说，不禁苦涩的笑了。春秋岁月，竟是如此的短暂！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转眼鬓白发添霜。大自然的规律，人世沧桑的转移，竟是这般残酷无情！

（短暂的春秋529）

唉，该做的时候没有做成，不该做的时候想做，都是悲剧。自己是不是一出剧中的角色呢？他这样问自己。

华国锋很想回老家山西看一看，那里的—切似乎对他更显得亲切了。在那个黎明前的时刻，也是人们睡得最甜的时刻，他果然回来了。望着陌生的村庄，回想着非常熟悉的往事，他的眼睛湿润了。东方渐渐出现了曙光。山和天连结处，黑白开始分明。青黛色的汾水河岸，显出淡淡的线条……

昨天已经过去；新的—天，正在开始……

（京）新登字1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短暂的春秋

师东兵著

责任编辑：高磊

封面设计：何文民

发行：北京红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经销

印刷：北京沙滩北街2 号 北京经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开 插图8

印张：17．1

字数：412千字

版次：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印次：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伯强校）


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突破网络封锁

目前国内有关部门机构对一些国外的政治性网站进行封锁，网友使用正常的方法无法浏览这些网站。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很多，比如使用代理服务器，使用突破软件，或者使用在线代理。此处向大家介绍这几种方法：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使用代理地址突破封锁。

一、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向读者介绍五种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火凤凰、世界通（GPass）、Tor + Privoxy + SocksCap 组合包、无界浏览、自由之门。

1.1 火凤凰（FirePhoenix）

火凤凰（FirePhoenix）是一个比较好的突破软件。它可以支持目前常见的各种Internet应用程序，例如浏览器（IE及其它浏览器）、FTP、电子邮件等。只要火凤凰软件在运行，Internet应用程序就可以透明访问网络，无须设置代理地址。

第一步：下载一个火凤凰软件。下载地址1 | 下载地址2 | 下载地址3

第二步：安装火凤凰软件。如果下载的是压缩文件，请解压之后再安装。

第三步：启动火凤凰。选[开始]-->[程序]-->[FirePhoenix]-->[火凤凰(FirePhoenix)]，启动程序。或从桌面双击[火凤凰(FirePhoenix)]快捷方式，启动程序。显示下面的对话框：

程序将开始初始化网络。如果成功，程序下方的状态条上将显示“状态：初始化成功”。

第四步：点击[启动安全网络]按钮，启动安全网络。启动过程比较慢，请耐心等候。如果启动成功，程序状态条上将显示[安全网络正在运行]。系统托盘区（操作系统右下角显示时间的区域）将显示一个 [image] 图标。

此时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三个被封锁的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rg

只要火凤凰安全网络在运行，其它Internet应用程序（例如FTP程序、网际快车等）也可以透明访问网络。

退出火凤凰的方法：在 [image] 上点击鼠标右键，弹出一个快捷菜单。点击[退出]菜单项，即可退出火凤凰。

1.2 使用GPass

第一步：下载一个GPass软件。如果下载的是压缩文件，请解压缩。下载地址1 | 下载地址2 | 下载地址3

第二步：启动GPass。双击Gpass.exe，将显示下面的对话框：

软件将开始寻找服务器。如果寻找成功，程序下方的状态条上将显示“找到服务器”。系统托盘处将显示一个 [image] 图标。

第三步：双击GPass窗口上的Internet Explorer图标，打开一个IE浏览器。在浏览器中输入地址，即可访问被封锁网站。请尝试访问下面的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rg

请注意，只有从GPass窗口上打开的浏览器（或由该窗口新建的浏览器窗口）才能访问被封锁网站。如果想让其它程序（例如：FP程序）访问被封锁网络，请将该程序的快捷方式拖动到GPass窗口上放下，然后从GPass上双击该程序，即可透明访问网络。

GPass程序窗口如果消失，请双击托盘处的 [image] 图标，将显示GPass窗口。

退出GPass的方法：在托盘上处 [image] 上点击鼠标右键，选[退出]菜单项，即可退出GPass。

1.3 Tor+Privoxy+SocksCap组合包

Tor+Privoxy+SocksCap组合包是一套开放源代码的突破软件，它没有政治背景，与无界浏览、自由之门不同。

请注意：Tor+Privoxy+SocksCap组合包不支持win95/98，只支持win2000/XP/Me/2003操作系统。

第一步：下载一个Tor+Privoxy+SocksCap组合包。如果是压缩文件，请展开它。

第二步：鼠标双击执行软件包目录下的run.bat文件。将显示两个窗口：一个黑色的命令行窗口，一个SocksCap控制台窗口。

命令行窗口

SocksCap控制

在操作系统右下角（显示系统时间处），将显示一个 [image] 图标。

第三步：在SocksCap控制上鼠标双击Internet Explorer图标，启动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址，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请尝试访问下面的被封锁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rg

请注意，如果此时你使用其它方法打开浏览器（例如，从桌面上打开），并不能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必须从SocksCap控制台上打开浏览器，或者从已经突破封锁的浏览器上弹出新页面，或在突破封锁的浏览器上新打开页面，才能自由突破封锁！

关闭Tor+Privoxy+SocksCap组合包的方法：关闭SocksCap控制台窗口、黑色的命令行窗口，然后在操作系统右下角的 [image] 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再点击Exit Privoxy菜单项。如果关闭Tor+Privoxy+SocksCap组合包之后浏览器无法上网，请将浏览器关闭，再启动浏览器即可。

1.4 无界浏览的使用方法：

无界浏览目前（2006年7月）最新的版本是8.0。因为以前的版本可能已经被破解，使用效果较差，建议使用8.0版。下面的使用说明只针对8.0版，其它版本可能略有差异。

第一步：下载一个无界浏览软件。点击下载。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u.exe（或u8.exe），启动软件。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三个被封锁的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rg

如果将无界浏览的主界面最小化，操作系统任务栏上右侧托盘（显示时间处）将显示一个 [image] 图标。

如果不想使用无界浏览，在 [image] 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IE并退出”或“保留IE并退出”，退出无界浏览。如果保留IE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无界浏览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请注意：无界浏览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无界浏览”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9666”。

1.5 自由之门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下载一个“自由之门”软件。目前（2006年9月）最新版本是6.2。点击下载。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freegate.exe，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选择“确定”，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点击窗口上方的“代理”，然后点击“设置自由门代理”按钮，窗口变成下面的样子：

操作系统右下角的托盘处将显示一个 [image] 图标。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两个被封锁的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自由之门”，在托盘的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浏览器”或“保留浏览器”，退出自由之门。如果保留浏览器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自由之门”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请注意：自由之门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自由之门”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8567”。

无界浏览和自由之门软件都是Flg组织编写的软件。本人强烈谴责Flg的反动立场。

二、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在Internet上有一类特殊的网站：在线代理网站。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访问国内被屏蔽的网站。

2.1 使用在线代理

下面以http://www.daydream.com.ru为例介绍在线代理的使用方法。其它的代理网站用法类似。

第一步：启动IE浏览器。在浏览器中输入代理网站的地址http://www.daydream.com.ru，回车，进入该网站。界面如下：

第二步：在“URL”后的输入框内输入要到达的目标网址（比如http://www.zgysj.com/)，回车。

如果一切正常，将进入目标网址。

2.2 常用在线代理网址

http://www.daydream.com.ru
 http://www.cnproxy.com/webproxy.asp
 http://www.proxy1.be/

2.3 在网上搜索在线代理

在线代理网址可能会失效（例如，被封锁），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代理网址。可以使用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查找新的代理网址。

  • 如果想自己找在线代理，可以搜索“在线代理”或“online web proxy”
  • 如果要英文的在线代理，可以用goole搜“online web proxy”

三、使用代理地址上网

第一步：找一个代理地址。代理中国网（http://web.proxycn.com/）上有很多代理地址（点击左边的“最新国内http代理”链接或其它类似链接）。例如：60.191.251.9：8080就是一个代理地址－－其中60.191.251.9是代理IP地址，8080是端口。

第二步：设置代理。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菜单项，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连接]，再点击[局域网]按钮，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选中[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前的复选框，输入地址（如：60.191.251.9），端口（如8080），点击确定按钮，再点击Internet选项窗口的确定按钮。

第三步：现在可以上网了。在浏览器上输入地址，即可访问被封锁的网站。请尝试访问下面的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代理地址，请照上述方法，取消代理（将[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前的复选框设置为未选中）。

代理地址可能会实效，一般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可用的代理地址。

四、在网上找代理服务器

下面的网页有当前最新的代理地址：

http://www.webso.com.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528

代理中国网（上面有最新有效代理服务器地址－包括http代理、ftp代理、Socks5代理）：

http://web.proxy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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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网站

[强国论坛深水区][强国论坛旧贴(03年前)查询] [主人公论坛]

[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旗帜网]
[乌有之乡][继圣学院]

[人民春秋]
[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岳论坛]
[毛泽东论坛][古狗毛泽东 吧][东方红论坛][ 工农之声 ][ 摩诃般若读书社区 ][新青年] [文字乌托邦]

[批判与再造]
[中國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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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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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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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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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 Some Thoughts On Organisation - Henri Simon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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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ome Thoughts About Ongoing Discussions
    in Ultra-Left Milieus - Henri Simon     from Echanges 80/81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 The Jobless Movement In France. (1998)
    reprinted from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14/15
    [Spunk Archive]

  • Ein innerkapitalistischer Konflikt: Mittelklasse gegen Großkapital
    (zu den Blockadeaktionen gegen die Benzinpreise in Frankreich)     (in German)
    [Wildcat-Zirkular Site]

  • Frankreich: 153 ArbeiterInnen verschaffen sich Gehör.
    Der Streik bei Cellatex - eine neue Form des Klassenkampfs?     (in German)
    [Wildcat-Zirkular Site]

  • Das dritte internationalistische Lager: ein weiterer Klassenkampf (in German)
    [Wildcat-Zirkular Site]

  • Der Streik bei UPS und der Klassenkampf in den USA (in German)
    [Wildcat-Zirkular Site]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Page
    US journal devoted to autonomous workers struggles
    Website contains some extremely interesting texts including texts by
    Pannekoek, Mattick and Echanges (See links for them on this site).

  • Fragile Prosperity? Fragile Social Peace? Notes on the U.S. by Curtis Price. (July 2000)

  • 35 Hours: The French Way To Flexibalization (April 2000)

  • The Radical Tradition by Richard Gombin (1979) (The complete book)

  • Origins of Modern Leftism by Richard Gombin (1975) (The complete book)

  • Ubu Saved From Drowning: Workers Insurgency
    and Statist Containment in Portugal and Spain 1974-1977 - Loren Goldner

  • Bolshevik Opposition To Lenin: G. Miasnikov and the Workers Group - Paul Avrich

  •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First Approximation - Loren Goldner

  • The Impotence of Revolutionary Groups - Sam Moss

  • Towards A History of Workers Resistance to Work - Michael Seidman

  • Class Struggle Beyond Unionism: Boston Public Workers' Ferment 1981-1982 - Loren Goldner

  • What is Makhaevism ? - Paul Avrich

  • Interview With Paul Mattick Jr., November 17, 1991

  • Karl Korsch: A Marxist Friend of Anarchism - By A.R. Giles-Peters

  •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Council Communism - By Steve Wright

  • Communism Is The Material Human Community: Amadeo Bordiga Today - Loren Goldner

subversion

  • Subversion Page
    Originally the page of former UK communist group and journal

  •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Marx by John Crump

  • Anti-Parliamentary Communism - the movement
    for Workers Councils in Britain, 1917-45 - Mark Shipway

  • A Modest Proposal For How The Bad Old Days Will End

  • The German Revolution

  • The Experience of the Factory Committee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Bob Jones

  • Self Management and the Spanish Revolution - Point Blank (1975)

  • Left-Wing Communism in Britain 1917-21 - Bob Jones

  • Class War on the Home Front

  • Subversion - the partys over

  • Subversion Journal Index

  • The Best of Subversion

  • The Second Best of Subversion

  • How Socialist is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 Capitalism and its Revolutionary Destruction

  • A Day In The Life Of The Car

  • Labouring in Vain - Pamphlet

  • Ireland, Nationalism & Imperialism

antagonism

  • Antagonism
    "anti capitalist & anti state struggle, for world human community"
    Very interesting UK website - now hosting an english language Bordiga Archive

  • Eclipse and Re-emergenc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by Gilles Dauvé and Francois Martin
    [Revised and updated 1997 edition]

  • Our Activity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1990s : Archive and Balance Sheet

  • Mayday, Work, Anti-Capitalism

  • Beasts of Burden
    Capitalism - Animals - Communism

  • Primitive Communism versus Integral Communism

  • Behind the Balaclavas of South-East Mexico
    by Sylvie Deneuve & Charles Reeve

  • TechnoSkeptic
    on-line issue of 1995 magazine.

  • Class Analysis For Class Struggle

  • The defeat of the old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ary minorities

kamunist kranti

  • Self Activity of Wage Workers - Towards a Critique of Deleg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 A Ballad Against Work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 Reflections o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ollective Action Notes Site]

  • Revolutionary "Termites" In Faridabad:
    Kamunist Kranti / Collectivities: Presentation and Critical Dialogue by Loren Goldner (1998)

collegamenti wobbly

  • Collegamenti Wobbly
    Per L'organizzazione Diretta Di Classe

  • Index of back issues

  • Articles online

wildcat (Germany)

  • Wildcat
    site greatly expanded - includes text of recent issues
    of Wildcat-Zirkular and a group of texts for debate

  • Archive of Wildcat-Zirkular (in german)

  • English Language Pages
    includes english language texts published
    in Wildcat-Zirkular and other documents

    • Open Letter to John Holloway
      includes brief account of Wildcat

    • Open Reply to Open Letter

  • An Interview With Volker Of Wildcat
    from The Poor, The Bad And The Angry
    [anti-capital.web site]

  • Welt in Umwälzung
    another site of german group

    • The World at Gunpoint: UN, Zivilgesellschaft und die Linke

    • Against "Social Europe"! (5-99)

    • 35-hour-week: Lower incomes and more work - Working-time reduction in Germany (3-99)

    • The Asian Crisis is over? Letter from Thailand (9-99)

    • Arbeit Arbeitslosigkeit Bewegung...

    • Zur Krise in Asien: Die Party ist vorbei

    • Der Papiertiger und die Plastikdrachen by Charles Reeve (1998)

troploin

  • troploin
    Recent texts by Gilles Dauvé and texts from La Banquise (1983-86)
    - see the index's for them on this site

  • Grandeur et limite de l'automation by Karl Nesic (1995)
    chapter from Crise Sociale Mythes et Réalités

  • Autre temps (2001)
    by JP.Carasso, G.Dauvé, D.Martineau, K.Nesic.

  • Autres temps: Alice in Monsterland (English version of above)
    The english version is shorter and extensively rewritten

  • tracts

    • L'impasse Citoyenniste (février 2001)
      by en attendant

    • Le Sang, La Mort Et Les Blessures :
      c'est ainsi qu'on gouverne les hommes

    • Massacre Electoral

  • original troploin site
    this one isn't being updated

association documentation edition liaisons

  • association documentation edition liaisons
    new (third) location for this
    french language site with a number of texts by Dauvé, Rühle, Korsch,
    Canne-Meijer, Pannekoek and Mattick
    - see the indexes for them on this site

  • A.D.E.L ? - about the group

  • Le Militantisme Stade Supreme De L'Alienation
    - Organisation des Jeunes Travailleurs Révolutionnaires (1972)

  • L'Anarchisme et la Revolution Espagnole - Helmut Wagner (1937)

theorie communiste

  • theorie communiste
    French language theoretical journal
    - July 2001 : site has been off-line for some time

  • Le journal d'un gréviste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Issue 16

    • Editorial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Issue 15

    • First Page including :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EDITORIAL

      • 5 thèses pour une critique de l'alternative

      • La lutte des chômeurs et des précaires de l'hiver 1998.

      • Annexe : Impressions sur l'AG de Jussieu

      • Présentation de la revue Aufheben

    • Second Page including :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Sur la décadence. Théorie du déclin ou déclin de la théorie”
        - translation into french of a text by Aufheben. Parts 1 & 2

    • Third Page including :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Sur la décadence. Théorie du déclin ou déclin de la théorie”
        Part 3

      • A propos du texte "Sur la décadence" de "Aufheben".

    • Fourth Page including :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sur la critique de l’objectivisme

    • Fifth Page including :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Annexes : Sur L' "Objectivisme Dur"

  • Issue 14
    including :
    [ link currently broken ]

    • Faire de la théorie

    • De la question de l’immigration comme modèle de la lutte de classe

    • L’affirmation théorique du communisme dans ce cycle de luttes

    • Annexe 1 : L’humanisme du jeune Marx

    • Annexe 2: A propos de la théorie

    • L’Ultra-gauche
      Pourquoi étudier les "Gauches" et l’ancien cycle de luttes en général
      L’Ultra-Gauche (Gauche germano-hollandaise) - Exposé historique et thématique
      Les grands problèmes de la Gauche
      La Gauche germano-hollandaise - Exposé critique
      La Gauche "italienne"
      Fondements de la critique des Gauches (Theses)
      Théorie Communiste

    • Réponse à Lettre a Quelques Ami(e)s

  • Issue 13
    includ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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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 révolution est redevenue une sujet de polémique

    • Le mouvement de décembre 95

    • Notes sur la brochure : " La lutte de classes en France. Novembre et Décembre 95" - echanges

    • Des luttes actuelles à la révolution

    • Problèmes de la description positive du communisme

    • L’ultra gauche, le négationnisme, et le démocratisme radical

    • La question de l’idéologie

    • L’état, la démocratie, le nouveau cycle de luttes et la recomposition de la gauche et extrème gauche

    • Réponse à Alain Bihr

plus loin

  • Plus Loin
    "Participer à ma mesure au travail de maintenance du fil rouge
    qui nous relie à ceux qui avant nous ont lutté sous une forme
    ou sous une autre contre l'aliénation sociale et politique,
    pour une communauté humaine à venir"

  • Maximilien Rubel page including :

    • Autopraxis historique du prolétariat

    • Marx et la démocratie

  • Socialisme ou Barbarie : Une revue iconoclaste
    dans la France de l'après-guerre by Philippe Gottraux

  • Les conseils ouvriers en Bavière by René Furth

  • Gustav Landauer by René Furth

  • Erich Muhsam by René Furth

red & black notes

  • Red & Black Notes
    Canadian Council Communist Journal and Publisher
    site contains articles by Mattick and Brendel
    (See links for them on this site)

  • Council Communism by Neil Fettes (1999)

  • All the World's A Rage? by Neil Fettes (1997)

  • Globaliz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by Neil Fettes (1997)

    • another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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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n Workplace Organization

  • Crawling from the Wreckage - Some thoughts on the
    Rebuilding the Left initiative (Toronto)

  • Martin Glaberman - Revolutionary optimist
    interview with Martin Glaberman

  • Review of Joe Jacobs Out of the Ghetto

    • another copy
      [labournet uk site]

  • Shutdown Motown! by Neil Fettes
    [labournet site]

the bad days will end

  • The Bad Days Will End
    US journal "for council communism against wage-labor"

  • Introduction

  • For a Libertarian-Communist Position on the Union Question

  • Seattle : First U.S. Riot Against "Globalization" ? - by Loren Goldner
    [Loren Goldner site]

break their haughty power

  • Loren Goldner's site

  • Ontological "Difference" and the Neo-Liberal
    War on the Social: Deconstruction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2001)

  • Translation of Chapter One of "A Thousand Triumphant Ubus,"
    by Alain Tizon and François Lonchampt (1999)

  • An American National Bolshevik:
    Book Review of Kevin Coogan's Dreamer of the Day (2001)

  • Seattle: the First U.S. Riot Against Globalization? (2000)

  • "Total Capital" Rigor and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 Reply to Robert Brenner (1999)

  •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and Class Struggle: A First Approximation (1998)

  • The Re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Capital, Recomposition of Class Terrain (1981; 1999; work in progress)

  • Ubu Saved From Drowning:
    Class Struggle and Statist Containment in Portugal and Spain, 1974-1977 (2000)

  • Revolutionary "Termites" In Faridabad:
    Kamunist Kranti / Collectivities: Presentation and Critical Dialogue (1998)

  • Communism is the Material Human Community: Amadeo Bordiga Today (1991)

  • Class Struggle Beyond Unionism: Boston-Area Public Employees Ferment, 1981-1982:
    An Interview with Scott McGuire (1993)

  •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997)

  • Ra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Part I: From Anti-Semitism to White Supremacy (1997)

  • Ra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Part II: The Anglo-French Enlightenment and Beyond (1999)

kurasje

  • Kurasje
    archive of council communist texts in various languages including texts by
    Pannekoek, Mattick, Rühle, Gorter, Simon, Brendel and Echanges
    (See links for them on this site) also :

  • Report on our organisation - Hugo Eberlein (1918)

  • Die "Kinderkrankheit" und 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 - Franz Pfemfert (1920) (in german)

  • The Wilhelmshaven Revolt - Ikarus (Ernst Schneider) (1943)

  • Biographies and definitions

  • Historical Accounts including :

    • The 'Bremen Left' around Johan Knief and Anton Pannekoek (in german)

    • The circles around 'Proletarische Zeitgeist' (in german)

    • Left communism in Australia : J A Dawson
      and the "Southern Advocate for Workers' Councils"
      by Steve Wright (1980)

    • Zur Geschichte der KAPD - Bernhard Reichenbach (1928) (in german)

paul mattick website

  • Paul Mattick Website
    linksite for matticks writings

grupos comunistas de conselhos

  • grupos comunistas de conselhos
    Portugese language council communist site with many reprinted texts

folkmakt

  • Folkmakt
    Swedish council communist group & journal - in swedish

  • Articles from journal

  • Index of shorter texts on site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group (GCI)

  •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group (GCI)

  • Whats New?

  • Towards a synthesis of our positions

  • Communism Against Democracy

  • Communism - English Language Journal

  •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or the Abolition of Wage Labour

  • The capitalist catastrophe

  •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ggles of the present time

  • Against the myth of democratic rights and liberties

  • Human activity against Labour

  • Communisme - French Language Journal

  • Notes contre la dictature de l'économie

  • L'économie est en crise, qu'elle crève!

  • Chanson de lutte et critique de la démocratie

  • Argent ou Socialisme

  • Ce que l'origine des mots nous révèle !

  • A propos de l'apologie du Travail

  • Mots d'ordre étrangers au prolétariat, conscience ouvrière aliénée

  • Guerre ou Révolution

  • Contre L'Etat

  • Vive le Communisme!

  • Communisme contre démocratie

  • Contre le mythe des droits et libertés démocratiques

  • Thèses sur la démocratie

  • Contre le mythe du "capitalisme d'Etat"

robin goodfellow/communisme ou civilisation

  • robin goodfellow
    french language site of group formed from Communisme ou Civilisation

  • Qui sommes-nous?

  • Communisme ou Civilisation 1976-1998
    list of previous texts - some online - some in pdf format

    • La fin d'un cycle

    • Les deux phases historiques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I) - in pdf format

    • Les deux phases historiques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II) - in pdf format

    • Les deux phases historiques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III) - in pdf format

  • Chronique de la crise, crise de la chronique

  • Chronique du temps qui passe

  • Chronique de l'Etat

  • Crise du MPC - Les Theories des Crises de Grossman-Mattick et le Programme Communiste

  • Dialectique des forces productives et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 dans la théorie communiste


后记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封面：与胡温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同流合污，出席十七大的华国锋（上左一）睡着了。

制作者：中国文革研究网（www.wengewang.org/bbs） (代理网址 http://www.proxyie.com/ or http://www.onlineproxyservers.info/Proxy-Top-Sites/)/2007年12月16日